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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Dec 2014 11:12 PM PST
習近平作為改革開放以來第一個擺脫了老人干政的總書記,兩年來表現了一個強勢領導人的作風。如今他已經把黨政軍大權完全收入自己手中,並且敢於用反腐的利劍指向高層。顯然,他已決心成為毛鄧之後第三位政治強人。看樣子,他很可能成為在當代中國歷史上印下自己名字的人。只是不知道這個名字將贏得人們尊敬,還是遭到人們詬病。 外界對他有種種傳說和評論。有人說,他已決心步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後塵,成為當代中國第三個大獨裁者。有人說,他將成為大陸的蔣經國,用獨裁手段把中國這艘大船駛入人類共同的憲政民主航道。 一個政治人物流芳千古還是遺臭萬年,決定於他自己的一念之間。就習近平除了提出一個「中國夢」、被宣傳口大肆炒作,借機掀起一場新的造神運動之外,他本人還沒從理論上提出什麼觀點。其實中國正來到一個歷史轉折的關口,很需要從理論上給今後的道路作出指引。「中國夢」只是希望國家富強,希望達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就是「大國崛起」。其實哪一個當政者都希望自己治理的國家能夠富強,問題是什麼樣的「富強」,怎樣走向富強,這裡面大有學問。明治維新使日本成為強國,納粹上台使德國成為強國,但都給本民族和全世界同時帶來災難。蘇聯為了把「社會主義大家庭」擴展到全世界而成為一流軍事強國,結果被自己的人民所拋棄。毛澤東也想建成一個強國,走的也是社會主義道路,結果把人民投入苦難的深淵,國家也被弄到崩潰的邊緣。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的改革實際上是從那條引向災難的社會主義道路上折回來,重新回歸人類文明的共同大道。這條大道就是已經被馬克思主義「敲響喪鐘」、並且被全世界的共產黨人貶得一文不值的所謂「資本主義道路」。中共近來又把它叫作「邪路」,並且譴責走這條「邪路」就是「改旗易幟」。 其實在世界上最先「改旗易幟」的正是中共。人民公社本是中共最心愛的社會主義陣地(「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然而正是中共自己,又把這座通往天堂的橋樑拆掉了。還有更嚴重的「改旗易幟」: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乃是社會主義的兩塊基石,也是中共自己把它搬開了。這不都是「改旗易幟走邪路」嗎?其實這種「改旗易幟」是明智的,因為所謂「科學社會主義」對人類的危害,遠比「空想社會主義」嚴重千萬倍。它和法西斯主義在二十世紀所吞噬的鮮活生命,在人類歷史上還沒有哪一場浩劫能夠與之相比。所以這條社會主義道路,乃是真正的邪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所開始的改革,使中國人民從那條邪路上折回來,重新走向革命以前的正道,確實是勇敢的和明智的,因為這條正道是人類經過長期實踐所形成的最合乎人性、最能發揮人的創造性、從而最能發展生產力和造福人間的人類文明共同大道。 被稱為「資本主義」的這條大道的特點是: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普遍人權為基礎的民主憲政和百花齊放的多元文化。不過中共所拋棄的還只限於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至於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一黨專政,不但沒有拋棄,反而不斷加強。所以中國社會現在是處在一黨專政(社會主義)統治下的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當中。兩條道路的生死鬥爭在猛烈地進行著,這種矛盾正是現階段中國社會一切問題的總根源。兩條道路「誰戰勝誰」將決定中國的命運。 中共所提的「深化改革」如果是真的,那就必須痛下決心進行政治改革。這種改革所針對的正是一黨專政本身,因此阻力極大,必須從理論上來個「撥亂反正」,才能匡正人心,理直氣壯地全面從社會主義邪路上折回來,回歸人類文明正道。然而中南海卻用「理論自信」和「道路自信」把理論上和道路上一切新的探索都封住了,這不是一個決心掀開歷史新篇章的領導班子應有的心態和舉措。 考其原因,是壟斷一切的共產黨,已經憑藉手中的權力從現有體制下實現了自己私利的最大化。這也正是這個黨念念不忘的「中國特色」。任何真正的政治改革,都將削弱他們的特權。所以這個黨的主流是反對任何危及一黨專政的思想和言論,更不要說拔掉他們當作虎皮用以嚇人的「社會主義」大旗了。這也就是十八屆班子上台以來,意識形態不但沒有放鬆,反而愈加收緊的真正原因。 一面表示要「全面深化改革」,一面加緊壓制思想。一個黨中央,如此不和諧,是習近平怕被指為「改旗易幟」而失去作為黨的領袖的合法性,才對宣傳口如此寬容,還是宣傳口貫徹的正是他本人的指示? 其實改革開放就是「改旗易幟」。只有理直氣壯地拔掉社會主義旗幟,插上改革開放的大旗,才能邁開大步,走上人類文明的共同大道。否則任何真正的改革便都可以被指責為離經叛道,只能自認理虧,永遠處在下風,而把「政治正確」的制高點拱手讓給反改革的頑固派,也讓「毛左」們有恃無恐。 正是這種「改革理論的貧困」所導致的正氣不伸,「毛左」乖張,越發使人懷念改革先驅胡耀邦的遠見卓識和大無畏的獻身精神。想當年,「兩個凡是」用毛澤東這面大旗做虎皮阻撓人們探尋出路的時候,正是胡耀邦,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決心,毅然舉起思想解放的大旗,打破對毛澤東的「現代迷信」,才從思想上給改革開放掃清了道路,從而使十一屆三中會成為當代中國從社會主義絕路轉上現代人類文明共同大道的歷史轉折點。而胡耀邦正是由於敢破敢立才不但獲得民心,而且獲得黨心,才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被選為黨中央主席的。 「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胡耀邦在上一次歷史轉折點上的勇敢抉擇,改寫了當代中國的歷史,從而成為最受人民愛戴的領袖而名垂青史。後來他雖然被宮廷政變所推翻,但歷史鐵面無私,是非自在人心。反胡耀邦的政變不但當時就遭到習仲勳義正詞嚴的斥責,而且任何人也休想把胡耀邦的偉大功勳從歷史上抹掉。 如今政治改革正面臨困境,「四項原則」、「五不搞」、「七不准」正在「亮劍」,民間「維權」和官方「維穩」的較量方興未艾……,日益尖銳的矛盾都提醒中南海:不要繼續用沒有理論的「自信」沿著老路走下去了。如果真有決心全面深化改革,就應該冷靜地從理論上反思一下:你們既然已經離開那條死路,為什麼還要打著「社會主義」的旗幟?那不是「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嗎?既然要實行法治,憑什麼還把共產黨放在憲法和法律之上?現在中國已經來到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了,是毅然改旗易幟、回歸人類文明共同大道,還是繼續在你們那條「有中國特色」的道路上拖下去?何去何從,你們當然有權決定。我們只是奉告一句: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權力是極大的,責任是極重的。這些「領導人」一舉手、一投足,不只是關係到十幾億人的命運,而且也關係到他們自己在歷史上的歸宿:是長存在百姓心頭受人懷念呢,還是隨著人的唾沫被啐到痰盂裡去呢?要知道,歷史對掌握國家命運者的是非功過,是不會含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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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Dec 2014 10:20 PM PST 首个国家"宪法日"刚过,新华社于12月6日凌晨悄然发布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给予周永康开除党籍处分,对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周永康涉嫌犯罪立案侦查并予以逮捕。接下来照例是各省市部委的表态,后续报道称:决定公布后,社会各界反响强烈。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处理决定,认为这一决定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惩治腐败的坚定意志,深得党心民心。 一窝蜂的站队和效忠,早已成为中国官场文化的特色之一,彰显了体制内生存中"政治正确"的重要性。但表态的衮衮诸公可曾记得:周永康的步步高升,也正是体制内选拔和推举的结果;当年周永康爬上权力的巅峰,成为权倾朝野的"政法沙皇",又有多少官员攀龙附骥,向其输送金钱美色等诸般利益?他被哄抬上位之际,又何尝不是"深得党心民心"?有谁敢提出异议吗?毛泽东曾自称权力是人民给的,宪法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玩政治总爱拿人民说事,周永康窃取的权力,也是人民授予的吗? 报道指:周永康"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多人谋取非法利益,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巨额贿赂;滥用职权帮助亲属、情妇、朋友从事经营活动获取巨额利益,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本人及亲属收受他人大量财物;与多名女性通奸并进行权色、钱色交易",昭示其人品低劣、贪贿无艺。这不得不令人思考: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选劣机制",令这样的坏人得以平步青云高踞庙堂?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执政党,是否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周永康的所作所为完全背离党的性质和宗旨,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执政党的党章开宗明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问题在于:身为如此先进的"先锋队"顶层领导,周永康为什么要捞取上百亿的财富?他的共产主义信仰到哪儿去了?党组织是如何培养教育党员的? 周永康"极大损害党的形象,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影响极其恶劣",问题又在于:是什么样的体制环境,使他权力越大贪欲越盛品性越恶,最终成为巨贪大憝?周永康本是普通农家子弟,很难相信他是个天生的恶人;很多贪官也都属于"根正苗红"的苦出身,为什么一踏入权力不受监督的党国官场,就一头栽进腐败的酱缸,最终踏上不归路?执政党对本党干部的大批堕落负有什么样的政治责任?对周案的报道保持适度低调,莫非就是为了避免引发此类联想? 按照官方上述定性,周案显然比薄案要严重得多,同时留有悬念,称"调查中还发现周永康其他涉嫌犯罪线索"(盛传中的周妻死亡案未被提及),预计视其认罪态度或配合程度,量刑当在死缓到死刑之间,一年之内或见分晓。 当下周案最大的哑谜,是"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一项,究竟何时何地向何人泄露?引发了网友们的无穷竞猜:有猜向薄熙来通风报信的,有猜泄露高层人事安排的,有猜通过情妇泄露机密的,有猜经由亲信向境外媒体和机构爆料权贵家族财富和离岸账户的……。其中"爆料说"有点无厘头:若将权贵家族们的海外资产认定为"党和国家机密",无异于不打自招,这般糗事如何能上得台面? 当下在中国,"泄露国家秘密罪"被称为"口袋罪"之一,连七十多岁的媒体人高瑜都能"沾包",何况周永康这样的"正国级"高官?他随便向周边的人说些什么,都有可能是"国家机密"。联想到薄案公开审理中难堪的失控,"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倒是可以成为周案不公开审理或部分不公开审理的理由。 周永康在主持政法委期间,大搞暴力维稳,多地政法系统以"黑打"手段侵犯人权、掠夺财富,司法腐败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官方报道却未见有一语问责。周虽倒台,其所造成的法制倒退仍在继续。值此弘扬"依宪治国""依法治国"之际,对周永康破坏中国法制的罪恶,难道还可以视为"正能量"而不受追究吗?若沿袭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的处理模式,指东打西避重就轻,以刑事控罪替代政治清算,不仅难服天下人心,亦无从彰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图大略。 权力斗争背景下的反腐败运动,形式上动了体制内大小官员的奶酪,实际上却连公布官员财产都无法兑现,足见内部的阻抗力之大。引爆周永康这样一颗重磅炸弹,或许可以起到一些震慑和清障的作用,但省部级以下的中、基层腐败很难撼动。没有标本兼治的政治体制改革,仅凭纪检部门的外科手术式的自我切割,根本无法清除腐败的温床,抓了一个周永康,还有吴永康郑永康王永康……。革命年代有句豪言壮语"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如今贪官们的"前腐后继",也大有抓不尽杀不完之势。 现行体制的最大敌人,不是什么外部"敌对势力",而是体制自身。党国的大小官员们,究竟有多少陷入了体制的"周永康陷阱"而无力自拔?是贪官破坏了体制,还是体制造就了贪官?法办周老虎的同时,尤须反思养成周老虎的官场生态。 2014年12月8日 风雨读书楼 ——金融时报中文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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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Dec 2014 11:16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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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Dec 2014 10:14 PM PST
周永康的伯乐毫无疑问是刘长亮。 刘长亮何许人也,北京石油学院党委书记,后来任辽河石油勘探局党委书记、中共盘锦地委书记。就是他将周永 康提拔为辽河石油会战指挥部地质团大队长。1976年,周永康从辽河石油勘探局地球物理勘探处处长职务,上调任政治部副主任,由技术岗位转变为行政管理岗位。爬上了官僚阶梯的第一级。 这里不想谈周永康,周永康到了这个境界,已经是摧枯砍朽的形势,下场已经注定,命都可能不保。当然这也是他的恶报,没有人会可怜他,可以说他是死有余辜。 这里要说的是刘长亮,他调任北京石油学院前是玉门地委书记,1963年调任北京石油学院任党委书记。 这个刘长亮调到北京石油学院后穿着一件黄皮夹克,挺着大肚子,在校园中不务正业(因为他没有专业),耀武扬威的逛来逛去,立即将北京石油学院变成一个政治学 院。他大力提拔会整人的干部,老师和学生,从此北京石油学院成了一个魔鬼窝巢, 愈能整人的愈爬得高,没有人再搞专业,由此刘长亮为今后的共产党的腐败政治培养了一批心狠手辣的官吏,而周永康只是其中一个佼佼者。 刘长亮的最大杰作就是六四年,六五年在石油学院搞的毕业集训运动,大抓反动学生,将石油学院搞成一个人人自危,相互揭发,相互陷害的人间地狱。在那次运动中,抓反动学生愈多的干部和老师马上得到提拔。机械系抓了五个反动学生,年级书记余光锐马上被提成系付书记。 刘长亮这个人有多狠,可以从他的一句话中见一斑。当毕业集训运动开始不久,两个学生不堪折磨自杀的时候,刘长亮公然说: " 这些学生像麻雀,放在手中不抓就飞走了,一抓,我还没有用力,就死了, 嗨, 嗨, 嗨。。。。。", 后面的嗨, 嗨, 嗨是得意的笑声。 下面是我在发表"离开北京——记念北京石油学院毕业集训运动四十四周年"后,收到的一封校友来信: "亲爱的校友老大哥: 我是北京石油学院文革前的最后一届学生,你离校我进校。我们入学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你们的毕业集训,真是厉害的下马威,让我们从一开始就胆战心惊地度 日。你在"文学城"发的"离开北京"和"被逼到绝路的男子汉-范世春",把我又带回到那些不堪回首的岁月。后来的五年里,我虽然没有被定为反动学生,但是也被隔离审查和监督劳动过。正如你提到的,你们十一个人被工人监督,也许因祸得福了。因为在后来文革的白色恐怖中,仍在知识分子堆里的"互相监督",那悲惨之状比以前的反动学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我亲眼见到的自杀者不下十人,包括就放在我们班上监督的、跳楼未死后又用自己的围巾把自己的脖子系在床头暖气 管线上勒死的湖北宜昌女生廖进。 我目前也在湾区。有些回忆那些日子的文字,比较长,不知道怎样与你交流。希望你能发个电子邮件给我。地址是:X...@gmail.com 祝你一切好!" 今天我们在清算这个人渣周永康的时候,顺着周永康从一个小小的技术员爬到国家高位的阶梯望去,多少豺狼的狰狞面容他旁边蜉蝣,在为他撑腰,而多少的无辜生灵被他们陷害, 至今连一个起码的公道都没有得到。 北 京石油学院 建校五十周年纪念的时候,这些从这个魔鬼窝巢爬出去的政治动物,到了国家的各个高位,而如今得意洋洋回到母校,互相打躬作揖,弹冠相庆的时候,我曾经给当 时的党委书记李秀生去过一封信,要求他们在庆功的时候,为历次运动中被逼死的学生默哀五分钟。当然我没有收到回音,他们也不可能这么做,如果他们能够那么 做的话,他们就不是现在在这个高位上的人了。 我回忆这些悲惨的往事的时候,唯一令我高兴的是68年回校,当时的群众组织头头白炳成 对我说的话: "文化革命前,我也被刘长亮定成反动学生,差点也到北大荒去改造。我被解放后,第一件事就想出气,为所有被迫害的学生,包挂你们出口气。批判是没有用的,这帮兔崽子文化革命后照样当官。我将刘长亮领到一个小房间里,将他裤子扒下,用鞭子抽他的屁股,直到出血"。 "打完后,我告诉刘长亮你可以走了,从此我们俩不相欠。" 想起那些被他逼死的学生们,这顿打过分了吗? 周永康和他一路爬上去的这条血路上,魔鬼成穴,其罪行累累,罄竹难书,而新华社所能立出的他的罪行只是冰山在水面上能见到的部分。 仅以本文记念北京石油学院毕业集训运动中死去的校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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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Dec 2014 09:31 PM PST
在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的时候,普遍的预期是,明年的增长目标会进一步下调到7%。由此引出的问题就是,下调增长目标,主要是客观经济因素所迫,还是也包含了相当的政治考虑?我倾向于认为,政治因素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因此,我预计明年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远低于目标的可能性很大。换句话说,如果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包括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不会像往年那样尽力去实现增长目标。 这固然是因为大家都认识到维持高速增长的经济代价越来越大,但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利己盘算。 在地方层面,尤其是在省一级,习近平大力反腐带来的一个政治后果,就是高级领导人对他极为不满。这种不满不仅严重挫伤了地方政府抓经济的士气,以至于不少高官愿意看到局面恶化,看到危机爆发,因为这样就有可能减少中央反腐的压力,增加自己蒙混过关的机会。 在中央层面,李克强对地方官员的不作为或"懒政"已多次表示强烈不满,这不仅验证了上述逻辑的存在,而且表明,他很怕看到中国经济在他任期内出现大滑坡,大减速。因为果真如此,身为总理的他,很难不为经济出问题背黑锅。习近平的算盘就不同了,因为他知道,既然经济危机迟早会爆发,那么,对他来说,早爆发好过晚爆发,尤其是没有必要人为推迟经济危机的爆发。 为什么呢?我认为有这样两个主要理由:一,借助危机爆发,习可以清除那些腐败的和政治上不可靠的地方领导,选拔忠于自己的人材取而代之。二,借助危机找到改革出路。很显然,这两个问题越早解决,对习近平政治上越有利。理解这一点的关键在于,习近平知道经济危机绕不过去,知道他接手的高官队伍基本上是要换的。 应该说,反腐越深入,只能越强化习近平的这个判断。反腐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能力强的高官几乎没有不贪的。周永康就是一个典型。从公开的报道不难看到,周永康的工作一路得到下级好评。在高官人人皆贪的大背景下,期待这些高官能够搞好经济和经济改革,是不现实的。习近平应该懂得这一点,这是他宁可让经济危机早爆发,也不愿意稳增长的根本原因。因为无论从经济上看还是从政治上看,稳增长都是靠不住的策略。 也就是说,只有李克强的政治利益更倾向于稳增长,而腐败的高官和他们的死敌习近平都更倾向于借危机来找生路。我认为这个政治逻辑将对明年的经济形势发生相当大的影响。 那么,习近平就不怕经济危机失控,中国经济崩盘吗?我认为两年来习近平在外交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认知,就是他发现全球经济形势对稳定中国经济非常有利。换句话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主要的地缘政治对手美国和日本,都不愿意看到中国经济崩盘,因为此时中国经济崩盘对他们并没有好处,只有坏处,这和俄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说,习近平此时可以采取更激进的策略来推动经济改革,调整中国经济的结构。过于保守反而会错过改革和调整的良机。 普遍需求疲软的世界经济,对于大量依赖进口资源的中国经济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中国可以多印钞票来支持更激进的改革和结构调整。这也是人民币加速国际化的一个政治背景,也是习近平最近缓和了与美国和日本关系的一个重要背景。 总之,习近平有很好的"国运"来推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习近平看到了这一点,因此,2015年,习近平很可能因选择比较激进的改革措施而导致经济大减速或某种程度的失稳。 至于习近平的改革能否成功,则是另一个问题。国际环境前所未有地对中国内部变革有利,并不等于习近平就一定成功。不过,习近平的失败未必意味著中国变革的失败,而中国的变革若失败,则绝不会仅仅是习近平一人的问题。因此,2015年,习近平很可能借中国经济危机,启动一个重要的变革时代,这意味著他将面临巨大挑战,这也意味著对中国精英变革能力的集体挑战。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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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厦针对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发表声明(附:达赖喇嘛赴意大利出席诺奖得主峰会) Posted: 09 Dec 2014 09:07 PM PST
2014年12月10日 谨代表600万藏人,噶厦向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献上最卑微的敬意和至深的崇敬。噶厦也给予世界各地的藏人同胞、朋友们和善良的人们最热诚的问候。今天是达赖喇嘛尊者获颁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的殊胜日子。 1989年,诺贝尔委员会宣读:委员会要强调的是,达赖喇嘛在他的争取西藏自由运动中,一直反对使用暴力;他主张基於宽容和相互尊重的和平解决,以维护他的人民的历史和文化底蕴。 过去的25年期间,达赖喇嘛尊者一直坚定不移地继续坚持、并强化诺贝尔和平奖的理想。向来自谦是平凡僧人的尊者,持续地证明了自己是世界各地数亿人们心中,一座闪耀著和平、非暴力和慈悲心的灯塔。 数十年来,尊者义无反顾地努力实践他的三项重要承诺:促进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宗教间的和谐,捍卫和发扬西藏的宗教文化。达赖喇嘛尊者走遍世界五大洲,与各国总统、总理、宗教领袖、国王、科学家、学者、青年朋友、一般民众、穷人和弱势族群见面。尊者荣获151座奖项的赞美与肯定。即使是同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朋友们,也尊称他是「超级桂冠」。 达赖喇嘛尊者努力不懈地坚持以基於对话和互利互惠的非暴力方式,解决西藏问题,大力地推进了西藏的正义事业。全球对西藏具有良知的公民,已从少数的小团体发展到今天为西藏人权,包括透过制作大量有关西藏运动的纪录片,当然也有好莱坞电影的支持,以及出版书籍和全球媒体报导强大的国际活动。 达赖喇嘛尊者推动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并考量国际环境的态势、中国境内的地位和西藏人民的充分授权,一项互惠互利的解决方案。主张采取「中间道路」的互惠方法;自1979年至1993年宣告终止,与中国政府历经20多次的接触和磋商。一直到2002年恢复谈判,达赖喇嘛尊者特使和相关的中国官员,投入了九轮的正式对话和一次非正式磋商。 「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旨在中国宪法的框架内为全体西藏人民寻求真正的自治。讽刺的是、就在最近,中国政府择订12月4日为中国国家宪法日,推动法治,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如果中国政府真的尊重宪法的重要性,那么必须把这份藏人所提出的备忘录付诸实践,并给予西藏人民其所承诺的真正自治。 「中间道路」,获得来自世界各地政府和议会的公开支持。许多中国学者和学术界人员,也同时传达了对于西藏正义事业的支持;他们对于西藏事业的兴趣和理解与日俱增。藏人行政中央始终贯彻「中间道路」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专责小组将尽快地举行谈判会议。 达赖喇嘛尊者对西藏人民最伟大的贡献之一,便是在流亡地建立民主制度。因为尊者坚信这是对他子民的最佳利益,尊者甚至不顾许多西藏人民反对的意愿,成功地实施了流亡民主化,确保藏人在其政府管理之下,拥有自己的发言权。 过去25年期间,沿着重要的里程碑、走在这条民主的道路上,1990年,由议会选举噶伦赤巴;1991年通过了流亡藏人宪章;2001年,第一次直接选举噶伦赤巴,以及最近在2011年,达赖喇嘛尊者移交其政治权责给予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在尊者富有远见的领导下,藏人行政中央已然茁壮成长,演进成为一个由人民的民主授权、自我管理的机构。 达赖喇嘛尊者是西藏和西藏人民的生命和灵魂。因此,第十四届噶厦欢喜地宣布2014年是「感恩达赖喇嘛尊者年」;吁请所有老一辈藏人长者向西藏青年讲述达赖喇嘛尊者一生的功绩,让西藏伟大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的愿景和使命永存世世代代的藏民心中。 为庆贺尊者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二十五周年;2014年10月2日圣雄甘地冥诞的这一个日子里,藏人行政中央在达兰萨拉举办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同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希林.艾巴迪和乔迪.威廉丝也出席这场特胜的庆典。 诺贝尔和平奖,可授予个人或组织。在得主梅里德.科里根.麦奎尔和贝蒂.威廉丝的努力之下,导致《耶稣受难节协议》(Good Friday Agreement)的簽订,为英国和爱尔兰政府之间的合作铺了一条和平的道路。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曼德拉和弗雷德里克.威廉.德克拉克,为南非带来了种族平等。翁山苏姬在她的家乡缅甸、追求民主的过程中,遭到软禁,以及最终的获释。东帝汶前总统霍塔和东帝汶天主教神职人员卡洛斯•菲利普•西门内斯•贝洛已经现实了他们对自由东帝汶的渴望。其他的和平奖得主,也已成功地把他们的努力和愿望转化为实际的成果。而现在是,伟大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愿景得以实现的时候了! 由于此次峰会因拒绝核发尊者簽证而遭到其他得主共同抵制,先前预定在南非举办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峰会已经取消。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并欢迎峰会现在改到罗马举办,同时达赖喇嘛尊者也会出席本届峰会。 今天也是国际人权日,纪念联合国在1948年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作为衡量所有民族和国家自由度的统一标準。不幸的是,即使在颁布《世界人权宣言》66年后,西藏人民仍然很难感受到宣言的效力。相反的,中国一直否认宣言的规定,而西藏的人权持续地恶化。西藏仍受到暴力占领,而西藏人民遭受政治压迫、经济边缘化、社会歧视、生存的环境被破坏和文化的同化。 自1959年以来,西藏境内发生无数西藏人民抗暴、吁求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示威活动。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大规模示威活动蔓延到西藏三区,表明了所有藏人是团结一致的,并且共享著相同的愿望。也表明了,达赖喇嘛尊者的目标,带领所有藏人在一个单一的自治管理之下。132起自焚事件,涵盖了青藏高原各年龄阶层的藏人。 今年11月14日,一位匿名自焚幸存者在其证词中写道:「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没有宗教信仰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我们的精神领袖有家不能回。这些限制仍在持续地进行中。我无法承受在中国侵略下的苦难,所以我想到了自焚抗议。」 今天,为那些为了西藏的基本自由和人权奉献出宝贵生命的藏人祈祷的同时,我们必须记住西藏政治犯仍在中国的黑牢里受苦受难,其中包括第11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丹增德勒仁波切、恰扎仁波切等。我们希望他们尽快获释,并一起相挺藏人的愿望。最后,尽管已经过去25年了,我们还是祈愿天安门民主运动参与者的期望能得以实现;并敦促中国当局释放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一个真正文明民主的世界,不能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被发现不公不义的存在。 噶厦在国际人权日66周年之际,重申中国改变目前的强硬政策、停止在西藏的镇压,并且尊重西藏人民的需求,是结束西藏局势恶化的唯一途径。 值此吉祥的时刻,我们深切感谢印度人民和政府。西藏难民得以在流亡地重建凝聚力,以及强壮的社区,在印度不断地给予支持之下,取得非凡的成就。我们也特別感谢,印度政府在最近所公布的2014年藏人「复康政策」。我们也要感谢印度各邦政府,尤其是藏人行政中央的所在地、美丽的喜马偕尔邦。我们感谢能够有机会,参与在达兰萨拉举办、为期两天的荣耀达赖喇嘛尊者的国际喜马拉雅节。 最后,我们也要向世界各地西藏的朋友们和良善的人们深表感谢。我们借由为达赖喇嘛尊者祈祝健康长壽结束今天的活动,并祈请尊者所有的愿望都能够满愿,包括所有藏人在我们家园的土地上重聚。 噶厦 2014年12月10日 于印度北部达然萨拉 【附录】 达赖喇嘛赴意大利出席诺奖得主峰会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一从居住地印度达兰萨拉启程赴意大利首都罗马出席“第十四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世界峰会”;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对于该峰会在南非开普敦被取消而改至罗马举行表达欢迎。 应总部位于罗马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世界峰会常设秘书处和罗马市政厅的邀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于星期一地方时间下午12点45分从达兰萨拉大昭寺居宫启程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之后将赴意大利首都罗马,出席从星期五开始举行的“第十四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世界峰会”。 该峰会原定今年十月初在南非开普敦举行,但是受到南非拒发签证给达赖喇嘛的影响,多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宣布杯葛峰会,致使诺贝尔奖委员会被迫取消在开普敦的这一峰会,决定选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 有关方面,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文组负责人索朗多吉星期二向本台表示:“由南非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图图(Desmond Tutu)、曼德拉(Nelson Mandela)、戴克拉克(Frederik Willem de Klerk)和艾伯特•卢图利(Albert Luthuli)的基金会举办的‘第十四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世界峰会’原定于10月13号到15号在南非开普敦举行,这个峰会原本是在非洲首次举办,但是由于中国官方的施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尊者无法出席,也因此美国社会活动家乔迪•威廉斯(Jody Williams)在内的6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分别表示抵制在开普敦的峰会,最终这个峰会改到罗马。” 这已是南非政府在五年内第三次拒绝达赖喇嘛入境,前两次是在2009年和2011年。而在2011年因被拒签,达赖喇嘛未能参加图图大主教在开普敦举行的80岁生日聚会。 对于南非政府拒发签证给达赖喇嘛的做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曾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高度赞赏”南非政府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对中国的支持。秦刚还称,中方相信南非会继续坚持这一正确立场,继续在这方面支持中国。 索朗多吉说,藏人行政中央方面对诺奖得主及有关机构支持达赖喇嘛尊者,取消在南非开普敦的峰会而改在意大利罗马举行表达欢迎。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表示,赞赏并欢迎峰会改到罗马举办,达赖喇嘛尊者会出席在罗马举行的本届峰会。” 有关达赖喇嘛的行程方面,达赖喇嘛甘丹颇章办公室秘书长其美仁增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12月12号到15号,达赖喇喇嘛尊者将访问意大利首都罗马,此间将出席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峰会。12月17号到19号,尊者将在新德里为俄罗斯信众传法,之后将前往印度南部班加罗尔、孟戈德西藏难民社区、布乃城市等展开访问,将发表公众演说、举行法会等;结束印度南部行程后,尊者将于2015年1月2号返抵居住地达兰萨拉。” 据介绍,包括达赖喇嘛在内共计十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将出席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和平峰会,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出席最多的一次峰会;另有国际多个组织的代表、留学生和罗马地方学生及民众等参加。为期三天的峰会中,诺奖得主将分成小组,每天以不同的议题展开讨论,主要有“如何透过和平消除种族歧视、实现男女平等、减少战争”等内容;12月11号,就这一峰会在罗马将举行首场记者会,14号将举行最后一场记者会。 (RFA 特约记者:丹珍 责编:申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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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Dec 2014 08:42 PM PST 选举的胜负有许多偶然的因素,包含当下选区以外因素及国际的变量。改制直辖市之后的台北,从1994年至今,共历经六次市长选举。每次参选阵营的不同,20年来人口的年龄结构也有巨大的改变,但如果把这六次投票以不同深浅的蓝绿支持度来判读分析,却会发现空间单元之间相对的政治属性还是出奇的稳定,绿山蓝水是基本盘势,每次选举只是重新设定海拔线的涨落。 选举是多数决,但落在台北这样长期蓝绿对抗的政治地景中,谁能胜出基本上是由中间的30%选民来决定。也就是说,越心灵越自由,投票越摇摆的选民比光谱的两边坚定支持者拥有更多的决定权,倾向已定的族群只能用缺席表达对自己阵营候选人的抗议。选举是诸多复杂的因素交互作用,选民最后会如何决定,改用一句柯文哲辩论的台词来说:"当(投票)门帘拉上时,我做什么只有上帝知道。" 台北选举中的现代性高墙 柯文哲竞选主轴是"选择",他多次说这个选择要让大家走出历史的纠结,这场选举就是要推倒一堵心中的高墙。