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选注-注（钱钟书）

宋诗选注-注（钱钟书）

曹勋（一○九八～一一七四）字公显，阳翟人，有“松隐文集”。他的诗不算少，都是平庸浅率的东西，只除了几首，就是他在绍兴十一至十二年出使金国的诗。那时候的出使比不得北宋的出使了，从交聘的仪节就看得出来。北宋封辽低头，却还没有屈膝，觉得自己力量小，就装得气量很大；从苏洵的“送石昌言使北引”推测，奉命到辽国去的人大多暗暗捏著一把汗，会赔小心而说大话就算是外交能手，所谓“‘说大人，则藐之’，况于夷狄？”苏轼所记富弼对辽主打的官话和朱弁所记富弼回国后讲的私话是个鲜明的对照，也是这种外交的具体例证；他对辽主说，中国的“精兵以百万计”，而心里明白本国“将不知兵，兵不习战”，只有“忍耻增币”一个办法。欧阳修、韩琦、王安石、刘敞、苏辙、彭汝厉等人都有出使的诗，苏颂作得最多；都不外乎想念家乡，描摹北地的风物，或者嗤笑辽人的起居服食不文明，诗里的内容比较贫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已经是北宋建国以前的旧事，苏辙在燕山的诗也许可以代表北宋人一般的感想：“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汉奚单弱契丹横，目视汉使心凄然。石瑭窃位不传子，遗患燕蓟逾百年。仰头呼天问何罪，自恨远祖从禄山”。换句话说，五代的那笔陈年宿账北宋人当然引为缺憾，不过并未觉得耻辱。有的人记载那里的人民对儿子说：“尔不得为汉民，命也！”或者对逃回去的宋人说：“尔归矣！他年南朝官家来收幽州，慎无杀吾汉儿也！”有的人想激发他们就地响应：“念汝幽蓟之奇士兮……忍遂反衤任偷生为？吾民就不愿左袒，汝其共取燕支归！”假如那里的人民向使者拆说过：“我本汉人，陷于涂炭，朝廷不加拯救，无路自归”，这些话至少没有反映在诗歌里。靖康之变以后，南宋跟金不像北宋跟辽那样，不是“兄弟”，而是“父子”、“叔侄”──老实说，竟是主仆了；出使的人连把银样蜡枪头对付铁拳头的那点儿外交手法都使不出来了。金人给整个宋朝的奇耻大辱以及给各个宋人的深创钜痛，这些使者都记得牢牢切切，现在奉了君命，只好憋著一肚子气去哀恳软求。淮河以北的土地人民是剜肉似的忍痛割掉的，伤痕还没有收口，这些使者一路上分明认得是老家里，现在自己倒变成外客，分明认得是一家人，眼睁睁看他们在异族手里讨生活。这种惭愤哀痛交搀在一起的情绪产生了一种新的诗境，而曹勋是第一个把它写出来的人，比他出使早十年的洪皓的“鄱阳集”里就还没有这一类的诗。【仆持节朔庭，自燕山向北。部落以三分为率，南人居其二；闻南使过，骈肩引颈，气哽不得语，但泣数行下，或以慨叹，仆每为挥涕惮见也。因作“出入塞”纪其事，用示有志节、悯国难者云。】

曾巩（一○一九～一○八三）字子固，南丰人，有“元丰类稿”。他以散文著名，列在“唐宋八家”里。他的学生秦观不客气地认为他不会作诗，他的另一位学生陈师道不加可否地转述一般人的话，说他不会作诗。从此一场笔墨官司直打到清朝，看来判他胜诉的批评家居多数。就“八家”而论，他的诗远比苏洵、苏辙父子的诗好，七言绝句更有王安石的风致。

曾几（一○八四～一一六六）字吉甫，自号茶山居士，赣州人，有“茶山集”。他极口推重黄庭坚，自己说把“山谷集”读得烂熟，又曾经向韩驹和吕本中请教过诗法，所以后人也想把他附属在江西派里。他的风格比吕本中的还要轻快，尤其是一部分近体诗，活泼不费力，已经做了杨万里的先声。

晁端友（生卒年不详）字君成，钜野人。他的遗集共收了三百六十首诗，现在已经散失了。苏轼和黄庭坚都得称赞他，下面一首是宋代传诵的。

陈师道（一○五三～一一○二）字无己，又字履常，自号后山居士，彭城人，有“后山集”。黄庭坚是江西人；北宋后期，吕本中把受他影响的诗家罗列一起，称为“江西诗社宗派’。在这些人里，陈师道的年辈最长，声望也最高，所以任渊就把“后山集”和“山谷集”一起注了。陈师道模仿杜甫句法的痕迹比黄庭坚来得显著。他想做到“每下一俗间言语”也“无字无来处”，可是本钱似乎没有黄庭坚那样雄厚，学问没有他那样杂博，常常见得竭蹶寒窘。他曾经说自己做诗好像“拆东补西裳作带”，又说：“拆补新诗拟献酬”，这也许是老实的招供。因此，尽管他瞧不起那些把杜甫诗“一句之内至窃取数字”的作者，他的作品就很犯这种嫌疑。他的情感和心思都比黄庭坚深刻，可惜表达得很勉强，往往格格不吐，可能也是他那种减省字句以求“语简而益工”的理论害了他。假如读“山谷集”好像听异乡人讲他们的方言，听他们讲得滔滔滚滚，只是不大懂，那末读“后山集”就仿佛听口吃的人或病得一丝两气的人说话，瞧着他满肚子的话说不畅快，替他干着急。只要陈师道不是一味把成语古句东拆西补或者过分把字句简缩的时候，他可以写出极朴挚的诗。

陈与义（一○九○～一一三八）字去非，自号简斋，洛阳人，有“简斋集”。在北宋南宋之交，也许要算他是最杰出的诗人。他虽然推重苏轼和黄庭坚，却更佩服陈师道，把对这些近代人的揣摩作为学杜甫的阶梯，同时他跟江西派不很相同，因为他听说过“天下书虽不可不读，然慎不可以有意于用事”。我们看他前期的作品，古体诗主要受了黄、陈的影响，近体诗往往要从黄、陈的风格过渡到杜甫的风格。杜甫律诗的声调音节是公推为唐代律诗里最弘亮而又沉著的，黄庭坚和陈师道费心用力的学杜甫，忽略了这一点。陈与义却注意到了，所以他的诗尽管意思不深，可是词句明净，而且音调响亮，比江西派的讨人喜欢。靖康之难发生，宋代诗人遭遇到天崩地塌的大变动，在流离颠沛之中，才深切体会出杜甫诗里所写安史之乱的境界，起了国破家亡、天涯沦落的同感，先前只以为杜甫“风雅可师”，这时候更认识他是个患难中的知心伴侣。王铚“别孝先”就说：“平生尝叹少陵诗，岂谓残生尽见之；后来逃难到襄阳去的北方人题光孝寺壁也说：“踪迹大纲王粲传，情怀小样杜陵诗”。都可以证明身经离乱的宋人对杜甫发生了一种心心相印的新关系。诗人要抒写家国之痛，就常常自然而然效法杜甫这类苍凉悲壮的作品，前面所选吕本中和汪藻的几首五律就是例子，何况陈与义本来是个师法杜甫的人。他逃难的第一首诗“发商水道中”可以说是他后期诗歌的开宗明义：“草草檀公策，茫茫杜老诗！”他的“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虏至”又说：“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表示他经历了兵荒马乱才明白以前对杜甫还领会不深。他的诗进了一步，有了雄阔慷慨的风格。在他以前，这种风格在李商隐学杜甫的时候偶然出现；在他以后，明代的“七子”像李梦阳等专学杜甫这种调门，而意思很空洞，词句也杂凑，几乎像有声无字的吊嗓子，比不上陈与义的作品。虽然如此，就因为这点类似，那些推崇盛唐诗的明代批评家对“苏门”和江西派不甚许可，而看陈与义倒还觉得顺眼。陈与义在南宋诗名极高，当时有几个学他的人，像他的表侄张铚和朱熹的父亲朱松。然而他的影响看来并不大，也没有人归他在江西派里，张铚讲他的诗学的时候，就半个字没提起黄庭坚。南宋末期，严羽说陈与义“亦江西之派而小异，刘辰翁更把他和黄庭坚、陈师道讲成一脉相承；方回尤其仿佛高攀阔人作亲戚似的，一口咬定他是江西派，从此淆惑了后世文学史家的耳目。“简斋集”有胡穉的注本，在宋人注的宋诗里恐怕是最简陋的一种。

陈造（一一三三～一二○三）字唐卿，自号江湖长翁，高邮人，有“江湖长翁文集”。他是陆游、范成大、尤袤都赏识的诗人，跟范成大唱和的诗很多。自从杨万里以後，一般诗人都想摆脱江西派的影响，陈造和敖陶孙两人是显著的例外。他敢批评当时的社会习尚，肯反映人民疾苦，只可惜堆砌和镶嵌的古典成语太多，意思不够醒豁，把批评的锋口弄得钝了、反映的镜面弄得昏了。

戴复古（一一六七～？）字式之，自号石屏，黄岩人，有“石屏诗集”。他活到八十多岁，是江湖派里的名家。作品受了“四灵”提倡的晚唐诗的影响，後来又搀杂了些江西派的风格；他有首“自嘲”的词说：“贾岛形模原自瘦，杜陵言语不妨村。”贾岛是江湖派所谓“二妙”的一“妙”，杜甫是江西派所谓“一祖三宗”的一“祖”，表示他的调停那两个流派的企图。据说他为人极谨慎。“广座中口不淡世事”，可是他的诗里每每指斥朝政国事，而且好像并不怕出乱子得罪人。

