三个妈妈,一场托育马拉松

中国青年报  |  2023-08-23作者:尹海月

托育园的孩子们在擦玻璃。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孩子出生之前,夏天、张娴和王静都以为,生育只是自己人生轨迹的一段插曲。作为3位在北京工作的女性,她们有着不同的工作和人生轨道。她们以为,孩子出生后,照看一段时间,就能回到原来的轨道。然而,事实证明,照护孩子是一场艰辛的马拉松——还没等到孩子上幼儿园,她们已经身心俱疲。即使家里有育儿嫂和老人帮忙,照看好一个孩子仍然是一项挑战。

    她们尝试寻找托育机构,解决孩子的照护问题。那是2017年,市场上可供她们选择的托育机构并不多。一段艰辛的寻找之后,她们选择自己办家庭托育园,一干就是6年。

老师带孩子在户外观察昆虫。

   6年来,我国托育市场发展迅速。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年底,全国每千人口托位数增加至约2.5个。但对一些有托育需求的家庭来说,想找到一个合适的托育园仍然是个难题。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郝福庆在2022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国内调查显示,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碍生育的首要因素,城市中超过1/3的家庭有托育需求,但供给明显不足,特别是普惠性服务供不应求。

    为了让孩子得到高质量照护,三位妈妈经历了托育园的关停、转型。她们见证了托育服务体系的从无到有,也因为托育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道。

    “把妈妈当成一个课题来做”

    夏天的育儿焦虑,从产前就开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来之不易——因为身体原因,她长时间无法自然受孕,也不能人工授精。在经历每天抽十几管血、腹部积水达三四斤、三次卵泡移植后,她最终通过试管婴儿成功受孕。孕期,她又因为血糖低“扎了1000多下手指头”,并在怀孕七八个月时在腿上打胰岛素,导致两腿淤青。

    2016年,夏天在美国生下一胎时,公婆和父母都还没退休,她只能和正在读博的老公一起照看孩子。

    为了照顾好孩子,她参加了美国当地社区组织的免费照护课程,但这并没有缓解她的焦虑。她的孩子“对环境高度敏感”,经常哭喊。为了哄孩子,她买过各种各样的玩具,光是会晃的椅子就买了4把,有左右晃的,前后晃的,还有“弹着晃的”,但孩子仍然难以平静下来。

    她请了一个华人月嫂照看孩子,压力有所减轻。但月嫂月工资高达3万多元,孩子两个月大时,她再一次开始和爱人一起照顾孩子。   


托育园的孩子们在洗手。

    那之后,他们的睡眠就被剥夺了,孩子睡觉时总醒,他们得时刻守在身边。晚上8点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夏天负责看孩子,爱人睡觉;凌晨两点过后,爱人接班。有一段时间,孩子因为肠胀气,每天晚上“声嘶力竭哭两个小时”,他们换各种方式抱孩子,给孩子做排气操,把手搓热捂在宝宝的肚子上,依然止不住孩子的眼泪。

    喂奶成为她育儿期间“最大的噩梦”。她奶水多,如果不及时吸,容易导致乳腺炎。外出时,她要随时带一个吸奶器,每隔3个小时就赶紧找地方吸奶,找不到就回车上吸,盖张布在身上,“心理压力很大。感觉这个事情一直完不了,而且随时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这种焦虑感,张娴也深有体会。她是一位双胞胎妈妈,孩子出生后,她辞去一家汽车媒体的工作,全职在家带娃。原本她以为平时带完娃,还可以抽时间聚餐、看书,“做点自己喜欢的事”。但孩子出生后,她无时无刻不在吸奶、冲奶、喂奶。两个孩子需要喝大量母乳,她奶不够,想尽各种办法“追奶”。她每天只睡5个小时,只要孩子夜里一哭,就条件反射式醒来,“身体像一个雷达”。

    看她育儿辛苦,父母和婆婆都帮她照顾孩子。两家人生活在一起,不免发生一些摩擦。有一段时间,她一听到客厅里有人提高声调,就会紧张地冲出房间,“很多时候都在想怎么平息所有人的情绪”。

    婆媳间的育儿观差异也令她感到焦虑。生产前,她查阅资料,得知剖腹产的孩子出生后6个小时不能喝母乳,可以喝葡萄糖。但婆婆看到孩子哭,坚持让孩子喝奶粉。“我做了这么多的预案和准备,不能做主”。孩子醒来哭,她想喂,婆婆不让,想让孩子再睡一会。她感觉两人仿佛在“争夺孩子”,“我的孩子,我抱抱他,亲亲他,跟做贼一样”。

    相比夏天和张娴,王静在育儿方面没有那么焦虑。生育后,她“把妈妈当成一个课题来做”,一边在家写博士论文,一边读有关母乳喂养、婴幼儿睡眠、辅食制作的书,“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在她家,也是婆婆帮着照看孩子,因为家人都听她的,王静说,她没有感觉到很重的育儿负担。