他说"这堵墙隔在他和父亲之间,让各自摸索历史",他还说"这堵墙…折磨着我们的亲情,爱情与友情"。柯的撰稿人把墙的意象说得很真切感人,但墙的定义却一再游移滑动,且与事实出入不小。 如果说这堵墙是蓝绿不同的历史认识,事实上墨绿的柯文哲与柯爸爸的历史观及台湾意识十分贴近,父子俩都在墙的同一边。如果柯文哲所说的墙,是折磨着台湾的蓝绿对抗。那这堵墙并不会因为柯的胜选而消弥。因为压力的根源不在台湾,而在对岸与国际架构。台湾蓝绿的民意对立,某个意义来说,是台湾在中美之间保持现状的必要构造,正如同危邦以色列的高额军事开支一样难以避免。 台北特殊人口结构与两岸连带,对绿营来说是困难的仰攻,对蓝营而言则是轻松地坐守。两军相持的地带间,有座无形的高墙,以强势国语,文化资本及社经优势压制着绿营。即使从蒋经国开始推动了三十多年的本土化,台北这堵墙仍然是绿营参选人的天花板。 但柯文哲的确推倒了这堵墙。 他结合了网络的力量,重新定义这场选战。他用一个更包容的共同体(即使是想象的)来拆解对手的族群激化。他在国民党现代性论述的主场城市——台北,以悬殊的差距击败蓝营的单一对手。因为台北选战的激化,导致绿营在全台大胜,不只六都得五,连地方议员的得票都首次超过蓝军。评者说这是国民党自1949以来最大的挫败。台北2014年选举,让台湾政治跨过了一个历史性门坎,推动了政治板块不可逆的挪移。即便往后台北市长还会在蓝绿间反复,但这场选战本身就是一个里程碑。 选举产业链与蓝营落败根源 大约在80年代末期,台湾的选举逐渐演化出一个产业链。基本上是以美国为师,但随着不同专业投入,结合台湾的经验,也生产出许多在地的知识与选举技法。 1994年之后的直辖市长选举,电视辩论让候选人的扮相口条变得十分重要,而选前催票的精美电视广告更是决胜的关键。只是选民一般不会察觉,这些广告背后是天价的托播费用,国民党的党产结合广告术,让马金(马英九+金溥聪)在电子媒体的时代中无往不利。而绿营的战术也在平行进化,民进党人在总结1997年地方选举的大胜,用了一个传神的比喻。一位资深的党工说"胜选无他,就是科学(精准的民调)+民主(开放公平的党内竞争)",彷佛是五四精神对民进党的附体。 马英九就任总统的同一年,社群媒体FB, twitter等被引入台湾。第二年八月(09年),台湾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网民一边监督政府救灾,一边发起自救。每10分钟就更新一次的救灾网媒,完胜半日才回报一次的官僚体系。最后民怨沸起,内阁阵亡,马牺牲了他最聪明实干的盟友却仍然无法理解自己的落后。 以葛兰西的经典分析,政治领导权的现代性有三个要素,分别是道德的高位,对未来世界的想象力与调动政治力量的敏感度。虽然马个人不贪墨在国民党中已属难能可贵,但马的历次大选难道不是受到国民党产的挹注,而党产难道不是影响政党公平竞争的不义之财吗?马式清廉是一种原子化的自我表述,只要居上位者不贪,就可以对结构性的邪恶视而不见。这种道德优势在马的亲信重臣接连爆发贪污后应声破产。 2012年马英九虽然得到北京与华盛顿的双重背书,但与民进党蔡英文的差距不过80万。此时马英九和他的密友们还是对自己现代性的领先信心满满。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化的全球趋势没有深刻体悟,大幅降低富人税,逆向放纵恶性资本回流。像签署和平协议等头等大事,马英九根本缺乏深谋远虑,让一向只懂民调的密友插手与中美两大国的对话。结果当然是两岸破局,马决心在第二任向美国交心输诚,其人在对岸的评价也只会更差。 民众对领导人"洋性"偏好的心态,其实在许多去殖未竟的发展中国家还相当普遍。这个判断有一定的经验基础,因为选民相信多一些国外的经验,或许能少一些本地政治的习弊。但在日韩台的政治竞逐中,英文流利与扮相好往往会被选民过度高估,从而低估其人在知识与经历上的缺漏。 马及蓝营的许多留洋政治菁英,从全球的政治光谱来看,无疑是谨小慎微的保守派。因为冷战与父兄的反共思想传承,上世纪全球60年代以来的思想解放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他们基本绝缘,他们对普世价值少有严肃的追问,所以也不会产生坚实的信仰。美国的民主有着十字军的文化根源,蓝营高层有不少人信仰基督教,却很难看到新教徒式心灵内在的紧张与自我拷问。一句话,他们的心智状态是一种片面的现代性,或者说"半现代性"。 从南京到台北,国民党人既不够洋也不够土。但实际上,他们既不真心信仰抽象的普世价值,也无能从具体出发,解决本土的问题。欧美常说民族主义是恶棍的遮羞布,但对从南京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及追随者来说,民族情怀是他们忘却内战失利的止痛剂。蓝营之中最优秀的心灵龙应台,曾在一本两岸广为流传的书中直陈,说她自己以"失败者的后代为荣"。这种修辞对中国现况不满的心灵极具感染力,却无法解释历史。就如同后代士人对着靖康之后的文物衣冠思古凭吊,却不肯直视北宋体制的根本缺陷。 正如A•Giddens所言,其实全球都还在激烈现代性的探索进程中。现代化可以是许多具体的行动方案,其中还有不少欧美中心主义的弊害。但对于非欧美的知识分子来说,现代性则是一种深层内在的焦虑,这种担心落后的焦虑使得行动者会在全球的潮流中,努力找到本土的解方。所以任何知识系统的创新都有原来文化的根源,外来的理念必须着土才能生根结果。现代性无法长期片面发展,而是如同文艺复兴一般,一有全有。这种内在恒久的焦虑是政治创建的必要心智状态,台湾蓝营的掌权者,时时忌惮自己的省籍少数,担心大国对自己的支持不再,唯独对社会未来性的探索半心半意,这是蓝营注定衰败的根源。 2013年的白衫军是一种新型的社会运动,去中心的网络动员与反权威运动表达,把不思长进的民进党晾在一边,以公民直接对决国家。来年的太阳花学运就是在这个脉络下,更进一步地阻击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台湾本是一个依赖进出口的经济体,不可能一味反对开放与贸易。但太阳花的要求在于反对黑箱立法与国共密谋,台湾社会对游走两岸的掮客与豪族更是深恶痛绝。太阳花运动已经证明了这些善用网络的年轻人,在数量,速度与心智能力都超过了当权者。但要这些"成人们"承认自己已经处于被包围的状态下何其之难! 从14年4月开始,马金政权就像坐待清军入关的明廷,满朝文武尽称军情紧急,但党机器仍旧照着老路数提名应战。情势糜烂若此,一切只等一个素人主角登场,呼应网民大军推倒高墙。而民进党的高明之处,在于隐身于幕后,避免蓝绿对决,让柯文哲成为选战焦点。而在首都之外,民进党则是用正规军,横扫国民党的地方派系。 为什么是柯文哲? 柯文哲是一个说普通话有台语腔,三句不离叶克膜(ECMO)外科医生,一个九个月前还没有想要选举的政治素人,一个自称智商157却口不择言的台湾"土豪"。(刘仲敬形容柯的用语)。相较于传统民进党人的前现代气质,柯的出场与演出只能用后现代的况味来形容。 此君被诊断证实是亚斯伯格症的患者,其特征是社交困难,但对特定事物会显出强烈的兴趣。他说自己与对手之间的差别不在蓝绿,而在智力。媒体问他若当选市长是否考虑以后选总统,他回曰:"凤凰不吃死老鼠",让暗中为他助选的蔡英文咬牙忍恨。 他时常出言无状,说不当妇科医生是不想在女人的两腿之间讨生活。被妇运团体批判后随即道歉检讨,说自己"贡高我慢"(金刚经语)。他以功成身退的华盛顿自许,高度称赞胡锦涛的裸退,要求干部"两个务必"不能轻心大意。 以往这种人应该出现在脱口秀或是心灵导师开示的现场,但今天却成了改写台湾政治的关键角色。海岛台湾本来就有各类怪咖(怪人),但蓝绿偏狭的政治品味却将他们排除在外。直到国民党的昏聩令人绝望,民进党的自溺令人不耐,而网络又彻底更新了社会形构,首都的选举就铺垫了此君的从政之路。 以往蓝营在台北得胜多源于现代性的高墙,柯文哲的选战则是典型的后现代解构风格。他找来反扁红衫军的外省籍教授姚立明当总干事,竞选干部近半从从马路上海选而来。他放手让年轻人用开源(open source)的理念进行选战,选到两周前停止募款,选后三天上网公布经费明细,连买大蒜80元都清楚标示。这种作法简直如手术刀对东亚选举的经费黑箱直接进行器官摘除。 选战后期,对手的父祖辈气急败坏地用台独标签他,希望蓝绿选民归队,他轻松回应:"中华民国就是我的底线,请批判我的人到习近平面前喊中华民国"。他唯一的竞选广告发布后,在网上的留言板彷佛是"蓝军家庭二代,三代的告解室"。对手的背景与诉求,让公务员,外省子弟与绝大多数的年轻人弃蓝投白(柯营自称白色力量)。于是柯文哲伸手一触,台北蓝营这堵已然颓坦的高墙就应声倒地,像极了旧约《约舒亚记》的场景。 北京在这次选举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从容克制,一个反证就是选前两天梁振英竟然下令港警在金钟清场。透过台湾选票,习李体制得以清洗台办、台商与岛内代理人三方的复杂利益关系。北京已然意识到,以特殊利益扶持特定的家族,只会让国民党在台湾再次覆灭。中国作为大国的正办是疏通美国,让即将执政的绿营清醒的面对国际大势,在两岸的现实与台湾民意之间找到平衡。 蓝营在网络时代为何失语? 回顾这20年的蓝绿拉锯,胜败之余仍须回答一个问题:为何在现代性论述上一路领先的蓝营却在网络时代如此滞后? 难道蓝军只看电视不用网络?实情是台湾信息科技业的老板与管理阶层大多挺蓝,蓝营支持者中也不乏信息好手。从战术面来理解,蓝营对传统纸媒与电视的运用,比绿军来的熟练甚多。在传统的入口网站,蓝军也不乏高人气的部落格(博客)。但载具与平台会改变内容的形式与速度。社群媒体当道之后,长篇的论述与宣讲固然还有市场,但如匕首般的图文与短评更能在对战时克敌制胜。大尺度的战术创新需要实地的操演,马金体制的几次关键的失能正好提供这个机会,蓝营的网络力量空有社群,却无法在重要的战役中淬炼战力。 但胜负的关键不在战术,而在于双方的战略定位,即组织的开放性与核心价值。绿营草地造反起家,一向善用年轻人的活力,其头面人物虽然也未必人人懂得什么是开源政府,但经验法则与直觉告诉他们,尊重年轻人就会在选票上有回报。而国民党总是忽略这些新力量,白衫军运动之后,蓝营还是把太阳花看成只会用网络来霸凌候选人的小鬼,就像当年南京把撑过长征的中共看成流寇,所以傲慢的一方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 连胜文有个批评寓意深刻,他说马英九治下的国民党是"大明王朝",可惜他只着眼总统监听国会议长的方式类似东厂锦衣卫。我们应当假设他看过黄仁宇先生的名著"万历十五年",这位蒋介石的同情者的历史学家形容1587的明朝无大事发生,虽然边患内忧不止,但重臣名将犹在。形势看似还是有可为然,而这个体系已经积重难返,32年后明军就大败于萨尔浒(1619)。同样这种朝廷体制的惯性,让领导抗战胜利的蒋介石在1949年败于共产党。而蒋介石精神上的旁系马英九曾带领国民党在2008拿回政权,但六年后就溃不成军。 历史对蓝绿十分宽厚,新的力量登场前总是向当权者给足了讯号与时间,只是当事人大多视而不见。蓝营长期掌握话语权在网络时代并非一夕崩解,年轻人也曾十分开心的站在马英九身边,但自满与惯性依赖是探求现代性的大敌,传统的优势在技术变革的时刻往往是进步的负担,如果要一句话形容蓝营在网络时代为何失语?也许是因为以往喇叭都在手里,他们太能讲而不知道观众已经不耐离去。 如果没有中国拉拉队? 如果没有中国因素,台湾的政治会如何演化?这是一个脱离现实却有启发性的问题,更大的框架是想象未曾发生冷战的东亚会是一个什么局面?如果中国因素不存在,国民党可能早就下台谢幕或转型成一个本土亲商的政党。而民进党也毫无悬念地将成为一个右翼势力,台湾政治光谱的另外半边,该是由左翼政党与其他政治势力所分享。选举只是民主的小学初级课程,但因为蓝绿之间的死缠烂打,让早该毕业的台湾却一直留级补考。而全球环境,性别与弱势赋权,科技海盗党等新兴政治力量永远进不了主流政治的竞技场。 但话说回来,如果没有对岸这个硕大的量体所带来的压力与张力,台湾的民主很可能会要死不活,有气无力,从正面来说,中国是台湾自我认知的镜像,主体的内容越来越清楚,但来往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本世纪前半叶,国家与共同体都会在台湾海峡之间有新的定义,世界上能处于如此特殊情境的社会何其之少,看不懂的大多自怨自哀,想的透的人都该宝贝珍惜。 在台湾的蓝绿竞赛中,中国像是个过于热切的拉拉队,有时虽影响了比赛的公平性,但问题不大。更大的赛局会在这个巨型的拉拉队自己准备下场时。选举是累人的事,且不保证解决问题。但定期选举有点像中医排毒,疗程中可能模样狼狈且病灶都会一一发作,但这种砭针灸药可以防止机体猝死。平民在选举中尽情诅咒贵族,就不太可能有机会把他们"吊在路灯上"。 蒋经国过世到李登辉的十年间,台湾曾有一段均富与本土化同行并进的上升时期,而彼时的国民党在大小选举有输有赢,如果没有这段时间的缓冲,台湾的民主可能还有更多无谓的折腾。因为省籍与美国的因素,台湾政体转型对于对岸的可比性不高。但开放首要城市的选举,可以在政治上让未来的领导者或竞争者无所遁形,而不是默默躬身在常委的行列中。能够保持替选方案的体系总是存活力较高,生态圈如此,政治系统亦然。 改革需时,用选举消化历史的残遗与社会的对立更需时间,台湾在开放普选之后,还得用20年,才跨过国民党构筑的现代性高墙。如同游泳只能在水中学习,当今的中国共产党像是一组还没下过水的教练,而民众既是观众也可能成为选手,在点评台湾的蓝绿竞逐中,如何精彩都不如自己下场试水。 马曾经有极佳的历史机遇,绿营不断有人怀疑他过度亲中,北京却有诸多事实证明他大事都听美国的,一个中小型政治体的领导人若能同时让两个大国怀疑却不能放手,或许他就正站在最适切的位子。事实上他在党内与两岸交往中,的确抵挡了连战等人过度倾向中国。连战为自己儿子的选举挟持了国民党的选举主轴,导致蓝军全线溃败,结果却是帮绿营扳倒了马,连马两人一起退场谢幕。 20年过去了,从野百合到太阳花,从email到FB,从独尊国语到多语并存,这20年的台北市长选举走完一个现代性竞争的回合,绿营的胜出不代表蓝军的覆灭。但这堵蓝营的高墙倒下,各种思想的奇花异草正准备向阳生长。没有"亲中"的马英九可骂,此后台湾人再无卸责的借口,就该自己直面崛起的中国。 ——写于马英九辞党主席当日 转自FT中文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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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Dec 2014 07:56 PM PST
习近平拍蝇打虎以来,每周五或周六傍晚都是中纪委宣布拍、打战果的时间。也因此,据说大陆官场上现在人人都怕周三或周四的会议,也都怕在这两天当中被上级领导找去单独谈话,并且这两天也是大小官员与家人保持联络最频繁的时间……当然,在中纪委的"战报"不再由新华社通搞发布,而是通过自己的官网宣布后,中纪委官网的点击率,也每每在周五傍晚达到峰值。 所以,中纪委选择在周五午夜,把周永康被开除中共党籍并交由司法机关处理的这只靴子扔落地上,许是出于避免惊动更多人的理由。但是,实际上,自中共宣布周永康接受调查以后,有关周案如何处理的问题,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轰动效应。周案非由法律程序始,其结局的法律后果也不过是开局政治决定的法律外衣。 周案之后,人们把注意力转向了周永康的下一个。周永康之后有没有下一个、谁是下一个?由此不仅可窥习近平拍蝇打虎的最终目的,也可循迹中共上层政治的大致走向。 11月28日,在中纪委宣布开除周永康中共党籍整前一周,中共党报人民网把掀翻周永康的拍蝇打虎归结为"五大外围战"。按说,这"五大外围战"分别是"'川军'嫡系最先被查"、"石油帮轰然坍塌"、"公安系统多名高官被查"、"秘书帮土崩瓦解"、"多名亲属事先落网"。 以此比照前一时期"五大外围战"以外的拍蝇打虎,则与所谓外围战最像者,非山西莫属。一般而言,山西虎蝇成堆,并非说明山西官场腐败尤其严重。其实,依大陆官场腐败程度,在哪个地方都可不费力气查出一众虎蝇。但是,查哪不查哪,以及先查哪后查哪,却要依政治上的"顶层设计"而定。因此,山西的官员集中落马,就与当初四川的官员集中落马、石油系统的官员集中落马和公安系统的官员集中落马一样,不过是掀翻某个大老虎的外围战。 事已至此,大陆媒体也已不再含混其辞,而是几乎公开指明打落山西众多虎蝇的目的,就是要最终掀翻胡锦涛的谋臣策士兼管家令计划。在山西官员集中落马当中,令计划之兄令政策落马实已明确山西反腐行动的指向。而并非官员、其身为商人的令计划之弟令完成的落马,是砸在令计划政治棺木上的又一颗重钉。 由此可以肯定地說,周永康之後的另一個,就是令計劃。 对比薄熙来与周永康被移送司法处理程序公告中的罪错内容,两者大同小异,几可换用。相信这些罪错内容,也可通用于许多落马的老虎或大老虎身上,其中当然包括周永康之后的下一个。处理周永康公告中所谓"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多人谋取非法利益,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巨额贿赂;滥用职权帮助亲属、情妇、朋友从事经营活动获取巨额利益,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本人及亲属收受他人大量财物;与多名女性通奸并进行权色、钱色交易"等罪错,实际上只是其罪错的表象部分。 上面提及人民网"五大外围战"文章,在不经意中披露了拍蝇打虎的真正目的所在,而这也应该构成周永康及其下一个的真正罪错。文章说,"对于这些官员热衷拉山头、搞宗派、划地域,由此组成利益共同体,导致山头式腐败走高,对于这种'山头主义'、'圈子文化'我们应保持高度警惕,并实施重点打击"。 上述几点,周永康占全,而令计划不缺。依此"重点打击"的目标,令成为周的下一个,可谓当之无愧。 (作者是大陆政治观察人士) 原載"世界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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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因言获罪囚徒,彻底终结文字狱——独立中文笔会纪念国际人权日声明 Posted: 09 Dec 2014 07:55 PM PST (2014年12月10日)
前天是本会荣誉会长刘晓波博士被捕六周年,今天又是他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四周年,本会在此先转发国际笔会新闻稿翻译如下。 六年前,2008年12月8日,作家、人权活动家、独立中文笔会前会长刘晓波被捕,他因异议写作与和平活动被判十一年徒刑,目前仍在狱中。刘晓波作为《零八宪章》一份呼吁在中国保障基本人权并实行民主改革的宣言的主要作者之一,被加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监禁。 2010年10月,刘晓波因他为中国人权所做的长期非暴力抗争,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因他在狱中无法领奖,2010年12月10日的奥斯陆颁奖会上,代表他的是一把"空椅子"——国际笔会通常在会议上纪念狱中作家的一种标志。 在宣布他获奖后的日子里,他妻子诗人、艺术家刘霞未经任何指控或法律程序一直遭软禁,她在北京的家至今仍被安全人员把守,无法与外界自由联络。 国际笔会认为,对刘霞的持续法外软禁,是对她丈夫刘晓波从事人权工作的一种惩罚,笔会严重关注她的身心健康。 世界作家组织国际笔会再次呼吁,中国当局应该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并解除对刘霞的所有限制。 国际笔会一直持续致力于使刘晓波获释,抗议对刘霞法外禁制,并长期呼吁中国的言论自由。2013年12月6日,国际笔会发布关于刘晓波和刘霞的紧急行动通报;2014年10月2日国际笔会第80届代表大会于吉尔吉斯坦比什凯克通过关于中国的决议,呼吁释放包括刘晓波在内的中国所有系狱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在刘晓波被捕六周年之际,国际笔会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刘霞和所有在中国因行使言论自由权而遭拘押者。 独立中文笔会注意到,中国当局最近几月滥用"危害国家安全"、"寻衅滋事"、"非法经营"等罪名迫害中国独立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包括对表达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内地人士大量拘捕,展开了新一轮的镇压,越来越多作家、记者、出版家、艺术家和公民社会活动家遭关押;同时,独立中文笔会还极为震惊地注意到,香港警方日前在对民主抗议运动清场时,以"挑动"、"袭警"等借口殴打以至逮捕新闻工作者,公然践踏新闻自由,凸显了香港的言论自由等人权状况也日趋恶化。 自今年4月以来,本会会员高瑜、吕耿松、陈树庆、王藏因自由表达相继被加以不同罪名被捕,其中本会荣誉理事高瑜于上月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庭审未判;会员赵常青、张林、李化平被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超期羁押一年多,前两人先后于4月和9月被判刑2年6个月和3年6个月,后者自7月开庭审理后至今未宣判;加上仍在服刑的刘晓波、杨天水(12年)、朱虞夫(7年),已有10位会员被监禁。本会荣誉会员仍有2013年林昭纪念奖得主许志永等32人被监禁,其中现年73岁高龄重病的香港出版人姚文田被陷害以"走私罪"于今年5月判刑10年,维吾尔笔会会员、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被诬以"分裂国家罪"于9月被处无期徒刑,81岁高龄的退休记者被先后加以"寻衅滋事"和"非法经营"两罪嫌自9月起拘押至今,著名人权律师普志强自5月被关押后更被相继加以"寻衅滋事"、"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煽动分裂国家"等四项罪名移送检察院起诉;本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救援名单上记录的文字狱囚徒,已近60人未获自由,为本会历年记录之最。 为此,独立中文笔会再次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和我们一起关注中国所有因言获罪的作家、新闻工作者和网络写手,关注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言论自由状况持续恶化的现状,敦促中国政府:尊重中国宪法和联合国人权公约保障的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基本人权,保障刘晓波、刘霞等文字狱囚徒及其受株连者所应依法享有的基本人道条件,尽早恢复他们的一切自由,并继续"劳教制度"废除后的司法改革,从刑法中根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分裂国家罪"等以言治罪条款,彻底终结文字狱。 国际笔会是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性文学组织,致力推进世界各地作家间的友谊和理性合作,弘扬文学和维护言论自由,代表世界文学的良知。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的149个分会之一,关注和抗议中国当局对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监禁、骚扰、监控,致力于结束对自由写作和互联网信息传播的种种限制。关于笔会的更多信息,请参见http://www. penchinese.org。 |
Posted: 10 Dec 2014 02:18 PM PST
一年前,笔者在回顾2013年中国的政治发展时曾说,习近平在滥权和钳制言论方面,已经走得很远,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比肩反自由化的邓小平和反右的毛泽东,到了2014年,习近平会不会走得更远呢?现在看来,在这即将过去的这一年里,习近平的确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1941年7月,胡适在密歇根大学演讲"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引用伊司曼(Max Esatman)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极权主义二十个特征,称"其中每一点在共产主义的苏俄和法西斯主义的德意都可找到,而在英美则找不到"。仔细分析极权主义的特征,笔者发现至少有十多个特征在当下的中国有明显表现。综合起来,大约有以下几点: 第一,大搞一言堂。其极权特征是:"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以武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使人民陷于文化的孤立,对外界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等。这些极权特征都与舆论控制和思想控制有关。 习近平在2014年采取了众多手段控制网络、新闻和舆论,控制思想和文化。而凡是他认为和党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均被各种名义治罪。取缔异见,惩罚异见,"鼓励人民陷害及虐待所谓'公共敌人'"是习近平政府下大力做的事儿。 在严密的舆论控制和思想控制下,一个不许争论的时代已经到来。 第二,一权独大,集体领导形同虚设。极权主义特征是,"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约束的政党,来执掌国家的政权",另一特征是造神。习近平显然正在搞一个党,一个领袖。这个党的绝对领导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新闻等各个领域无所不在,而且正被不断强化。习近平政府在2014年下达各种指示强调,学校必须由党委统一领导,依法治国必须在党领导下,网络必须由党控制等。 与此同时,其他政治局常委的权力均被稀释,只有王岐山除外。习近平不仅握有党政军大权,还握有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国安和武警的权力。在其他常委的职权范围内,习近平也介入很深。譬如,在刘云山负责掌管的宣传、意识形态、党校、网络安全方面,习近平频发指示,为其定调。最引人诟病的是习近平自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外界曾纷纷预测,李克强应会担任这一职务。李克强作为总理,名大权小,有消息说,他已被边缘化,下台是或迟或早的事儿。 这个党,这个领袖,正在形成无法约束无人约束的庞大怪兽。 第三,意识形态明显回归毛泽东。其极权主义特征是,"提倡反理智反知识,谄媚无知的民众,严惩诚实的思想","由政党统制一切艺术文化"等。习近平显然在效仿毛泽东,用文艺整合意识形态,他的文艺观也在模仿毛泽东的"党文化"观。 《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作者高华认为,毛泽东就是在1942年的文艺座谈会上,正式形成了他的具有浓厚反智色彩的"党文化"观,其核心内容是: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知识分子最无知最肮脏,因此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革命文艺家必须与之坚决斗争和彻底决裂;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反对文艺表现形式上的欧化倾向。 习近平在10月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和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有的一比。习的讲话也充满了反智色彩。他要求文艺界主创人员下基层体验生活,"树立正确的文艺观","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主旋律";还对诺贝尔奖得主莫言不点名批评说,"一些丑化人民群众,丑化中国,丑化英雄人物的现像,是在毁坏我们的信仰根基,是历史虚无主义,其危害是巨大的。""文艺作品不能以追求到国外获奖为目的,抱著这种目的去创作是没有前途的"。 总之,习近平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声音,一个思想的统治模式,已把中国引向危险的极权道路。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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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Dec 2014 02:11 PM PST
消息指出,周永康落马,是在中共高层的主导下展开全面调查,同时,周案的背后,还有一个极其复杂的媒体运作的过程。先后经历了周永康在媒体的在六次"打卡",民间则先后出现五波马上公布周案的传言,与之相对应的是《财新》杂志步步进逼的调查报导,新闻发言人的"你懂的",媒体和官方吊足了民众的胃口等系列运作。 据一位海外媒体知情人表示,围绕周案的媒体运作,早在2012年2月就已经开始。在薄熙来案还没有公开的时候,此时,周永康还位居政治局常委,但相当层级的知情人针对海外的爆料,就已经开始。 他说:我们整理的档有啊,王立军逃进去后是2月多少号?2月19号吧,2月19号我们就公开报导了与周永康有关嘛。这个不奇怪啊,重大事件他们需要提前在海外搞。有人暗示过,实际上王立军跑进去应该是交代了周永康的事。几个大的事情,你看包括他儿子被捕啊什么的,他们家那个什么白手套被捕,包括蒋洁敏,蒋洁敏我们提前一年就报导了嘛。 该知情人说,此次打虎舆论战,是缘于此前的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案舆论的失败。当时中共当局开动了所有的党媒,集中按照统一的口径进行了报导,但却收到了相反的效果。他们在周案时,则汲取了薄案的教训。 2013年6月23日,周永康曾视察齐鲁石化,陪同视察的职务最高的领导是山东省委常委雷建国。8月28日,原四川省委书记、中共元勋刘西尧的葬礼上,周永康的花圈、和其他领导人并列,出现在地方媒体上。 但仅仅6天之后,中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财新》杂志,以较大的篇幅报导了周滨在四川的白手套吴兵被捕的消息。9月15日,《财新》杂志推出特稿,将吴兵的中旭系背后的股东构成大起底,并直接点名周滨,及其远在美国的岳母詹敏利。这时,周永康的儿子,儿媳已经被完全控制,周滨的父亲周永康已经呼之欲出。 2013年10月1日,就在大家认为已经落马的周永康,却回母校中国石油大学参加校庆。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其后,他被拘押的消息疯传,但却迟迟得不到官方的正式应证。此后传言的春节前公布,依然没有消息。 今年3月3日,财新杂志再次以上万字的篇幅,全面起底了周永康在无锡的家族,第一次使用了周永康不为外界所知的名字,周元根。财经杂志的报导,还公布了其在无锡的老家被两次抄家,亲友被逮捕的事实。周永康倒下已是不言而喻,关于两会公布周永康案的传言再次传得沸沸扬扬,但一直到两会结束,当局依然没有公布,却等来了两会期间政协发言人一句"你懂的"。至此,这个表面上一直被民间媒体热炒、而官方秘而不宣的资讯,事实上已经有了半官方的说法。 7月29日傍晚,在几乎没有任何预兆的时候,新华社突然发布消息称,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由中纪委对其立案审查。仅仅一个小时之后,财新杂志推出了精心准备了半年,长达6万多字的《周永康的红与黑》调查报导。知名媒体人石扉客在研究文中中写到,这是当局媒体战操盘手通过一次次反复释放资讯又反复做空,以审美疲劳的方式成功完成了政治脱敏和压力测试的双重目标,最后由财经完成传播战上的最后一击。 海外中国学者吴祚来则认为,介于中国政治生态的特殊性,众多元老们的态度,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倒周的整个过程,就是一个不断释放资讯试探压力的过程。 他说:周永康的案子和薄熙来的案子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政治局委员,一个是政治局常委,因为在江泽民时代,政治局有一个潜规则,所有的刑法的处理,到了政治局常委,就止步了。所以很多的事情是,不断地试探,不断地释放一些敏感的资讯,通过海外媒体,通过财新这样的杂志,这个调查呢,也是直接的连在一起,秘书啊,家人啊,从周围人的腐败,慢慢地去动根,挖到他那里。 到此,周永康事实上已经是死老虎,但知情人介绍,故事还没有结束。舆论战和管控,依然在继续。 今年9月,将周永康从纪检移交到司法的预热全面展开。10日,中国国信办在网媒例会上,国信办副主任任贤良向外界吹风,称周永康案周边涉案人员开审,涉及100多人。要求所有的媒体,必须严格遵守报导要求,不明白的,需要请示。但之后,除了刘铁男等少数官员过堂,并没有出现官员大规模开审的状况。 10月7日,国信办下令,全国主要网站都在双首页和移动用户端转发《以严格的党内生活增强党性修养》、《反腐之道:从治标到治本》两篇文章, 10日,要求转发中青报的评论,称周永康徐才厚提拔任用大批行贿官员,并要求网站在首页积极转发《从严治党贵在立行立改》。 10月15日,财新杂志再次出手,以调查报导起底落马的原天津公安局长武长顺,文章称曾受周永康赏识庇护,2007年武长顺确曾遭有关部门调查,但被时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周永康以北京奥运安全为由保下。未经证实的天津坊间传闻,武长顺此番涉险过关,花费数千万元。 根据本台拿到的资讯显示,11月1日深夜,中国国信办下令,要求全国网站全面清理有关周永康的正面报导。一个叫夏永洁的禁令传达人员称,从现在开始,全网清理查删涉周永康正面报导、图片、视频等,查处其的报导除外,特别注意清理与现任领导同志合影,与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同志合影等,包括移动用户端,并要求,在当日下午4点前报清理情况。 北京时间12月6日淩晨,新华网授权发布消息称,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周永康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周永康开除党籍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新华社的报导列举了周永康的五大罪状: 1、周永康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 2、利用职务便利为多人谋取非法利益,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巨额贿赂; 3、滥用职权帮助亲属、情妇、朋友从事经营活动获取巨额利益,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 4、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本人及亲属收受他人大量财物; 5、与多名女性通奸并进行权色、钱色交易。此外,还留下了一个尾巴,称调查中还发现周永康其他涉嫌犯罪线索。 据知情人介绍,此次公布的周永康案,把一些重要当事人都切割开了。比如,周滨在成都温江的天蕴中心,最初就是以中组部四川分部的名义拿到的近百亩划拨地。但在周案已经公开的资讯中,对此丝毫没有被触及。而被外界广泛解读的泄露国家机密的内容,也丝毫不见向外界放风。 吴祚来认为,在这场舆论战中,新华社公布的资讯其实没有新东西。实质性的问题,他们不会公布。 他说:他们内部也不可能把这个公开出来。能公开的东西,只能是找他的腐败的、作风的这样一些事端去打击。一直都是这样,选择性地披露一些资讯,更多的资讯,更丰富的、带实质性的东西,他们是不会披露给社会的,怕引起对他们体制的一个质疑。 周案刚刚移交司法,是否公审、如何公审,成了最大的悬念围绕周永康案的舆论大戏,还没有结束。但吴祚来认为,即便是将周永康绳之以法,依然只是治标之举。但如果不能进行宪政的改革,这样的反腐,没有意义。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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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Dec 2014 01:30 PM PST