范成大（一一二六～一一九三）字致能，自号石湖居士，吴县人，有“石湖诗集”。元末明初，他的“四时田园杂兴”已经公认为经典作品，忽然起了个传说，说宋孝宗原想叫他做宰相，以为他“不知稼穑之艰”，就此作罢，於是他写了这些诗来替自己表白。假如这个传说靠得住，它只证明了宋孝宗没调查过范成大的诗，或者没把他的诗作准，那末再多写些“四时田园杂兴”和“腊月村田乐府”也不见得有效。因为“石湖诗集”里很早就有像“大暑舟行含山道中”那种“忧稼穑”、“怜老农”的作品，而且不论是做官或退隐时的诗，都一贯表现出对老百姓痛苦的体会，对官吏横暴的愤慨。他晚年所作的“四时田园杂兴”不但是他的最传诵、最有影响的诗篇，也算得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诗经”里“豳风”的“七月”是中国最古的“四时田园”诗，叙述了农民一年到头的辛勤生产和刻苦生活。可是这首诗没有起示范的作用；後世的田园诗，正像江淹的“杂体”诗所表示，都是从陶潜那里来的榜样。陶潜当然有“西田获早稻”、“下潠田舍获”等写自己“躬耕”、“作苦”的诗，然而王维的“渭川田家”、“偶然作”、“春中田园作”、“淇上田园即事”和储光羲的“田家即事”（五古和七律）、“田家杂兴”等等建立风气的作品，是得了陶潜的“怀古田舍”、“归田园居”等的启示，著重在“陇亩民”的安定闲适、乐天知命，内容从劳动过渡到隐逸。宋代像欧阳修和梅尧臣分咏的“归田四时乐”更老实不客气的是过腻了富贵生活，要换个新鲜。西洋文学里牧歌的传统老是形容草多麽又绿又软，羊多麽既肥且驯，天真快乐的牧童牧女怎样在尘世的乾净土里谈情说爱；有人读得腻了，就说这种诗里漏掉了一件东西──狼。我们看中国传统的田园诗，也常常觉得遗漏了一件东西──狗，地保公差这一类统治阶级的走狗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的制度。诚然，很多古诗描写到这种现象，例如柳宗元“田家”第二首、张籍“山农词”、元稹“田家词”、聂夷中“咏田家”等等，可是它们不属於田园诗的系统。梅尧臣的例可以说明这个传统的束缚力；上面选了他驳斥“田家乐”的“田家语言”，然而他不但作了“续永叔‘归田乐’”，还作了“田家四时”，只在第四首末尾轻描淡写的说农民过不了年，此外依然沿袭王维、储光羲以来的田圆诗的情调和材料。秦观的“田居四首”只提到了“明日输绢租，邻儿入城郭”和“得谷不敢储，催科吏傍午”，一点没有描画发挥，整个格调也还是摹仿储、王，并且修词很有毛病。到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才彷佛把“七月”、“怀古田舍”、“田家词”这三条线索打成一个总结，使脱离现实的田园诗有了泥土和血汗的气息，根据他的亲切的观感，把一年四季的农村劳动和生活鲜明地刻画出一个比较完全的面貌。田园诗又获得了生命，扩大了境地，范成大就可以跟陶潜相提并称，甚至比他後来居上：例如宋代遗老的“月泉吟社”的诗里和信里动不动把“栗里”、“彭泽”来对“石湖”；而贾政的清客就只知道：“非范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尽其妙”。最耐人寻味的是“月泉吟社”第四十八名那首诗的批语。诗题是：“春日田园杂兴”；诗的结句是：前村大吠无他事，不是搜盐定榷茶”；批语是：“此时无一字不佳，末语虽似过直，若使采诗观风，亦足以戒闻者。”换句话说，尽管范成大的“田园杂兴”裏里也讽刺过公差下乡催租的行迳，头脑保守的批评家总觉得田园诗里提到官吏榨逼农民，那未免像音乐合奏时来一响手枪声，有点儿杀风景，所以要替第四十八名的两句诗开脱一下。这证明范成大的手法真是当时一个大胆的创举了。范成大的风格很轻巧，用字造句比杨万里来得规矩和华丽，却没有陆游那样匀称妥贴。他也受了中晚唐人的影响，可是像在杨万里的诗里一样，没有断根的江西派习气时常要还魂作怪。杨万里和陆游运用的古典一般还是普通的，他就喜欢用些冷僻的故事成语，而且有江西派那种“多用释氏语”的通病，也许是黄庭坚以後、钱谦益以前用佛典最多、最内行的名诗人。例如他的“重九日行营寿藏之地”说：“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这两句曾为“红楼梦”第六十三回称引的诗就是搬运王梵志的两首诗而作成的，而且“铁门限”那首诗经陈师道和曹组分别在诗词里采用过，“土馒头”那首诗经黄庭坚称赞过。他是个多病的人，在讲病情的诗里也每每堆塞了许多僻典，我们对他的“奇博”也许增加钦佩，但是对他的痛苦不免减少同情。

方岳（一一九九～一二六二）字巨山，自号秋崖，祁门人，有“秋崖先生小稿”。南宋後期，他的诗名很大，差不多比得上刘克庄。看来他本来从江西派入手，後来很受杨万里、范成大的影响。他有把典故成语组织为新巧对偶的习惯，例如元明以来戏曲和小说里常见的“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这一联，就是他的诗。

高翥（生卒年不详）字九万，自号菊磵，馀姚人，有“菊磵小集”、“信天巢遗稿”。他是“江湖派”里比较有才情的作者，黄宗羲甚至推重他为“千年以来”馀姚人的“诗祖”。谭嗣同幼年读了很感动的句子正是他的“清明日对酒”诗。

韩驹（？～一一三五）字子苍，四川仙井监人，有“陵阳先生诗”。他早年学苏轼，蒙苏辙赏识说：“恍然重见储光羲”，就此得名，然后由徐俯介绍，认识黄庭坚，受了些影响，列入江西派；晚年对苏黄都不满意，认为“学古人尚恐不至，况学今人哉！”所以有人说他“非坡非谷自一家”。至于苏辙那句品评，我们实在不懂；看来苏辙动不动把人比储光羲，也许这是一顶照例的高帽子，并非量了韩驹的脑瓜的尺寸定做的。韩驹十分讲究“字字有来历”，据说他的草稿上都详细注明字句的出处。所以他跟其他江西派作家一样，都注重怎样把故典成语点化运用，只是他比较高明，知道每首诗的意思应当通体贯串，每句诗的语气应当承上启下，故典可用则用，不应当把意思去迁就故典。他的作品也就不很给人以堆砌的印象。他的同派仿佛只把砖头石块横七竖八的叠成一堵墙，他不但叠得整整齐齐，还抹上一层灰泥，看来光洁、顺溜、打成一片，不像他们那样的杂凑。

贺铸（一○六三～一一二○）字方回，自号庆湖遗老，卫州人，有“庆湖遗老集”。在当时不属“苏门”而也不入江西派的诗人里，他跟唐庚算得艺术造诣最高的两位。他是个词家，有一部分受唐人李商隐、温庭筠等影响的诗常教人想起晏殊的诗来，跟他自己的词境也相近；但是他另有些诗绝然不是这种细腻柔软的风调，用了许多“之”“乎”“者”“也”之类的语助词，又像“打油”体，又像理学家邵雍的“击壤集”体。他最好的作品都是开朗干净，没有“头巾气”，也没有“脂粉气”的。

洪炎（生卒年不详）字玉父，南昌人，有“西渡集”。他也是黄庭坚的外甥，列入江西派。他存诗不多，看来虽然没有摆脱“山谷集”的圈套，还不至于像鹦哥学舌，颇能够说自己的话而口齿清楚。

洪咨夔（一一七六～一二三五）字舜俞，自号平斋，於潜人，有“平斋文集”。他是抨击当时政治黑暗的著名人物，集里常有讽刺官吏、怜悯人民的作品。他的诗歌近江西派的风格，也受了些杨万里的影响，往往有新巧的比喻。

华岳（生卒年不详）字子西，自号翠微，贵池人，有“翠微南征录”。这个遭韩侂胄迫害、被史弥远残杀的爱国志士是“武学生”出身。宋代的武学“重墨义文学而后骑射”，武学生也是文绉绉的，但是他总跟职业文人不同。华岳并不沾染当时诗坛上江西派和江湖派的风尚。他发牢骚，开顽笑，谈情说爱，都很真率坦白的写出来，不怕人家嫌他粗犷或笑他俚鄙。宋人说他的人品“倜傥”像陈亮。我们看他那种“粗豪使气”的诗格，同时人里只有刘过和刘仙伦──所谓“庐陵二刘”──的作风还相近，而他的内容比较充实，题材的花样比较多。他的散文集“翠微北征录”卷一里有篇“平戎十策”，劝皇帝四面八方搜罗“英雄豪杰”，别把国事全部交托给“书生学士”，他讲英雄豪杰的八个来源──从“沉溺下僚”的小官一直到“轻犯刑法”的“黥配”和“隐於吏籍”的“胥靡”──简直算得《水游传》的一篇总赞，这也许可以附带一提的。

黄庭坚（一○四五～一一○五）字鲁直，自号山谷老人，又号涪翁，分密人，有“山谷内集”、“外集”、“别集”。他是“江西诗社宗派”的开创人，生前跟苏轼齐名，死后给他的徒子法孙推崇为杜甫的继承者。自唐以来，钦佩杜甫的人很多，而大吹大擂地向他学习的恐怕以黄庭坚为最早。他对杜诗的那一点最醉心呢？他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在他的许多关于诗文的议论里，这一段话最起影响，最足以解释他自己的风格，也算得江西诗派的纲领。他有些论诗的话，玄虚神秘，据说连江西派里的人都莫名其妙的。杜诗是否处处有来历，没有半个字杜撰，且撇开不谈。至少黄庭坚是那样看它，要学它那样的。元稹赏识杜诗的白描直说，不用古典成语：“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刘禹锡讲“业诗即须有据”，举了一句杜诗为例，只限于“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在涵意上还比黄庭坚的话狭得多。“无一字无来处”就是锺嵘“诗品”所谓“句无虚语，语无虚字”。锺嵘早就反对的这种“贵用事”、“殆同书抄”的形式主义，到了宋代，在王安石的诗里又透露迹象，在“点瓦为金”的苏轼的诗里愈加发达，而在“点铁成金”的黄庭坚的诗里登峰造极。“读书多”的人或者看得出他句句都是把“古人陈言”点铁成金，明白他讲些什么；“读书少”的人只觉得碰头无非古典成语，仿佛眼睛里搁了金沙铁屑，张都张不开，别想看东西了。当然，以前像李商隐和师法他的西昆体作者都爱把古典成语镶嵌绣织到诗里去的，不过他们跟黄庭坚有极大的不同。李商隐的最起影响的诗和西昆体主要都写华丽的事物和绮艳的情景，所采用的字眼和词藻也偏在这一方面。黄庭坚歌讠永的内容，比起这种诗的来，要繁富得多，词句的性质也就复杂得多，来源也就广博冷僻得多。在李商隐、尤其在西昆体的诗里，意思往往似有若无，欲吐又吞，不可捉摸；他们用的典故词藻也常常只为了制造些气氛，牵引些情调，仿佛餐厅里吃饭时的音乐，所以会给人一种“华而不实”、“文浮于意”的印象。黄庭坚有著著实实的意思，也喜欢说教发议论；不管意思如何平凡、议论怎样迂腐，只要读者了解他用的那些古典成语，就会确切知道他的心思，所以他的诗给人的印象是生硬晦涩，语言不够透明，仿佛冬天的玻璃窗蒙上一层水汽、冻成一片冰花。黄庭坚曾经把道听涂说的艺术批评比于“隔帘听琵琶”，这句话正可以形容他自己的诗。读者知道他诗里确有意思，可是给他的语言像帘子般的障隔住了，弄得咫尺千里，闻声不见面。正像“文心雕龙”“隐秀”篇所说：“晦塞为深，虽奥非隐”；这种“耐人思索”是费解，不是含蓄。南宋初年，任渊注解了“山谷内集”；南宋中叶，史容注了“外集”，史季温注了“别集”，都赶不上任渊的精博。此外，陈逢寅也作了“山谷诗注”，任骥和邓公立又分别注了“外集”，可惜这三家的注本没有流传。看来“读书多”的人对黄庭坚的诗都疑神疑鬼，只提防极平常的字句里有什麽埋伏著的古典，草木皆兵，你张我望。例如任渊满以为把“和答钱穆父讠永猩猩毛笔”的出典注明白了，可是杨万里又搜查出来两句暗藏的“古人陈言”。甚至黄庭坚明明是默写白居易的诗，记错了些字句，他的崇拜者也以为他把白铁点成黄金，“可为作诗之法”，替他加上了一个“谪居黔南”的题目，编入他的诗集里。

江端友（生卒年不详）字子我，陈留人。他也列入江西派，诗集已经失传。在宋人笔记、诗话、选集等保存的江端友的作品里，以两首刻划官场丑态的诗为最重要，一首就是下面选的，语言还算利落，所讽刺的事情也好像前人诗里没写过。另有一首“玉延行”，比较沉闷，所以没有选。

姜夔（一一五五～一二二一）字尧章，自号白石道人，鄱阳人，有“白石道人诗集”。他是一位词家，也很负诗名，在当时差不多赶得上尤、杨、范、陆的声望。他跟尤、杨、范也都有交情，诗篇唱和，只把陆漏掉了。词家常常不会作诗，陆游曾经诧异过为什么“能此不能彼”，姜夔是极少数的例外之一。他早年学江西派，後来又受了晚唐诗的影响，在一切关於他的诗歌的批评里，也许他的朋友项安世的话比较切近实际：“古体黄陈家格律，短章温李氏才情。当然在他的近体里还遗留著些黄、陈的习气，七律却又受了杨万里的薰陶，而且与其说温、李也还不如说皮、陆。他的字句很精心刻意，可是读来很自然，不觉得纤巧，这尤其是词家的诗里所少有的。