    但孩子到了一岁半,她博士毕业,要找工作。听婆婆说家附近有家幼儿园可以托育,她决定送孩子去试试。在王静看来,托育为女性提供了另一种选择,避免妈妈们陷入“只能辞职,只能让婆婆妈妈来带,只能请育儿嫂的某一种困境”。

    “上班对我来说就像是放假”

    夏天觉得,一个好的托育机构能传播科学的育儿理念,缓解家长的育儿焦虑。她见过一个不会带孩子的家长,不停地问老师问题,经常和老师聊到半夜。聊得多了,这位家长渐渐放松下来。

    托育机构也能给孩子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交环境。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夏天注意到美国的图书馆、博物馆,常有一些互助小组,给0-3岁孩子提供社交场所。而在国内,她看到的往往是老人和育儿嫂因为担心孩子受伤,不敢让孩子跑,导致孩子在运动方面“得不到正常的刺激”。还有的老人给孩子看手机,“把孩子的世界隔绝在一个小的地方”,使得孩子语言发展缓慢。

    2017年,夏天和爱人回到国内定居,第一件事就是找托育机构。当时,夏天的爱人在北京市海淀区一所高校工作,她原本想在爱人工作的高校集体托育,但学校的托班已停办1年多。夏天了解到,学校托班用的幼儿园的教室,幼儿园的孩子多了,“托班就被挤掉了”。

    她找了一个育儿嫂照看8个月大的孩子,自己出去找托育园。当时,夏天住在北京中关村附近,周围可选的托育园不多。她找到3家托育园,都是四五个阿姨带十几个孩子,阿姨们学历不高,托育费用从3000元到5000元不等。把范围扩大到朝阳区后,她还找到了拥有有机农场、配有外教的高档托育园。

    夏天说,自己那时对托育还不了解,只是凭感觉判断老师能否和孩子“快速建立联系,让孩子信任”。她觉得费用较低的托育园的阿姨流动性强,专业经验不足,还不如家里的育儿嫂。而那家高档托育园的老师虽然学历高,但是带孩子做手工、唱歌时,只是“自我中心式”输出,不会和孩子沟通,她都没有选。

    她最终选择了朝阳区一所家庭式托育园,那里的老师看起来很热情,和孩子对话自然,园里氛围轻松。孩子送过去后的状态也令她满意。夏天回忆,孩子去之前很少喊爸爸妈妈,到了托育园后没多久就开始“蹦词”。园里的老师还会每天向她反馈孩子喝水、饮食、换尿布的情况,令她感到放心。

    同夏天一样,张娴选择托育,也是出于对老师的信任。张娴说,孩子送过去后,老人们只需要晚上把孩子接回家,陪孩子玩两个小时,一家人都松弛下来。

    张娴也回到工作中,去了一家电视媒体做销售。虽然每天通勤4个小时,但从育儿的状态中脱离后,她感觉放松,“上班对我来说就像是放假”。

    把孩子送去托育后,王静也可以专心完成博士毕业论文,“托育不仅解决了孩子短期没有人照看的问题,还帮助你维持职业生涯的稳定”。

    后来,王静和张娴各自怀上二胎,想着等孩子出生再送到这里托育。然而,老大在园里上了一年多,园长因和投资人理念不和,退出了园区。王静和张娴发现,园长退出后,班里一下子多了几十个孩子,孩子们开始大喊大叫、打架,身上有时会有伤。

    “一个星期一个班最多接收一个小朋友,才能保证孩子有很好的过渡”。王静和张娴都觉得,园里3岁以下孩子人数增加后,照护质量大幅下滑,他们想换一家育儿机构,但发现附近没有。

    好不容易熬到老大上幼儿园,二胎又出生了,孩子谁来照看又成了问题。

    如今,王静和张娴已经记不起来是谁提出办一所托育园,只记得听到这个建议时,两人一拍即合,她们叫上另一位妈妈,在一周之内就租好了房子。王静说,她们那时没有调研过市场,只是想着找个地方共同养育孩子。

    这也是夏天办园的初衷。送孩子去朝阳区的托育园后,夏天每天要花费两个小时接送孩子。送了四五个月,她感觉越来越累,想在家附近办一个托育园。“五道口的托育需求很旺盛,一旦开起来,很容易招到家长,至少不会赔”。

    育儿老师应该像天文学家看星星一样了解孩子

    2017年5月,王静和张娴租下房山区的一栋别墅,办起了托育园。在王静的想象中,托育园应该像家一样,有独立的院子,还带个小花园,可以供孩子们户外活动。一年多后,夏天的托育园也开张了。