共识网编者按:近期,共识网(微信号:igongshi)推出最新系列栏目——"我要问学者",旨在加强网站读者和学者之间的深度互动。栏目第一期请来了国内著名哲学家邓晓芒先生,就他最近的反思"知青上山下乡"一文及其他研究成果同共识网读者进行了深入交流,本期共识网(微信)共征集到121个问题,编辑遴选其中11个问题,供邓先生回答,以下是精选出来的问题以及邓老师的回答: 一、关于知青下乡1、作为知青,经历了从保守封闭到改革开放的成长经历,对人性有了较为全面的把握,应该如何做好新一代青年的教育与培养,把这种宝贵的人生财富传承下去? 答:我们经历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死亡的边缘到逐渐复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最能够清楚地看出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中的出路、活路何在,看出我们为什么一度走入死胡同。 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亲身经历,比如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下乡、四清、文革,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所展示出来的活力,来对下一代言传身教,戳破他们被别有用心地灌输到天真头脑里面的各种谎言,特别是告诉他们凡事要用自己的脑子思考,以及对照现实生活来思考,不要盲从。 我们曾经被那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害苦了,要教育下一代成为一个诚实的人,至少要有清醒的头脑,这在今天社会发生如此巨大变迁的环境下已经有了良好的条件,不像我们当年,说一句真话都可能面临杀头。一个父母曾是知青的家庭里面应该充满着批判精神,这种精神与现在的年轻一代是相通的,不存在真正的"代沟"。 2、邓老师您好,我是一个九零后,对那段历史知道的不多,但我知道历史是有惰性的,我想知道那段历史对我们中国现在的情况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又如何对我们这一代未曾经历那段历史的人发生作用? 答:其实,对那段历史知道得不多不是根本性的问题,因为从那时以来直到现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历史的连贯性就体现在我们身上和你们身上,只要有所耳闻,马上就能够豁然贯通。 比如说,文革的思想意识形态在今天当然已经是日薄西山了,顽固坚持的人不多;但那种考虑问题的方式依然如故,很多人总想找一个新的权威来供自己膜拜,依托另外一种意识形态(如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来干我们当年在文革中干的事情,同样容不得不同意见,容不得不同生活方式的存在,总是倾向于用暴力对待同胞中那些弱者,以壮大自己卑微的灵魂。这甚至不能说是文革的影响或"余毒"等等,而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的劣根性。 3、您认为现在的学生,尤其是城市大学生,是否应该在大学期间或者毕业后,到农村和边远地区工作和生活一段时间?我认为上山下乡虽然是种历史性的错误运动,但也客观上造就了您那代人的意志品质和对生活的感悟。 答:我不反对现在的青年出于了解社会或丰富自身阅历的目的而主动去农村接触农民底层,去工厂和社区也可以,我甚至认为这是有志于学文科的大学生的一段必要的经历,当然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 这和对上山下乡的评价没有关系,那场运动绝对是欺骗性的、压迫性的,我们可以说它客观上造就了某些好的东西,但这不能算在上山下乡的账上,就像曼德拉在27年的监狱里悟到了种族和解的道理,不等于说每个人都要去坐一次牢。大批有才华的青年被这场运动生生毁掉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只是极少数,这是我们民族的劫难。 但对社会底层的关怀任何时候都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不一定要去农村或边远地区,就在你身边每天都生活着底层的百姓,上演着底层的苦难。甚至你的同学,也包括你自己,都有可能成为底层的一员,由于家庭困难,由于疾病缠身,由于飞来横祸,由于能力差异或性格特别,都会导致生活中的沉沦,都是你和你的同学们回避不了,也难以视而不见的,蚁族和蜗居的命运在等待着很大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如何面对这样的命运而顽强地活着,这就是对你们这一代人的考验,所需要的忍耐和毅力,恐怕不亚于我们当年在乡下所经受的,这也正是我们这些过来人可以给你们提供帮助和鼓励的地方。 4、上山下乡这场运动有利有弊,站在不同阶层的角度,对利弊的分析也不同。作为没有这种经历的当代学生,我觉得知识青年下乡可以给广大农村地区输送科技文化知识,给农业的发展带来生机与活力,而且广大农村的生活场景也是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源泉,文艺离不开群众而且为群众服务。不知道这个想法,您觉得有没有道理?为什么?谢谢! 答:你还相信上山下乡给农村带来了文化知识,可见你只从官样文章中了解这场运动。我们当年号称"知青",其实本身并没有多少知识,初中、高中生,认得几个字,会做算术题,灌输了满脑子的阶级斗争观念,最初一两年搞了点扫盲工作,引进了一点良种,也常常是失败的。 我们更多地是在当地农业技术干部的带领下强行要农民做这做那,搞些劳民伤财的"科学实验",破坏当地生态和植被。再就是举办了一些文艺汇演,教农村青年唱红歌、跳"忠字舞",到了后期,就是偷鸡摸狗、无所不为,被农民骂为"日本鬼子"。这些事情,不做也罢,说起来还有点脸红。你说的那些道理,都是当年骗我们下乡的道理,我们已经醒悟了,想不到你们倒前仆后继了,幸好现在我们还在,不然就死无对证了。 5、坦白讲,我个人一直对前些年社会上的一些人以各种形式对上山下乡时代的自恋式的怀旧,感到悲哀。明明是苦难,非要罩上无比幸福的外衣,其实也许是用抱团取暖的方式来摆脱痛苦的回忆。但这就给很多年轻人造成错觉,似乎文革时代是多么的圣洁。我的问题是,现在上山下乡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步入老年有的甚至已经作古,请您看如何能让本文这样的反思,不只是在小众群体中共鸣,而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都可以从中得到有益于人生的思考?谢谢您! 答:我对此不抱过多的奢望,能够反思的人在中国注定只是小众,绝大部分人都是昏昏噩噩、稀里糊涂地就过完了自己的一生,所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活得像植物一般,却自以为辉煌无比,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我只是觉得,不说白不说,不是为了"唤起民众",而是为了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自己经历的时代。凡是经历过的苦难,都应该留下记忆,不能白白地消逝。如果年轻人能够从中得到某种感悟或共鸣,这就是国家之幸了,我乐见其成,但不是刻意追求的。 6、下放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知青及城市居民的到来,给当时处于相对"愚昧"的农村带来文明的气息,也为后期的"乡镇企业"大发展铺下基础。凡事一分为二为好。不应以当年受难而后悔,亦不要以现在……责故人。 答: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无是处"的,要"一分为二"的话,连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都可以"一分为二",比如说它带来了今天"抗日神剧"的繁荣。 就我本人来说,我是上山下乡的"受惠者",本应该高调宣扬"青春无悔",但我觉得那是一种缺乏反思的心态,而且有些自私。 为了那一点点"文明的气息",就要把上千万正在受教育的青年扼杀在野蛮中,让整整一代中国人未受正规教育,你以为这两方面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吗? 二、关于哲学研究7、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者的关系如何?康德在纯批里是怎么调和或者说综合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以这个问题开头,在当下面对转型期的中国,我看到很多人强调经验主义,尤其以顾准先生那本《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他六弟以他的文稿取得名字)开始,当代学者也有很多人强调经验主义,我不一一列举了。他们强调有个试错的过程(或者用邓小平讲的摸着石头过河),我想问试错过程是不是已经包含了理性建构的过程?在当下理性主义应该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康德的综合能给当下的中国什么启示?最后还想问个问题,作为哲学爱好者和初学者,自感哲学的入门艰难,作为哲学家能够给爱好哲学的青年什么建议? 答:康德说,一切知识都是我们用先天的理性法则去统摄经验材料而构成的,两方面缺一不可,思维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虽然他自己并没有很好地调和这两方面,但基本的思路是对的,理性和经验不可偏废。 顾准先生很多话都说得很精彩,但唯独这方面我不同意他,他和他的追随者们都混淆了西方的"理性"和中国的"天理",把大跃进、文革这些荒唐事都归咎于太讲"理性"。其实这哪里是什么理性,而只是以毛的"革命路线"为代表的现代天理,而天理是不动脑子、不讲逻辑,只凭内心情绪体验和信仰的,是立足于盲信甚至迷信之上的,是非理性的。 现在为了反对文革的假道学而把西方的理性主义一起反了,这是理论上的极大失误,它阻碍了中国人对自己理性思维能力的训练,毫无前瞻性,只会盲人摸石头,永远过不了河。 对哲学有爱好的人,不要直接从哲学原理入门,而要从哲学史入门,我讲的是西方哲学史。恩格斯有句话说得好,学习哲学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哲学史,别无他法。人类两千多年的哲学发展,能够在哲学史上留下名字的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你能想到的哲学问题,前人早已经想过了,还有更多你没有想到的,前人也想过了,以他们当自己的老师,比任何哲学教师都强。 当然,学完了哲学史并不等于你就是哲学家了,那时是否能够自成一家,要靠运气和造化,可欲而不可求。但学哲学不是一定要成哲学家,而是要具备全面的哲学素养,这是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所必须的。学习哲学是为了"成人"。 8、邓老师您好,现在人权已经成为了道德的制高点,甚至成为国家相互攻讦的工具。而另一方面,人的权利的过分强调,又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引发了一系列生存问题。那么在这样一个现代语境与后现代语境混杂的社会中,人权的内涵是什么,人权的边界又应该是什么? 答:中国人理解人权非常困难,有语言上的和文化上的障碍,现在中西在人权上的对攻,基本上是对人权理解上的错位,是鸡同鸭讲的一场混战。 我们所理解的人权,也就是所谓"权利",还是从中国传统的"人欲"中推出来的,大体上是一个"民生"概念,首先是"生存权",再就是"民利"(现在叫"人民利益"),老百姓理解的权利则无非是让他们得到"实惠"。宋儒讲"存天理灭人欲",到明清引起反弹,讲天理即人欲,人欲即穿衣吃饭,人所共有,天经地义,但仍然反对私欲。 西方人权概念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强调私人领域的不可侵犯,虽然与利益有关,但不仅仅是利益,而是人格独立和人的尊严;而这种独立和尊严的前提是公平和正义,人格尊严不是要凌驾于别人之上,而是与一切他人平等,这就必须由正义来摆平,而正义体现为法。所以,西方的权利(英文right,德文Recht)同时有"公正(法制)"和"权利"两方面的意思,这个概念是无法准确翻译成汉语的。 例如,弗格森案警察枪杀黑人青年布朗,是否侵犯了人权,不但要看是否让对方受到了伤害,而且要看这种伤害是否合法。而我们国内的舆论就只看到谁受到了伤害,而不去讨论合法性程序,这就是一种文化错位了。如果只要有伤害就是侵犯人权,那么为了维护人权就可以把警察和法律都取消了,那不更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世界,哪里还有起码的人权呢? 所谓对人的权利过分强调会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失衡,也是从"人欲"或"私欲"来理解人权所推出的结论,因为只要真正是人的权利,那就是在法制前提下的利益诉求,怎么会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失衡呢?生态失衡恰好是无视人权的结果,而不是强调人权的结果。可见中国人要理解西方的人权概念,还要走很长的路。 三、关于社会现实9、媒体上提到的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的讨论,我想这可能是正是由于老人们缺少反思的原因,我的问题是中国文化是不是本来就缺乏自我反思的基因?您对注入解剖自我、反思历史的基因有什么样的思考? 答:媒体上总是喜欢耸人听闻,什么"坏人变老了",好像只有这一代人是坏人,他们变老了。其实再过五十年来看,恐怕是更坏的人变老了,按照目前年轻人的道德现状来看,并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问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确是一个道德滑坡的时代,普遍的道德水准越来越下降,不是哪一代人的问题。而这种普遍的道德下降,当然与普遍的缺乏反思有关,但不只是老人们缺乏反思,年轻人同样也缺乏反思,我们整个民族都缺乏反思,几千年传统中都是如此。只不过传统中国道德相对比较适合于传统中国的国情,适合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需要很深的反思。 而目前这种国情已经不存在了,有了新的国情,于是我们的传统道德就失根了。我们现在还不知死活,拼命在鼓吹儒家伦理救中国,拒斥西方传来的普世价值,这就是在阻止中国人获得一面反思自我的镜子。但是整个时代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今天靠老祖宗那一套东西再也混不下去了,所以我提出当代的要务是进行中国第三次启蒙,所谓深化改革的前提就是深化启蒙,舍此前提,一切都是空谈,而空谈是误国的。 四、关于启蒙10、您觉得中国的思想启蒙在被救亡中断后,现在进行到了什么程度,当代思想启蒙,应该从哪里起步,如何起步,才能着眼未来,凝聚共识,理性前进? 答:当代中国启蒙的任务不是老调子重弹,而是深化和落实。深化是理论上的深化,要澄清一些一百多年来一直混淆不清的理论问题;落实是要结合当前社会中出现的问题赋予理论以现实的内容,而不像以前那样停留于唱高调和隔空呐喊。这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现在不是由一小批知识精英去"唤起民众",而是现实生活中民众在向知识分子发出呼唤,要求我们去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侵权问题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去击破那种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强辞夺理。这种强辞夺理半个世纪以来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天经地义的"理论体系",它常常使当事人感到屈辱而无可奈何,其实就是一套极左的意识形态模式,这套模式是到了在新思想和新现实的合力冲击下解体的时候了。 11、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如何平衡饭碗和理念?如果一种启蒙受掣于某种利益,那么这种启蒙还是启蒙吗?如何看待当代学人犬儒化? 答:今天的"体制内",经过文革以后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了一定的理论探索空间,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只能成为驯服工具和喉舌。 当然这点空间也很有限,它基本上只限于与现实离得很远的纯粹理论探讨,而禁止过多地涉及现实政治问题。但我以为,这恰好歪打正着,因为中国的问题从本质上看并不在于那些浮面的社会现实问题,而要追溯到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要从根本上颠覆几千年来传统思维的惯性,这些问题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而是一种长期的、为未来的社会变革奠基的工作。 一个学者如果有志于做这种工作,我认为就不存在饭碗和理念的冲突,他的理念是符合时代需要的,只要学问做得好,温饱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要发财则休想。一个启蒙思想者首先应该对自己在这方面启蒙,即不是为吃饭而思考,而是为思考而吃饭。当代学人的犬儒化就是由于颠倒了这个关系,把思考当作了吃饭的手段、发财的手段,成了一些生意人和政治奴仆。 ——共识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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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Dec 2014 12:26 PM PST
台湾九合一选举落幕,国民党大败。很多论者认为,马英九政府的政策过于倾中是导致此次国民党败选的原因之一。竞选期间有个口号:"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这个口号当然比较夸张,因为马政府始终是拒绝中共的一国两制,拒绝把台湾变成香港的。这个口号倒是表明了,只要台湾有民主,就决不可能接受一国两制,就决不可能变成香港。 不少人说,这次台湾九合一选举的结果,证明了中共一国两制的破产。我说不对。中共的一国两制早就破产了。我要强调的是,早在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除党禁,打开台湾民主转型的闸门,中共对台湾的一国两制就破产了。 如今,凡略有头脑者都知道中共对台湾的一国两制政策肯定是行不通的了。但他们很少问自己:以邓小平的务实和精明,当年怎么会异想天开地提出什么"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呢? 我们知道,在毛泽东时代,对台政策很简单,那就是武力统一。毛时代不变的口号是"一定要解放台湾"。1958年毛泽东下令炮轰金门,未取得预期的成功,武统不得不搁置,但是"解放台湾"的口号并没有放弃。在毛时代,每年十一国庆游行,官方拟定的口号单上,最后一个口号永远是"一定要解放台湾"。尽管大家都知道台湾的背后有美国,中共要武力解放台湾,至少在一个历史时期内根本做不到。毛泽东在和尼克松、基辛格谈话时,甚至说台湾问题"一百年后由子孙后代去解决",但是仍然不改变"解放台湾"这个口号,因为毛泽东深知统一台湾只能靠武力。"和平统一"?这不是空手套白狼吗?台湾自己呆得好好的,凭什么要让你把它统一了去呢?所以毛泽东从不做"和平统一"的白日梦。 那么,不可一世、爱发奇想的毛泽东都认定做不到的事,为什么务实而精明的邓小平却以为他能做得到呢?你说,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从而使和平统一成为可能。按照一国两制,允许台湾保持自己的制度,甚至可以保持自己的军队,多优惠呀。但问题是,不管一国两制开出的条件多优惠,它毕竟是一个招降的方案。台湾人说得好:"一国两制就是把我们本来就有的变成是你中共给我们的"。人家台湾人有总统有国会,人家有人家的中央政府,凭什么要自动降格,臣服你北京,接受"你中央,我地方"的格局呢? 实际上,当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是有针对性的。它是专门针对当时仍处于威权统治的国民党政府,尤其是针对年事已高的蒋经国而量身定做的。 1981年十一前夕,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叶剑英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九条方针政策,其中明确讲到:"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産、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1982年1月,邓小平在接见海外朋友时,第一次把上述设想概括为"一国两制"。邓小平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同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谈到收回香港问题,首次公开提出"一国两制"。一般人以为中共是为了收回香港而提出一国两制,然而才说一国两制也适用于台湾;其实,一国两制设想首先是针对台湾提出来的。 那么,中共为什么要针对国民党,针对蒋经国提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呢?他们凭什么相信,那个和他们恶斗了好几十年,彼此间有着血海深仇的老对手竟然会自动自愿接受一个降级的王位,向北京俯首称臣呢?因为他们发现了台湾国民党政权的一个严重的内在危机,他们发现了一个不战而胜即"和平统一台湾"的历史机遇。 八十年代初期的台湾,内外交困。在外部,台湾被国际社会所抛弃,绝大多数国家都和中华民国断绝了正式邦交;在岛内,以本土力量为主体的反对派虽然刚刚遭受到高雄事件的重挫,但潜流汹涌,后劲不可低估;随着时间的流逝,老一代的外省籍党国政要相继过世。作为政治强人,蒋经国当然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继续实行其威权统治,但是这种局面又能够撑多久呢?外有大陆的威胁,台湾自身的安全越来越成问题;内有本土力量的挑战,强龙越来越压不住地头蛇。 与此同时,大陆的中共政权却走出十年浩劫重现生机,邓小平大刀阔斧推行改革开放,在国际社会赢得广泛的尊重。那时,苏联的戈尔巴乔夫还没上台,中国还没有发生"六四",中共的国际形象还在回升。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想出一国两制这条妙计。他们对蒋经国和国民党喊话:你们中华民国是维持不了多久的了,趁早接受我们的一国两制吧,有我们做后台,可以保证你们在台湾永久执政,保障你们的一切利益不受损害,只要你们愿意归顺我们,放弃中华民国的招牌,接受一个降级的王位。反过来,如果你们拒绝一国两制,那么要不了多久,本土反对力量就会起来取而代之,到头来你们既保不住中华民国的牌位,又保不住自己的特权。时任中国社科院台湾所副所长李家泉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再论台湾与大陆统一的模式",告诫国民党当局不要硬是以'中华民国'的名义撑下去,否则,"将来被别人取代改一下'国'的称号,其结果必将是祸国殃民,成为中国的历史罪人"。 应该承认,一国两制这一招果然厉害,因为它确实点到了蒋经国的心头忧患。如果蒋经国贪图一党之私,他完全可以在"民族大义"的幌子下与邓小平"相逢一笑泯恩仇",接受一国两制,国共第三次合作,共同"振兴中华";既"体面",又实惠。如果蒋经国接受了一国两制,那么,台湾就成了今日之香港。有中共做后台,国民党要保持威权统治就更为容易,台湾的民主力量不得不面对更强大的敌人,要取得突破无疑就更为困难。 然而,蒋经国没有接受邓小平的盛情邀请,坚决拒绝一国两制,同时大力推动政治改革,解除党禁报禁,从而使台湾走上民主化的不归路。 蒋经国当然知道,开放民主意味着国民党有可能被选下台。当蒋经国决定解除党禁时,秘书长沈昌焕在旁提醒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国民党失去政权。"蒋经国答道:"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这就是说,蒋经国宁肯国民党在台湾成为民主制下的在野党,也不要在中共庇护下的永久执政。 有人说,蒋经国之所以决定打开民主转型的闸门,主要是迫于美国的压力,或者说是为了赢得美国的支持,以维护台湾的安全。这话当然有道理。在当时,台湾沦为国际孤儿,美国又需要拉拢中共对付苏联,如果台湾仍然是威权统治,那么,如果中共要武力犯台,虽然有对台关系法,到时候美国也未必愿意出兵保护。但问题是,既然台湾面临的外部武力威胁,说到底就是大陆的中共政权。如果蒋经国接受了中共提出的一国两制,和大陆和平统一,来自大陆的武力威胁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因此我们仍然需要解释,为什么蒋经国宁可启动民主转型,而拒绝接受中共的一国两制。 应该说,蒋经国在台湾启动民主转型,并非仅仅是出于对民主的信念。作为一个长期的威权统治者,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对蒋经国的民主信念给予太高的估计。在我看来,蒋经国之所以要启动民主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就是不肯向共产党认输,就是不肯向中共俯首称臣。不论一国两制的方案看上去多么优惠,但那毕竟是一个招降的方案,而蒋经国就是不肯投降共产党,他也决不希望在他身后的国民党投降共产党去接受什么一国两制。他发现,只有在台湾实行民主,才能够一劳永逸地拒绝中共的一国两制诱饵或曰陷阱。一旦台湾实现了自由民主,一国两制就失去了着力点:一小批高高在上的威权统治者可能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而愿意接受一个降级的王位,但是,获得了自由民主的广大台湾人民决不会愿意在自己头上再来一个专制的太上皇。 所以我要说,早在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除党禁,打开台湾民主转型的闸门,中共对台湾的一国两制就破产了。 这一点邓小平一定很清楚,所以邓小平早在1989年5月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就说:"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 紧接着就发生了"六四"事件,中共凶相毕露,台湾更是避之唯恐不及。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未必不知道一国两制早已彻底破産,只不过他们既没有改变旧政策的勇气,又提不出像样的新政策,于是就只好按照老调子有口无心地继续唱下去。 ------ 自由亚洲电台首发 2014/12/1 与 2014/12/8 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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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今秋:香港人争真普选是中国民主史册上光辉灿烂的一页——2014年第十一届"魏京生民主斗士奖"颁奖词 Posted: 10 Dec 2014 12:10 PM PST 今年秋季,很多张相片如泣如诉。 一张相片里,有几十个光头的香港人。他们面容安详,目光沉稳。其中有个女性,她光洁的面孔上,两只大眼炯炯有神。这些人正在进行"削发仪式",他们决心削下头发,重拾尊严。寓意是"剃无可剃--退无可退",只能在香港政改问题上进行抗争。 另一张相片,背景是霓虹灯光环绕的繁华高楼。绿色草坪上铺着一条"抗命罢课"白字黑底的条幅。周围坐着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他们腰杆笔直,专注静默,与即将来临的黑夜政治对峙,形成凝重的气氛。 还有一张相片,一条"公民抗命"的条幅被游行的队伍高举着,又长又黑,似河,似龙,众心同忾,气魄如锋。 还有许多俯视的相片――不见尽头的队伍,满处的雨伞。人群如蚁,雨伞如花。看不见个体,却显示了满山满谷磅礴的、挡不住的民心、以及在朗朗阳光照耀下发出晔晔光芒的生命...... 还有更多的相片: 抱着孩子的母亲,胸前别着黄丝带; 17岁的青年,目光里充满着无所畏惧的神色; 狮子山头,垂下"我要真普选"的黄色大标语; 旺角弥敦道660号,有一片民主墙的大字报; 头戴防护钢盔、荷枪实弹的警察正在发射催泪弹; 催泪弹之后,烟雾弥漫,一个人举着伞昂然前进; ...... 这是一幅幅港人争取真普选的画面,它们勾勒出了2014年不寻常的香港之秋。 魏京生基金会决定,为了肯定和纪念这个难忘之秋,今年的"魏京生民主斗士奖",颁发给"香港人争真普选运动"。 和往常不一样的是,这个奖不是给一个人,几个人,或某个团体,而是奖给所有支持和参与港人争取真普选运动的人们--包括香港人、大陆人、台湾人、海外华人,以及世界上所有支持香港人争取真普选运动的人们。 今年的"魏京生民主斗士奖"颁发给"香港人争真普选运动",是肯定这场运动的意义,表彰所有参与者和支持者的勇气和坚持。 争取真普选香港行政长官的政治运动,已成为2014 年世界瞩目的重要事件。自从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以后,香港有四届行政长官,这些长官全部都由所谓的"选举委员会"选出。众所周知,这个选举委员会成员的大多数并非由选民选举产生。自香港回归以来,争取普选的呼声不断高涨。2007年8月的港大民调已经显示,超过一半的市民支持普选。香港人争真普选,酝酿于2013年,于2014年秋季达到高潮。今年七月一号是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共十七周年。这一天有五十多万人上街游行。大家要求保留香港现有的自由和人权。这些要求,在民主国家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基本人权。可是这个要求不仅得不到肯定和答复,争取真普选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领头人还遭到打压。迄今为止,已有逾百人被捕。还有许多人为了自己的正当选择付出了代价:有人拿不到毕业证书,有人被取消了返乡证,有人被上了黑名单,有人遭到恐吓,有人在大陆的业务发展受到或将要受到严重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陆境内的支持者尤其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使他们本来就困苦的境地更加悲惨。今年这个奖,就是奖给这些人,奖给所有愿意坚守民主原则的良心! 今年的"魏京生民主斗士奖"颁发给"香港人争真普选运动",也是对共产党统治下老百姓失去基本知情权的控诉和挑战。 从国内回来的朋友们说,在中国大陆根本上不了海外重要新闻网页。港人争真普选的情形,只能从中央电视台里听到一种口径。尽管有人因为工作的缘故,可以在中国大陆看到CNN 电视节目,但每当开始报道香港人争真普选的实况,屏幕就骤然变成一片黑色,或是一片雪花。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极权国家之一,那里人们有耳不能自由听,有眼不能随意看,而是被迫地只能听从一种声音。香港人争真普选的实情,被这"一种声音"彻底歪曲了,被变成了海外势力支持的骚乱、香港人民反感的动乱、祸国殃民的灾难等等。这让我想起,柏林墙倒塌的第二天,东德共产党机关报《新德国》竟然对前一天发生的大事一字不提。这种强制性的封锁消息、拒绝真相的做法,不仅证明了一个政府的自欺欺人和可笑,也说明了它的极端虚弱和胆怯。 不可否认,人是容易被洗脑、被误导的。大陆百姓在被封锁消息、知情权被剥夺的情形下,产生出各种有偏差的想法,并不奇怪;而在没有知情权下产生的民心,并不表明有正确的价值。但我们只是希望,通过颁发这个奖项,让大陆的百姓们,以及海外的华人们明白一个道理:你们有权选举你们的领导人。这是每一个人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我们希望大家痛恨那种依靠封锁消息、制造一面之词的做法。更希望大家不因为眼前有一滩污水而怀疑大海的青蓝! 今年的"魏京生民主斗士奖"颁发给"香港人争真普选运动",也是提醒人们看清中共"一国两制"的真面目,放弃幻想。 魏京生先生对港人过去的误信有过如此分析:"1997年香港人民在朦朦懂懂之中迎来了政权的交接。当灾难即将来临的时候,很多人感到了恐惧。他们纷纷移民海外,躲避可能来临的暴政。在移民潮的压力下,中共选择了温水煮青蛙的策略,暂时遵守了诺言,给香港保留了大部分的自由和人权。那个时候的香港对于中共发展经济仍然十分重要。对于八九年时候支持大陆民主运动,中共也采取了暂时隐忍的策略,留待秋后算账。这就给香港人民造成了一个错觉,似乎中共真的会永远遵守诺言。而习惯于和比较遵守诺言的港英政府打交道的香港人,误以为中共也会遵守诺言,而不懂得中共遵守诺言是以他们的利益为标准的,不是正常人理解的诺言。" 实际上,大陆的人们对政府和个人前景的信心前所未有地低落。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大陆富豪和高官,拼命把子女和财产都送到国外。香港人争普选运动中,有个香港记者,带着襁褓中的孩子上街观看。她说:"非来不可",因为"妈妈怕,到你跟妈妈一样大的时候,不知道你还有没有集会和言论自由了!"香港人争真普选运动的一个积极作用,就是让香港、台湾和各地的人民,看清了"一国两制"的真面目,明白了中共的承诺一钱不值。这是一种痛苦但必要的觉醒。 今年的"魏京生民主斗士奖"颁发给"香港人争真普选运动",特别表达了对一类人的钦佩。 有一类人,本身处境并不差。他们有的具有议员职位,有的可以继续去大陆当明星挣大钱,有的出身良好,日后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英美定居,有的可以潜心在学校当好学生,有的在国内就是知名艺术家,等等。这些人,如果单就个人境况来说,并非到了"逼上梁山"的地步,他们没有迫切的必要参加或支持香港人争取真普选的运动。但是,这些人自觉地投入,而且拒绝妥协,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 这让我想起了魏京生先生本人的经历。魏京生出生于共产党高干家庭。如果不是当年在西单民主墙贴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的大字报,从而引导近代中国民主运动;如果不是他坚持自己的民主理念,不受威逼诱惑而妥协投降,他可能会顺顺当当地当他的"红二代",或腰缠万贯,或身居要职。魏京生为他当年的选择付出了沉重代价:身陷牢狱十八年,身患疾病,有国不能归,有家不能回,至今仍然是中国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 我对下层受压迫百姓的反抗从来都感到震撼。中国历史上不乏揭竿起义的轰轰烈烈。但是,那些本来可以养尊处优、舒舒服服过"前途有保"的日子的人们,能够为自己不曾亲历的他人苦难而流泪,能够为普罗大众的根本利益而牺牲自己,更加让我感动!在我心目中,他们是更值得尊敬的英雄。这个奖励,特别表达了我们对这类人的钦佩和尊敬。 今年的"魏京生民主斗士奖"颁发给"香港人争真普选运动",更是对香港年轻人的一个鼓励。 今年的斗士奖,也是献给一批纯洁、热情、理想不灭的孩子们。他们让我们流泪。他们让我们看到,虽然香港人以现实主义著称,又多年承受洗脑和物质诱惑,但,仍然有这么多年轻的正义之心在勇敢地跳动着!这些年轻人的心坚忍刚毅,百折不挠。这是中国民主的希望! 在港人争取真普选运动的高潮时期,曾经流行了很多鼓舞人心的歌曲。其中之一改编自《悲惨世界》的"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你可否听到人们的歌声?)。在法国大革命的街垒战里有许多青年,他们的面孔如此年轻,他们对未来有着如此的向往,但是他们选择了牺牲。参加港人争取真普选运动的人们中,许多都是青年学生。这些人继承了全世界民众寻求自由的精神。他们和法国街垒前的孩子们一样,具有令人感动的激情和勇敢! 和所有的运动一样,不可能每个细节都完美无缺。正如法国大革命中有些做法并不那么正确,却丝毫不能影响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地位一样,香港人民的争取真普选运动,也不会因为个别枝节的不完美而失去它应有的光辉。这场运动展示了香港人的民心和决心。这场运动与1978年的西单民主墙、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一样,都是中国近代史上争取民主自由的光辉一页!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今天,魏京生斗士奖颁发给香港"争取真普选运动",因为: 香港人争取真普选表明,"只有三样东西不能长久掩藏:太阳,月亮,还有真相。"(佛教警句)。 香港人争取真普选表明,"人只要在思考,就是自由的"(爱默生)。 香港人争取真普选表明,香港人不都是务实、渴求金钱的,他们会为正义而战。 香港人争取真普选表明,自由诚可贵,但必须为之付出代价! 香港人争取真普选表明,民主自由的理念,永远会引导人们! 最后,让我用索尔仁尼琴的一段话作为结束: "假如我们连不撒谎的这点勇气都没有(这里可以改变为:假如我们连要求自由的勇气都没有),我们真的一钱不值、无可救药了,那么我们应该受到普希金的蔑视: 干吗赐给牲口以自由? 它们世世代代继承的遗产 就是带响铃的轭和鞭子。" 谢谢大家。 魏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 黄慈萍 2014年12月5日 有关细节请参看颁奖公告: http://www.weijingsheng.org/report/report2014/report2014-12/WJSF11thPrize141205announcementA853-W547.htm 相关照片: http://www.weijingsheng.org/pic/newsletters/newsletters2014/newsletters2014-9/1-HKshaving2014.jpg http://www.weijingsheng.org/pic/newsletters/newsletters2014/newsletters2014-9/2-HKshaved2014.jpg http://www.weijingsheng.org/pic/newsletters/newsletters2014/newsletters2014-9/3-HKprotest2014.jpg http://www.weijingsheng.org/pic/newsletters/newsletters2014/newsletters2014-9/4-HKstudents2014boycotting.jpg http://www.weijingsheng.org/pic/newsletters/newsletters2014/newsletters2014-9/5-HKdemonstration2014.jpg http://www.weijingsheng.org/pic/newsletters/newsletters2014/newsletters2014-9/6-HKdisobedience2014.jpg http://www.weijingsheng.org/pic/newsletters/newsletters2014/newsletters2014-9/7-HKdemocracy2014wall.jpg http://www.weijingsheng.org/pic/newsletters/newsletters2014/newsletters2014-9/8-HKvoices2014.jpg http://www.weijingsheng.org/pic/newsletters/newsletters2014/newsletters2014-9/9-HKpolice2014.jpg http://www.weijingsheng.org/pic/newsletters/newsletters2014/newsletters2014-9/10-HKumbrella2014protest.jpg (程以克为本次颁奖词的主要撰稿人,魏京生基金会对她的工作表示感谢,并感谢她多年来的义务劳动及其它重要贡献。) 更多详情:www.weijingsheng.org 联系方法:h...@weijingsheng.org 或 hcp04...@aol.com 电话:1-202-270-6980 |