孔平仲（生卒年不详）字毅父，新喻人，有《朝散集》。当时把他和他哥哥文仲、武仲跟苏轼、苏辙并称，所谓“二苏三孔”。他的诗比两位哥哥的好，很近苏轼的风格。郭祥正“青山集”续集里的诗篇差不多全是孔平仲的作品，后人张冠李戴，错编进去的，就像洪迈“野处类稿”里的诗篇差不多全是朱熹父亲朱松的作品一样，这一点也许应该提起。

寇准（九六一～一○二三）宇平仲，下邽人，有“寇忠愍公诗策”。同时人范雍为他的诗集作序，说他“平昔酷爱王右丞韦苏州诗”；他的名作“春日登楼怀归”里传诵的“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也只是把韦应物“滁州西涧”的“野渡无人舟白横”一句扩大为一联。他的七言绝诗比较不依傍前人，最有韵味。

乐雷发（生卒年不详）字声远，自号雪矶，舂陵人，有“雪矶丛稿”。他在当时的诗名并不大，其实算得宋末小家里一位特出的作者，比较有雄伟的风格和激昂的情调。近体诗还大多落在江湖派的圈套里。

李纲（一○八五～一一四○）字伯纪，邵武人，有“梁溪集”。这位政治家主张抵抗金人、规画革新内政，跟宗泽一样的不得志，终算没有像岳飞那样惨死。他诗篇很多，颇为冗长拖沓，也搬弄些词藻，偶然有真率感人的作品。

李覯（一○○九～一○五九）字泰伯，南城人，有“李直讲主生文集”。他是位思想家，对传统的儒家理论，颇有非议；例如他认为“利”是可以而且应当讲求的，差不多继续王充“论衡”的“刺孟”，而且开辟了颜元李塨等对宋儒的批评。他的诗受了些韩愈、皮日休、陆龟蒙等的影响，意思和词句往往都很奇特，跟王令的诗算得宋代在语言上最创辟的两家。可惜集里通体完善的诗篇不多，例如有一首“哀老妇”，前面二十句写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寡妇，追于赋税差役，只好跟儿孙分别，重新嫁人，但是后面三十句发了许多感慨，说要“孝治”，该响应皇帝表扬“节妇”的号召。前面讲的是杜甫“石壕吏”“垂老别”所没写到的惨况，而后面讲的也许在北宋就是迂执之论，因为以前和当时对再醮或改嫁的一般意见虽然有如白居易的“妇人苦”所说：“及至生死际，何曾苦乐均？妇人一丧夫，终身守孤孑，”却还不像后来的舆论那样苛刻。李覯说皇帝表扬“节妇”，可是事实上北宋皇帝也准许再醮，而且就像李覯所师法的韩愈就有个“从二夫”的女儿，李覯同时人范仲淹的母亲和媳妇、王安石的媳妇等也都是“从二夫”而不隐讳的。

李弥逊（一○八五～一一五三）字似之，吴县人，有“筠溪集”。他和李纲是好朋友，政治主张相同，诗歌酬答也很多。他的诗不受苏轼和黄庭坚的影响，命意造句都新鲜轻巧，在当时可算独来独往。

利登（生卒年不详）字履道，自号碧涧，南城人，有“骸稿”。他是江湖派里比较朴素而不专讲工致细巧的诗人。

林逋（九六七～一○二八）字君复，钱塘人，有“林和靖先生诗集”。那时候有一群山林诗人，有的出家做和尚──例如所谓“九僧”，有的隐居做处士──例如林逋、魏野、曹汝弼等。他们的风格多少相像，都流露出晚唐诗人贾岛、姚合的影响。林逋算得这里面突出的作者，用一种细碎小巧的笔法来写清苦而又幽静的隐居生涯。他住在西湖的孤山，歌讠永西湖风景的诗很多，也是他比较好的作品。

刘攽（一○二二～一○八八）字贡父，新喻人，有“彭城集”。他跟他哥哥刘敞都是博学者，也许在史学考古方面算得北宋最精博的人，但他们的诗歌里都不甚炫弄学问。刘敞的诗有点呆板，刘攽比他好，风格上是欧阳修的同调。

刘克庄（一一八七～一二六九）字潜夫，自号後村居士，莆田人，有“後村居士诗集”。他是江湖派里最大的诗人，最初深受“四灵”的影响，蒙叶适赏识。不过他虽然著重的效法姚合贾岛，也学其他晚唐诗人像许浑、王建、张籍，还模仿过李贺，颇有些灵活流动的作品。後来他觉得江西派“资书以为诗失之腐”，而晚唐体“捐书以为诗失之野”，就也在晚唐体那种轻快的诗里大掉书袋，填嵌典故成语，组织为小巧的对偶。因此，他又非常推重陆游的作“好对偶”和“奇对”的本领。他的雨个後辈刘辰翁和方回对他的批评最中肯。刘辰翁说：“刘後村仿‘初学记’，骈俪为书，左旋右抽，用之不尽，至五七言名对亦出於此，然终身不敢离尺寸，欲古诗少许自献，如不可得。”我们只知道刘克庄瞧不起“初学记”这种类书，不知道他原来采用了“初学记”的办法，下了比江西派祖师黄庭坚还要碎密的“帖括”和“饾饤”的工夫，事先把搜集的故典成语分门别类作好了些对偶，题目一到手就马上拼凑成篇。“诗因料少不成联”，因此为了对联，非备料不可。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作品给人的印象是滑溜得有点机械，现成得似乎店底的宿货。在方回骂刘克庄的许多话里，有一句讲得顶好：“饱满‘四灵’，用事冗塞”；意思说：一个瘦人饱吃了一顿好饭，肚子撑得圆鼓鼓的，可是相貌和骨骼都变不过来。清代诗人像赵翼等的风格常使读者想起“後村居士诗集”来。

刘宰（一一六六～一二三九）字平国，自号漫塘病叟，金坛人，有“漫塘文集”。他以品节著名，诗歌不很出色，但是像下面选的两首，在同时人的诗集里倒也很难找到那样朴挚的作品。

刘子翚（一一○一～一一四七）字彦冲，自号病翁，崇安人，有“屏山全集”。他也是位道学家或理学家，宋代最大的道学家朱熹就是他的门生。批评家认为道学是“作诗第一对病”，在讲宋诗──还有明诗──的时候，也许应该提一下这个问题。哲学家对诗歌的排斥和敌视在历史上原是常事，西洋美学史一开头就接触到柏拉图所谓“诗歌和哲学之间的旧仇宿怨”，但是宋代道学家对诗歌的态度特别微妙。程颐说：“作文害道”，文章是“悱优”；又说：“学诗用功甚妨事”，像杜甫的写景名句都是“闲言语，道他做甚！”轻轻两句话变了成文的法律，吓得人家作不成诗文。不但道学家像朱熹要说：“顷以多言害道，绝不作诗”，甚至七十八天里做一百首诗的陆游也一再警告自己说：“文词终与道相妨”，“文词害道第一事，子能去之其庶几！”当然也有反驳的人。不过这种清规戒律根本上行不通。诗依然一首又一首的作个无休无歇，妙的是歪诗恶诗反而因此增添，就出于反对作诗的道学家的手笔。因为道学家还是手痒痒的要作几首诗的，前门撵走的诗歌会从后窗里爬进来，只添了些狼狈的形状。就像程颐罢，他刚说完作诗“害事”，马上引一首自己作的“谢王子真”七绝；又像朱熹罢，他刚说“绝不作诗”，忙忙“盖不得已而言”的来了一首“读‘大学’‘诚意’章有感”五古。也许这不算言行不符，因为道学家作的有时简直不是诗。形式上用功夫既然要“害道”，那末就可以粗制滥造，所谓：“自知无纪律，安得谓之诗？或者：“平生意思春风里，信手题诗不用工。内容抒情写景既然是“闲言语”，那末就得借讲道学的藉口来吟诗或者借吟诗的机会来讲道学，游玩的诗要根据“周礼”来肯定山水，赏月的诗要发挥“易经”来否定月亮，看海棠的诗要分析主观嗜好和客观事物。结果就像刘克庄所说：“近世贵理学而贱诗，间有篇讠永，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道学家要把宇宙和人生的一切现象安排总括起来，而在他的理论系统里没有文学的地位，那仿佛造屋千间，缺了一间；他排斥了文学而又去写文学作品，那仿佛家里有屋子千间而上邻家去睡午觉；写了文学作品而藉口说反正写得不好，所以并没有“害道”，那仿佛说自己只在邻居的屋檐下打个地铺，并没有升堂入室，所以还算得睡在家里。这样，他自以为把矛盾统一了。北宋中叶以后，道学家的声势愈来愈浩大；南宋前期虽然政府几次三番下令禁止，并不能阻挡道学的流行和减削它的声望。不管道学家是无能力而写不好诗或者是有原则的不写好诗，他们那种迂腐粗糙的诗开了一个特殊风气，影响到许多诗人。有名的像黄庭坚、贺铸、陆游、辛弃疾还有刘克庄本人都写了些“讲义语录之押韵者”，小家像吴锡畴、吴龙翰、陈杰、陈起、宋自适、毛珝、罗与之等等也是这样。就像描摹道学家丑态的周密也免不了写这一类的诗，甚于取个“草窗”的笔名，还是根据周敦颐和程颢等道学家不拔掉窗前野草的故事。又像朱淑真这样一位工愁善怨的女诗人，也有时候会在诗里做出岸然道貌，放射出浓郁的“头巾气”；有人讲她是朱熹的侄女儿，那句查无实据的历史传说倒也不失为含有真理的文学批评。假如一位道学家的诗集里，“讲义语录”的比例还不大，肯容许些“闲言语”，他就算得道学家中间的大诗人，例如朱熹。刘子翚却是诗人里的一位道学家，并非只在道学家里充个诗人。他沾染“讲义语录”的习气最少，就是讲心理学伦理学的时候，也能够用鲜明的比喻，使抽象的东西有了形象。极口鄙弃道学家作诗的人也不得不说：“皋比若道多陈腐，请诵屏山集里诗”。他跟曾几、吕本中、韩驹等人唱和，而并不学江西派，风格很明朗豪爽，尤其是那些愤慨国事的作品。

柳开（九四六～九九九）字仲涂，自号东郊野夫、补亡史生，大名人，有“河东集”。他提倡韩愈和柳宗元的散文，把自己名字也弄得有点像文艺运动的口号：“肩愈”、“绍先”。在这一方面，他是王禹偁、欧阳修等的先导。“河东集”里只保存了三首诗，也都学韩愈的风格，偏偏遗漏了他的名作，就是下面的一首。

柳永（生卒年不详）原名三变，字耆卿，崇安人。他是词的大作家，只留下来两三首诗，散在宋人笔记和地方志书里。相传他是个风流浪子，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的“花衢实录”、“清平山堂话本”里的“玩江楼记”、关漠卿的“谢天香”等都以他为题材。他在词集“乐章集”里常常歌咏当时寻欢行乐的豪花盛况，因此宋人有句话，说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的太平景象，全写在柳永的词里。但是这里选的一首诗就表示“乐章集”并不能概括柳永的全貌，也够使我们对他的性格和对宋仁宗的太平盛世都另眼相看了。柳永这一首跟王冕的“伤亭户”可以算宋元两代里写盐民生活最痛切的两首诗。以前唐代柳宗元的名作“晋问”里也有描写盐池的一段，刻划得很精致，可是只笼统说“未为民利”，没有把盐民的痛苦具体写出来。