    三位妈妈的托育园都在居民楼里。相比商铺,居民住宅的人流没有那么密集,租金更低,还有游乐设施、绿地,方便组织孩子外出。

    她们定制适合婴幼儿尺寸的桌椅、洗漱台,将房间划分为生活区、玩耍区、睡眠区等不同的区域,又在屋里摆放上各种类型的教具。再招到老师,就能让托育园运转起来,但第一个难题就在这里出现——她们找不到专业的托育老师。

    王静记得,她面试的第一位老师是一位幼儿园老师,虽然他们提供的月工资过万元,但对方觉得这里不稳定,没来。她们又面试保育员,发现很多人没有照护0-3岁婴幼儿的经验。

    无奈,她们只能自己先学习照护知识,再培训老师。当时国内没有相关的培训课程,夏天四处打听,了解到有一门国外的婴幼儿照料课程较为流行。经一位妈妈推荐,她找到一家机构,线下学习了一个月。

    王静和张娴学的也是这门课程,她们找来培训师,每人花费7万多元学习。当时,王静的孩子刚刚出生,本该坐月子的她在二楼学习,家人在一楼帮她照顾孩子,孩子想喝奶时就抱到她的身边。

    夏天说,这门课程只是把她“领进门”,对她帮助更多的是匈牙利一位婴幼儿教育先驱的书。她把英文版书籍翻译成中文,带着老师一起学习照料孩子的具体方式。比如,喂孩子吃饭时,不能“追着孩子喂”,把饭塞到孩子嘴里,而应该把勺子放到孩子嘴边,邀请他愉快进食,如果孩子不愿意也不强迫。

    再比如换尿布时,家长应该和孩子互动,鼓励他抬腿,随着孩子长大,他会逐渐配合家长。如果家长给孩子换尿布时表现出不耐烦,“生拉硬拽”,孩子也会觉得不舒服。

    还有孩子玩耍时,不能总是扶着他走路,那样“孩子不知道如何在环境里自我保护”,更好的方法是给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自己摔,“一旦摔跤之后,他会慢慢学着如何保护自己,而不是抓着大人”。

    在夏天看来,这种照护理念的核心是“把孩子当成独立的个体,尊重每个孩子的差异性”,“家长之所以觉得孩子难带,是因为试图控制孩子,把孩子当成身上的一块肉,认为只要发出指令,孩子就应该像他想象的行动,没那样行动就有问题”。

    夏天还去过日本的托育园考察、借鉴经验。她发现那里的托育园很注重孩子的情绪,有的托育园让孩子每天分享昨日的心情、经历的事情。还有的为了缓解孩子刚到园里的焦虑情绪,给孩子一个中间是镜子的白板,让孩子在镜子周围贴上喜欢的东西,从而体会一种被包围的安全感。

    除了尊重孩子,夏天觉得,老师应该足够了解每个孩子。她形容,如果一个老师对孩子不够了解,就像普通人观察天上的星星,只能看到星星闪,但不知道每个星星来自哪里,为什么这么闪。一个成熟的育儿老师应该像天文学家看星星一样了解孩子,“知道每个星星是什么,在哪个轨道运行”。

    在张娴和王静的托育园,她们希望老师“有一双粗壮的大腿”,永远蹲下和孩子沟通,并了解每个孩子的运动状态、平衡度,知道哪个孩子刚学会走,哪个孩子已经会跑,哪个孩子是由家长扶着走路。

    这对老师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夏天说,理想的模式是,她带出一批资深老师,这批老师再带新老师,形成一支稳定的教师队伍。但实际情况是,托育园持续面对各种危机,老师们不断流失。

    “大家天然认为,母亲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是偷懒、不负责任”

    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首次为0-3岁托育服务行业提供国家级的发展指导意见。不过,处在居民区的托育园难以办理营业执照,这为家庭托育园的运营埋下隐患。

    2019年,有居民向物业投诉,称王静和张娴的托育园开张后,门口的车辆增多,导致道路拥堵,要求物业处理。物业要求托育园搬离,王静和张娴不肯,被告上法庭。因为“对方没有实际证据证明家庭园的存在伤害了园区的公共利益”,她们最终胜诉。

    2021年,她们遭遇了更大的危机,起因是一个小孩撞到木质桌子角,眼部缝了几针。为了表示歉意,园里退还了家长两个月的托育费用,又让老师轮流去孩子家里照护。但家长不满意,要求赔偿20万元。

    她们希望按照正常程序进行赔偿,但家长没有出具相应书面材料,而是四处投诉托育园。王静回忆,那段时间,先是警察两次上门,说接到举报有人虐童。接着还有相关部门接到有人投诉,称他们的公司异地经营、不开发票。“家庭园在住宅内无法注册公司,为了给老师们上保险,不得不把公司挂靠在朝阳区一个公司下面。”王静解释。