高新:徐才厚与江、习的军委主席负责制(附:当年不续设军委秘书长是邓小平的指令) Posted: 11 Dec 2014 01:13 PM PST 图:邓小平与杨尚昆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徐才厚虽然"阔步进入总部机关"不是江泽民钦点,但却是在进入总部机关,以总政主任助理和总政副主任身份主持解放军报社的过程中成功地攀上了江泽民。 中共军史上的另外一位军委副主席林彪在世时曾经有过一句名言: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的就是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是靠这两杆子。如此说来,军队系统的"笔杆子"对一九九二年十四大倒杨成功之后,急于在军内扬名立威的江泽民实在是重要的不能再重要了。 读者和听众们应该都注意到了一个月前习近平刚刚主持召开了一个"新古田会议",即特别选在福建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会议的最大看点就是突出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把"全军都必须无条件服从习主席指挥"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到同等重要的高度。 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表态说:"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为科学指南,坚定自觉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随后,另一位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也利用人民日报向全党全军表态,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是宪法明确规定的我国军事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制度的最高实现形式。要围绕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完善和落实相关制度机制,确保全军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 有外界媒体分析说:"新古田会议"召开之后,"军委主席负责制"成为了热门词汇。解放军一再重申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从"习主席指挥",显示出习近平意图在军中树立绝对权威,实现令贯全军。 这个所谓的"军委主席负责制",源出自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八二宪法"。 一九八二年,已经是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提出全面"修宪",大提前就是彻底否定"文革"宪法,以"五四宪法"为基础。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把"文革宪法"中取消的国家主席重新恢复。 日后有当事人回忆说:(因为邓小平本人不同意亲自出任国家主席),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八二年宪法规定的国家主席的职权与五四年宪法规定的国家主席的职权是不完全一样的,如没有规定国家主席可以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和统帅武装力量等。国家主席都是根据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行使职权,没有自行决定的事,如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组成人员、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发布特赦令,发布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等,都是根据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行使的。 "五四宪法"规定,国家主席统帅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文革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规定中共中央主席统帅武装力量。八二宪法对此应该如何规定?开始起草宪法时,比较多的意见还是要按五四年宪法规定由国家主席统帅武装力量,并按照这个方案起草了宪法草案(讨论稿)。 如此一来,只要邓小平不出任国家主席,势必就要交出军委主席权棒,邓小平当然不干。于是,他干脆亲自主持起草这方面的内容,亲自提出国家主席的职责不再包括统帅全国武装力量的表述,宪法要专门规定设军委主席,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都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 按照杨尚昆代邓小平对党内的解释,中央军委可以国家的名义行使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的职权,对军队的工作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党内仍然还是有人担心设国家军委可能会影响党对军队的领导,为此党中央专门发了一个通知明确昭告:小平同志领导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既是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也是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不会影响党对军队的领导。 当时还有人提出,宪法应当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有人觉得这么写也有疑难之处。请示邓小平,邓小平表示"宪法序言中已写了党的领导,就包括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可以不必再写了。" 与如今的习近平一再强调,生怕党内党外、军内军外、国内国外都印象不深的做法完全相反,八二宪法出笼之后直到一九八九年底邓小平把军委主席职务交到江泽民手中的八年时间里,邓小平不但从来不要求党政军三方的宣传机器为"军委主席负责制"造势,甚至还要求杨尚昆指示解放军报"对'党指挥枪'的宣传口号不必使用的太频繁"。 近日来的《解放军报》组织刊发了一批军队将领在新古田会议上的发言,集体向习近平宣誓效忠。用中国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主任任天佑少将的话说:"必须更加自觉地执行和维护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党指挥枪的原则落地生根。" 这话的意思是,习近平是以党的总书记身份兼任军委主席的,所以听他的话就等于是听党的话,服从他的指挥就是服从党的指挥。而在邓小平时代当然不能这样解释,因为邓小平在一九八七年十三大之前只是以一个政治局常委,而不是以党的一把手的身份出任军委主席,而一九八七年的中共十三大之后干脆就是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继任这一职务。 不过,靠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巩固自己"法定"地位的作法并不是习近平的首创。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可以查找一下二十一、二年前的解放军报,也就是当时由徐才厚把持的解放军报,不但把"党指挥枪"的口号喊得前所未有的响亮,而且也让许许多多的军内官兵和地方老百姓第一次被提醒,原来宪法里还有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的说法。 当然,"军委主席负责制"在解放军报上出现频繁最高的阶段还不是一九九三年前后徐才厚兼任解放军报社社长期间,而是二零零二年中共十六大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当时的徐才厚已经接替了于永波的总政主任职务,而江泽民则在交出党总书记职务之后死握军权不放,仿效当年中共十三大之后的邓小平,干脆连中央委员的名份也不要,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继续留在军委主席的位置上。 就在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召开后的次日,江泽民继续留任军委主席的"决定"被公布之后,徐才厚便指挥解放军报在"新时期"的军内宣传工作中,多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不能单独宣传军队听党指挥的口号,要把"军队听党指挥"和"坚决服从中央军委和江主席的指挥"并列宣传。 到本文截稿为止,徐才厚的老窝解放军报发表的最新一篇点名批判徐才厚的文章题目为《做老实人不做"两面人" ——五谈以整风精神革除问题积弊》,文中说:越是贪婪的人越伪装清廉,越是荒淫的人越伪装纯洁,越是奸诈的人越伪装正直。徐才厚就是典型的"两面人"。他善于表演,擅长伪装,用假面具掩盖自己极其肮脏的灵魂和丑恶的行为,演出了一幕幕丑剧。"两面人"因迷惑性、欺骗性特别强,所以危害性、危险性特别大。待到东窗事发,他们往往已成为大奸巨贪,让人大吃一惊、难以置信。 表面上看,此文是在揭露徐才厚,但仔细品味一番,方觉得此文作者是在煞费苦心地为被徐才厚"迷惑"了的江泽民、王瑞林等开脱,意思是在说:不是当年的江泽民、王瑞林等人用人失察,而是徐才厚太具欺骗性了! 【附录】当年不续设军委秘书长是邓小平的指令(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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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Dec 2014 12:02 PM PST
今年地方大选像阵飓风、大寒流,已彻底摧毁国民党及马帝国。尤其是由郝柏村及连战亲自当炮手的"皇民说",绝不是郝龙斌一句:"选举结束,大家应该握手言和。"的空话可以敷衍了事的。皇民说已彻彻底底撕裂了台湾,是这次大选飓风最凛烈的元素! 台湾是个一再被外来殖民统治的地方。1945年再度被中国占领,台湾子民中就一直存在着中国史观和台湾史观的不同历史经验。经过一甲子的融合,经过民主化、自由化的洗礼,这两种史观已呈现成"台湾命运共同体"。虽然旧疾没有完全消失,偶尔也会像教科书中的史纲冲突,但,最后也都能以包容心让它不致太恶化成癌。这是全体台湾人民的理性自制和互尊的展现。 这次,由连、郝亲任炮手的皇民说,连汉奸、走狗都喷射出来,威力之大,射程之远,全台无人幸免。为救台北局,毁了台湾局,这是上帝要毁灭国民党,先使其疯狂的杰作。皇民说,更毁了国民党四大家族政治命脉:连家、郝家、高(朱)家、吴家全被后座力震倒。他们把自己放在台湾人敌对面。吴敦义此时才大剌剌表示自己是二二八、白色恐怖遗族,企图和皇民说切割,已无济于事,徒显投机,不堪大任而已。 放眼2016,国民党已无可战之将。战将全在皇民说中被歼灭。国民党怨不得人,这次是心怀中国史观者公然想扑杀台湾史观者的参政权、生存权!但台湾不能放任这些"高级既得利益的政客"恣意摧毁,选举过后不可能凭一句"选举结束,一切恢复原状"可以打发。我们须有更积极、有效的药方。 ----只斗权力不争理念 1995年,我还在担任民进党主席时,做为一个反抗集团的领袖,我深切了解在争自由的行动中,台湾社会已累积了两股强烈的情绪。一种是台湾人因为被压迫,对压迫者的仇恨;另一种是统治集团对台湾反抗者的敌意。仇恨和敌意都是超强的情绪,不化解,台湾路将难平坦。我深切了解,这是我的责任,必须提出"社会大和解、政治大联合"的主张。我明知提出来是引火自焚,在仇恨正浓、敌意正炽的时候,是极端危险的事。但,内部不和解,我们将无法合力应付中国。 果然,我跟当时在政治光谱另一极端的新党领袖赵少康等人在立法院喝"大和解咖啡"后,立刻引起国民党和民进党内死硬派强烈反扑。国民党用极其下流字眼,骂大和解路线是"小养女和流浪汉苟合";民进党内基本教义派则斥骂我是叛徒,把我从台独神主牌上拉下来。台湾不像南非在缝合黑白冲突下有屠图大主教、曼德拉和戴克拉克的高度精神内涵的政治领袖。台湾一直对立下来,演变成现在被人民厌恶的蓝绿恶斗,只有权力之斗,没有理念之争。 大和解是一种爱的包容,它的落实,必须有政治大联合做支撑,让敌对各方在一个大联合政府下一起议论政务、分享权力、化解误会、排除冲突,结束仇恨和对立。迈过这种过渡期,台湾才能开展有核心价值、有愿景、有领导的不同政治党派,使政党政治走出"战时"状态,迈入"承平"时代。 马英九、国民党的危机,正是台湾的大转机。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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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opher Ford:美国对华政策中“自由主义神话”的终结 Posted: 11 Dec 2014 12:09 PM PST
下午好!虽然只有几小时,我还是很高兴能回到哈德逊研究所,又一次和一些老同事们相聚。 这个会议主题是谁在亚洲"称霸",这个议题本身就假定了,在亚洲存在对地区影响力的竞争。这个看法在中国内部当然没有异议,中国官方人士已使用这套强势的竞争话语几十年了。然而许多年来,在美国对华政策领域,与中国的战略性"竞争"问题却一直有争议。 事先声明,我在这里谨宣称这只是我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政府其他任何人的意见。为有助于今天的讨论,让我就美国对华政策的故事框架和演变过程提几点看法。在理查德·马德森那本精彩的书中,他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论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对北京的政策演变,这位社会学家描述了当时存在的三种基本思想学派——美国人对中国互不相让的三种叙事方式——他还认为美国那段时期的国家政策,反映了其中一派之后逐渐获取了胜利。 在马德森的描述中,那些年里,许多美国左派倾向于同情共产主义中国,把中国看作一个意识形态的天堂。他们的观点与右派反共产主义的保守主义者截然相反,右派们始终对"红色威胁"忧虑重重,并以此解读毛时代中国的一切。 然而,就像马德森所说的,这两派最终都败给了第三种论述:这个版本将中国看作是"被自由主义神话"解救的"陷入困境之现代化主义者"—— 这个神话认为最符合中国人利益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一个被'实用主义的技术性官僚'统治下的社会"。并且,中国面临的巨大困难需要美国援助才能最终发展成一个与美国相近的国家。 "自由主义神话"观点开始只是几个不相上下的理论之一。但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它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马德森认为,这部分是因为当时的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让我们的道德观和共和信念产生了动摇,因此中国随着经济繁荣而不可避免自由化的观点能坚定我们正在摇晃的,美国政治价值观更为优越的信念。 同时,"自由主义神话"盛行也是一些美国政治领导人利用它作为向美国政界鼓吹对中国开放外交的一种手段——这一举措本质上是出于需与苏联抗衡的战略性考量——否则美国内部很可能会对这种现实主义的政治权术提出质疑。 我认为,马德森关于那一时期的陈述十分有力且富有洞见,但某种程度上,故事接下来的发展至少同样耐人寻味。一方面,拥抱中国并鼓励其强大的这种现实主义的政治考虑在冷战后已不复存在。但在苏联帝国解体后那段春风得意的日子里,商界一如既往地陶醉于部分真实、部分想象的"中国市场"的财富,并迫切地想促成和中国越来越有活力的经济基于盈利的合作,来自商界的怂恿让我们的政策制定比以前更贴近"自由主义神话"。这个神话里,中国是一个"深陷僵局的现代主义者",需要我们的帮助才能逐渐抵达人类政治进化的终点,并或多或少地,"像我们一样"。 马德森认为,"天安门事件"推翻了美国人这套神话般叙事,并导致了9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上的一场概念危机。但我不同意。在我看来,我们的政治和学术机构似乎在1989年后还对这套"自由神话"执着地坚持了许多年,而这种概念危机现在才开始发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听到克林顿总统说:"和中国的友好关系,是我们宣扬自己观念的良机。中国越接触世界,世界就将给中国带来更多自由。"在奥巴马总统"欢迎中国崛起"的声明中,我们仍能听到这种回声。 我还认为马德森所说的"自由主义神话"长期盛行之受害者之一是美国自身的政治策略。我在其他地方也写过,美国人关于中国的各种自我膨胀和不切实际的假设,尤其是中国领导人将致力于在困难和特殊境遇中把中国领向自由主义民主,变得"像我们一样"的论调——让我们变得懒惰。毕竟,如果历史本身就在你这边,经济发展又不可避免地为你带来更多朋友和其他民主国家,谁还需要苦心孤诣地去制定实施什么真正的策略呢? 马德森指认的"自由神话"因而似乎在基因里就带有某种"战略镇定剂"的作用,这种看法让我们的政界精英和决策层对中国的深入研究裹足不前。它的负面效应有时非常明显,比如经常有人争辩说:只有当我们自己"显得"把北京看作对手,或让人产生了这种"印象"时,中国才会是美国或美国利益的威胁。(这种观念,据马德森追溯,始于上世纪60年代后期。当时有人开始提出这个看法:只要我们不通过外界压力迫使中国政权变得"被动",北京的"实用主义考量"就会脱颖而出。 因此,中国的未来,就飘飘然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对这些研究者而言,任何中美关系问题的解决办法都是简单地、加倍地进行协助形合作。任何显得真实的"竞争性战略"都应不惜代价地避免,甚至批评的言论也应收敛,否则我们就会挑起不必要的敌对情绪,而这些敌意本来会在实用主义的繁荣中消融。 这种结论当然很合中国共产党干部们的胃口,他们统治着中国,多年来也一直热切希望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这也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一种努力,旨在将中国带回到它认为19世纪中期以前曾享有的相对强势以及优越地位。尽管他们在国内散布激烈反对西方的阴谋理论,并在"天安门事件"后纵容恶意排外的政治宣传,但是,中国官员在和美国领导人打交道时,却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去强化"自由主义神话",鼓励美国人丧失战略性思考,培养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说法,并频频指出批评中国会在各方面"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共产党官员们的这种策略,迄今为止相当有效。 可以肯定的是,90年代中期我开始在华盛顿工作时,美国的对华政策还是有不少暗流在汹涌澎湃。那时每个人都还记得89事件,而我们的军事情报分析人士也开始质疑中国增强军备的程度和速度。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外国军事科技的补给,包括频临破产的俄国似乎来者不拒,任何东西都愿意卖;这些都为中国军事储备注入了新鲜血液。当然还有1995-1996年的台湾海峡危机,一系列中国对台湾进行的导弹测试让克林顿总统向当地调度了一个航母战斗群。 然而所有这些并不足以让"自由主义神话"叫停。乔治布什总统的政府开始在对华政策上更为谨慎,某种程度上,和克林顿总统与北京往往过于密切的合作正好相反。无论如何,华盛顿很快就为2001年美国的恐怖袭击殚精竭虑,无暇他顾。北京因此迫不及待地利用这种反恐怖主义的时代精神,合理化自己对内镇压"疆独"和"臧独"的举措。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局在2002年"欢迎"了一个强大,和平和繁荣中国的崛起。等到2004年,国务卿鲍威尔描述中美之间已拥有自1972年开放外交以来,最为和暖的关系。 毋庸置疑,随着时间的流逝,布什政府开始探索如何有效"暗中预防"中国可能出现的不当行为。虽然不广为人知,很多被视为奥巴马政府标志性元素的"再平衡"策略,如最终正式签署的2014年美国菲律宾《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等,都是自布什在任期就开始的倡议。 针对中国在亚洲逐步树立的影响,虽然政府开始平静地朝更为审慎的方向过渡,在公开言论和举措上,仍存在诸多限制。 但时过境迁,从那以后,美国对华政策领域的思维有相当大的转变,尤其 因为在2008-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在南海愈演愈烈的挑衅行为,对国内异见分子的严酷镇压,以及最近弃如敝屣的,原来对香港民主的承诺。我们当然可以继续长篇累牍地探讨这些变化的一应细节,但就今天的主题而言,我要说的是,虽然理查德马德森说"自由主义神话"在"89事件"后就消逝了的说法可能有误,但这个神话的瓦解今天确实正在发生。 在具体如何处理与中国关系上,我们现在或许无法达成新的共识,但在今天的美国政策圈内似乎有一种普遍的感觉,认为以往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已经过时了。从美国国家利益和大战略的角度看,"接触"政策并未产生我们被告知会得到的那些利益。与其说中国改善了自己的行为方式、变成一个繁荣的、日益民主和尊重权利的国家,不如说它似乎只变成了一个不但更富有、更强大、武装更精良,而且是权贵资本主义式的和对内专制的地区复仇主义恶霸。"自由主义神话"因此破产,而我们的中国政策决策层则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处理亚太地区其他国家面对的真正问题了。 最近这种言论日益增多。如果有人在1998年发表这类的言论,他或许会被误以为是国会里孤立的对华鹰派"蓝营",这些人明确地自诩为对华政策圈和克林顿行政机构传统智慧的反对派。但是,现在这种情绪似乎越来越成为"传统智慧"。显然,美国的对华态度在认知范围的许多重要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我们美国人或许仍会纠结于到底应如何回应中国越来越明显的挑战, 在和中国政府打交道时如何平衡"合作"和"竞争"这两个要素也可能仍有争议。但是,似乎可以客观地说,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昨日让人安心的中美关系已被现实蒙上了阴影,而公共政策议程也不断波动。 我不确定我能告诉你谁会在亚洲"称霸",在这个时间点上,或许没有人能说得清。但中国可能终于设法刺激到了美国,让我们终于意识到:我们必须加入这场游戏,且"输""赢"都迫在眉睫。我们当静观其变。 谢谢,我期待接下来的讨论。 小米编译 原文链接:http://www.newparadigmsforum.com/NPFtestsite/?p=1896 发布时间:2014年12月10日 来源时间:2014年12月09日 |
Posted: 13 Dec 2014 09:45 PM PST |
吴伟:推進民主政治的制度化、法律化——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談之三十四 Posted: 14 Dec 2014 11:57 PM PST 編者按:上個世紀80年代是中國的一個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終於結束,在人們的肉體和精神被禁錮壓抑多年之後,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圍噴涌而現。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說是中國當代歷史上最浪漫的年代。 源於中共黨內一批開明派的努力和試圖衝破舊體制窠臼的勇氣,80年代的這場政治改革雖然很快在黨內保守勢力的圍剿下失敗,並在1989年那場舉世矚目的事件後徹底終結,但它影響之深遠,恐尚無出其右者。 紐約時報中文網特開設「中國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談」專欄,邀請當時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員、《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執筆人之一吳偉先生就那段歷史撰寫系列文章,希望通過這個專欄,不僅留住公共記憶,也通過歷史照亮今天和未來。此為第三十四篇。 上一篇:社會團體改革方向:代表民眾利益 改革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同時發展社會民主、基層民主,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使民主政治制度化、法律化,是這次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基本任務。 在1987年的研討過程中,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的設計者們面臨著一個兩難的選擇。大家心裡都很清楚,鄧小平強調的是效率,認為不能遷就民主化的要求。但是,民主是世界潮流,共產黨一貫標榜是「真民主」、「比資本主義高一萬倍的民主」,政治體制改革在民主問題上總不能一點事情也不做。在1987年2月14日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的第三次會議上,趙紫陽在批評所謂的「社會主義民主」時說,我們的真民主搞得很假,人家的假民主搞得很真。假民主搞得很民主,真民主搞得不民主。趙紫陽強調,人民中間,特別是有知識有文化的人越來越多,他們不是簡單地要求有飯吃就行,還要求當主人翁參與國家大事,對此應當能滿足的就要滿足。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感覺到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民主,這終究是一個我們要解決的問題,一百年也要回答。人類社會的民主應該是越來越發展,一些條件不具備我們可以說清楚,但絕不能讓人感覺到共產黨害怕民主,不敢講民主。 正是由這一主張出發,政治體制改革方案把「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長遠目標提了出來,並以此作為總要求,提出了加強民主政治建設的一系列措施。中共十三大後,在發展社會民主、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工作,在以下幾個方面有了相當的進展: (一)改革人大制度,改變「橡皮圖章」的形象 1982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依照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其他國家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但在事實上,由於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憲法規定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並沒有落到實處。長期以來,執政黨凌駕於人大之上,以黨代政,體制設計不合理等的問題尤為突出,違憲現象隨處可在,人大事實上成為執政黨直接干預國家事務的「橡皮圖章」。 因此,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這次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但是,在政治體制改革研討過程中,大家都感到人民代表大會問題是個難點。其原因,一是在共產黨一黨執政條件下,如何才能體現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的原則?二是在鄧小平划出來的「不能搞三權分立」這個框框下,如何才能實現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三是如何改革選舉制度,以使人大代表能夠真正反映民意?四是在人大代表不能實現專職化、常任化,多數代表議政能力較差的情況下,如何保證人大的決策質量?五是在現行人大的規模和議事規則之下,如何才能保證人大代表能夠在沒有壓力和不受限制的情況下充分表達意見? 趙紫陽和鮑彤都認為,當時對人大制度的改革,有許多制約條件。其中最根本的制約,就是傳統的黨的領導的體制。十三大報告雖然提出了實行「黨政分開」,確立了「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的原則,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改革創造了一個基本的前提條件。但是,真正實現十三大提出的這一原則,恐怕要經過一個逐步推動和落實的過程。要人大立刻完全擺脫執政黨的直接控制,是不現實的。1988年初即將召開的第七屆全國人大要進行改革,但不可能理想化,只能在既有條件之下,做一些能提出來,也能做到的事情。 因此,十三大以後,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方面工作的重點,被確定為在黨政分開前提下,落實憲法規定的人大及其常委會的各項職權,同時進一步完善人大的各項工作制度。 首先是理順人大與執政黨的關係。十三大確認,黨不是國家權力機關,黨的政治主張和提出的大政方針必須通過人大的法定程序才能變成國家意志。黨領導人民制定的憲法和法律,黨也必須嚴格遵守。在這些基本原則的基礎上,1989年4月,七屆全國人大會二次會議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議事規則》。與此同時,全國人大開始研究如何調整立法程序,着手《立法法》的起草工作。 其次,進一步發揮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作用。在逐步實現委員比較年輕化的同時,逐步實現委員的專職化。這一工作,從七屆人大起,就開始着手。 第三,制定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促進常委會民主決策的制度化、法律化。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全國人大的常設機關,人大常委會議依法承擔著部分立法和決定重大事項、人事任免的工作。因此,人大常委會工作的法律化、制度化,對於保障人大常委的法定權力,實現民主決策尤為重要。為此,全國人大常委會組織起草了《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並於1987年11月的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3次會議上獲得通過。 第四,制定立法計劃。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需要,全國人大在中共十三大後進一步加快了相關法律的起草和立法工作。在經濟和對外經濟合作方面,有私營企業法、海商法、投資法、公司法、勞動法等,以固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在政治改革和行政管理方面,有行政訴訟法、國家公務員法、國家賠償法、國家機關編制法等,以為政治改革和行政活動提供基本的規範和程序,使行政管理逐步法制化。在落實和保障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促進民主政治建設方面,抓緊研究制定新聞、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等方面的法律,建立人民申訴制度,以使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和自由落到實處。這些法律多數後來通過了立法程序,但涉及保障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方面法律的起草和制定,於1989年6月以後基本中斷。 第五,研究如何改進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監督工作。人大的監督工作,主要分為憲法監督、法律監督,工作監督。其中憲法監督,由於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沒有可能進行重大改革;而法律監督,主要是監督人大制定的各項法律的實施;工作監督則主要是對政府、法院、檢查院工作中的根本性重大問題,通過質詢、聽取工作報告、彙報、視察等形式進行。這三個方面應該如何改革,還需要進行探索。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要認真總結開展監督工作的經驗,建立監督工作的專門機構,研究制定監督工作條例,對監督的內容和範圍、監督的程序和方式作出更加明確的規定,使監督工作逐步適應民主政治發展的要求,實現制度化、規範化。而監督問題的根本解決,則有待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化。 此外,十三大後,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在適當增加非共產黨員在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中的比例、繼續依法堅持差額選舉制度、改進候選人的提名方式、完善候選人的介紹辦法、改進候選人的結構比例的硬性規定等方面也進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應該說,這些改革,雖然步子大小不一,而且只是初步的,但從總體上是符合憲政民主的方向和要求的。 (二)政治協商制度的改革和制度化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具有廣泛代表性的統一戰線組織」,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曾經在中共建政初期發揮過重要作用。但是,隨着後來「黨的一元化領導」的發展,政協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日益被邊緣化。 在1987年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中,有人曾經提出過實行兩院制,政協承擔國家上議院角色的問題,後被否定。但是,考慮到政協包容了各政黨、人民團體、少數民族和社會各方面的代表,他們都代表着各自所聯繫的一部分群眾的具體利益,執政黨和政府通過政協這個渠道,可以進行多層次的社會對話,協調社會各方面的利益,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對於推進民主政治建設是有重大作用的,因此,應該得到充分重視和進一步完善。 政協工作方面的改革,重點在落實和完善其政治協商、民主監督的基本職能、範圍和內容,並使之制度化。十三大以後,全國政協在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先後制定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專門委員會組織通則》、《政協全國委員會關於政治協商、民主監督的暫行規定》、《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規則》、《政協全國委員會秘書長、副秘書長工作規則》、《全國政協專門委員會調查報告的處理辦法》、《全國政協委員視察簡則》等一系列工作制度。通過這些制度,明確了政治協商和民主監督的範圍、內容和程序,推動了政協工作的落實和改善。 (三)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 政黨政治,是政治體制改革中很敏感的題目。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也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組成部分。 中共十三大後,為了改革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根據趙紫陽的提議,將「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中的「下」字拿掉,改為「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以表達共產黨與其他參政各黨派「平等合作」之意;二是針對各民主黨派作為政黨,但普遍沒有政綱的情況,提出支持各民主黨派在社會主義總目標下和憲法的範圍內,制定各自獨立的政治綱領;三是加強在政府中的多黨合作,吸收民主黨派成員到中央和省級政府部門擔任領導職務;四是健全和完善執政黨向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進行通報協商的制度。協商的主要內容包括對中共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事先徵求各黨派意見,重大事件的通報,準備提交政協協商的問題等。 此外,趙紫陽主持的中共中央還曾經專門研究過民主黨派在人大中開展黨派活動的問題。十三大以後,按照黨政分開的要求,政府各部門開始取消黨組。1988年春節後,正在籌備召開七屆全國人大、政協會議。中央書記處會議研究了在全國人大當中如何設置黨組的問題。趙紫陽的意見是,在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中,保留中共黨員組成的黨組,黨組書記是萬里;其它各民主黨派也應該允許分別成立自己的黨組。書記處同意了這個意見。對此,趙紫陽後來在他回憶錄《改革歷程》中回憶說:「這件事不知怎麼傳到鄧那裡,他那裡傳話給我的秘書李勇說,鄧講發揮民主黨派的參政作用,只是講講而已,怎麼能當真?絕不能在人大中間搞黨派政治,鄧是反對的。」這就造成了後來在人大代表和常委中,只有共產黨的黨組而無其他黨派黨組的情況,並且延續了下來。 (四)抓緊制定新聞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等法律,依法保障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和自由 趙紫陽後來在回憶錄中說:「切實保障公民的權利,這非常重要。我在88、89年就有這個想法。我們的憲法是一部好的憲法,但在保障公民權利上沒有具體的實體法和程序法,所以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不能保障實現,落實不了。我和戈爾巴喬夫會談時也談到這一點。我說很多東西我們憲法上都有規定,但實現不了。所以必須要有具體保障其實現的法律。譬如說,結社、集會、遊行、請願、罷工都應該有具體的法律。」在那段時間,趙紫陽確實為這項工作盡了很大努力。 