陆游（一一二五～二二○）字务观，自号放翁，山阴人，有“剑南诗稿”。他的作品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悲愤激昂，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恢复丧失的疆土，解放沦陷的人民；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贴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他的学生称赞他说：“论诗何止高南渡，草檄相看了北征”；一个宋代遗老表扬他说：“前辈评宋渡南后诗，以陆务观拟杜，意在寤寐不忘中原，与拜鹃心事实同”。这两个跟他时代接近的人注重他作品的第一方面。然而，除了在明代中叶他很受冷淡以外，陆游全靠那第二方面去打动後世好几百年的读者，像清初杨大鹤的选本，方文、汪琬、王苹、徐釚、冯廷櫆、王霖等的摹仿，像“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里香菱的摘句，像旧社会裹无数客堂、书房和花园中挂的陆游诗联都是例证。就此造成了陆游是个“老清客”的印象。当然也有批评家反对这种一偏之见，说“忠愤”的诗才是陆游集里的骨干和主脑，那些流连光景的“和粹”的诗只算次要。可是，这个偏向要到清朝末年才矫正过来；谈者痛心国势的衰弱，愤恨帝国主义的压迫，对陆游第一方面的作品有了极亲切的体会，作了极热烈的赞扬，例如：“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呜；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这几句话彷佛是前面所引两个宋人的意见的口声，而且恰像山谷裹的回声一样，比原来的声音洪大震荡得多了。“扫胡尘”、“靖国艰”的诗歌在北宋初年就出现过，像路振的“伐棘篇”。靖康之变以後，宋人的爱国作品增加了数目，前面也选了一些。不过，陈与义、吕本中、汪藻、杨万里等人在这方面跟陆游显然不同。他们只表达了对国事的忧愤或希望，并没有投身在灾难里、把生命和力量都交给国家去支配的壮志和弘愿；只束手无策地叹息或者伸手求助地呼吁，并没有说自己也要来动手，要“从戎”，要“上马击贼”，能够“慷慨欲忘身”或者“敢爱不赀身”，愿意“拥马横戈”。“手枭逆贼清旧京”。这就是陆游的特点，他不但写爱国、忧国的情绪，并且声明救国、卫国的胆量和决心。譬如刘子翚的诗里说：“中兴将士材无双……胡儿胡儿莫窥江！”“低头拔胡箭，却向胡军射……男儿取封侯，赴敌如饥渴”，语气已经算比较雄壮了，然而讲的是别人，是那些“将士”和“男儿”──正像李白、王维等等的“从军行”讲的是别人，尽管刘子翚对他的诗中人有更真切的现实感，抱更迫切的希望。试看陆游的一个例：“鸭绿桑乾尽汉天，传烽自合过祁连；功名在子何殊我，惟恨无人快着鞭！”尽管他把自己搁後，口吻已经很含蓄温和，然而明明在这一场英雄事业里准备有自己的份儿的。这是“诗经”“秦风”里“无衣”的意境，是李牧“闻庆州赵纵使君中箭身死长句”的意境，也是和陆游年辈相接的岳飞在“满江红”词里表现的意境；在北宋像苏舜钦和郭祥正时诗里，在南北宋之交像韩驹的诗里，也偶然流露过这种“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谁知我亦轻生者”的气魄和心情，可是从没有人像陆游那样把它发挥得淋漓酣畅。这也正是杜甫缺少的境界，所以说陆游“与拜鹃心事实同”还不算很确切，还没有认识他别开生面的地方。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他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雁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血液沸腾起来，而且这股热潮冲出了他的白天清醒生活的边界，还泛滥到他的梦境里去。这也是在傍人的诗集里找不到的。关于陆游的艺术，也有一点应该补充过去的批评。非常推重他的刘克庄说他记闻博，善于运用古典，组织成为工致的对偶，甚至说“古人好对偶被放翁用尽”后来许多批评家的意见也不约而同。这当然说得对，不过这忽视了他那些朴质清空的作品，更重要的是抹杀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发现他时常觉得寻章摘句的作诗方法是不妥的，尽管她自己改不掉那种习气。他说：“组绣纷纷炫女工，诗家於此欲途穷；又说：“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弘大。……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又针对着“杜诗无一字无来处”的议论说：“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如‘西昆酬唱集’中诗何尝有一字无出处？……且今人作诗亦未尝无山处……但不妨共为恶诗耳！”那就是说，字句有“出处”并不等於诗歌有出路，刘克庄赏识的恰恰是陆游认为诗家的穷途末路──“组绣”、“藻绘”、“出处”。什么是诗家的生路、“诗外”的“工夫”呢？陆游作过几种答覆。最值得注意而一向被人忽视的是下面的主张。他说：“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又说：“大抵此业在道途则愈工……愿舟楫鞍马间加意勿辍，他日绝尘迈往之作必得之此时为多。”换句话说，要做好诗，该跟外面的世界接触，不用说，该走出书本的字里行间，跳出蠹鱼蛀孔那种陷人坑。”妆画虚空”、“扪摸虚空”原是佛经里的比喻，“法不孤生仗境生”、“心不孤起，仗境方生”也是禅宗的口号。陆游借这些话来说：诗人决不可以关起门来空想，只有从游历和阅历里，在生活的体验里，跟现实──“境”一一碰面，才会获得新鲜的诗思──“法”。像他自己那种独开生面的、具有英雄气概的爱国诗歌，也是到西北去参预军机以後开始写的，第一首就是下面选的“山南行”。至於他颇效法晚唐诗人而又痛骂他们，很讲究“组绣”“藻绘”而最推重素朴平淡的梅尧臣，这些都表示他对自己的作品提出更严的要求，悬立更高的理想。陆游虽然拜曾几为师，但是诗格没有受到很大影响，他的朋友早已指出他“不嗣江西”这一点。杨万里和范成大的诗里保留的江西派作风的痕迹都比他的诗里来得多。在唐代诗人里，白居易对他也有极大的启发，当然还有杜甫，一般宋人尊而不亲的李白常常是他的七言古诗的楷模。早在元初，闻仲和“於放翁诗注其事甚悉”，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许美尊为陆游的一部分诗篇曾作详密的注解；这两个注本当时没有刻出来，现在也无从寻找了。

罗与之（生卒年不详）字与甫，自号雪坡，吉安人，有“雪坡小稿”。在江湖派诗人里，他作的道学诗比例上最多，有几首二十字的抒情短诗，筒练精悍，颇有孟郊、曹邺的风味，同辈很少赶得上的。

吕本中（一○八四～一一四五）字居仁，寿州人，有“东莱先生诗集”。他是“江西诗社宗派图”的作者，虽然没把自己算在里面，后世少不了补他进去。不过他后来不但懊悔做了这个“宗派图”，而且认为黄庭坚也有“短处”，所以他说专学杜甫和黄庭坚是不够的，应该师法李白和苏轼，尤其是苏轼；他“题东坡诗”甚至说：“命代风骚第一功，斯文倒底为谁雄。太山北斗攀韩愈，琨玉秋霜敌孔融”。他的诗始终没摆脱黄庭坚和陈师道的影响，却还清醒轻松，不像一般江西派的坚涩。

吕南公（生卒年不详）字次儒，南城人，有“灌园集”。是曾巩的朋友，极推重韩愈。跟他同乡李覯都是科举不得意的，诗的风格也有点相近。

梅尧臣（一○○二～一○六○）字圣俞，宣城人，有“宛陵先生集”。王禹偁没有发生多少作用；西昆体起来了，愈加脱离现实，注重形式，讲究华丽的词藻。梅尧臣反对这种意义空洞语言晦涩的诗体，主张“平淡”，在当时有极高的声望，起极大的影响。他对人民疾苦体会很深，用的字句也颇朴素，看来古诗从韩愈、孟郊、还有庐仝那里学了些手法，五言律诗受了王维、孟浩然的启发。不过他“平”得常常没有劲，“淡”得往往没有味。他要矫正华而不实、大而无当的习气，就每每一本正经的用些笨重干燥不很像诗的词句来写琐碎丑恶不大入诗的事物，例如聚餐后害霍乱、上茅房看见粪蛆、喝了茶肚子里打咕噜之类。可以说是从坑里跳出来，不小心又恰恰掉在井里去了。再举一个例。自从“诗经”“邶风”里“终风”的“愿言则嚏”，打嚏喷泡算是入诗的事物了，尤其因为郑玄在笺注里采取了民间的传说，把这个冷热不调的生理反应说成离别相思的心理感应。诗人也有写自己打嚏喷因而说人家在想念的，也有写自己不打嚏喷因而怨人家不想念的。梅尧臣在诗里就写自己出外思家，希望他那位少年美貌的夫人在闺中因此大打嚏喷：“我今齐寝泰坛外，侘傺愿嚏朱颜妻。这也许是有意要避免沈约“六忆诗”里“笑时应无比，嗔时更可怜”那类套语，但是“朱颜”和“嚏”这两个形像配合一起，无意中变为滑稽，冲散了抒情诗的气味；“愿言则嚏”这个传说在元曲里成为插科打诨的材料，有它的道理。这类不自觉的滑稽正是梅尧臣改革诗体所付的一部分代价。

欧阳修（一○○七～一○七二）字永叔，自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人，有“文忠集”。他是当时公认的文坛领袖，有宋以来第一个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成就卓著的作家。梅尧臣和苏舜钦对他起了启蒙的作用，可是他对语言的把握，封字句和音节的感性，都在他们之上。他深受李白和韩愈的影响，要想一方面保存唐人定下来的形式，一方面使这些形式具有弹性，可以比较的畅所欲言而不致于削足适屦似的牺牲了内容，希望诗歌不丧尖整齐的体裁而能接近散文那样的流动萧洒的风格。在“以文为诗”这一点上，他为王安石、苏轼等人奠了基础，同时也替道学家像邵雍、徐积之流开了个端；这些道学家常要用诗体来讲哲学、史学以至天文、水利，更觉得内容受了诗律的限制，就进一步的散文化，写出来的不是摆脱了形式整齐的束缚的诗歌，而是还未摆脱押韵的牵累的散文，例如徐积那首近二千宇的“大河”诗。南宋有个裴及卿，为欧阳修的诗歌作了注解，似乎当时就没有流传。

秦观（一○四九～一一○○）字少游，又字太虚，高邮人，有“淮海集”。在苏轼苏辙兄弟俩的周围有五位作家，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和陈师道，所谓“苏门”。张耒和晁补之都有诗把这一“门”五口儿描写在一起，仿佛是来了个“合家欢”。不用说，一家人之间也往往分个亲疏厚薄，陈师道就觉得苏轼待秦观比待自己亲热，后人还代他抱不平。这五位诗人并不模仿苏轼的风格，而且除掉陈师道受黄庭坚的影响以外，彼此在创作上各人走各人的路。晁补之的诗最差。只有一点值得提起：宋代对李白虽然推崇，不像对杜甫那样的效法，晁补之和同时的徐积、郭祥正也许是欧阳修、苏轼以后仅有的向李白学习的北宋诗人。徐积甚至说杜甫比起李白来，就像“老骥”去追赶“秋鹰”、“霜鹘”。秦观的诗内容上比较贫薄，气魄也显得狭小，修词却非常精致；只要看李廌“师友谈记”里记载他讲怎样写律赋的许多话，就知道他对文字的琢磨工夫多少细密，怪不得朋友说他“智巧饾订，只如填词”，又说‘铢两不差，非秤子上秤来，乃算子上算来”。他的诗句“敲点匀净”，常常落于纟韱巧，所以同时人说他“诗如词”、“诗似小词”、“又待入小石调”。后来金国人批评他的诗是“妇人语”、“女郎诗”，其实只是这个意思，而且不一定出于什么“南北之见”。南宋人不也说他的诗“如诗女游春，终伤婉弱”么？“时女游春”的诗境未必不好。艺术之宫是重楼复室、千门万户，决不仅仅是一大间敞厅；不过，这些屋子当然有正有偏，有高有下，决不可能都居正中，都在同一层楼上。