    2021年春节过后,当地工商局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她们搬离住宅。张娴和其他几位合伙人商定,将家庭园搬到房山区的一栋商业楼里,租下700多平方米的店面。

    夏天的托育园也遭遇过三次投诉,第一次是因为一位家长不满意价格上调,向“12345热线”投诉,街道办事处要求托育园关停。第二次投诉者是一位大爷,对方觉得孩子们在小区里活动扰民。第三次被投诉,她们连投诉来源都不知道。

    为了存活下去,夏天请家长联合签名,证明自己不是“非法经营”,也上门向邻居赔过罪,请求对方撤回投诉。几次投诉下来,她觉得“像夹缝里面的老鼠一样四处逃窜”。

    2020年春节,夏天的托育园进入收支最理想的状态,继续运营半年,就能收回成本,然而,疫情来了。夏天回忆,那年4月,很多托育园被迫关停,有的已经开了10年,“特别可惜”。疫情期间,她也将托育园关了大半年。令她最心痛的是,培养多年的老师从此流失。

    2020年年底,夏天本想去别的幼儿园当园长,一边照看自己的孩子,一边打工还债。这时,一位之前认识的妈妈提出合伙办一家托育园。为了合法经营,她在北三环一处住宅小区里的商业用地办了社区办园点,接收0-6岁的孩子。

    社区办园点的员工费用支出很大,而园里孩子的人数一直维持在30个左右,收入抵不上支出。张娴的托育园也一直在亏损。搬到商业区后,托育园的房租高达每月7万多元,招到的学生却没有增加。

    今年年初,疫情结束,张娴和夏天的托育园终于停止亏损。但8月,托育园有20多个6岁的孩子毕业,而夏天的托育园有十几个孩子从托育阶段毕业,去了价格更实惠的公立幼儿园。如果孩子人数不增加,亏损还将持续。为了招到更多孩子,张娴尝试和企业、小区对接,向家长宣讲,但效果并不理想。

    夏天觉得,送托的阻碍一部分来自社会对于母亲的传统期待,“大家天然认为,母亲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是偷懒、不负责任,期待母亲生完孩子就能把孩子奇迹般养好。”

    长时间观察来考察托育园的妈妈们后,夏天发现,最终能把孩子送过来的妈妈大多在家里有决策权,而那些想送却没送的妈妈主要是遭到家人反对。她和妈妈们聊天,有的妈妈说,家里老人不同意,担心孩子吃不饱、生病。有的妈妈担心送过来后,被人说“不是一个好妈妈”。还有的妈妈担心孩子在园里受伤,不敢送。

    夏天说,孩子1岁多之后开始自主运动,难免出现擦破皮、摔跤的情况,只要老师懂得如何响应和处理,这样的小伤不仅不会对孩子造成实质性的伤害,还能够促进孩子学习如何自我保护。但有的妈妈“对孩子的安全极度焦虑”,对于这样的家长,她们通常会先安抚家长的焦虑情绪,建议她们暂缓送托。

    在夏天看来,当一名女性成为母亲,养育的责任便天然转嫁到了她的身上,她的付出往往与所获得的社会评价不成正比,“社会上不会用孩子人格是否健全发展、身心是否健康来评判母亲的价值。孩子成长得好不好全是妈妈心里的一杆秤。”

    如果没有办托育园,夏天有可能在一个咨询公司做高管,拿着高薪。但这些年办托育园,她因为托育园资质问题“东躲西藏”,还欠下债务,只能借父母的钱弥补亏损。

    但她并不后悔办托育园。她认为,如果没有办托育园,自己也要送两个孩子去国际幼儿园和其他托育机构,也要承担选择的压力和相当的费用。更重要的是,“教育是无价的”,“孩子获得了我们觉得最理想的一种教育”。

    为了办托育园,张娴也负债累累,家人们劝阻过她不要干了。但她喜欢儿童教育工作,想在这个领域里继续探索下去。8月中旬,她把场地搬到一个小区的底层商铺,租金降到1万多元,员工减半,工资下降三分之一,勉强维持收支平衡。

    王静后来从托育园撤出,去了一家事业单位从事与托育政策研究相关的工作,虽然也负债几十万元,但家人都很理解她,并肯定她的付出。她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帮助很多妈妈走过了产后低潮期,获得职业晋升”。

    今年3月,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发布《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规范“家庭托育点”建设,指出家庭托育点每一名照护人员最多看护3名婴幼儿,婴幼儿人均建筑面积不应小于9平方米,且收托人数不应超过5人。

    这意味着,家庭托育模式未来将走向合法合规。尽管未来家庭托育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夏天和张娴都觉得,无论如何,家庭托育模式又向前迈了一步,她们决定再坚持一段时间看看。

    (文中夏天、张娴、王静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尹海月 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陈卓,杨杰,李沛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