要不要依照憲法規定,制定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相關法律,這在改革初期的中共黨內曾經有過不同的兩種思路。早在1980年,以胡耀邦為首的中央書記處就曾經提出要搞《結社法》、《出版法》,後來被陳雲、胡喬木等人否定。據鄧力群在他的回憶錄《十二個春秋》中記載,1980年9月「以後,遇到了一個關於自發組織的問題。……根據小平、陳雲同志的指示,胡喬木起草了一個維護社會安定、保障經濟調整暫行條例的稿子,其中包括取締非法組織和非法刊物。可是書記處討論時把它否定了,提出要搞『結社法』、『出版法』。喬木不同意書記處的意見,於1981年1月24日給鄧小平、陳雲、胡耀邦、彭真寫信說,如果採取制定『結社法』、『出版法』一類的辦法來對付非法組織、非法刊物,要求他們登記,很可能被這些反黨分子鑽了空子我們還不知道。陳雲見了這封信之後,把我和喬木找去,對我們講:無論如何不能讓所有的秘密的或半公開的組織和刊物登記,要讓它們處於非法地位,禁止它們活動。後來,才有了198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處理非法刊物非法組織和有關問題的指示》。」該指示(即中發[1981]9號文件)明確規定:「決不允許其以任何方式活動,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發行,達到合法化、公開化;決不允許這些非法組織、非法刊物的成員在單位之間、部門之間、地區之間串連,在組織上、行動上實現任何形式的聯合。……對非法刊物、非法組織的處理,不要登報、廣播。」 這就是說,在那段時間,鄧小平、陳雲以及胡喬木、鄧力群與胡耀邦主持的中央書記處在制定《結社法》、《出版法》問題上的意見相反,正是鄧、陳等人否定了胡耀邦、周揚等主張依法處理公民的出版、結社要求的意見。 鄧小平對於有關保障公民權利立法問題的態度,後來有過變化,曾經表示過贊成,要求抓緊。當然他的出發點,不是保障公民權利,而是以此保持穩定,限制和防止出現不穩定因素。1989年3月3日上午,鄧小平同趙紫陽進行過一次談話。趙紫陽向鄧小平談到,有人說中國有言論罪,是不是劃一個界限:違法與不違法,包括結社出版等等。鄧小平說,控制局勢要注意方法。特別要抓緊立法,包括集會、結社、遊行、示威、新聞、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規。我們不準總搞遊行,要是360天天天遊行,就不用干別的了。要控制嚴一點,不會影響到外資,要讓國外明白,我們控制的嚴一些,是要保持穩定,穩定是改革開放的基本條件(這段談話後來經過整理,收入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從鄧小平的這次談話中可以看出,鄧同意搞公民權利方面的立法,但他的出發點是限制,而不是保障。趙紫陽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與鄧小平有不同。他的出發點,是要保障。他認為,憲法已經明確規定了公民的各項權利。現在的問題是缺少具體的制度和法規保證。他此前主持起草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就提出,應抓緊制定若干有關保障公民權利和公民申訴的法規,爭取在七屆人大期間(1988~1993年)陸續頒佈實施。應該說,這種「依法保障」的主張符合憲法的基本要求,是中國法治的一大進步。 按照這一原則,十三大後,全國人大把制定新聞法、出版法、結社法、遊行集會法、行政訴訟法等有關法律列入了立法計劃,並開始協調相關部門,進入了研究起草階段。在要不要制定、如何制定這些法律問題上,當時爭論也很多,阻力很大。但在1989年6月之前,應該說,趙紫陽主持的中央對加快立法,以法律形式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態度是明確和堅決的。 1989年6月以後,這些立法,除了以限制為目的的示威遊行法,及行政訴訟法之外,統統停擺。時光至今已經過去了20多年,新聞法、出版法、結社法這些作為憲政國家保障公民權利的基本法律,在這個號稱「建設社會主義民主」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國度里,卻依然難產。 吳偉,現代歷史學者,1980年代由鮑彤主持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員,《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執筆人之一。 ——纽约时报中文网,读者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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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团体改革方向:代表民众利益——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之三十三(吴伟) Posted: 14 Dec 2014 11:53 PM PST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三十三篇。 上一篇:放松新闻管控,推进新闻立法 中国的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简称工、青、妇),与现代社会中大量存在的NGO组织(非政府组织)不同,它们是由中国的执政党共产党建立并直接领导的社团组织,即官办社团。中共的传统理论认为,这几个社团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团结、教育群众的作用。但是,在中国长期的"党领导一切"的体制架构下,党与这些组织的关系、这些组织与广大群众关系上,产生了严重的扭曲:一是执政党包揽和干预这些组织的工作,党群不分、政群不分,不能起到党、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二是这些组织"官办"色彩浓厚,在实际上成为党的从属工作部门,非但不能代表其各自代表和联系的那部分民众的利益,而且难以发挥其在调节社会矛盾中的作用;三是这些组织的官僚化、行政化倾向严重,已经严重地脱离了其各自所联系和代表的那部分民众。 1980年7月,波兰工人掀起了全国性的大罢工浪潮,随后成立了"团结工会",并逐步演变为强大的"政治反对派"组织。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针对这一事件,马上给胡耀邦写信,认为,从波兰事件中可以看到,"少数持不同政见者与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相结合可能成为怎样一股巨大力量,这一点对我们应是一个重大教训",他要求中央有关部门对此加强研究。 1980年10月27日,全国总工会(下文简称:全总)书记处召开会议,强调应从波兰工人罢工事件中吸取教训,避免波兰工人罢工事件在中国发生。但全总提出了积极的对策,强调"各级工会组织,特别是各级工会领导,都必须有改善工会同群众关系的紧迫感",并指出"脱离群众已经成为我们工会组织主要的危险,要敢于正视这个现实"。 在1987年政治体制改革研讨过程中,赵紫阳主持的中央研讨小组和鲍彤领导的中央政改办,把工、青、妇的改革和去行政化作为改革的一项重点提了出来,认为"这个非改不可"。他们提出,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要理顺党和行政组织同群众团体的关系,弱化党对社团组织的直接干预,使各种群众团体能够按照各自的特点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能够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更好地表达和维护各自所代表的群众的具体利益。群众团体也要改革组织制度,转变活动方式,积极参与社会协商对话、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克服"官"气和行政化倾向,赢得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的信任。 群众团体必须进行改革,这是赵紫阳的一贯的、明确的思想。1987年2月14日上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举行第三次会议,听取党政分开专题组的汇报。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党政分开专题组负责人温家宝在汇报中提出,实行党政分开要正确处理党和群众团体的关系时,赵紫阳强调说,特别是工会。理顺群众组织的关系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比如工会要代表工人的具体利益。说总体利益一致,但工人也有具体利益,是总体利益的一部分。只考虑总体利益,不一定具体利益都能够协调处理得很好。城市里边大量的具体体制改革要靠工人,工会既要积极支持改革,又要积极维护工人的利益,包括其长远利益及眼前利益。 赵紫阳强调,工会是办工人事情的组织,工人的事情一定要由工会办。再一个,工会有监督干部的作用。不是说职代会、工会是权力机关,但是它可以监督厂长,提出批评意见,其不接受可以向上报告。他说,基层的毛病暴露一下也有好处。小脓包不出脓就要汇集起来,没有小乱就会有大乱,要有安全阀分散一下。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声音,领导认为天下太平,其实压制了许多矛盾。有人搞自由化一煽动就可以煽动起很多群众。这当然要坚决反对。但另一方面,基层黑暗的势力相当多,不讲道理的事很多,群众有话无处说,说了也解决不了问题。要解决根本还要靠基层监督,基层民主,包括刚才讲的选举。 赵紫阳进一步指出,我们搞党政分开、理顺关系,最终都是要搞民主化,总的目标是民主化。一方面四个坚持要旗帜鲜明,一方面要创造一种每个单位、每个人都有其尊严的环境,有气也有地方去讲,讲不正确的也可以讲。基层工会对厂长不能撤职,但是可以投不信任票,一个机关对领导全体投不信任票,那就非改组不可。出了不信任票的事情可能有三件是派性也会有七件不是,那也好。三件是派性的东西,一检查也可以发现,可以进一步解决。 对于党组织与工会的关系,赵紫阳明确地说,我们党的领导太绝对化。全国是党执政,这没有问题。但每一个单位都是大大小小的党委书记执政,是绝对权威,一个单位一个太上皇,书记专政。这种情况不行。赵紫阳又说,工会直属本单位党委领导这不行。工会有工会的系统,本单位工会不是绝对受厂党委领导。如果那样就工会就不可能发表不同意见了。不是要搞工会党,但既然工会是一个社会组织,既然它有它的上下联系,就不能受本单位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其他组织当然也很重要,但特别是工会。工会的工作如果做不好,不把工人团结在自己周围,一旦发生矛盾没有第二个纽带,就是波兰的结果。赵紫阳坚决地说:这个非改不可。 1987年10月赵紫阳在会见波兰工会代表时,再次明确表示,要实行党政分开,工会要替工人说话。他说:"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划分党、政府和社会政治组织之间的职能。工会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重要的社会政治团体,要改善党同工会的关系,工会工作本身也要改革。就是说工会要代表工人利益,替工人说话,使工人承认工会是自己的组织。" 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把工、青、妇等社会团体的改革正式提上了全党的日程。赵紫阳在报告指出:"要理顺党和行政组织同群众团体的关系,使各种群众团体能够按照各自的特点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能够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更好地表达和维护各自所代表的群众的具体利益。群众团体也要改革组织制度,转变活动方式,积极参与社会协商对话、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克服'官'气和行政化倾向,赢得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的信任。" 十三大后,考虑到工会十一大即将召开,赵紫阳主持的中央决定以此为契机,推进群众团体的改革方,先重点先抓好工会改革的工作。在1988年工会十一大召开前的那几个月里,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常委在多次会议上,都议到了如何开好工会十一大的问题。 2月5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讨论了工会改革的问题。赵紫阳说,工会改革应该是工会十一大的中心,改革怎么搞,应解决到什么程度,现在还没个说法。要求十一大前人大通过工会法,具不具备条件?搞不好反而会限制了改革。中国的工会要比苏联走得好一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多种所有制形式,要搞两权分离,在这个条件下工会的作用如何发挥,要座谈一下,工会应该如何发挥作用,如何进行工作。企业里总会有纠纷的,这种纠纷应该通过一定程序解决。要有界限、制度化,要支持厂长,支持企业改革。工会改革现在能不能提上来?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大内容,我们要组织人酝酿一下,要开座谈会。 赵紫阳进一步说,在基层民主中,工会、共青团起什么作用,怎么搞好应该有一个想法。工会法(草稿)要修改,我对工会改革很感兴趣。尚昆同志(编者注:杨尚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讲工会十一大的报告应该规划出一个改革的前景。我看工会法不要太急,工会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提法太笼统,应该分析清楚。 1988年4月24日,赵紫阳在和鲍彤谈下一步工作安排时,再次谈到了工会改革问题,他说,工会问题,实际是如何代表一个利益群体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的有些方面很尖锐。有人认为让工会代表工人利益多搞些独立活动是个麻烦,现在怕麻烦,以后可能会有更大的麻烦。也有些同志提出意见,是否把工会搞成福利工会,维持工人的经济利益就行了,弄那么多政治家干什么。工会维护工人的经济利益有一条界限,就是以不影响到企业生存为前提。如果工会改革的大格局上基本能定下来,对其他群众团体改革也有好处。 中共十三大后,全总的领导对工会的改革态度也很积极。全总的主席倪志福(曾任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亲自到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同鲍彤及研究室人员探讨工会改革和起草工会改革文件的问题。全总研究室的人也几次来研究室听取意见。时任全总书记处书记的陈秉权提出,要借助经济、政治改革大环境来改革工会。他说:"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我们曾经指出,改革对工会来说是一场机遇……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和设想……为加强落实工会在社会主义民主政体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条件,为中国的工会运动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在鲍彤和中央政改研究室的指导下,全总研究起草了《工会改革的基本设想》。 1988年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了该《设想》,提出了重要修改意见;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了"全总"关于该《设想》的汇报。经讨论,政治局原则同意该《设想》,并请中央书记处把关定稿。 这个《设想》虽然是全总提出的改革思路,但是也反映了十三大后赵紫阳主持的中央对工会改革的基本设想。1988年10月,中国工会十一大举行。赵紫阳在祝词中鲜明地提出,工会改革要着重"克服行政化","实行群众化、民主化","代表群众的具体利益","按照会员的要求和愿望组织自己的活动"。这些要求,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和支持。 工会十一大通过了《工会改革的基本设想》。《设想》在中华全总的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承认自己"官办"性质,第一次公开提出为摆脱党控制而努力,认为,工会不是政府和行政的从属机构,否则就成了"官办"工会。工会当然要支持政府,但政府和工会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合作的伙伴关系,包括监督关系。工会对话的对象是政府和行政,代表职工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因此,工会改革的目标是:把我国工会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充分民主、职工信赖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政治团体。 该《设想》提出,近期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理顺工会的外部关系,主要是理顺工会与党的关系,理顺工会和政府与行政方面的关系,使工会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二是密切工会与群众的联系,以增强基层工会活力为中心环节,深入进行工会的自身改革,明确工会的社会职能和工作方针,改革组织制度与活动方式,克服和防止行政化倾向,实现工会组织的群众化、民主化。 这个《设想》把维护职工合法利益和民主权利列为工会的首要职能,认为,工会要以群众的要求和意愿作为自己一切工作和活动的出发点。工会改革要以增强基层工会工作活力为中心环节。通过改革,使基层工会同广大职工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成为群众信赖的"职工之家",能够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独立地决定自己的工作,自主地开展各种活动,敢于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吸引和团结职工为推动本单位的改革和发展共同奋斗。《设想》还强调:"基层工会要健全自身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实行会员群众办工会……建立会员评议工会工作和工会干部的制度。凡涉及会员群众利益的大事,要由会员群众或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值得一提的是,《设想》还提出:"在职工群众的正当权益受到严重侵犯,通过基层的民主渠道不能得到解决时,工会有权领导群众揭露、举发以至进行其他各种形式的合法斗争,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设想》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其他各种形式的合法斗争"到底包括哪些斗争形式,但事实上《设想》的起草者当时是考虑到了实际存在的上访和罢工等斗争形式的。 为了保证工会改革的成功,《设想》明确提出要改变事实上的基层工会干部由上级党委委派的做法,实行基层工会领导机构的民主选举制度,提出:"工会是职工群众自愿参加、自下而上地联合起来的组织。上级工会应当是下级工会的代表者和联合体。工会的组织制度要逐步向联合制、代表制的方向过渡,即各级工会的领导机构由其所属基层工会或下级工会的代表联合组成,真正做到工会代表职工,上级代表下级,为基层、为职工服务。"工会干部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完善选举制度,改变事实上存在的委派制。各级工会领导人都应经严格的民主程序选举产生。选举工作要民主化、公开化,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图。基层工会的民主选举,可以自下而上地提名候选人,提倡候选人直接与会员见面。有条件的基层工会委员会可以逐步实行领导人由会员直接选举产生。" 1988年工会十一大提出的工会改革设想,是那几年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实施中一个难得的亮点。但是,未等改革的全面展开,便被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镇压所打断。 随着政治体制改革被中止,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领导的通知》,"修正"了《工会改革的基本设想》中的某些"设想",恢复了原来"工会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的说法,强调"工会、共青团、妇联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围绕党在每个时期的中心任务进行工作……工会、共青团、妇联受同级党委和它们上级组织的双重领导,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各级地方党委对同级工会、共青团、妇联的领导……研究、决定本地区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的重大问题;协商、推荐同级工会、共青团、妇联的主要负责人选……"。 至此,设想中的工会改革偃旗息鼓。 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纽约时报中文网,读者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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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放松新闻管控,推进新闻立法——80年代政改系列之三十二 Posted: 14 Dec 2014 11:45 PM PST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三十二篇。 上一篇:十三大后的党政分开改革 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原则。要落实这一原则,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要对以往控制严密的新闻报道审查制度进行改革。 在中共传统的党国体制下,为了保证"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和"舆论一律",中国所有的主要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都由执政党或政府主办,被视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党报党刊";几乎所有媒体业务和主要负责人都由党的宣传部门统一管理,重要问题要"统一宣传口径",执行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所有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大问题",媒体必须遵照统一口径。社会突发事件、社会敏感问题、社会阴暗面的报道被严格控制。在这种体制下,媒体的新闻传播功能、舆论监督功能和表达民众意见的功能被阉割,成了单一的党的宣传和控制舆论的工具。 1985年夏天,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原来由邓力群担任部长的中宣部由"三宽部长"朱厚泽接替,他提出了著名的"宽松、宽容、宽厚"原则。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中共宣传部门对媒体的严密控制有所松动。对于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种讨论能够见诸各种报刊,社会的一些敏感问题也偶尔被允许讨论。一些由社会团体或是表面是官办实质是"挂靠"开办的说不清其性质的大众媒体也逐渐出现和发展起来,如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北京的《经济学周报》等。虽然这些媒体也要受宣传部门的监控,但毕竟比所谓"党报党刊"宽松了许多,其活跃的办报风格和各种支持改革开放的内容也开始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欢迎。 1986年底,发生了党内保守派主导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胡耀邦被迫辞职,朱厚泽随之被免去中宣部长职务,中央宣传部门被邓力群手下的干将王忍之等保守势力掌控,一些媒体的所谓"自由化"倾向受到批判。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刚刚担任代理总书记的赵紫阳和主持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的鲍彤仍然明确提出,要坚持新闻改革的方向。 那年12月26日,中央政改办在讨论学潮问题时,鲍彤说,我们的新闻界严重地不适应,在这方面,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国民党并不封锁消息。在这个问题上,慎重是对的,但要想点新办法,各大城市的党委应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恐怕还是要报道,可以在本市报道,不一定全都由新华社通稿。到底是讳莫如深好,还是公开各种意见让大家思考好?封锁不住又不采取对策,这不高明。 在1987年赵紫阳著名的"5·13"讲话中,他严肃批评了报刊宣传中的"党八股",他说:"我们有的理论工作者,写"大批判"文章比较顺手,但不善于搞正面教育,不善于写深入人脑的文章。党八股,简单生硬的说教,好比广东人说的"水过鸭背不透毛",不能深入到人们的头脑里去。""所谓好和差,主要看效果。正同经济工作必须讲效益一样,宣传工作必须讲效果。正面教育一定要做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很强的说服力。形式和方法可以多种多样。" 中共十三大以后,改革开放再次成为中国的大气候,政治体制改革被提上日程。新闻界关于新闻改革的呼声很高,许多新闻单位都组织了新闻改革的座谈会,要求增加政治开放程度,给媒体以更多的报道自由。赵紫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把新闻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方面提出来。 1987年12月5日,在十三大后中央书记处第二次办公会上,赵紫阳谈到了民意调查和民办报刊问题。他说,宣传工作要有点余地。社会舆论调查要拿一个什么样的方针?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在搞这件事,有的甚至提得很高。我们当然也应该搞,但是不要保持浓厚的官方色彩,松散一些,适当给点经费,党和国家给一些支持,间接地管。赵紫阳说,民办的可以搞,但也不要过多,可以考虑通过报刊来搞。可以作为了解人民脉搏的渠道,作为决策依据。一部分经过筛选后可以公布。 在十三大前不久,鲍彤兼任了刚刚成立的中央宣传思想理论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胡启立任组长)。1987年12月8日,在新成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第一次会议上,研究室主任鲍彤传达了赵紫阳关于新闻改革的一些想法:赵紫阳最近说新闻改革第一要搞,第二不要出什么问题,可否找三大报(指当时发行量最大的三家"党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新华社、新闻出版署座谈一下,可以搞哪些改革,注意哪些原则,需要中央、国务院哪些支持,试着搞一下。总的要求,一是增大信息量,更加开放;二是要求新闻界当好新闻渠道;三是加强舆论监督;四是讲究宣传效果。鲍彤说,具体的方案研究工作由中央宣传小组的秘书组组织,我们可以参与一下。 这个时候,原来借调到中央政改办工作的吴国光(人民日报评论员)已经回到报社工作,但仍然担任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特约研究员。他对新闻工作较为熟悉,所以鲍彤要他重点参与和跟踪新闻改革工作。 从1987年12月起,鲍彤和周杰(中办副主任兼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以中央宣传理论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名义,在中南海连续四次召开了首都各主要媒体负责人座谈会。参加会议的主要人员有人民日报总编辑谭文瑞、新华社副社长郭超人、经济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副总编辑杨尚德、光明日报总编辑姚锡华、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广播电视部部长艾知生、副部长马庆雄、中宣传部长王忍之、副部长李彦等。中央政改研究室的鲍彤、周杰、陈小鲁、吴国光,和中央宣传小组秘书组的李昌鉴等都参加了座谈会。 在上述座谈会基础上,1988年2月,有关新闻改革的文件以"首都大报负责人座谈会纪要"的形式起草完成,准备以中央宣传理论工作领导小组文件的名义下发。这时鲍彤再次召集了各大新闻单位座谈,听取修改意见。 在座谈中,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认为,除了涉及外交的、涉及国家安全的、涉及敏感政策如民族宗教和统战问题的、涉及社会安定的这四点之外,都应该尽可能放开。关于媒体批评,他认为核心问题是审稿权问题,是发表批评稿件的决定权问题。他建议能否像解放初期中央关于批评的决定中的写法,一般由编辑部总编辑决定,由过去的共同负责改为事实部分主要由记者负责、政策部分主要由总编辑、编辑部负责。他主张被批评者的意见也应在大体相同的位置上发表。 新华社副社长郭超人提出,读者现在对国际信息要求很高,要突破一点禁区。这涉及到宣传与外交之间的关系,我们的报道有片面性,宣传要为外交路线服务,但不等于外交,还要重申新闻报道的特点。 《人民日报》总编辑谭文瑞建议有关部门最好不要对报纸的指示太具体,如参加奥运会的消息不能登一版之类的。关于批评,他认为扯皮较多的是社会效果问题,违法的倒不多。不能过高估计社会承受能力,舆论现在脆弱的什么都承受不了,其实主要是领导承受不了。《人民日报》理论版现在沉闷得很,不同的看法不敢讲。他希望党政机关不要对报纸过多干涉,他发牢骚说报纸是公共汽车,各部都要求登这登那,广播电视部部长艾知生接了一句话说,我们是无轨电车。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彦提出,不仅重大活动,还有突发事件是不是也可以增加开放程度。李彦还说媒体批评还有许多阻力,至于稿件送审,他认为征求一下主管单位意见还是有益的。会中谈到对于卖淫这类消极社会现象的报道,李彦认为硬性规定说不准报道也不好,不报外国人也知道。 最后鲍彤发言说,文件中有三件事很费斟酌。一是国际报道与外交表态有联系也有区别,但一时不好处理。先研究着,特别是请新华社和广播电视部认真研究一下作为专题,这个文件先不涉及。二是现在这个文件没有从程序上说,只是从责任上说,是否送审报社自己决定。报社应该会谨慎地使用批评的权利,这对加强法制观念有好处。三是报纸应该议论风生,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信息不多,议论不活跃,怎么才能议论风生。报纸工作的心血就花在这儿,报纸应该有助于形成健全健康的舆论,这本身是最大的监督。 鲍彤还说,纪要中提出的东西不马上要求全国都去做。现在面上不要铺宽,中央宣传小组同意我们这几家在这些方面有侧重的进行探索,这就可以了。宁可起步慢一些,宁可要求是局部的、有限的,但是应当是扎扎实实的努力,将来我们的新闻事业到底应当是个什么格局?报纸是否也应该分成两大块搞双轨制?一部分报纸是党报,一部分报纸只是接受法律和行政监督。在私下里,鲍彤对吴国光说,没有私人办报不可能真正有新闻自由。 据吴国光在他的《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中记载,1988年1月5日晚上,针对正在起草的有关新闻改革的文件,鲍彤和吴国光做了一次谈话。鲍彤认为1988年的新闻改革,中央各主要新闻单位主要是做好四件事:第一是以更加开放的精神把几个重大事件活动报道好,如二中全会、人大会议等等。要求在十三大报道的基础上前进一步,更加开放。第二,建议把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国务院会议的消息发布的工作制度化,内容尽可能充实一些。一些不宜详报的事情也最好有个简要报道,以提高政治的开放程度。建议有关部门健全新闻发言人制度,开质量较高的新闻发布会,尽可能搞些记者招待会。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今年要出台的重大改革措施组织一些高质量、经过充分准备的对话,筛选后认真组织报道。报道对话的形式要多样化,可以包括原始记录、述评、记者感受和综合新闻等等。第三,在舆论监督方面,鲍彤强调报纸批评、舆论监督是民主政治的必要因素,首先应当积极开展批评,要揭露不健康现象。既包括领导作风上的问题,也包括社会上的不健康现象,两方面并重,批评不在数量,不追求数量,重点是着眼于问题的普遍教育意义,着眼于批评的准确性。批评要讲责任,被批评者有不同意见可以反批评。文件中应当要求各级党委指导和支持新闻单位进行批评,善于利用舆论监督作为改进工作的渠道,发现不正确的要提出来,护短要制止。在谈话中,鲍彤提出在很多方面要给报纸以自行处理的权利,报纸要以更多篇幅报道有实质性的内容,有新闻价值群众关心的问题。要改进文风,反对党八股,标题编排等等,各报要有自己的特色。 鲍彤说,第四件事是报纸内部的改革。鲍彤主张媒体机构内部的管理制度、人事制度都要改革,要打破大锅饭,调动编辑和记者的积极性,加强教育,创造工作条件。他说几家大的新闻单位有点新气象是会有影响的,积极慎重的改革是会有影响的。鲍彤强调增加信息量很重要,要大量增加社会各侧面、各角落的信息。现在总的来说上面来的信息多,来自生活的信息少,来自社会基层信息要增加。这要求记者深入生活。 这个有关新闻改革的文件,后来在1988年3、4月间,以首都大报负责人座谈会纪要的形式,作为中央宣传思想工作小组的文件正式下发。鲍彤后来和笔者谈到这个文件时说,实际上就是要在控制严密的新闻领域打开一个缺口,把新闻改革的要求向各个报纸提出来,各种媒体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你《人民日报》如打算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光明日报》打算怎么做就怎么做,反正只要往前走一步都好。当时的新闻改革并不要求一二三齐步走,也没有那个条件。实际上有点像农村改革一样,一点点探路,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各个报纸自己做,希望大家改进,希望大家把改进新闻工作提到日程上来,做出自己的探索,没有统一的东西。 1988年4月15日上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刚刚召开的两会上提出的问题。赵紫阳在谈到教育、物价、社会分配不公和党风问题以后,对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的社会舆论引导问题,提出了三方面的意见,他说,一是批评报道过于集中;二是过份渲染了一些问题;三是一些发言发表前没有给本人看,当事人有意见。赵紫阳请胡启立牵头,给新闻单位打个招呼,对批评要有分析,如果对批评不加以正确引导,就会形成社会不安定因素,影响改革和建设。 赵紫阳还特别谈到,新闻法还要搞,要准备它不完善,五年以后再修改。但有一个法总比没有好。这个问题很敏感。 1989年初,赵紫阳仍然在考虑新闻改革问题。他在3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最近我和钱李仁(《人民日报》社长)讲,可否《人民日报》有那么几个版要控制,哪些版面可以适当放开一点,几大报要有区别。都要有紧有松,有特色。广播、电视要严,不能失控。总的讲要改革,但改革不能失控。 要搞新闻改革,关键是要推动新闻立法。1980年、1983年的几次全国人大会议上,都有代表提出了新闻立法的问题。1984年,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开始组织人力,起草新闻法。 但在对于新闻要不要立法的问题上,中共的党内高层是有不同意见的。时任中央常委的陈云就曾明确地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的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参见孙旭培:《三十年新闻立法历程与思考》,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而邓小平对于新闻立法持什么样的态度,笔者没有查到有关资料,但在他表示"完全赞成"的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明确载入了"必须抓紧制定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等法律"的提法。 为了推动新闻改革和新闻立法,1989年初,赵紫阳邀请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时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的老报人胡绩伟到他那里,了解新闻法起草情况,谈他对新闻改革的看法。胡绩伟后来在他的回忆录《胡赵新政启示录》和一些回忆文章中多次谈到此事。赵紫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谈到,他在与胡的谈话中探讨了允许不允许独立办报的问题。"现在所有的新闻媒体都由党和国家垄断,这不是办法。当然那时我也没有想完全放开,但有领导地放开一些会有好处。党和国家所控制的媒体不愿发表的东西,总还有别的媒体可以发表,那也好呀。蒋介石时代还有民办报纸嘛!现在虽然不能说要开放报禁,但舆论要适当放开。" 