裘万顷（？～一二二二）字元量，自号竹斋，新建人，有“竹斋诗集”。当时人要把他归入江西派，後来的批评家又称赞他是江西人而能不传染江西派的习气。其实南宋从杨万里开始，许多江西籍贯的诗人都要从江西派的影响里挣紥出来，裘万顷也是一个，可是还常常流露出江西派的套语，跟江湖派终不相同。

苏轼（一○三七～一一○一）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土，眉山人，有“东坡集”、“后集”、“续集”。他一向被推为宋代最伟大的文人，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他批评吴道子的画，曾经说过：“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从分散在他著作里的诗文评看来，这两句话也许可以现成的应用在他自己身上，概括他在诗歌里的理论和实践。后面一句说“豪放”要耐人寻味，并非发酒疯似的胡闹乱嚷。前面一句算得“豪放”的定义，用苏轼所能了解的话来说，就是：“从心所欲，不俞矩”；用近代术语来说，就是：自由是以规律性的认识为基础，在艺术规律的容许之下，创造力有充分的自由活动。这正是苏轼所一再声明的，作文该像“行云流水”或“泉源涌地”那样的自在活泼，可是同时候很谨严的“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他在风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而且在他的诗里还看得到宋代讲究散文的人所谓“博喻”或者西洋人所称道的沙士比亚式的比喻，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这种描写和衬托的方法彷佛是采用了旧小说里讲的“车轮战法”，连一接二的搞得那件事物应接不暇，本相毕现，降伏在诗人的笔下。在中国散文家里，苏轼所喜欢的庄周和韩愈就都用这个手法；例如庄周的“天运”篇连用“刍狗已陈”、“舟行陆、车行水”、“猿狙衣服”、“桔槔”、“柤梨橘柚”、“丑人学西施”六个比喻来说明不合时宜这一点，韩愈的“送石处士序”连用“河决下流”、“驷马驾轻车就熟路”、“烛照”、“数计”、“龟卜”五个比喻来表示议论和识见的明快这一点。在中国诗歌里，“诗经”每每有这种写法，像“国风”的“柏舟”连用镜、石、席三个形象来跟心情参照，“小雅”的“斯干”连说“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翠斯飞”来形容建筑物线条的整齐挺耸。唐代算韩愈的诗里这类比喻最多，例如“送无本师”先有“蛟龙弄角牙”等八句四个比喻来讲诗胆的泼辣，又有“蜂蝉碎锦缬”等四句四个比喻来讲诗才的秀拔，或像“峋嵝山”里“科斗拳身薤倒披”等两句四个比喻来讲字体的奇怪。但是我们试看苏轼的“百步洪”第一首里写水波冲泻的一段：“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句里七种形象，错综利落，衬得“诗经”和韩愈的例子都呆板滞钝了。其他像“石鼓歌”里用六种形象来讲“时得一二遗八九”，“读孟郊诗”第一首里用四种形象来讲“佳处时一遭”，都是例证。词里像贺铸“青玉案”的有名结句把“烟草”、“风絮”、“黄梅雨”三者来比“闲愁”，就是“博喻”的佳例，最突出的是嫁名谢逸的“花心动·闺情”用“风里杨花”等九物来比好事不成（“全宋词”六百五十二页）。上古理论家早已著重诗歌语言的形象化，很注意比喻；在这一点上，苏轼充分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苏轼的主要毛病是在诗里铺排古典成语，所以批评家嫌他“用事博”、“见学矣然似绝无才”、“事障”、“如积薪”、“窒、积、芜”、“獭祭”，而袒护他的人就赞他对“故实小说”和“街谈巷语”，都能够“入手便用，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他批评过孟浩然的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这句话恰恰透露出他自己的偏向和弱点。同时，这种批评，正像李清照对秦观的词的批评：“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那种创作风气里古典成语的比重。不用说，笺注家纷纷给这种诗吸引。在北宋早有赵次公等五家注的苏诗，南宋到清又陆续添了十多家的注本，王文诰的夸大噜囌而绝少新见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在清代中叶做了些总结工作；其他像沈钦韩的“苏诗查注补正”和张道的“苏亭诗话”卷五都算得规模比较大的增补。最可惜的是陆游没有肯替苏轼的诗集作注，这跟杜甫和李白的“樽酒细论文”没有记录一样，是文学史上的大憾事。

苏舜钦（一○○八～一○四八）字子美，开封人，有“苏学士文集”。他跟梅尧臣齐名，创作的目标也大致相同。他的观察力虽没有梅尧臣那样细密，情感比较激昂，语言比较畅达，只是修词上也常犯粗糙生硬的毛病。陆游诗的一个主题──愤慨国势削弱、异族侵凌而愿意“破敌立功”那种英雄抱负──在宋诗里恐怕最早见于苏舜钦的作品，这是值得提起的一点，虽然这里没有选他那些诗。

唐庚（一○七一～一一二一）字子西，丹夌人，有“眉山唐先生文集”。他和苏轼算得小同乡，也贬斥在惠州多年，身世有点相像，而且很佩服苏轼。可是他们两人讲起创作经验来，一个是欢天喜地，一个是愁眉苦脸。苏轼说：“某生平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俞此者”；唐庚的话恰好相反：“诗最难事也！吾……作诗甚苦，悲吟累日，然后成篇……明日取读，瑕疵百出，辄复悲吟累日，返复改正……复数日取出读之，病复出，凡如此数四”。唐庚还有句名言：“诗律伤严似寡恩言”，若用朱熹的生动的话来引申，就是：“看文字如酷吏治狱，直是推勘到底，决不恕他，用法深刻，都没人情”。因此，他在当时可能是最简练、最紧凑的诗人，虽然也搬弄故典，还不算厉害，只是炼字炼句常有弄巧成拙的地方。

陶弼（一○一五～一○七八）字商翁，祁阳人，有“邕州小集”。他是位熟悉军事的诗人，作品已经十之八九散失。现存的诗里最长的一首“兵器”批评当时将领的昏庸，跟异族打了败仗，就怨武器不行：“朝廷急郡县，郡县急官吏；官吏无他术，下责蚩蚩辈。耕牛拔筋角，飞鸟秃翎翅；簳截会稽空，铁烹堇山碎。供亿稍后期，鞭朴异他罪。……是知用兵术，在人不在器，愿求谋略长，勿倚干戈锐。”这首诗颇为宋代所重视，可以表现他的思想。从其它的诗以及宋人笔记、诗话里引的断句看来，他擅长写悲壮的情绪，阔大的景象。

汪元量（生卒年不详）字大有，号水云，钱塘人，有“水云集”、“湖山类稿”。他是供奉内廷的琴师，元兵灭宋，把三官俘掳到北方去，他也跟去。他对于“亡国之苦、去国之戚”，有极痛切的感受，用极朴素的语言抒写出来。在宋代遗民叙述亡国的诗歌里，以他的“湖州歌”九十八首和俞德邻的“京口遣怀”一百韵算规模最大，但是他写得具体生动，远在俞德邻之上。从全部作品看来，他也是学江湖派的，虽然有时借用些黄庭坚陈师道的成句。

汪藻（一○七九～一一五四）字彦章，德兴人，有“浮溪集”。他早年蒙江西派的徐俯、洪炎等人赏识，据说还向徐俯请教过“作诗法门”，他中年以后写信给韩驹说愿意拜他为老师。可是从他的作品看来，主要是受苏轼的影响。北宋末南宋初的诗坛差不多是黄庭坚的世界，苏轼的儿子苏过以外，像孙觌、叶梦得等不卷入江西派的风气里而倾向于苏轼的名家，寥寥可数，汪藻是其中最出色的。

王安石（一○二一～一○八六）字介甫，临川人，有“临川文集”。他在政治上的新措施引起同时和后世许多人的敌视，但是这些人也不能不推重他在文学上的造就，尤其是他的诗，例如先后注释他诗集的两个人就是很不赞成他的人。他比欧阳修渊博，更讲究修词的技巧，因此尽管他自己的作品大部分内容充实，把锋芒犀利的语言时常斩截干跪得不留余地、没有回味的表达了新颖的意思，而后来宋诗的形式主义却也是他培养了根芽。他的诗往往是搬弄词汇和典故的游戏、测验学问的考题；借典故来讲当前的情事，把不经见而有出处的或者看来新鲜乱其实古旧的词藻来代替常用的语言。典故词藻的来头愈大，例如出于“六经”、“四史”，或者出处愈僻，例如来自佛典、道书，就愈见工夫。有时他还用些通俗的话作为点缀，恰像大观园里要来一个泥墙土井、有“田舍家风”的稻香村，例如最早把“锦上添花”这个“俚语”用进去的一首诗可能是他的“即事”。把古典成语铺张排比虽然不是中两旧诗先天不足而带来的胎里病，但是从它的历史看来，可以说是它后天失调而经常发作的老毛病。六朝时，萧子显在“南斋书”卷五十二“文学传论”里已经不很满意诗歌“缉事比类……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锺嵘在“诗品”里更反对“补假”“经史”“故实”，换句话说，反对把当时骈文里“事对”、“事类”的方法应用到诗歌里去；唐代的韩愈无意中为这种作诗方法立下了一个简明的公式：“无书不读，然止用以资为诗”。也许古代诗人不得不用这种方法，把记诵的丰富来补救和掩饰诗情诗意的贫乏，或者把浓厚的“书卷气”作为应付政治和社会势力的烟幂。第一，从六朝到清代这个长时期里，诗歌愈来愈变成社交的必需品，贺喜吊丧，迎来送往，都用得着，所谓“牵率应酬”。应酬的对象非常多，作者的品质愈低，他应酬的范围愈广，该有点真情实话可说的题目都是他把五七言来写“八股”、讲些客套虚文的机会。他可以从朝上的皇帝一直应酬到家里的妻子──试看一部分“赠内”、“悼亡”的诗；从同时人一直应酬到古人──试看许多“怀古”、“吊古”的诗；从傍人一直应酬到自己──试看不少“生日感怀”、“自题小像”的诗，从人一直应酬到物──例如中秋玩月、重阳赏菊、登泰山、游西湖之类都是“儒林外史”里赵雪齐所谓“不可无诗”的。就是一位大诗人也未必有那许多真实的情感和新鲜的思想来满足“应制”、“应教”、“应酬”、“应景”的需要，于是不得不像“文心雕龙”“情采”篇所谓“为文而造情”，甚至以“文”代“情”，偷懒取巧，罗列些古典成语来敷衍搪塞。为皇帝做诗少不得找出周文王、汉武帝的轶事，为菊花做诗免不了扯进陶潜、司空图的名句。第二，在旧社会里，政治的压迫和礼教的束缚剥夺了诗人把某些思想和情感坦白抒写的自由。譬如他对国事朝局的愤慨、在恋爱生活里的感受，常常得指桑骂槐或者移花接木，绕了个弯，借古典来传述；明明是时事，偏说“咏史”，明明是新愁，偏说“古意”，甚至还利用“香草美人”的传统，借“古意”的形式来起“咏史”的作用，更害得读者猜测个不休。当然，碰到紧急关头，这种烟幂未必有多少用处。统治者要兴文字狱的时候，总会根据无火不会冒烟的常识，向诗人追究到底，例如在“乌台诗案”里，法官逼得苏轼把“引证经传”的字句交代出来。除掉这两个社会原因，还有艺术上的原因；诗人要使语言有色泽、增添深度、富于暗示力，好去引得读者对诗的内容作更多的寻味，就用些古典成语，仿佛屋子里安放些曲屏小几，陈设些古玩书画。不过，对一切点缀品的爱好都很容易弄到反客为主，好好一个家陈列得像古董铺子兼寄售商店，好好一首诗变成“垛叠死人”或“牵绊死尸”。北宋初的西昆体就是主要靠“挦撦”──锺嵘所谓“补假”──来写诗的。然而从北宋诗歌的整个发展看来，西昆体不过像一薄层、一小圈的油花，浮在水面上，没有在水里渗入得透，溶解得匀；它只有极局限、极短促的影响，立刻给大家瞧不起，并且它“挦撦”的古典成语的范围跟它歌讠永的事物的范围同样的狭小。王安石的诗无论在声誉上、在内容上、或在词句的来源上都比西昆体广大得多。痛骂他祸国殃民的人都得承认他“博闻”、“博极群书”；他在辩论的时候，也破口骂人：“君辈坐不读书耳！”又说自己：“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所以他写到各种事物，只要他想“以故事记实事”──萧子显所谓“借古语申今情”，他都办得到。他还有他的理论，所谓“用事”不是“编事”，“须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这也许正是唐代皎然所说“用事不直”，的确就是后来杨万里所称赞黄庭坚的“妙法”，“备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后面选的“书湖阴先生壁”里把两个人事上的古典成语来描写青山绿水的姿态，可以作为“借事发明”的例证。这种把古典来“挪用”，比了那种捧住了类书，说到山水就一味搬弄山水的古典，诚然是心眼儿活得多，手段高明得多，可是总不免把借债来代替生产。结果是跟读者捉迷藏，也替笺注家拉买卖。流传下来的、宋代就有注本的宋人诗集从王安石集数起，并非偶然。李壁的“王荆文公诗笺注”不够精确，也没有辨别误收的作品，清代沈钦韩的“补注”并未充分纠正这些缺点。

王令（一○三二～一○五九）字逢原，江都人，有“广陵先生文集”。他受韩愈、孟郊、庐仝气的影响很深，词句跟李覯的一样创辟，而口气愈加雄壮，仿佛能够昂头天外，把地球当皮球踢着似的，大约是宋代里气概最阔大的诗人了。运用语言不免粗暴，而且词句尽管奇特，意思却往往在那时候都要认为陈腐，这是他的毛病。

王迈（一一八四～一二四八）字实之，白号臞轩居士，仙游人，有“臞轩集”。他因直言强谏，给宋理宗骂为“狂生”。许多号称有胆量、敢批评的人在诗歌里都表现得颇为“温柔敦厚”，洪咨夔却不是那样，王迈更不是那样。他在作品里依然保存那股辣性和火劲，处处替人民讲话，不怕得罪上司和同僚，真像他自己所说：“生为奇男子，先办许国身”；“入被丞相嗔，出遭长官骂……不曲不圆，不聋不哑。他虽然极推尊杨万里的诗，自己的风格并不相像，还是受江湖派的影响居多。“臞轩集”里混进了若干傍人的作品，有北宋人的，有同时人的，甚至有元代诗人的。

王庭珪（一○八○～一一七二）字民瞻，安福人，有“泸溪集”。北宋末、南宋初的诗人里，有些是瞧不起江西派而对黄庭坚却另眼看待的，例如叶梦得和王庭珪，他们的态度恰好像元好问的“论诗”绝句所说：“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王庭珪的诗明白晓畅，可是好些地方模仿黄庭坚的格调，承袭他的词句，运用经他运用而流行的成语故典。

王禹偁（九五四～一○○一）字元之，钜野人，有“小畜集”。北宋初年的诗歌大多是轻佻浮华，缺乏人民性，王禹偁极力要挽回这种风气。他提倡杜甫和白居易的诗，在北宋三位师法白居易的名诗人里──其他两人是苏轼和张耒──他是最早的，也是受影响最深的。他对杜甫的评论也很值得注意。以前推崇杜甫的人都说他能够“集大成”，综合了过去作家的各种长处，例如元稹“故工部员外郎社君墓系铭”说：“小大之有所总萃”，“尽得古今之体势”；王禹偁注重杜甫“推陈出新”这一点，在“日长简仲咸”那首诗里，用了在当时算得很创辟的语言来歌颂杜甫开辟了诗的领域：“子美集开诗世界”。

王质（一一二七～一一八九）字景文，自号雪山，兴国人，有“雪山集”。他佩服苏轼，甚至说：“一百年前……有苏子瞻……一百年後，有王景文”。他的诗很流畅爽快，有点儿苏轼的气派，还能够少用古典。他的朋友张孝祥也以第二个苏轼自命，名声比他响得多，而作品笨拙，远不如他。至於他的“绍陶录”，那是表示他羡慕陶潜那样的隐逸生活，并非效法陶潜的诗歌，而且“陶”字指陶潜、陶弘景两个人，所谓：“渊乎栗里，谧哉华阳”。

文天祥（一二三六～一二八三）字履善，一字宋瑞，自号文山，吉水人，有“文山诗集”、“指南录”、“指南後录”、“吟啸集”。这位抵抗元兵侵略的烈士留下来的诗歌绝然分成前後两期。元兵打破杭州、俘虏宋帝以前是一个时期。他在这个时期里的作品可以说全部都草率平庸，为相面、算命、卜卦等人做的诗比例上大得使我们吃惊。比他早三年中状元的姚勉的“雪坡舍人稿”里有同样的情形，大约那些人都要找状元来替他们做广告。他从元兵的监禁里逃出来，跋涉奔波，尽心竭力，要替宋朝保住一角山河、一寸土地，失败了不肯屈服，拘囚两年被杀。他在这一个时期里的各种遭遇和情绪都纪载在“指南录”、“吟啸集”里，大多是直书胸臆，不讲究修词，然而有极沉痛的好作品。

文同（一○一八～一○七九）字与可，自号笑笑居士，梓潼人，有“丹渊集”。他跟苏轼是表亲，又是好朋友，所以批评家常把他作为苏轼的附庸。其实他比苏轼大十八岁，中进士就早八年，诗歌也还是苏舜钦、梅尧臣时期那种朴质而带生硬的风格，没有王安石、苏轼以后讲究词藻和铺排典故的习气。他有一首“问景逊借梅圣俞诗卷”诗，可以看出他的趋向：“我方嗜此学，常恨失所趋；愿子少假之，使之识夷途。文同是位大画家，他在诗里描摹天然风景，常跟绘画联结起来，为中国的写景文学添了一种手法。泛泛的说风景像图画，例如：“峰次青松，岩悬赪石，于中历落有翠柏生焉，丹青绮分，望若图绣矣，这是很早就有的。具体的把当前风物比拟为某种画法或某某大画家的名作，例如：“律以皴法，类黄鹤山樵，或者：“只见对面千佛山上梵宫僧寮与那苍松翠柏高下相间，红的火红，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绿的碧绿，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枫夹在里面，仿佛似宋人赵千里的一幅‘瑶池图’”，这可以说从文同正式起头。例如他的“晚雪湖上寄景孺”：“独坐水轩人不到，满林如挂‘暝禽图’”；“长举”：“峰峦李成似，涧谷范宽能”；“长举驿楼”：“君如要识营邱画，请看东头第五重。”在他以前，像韩偓的“山驿”：“叠石小松张水部，暗山寒雨李将军”，还有林逋的“乘公桥作”：“忆得江南曾看着，巨然名画在屏风”，不过偶然一见；在他以后，这就成为中国写景诗文里去找绘画题材和布局的试探，都表示诗和画这两门艺术在北宋前期更密切的结合起来了。

翁卷（生卒年不详）字续古，一字灵舒，永嘉人，有“苇碧轩集”。

吴涛（生卒年不详）字德劭，崇仁人。在历代的诗话里，南北宋之交的吴沆“环溪诗话”是部奇特的著作，因为它主要是标榜作者自己的诗。也许他非得自称自赞不可，因为那些诗的妙处实在看不出来。吴沆笔歌墨舞的自我表扬之后，想到哥哥，于是在卷下里引了吴涛几首诗，下面这一首写春深夏浅、乍暖忽寒的情味，倒是极新颖的。

萧德藻（生卒年不详）字东夫，自号千岩居士，长乐人。他在当时居然也跟尤、杨、范、陆并称，可是诗集流传不广，早已散失，所存的作品都搜集在清代光聪谐的“有不为斋随笔”卷丁里。他跟曾几学过诗，为杨万里所赏识，看来也想摆脱江西派的影响，所以他说：“诗不读书不可为，然以书为诗不可也”。用字造句都要生硬新奇，显得吃力。他有一篇“吴五百”的寓言，为中国的笑林里添了个类型，後世转辗摹仿，而完全忘掉了他这位创始人。这一点也许可以提起。

萧立之（生卒年不详）一名立等，字斯立，自号冰崖，宁都人，有“萧冰崖诗集拾遗”。这位有坚强的民族气节的诗人没有同时的谢翱、真山民等那些遗民来得著名，可是在艺术上超过了他们的造诣。南宋危急的时候，他参预过保卫本朝的战争。南宋亡後，他对元代的统治极端憎恶。除掉七言古诗偶然模仿李贺和五言律诗偶然模仿陈师道以外，他的作品大多是爽快峭利，自成风格，不像谢翱那样意不胜词，或者真山民那样弹江湖派的旧调。

徐俯（一○七五～一一四一）字师川，自号东湖居土，分密人，有“东湖居士诗集”，据说共“三大卷”，上卷是古体，中卷是五言近体，下卷是七言近体，现在已经失传了。清代厉鹗的“宋诗纪事”卷三十三和陆心源的“宋诗纪事补遗”卷四十八都搜辑了他的诗篇和断句，当然还可以从宋人的笔记、诗话、类书，选集、集句诗里添补好些。徐俯是黄庭坚的外甥，列入江西派。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惹起许多是非，当时有些列入江西派的人亲自抗议，后世也有人认为某某不应当收在里面，而某某该补进去。列入江西派的二十多位诗人里，有一大半留下足够数量的作品，让我们辨别得出他们的风格。根据这些作品而论，他们受黄庭坚的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只是有暂有久，有深有浅，浅的像比较有才情的韩驹，深的像平庸拘谨的李彭。黄庭坚的声势很浩大，有许多给他薰陶感染的诗人都没有搜罗在江西派里，这也是无可讳言的，例如跟李彭差不多的吴则礼、张扩之类。至于那些人列在江西派里而否认受过黄庭坚的影响，也许有两种原因。第一是政治嫌疑。宋徽宗赵佶即位以后，蔡京专政，把反对过王安石“新法”的人开了一张名单，通令全国把这些“奸党”的姓名刻石立碑。苏轼、孔平仲、张舜民、张耒、秦观、黄庭坚都名挂黑榜，苏黄的诗文书画一律是违禁品，必须销毁。因此模仿苏黄诗体或字体的人往往遮遮掩掩，要到宋高宗赵构的时候，才敢露出真相。第二是好胜的心理。孙行者怕闯了祸牵累到先生，“只说是自家会的”本领；有些人成名之后，也不肯供出老师来，总要说自己独创一派，好教别人来拜他为开山祖师。徐俯晚年说不知道舅舅的诗好在那里，而且极口否认受过舅舅的启发：“涪翁之妙天下，君其问诸水滨；斯道之大域中，我独知之濠上”。不过他舅舅文集里分明有指示他作诗的书信；在他自己的作品里也找得着他承袭黄庭坚的诗句的证据；在他年轻的时候，同派的李彭称赞他是外甥不出舅家，他好像并没有抗议。他虽然回复上门请教的人说自己看不出黄庭坚诗歌的好处，但是喜欢黄诗黄字的宋高宗分付他题跋黄庭坚的墨迹，他就会说“黄庭坚文章妙天下”，承皇帝陛下赏识，“备于乙览”，真是虽死犹荣！他这种看人打发、相机行事的批评是“儒林外史”的资料，不能算文学史的根据。只是他晚年的确想摆脱江西派的风格，不堆砌雕琢，而求“平易自然”，看来流为另一个偏向，变成草率油滑。元代以后，“东湖居士诗集”失传，徐俯也就冷落无闻。但是在南宋的作品里，我们往往碰见从他那里脱胎的诗句；例如他的名句：“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风”，不但陆游、楼錀、敖陶孙、钱厚等人都摹仿过，而且流传入金，给当时与南宋成为敌国的诗人侵占去了。