赵紫阳为进行新闻改革,积极推进新闻立法做了大量工作,但这个时候的新闻法起草的掌控者是胡乔木(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三大后任中顾委常委,著名"左王")。他把新闻法起草抓在手里,却抓而不紧。1987年初,他要全国人大将新闻法的起草工作交给刚刚成立的新闻出版署,并要求把新闻法和出版法合并成一个法律。新闻出版署于1987年7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法(送审稿)》交国务院请求审查。1989年1月,新闻出版署又拿出《新闻法》和《出版法》两个新草案。但是不久,在1989年的那场"风波"之后,新闻出版法的立法过程就被中止了。 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纽约时报中文网,读者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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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Dec 2014 10:45 PM PST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三十一篇。 上一篇:党的领导体制需制度化规范化 邓小平在1986年那段时间反复强调,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党政分开。他认为,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关键。一方面,他认为当时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8页);另一方面,他认为政府的婆婆太多,事事都要由党委讨论,严重影响行政效率。实事求是地说,他强调党政分开,要解决这两个方面问题的含义都有。时期不同,他强调的内容也不同。在1980年代前期,他更多强调的是前者。 1980年10月25日,他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说:"要下决心改变党员高于一切群众、支书高于一切干部、党组织高于一切组织的状况。党委不能再包揽一切、干预一切。党的领导要体现在制定和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党的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整个国家是这样,各级党的组织也是这样。党的组织、党员,都要永远站在人民一边,同人民在一起,了解他们的要求,倾听他们的呼声,采取各种办法保护和争取他们的利益。党的组织不是政府,不是国家权力机关。我们不能实行以党治国的办法。""总之,现在愈来愈看得清楚,我们过去的那一套不适应今天和以后的任务,非改不行。"这次谈话,收入了《邓小平年谱》(上卷,第685页),但唯独删去了"我们不能实行以党治国的办法"这句话。从年谱的这种处理,我们可以看出年谱编辑者的良苦用心,因为他们知道邓小平晚年思想的变化,到了1986年他重提政治体制改革,再次讲到党政分开的时候,他的目的已经更多地放在了提高政府效率方面。 1986年11月1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外宾时说:"我们官僚主义多,机构重叠、臃肿。这事还涉及到党如何领导,党政要适当分开。"9日,他会见日本外宾时又说:"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这涉及到我们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拖拖拉拉。更大的是涉及我们的党政不分,很多事情党代替了政府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从邓小平的这些谈话中不难看出,邓在1986年重提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他的"党政分开"实际上是属于行政改革的范畴。 后来在赵紫阳主持起草十三大报告和《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过程中,中央政改办负责人鲍彤出于"不能搞以党治国"的考虑,在处理党政分开的问题上,更多的侧重和强调了前面一种含义。他们认为,党政分开是指党政职能分开。执政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应当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使之制度化。实际上,这里面已经隐含了赵紫阳的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想,包含了现代政党制度的一些原则,虽然是初步的,朦胧和不清晰的。 中共十三大后,在党政分开方面,出台的措施最多,遇到的阻力也最大。 首先,调整中央与国家机关的工作关系。按照十三大通过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赵紫阳主持的中央决定,实行党政分开后,中共中央的财经小组、思想宣传小组、外事小组、政法委(拟改称中央政法协调小组)仍保留,职能是研究大政方针,不直接分管和干预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政府及相应部门的负责人可参加有关小组的工作,议定事项由政府按法定程序去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向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提出的有关议题,不再经由中央书记处审议,直接提请政治局或常委会决策。这种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划清了执政党与国家政权机关的职能,向保证国家机关能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迈出了第一步。 1988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的通知》,决定撤销中央政法委员会,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任组长。作为政策调研机构,中央政法领导小组不开政法工作会议,不发文件,不干预具体案件,体现了党政分开,公安部门、检察院、法院各自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按照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省、市、县等地方各级党委的政法委也应该相继撤销。但是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这项工作并没有来得及开始。 "六四事件"之后不久,1990年3月6日,江泽民主持的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政法委员会,仍然统一领导全国的政法工作。此后这种体制一直延续至今,公检法依法独立办案仍然是一句空话。 其次,撤销设在政府机关中的党组。中共建政以后,为了保证"党的领导",在政府各部门中,陆续建立起了由中央和各级党委直接派出的"党组",直接掌握这些部门的人事权、重要事项的决策权,成为保证党的领导、以党代政、破坏政府行政权统一的基本组织形式。 在十三大前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过程中,赵紫阳要求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改办,搞清楚什么情况下可以成立党组,什么情况下不成立党组的问题。在研讨过程中,经过对世界各国,包括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料进行的分析研究,鲍彤和他的部下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在有党派政治斗争的组织内部,才需要成立党组(或称党团)。党组的作用,是团结领导本党成员,在该组织内部贯彻本党意图。中国的各级政府是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政府,是共产党一统天下,担任各级政府领导职务的都是由党组织提名任职的共产党员,没有必要成立党组。况且,依照宪法,政府是行政组织,是依据行政首长的行政命令进行运作的组织,党组的委员会制决策方式与行政首长负责制是根本矛盾的。 当时的情况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首长都是党提名的,都是共产党员,但在这些部门中又都设有党组,党组的集体决策制度与法定的行政部门首长负责制直接相冲突。如果行政首长兼党组书记还好,否则党组起到的作用,就只能是与行政首长闹磨擦,同时安置干部,造成机构臃肿,效率低下。这种党委、政府双重决策的体制,对于政府的效能产生很大影响,也不利于对错误决策的事后追责。邓小平在1986年反复讲,要实行党政分开,其目的就在于解决这个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十三大修改了党章,新党章规定:"在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人民团体和其他非党组织的经选举产生的领导机关中,可以成立党组。"这就是说,不经选举产生的领导机关,不成立党组。宪法规定,"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这就是说,政府各部门负责人是由国务院总理提名、由全国人大"决定产生"而非选举产生的,当然不必设立党组。按照这个规定,十三大后各级政府部门逐步开始裁撤党组。按照《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只有人大、政协、工会、妇联保留党组;共青团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所以不设党组。国务院和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都不设党组。但实际执行上,十三大后撤销党组的过程在中央和地方、各个部门进展不同。 鲍彤后来回忆说,这个事情我与当时的中组部长宋平商量过,我认为撤销党组的事情应该请组织部门负责,各部门不要来找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应该由组织部来具体落实十三大的这项决议。各部门的党组什么时候撤销、怎么撤销,由各地各部门向组织部去打报告,确定时间,做出计划。大概在1989年初的时候,有一次开会,宋平坐在我旁边,他主动跟我说,现在国务院各部门党组的情况大致是二分之一已经撤销,二分之一准备撤销。 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过后,邓小平曾经说,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不改。但是随着赵紫阳的被下台,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偃旗息鼓,三年以后的1992年,中共十四大再次修改了党章,重新恢复了十二大党章的提法,规定:"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可以成立党组。"由此,十三大后被撤销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中的党组全部被重新恢复。 第三,调整地方党的组织机构和人员设置。实行党政分开,首先要动的是党的领导体制。十三大后,中央开始进行地方各级组织机构和人员调整,调整的方向是:地方各级党委不设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撤销地方各级党委办事机构中与政府重叠对口的部门;根据党政工作的不同特点,调整领导干部的配备,并精简各级党委机构,减少专职党务干部。目的是通过这些措施,从机构和组织、人事安排上,减少党委机关对政府工作的干扰,保证政府部门独立开展工作,依法行使职权。这方面的工作,由于涉及到部门利益、人员安置等问题,在一些地方进展较为缓慢。 第四,改变基层党组织的职能,推行厂长(经理)、所长、校长负责制。 早在1980年8月《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邓小平就已经提出了取消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问题。此后他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但是,党内高层对此思想并不一致。1987年初,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赵紫阳提出,要改革企业领导体制,工厂由厂长担任第一把手,是法人代表,企业活动的中心,在会上引发激烈争论,有很多人不赞成(鲍彤在传达此次会议情况时没有具体点名)。但是,当赵紫阳和其他一些赞成的同志,把企业党委负责制的弊端、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好处一摆,也就没话说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企业活动应该以厂长、经理为中心。中共十三大再次确认了这一原则。 实行厂长负责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也是在基层贯彻党政分开的一项重大改革。那个时候的企业状况与现在根本不同,当时全国有几十万家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国营和集体企业,实行的都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要使厂长、经理真正成为企业的法人代表,成为企业事实上的一把手,要动几十万个党委、支部书记的蛋糕,工作的艰难、工作量的巨大,可想而知。但是,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决心坚定,措施有力,宣传到位,各级党委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全国的国营企业基本完成了向厂长经理负责制的过渡,而且没有对企业的生产和经营造成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全国的事业单位,包括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报刊媒体等都开始照此办理,校长、院长、所长、社长负责制也开始纷纷确立起来。基层的党政分开,因为得民心、顺民意,所以推开以后,势如破竹。 1989年6月以后,"因为形势和政治工作的需要",许多地方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院长、所长负责制"开始回潮。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明确规定:"高等院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试行校长负责制的范围不再扩大。"至于厂长经理负责制,在多数大中型国有企业,也回复到"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的状态。 第五,推行党的基层组织属地化领导。在确立厂长经理负责制的同时,十三大还提出了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实行党的基层组织属地化。企事业单位中的党组织,原则上由所在地方党委领导,逐步向少设或不设专职机构和尽量少配脱产干部的方向过渡。这项改革的出发点,是割断基层单位党组织与政府行业管理部门的领导关系,一方面为基层党政分开,实行企事业单位行政领导负责制提供组织上的条件和保障;另一方面,也为转变政府职能,进行机构改革创造条件。但是,这项改革在进展过程中遇到了较大困难,始终没有推开。其阻力不在中央高层,不在地方,而在中央政府的各部门。比如说,鞍钢党委本是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直接领导。按照属地化原则,要把鞍钢党委交给鞍山市委领导,地方党委的积极性当然很高,但中央的主管部门却不同意,理由是,鞍钢是中央企业,其党组织也要归本系统的党组织领导。 党的基层组织属地化领导这项工作进展缓慢,后来甚至基本停止了。尽管如此,从大形势上看,实行厂长负责制以后,这个问题已经不很重要。赵紫阳和鲍彤认为,当确定了法人是企业活动的中心,那么党委在企业中的地位就已经基本解决。至于企业党委是不是交到地方领导,要不要取消行政级别,就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可以交给时间去慢慢解决。 第六,党纪政纪案件分别查处。按照《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要求,和当时由赵紫阳主持的中央的考虑,党纪、政纪、法律是性质不同的约束规范,根据党政分开的原则,应该由性质、职能不同的机关分别处理。中纪委应该主管党纪案件查处,并集中力量抓好党纪、党风。各级纪委常驻各部门的纪检组原则上可以撤销。而法纪和政纪案件分别由国家司法部门和政府行政监察部门处理。对那些一时搞不清是应该由党纪处理还是经由司法程序处理的案件,处理的顺序,应该是先由司法部门处理。如果法院判决有罪,再由党的纪检部门和政府的行政监察部门根据罪名和量刑的情况,依据党纪、政纪作出处理。这个思路,对于在一党执政下,保证司法独立,建设法治国家,具有重大意义。此项改革,赵紫阳和中央要求由中纪委提出改革方案。 但是,由于观念上的阻力、体制的惯性等各种因素的限制,这项改革未及完成,就在1989年的那场"风波"后被中止了。此后,中纪委和各级纪委的职能非但没有按照"党政分开"原则进行调整,党纪、政纪、法律的案件查处也没有分开。进入21世纪后,党的纪委、政府监察部门甚至公然合二为一,还发明了"双规"的办案方式,在事实上被赋予了侦察权,开创了一个明显违反党章、宪法和法律的不良先例。在案件处理的顺序上,与赵紫阳们的设想,恰恰反了过来,涉及党员、公务人员的违法违纪案件,先是由党纪检部门立案和调查,根据情况先做党纪、政纪处理,然后"移送"司法部门。实质上,这是在未经法院判定嫌疑人是否有罪的情况下,先由纪检部门认定是否涉嫌犯罪。这种做法,是严重有违于法治原则的。但是,就是这种明显违宪、违法的体制,却被一直延续至今,并且被不断加强。 当然,笔者并不否认中纪委和地方各级纪委在当今执政党反腐中的重要作用,但却不能不指出,这种体制与中共一再强调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的主张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纽约时报中文网,读者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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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Dec 2014 10:41 PM PST 編者按:上個世紀80年代是中國的一個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終於結束,在人們的肉體和精神被禁錮壓抑多年之後,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圍噴涌而現。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說是中國當代歷史上最浪漫的年代。 源於中共黨內一批開明派的努力和試圖衝破舊體制窠臼的勇氣,80年代的這場政治改革雖然很快在黨內保守勢力的圍剿下失敗,並在1989年那場舉世矚目的事件後徹底終結,但它影響之深遠,恐尚無出其右者。 紐約時報中文網特開設「中國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談」專欄,邀請當時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員、《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執筆人之一吳偉先生就那段歷史撰寫系列文章,希望通過這個專欄,不僅留住公共記憶,也通過歷史照亮今天和未來。此為第三十篇。 上一篇:選舉制度改革:十三大後的探索 中共十三大報告稱,「以黨內民主來逐步推動人民民主,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一條切實可行、易於見效的途徑。」可見,如果自稱「領導社會主義事業的核心力量」的共產黨自身都不搞民主,那麼何談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只有共產黨把自己首先建設成為一個民主政黨,在全社會建立起民主制度才有希望。 那麼如何才能使共產黨實現向民主政黨的轉型?趙紫陽有過多次表述和思考,筆者概括為以下幾點:首要的一條,就是從中央做起,要健全黨的領導制度。趙紫陽認為,要改革黨的領導體制,使之民主化和規範化,不僅黨代會要改革,而且黨的高層,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書記處更要率先垂範,進行改革,這就是要確定和建立黨中央的工作制度、會議制度、議事規則和新聞發佈辦法。要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會定期報告工作的制度;適當增加中央全會每年開會的次數,使中央委員會更好地發揮集體決策作用;建立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中央書記處的工作規則和生活會制度,使集體領導制度化,加強對黨的領導人,特別是最高領導人的監督和制約。 在毛澤東時期,中央開會毫無規矩,開會不開會,作什麼決議,公開不公開,一切取決於毛的個人意願。1956年中共八大《黨章》規定,黨的最高領導機關——全國代表大會任期5年。因為毛澤東不想開九大,八大的任期被無端延長為13年。八大《黨章》規定,代表大會實行常任制,年年必須開例會;但毛澤東不喜歡,第二年就沒有開,第三年總算開了一次,接下去連續10年又沒有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尚且如此,八大《黨章》關於中央全會每年必須召開兩次的規定,同樣也是一句空話。從九大到十大,為了使毛澤東的隨心所欲合法化,《黨章》對中央全會多長時間開一次會,不作任何規定。 毛澤東還有一個「發明」,就是開「中央工作會議」。民間曾經有個說法,「國民黨稅多,共產黨會多」。前面一句話與今日中國相比未必,但後一話倒是真的。在沒有法治、制度又不健全的黨國體制下,要治理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共產黨的辦法就是「開會」。但毛澤東又不喜歡按照黨章規定,開需要「報告工作」、需要中央委員表決的中央全會,就發明了開行政化的黨政不分的「中央工作會議」。參會人員是中央、國務院各部部長,各省書記、省長,開會的方式是布署工作式的,上邊講話,下面鼓掌,不需要與會人員舉手通過,只要會後堅決貫徹「中央精神」、「領導意圖」就好。 文革以後,鄧小平在黨內的地位逐步確立。由於鄧小平和陳雲的政見不完全一致,相互不願意見面,遂使中央政治局會議、政治局常委會議無法正常召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總書記胡耀邦無所適從。 中共十三大後,根據趙紫陽的建議,1987年11月14日召開的十三屆中央政治局的第一次會議就規定了中央的最低限度的例會制度:每年必須召開至少兩次中央全會,中央政治局要向全會報告工作;每個月必須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每星期必須召開一次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會議對重大問題的結論必須經過表決形成。十三屆政治局第一次會議同時制定了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中央書記處的工作規則和表決方式、程序,並規定,中央高層的政治生活應該做到透明化,中央全會和政治局會議的結論,必須分別通過新聞媒體向全社會公布。會議次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會議公報,向黨內外公布了這一消息,但上述規定的具體內容並沒有公開發布。至於十四屆以後的中央還是否繼續沿用這些規定,筆者就不得而知了。 十三大後,中央書記處的性質、設置、職權範圍也進行了重大調整。在此前的十二屆中央書記處時期,雖然黨章也規定「中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領導下,處理中央日常工作」,但由於鄧小平、陳雲、李先念三位中央常委並不承擔一線工作,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又很少召開,中央書記處實際上成為中央的決策機構,在某些情況下代行了中央常委的職權(筆者註:鄧、陳、李均為「老一代革命家」,十二大以後,他們雖然仍然擔任中央常委,但基本不參加具體工作。由於鄧陳之間存在政治上的分歧,相互不願見面,所以很少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至於他們之間的聯繫,大多靠文字、指示、傳話等方式,通過各自的秘書班子及中辦進行。他們的決策確定之後,由書記處具體落實)。趙紫陽認為,這種做法也是中央高層政治生活缺乏正常化、規範化的表現。 早在十三大前的1987年2月4日,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第二次會議上,趙紫陽就說,現在書記處實際上是決策機關。黨章講是的處理日常工作的機關。將來,大問題留在政治局定,至少一個月開一次政治局會。現在的書記處就可能成為管理日常黨務工作的機關,是政治局的日常辦事機構了。這是個設想。各方面的主要領導同志都參加到政治局裡,不一定在書記處。書記處的工作也不兼政府工作。一個政治局會議,一個常委會議,定大事,書記處管日常黨務、意識形態、思想工作,政治局委員參加書記處的就可以大大減少,書記處的人數也可以大大減少。中央全會閉幕期間,代表全會、執行全會決定的是政治局及其常委,政治局會議就不必那麼多人,列席的也不必那麼多。趙紫陽還說,可以考慮書記處設兩三人或者三四人,或者設秘書長、副秘書長。實際上等於這麼一個關係,書記處對常委負責,常委對政治局負責,政治局對全會負責。現在最常務的權力機關是書記處,恐怕這得改。 中共十三大採納了趙紫陽和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的意見,修改後的黨章對中央書記處的性質、職能做了調整,明確規定,「中央書記處是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的辦事機構;成員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提名,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這樣,書記處就不再是決策機構,而是成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處理日常事務的辦事機關。 在十三大後不久的12月5日,中央書記處舉行第二次辦公會,對幾位書記的工作進行了分工。會上,趙紫陽建議,由胡啟立分管常務、思想宣傳、協調工作。對突發事件的協調,首先由國務院管,國務院認為需要黨政軍共同協調一致的,再提到書記處。該通過法律解決的由法律去解決,該通過企業和社會去解決的,由企事業或是社會去解決。群眾上街遊行的問題由治安部門去解決,法律問題不要政治解決。黨務方面的協調工作,也請啟立管。宣傳小組由啟立任組長、芮杏文任副組長,鮑彤、陳俊生、錢李仁、王忍之為成員。趙紫陽還講到,電影、小說等總的講要少管,中央同志不要去表態,不要那麼緊張,要相信觀眾、群眾有思考和分辨能力。宣傳小組要管大事、動向性問題。 趙紫陽說,喬石同志分管黨紀、中央組織工作領導小組的工作。於1987年10月20日召開的十二屆七中全會上有人反映,紀檢工作以事實為準繩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這是個大問題。喬石在七屆人大召開以前,還要管政法工作。以後的政法工作,可由國務院設一位國務委員,管公安、民政、司法(指司法部)。中央不再設政法委,成立一個政法小組,由喬石同志協調。喬石表示同意,並提出中央政法小組下邊可以不設專職辦事機構。安全部不應該放在政法小組,可以由一位常委直接抓。 趙紫陽還說到「黨風問題」,提出到底怎麼解決要研究。他認為,有些問題很奇怪,越是開放的地方對黨風的意見就越小,這要分析一下。芮杏文同志分工宣傳工作,要圍繞思想工作搞些調研,也會涉及一些經濟工作。閻明復同志主要管統戰工作,聯繫工會、青年團、婦聯。溫家寶分管辦公廳,也要搞一些調研工作。書記處還要研究一下怎麼開展工作,研究一些綜合性的政策,比如知識分子問題。書記處要排一下,一年研究幾次綜合性問題,要有一個調研計劃,請啟立安排。 趙紫陽的上述意見,得到了中央書記處書記們的支持。趙紫陽雖然當了總書記,但他把自身的位置擺得很正,他認為,這個中央總書記就是「大秘書長一個」。十三大後,在他的主持下,中央書記處按照中央政治局和常委的決策,做了大量的日常事務性工作。 十三大後,中央要求,地方各級黨組織也要相應建立和完善有關的議事規則、表決制度和生活會制度。要改革和完善黨內選舉制度,明確規定黨內選舉的提名程序和差額選舉辦法。應當把差額選舉的範圍首先擴大到各級黨代會代表,基層黨組織委員、書記,地方各級黨委委員、常委和中央委員會委員。按照這一要求,在十三大後的一段時間裡,各地各級黨委都紛紛制定了議事規則、表決制度和生活會制度,地方各級黨的代表大會的換屆選舉基本上都仿照十三大,實行了差額選舉。雖然候選人的報批制度依然如舊,差額的比例和方式也不盡相同,但是在一些地方,確實出現了上級安排和批准的候選人落選的情況,對於約束一些幹部的行為,改善幹部與黨員、與群眾的關係,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關於差額選舉問題,還需要補充說一說。在十三大前和十三大後的黨內、人大選舉問題上,黨內高層都有人反對直接差額選舉,主張搞差額預選、等額正式選舉,認為這樣做,既可以體現「民主」、又可以保證上級意圖實現。趙紫陽堅決反對這種做法,鮑彤和他的部下們對此也持反對態度。因為,差額預選,實際上給某些人留下了操弄選舉的空間。十三大前和後來歷次黨代會(指十三大後至今的中共歷次代表大會)搞差額預選的事實表明,預選都是在各省代表團內進行,總的結果並不向全體代表公示。各個代表團的代表都只了解本團內部的預選情況,不了解其他團的情況,更不了解總的預選情況。最後形成等額的正式候選人名單還是由中央高層領導人圈定,「大會主席團通過」只不過是走個過場而已。這種表面上「民主」,結果與過去的等額選舉幾乎完全相同,只是換湯不換藥。從本質上說,「差額預選」是欺騙全黨、欺騙公眾的「偽」差額選舉。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號稱的「實現了廣泛民主」的選舉,實際上仍然如此。所以,當時趙紫陽、鮑彤在差額選舉問題上,都堅決反對搞差額預選,主張直接進行正式差額選舉。他們認為,只有在有監督條件下進行有競爭的公開的差額選舉,才能真正體現選舉人意志,保持對當選人的壓力,使他們注意聯繫群眾,減少特權、濫權行為,防止腐敗發生。 在1987年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中,鮑彤主持的中政改辦還曾經建議過從中共十三大開始,實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常任制的問題。每屆代表一經選出,任期五年,在任期內如有必要,即可召開會議,審議中央委員會的報告,決定重大事宜。遺憾的是,在向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彙報這個問題時,這個建議沒有被通過。薄一波說,到21世紀這麼搞我贊成,但十三大、十四大恐怕還不行。趙紫陽也認為時機不成熟,還要考慮代表的平時活動、待遇等問題,常任代表實際上也很難發揮作用,也沒有堅持這個意見。此後,這個設想更是沒有時間和機會實施了。 吳偉,現代歷史學者,1980年代由鮑彤主持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員,《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執筆人之一。 ——纽约时报中文网,读者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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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制度改革:十三大后的探索——80年代政改系列谈之二十九(吴伟) Posted: 14 Dec 2014 10:19 PM PST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二十九篇。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之后,政治体制改革正式进入了实施阶段。在十三大报告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和十二届七中全会"原则同意"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指导下,从中央到地方,从执政党、国家政权机关,到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等,凡是中国政治体制中的每一个构件,每一个组成部分,都主动或被动地开始研究、制定自己的具体改革方案,并且先后进入实施阶段。从1987年11月到1989年6月,在这短短的一年半多的时间里,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央和地方、在各部门、各领域的进展有快有慢,深浅不同,发展并不均衡,在一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是阻力重重,但毕竟已经艰难起步,而且在某些方面,已经成果初显。 从本篇开始,将陆续介绍这方面的情况。首先要讲的,是选举制度改革的一些情况。 在中共"领导"下的中国,提到选举,常常在前面冠以"民主"字样,称为"民主选举"。但是,人们从这种"民主选举"当中却看不到最基本的民主:选举者没有选择权,因为候选人几乎从来都是等额的,而且选举者在实际上没有提名候选人的权利,候选人几乎都是要由中共的组织部门提名,并要向上级报批;被选举人之间没有竞争,既不能发表竞选演说,也没机会相互辩论。无论是党内选举,还是各级人大选举,甚至各种"人民团体"的选举,都是如此。这一"选举"方式的发明者是毛泽东。自从1945年党的七大设立中共中央主席这一党内最高职务以后,就发明了这种"等额选举",即在1名主席候选人中"选举"1个主席,在100名中央委员候选人中"选举"100个中央委员。到了后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普遍推广到党的基层组织,继而又被普遍推广到党外,成为几乎所有选举的基本模式。此时如果有人要求在中国竞选,此人肯定会被戴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反革命野心家"之类的帽子。这种选举方式的结果是,凡事先经"领导批准"列入候选名单的人,照例个个当选,虽有得票多少之分,决无当选、落选之别。这种选举实际上是热热闹闹走个"民主"的过场,却根本无法体现选举者意志,名为"民主",实际上是"党主","上主",即上级领导作主。 上世纪80年代初胡耀邦担任中央总书记以后,开始把"差额"引入某些地方的基层选举,即允许提出略多于当选人数的候选人,允许基层选民依法提名候选人,取得了一定效果。在这种有益尝试的基础上,十三大通过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把"差额选举"的原则列入政改方案。这一原则,经十二届七中全会同意,当即在十三届中央委员的选举中采用。因为此举在全国党代会选举中尚属首次,所以差额很小,只为5%,即在中央人事安排小组(由薄一波牵头,成员有王震、杨尚昆、姚依林、宋任穷、伍修权、高扬)和中组部提名的大约185名候选人中选出175名中央委员。差额选举果然立杆见影。就在这次中共建政后党内实行的第一次差额选举上,发生了一个戏剧性事件:本来邓小平答应安排有党内"左王"之称的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进入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却因差额选举,邓力群的得票数落在其他175名中委候选人之后,不仅在中央委员会选举中落选,也失去了成为政治局委员的资格(按照党章,中央政治局要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为了落实邓小平的安排,并考虑到中央高层内部的团结,赵紫阳建议大会主席团将邓力群列为中顾委委员的候选人(等额选举),以期其有机会当选中顾委常委。但邓力群在中顾委常委的选举中再度落选(中顾委常委由中顾委委员经差额选举产生)。这个情况汇报给邓小平之后,他表态说:尊重大会选举结果。此后,邓力群被排除在中央决策层之外,一蹶不振。一些保守派老人和党内左派私下认为是"赵紫阳在搞鬼",从而加剧了对赵的怨恨,为他们后来几次"倒赵"埋下了伏笔。当然,这是后话了。 十三大差额选举的这个结果表明,一旦选举人有了选择权,他们就会用手中的选票表达自己的意志。"左王"虽不得人心,但如果是等额选举,无论如何也不会"选"不上,因为过半数票还是会得到的。一旦实行了差额选举,票数垫底,落选就成了必然。十三大上推行的差额选举虽属改革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制度的第一次尝试,但作为一种体制上程序上的重大变化,让全党看到了中央坚持政治体制改革和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决心。 十三大以后,很快又迎来了地方各省市人大和政府换届的高潮。按照《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选举制度改革在地方选举中开始全面推行。在各省市换届中,大都遵照既不包办,又要有领导的原则,普遍采取了候选人民主推荐、征求党内外意见、省委讨论、差额报中组部审批的办法。这种选举制度上的改革,虽然仍然要"坚持党的领导",但毕竟比过去的党委包办选举的方式有了很大进步。在选举中即使出现了上级党委批准的候选人没有当选,而选举人提名的候选人当选的情况,多数地方的党委仍然做到了尊重选举人意志,严格依法办事。 