徐玑（一一六二～一二一四）字文渊，一字致中，号灵渊，永嘉人，有“二薇亭诗集”。他和他的三位同乡好友──字灵晖的徐照，字灵舒的翁卷，号灵秀的赵师秀──并称“四灵”，开创了所谓“江湖派”。杜甫有首“白小”诗，说：“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鱼”，意思是这种细小微末的东西要大夥儿合起来才凑得成一条性命。我们看到“四灵”这个称号，也许想起麟、凤、龟、龙，但是读了“四灵”的作品，就觉得这种同一流派而彼此面貌极少差异的小家不过像白小。江湖派反对江西派运用占典成语、“资书以为诗”，就要尽量白描、“捐书以为诗”，“以不用事为第一格”；江西派自称师法杜甫，江湖派就抛弃杜甫，抬出晚唐诗人来对抗。这种比杨万里的主张更为偏激的诗风从潘柽开始，由叶适极力提倡，而在“四灵”的作品里充分表现，潘和叶也是永嘉人。叶适认为：“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宗派章焉”；“杜甫强作近体……当时为律诗者不服，甚或绝口不道……王安石七言绝句人皆以为特工，此亦後人貌似之论尔！七言绝句凡唐人所谓工者，今人皆不能到……若王氏徒有纤弱而已”。朱熹批评过叶适，说他“谎话只是杜撰”，又批评过叶适所隶属的永嘉学派说：“譬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见个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这些哲学和史学上的批评也可以应用在叶适的文艺理论上面。他说杜甫“强作近体”那一段话，正所谓“只是杜撰”；他排斥杜甫而尊崇晚唐，鄙视欧阳修梅尧臣以来的诗而偏袒庆历、嘉祐以前承袭晚唐风气像林逋、潘阆、魏野等的诗，正所谓“只是小”。而且他心日中的晚唐也许比林逋、潘阆、魏野所承袭的──至少比杨万里所喜爱的──狭隘得多，主要指姚合和贾岛，两个意境非常淡薄而琐碎的诗人，就是赵师秀所选“二妙集”里的“二妙”。经过叶适的鼓吹，有了“四灵”的榜样，江湖派或者“唐体”风行一时，大大削弱了江西派或者“派家”的势力，几乎夺取了它的地位，所谓“旧止四人为律体，今通天下话头行”。名叫“江湖派”大约因为这一体的作者一般都是布衣──像徐照和翁卷──或者是不得意的小官──像徐玑和赵师秀，当然也有几个比较显达的“钜公”，譬如叶适、赵汝谈、刘克庄等。名叫“唐体”其实就是晚唐体，杨万里已经把名称用得混淆了；江湖派不但把“唐”等於“晚唐”、“唐末”，更把“晚唐”、“唐末”限於姚合、贾岛，所以严羽抗议说这是惑乱观听的冒牌，到清初的黄宗羲养还得解释“四灵”所谓“唐诗”是狭义的“唐诗”。“四灵”的诗情诗意都枯窘贫薄，全集很少变化，一首也难得完整，似乎一两句话以後，已经才尽气竭，在这一夥里稍微出色的赵师秀坦白的说：“一篇幸止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何矣！”可是这“四十字”写得并不高明，开头两句往往死死扣住题日，像律赋或时文的“破题”；而且诗里的警联常常依傍和模仿姚合等的诗，换句话说，还不免“资书以为诗”，只是根据的书没有江西派根据的那样多。我们没有选叶适的诗。他号称宋儒里对诗文最讲究的人，可是他的持竭力炼字琢句，而语气不贯，意思不达，不及“四灵”还有那么一点点灵秀的意致。所以，他尽管是位“大儒”，却并不能跟小诗人排列在一起；这仿佛麻雀虽然是个小鸟儿，飞得既不高又不远，终不失为飞禽，而那庞然昂然的鸵鸟，力气很大，也生了一对翅膀，可是绝不会腾空离地，只好让它跟善走的动物赛跑去罢。

徐照（？～一二一一）字道晖，一字灵晖，号山民，永嘉人，有“芳兰轩集”。

许棐（生卒年不详）字忱夫，自号梅屋，海盐人，有“梅屋诗稿”、“融春小缀”、“梅屋第三稿”、“梅屋第四稿”。他是江湖派诗人而能在姚合贾岛以外也师法些其他晚唐作家的。

严羽（生卒年不详）字仪卿，一字丹邱，自号沧浪逋客，邵武人，有“沧浪吟”。他是位理论家，极力反对苏轼黄庭坚以来的诗体和当时流行的江湖派，严格的把盛唐诗和晚唐诗区分，用“禅道”来说诗，排斥“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开了所谓“神韵派”，那就是以“不说出来”为方法，想达到“说不出来”的境界。他的“沧浪诗话”在明清两代起了极大的影响，被推为宋代最好的诗话，像诗集一样，有人笺注，甚至讲戏曲和八股文的人，也宣扬或应用他书里的理论。批评家一动手创作，人家就要把他的拳头塞他的嘴──毋宁说，使他的嘴咬他的手。大家都觉得严羽的实践远远不如他的理论。他论诗着重“透彻玲珑”、“洒脱”，而他自己的作品很粘皮带骨，常常有摹仿的痕迹。尤其是那些师法李白的七古，力竭声嘶，使读者想到一个嗓子不好的人学唱歌，也许调门儿没弄错，可是声音又哑又毛，或者想起寓言里那个青蛙，鼓足了气，跟牛比赛大小。江湖派不满意苏、黄以来使事用典的作风，提倡晚唐诗。严羽也不满意这种作风，就提倡盛唐诗。江湖派把这种作风归罪於杜甫，就把他抛弃。严羽把杜甫开脱出来，没有把小娃娃和澡盆里的脏水一起掷掉，这是他高明的地方。他虽然“以禅喻诗”，虚无缥缈，作品里倒还有现实感，并非对世事不见不闻，像参禅入定那样加工精制的麻木。他很爱国，尽管他那些“从军”、“塞下”、“出塞”、“闺中词”等等都是仿古摹唐之作，看来也在他所处的时代里抛锚下碇，寄托着他的期望：“何日匈奴灭，中原得晏然？”跟一般想像边塞风光的摹唐之作，还有点儿不同。此外他有两三首伤离忧乱的诗，比较不依傍前人，颇有情致。关於“沧浪诗话”，此地不能多讲，只有两件事还值得一提。当时跟“沧浪诗话”的主张最符合的是包恢“敝帚稿略”里几篇文章，而据“樵川二家诗”卷首黄公绍的序文，严羽是包恢的父亲包扬的学生。当然，徒弟的学问和意见未必全出於师父的传授，不过假如师兄弟俩的议论相同，这里面就有点关系。“沧浪诗话”的主张不但跟十九世纪欧洲颇为风行的一派诗论接近，并且跟古印度的一派诗论暗合，更妙的是那派诗论的口号恰恰相当於汉文的“韵”字。印度的文艺理论没有介绍到中国来过，“禅”不过沾了印度哲学一点儿边，所以这个巧合很耐寻味。

晏殊（九九一～一○五五）字同叔，临川人。他的门生说：“晏相相国，今世之工为诗者也。末年见编集者乃过万篇，唐人以来所未有”。假如这句话没有夸张，那末晏殊作品之多，超过十年间万首诗”的陆游。这一万多篇诗，跟五代时王仁裕“西江集”的万余首诗一样，散失没有流传。到清初才有人搜辑“元献遗文”一卷，后来又有人作“补编”和“增辑”，当然还可以添补些，可是总寥寥无几。据说他爱读韦应物诗，赞它“全没些儿脂腻气”。但是从他现存的作品看来，他主要还是受了李商隐的影响。也许因为他反对“脂腻”，所以他跟当时师法李商隐的西昆体作者以及宋庠、宋祁、胡宿等人不同，比较活泼轻快，不像他们那样浓得化不开，窒塞闷气。他也有时把古典成语割裂简省得牵强不通，例如“赋得秋雨”的“楚梦先知薤叶凉”把楚怀王梦见巫山神女那件事缩成“楚梦”两个字，比李商隐“圣女祠”的“肠回楚国梦”更加生硬，不过还不至于像胡宿把老子讲过“如登春台”那件事缩成“老台”。这种修词是唐人类书“初学记”滋长的习气，而更是摹仿李商隐的流弊。文艺里的摹仿总把所摹仿的作家的短处缺点也学来，就像传说里的那个女人裁裤子：她把旧裤子拿来做榜样，看见旧裤子扯破了一块，忙也照式照样在新裤子上剪个窟窿。

杨万里（一一二七～一二○六）字廷秀，自号诚斋，吉水人，有“诚斋集”。南宋时所推重的“中兴四大诗人”是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和陆游四位互相佩服的朋友；杨和陆的声名尤其大，俨然等于唐诗里的李白和杜甫。不过，十个指头也有长短，同时齐名的两位作家像李白和杜甫。元稹和白居易慢慢的总会分出个高低。宋代以后，杨万里的读者不但远少于陆游的，而且比起范成大的来也数目上不如。在当时，杨万里却是诗歌转变的主要枢纽，创辟了一种新鲜泼辣的写法，衬得陆和范的风格都保守或者稳健。因此严羽“沧浪诗话”的“诗体”节里只举出“杨诚斋体”，没说起“陆放翁体”或“范石湖体”。杨万里的创作经历见于“江湖集”和“荆溪集”的自序。据他说，他最初学江西派，后来学王安石的绝句，又转而学晚唐人的绝句，最后“忽若有悟”，谁也不学，“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余诗材”，从此作诗非常容易。同时人也赞叹他的“活法”、他的“死蛇弄活”和“生擒活捉”的本领。这一段话可以分三方面来申说。第一、杨万里和江西派。江西诗一成了宗派，李格非、叶梦得等人就讨厌它“腐熟窃袭”、“死声活气”、“以艰深之词文之”、“字字剽窃”。杨万里的老师王庭珪也是反对江西派的，虽然他和叶梦得一样，很喜欢黄庭坚。杨万里对江西派的批评没有明说，从他的创作看来，大概也是不很满意那几点，所以他不掉书袋，废除古典，真能够做到平易自然，接近口语。不过他对黄庭坚、陈师道始终佩服，虽说把受江西派影响的“少作千余”都烧掉了，江西派的习气也始终不曾除根，有机会就要发作；他六十岁以后，不但为江西派的总集作序，还要增补吕本中的“宗派图”，来个“江西续派”，而且认为江西派好比“南宗禅”，是诗里最高的境界。南宋人往往把他算在江西派里，并非无稽之谈。我们进一步的追究，就发现杨万里的诗跟黄庭坚的诗虽然一个是轻松明白，点缀些俗语常谈，一个是引经据典，博奥艰深，可是杨万里在理论上并没有跳出黄庭坚所谓“无字无来处”的圈套。请看他自己的话：“诗固有以俗为雅，然亦须经前辈取熔，乃可因承尔，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之‘里许’‘若个’之类是也。……彼固未肯引里母田妇而坐之于平王之子、卫侯之妻之列也。这恰好符合陈长方的记载：“每下一俗间言语，无一字无来处，此陈无己、黄鲁直作诗法也”。换句话说，杨万里对俗语常谈还是很势利的，并不平等看待、广泛吸收；他只肯挑选牌子老、来头大的口语，晋唐以来诗人文人用过的──至少是正史、小说、禅宗语录记载着的──口语。他诚然不堆砌古典了，而他用的俗语都有出典，是白话里比较“古雅”的部分。读者只看见他潇洒自由，不知道他这样谨严不马虎，好比我们碰见一个老于世故的交际家，只觉得他豪爽好客，不知道他花钱待人都有分寸，一点儿不含糊。这就像唐僧寒山的诗，看上去很通俗，而他自己夸口说：“我诗合典雅”，后来的学者也发现他的词句“涉猎广博”。第二、杨万里和晚唐诗。他说自己学江西派学腻了，就改学王安石的绝句，然后过渡到晚唐人的绝句。我们知道，黄庭坚是极瞧不起晚唐诗的：“学老杜诗，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也；学晚唐诸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共敝犹贪，作法于贪，敝将若何！’”所以一个学江西体的诗人先得反对晚唐诗；不过，假如他学腻了江西体而要另找门路，他也就很容易按照钟摆运动的规律，趋向于晚唐诗人。杨万里说：“诗非文比也……而或者挟其深博之学、维隽之文，于是隐括其伟辞以为诗”。这透露了他转变的理由，可以借刘克庄的话来做注脚：“古诗出于情性，今诗出于记闻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于是张籍、王建辈稍束起书帙，划去繁缛，趋于切近。世喜其简便，竞起效颦。遂为‘晚唐体’”。除掉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等以外，晚唐诗人一般都少用古典，而绝句又是五七言诗里最不宜“繁缛”的体裁，就像温、李、皮、陆等人的绝句也比他们的古体律体来得清空；在讲究“用事”的王安石的诗里，绝句也比较明净。杨万里显然想把空灵轻快的晚唐绝句作为医救填饱塞满的江西体的药。前面讲过徐俯想摆脱江西派而写“平易自然”的诗，他就说：“荆公诗多学唐人，然百首不如晚唐人一首”；另一个想脱离江西派的诗人韩驹也说：“唐末人诗虽格致卑浅，然谓其非诗则不可；今人作诗虽句语轩昂，但可远听，其理略不可究”。可以想见他们都跟杨万里打相同的主意，要翻黄庭坚定下的铁案。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割分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这一点在评述“四灵”的时候还要细讲。他不像“四灵”那样又狭隘又呆板的学晚唐一两个作家的诗：他欣赏的作家很多，有杜牧，有陆龟蒙，甚至有黄滔和李咸用，而且他也并不模仿他们，只是借他们的帮助，承他们的启示，从江西派的窠臼里解脱出来。他的目的是作出活泼自然的诗，所以他后来只要发现谁有这种风格，他就喜欢，不管是晋代的陶潜或中唐的白居易或北宋的张耒。第三、杨万里的活法。“活法”是江西派吕本中提出来的口号，意思是要诗人又不破坏规矩，又能够变化不测，给读者以圆转而“不费力”的印象。杨万里所谓“活法”当然也包含这种规律和自由的统一，但是还不仅如此。根据他的实践以及“万象毕来”、“生擒活捉”等话看来，可以说他努力要跟事物──主要是自然界──重新建立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要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古代作家言情写景的好句或者古人处在人生各种境地的有名轶事，都可以变成后世诗人看事物的有色眼镜，或者竟离间了他们和现实的亲密关系，支配了他们观察的角度，限止了他们感受的范围，使他们的作品“刻板”、“落套”、“公式化”。他们仿佛挂上口罩去闻东西，戴了手套去摸东西。譬如赏月作诗，他们不写自己直接的印象和切身的情事，倒给古代的名句佳话牢笼住了，不想到杜老的鄜州对月或者张生的西厢待月，就想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或者“本是分明夜，翻成黯淡愁”。他们的心眼丧失了天真，跟事物接触得不亲切，也就不觉得它们新鲜，只知道把古人的描写来印证和拍合，不是“乐莫乐兮新相知”而祇是“他乡遇故知”。六朝以来许多诗歌常使我们怀疑：作者真的领略到诗里所写的情景呢？还是他记性好，想起了关于这个情景的成语古典呢？沈约“宋书”卷六十七说：“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锺嵘“诗品”也说过：“‘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杨万里也悟到这个道理，不让活泼泼的事物做死书的牺牲品，把多看了古书而在眼睛上长的那层膜刮掉，用敏捷灵巧的手法，描写了形形色色从没描写过以及很难描写的景象，因此姜夔称赞他说：“处处山川怕见君”──怕落在他眼睛里，给他无微不至的刻划在诗里。这一类的作品在杨万里现存的诗里一开头就很多，也正像江西体在他晚年的诗里还出现一样；他把自己的创作讲得来层次过于整齐划一，跟实际有点儿参差不合。扬万里的主要兴趣是天然景物，关心国事的作品远不及陆游的多而且好，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也不及范成大的多而且好；相形之下，内容上见得琐屑。他的诗多聪明、很省力、很有风趣，可是不能沁入心灵；他那种一挥而就的“即景”写法也害他写了许多草率的作品。

叶绍翁（生卒年不详）字嗣宗，浦城人，有“靖逸小集”。江湖派诗人，最擅长七言绝句。

尤袤（一一二七～一一九四）字延之，自号遂初居士，无锡人。他的诗集已经散失，後人几次三番的搜辑，以“锡山尤氏丛刻”甲集里的“梁溪遗稿”算比较完备，当然也还有增补的余地。他那些流传下来的诗都很平常，用的词藻往往滥俗，实在赶不上杨、陆、范的作品。下面选的一首是他集里压卷之作。此外还有经杨万里称赏而保存的“寄友人”一联好句：“胸中襞积千般事，到得相逢一语无”。亲友久别重逢，要谈起来是话根儿剪不断的，可是千丝万绪，不知道拈起那一个话头儿才好，情意的充沛反造成了语言的窘涩。尤袤的两句把这种情景真切而又经济的传达出来了。全首诗已经失传，断句也因此埋没，直到它经过扩充和引申，变为王实甫“西厢记”第五本第四折的“沉醉东风”：“不见时准备著千言万语……待伸拆，及至相逢，一语也无，刚则道个‘先生万福！’”彷佛一根折断的杨柳枝儿，给人捡起来，插在好泥土里，长成了一棵亭亭柳树。

张耒（一○五四～一一一四）字文潜，自号柯山，亳州人，有“柯山集”。在“苏门”里，他的作品最富于关怀人民的内容，风格也最不做作装饰，很平易舒坦，南北宋的诗人都注意到他这一点：“君诗容易不著意，忽似春风开百花”；“晚爱肥仙诗自然，何曾绣绘更雕镌，他受白居易和张籍的影响颇深，而读他的七言律诗常会起一种感觉，仿佛没有尝到陆游七律的味道，却已经老早闻着它的香气，有一小部分模仿杜甫的语气雄阔的七律又好像替明代的前后“七子”先透了个消息。可惜他作的诗虽不算很多，而词意每每复出叠见，风格也写意随便得近乎不耐烦，流于草率。张籍的诗正如王安石“题张司业诗”所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白居易的诗稿是张耒亲眼看到的，上面也是翻来覆去的修改。张耒似乎没有学他们这种榜样，看来他往往写了几句好句以后，气就泄了，草草完篇，连复看一遍也懒。朱熹说他“一笔写去，重意重字皆不问”，还没留心到他在律诗里接连用同一个字押韵都不管账。

张舜民（生卒年不详）字芸叟，自号浮休居土，又号斋齐，邠州人，有“画墁集”。他是陈师道的姊夫，和苏轼友好，作诗师法白居易。

章甫（生卒年不详）字冠之，自号易足居士，鄱阳人，有“自鸣集”。他是陆游的朋友，诗歌受杜甫和苏轼的影响。

赵汝鐩（一一七二～一二四六）字明翁，自号野谷，袁州人，有“野谷诗集”。江湖派诗人里算他的才气最豪放；他的古体不但学王建、张籍，也学李白、卢仝，近体不但传“四灵”的家法，也学杨万里，都很畅快伶俐。

赵师秀（生卒年不详）字紫芝，号灵秀，永嘉人，有“清苑斋集”。

郑文宝（九五二～一○一二）字仆贤，宁化人。他很多才多艺，对军事也颇为熟练，“好谈方略”。宋代收集他作品最多的人说他有文集二十卷。但是现在已经失传，只在宋人编选或著作的总集、笔记、诗话，例如“皇朝文鉴”、“麈史”、“温公诗话”等等书里还保存了若干篇诗文以及零星诗句。根据司马光和欧阳修对他的称赏，想见他是宋初一位负有盛名的诗人，风格轻盈柔软，还承袭残唐五代的传统。

郑獬（一○二二～一○七二）字毅夫，湖北安陆人，有“郧溪集”。他做官以直率著名，敢替人民叫苦，从下面选的诗里就看得出来。诗虽然受了些韩愈的影响，而风格爽辣明白，不做作，不装饰。集里有几首堆砌雕琢的七律，都是同时人王珪的诗，所谓镶金嵌玉的“至宝丹”体，“四库全书馆”误收进去，不能算在他账上的。其中最词藻富丽的一首、“寄程公辟”在王珪、郑獬、王安石和秦观的诗集里都出现，大约是中国诗史上分身最多的诗了。

周密（一二三二～一二九八）字公谨，自号草窗，又号弁阳啸翁，又号苹洲，吴兴人，有“草窗韵语”，里面都是宋代灭亡以前的诗。他的“弁阳诗集”已经失传，可见他感慨宋亡的诗所谓“凄凉怕问前朝事，老大犹存后世书”，不免希望太奢！南宋能诗的词家，除了姜夔，就数到他。他的诗也学晚唐体，在一般江湖派所效法的晚唐人以外，又挽进了些李贺、杜牧的风格。诗里的意境字句常常很纤涩，例如“喷天狂雨浣香尽，绿填红阙春无痕，像李贺的诗，更像吴文英的词。这里面也许有线索可找。宋末虽然有几位学李贺的诗家（周密而外，像谢翱、萧立之等），而李贺主要是词家“炼字”的典范。“四灵”等人的诗使读者想起花园里叠石为山、引水为池，没有真山真水那种阔大的气象，周密的诗更使人想到精细的盆景。

周紫芝（一○八二～？）字少隐：自号竹坡居士，宣城人，有“太仓梯米集”。他向张耒请教过诗法，所作“竹坡诗话”颇为流传，可是对诗歌的鉴别并不高明，有人甚至说它是宋代“最劣”的诗话。假如我们就此满以为周紫芝的创作一定也不行，那末他的诗和词会使我们快意的失望。他佩服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等人，尤其推崇张耒，沾染江西派的习气不很深，还爽利不堆砌典故。

朱弁（一○八五～一一四四）字少章，自号观如居士，婺源人。他在宋高宗建炎元年冬天出使金国，拒绝金人的威胁利诱，不肯屈服，因此拘留了整整十五年，在宋高宗绍兴十三年秋天才回到故国。他只有一部分拘留时期的诗歌收在元好问“中州集”卷十里，程敏政“新安文献志”甲集卷五十一上也收他的“别百一侄寄念二兄”五古一首，此外没传下来多少。他的“风月堂诗话”对苏轼、黄庭坚都很推重，却不赞成当时诗人那种“无字无来历”的风气，以为这是误解了杜甫。他的谶见那样高明，可惜作品里依然喜欢搬弄典故成语，也许是他“酷嗜李义山”的流弊，只有想念故国的诗往往婉转缠绵，仿佛晚唐人的风格和情调。

宗泽（一○五九～一一二八）字汝霖，义乌人，有“宗忠简公集”。他是个抵抗金人侵略的民族英雄，宋代把他跟岳飞并称。他的诗平平实实，并不在文字上用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