1988年2月21日,鲍彤主持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开会,听取了社会改革局副局长石肖岩所作的全国各省市换届选举情况的汇报。根据中组部统计的资料,到1988年2月中旬,在已经举行了人大和政府换届选举的20个省市中,均出现了在已经报批的名单之外,依法由人大代表10人联名提名候选人的情况(依照当时的《选举法》规定,地方人大常委会、政府、法院、检察院的候选人除由本届人大会议主席团提名外,亦可由人大代表10人以上联合提名),共提名190人,其中正式列入候选人名单的有54人,当选的有7人,其中有副省长3人;有中央提名的3个省人大主任、3个副省长、1个省检查长、1个省法院院长落选;有6个省搞了人大主任差额选举(原来中央只安排山西搞差额试点,就是说有5个省出现选举人提名人大主任候选人的情况),差掉了3个由中央提名的人选,由代表提名的3位候选人当选;有5个省搞了省长、5个省搞了省法院院长、6个省搞了省检察长的差额选举,落选的105人,占候选人总数的23%;在选举过程中,有4个省市搞了候选人和选举人见面、对话。这种局面,各级人大代表大多表示支持。但在党的中高级干部中,有人叫好,有人叫糟。有些人忧心局面失控,担心"党的领导"无法体现。 在这次会上,鲍彤谈了他对地方人大政府换届情况,和党内出现不同反应的意见。他说:在选举问题上还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又要差额又要保自己原来的框框是不可能的。如果认为群众("群众"是中共党文化中最常用的一个概念,泛指非党员的普通民众)推选的54个省级候选人都是不错的,那么各种看法就应该可以得到解决。即使有不正常,判断的标准也应该是合法不合法,即使选错了也应该由群众自己认识。中央和地方党委的看法未必就比群众高明多少,倪献策(1985年7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1986年10月被省人大罢免,后因"徇私舞弊罪"被判处有其徒刑2年)不也是党的组织部门选出来的吗?一个群众自己提名的人可以选票过半数,这就说明党委应该考虑自己提名合不合适。这就是一种机制,是在宪法的轨道里运行的。这次差额选举解决了很大问题,对干部是个很大的教育。过去的等额选举不利于提高领导机关的威信和群众拥护,搞了差额选举,工作上的阻力也会小得多,群众服气得多。如果选上来的都是好的,那就不可怕。好中挑好的嘛,组织部门应该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不是这样选举好不好,而是要考虑自己原来的方案对不对。现在可选择的余地还很小,将来差额不是应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让群众有更多的选择余地,选举会更好。如果认为有问题搞收缩,对民主的发展不利。 鲍彤说,紫阳最近在常委会上讲,这样的选举很好,不必担心。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党委领导应该从工作考虑,不是对名单负责,组织部安排人有的时候还要换,这说明原来的考虑不合适。那么为什么不允许群众选举?说要"加强领导",要搞清楚,一个是到底领导什么,二是如何改善领导。出现组织提名的候选人落选,组织部应该反思自己的方案与群众认识的差距。如果组织上提名的候选人竞争不过群众提名的,那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嘛!要不要开党员会统一思想?没必要。你要统一什么?一是党委名单本身是差额的,你统一思想让谁当选?二是这样搞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与民主原则不符合。如果从如何保证党委名单当选的角度来总结经验,那就不利于组织部门改进工作,也不利于民主发展。 讨论中,鲍彤提出要注意研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选举怎么算舞弊的问题。他认为,这种情况现在没有,不能保证将来也没有。在什么情况下是非法的,要宣布无效?这应该有个章程。阻拦提名是非法的。在这个问题上,只有合法和非法的界限,不能应该有其他的界限。 面对地方选举制度改革中出现的这种可喜形势,鲍彤说,现在还不能讲民主趋势不可逆转。现在的主导方面应该是讲更好的发展民主,包括在选举问题上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而决不应该从如何保证党委批准的候选人名单当选上总结经验,而是应该从如何选出更多更好的人,如何去做好选举工作的角度来总结经验。 1988年也是全国人大和中央政府的换届年。这是中共提出党政分开、"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后的第一次中央政府换届。在3月下旬即将召开的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如何坚定推进选举制度改革,如何既要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又要保证由执政党提名的国家主要领导人顺利当选,这个问题实际地摆在了赵紫阳主持的中共中央面前。 在实行多党政治的西方各国,各政党在议会中设有党团,在选举和表决中,议会党团大多要求本党议员按照党的意志和主张投票,这本是政党政治下的常例。在过去中共的一党专制的体制下,这也不是问题。但现在中共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了,要让原来被称为"橡皮图章"的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在选举和议案表决中体现民主,让各级人大代表能够有选择和表达自己意志的机会,问题就来了:在中共党员占各级人大代表大多数(近80%以上)的情况下,人大中的中共党员代表是按照个人意志投票,还是按照党的意志投票?如果完全按照个人意志投票,那么由中央和各级党委提名或批准的候选人就有一些人可能选不上;如果完全按照党的提名投票,那么"民主"又如何体现?人大代表的权利何在?人大的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又何在?一时间,这似乎成了一个难题。 3月3日、4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决定3月15日召开十三届二中全会,最终决定向七届人大提名的国家领导人选。为此,政治局首先讨论了人事名单。对这个名单,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大家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七届人大如何举行选举、党员代表如何发挥作用、如何评价和避免省级换届中出现的情况上。 赵紫阳在讲话中说,现在这个人事安排,是十三大人事安排大格局的一部分。十三大的差额选举搞得好,大家很高兴。各省搞的也是差额选举,也很好,大家也很高兴。七届人大要体现民主,这次选举和各省市不一样,关系到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十三大的选举反应很好,比预料的要好。这次人大选举要尽一切努力使十三大的人事安排格局得以实现,不能变,不能出笑话。这是安定团结连续性的标志,是我们政策连续性的标志和保证。二中全会的中心是人事问题,要有纪律,应高屋建瓴地对待这个问题。 时任国家主席、军委常务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杨尚昆插话说,这是大格局要保证。薄一波建议人大代表中的党员要先开个会。赵紫阳在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中就曾经多次提出"人大中的党员代表如何投票"的问题,这次他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他说,党员代表是根据党中央的主张投票还是根据个人意见投票?这个问题在政改研讨中还没有最后解决。在党员代表占人大代表多数的情况下,完全按照党的意见投票就没有民主,完全按照个人意志投票党的意志就没有保证。现在投反对票的主要还是在党内。 赵紫阳认为,恐怕还是要把问题分成两类。一种是按党的意志投票,一种按照个人意志投票。世界上各政党的议员都按照党的意志投票,我们在重大问题上(这里指由中共中央提名的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国务院、国家军委主要负责人的候选人)也必须按照党的意志。讨论一般问题可以自由发挥,但在重大问题上不行。这次要讨论的是国家领导人的名单,是重大问题。二中全会也要讲这个问题,二中全会决议以后应该要求党员代表支持二中全会决议。这个问题怎么说、说到什么程度?我曾经问过匈牙利的卡达尔(1980年代曾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主席、政府总理),他们说他们也没有规定。我们要求党员维护的这个大格局不是指一般的部长,而是指国家主要领导人。 赵紫阳在会上听到了李瑞环(时任天津市市委书记、市长)等几个在地方任职的政治局委员对当地选举的反应,认为搞乱了,是削弱了党的领导,应该按照省委的意见投票,代表提名上来的副省长构成不合理,认为差额选举后遗症相当大。李瑞环还提出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 赵紫阳在会上没有点李瑞环的名字,但针对他提出的问题说,各省选举的是地方领导人,这和全国选举不一样。现在宪法规定副省长是选举的,这恐怕不行,以后要改,改由省长提名,人大决定,人大代表可以否决提名,但提名权在省长。由人大给省长配班子,这个方法不行。 赵紫阳说,差额选举确有好处,其他的都可以实行差额选举,这要有个锻炼的过程。以后甚至可以考虑,省长将来也可以有两个候选人嘛。这时,会上有人提出反对赵紫阳提出的省长也可以搞差额选举的意见,赵紫阳没有再纠缠这个问题,他接着说,总之要有个过程。这次会前人大党组要把党员人大代表找来开个会,各省临时支部的负责人也要开个会。最近我见到小平,小平说我们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是民主集中制,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为了不至于影响已经展开的差额选举,赵紫阳在3月15日至19日召开的十三届二中全会讨论人事问题时讲了一次话,他明确提出,所谓要人大中的党员代表必须按照党的意志投票的"重大人事问题",是指国家主席、政府总理、人大委员长、国家军委主席。至于其他,如副主席、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等等,人大中的党员代表可以按照本人的意愿投票。 赵紫阳和中央高层当时为什么要如此重视这个问题,并煞费苦心地做出这种划分?当下的人们也许不很理解。说起来也并不复杂,当时政治体制改革中所进行的选举制度改革,目的之一是让选举人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这本是民主政治下的常态。但在当时,如果在选举上完全放开,让人大代表完全自由投票,高层有人担心中共中央提名的国家主要领导人不能当选或低票当选,所以才提出了"重大人事问题"和"一般人事问题"的划分,规定国家主席、政府总理、人大委员长、国家军委主席四个人选为"重大问题",占人大代表大多数的党员代表必须按照中央提名投票,对其他人选则可自由投票,以保证"中央的人事大格局"能够实现。 赵紫阳的这个"把党员代表在人大选举的投票,分成'重大人事问题'和'一般从事问题'两类"的意见,得到了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们的支持。1988年3月25日至4月13日,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人大中的党员代表遵照这一原则投票,中共中央提名的"国家主要领导人"均顺利当选。 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纽约时报中文网,读者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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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Dec 2014 10:54 AM PST
1937年的南京保衞戰失敗了,這是國恥嗎?當然不是。成王敗寇是強盜邏輯。戰爭總有勝負,失敗固然不光彩,但也絕對不是國恥。士兵們勇敢抵禦過外敵,他們已是英雄。 軍隊無法保護百姓,導致百姓被殺,是國恥嗎?不是。軍隊失敗與百姓被害幾乎就是同一回事。人類歷史上的城市保衞戰,防守方一旦失敗,大多都會導致百姓受摧殘,如果動輒說什麼國恥,那人類歷史上的國恥也太多了,得有100萬個國恥了。 那麼,南京大屠殺就這麼湮沒在歷史中拉倒了?不,歷史要記住南京大屠殺,並且以「國恥」的名義記住──南京大屠殺是日本人的國恥。 在人類未進入現代文明之前,屠城是常見的。而在人類進入20世紀以後,全副武裝的軍隊,對放下武器的士兵以及無辜的平民,進行連續的、大規模的屠殺,這不是被害者的恥辱,而是加害者的恥辱。日本政府應該為戰爭懺悔,他們應該把12月13日定為日本的國恥日。 南京大屠殺雖然是日本的國恥,但很多日本人的行為是令人感動的。日本人對當年的侵略戰爭多次懺悔,一些日軍士兵年老後專門跑到中國表示懺悔。這些是公開報道的。 另有一些消息是混沌的。這些年,微博上有人張貼「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是日本人出資建設」的消息。查了一下,消息來源是日本維基:「該紀念館系後來擔任日本社民黨委員長的田邊誠於20世紀80年代在訪問南京的時候提出的建議,當時中共方面予以了消極的對待。1982年經田邊誠的再三要求,並且捐贈了建設資金之後才開始建造」──呼籲中國政府和日本政府對這一消息的真實性進行甄別。 1970年代,日本記者本多勝一把日軍當年侵華戰爭所犯罪行在《朝日新聞》進行了連載,引起了日本國內的轟動,讀者給他的信件「如雪片般飛來」,都有好幾大箱。這些來信中,有九成是讚揚的,少部分讀者對他進行了辱罵。此後1983年、1984年和1987年,本多勝一三次來到南京採訪幸存者,回去後寫成《通向南京之路》、《南京大屠殺》等暢銷書。一些日本人罵本多勝一是賣國賊,本多勝一說「他們才是賣國賊呢。我這樣做的目的不只是為了中國,更是為了日本。」 同樣,在中國,那些把日本國恥當做中國國恥、整天叫囂反日的人,他們才是賣國賊,是民族敗類。另有大量對反日分子進行批判的人,他們是民族的建設者。 真正的國恥是是什麼?分三個層次來說: 歷史上的國恥──1945年,中國作為戰勝國,卻沒有享受戰勝國的榮耀,而是很快陷入殘酷的內戰,國恥;1948年,長春之戰,國恥;大批抗日英雄死於內戰,並且被污名化。國恥;掠奪地主和農民土地,摧毀了維護中華文明幾千年的鄉紳階級和農村結構,國恥;掠奪城市資本家財產,摧毀整個國家最具活力的經濟細胞,國恥;1950年代,反右,國恥;1960年代,和平年代,餓死3000萬人,國恥;1970年前後,文化大革命,國恥;1994年,克拉瑪依大火,讓領導先走,國恥; 現今正在發生的國恥──權力構築壟斷企業,搶劫百姓。國恥;貪官人數、貪腐金額,比全世界其他200個國家的貪腐加起來還多,國恥;無數青年人打破頭去考公務員,國恥;醫療雙軌制、退休雙軌制,國恥…… 還有一些國恥,是適用於全世界的──濫發貨幣,以通貨膨脹對百姓進行最無恥的掠奪。國恥;高稅收,低福利,國恥;全世界已有137個國家公布官員財產,那些至今沒有公布官員財產的國家,國恥;全世界大多數國家實行了民主選舉,那些僅存的專制國家,國恥。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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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Dec 2014 10:19 AM PST
中国历代的开国皇帝往往都是好大喜功,想使自己名垂万世。他们因此也作出了一些大事。要实现这些宏图伟业,自然得动用全国的人力物力,而他们付出的代价,则是赔上了他们辛辛苦苦打来的江山王朝。秦始皇建成了万里长城,他的空前庞大帝国只存在15年就崩溃了。隋炀帝开掘了大运河,隋朝也只存在了37年。但是客观地看,秦始皇和隋炀帝还是有不可磨灭的功劳:万里长城在几千年中帮助了中华帝国对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而大运河在过去和现在都为中国的南北物资交流而服务着。 而除了长城和大运河外,在中国历史上还有另一种"好大喜功",那就纯粹是为了面子,搞"万国来朝"。其实这是打肿脸充胖子,搞赔本卖卖。结果是"宁与友邦,不与家奴",老百姓吃亏。这样典型的事例在历史上有过两次。一次是唐贞观年间在长安办过的一次大型庆典。当时也是万国来朝,长安盛况空前,如花似锦,外国人在长安任何饭店吃饭都不要钱。而树上都披上红绫。但是来访的外国人中有的人偏不知趣地问道:"你们大唐不是还有许多穷人吗?为什麽不把食物给他们吃,把树上的红绫给他们穿呢?" 另一个中国历史上大搞"万国来朝"的活动就是明朝永乐年间的"郑和下西洋"了。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和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起了什麽作用,中外历史学家们的讨论虽然汗牛充栋,但大体上还是一致的,即下西洋的目的是政治性的,即扬威海外,并把各国使节带上自己的船上"来朝"。其实当时中国也是"国富民穷"的。在同一个山东省,国家粮库中粮食红霉不可食,而山东省人民捡野菜充饥。甚至发生了徐鸿儒和唐赛儿领导的白莲教起义。 然而贞观年间的庆典毕竟只是唐朝初建十多年之后的事,郑和下西洋也是明朝建立之后不过30多年的事。那时整个国家的形势基本上还是欣欣向荣,社会上并没有比较全面和尖锐的矛盾,搞一点"万国来朝"还是无可厚非的。 不想在中共王朝建立之后65年的2014年,国家建设虽然也有成果,但却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大灾大难,非正常死亡人数达8千万人以上。至今压在14亿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巍然不动的情况下,中共却利用APEC(亚太经合组织)21个成员国11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机会大大地搞起了劳民伤财的"万国来朝"盛况。大量的公共资源投入,关停厂矿企业(6省区在APEC期间实际停产9,298家,限产3,900家,停工工地4万余处。此外,北京市及河北全省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公众放假。同时全国大搞排场,从食品,餐具("元首桌"每人68件,"部长桌"每人63件)到与会各国领导人的服装都极尽其奢华之能事。会上习近平又大把撒钱,说要援助非洲多少个亿。他不知道按世界银行标准,人均每天消费1.25美元。中国贫困人口过2.5亿,高居世界第二位吗? APEC似乎对中国还是带来了一点好处,例如搞国际反腐合作,通过了"北京反腐宣言"。这可能帮助中国多抓回几个外逃的贪官。但是能抓回的能占全部贪官的百分之几呢?(现在连科技村级干部贪污都上亿元,你抓的净吗?)再说,抓回贪官不等于清除产生贪腐的土壤呀!而产生贪腐的土壤就是中共的一党专政制度。"抓贪官"不过等于"割韭菜",你多割了一些韭菜,韭菜在土壤中还是不断地生长出来呀! 中共企图利用APEC达到的另一个目的,是想利用APEC的场合,制造出一种"中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印象,以忽悠亚非拉各国人民,而主要是本国人民。但是中共在这方面的算盘可说是完全打空了:美国总统奥巴马不但不配合,反而大大地互悠了习近平。他下飞机时嚼着口香糖,拒不坐红旗车而坐自己的车。他11月10日在美驻北京大使馆召集12位国家领导人(中国在外)为美国倡导的太平洋伙伴协议(TPP)做"动力建设"。11月11日在北京APEC峰会上奥巴马演说中呼吁中共开放互联网,吓得中宣部立刻发出密令,要求各大网站不得报道奥巴马演说的这一部分。当然,奥巴马也说了一些为中共"打气"的话。如他在11月9日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演说时表示:"----美国欢迎一个繁荣,和平,稳定中国的崛起,这符合中美和世界的利益"。这其实是一句空话:中国能不能崛起,是中国本身争不争气的问题,你奥巴马"欢迎""不欢迎"有什麽用呢?(不论美国欢迎与否,中国周边国家,包括共产党统治的越南和朝鲜,是不欢迎中共国"崛起"的。因为只要你是一个专制国家,它们对你就存有戒心)。 比较有点"罗曼谛克"的就算是习近平和奥巴马11月10日夜共游中南海瀛台了。他们共同散步了四个半小时,习近平向奥巴马讲述了康熙盛世,也讲了慈禧破坏光绪改革的戊戌政变,意思是他的改革受到了"老家伙"们的阻扰。奥巴马则对习近平说:"改革会遇到阻止,要拿出勇气"。看来奥巴马很支持习近平。中美关系很热乎了吧? 但是不料奥巴马11月15日到澳大利亚参加20国峰会却又演说说:"绝不同意民主只是西方价值"。完了!!!习近平开APEC的一切算盘就被奥巴马的这一句话打水漂走了。 贞观时期的唐朝和永乐时期的明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时中国的社会制度在全世界也是先进的。这两个王朝搞点"万国来朝"也的确有一点国际效果。但是21世纪的中共王朝不但不是世界第一强国,更主要的是世界历史发展越来越显出它的政治制度落后而阻碍社会发展。你不承认自由,民主,人权是普氏价值,死抱着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放,在全界面前只不过是笑柄而已。你把各国贵宾请来,他们"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不赚白不赚"。他们在餐桌上可能说几句好听的话,一抹嘴离开中国国境该怎麽议论你就怎麽议论你。只是苦了国内当冤大头的这14亿人民。这14亿人民还是快点觉醒,早日结束这祸国殃民的中共一党专政政权吧! 2014年12月1日于美国费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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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Dec 2014 09:39 AM PST
有感於近期大陸的民國熱﹐香港的"雨傘革命"﹐及台灣的"九合一"選舉﹐一直想寫些什麼﹐但苦於沒有時間。值此學校冬季假期伊始﹐便想趁機和朋友分享一點個人之經歷與感受。 來自大陸的我﹐一向對中華民國有一種特殊之鐘愛和嚮往。總覺得中國和中國人就應像過去民國時期那樣才比較正常。而有一天中國如能回歸中華民國﹐完成被切斷的走向民主憲政共和之道路﹐豈不是大陸民眾之福份﹖到美國後結識了不少來自台灣的朋友﹐藍綠都有。時不感嘆受過與未受過中共極權洗腦摧殘和扭曲的兩岸華人之人文差異。對台灣朋友長年支持芝加哥"六四"紀念音樂會的熱忱更是心懷謝意。然而﹐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台灣﹐生長在自由社會的人們﹐由於單純與善良有時難免看不透共產黨之陰毒與殘暴…… 2008年﹐我有幸去台灣親身體驗了台灣的總統大選﹐為此對台灣民主政治充滿信心﹐對台灣民眾特別是年輕人由衷讚賞。隨馬英九先生當選總統﹐國民黨聲勢如日中天。那年夏天﹐由國民黨秘書長吳敦義先生領隊的代表團來芝加哥參加台灣同鄉聯誼會全美年會。會議主題為"民主燈塔的台灣﹐和平共榮的中華"。我因剛從台灣訪問回來不久﹐被台灣朋友邀請在兩岸問題討論會上作一發言。開幕大會很是隆重﹐人氣旺盛。但是﹐吳秘書長等貴賓們的發言幾乎都在大談"兩岸共榮"﹐對"台灣燈塔"卻隻字不提。置身於如此氛圍之中﹐一種強烈的時空錯位感油然而生。我隨即對一身邊朋友說﹐這主席台上就缺插上一面五星紅旗了。當天下午﹐我作了題為"為了台灣人民的福祉﹐民主燈塔不能滅"的即興發言。這個不識時務的發言給當時除了讚揚就是美言的興奮熱浪澆了一盆冷水。與會者有人尷尬﹐有人沉默。發言結束時﹐有人站起來對我大喊道﹕"你要發動戰爭啊﹖﹗"。會後﹐有些好友見到我也不得不繞道而走。 第二天的慶賀餐會上﹐演講的貴賓當然還是吳敦義秘書長。當我遲到進入會場時﹐一些與會者隨即把目光投到了我身上。那一刻﹐我隱約領悟到一種不受歡迎之感。一位朋友急匆匆地對我說﹕"今天你就不要再講話了﹗"情不自禁﹐我轉身回首這個曾熟悉的文教中心﹐不由自問﹐"我這是在中國大陸嗎﹖" 那天我本來還真的有話要講。吳秘書長在會上得意地用宋楚瑜先生訪問大陸時的題詞"人民為大"被中共中央電視臺反復播放為例﹐來說明國民黨多有智慧﹐不僅趁機教育了大陸人﹐也影響了共產黨。我因被勸沉默﹐便提早離開了會場。然而﹐今天﹐我想借此機問問吳主席敦義先生及台灣的政治家們﹐你們以為"人民為大"對大陸人很新鮮嗎﹖大陸人聽了會很感動嗎﹖你們可知道中共對"人民"一詞之使用率可能是世界第一﹖大陸有"人民大學"﹐你們有嗎﹖大陸有"人民醫院"﹑"人民廣播電臺"﹐你們有嗎﹖大陸有"人民廣場"﹑"人民日報"﹑"人民銀行"﹑"人民郵局"﹑"人民音樂出版社"﹐乃至"人民解放軍"……﹐你們有嗎﹖中南海大門牆上刻的就是條貢了半個世紀的聖旨"為人民服務"﹐台灣總統府有嗎﹖你們知道大陸民眾當時在中央電視臺上看到的是一種什麼表演嗎﹖你們知道大陸民眾看到宋在中共統治者面前瀟灑一揮"人民為大"從中得到的是什麼信息嗎﹖——呵呵﹐好呀﹐現在國民黨和共產黨聯手來忽悠我們老百姓了﹖ 逆耳忠言難咽。之後的六年﹐國民黨在"共榮"的路上越走越快﹐甚至為打敗綠營而公開聯共﹐直至為討好中共﹐台灣現政府已快要把台灣賣了。可台灣"榮"了嗎﹖幸好﹐百姓可被騙一時﹐不可被騙一世。香港的公民抗命更給了台灣人一劑清醒濟。與一個隨時想吃掉你的專制政權談"共榮"﹐無異是與虎謀皮﹐到頭來只會毀了自己。民眾終於用手中的選票說話了--親共者請下台。 不過﹐我至今認為國民黨和共產黨還是有本質的區別。即﹐一個是承認私有制﹐保護私人財產﹐終極目標乃走向民主憲政共和之政黨﹔一個是"打土豪分田地"﹐掠奪私有財產之"共產"專制集團。因此寄希望予國民黨年輕一代能痛定思痛﹐重新取得百姓之信任。也真誠期待國﹑民兩黨和台灣民眾都能認清中共極權之邪惡及其欺騙性﹔不分藍綠﹐同護台灣保台灣﹐讓台灣這盞民主燈塔最終照亮中國大陸。 願這次台灣"九合一"選舉和香港爭普選抗爭能給大陸人帶來啟迪與鼓勵。"爭取個人的自由,就是爭取國家的自由;爭取個人的人格,就是爭取國家的國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胡適語)也只有當大陸民眾掙脫了假"人民"名義下的"國家至上"的思想束縛﹐代之以獨立人格與自由精神為核心的價值認同。同心協力推倒中共這一"柏林牆"﹐奪回自己的天賦人權與民主權利之時﹐大陸回歸民國走向民主憲政共和才有實現之基礎﹐兩岸"共榮"才有達成之可能。(12/12/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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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梅荪:为公义而抗争,为自由而发声——写在赵紫阳冥诞九十五周年 Posted: 14 Dec 2014 09:47 AM PST 图1,2014年10月17日,赵紫阳95冥诞日的书房,图中央的条幅:"视民如伤"。 图2,赵紫阳95冥诞日的书房:桌椅、书架、台灯,保持原状。 图3、4,百姓在紫阳书房前,吹拉弹唱,诗朗诵。 图5,百姓到紫阳书房献花篮。 图6,当年紫阳种的石榴树,硕果累累。 图7,书房桌上的斗牛士模型是1986年赵紫阳总理访问西班牙时,当地华侨团体赠送的,当时华侨把赵紫阳领导改革比作斗牛士,得到赵紫阳的认同并喜欢这礼物。 为公义而抗争,为自由而发声 ——写在赵紫阳冥诞九十五周年 俞梅荪 2014年初,我受邀香港中文大学为期两周学术交流,定于9月29日赴港而办好香港自由行签证。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行政长官普选问题的决定》拒绝港人提出的"真普选";9月22日,香港三学子发起罢课抗议;28日凌晨宣布"占中"正式启动,接着港警武力清场,施放催泪弹和胡椒喷雾,激起无数港人愤怒而继续"占中",竟使我在北京失去自由66天。 在上海站被抓回北京监视居住 9月29日17时,我在上海站乘T99次车前往九龙,边检警员却把我带进审查室,要我交代问题,要收缴手机,他们气势汹汹地搞得我莫名其妙。我抗议其违法,拒绝搜查,要其出示法律依据。警员拿出《出境入境管理法》第6条:"为维护出境管理秩序,可对出境人员携带的物品实施边防检查。"他说:"只要你把《港澳通行证》交给警员,就处在出境状态,而可搜查。"我说:"我持合法通行证,被非法阻拦,没有'处在出境状态',却被非法扣留,你们践踏法律,破坏出境管理秩序!" 白衣警监头目强词夺理,七八个警员夺走我的旅行包,把我带到搜查室,要我站在室中央,不许动。包里东西被摊了一桌,携带的别人名片被一张张摊放在桌上盘查。我要收起,被警员喝斥:"不许动,在录像。"我的电脑和准备送给港中大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出版的两书《顾明:怀念与思考周恩来的经济思想和实践(习仲勋作序)》(顾明原周恩来的秘书)和《俞颂华传》(我的祖父)被强行拿走复制,我严词拒绝在《询问笔录》上签字。 警察如匪,我强烈抗议!他们说:"你不服可去告。"我说:"打官司要取证,你们不给书证,没有证据无法告,是强盗啊!"21时,上海市公安局国保警官带着北京市公安局和海淀区分局及派出所的四位国保警官赶到现场继续盘查,边检警员把《港澳通行证》还我。我追问其不许出境的理由,讨还购车票的627元,她转身就走。我追上去,被北京警官拦住。 原来,北京的三级警局的四位国保警官日前抵沪,通知海关边检站阻拦。说是不许我参加"占中"。我的香港之行在年初定下,8月购票时尚未发生"占中"呢!我问:赴港车票不是实名制,你怎知我去港?警官神秘地说:"我们有办法(侦查)。"他们不许我留在上海照顾因住房被人非法强占而滞留精神病医院的孤寡残疾的弟弟,当晚强行带回北京。我电邮告知港中大,高博士回复:"天啊!太不象话!他们有说什么原因吗?香港这边也是风雨飘摇,大家各自保重。" "自由"诚可贵 我被四位警官带回北京,被每班3位警员日夜上岗,监视居住在家中,外出要事先报批并由3位警员随行监控,会见来客也要事先报批。10月12日,中国贸促会法律部主任离休曾俊伟去世,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为我所在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国务院法制办前身)引进外资的立法探索中颇有贡献,与我忘年交。回想2005年1月17日,老领导赵紫阳去世,我到赵府紫阳灵堂悼念,被警车跟踪追捕,我骑自行车奋力逃脱,流亡外地。他多方打探我的安危,辗转找到我而热情鼓励。近年他多次邀我聚餐,均被警员日夜监控而未能前往。这回经反复力争而报经上级批准,我前往八宝山殡仪馆送别,回想往事,悲愤之极! 送别曾老后,90岁黄实先生邀大家午餐,1949年他任第二野战军司令部情报处参谋,受刘伯承、邓小平首长派遣,返川策动其父(国民党将军)对国民政府川康绥靖公署和95军起义,为和平解放四川建奇功。1957年33岁的上尉军官黄实因不服曾被军部打成"胡风反党集团"而提意见,反而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而劳改20多年。见我被3位警员随行监控而来,他惊叹:"原只听说有人被监控,现大开眼界!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赵紫阳在《改革历程》回忆录《非法幽禁岁月漫长》中对被剥夺自由的抗议:"这是警卫局的越权行为,违反中央精神。还说什么让我顾全大局,不知此话从何说起?所谓怕影响就是希望我不要再出现,让人家忘掉我,让我慢慢地无声无息地消失。他们怕所谓的不稳定影响,似乎一听到我就不稳定了。这样不明不白地把我软禁起来,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的粗暴践踏。我作为公民,即使犯了刑律(也是根本没有的事),要依法限制我的自由,只有法院才有权利。"我竟也长期遭受如此非难。 人民依然怀念紫阳 10月17日,赵紫阳95冥诞日,我被警方禁止去赵府。据前往者描述,当年紫阳种的石榴树,硕果累累压弯枝头,各方来客近百人。紫阳书房摆满鲜花,新增手书条幅有: 九州垂典范,千古播芳香。 ——董桥敬题 纪念赵伯伯九十五诞辰: 视民如伤 ——甲午秋晚辈朱刚敬拜 "视民如伤"成语释义:把百姓当作有伤病的人来照顾。自《左传·哀公元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图1,书房中央的条幅:"视民如伤"。) 十时半,北京职工读书会五十人在紫阳书房前,音乐诗歌朗诵: 《甲午九月随想》为紫阳庆生日 你似一棵树,有绿叶参天般的智慧。 你似一片天,在告诉人们不要让魔鬼在心里开会。 你似一座山,山上的红旗在人们心中飘扬。 你更像一条河,滋润着大地生灵。 你是一条彩虹,既温柔绚丽又刚强多姿。 你啊!是雨又是风,使人产生迎难而上的勇气和信心。 你更是一座灯塔,不断给人以光亮。 掷地有声的是你,悄悄走开的是你。 红红绿绿的世界里,永远有你光辉的身影显现! 大家唱起《在希望的田野上》、电影《少林寺》插曲《牧羊曲》、俄语《共青团之歌》、南斯拉夫电影插曲《朋友,再见!》,手风琴伴奏的欢快节拍飘向空中,告慰紫阳在天之灵。(图3、4、5) 当日,曾在中央政改研讨小组工作的吴国光发表《赵紫阳的风格》:"他的平实与温和、包容与理性,作为一种风度,决不因为这些困难因素而有所减色。如果说风度是某种外在的东西;那其实是他面对问题、征服困难的方法,更是他看待事物、对待他人的哲学。" 当日,新京报《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三中全会决定强调,要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法治之路漫漫 9月起,北京市公安局深入开展"执法不公,群众不满"问题大整顿活动。我问警官头:"你们非法剥夺我人身自由,给我造成极大的伤害,怎不整顿?"答:"这是上级命令,是政治任务,不怕你告。"有的说:"你不服,可到法院去告。"但却不给书证,我没有证据而无法告。 "十一"期间,警官要我忆苦思甜而说:"过去你没有肉吃,现在天天吃肉,生活好多啦。"我抗议:"即使在最黑暗的'十年文革'我家被查抄,仍有人身自由和生活保障!1994年我被上海《文汇报》党委团伙盗印中南海机要文件栽赃陷害而冤狱三年,至今无业无低保无医保,贫病交加,生存无着,祸及家人劫难不断;十多年来,被你们暴力维稳打压,随意剥夺人身自由,求告无门,冤上加冤,精神几近崩溃;每年"十一"红色国庆节却被你们日夜上岗,剥夺自由而成了昏天黑地的丧日。你们一贯践踏《警察法》,依照《刑法》要判刑三年!" 有警官劝我:"不要给习总书记添乱,不要反党反政府。"我抗议:"明明是你们非法暴力维稳打压,顶风违反习总书记依法治国的要求!明明是你们在违法和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反党反政府啊!是你们在给习总书记捣乱啊!" 10月20日,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幕,部署全面依法治国,我却成被一级安保严管的囚徒。 11月6至10日,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三十周年图片展在民族文化宫举行,该会长和几位延安儿女热情邀请我,但却被禁止前往,还被警员推搡而扭伤肩膀。此前10月25日不许我去送别学者陈子明;之后成了APEC会议囚徒;再后又成了国家囚徒;12月2日不许我去送别当年同在中南海从事立法工作的老同事曹思源。 每年"两会"和中央全会、清明节、"六四"、"七一"、"十一"、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忌日,临时性的奥运会、世博会、国际图书展览会、茉莉花时期、奥巴马和希拉里分别来访、法院开庭审理或宣判某些维权人士(我不认识不知情)等五花八门不厌其烦的所谓敏感日,我都莫名其妙地被警员日夜上岗监控,不许出门,成了党和政府的"假想敌",承受警方对敌斗争的残酷打击,其中只有耀邦和紫阳当年领导立法而与我有交流,使我怀念与思考,其他则概无关系,概不知情不相干。 四中全会强调:"法律是治国之重器,保障公民人身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惩处各类违法行为;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但是,警方"以言代法"的监视居住,没有任何理由和《监视居住决定书》等任何书证,非法剥夺我自由而不留证据;警员"以权压法"的人多势众武力堵门,我被推搡致伤,反而有恃无恐,成倍增加,愈演愈烈。原每班一位警员,而由四位警员24小时轮四班;现增至每班三位警员(其中两位协警员),而由12位警员24小时轮四班(平均每位日工资约150元计为1800元,加专用面包车每日约300元,每日合计2100元);原每次上岗半月左右而不超一月,现增至两月多,成本共约13万元。上有政策而下有对策,法治成了纸上谈兵,进一步而退五步,被恶搞成"打着红旗反红旗"以进为退的大忽悠。 回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胡耀邦、赵紫阳、彭真、乔石那一代领导人致力于法治建设,由国务院副秘书长顾明主持起草一系列重要法律,包括对外开放的《海关法》、《出境入境管理法》而深入海关口岸调研,积极支持海关和公安部门投以巨资,大规模引进出入境管理的现代化装备,打开国门,与国际接轨,我时任顾明的秘书而历经我国法治建设从无到有的历史进程。 但如今,各种法律法规数千件,法律从业人员百万之众和其高楼林立,公民的基本权利反而更被随意剥夺,竟连顾明的专著都要被警方搜查的猎物,作为涉案可疑物品复制备案。有法不依,反法而制,无所不用其极,竟比无法可依更为恐怖。 法治之路漫漫其修远兮,我翘首期盼,还我自由和人权。不知四中全会部署的"全面依法治国"何时能够落到实处? ●本文初稿原载《争鸣》2014年12月号,修改于12月4日国家宪法日。 读者来信: ◆周敏:如今的执法人员,即便是在执法违法中也理直气壮:"你去告我啊!"就是一种表现。当然喽!到哪里去告啊?怎么告啊?公检法都是你们一家的,怎么告?所以凡是去告状的,最后都成了求告无门的访民。之后,被告的却都升了官,访民则被警方暴力维稳残酷打压软禁或被劳教了。这是官的问题吗?是法制的问题吗?是政体的问题吗?都是!但又都不是根本。无神论的"以人为本"的人心和人性已经坏掉啦,这才是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要改变就要从信仰入手,"以神为本"找回良心,继而重建道德、政体、法治、自由、人权等。变革一定会到来!"以神为本"的变革带来和平,"以人为本"的变革带来暴力。但愿是前者!——2014-12-10世界人权日 ◆刘京:悲催啊!刘荻(网名不锈钢老鼠)也差不多,活在大监狱里。周永康、薄熙来都活该地束在自己编织的"法"网里了,无人可以逃脱,国家不实行宪法,谁人可以逃脱?有权者就主宰别人的命运,不讲任何道理!习大大难啊!——2014-12-14 ◆艾波:文字好,图片也好,下次到赵府和胡府请代我签个名并向赵胡两家后人转达我对紫阳耀邦的怀念之情。——2014-12-14 附件: 警员违反警察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而应判刑的法律依据 一,《警察法》第22条:人民警察不得有下列行为:(五)非法剥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搜查他人的身体、物品、住所或者场所。 二,《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罪的,从重处罚。 《监视居住决定书》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一)可能判决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的规定制作。(三)对被拘留的人,需要逮捕而证据还不充足的。(四)应当逮捕但患有严重疾病的。(五)应当逮捕但正在怀孕或者哺乳自己婴儿的。(六)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不能在法定侦查羁押、审査起诉期限内结案,需要继续侦查,审查起诉的。(七)持有效护照和有效出入境证件,可能出境逃避侦查,但不需要逮捕的。 《刑诉法》第73条: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第75条: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二)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他人或者通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款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 第77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
鲍彤:谈谈《环球时报》心目中的宪法(附刘荻:《零八宪章》违宪了吗? - 与《环球时报》商榷) Posted: 15 Dec 2014 09:24 PM PST
我没有看过《环球时报》。刘荻先生的文章使我注意到该报的社评。 该报心目中的宪法具有特异功能: 其一,宪法居然和民法刑法一样,也是判罪和量刑的"适用法律",譬如"鉴于某人违反了《宪法·序言》第几段第几句,因此必须科以几年以上几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类。 其二,宪法居然有禁止公民发表与宪法相抵触的言论的功能。 我不认为社评的作者是宪盲。也许"中国特色"是他灵感的来源。不过刘荻已经提请他注意七十年前老革命的证言。环球大概不至于把祖宗也当作"境外敌对势力"或"少数激进分子"吧。 谈到"少数激进分子",社评聚焦于《零八宪章》:"最典型的是2008年刘晓波等人搞'零八宪章'签名,该'宪章'与中国宪法严重抵触,是公然的违宪行为。刘因此被判刑,但一直有人认为他是'因言获罪',西方力量也对刘给予支持,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 刘晓波被判刑仍然是个谜。虽然《环球时报》似乎想证明中国没有言论罪,但既然言论不得"抵触"或"严重抵触"宪法,就证实了言论罪的客观存在。 应该感谢社评,它为了挽救少数激进人士而谆谆告诫说:把"公开反对党的领导"视为"个人自由",就是违宪或犯罪的思想根源。 我不知道社评所说的"反对党的领导"是什么意思。莫非党的领导是批评不得的? 请《环球时报》指教:批评党的领导是"反对党的领导"吗?批评党的领导人(例如批评周永康,或邓小平,或毛泽东),是"反对党的领导"吗?批评党的政策(大至废除私有制,小到劳教、户籍)是"反对党的领导"吗?批评党的路线(文革啊,一边倒啊,闭关锁国啊)是"反对党的领导"吗?批评党的制度(不断滋生腐败的制度,限制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制度,拒绝公布官员财产的制度,以及党必须'领导一切'那个无边无际无穷大的制度)是"反对党的领导"吗?要求党的领导改正它自己或它的前任所犯的错误,是"反对党的领导"吗? 如果批评党就是反党和违宪,请问,践行习总书记提倡的洗脸洗澡,难道就是提倡自我反党自我违宪吗?赞成习仲勋老人的主张保护不同意见,难道就是赞成保护反党保护违宪吗? 《环球时报》并不认为自己具有消灭矛盾统一思想的权力,因此它的建议是,"社会要有解决分歧的机制,要有权威机构能够站出来说出最终裁定,'就这样了,事情到此为止'。"社评说,"如果仍有争议,就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 我相信人大常委通过少数服从多数有权解释法律;但我不相信人大常委通过少数服从多数有权裁定真理。无论大大的人类史,还是小小的中共党史,处处都在提醒人们:真理和法律常常不是一码事。 没有矛盾,没有分歧,不成其为社会。舆论一律,就无所谓为舆论。至于"解决分歧的机制",从来不是封嘴,而是言者无罪,免予恐惧,畅所欲言。无论什么社会,真理大概是越辩越明,大概不太可能是越封嘴越明,或越裁决越明。邓小平有一句话应该是对的:"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 【附录】 《零八宪章》违宪了吗?——与《环球时报》商榷(刘荻)
今天(2014年12月8日)是《零八宪章》发表六周年的日子,也是宪章发起人刘晓波被捕六周年的日子。 几天前的12月4日,是中国第一个"宪法日称:"少数激进知识分子的违宪行为亦时有发生。最典型的是2008年刘晓波等人搞'零八宪章'签名,该'宪章'与中国宪法严重抵触,是公然的违宪行为。" 笔者要与《环球时报》商榷的就是,刘晓波和《零八宪章》如何能够违宪? 首先,从主体上来说,刘晓波作为一位普通公民,是否能够成为违宪主体? 这就要从宪法是干什么用的说起。70年前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是这么说的:"宪法的作用,主要是保障人民的权利,而限制政府的权力,防止其滥用权力。故国父孙中山先生说:'宪法者,人民权利之保障也'……政府只是人民的公仆,它没有无限制运用宪法的权力,它必须接受宪法的支配。同时在宪法的规范内,它必须保障人民的权利。"(《新华日报》1944年7月20日) 以美国宪法为例,美国宪法开宗明义:"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的安宁,建立共同的国防,增进全民福利和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後代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乃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这一部宪法。" 由此可见,美国宪法的本质是公民为政府制定规则,要求政府必须遵守不得违反。这一原则体现在宪法的每一条款之中。拿第一修正案来说,"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剥夺公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这都说明,美国宪法的目的是保障人民的权利,限制政府的权力。 既然宪法的目的是保障人民的权利,限制政府的权力,那就只有政府机构和掌握公权力者才能成为违宪主体,普通公民不能成为违宪主体。 关于中国宪法中普通公民能否成为违宪主体的问题,下面这篇文章讲得很详细,笔者不再赘述:http://www.110.com/ziliao/article-4358.html 因此,刘晓波作为一介普通公民,怎么可能拥有违宪的资格? 其次,从行为上看,《零八宪章》呼吁修改宪法,是否就是违宪?" 《环球时报》社论说,"该'宪章'与中国宪法严重抵触,是公然的违宪行为。"这是把发表与现行宪法不尽相同的言论与违宪混为一谈了。 且不说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们就说说宪法究竟是不是可以讨论可以修改的?如果要讨论修改宪法,就必然要拿出与现行宪法不同甚至抵触的文本来,否则还修改什么呢?如果讨论修改宪法也是违宪,那全国人大岂不是一直在违宪了吗? 当然有人会说,宪法规定了全国人大有权修改宪法,因此全国人大讨论修宪不是违宪。但是全国人大在讨论修宪之前,也必须要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吧?否则宪法第二条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又如何体现呢?既然如此,普通公民就修改宪法提出自己的意见,怎么能是违宪呢? 总之,《环球时报》社论认为刘晓波和《零八宪章》"公然违宪",是不能成立的。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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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Dec 2014 07:23 PM PST
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開除周永康黨籍移交司法處理,人們立即注意到周永康的罪名裏多了一個「洩露黨和國家機密」。這個罪名說重就重,於是紛紛傳言周永康判死的可能性。然而,周永康案文火慢燉,歷時經年,外傳的蛛絲馬迹都給人們挖了個透,在此之前卻誰也沒料到有這個罪名。黨中央也不給個線索或暗示,社會上大家就只能猜測。他洩露的是什麼機密?位至九大常委之一的周永康需要洩什麼密?向誰洩密?對黨和國家造成了什麼損失? 幾乎與此同時,海外媒體報道,年初被中紀委帶走並宣布免職的前北京市國安局長梁克已被逮捕。外媒報道,梁克涉嫌把來自國安局間諜網、電話監聽和來自告密者的信息「非法」轉交給周永康,為其提供幫助,還涉嫌監視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行蹤。 我在這裏給「非法」兩字打上引號,那是因為我相信中國的立法機構「人大」根本沒有立過法來規定北京的國安局長的職責範圍內,什麼是可以做的,什麼是不可以做的。「無法」就談不上「非法」。梁克作為首善之地負責國家安全的執行官員,把工作中得到的重要情報信息報告給頂頭上司,全黨全國負責治安維穩的政法委頭頭周永康,難道是非法的嗎?他到底監視了誰,竊聽了誰,聽到了什麼,然後向上級報告就是「非法」的? 這個梁克,北京市的國安局長,何等的權勢,竊聽和監視本是他的本職工作,是黨和國家交給他的光榮神聖的重要任務。發生在北京的事情,如果黨和國家認為事關重大而竟然沒有及時掌握,那就是他梁克的失職。可見竊聽和監視決不是他的罪名,而是他的職責。報告給周永康,也許有越級報告的可能性,但也不見得不可以,太重要太敏感的情報是只能越級向最高層匯報的。梁克出事的要害,是他竊聽和監視的對象。外媒引述接近中共高層的消息來源說,梁克竊聽了國務院總理等人及其家人助手的電話,目的是「尋找任何腐敗的證據」。 這就是他「非法」犯下的事了,他「非法」在竊聽和監視錯了對像。也就是說,即使沒有明文規定,黨和國家內部一定有潛規則潛法規,有些人是不受竊聽和監視的,即使國安局長是在「尋找腐敗證據」,是在反腐。有一些人是在法律之上的,是不受「收集腐敗證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包括這些人。就此一條就證明,如今的「依法治國」不是真正的法治。 隨著習總書記上台後的反腐打虎一波一波地進行下去,我們將會看到越來越多的梁克之類的人,在不久前他們還是黨和國家委以重任專門整人以維穩的人,不久就一個個被整而下了大獄。他們專幹竊聽和監視,他們可知道還會有人竊聽和監視著他們?他們收買和威脅可能的告密者,以掌握別人的行蹤,可曾想過他們身邊的人也會成為告密者,把他們的行蹤報告給更神秘的更厲害的人。整人者,整的人越多,自己被整的可能性就越大,挨整的時刻就越快到來。整人越凶者,被整的時候越沒有生還之路。過去半個多世紀黨和國家的光輝歷史一再地證明了,在沒有真正的現代法治的制度下,整人者必被人整,沒有什麼人是安全的。梁克只是又一個很快就將被遺忘的實例而已。 習總書記反腐打虎至今,雖然「依法治國」說得很多,但是他並不打算作出制度性的改革,建成真正的法治,習近平反腐打虎的政治性質越來越明顯,他的「依法治國」搞的是政治,和真正的法治是兩碼事。 我很好奇的是,最近兩年下馬的一連串人,以及可以預見將要下馬的更多人,特別是梁克這樣專門整人的打手,當他們在台上人模狗樣神氣活現的時候,想過有朝一日也有今天嗎?想過這一天會來得怎麼快嗎? 如果他們從來也沒想過,那他們也太集體愚蠢了,共產黨難道是一個弱智者組織?如果他們是想過的,周永康梁克之輩在他們飛黃騰達的時候就想過,他們整人也被人整,有一天會輪到他們,那麼,我更好奇了,今天在台上的人,今天整周永康梁克之流但並不打算將中國建成真正法治國家的人,是否夢見過,有一天他們也會被人整的?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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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Dec 2014 04:28 PM PST 上个周末,美国旧金山湾区一群华人举行向中国监狱中的政治犯、良心犯寄圣诞新年贺卡活动(见图)。这项活动在旧金山湾区已经连续25年举行,今年,波士顿和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华人也分别举行同样的活动。 "六四"屠杀后,大批参加89民运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被捕入狱,美国旧金山湾区一群华人,于当年圣诞节和新一年元旦到来之前,聚集一起,向被捕入狱的政治犯、良心犯签名寄送圣诞和新年贺卡。从那时起,旧金山华人每年都举行寄贺卡活动,25年从未间断。 从今年开始,这项活动由旧金山"人道中国"组织主办。除了旧金山湾区外,该组织在美国东部的成员也分别在波士顿和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同样的活动。"人道中国"主席葛洵说:"大家看到中国人权恶化的状况,都想在节日的时候给中国的良心人士送去温暖,所以我们的理事张前进代表'人道中国'在波士顿和华盛顿特区分别发起了签卡送温暖的活动。活动扩大说明:第一,是对中国政府迫害基本人权的强烈抗议;第二,把关注中国良心人士和他们家人的火种传播开来,使中国良心犯和他们的家人能够得到更多的温暖和关注。" 今年的活动,有几位香港青年第一次来参加,向大陆的政治犯、良心犯表达支持和敬意。他们带来写着"我要真普选"的标语和雨伞。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香港留学生何卓桥表示,自港人发动占中运动以来,港人越来越明白香港的问题不在香港。她说:"很多香港人知道,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中国的民主问题,如果要改变香港先改变中国。" 84岁的熊妈妈和老伴从1996年搬来来旧金山居住就每年参加这项活动。熊妈妈说:"那时不知道谁搞这个活动,后来从报纸上看到,我就来了。一旦参加了以后,每年都来参加,明年只要我走得动就来。但是我希望明年共产党垮台了,我觉得它应该快台了。" "人道中国"理事周锋锁表示,受旧金山的启发,国内也有人每年圣诞元旦到来之前开展寄贺卡的活动。他们在监狱外向监狱中寄贺卡,自己进了监狱,又收到监狱外寄来的贺卡。新公民运动参与者唐荆陵就是其中一位。周锋锁说:"我们这个活动以前他也在国内响应过,他曾经组织国内的朋友向狱中政治犯寄贺卡。去年可能是李化平,在看守所里收到上千张卡,成为那个看守所里人人传说的事情。这对于改善他们的处境会有重要的影响。" 一张张贺卡就这样从美国旧金山、波士顿、首都华盛顿飞向中国各地的监狱。许多出狱后来到美国的中国政治犯、良心犯都表示,他们曾在监狱中收到过贺卡,知道海外华人正关注者他们,从此不再觉得孤独,增添了坚持斗争的信心和力量。 (RFA特约记者: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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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楚勇:占领运动后香港的变与不变(附“民主游击战”VS“阵地战”) Posted: 15 Dec 2014 04:24 PM PST
(张楚勇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高级特任讲师) 随着铜锣湾的小型占领区在12月15日被警方清场之后,香港争取真普选的街头占领运动正式结束了。事实上,在12月11日维持了75天的金钟主要占领区被清场之后,大家都预料占领运动很快便会曲终人散。 街头占领行动的暂时终结,并不代表争取者的抗争终结。在另一个前主要占领区旺角的街头,晚上不时还有为数上百的抗争者以响应政府鼓励市民购物之名,以流动的方式在过马路时或在行人道上集结,对警方作出种种不服从的行径。 12日12日 清晨,香港的地标狮子山和另一山岭魔鬼山再次被挂上抗争的大幅黄色直幡,前者写上"CY下台"(CY即特首梁振英) ,后者则是「我要真普选」。持续了两个多月、被西方传媒称之为"雨伞革命"的占领运动遍地开花,牵动了数以十万计的香港人不同程度的参与。街头占领终结后,化整为零的局部抗议行为,相信会持续一段时间。 香港这次史无前例的大型公民抗命运动,在政治上为香港带来了甚么改变?它未能改变的,又是甚么? 我想占领运动带来最明显的改变,就是年青一代变成了香港抗争运动的主导者。虽然占领运动一年多前是由两位大学老师和一位退休牧师以"爱与和平占领中环"开展筹备,但占中运动还未正式开始,代表大专学生的专上学生联会和以中学生为主的学民思潮(下称双学),已率在9月下旬发起大罢课,并于9月26日先行占领了政府总部外围的公民广场,迫使占中运动提前展开。 之后,双学和青年学生基本上是主导了整个后来被称为雨伞革命的运动,直至金钟清场为止。上世纪70年代香港的社会运动是由大专学生主导的。但踏入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香港政制的开放,社运逐渐被压力团体和政党主导,直到约40年后的今天,青年学生再次成为了抗争者的主体。 这两个多月的街头抗争,我看到最积极参与的都是年青人。其中女生不比男生少,穿校服的中学生也随处可见。 警方在9月28日向示威者施放了87枚催泪弹后翌日,城市大学的校园根本是整个翻腾了起来。学生们无须动员,便个个穿上黑衣,集会的集会、演说的演说、写标语的写标语、整理物资准备运往占领区的四处奔走。同学们自发投入的程度,是我前所未见。 11月大学举行毕业礼,占领运动虽然开始呈现疲态,但毕业礼上,我看到的本科毕业班同学,多的一班有80%的同学在毕业袍上挂上支持抗争的黄丝带,少则也有近40%。 一整代的年青人清楚向北京和香港政府表示,他们不接受人大常委会8月31日为未来特首选举定下的提名筛选安排,支持以公民抗命的方式争取真普选,并且对中国大陆非民主的体制、文化、价值越感疏离,认同香港人身份之余,对中国越想切割。 香港抗争运动的换代,代表了抗争政治的激进化。由中年人主导的占中组织以非暴力不抵抗警方拘捕的方式进行公民抗命,以张显其道德感召力。 但雨伞运动中,双学 却有条件地认同以打砸破坏的方式,冲破和打碎立法机关的大门,并不惜把行动升级,鼓动支持者穿上保护装备主动冲击防暴警察的防线,试图霸占政府机关和马路,就算预期会造成更大甚至流血的冲突也在所不惜。 年青一代对以往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方式的不满并非始自今天。7、8年前的80后年青人在保卫皇后、天星码头时主张采用不避肢体冲撞的直接行动,以及2010年的反高铁围立法会的抗争在这方面已见端倪。 他们不满上一代的抗争手法太温和,未能对北京和特区政府造成足够威迫力,使他们作出让步,让香港实行真普选。其中有更激进的群体主张采取所谓"勇武"手段,以直接鼓动冲突的方式进行抗争行动,并反对以所谓"阶段性胜利"为由结束抗争,认为非要"勇武"到底不罢休。今次占领运动维持这么长的时日,在旺角占领区以及11月下旬在金钟发生的冲突事件,这种激进抗争的思维和手法是导因之一。 当然,导至抗争政治激进化的最大原因,我认为并非北京所说的外国势力,而是北京在香港普选问题上保守强硬的立场。8月31日人大常委的决定,实际上是把香港建制派以外的政治人物完全摒诸特首候选人的提名门坎之外,把社会上提出的所有普选中间方案一笔勾销,迫使香港的非建制力量走向激进的立场。 过去两个多月证明,抗争运动的激进化并不能使北京和特区政府退让。真普选的宿愿和以往一样,离香港还是遥不可及。新世代的抗争者批评他们的前辈失败,但自己却也不成功;一国和两制的权力关系和对比,仍旧是没有改变。 我认为在今天的现实中,抗争政治就是进一步激进化和本土化(如主张与大陆切割) 既不能改变一国两制的权力关系,也只会加强香港社会的内耗,引致北京更直接控制香港的一制,特别在青年事务和教育上更如是。 但反过来说,抗争政治激进化这一事实,在年青一代经历了占领运动的洗礼后,也不是北京进一步加强控制便能化解;如果两方各不退让,互走极端,香港的反对派政党难免同样要变得更激进,在议会内外都只能以敌我的方式进行抗争,选民也只能在激进与建制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香港很可能会变得不能管治。 这样的话,北京虽然保得住其一国的权力,却牺牲了两制的优势。要一国两制的优势保持不变,北京和特区政府理应重新创造条件,让香港的中间力量有发展的大空间,否则不到50年,不用外力干预,一国两制也变得名存实亡。这难道是北京和香港希望见到的结果吗? 【附录】 专家:“民主游击战”VS“阵地战” 香港警方在星期一(15日)早上清理了铜锣湾地区,至此长达79天的香港“占中”行动告一段落。2014年 12月 15日 清场行动中没有遇到反抗,但至少有17名市民由于拒绝离开,被警方以妨碍执行职务为由逮捕。 目前,该地区已经重开路面,恢复通车。 香港特首梁振英在发表讲话时表示,为时两个多月的占领活动令旅游、零售等行业都蒙受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 他还强调政治问题若出现违法情况,必须由执法机关处理。 梁振英还批评“占中”人士不能光要民主,无视法律。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曾锐生告诉BBC中文网,梁振英的这番话听上去越来越像中国政府的声音。 他认为,如果梁振英站在香港特首的立场上来理解香港的民主和法制的话,就不会说这样的话。 打成“平手”表面上来看,中国和香港特区政府未用“机枪和坦克”就让“占中”者乖乖回家,并且没有就特首普选问题退让,好像是特区政府和北京政府占了上风。 但BBC中国事务总编辑凯瑞认为,其实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心里明白,他进行的是一个多层次、多选手的比赛。凯瑞说,习近平仅打了个平手。 而香港的“雨伞运动”带来的一个严峻事实是,香港的年轻一代越来越政治化、跟中国越来越疏远。 曾锐生表示,虽然政府已经从香港街面上“清除了”学生,但这并不表明已经解决了问题。学生将来肯定还会继续为香港的特首普选、民主以及法治争取下去,抗争不会比现在少。 重要里程碑 曾锐生说,香港的“占中”行动可以说是香港民主运动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他说,这可以分两方面来看“占中”行动:一方面是“占中”事件本身; 另一方面则是“占中”的中心“诉求”,即2017的特首普选问题。 曾锐生说,9月份当特区政府使用暴力手段对待“占中”示威者时,很多香港民众纷纷站出来支持示威者。他们所支持的并不一定是“占中”示威者对2017年特首选举的立场,而是对香港民众有权在香港举行和平示威运动的赞同。 从这方面来说,“占中”是成功的。而仅从2017年的普选诉求来说可能是失败的。 据香港媒体报道,学联以及学民思潮都认为,明年将会再发生占领行动。 香港学联领袖周永康表示,如果政府坚持假普选,抗争只会愈来愈多。 “占中”发起人戴耀庭也表示,虽然占领行动结束,但“雨伞运动”将会持续。 “民主游击战” 曾锐生认为,香港特区政府对“占中”的处理手法已经越来越像北京政府看齐了。而这对香港的发展并不是好事。 同时,他认为香港学联早期的对策比较好,但他们对什么时候应该“从街道上撤退”,以保留实力,未来再战并未掌握好。 在特首选举的问题上,曾锐生认为尽管中央不会改变特首选举的决定和原则,但具体到2017年的处理方法上还是有一定可以调整的空间,以达到和接近香港民众的民主诉求。这才是中央政府应该集中精力而努力的。 他说,北京对香港本次“占中”的处理手法也表明中央和特区政府对香港事务缺乏信心。 北京认为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因此对香港的政策采取收紧的方法。但其实中央完全可以“放松点”,因为香港不可能选举出一位跟中央对立的行政长官。 在给争取民主的香港学生和市民的建议时,曾锐生表示,争取民主是长期性的,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并且要讲究方法,争取到某种程度可以暂时“退一退”,然后再继续,用打“民主游击战”的方法,而非打“阵地战”。 撰稿:凯露 ——BB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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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Dec 2014 03:53 PM PST
然而,失败乃成功之母。表面上,占领运动失去了支持与动力,但却改变了香港的民主派及其支持者,同时,赢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国际关注与尊重,以及部份大陆民运人士不惜牺牲的支援;与2003年的七一大游行不同,当年的游行最终击退了所谓「爱国法律」基本法廿三条,但这只是一个短期游行,今次的占领,却引来数以万计的市民持续占领街头,而令市民愤怒的问题源头一日不清除,则香港永远不会「恢复」为占领运动之前。 香港社会各方面不断退化,是每一日都正在发生的事情。可是,在中共的党机器宣传之下,香港不但没有退步,反而说成是「进步」;很多来香港的大陆人,看见制度美好的一面,例如商品免税丶廉洁丶言论自由丶法治等等,却不知道丶也不相信这一切都正在倒退,变得和中国大陆愈来愈「融合」成为一体。香港年轻一代目睹这一切,不愿接受这样的结局,才尽力去反抗;可是,上年纪的一群,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移居香港的,多得到了中共压迫的「斯德哥尔摩症」,令他们不敢反抗,还幻想香港目前的一切能够继续持续下去。他们以为和绑匪合作,匪徒就会「善待」自己,或者自己只要「努力」,就可以在匪徒撕票之前,赚够钱逃离香港。这种「人质」的心态,加上对「中国」的身份幻想,令老一代的香港人愈来愈「保皇」,有如网上一个比喻--公车上书的康有为;如果大清皇室不肯改革,就继续上书,以及继续表态反对吧!这种心态,令年轻一代觉得脱节--中共已经腐烂到透顶,还有可能「改革」吗? 同样出现「落伍」的,还有香港的民主派的主流领导层。他们就有如台湾的国民党般,天真无邪地相信中共会守承诺,相信有一条可以和中国经济融合,却不用政治融合的道路;他们相信中共对移民丶学生来读书不会作政治手脚,不会「党员优先」;他们经常见到同年纪的老人家「退休无保障」,却看不见自己的子女世代,对人生失去了希望,甚至因为中共殖民制度的压迫,没有出路和前景。在香港就来变得和大陆一样之时,还停留思想在二十几年前,幻想可以用香港作为蓝本,改变中国大陆以「建设民主中国」;事实上,不断被改变的是香港,而不是大陆,面对中共强权,香港与台湾首先要做到保存自己不被改变,不会被中共消灭,才是当务之急。 占领运动改变了年轻一代。首先,政治不再只是上年纪者的事;其次,反而制造了世代的紧张,不再相信「老前辈」的单方面说教;占领运动或者无法唤醒四十岁以上的人,却唤醒了整整几个世代的年轻人;质变已经造成了量变,问题在于年轻人能否把这种变化持续下去。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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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Dec 2014 02:58 PM PST
纽约和香港相差13个小时,我是熬夜坐在电脑前看完金钟清场现场直播的。当我看到"双学"和"泛民"成员以及《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等被警方带走那一幕时,不由得热泪盈眶。尤其是"泛民"和黎老板,早先就适时地提出过退场和转换抗争方式的正确建议,有些人还因此受到同道的误解和责难,但是在占中最后的时刻,他们从容坦荡,勇于承担,更是令人钦佩不已。 占中告一段落,争取真普选的抗争此伏彼起。眼下有两件事很重要,一是巩固占中成果,二是防止失败主义。 占中有无成果,此事仍有争议。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先前就对占中取得的种种伟大成果有所论述,此处不赘。只可惜这些成果都是在占中初期即已取得,以后民意逆转,致使到手的成果缩水,由此可见巩固成果之必要、之迫切。首先需要把得而复失的民心再争取过来,其次是要让那些感到挫折而灰心的人们重新鼓起士气。 这就必须讲一讲防止失败主义的问题了。何谓失败主义?失败主义是一种因为认定未来注定失败,而放弃一切改变现状的行动的思想。失败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失败主义往往产生于失败之后。但是,单纯的失败并不至于产生失败主义,唯有当人们普遍认定失败是不可避免、是命中注定时,才会产生失败主义。 有论者说,这次旷日持久的占中运动之所以无果而终,不只是因为梁振英为首的港府,更是因为港府背后的中共,尤其是习近平主导的中共,从一开始就决定寸步不让、毫不妥协,因此,无论港人如何英勇,也无论采用何种方式策略,都不可能撼动半分。 照此说,占中无成果乃是命定的——只要中共专制自己不改变,港人的抗争就注定了徒劳无功。 接下来的情况便是,极少数勇士会屡败屡战,愈挫愈奋;大多数民众则由于深感挫折、无奈、沮丧和失望,因而消沉下去。在未来的抗争中,大多数人很可能会选择放弃。毕竟,大多数人之所以参与抗争,总是怀抱某种希望,希望自己的参与能够使事情得到改进;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的参与只是枉费精神,他们就不会参与了。 这会是一种恶性循环。正因为多数人不参与,所以抗争更不可能获胜;由于抗争更不可能获胜,因此人们更不参与。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这种从高峰,由于挫败,而坠入低谷的事例。 要防止失败主义,我们就必须找出占中的成果,并把它保存下来,巩固下去。另外,我们也必须反思,检讨我们自己在运动中的策略缺失。当年面对军政府的高压,声威浩大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也曾一度陷于低潮。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说:我每次被击倒,我就想,一定是我们做得还不够聪明,以后我们一定会做得更聪明、更巧妙。我们一定会赢。 我们必须让大家相信,占中并不是没有获得成果。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让大家相信,我们的挫折决不是命中注定的,那也和我们自己的策略失误有关,而我们是可以改进、可以做得更好的。固然,在给定的政治格局下,真普选的目标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我们并不是无能为力。当局的恶劣不需要再证明。我们需要证明的是,尽管当局那么恶劣,我们仍然可以把事情朝好的方向有所推进。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6期 2014年12月12日—12月2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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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多党合作问题要拿出方案——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之三十八(吴伟) Posted: 15 Dec 2014 10:44 PM PST |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三十八篇。 上一篇:反腐败不能搞运动,要靠制度建设 现行的中国政党制度,叫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项制度发源于上个世纪30、40年代,以抗日和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为目标而结成的由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随着中共建政和一党执政制度的确立,逐渐演变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在现代国家,多党政治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之一。但是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却只能是中共一党专政的点缀。从形式上看,中国除中共以外,还有八个"民主党派"存在,包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由于历史的原因,这八个党派被称为"民主党派"。但这些政党,却不能有自己的政纲和执政目标,实际上已经沦为一党专制的花瓶和政治工具。从这一角度说,中国离现代国家还有相当的距离。能否"开放党禁"问题,是中国实现向政治民主化、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中最基本的一个问题,也是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中最为敏感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涉及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最根本的一条:坚持党的领导。当年曾经参加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的人们都心知肚明,按照官方说法,这次政治体制改革,是由共产党发动和主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则是邓小平为政治体制改革设定的一条红线,是不能碰的。碰了它,不但改革搞不成,而且会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 但是,不能搞,并不等于这场改革的主持者赵紫阳对这个问题没有认识,没有过思考。1988年在中央北戴河办公期间的7月16日,赵紫阳找温家宝(中办主任)、鲍彤(中央常委政治秘书、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张岳琦(中办副主任,赵紫阳秘书)、龚育之(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人,谈思想政治工作改造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研究问题。当龚育之说到文化多元化,有人讲是资产阶级的。赵紫阳说,过去反右时把"双百方针"(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作策略,百家争鸣,引蛇出洞。问题是只有马克思主义一家,战斗力太差,别的东西一出来,你就要靠行政手段去压了。龚育之问,双百方针的基础是什么?过去说是阶级分析,归根到底是两家(指所谓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不是归根到底还是要从认识论上,归结到有不同的利益集团问题上?对这个问题,赵紫阳说,民主党派作用可以研究,是否起一点反对党的作用,如果让它亦步亦趋地跟着共产党,那要共产党一个党就行了,要这么多行政团体干什么,是否在某种程度、某种意义上要起点反对党的作用。如果真的搞反对党,那么拆台行不行?是成立反对党还是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 这段话表明了赵紫阳在位时,对中国的政党制度曾经有过的思考。但是在当时条件下,他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开放党禁这个问题,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赵紫阳很清楚,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有限的,在政党制度方面,只能是在大框架不变的前提下修修补补。所以,十三大后他一直在考虑,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民主党派对执政党即共产党的监督作用。 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内的保守势力利用治理整顿之机,开始大开经济改革的倒车;政治体制改革由于复杂的政治原因也进退维谷,停滞不前;党内腐败之风愈演愈烈,以权谋私、权钱交易逐渐盛行;党内高层的政治斗争日趋激烈而又缺乏透明,海外港台各种流言四起,各种小道消息出口转内销,引发国内人心不稳。在此情况下,知识界一些人士认为,经济改革陷入困境的原因是政治改革滞后,因此,社会上的民主化思潮空前活跃起来。民主党派中的许多人也提出了改革多党合作制度,争取更多参政机会的政治要求。 1988年底,中央统战部的内部刊物《零讯》136、138、139期,连续刊登了几位民主党派人士对于改善多党合作制的意见。赵紫阳看到以后,选择其中标题为《北京市部分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对"多党合作"问题的看法和意见》的第136期,批送给了邓小平,请他"便中一阅"。1989年1月2日,邓小平在这份材料上批示:"可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成员要有民主党派的),专门拟定民主党派成员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方案,并在一年内完成,明年开始实行。"(《邓小平年谱(下)》第1262页)赵紫阳遂于1月3日即作出批示:"小平同志批示印发常委同志。请明复同志负责抓总,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政改办参加)研究提出方案。"赵在这里所说的"政改办"是指十三大后设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 1月7日,鲍彤在中央政改研究室的全体研究人员会议上向大家传达了邓和赵的上述批示,和赵紫阳的有关意见。紫阳说,这是今年的一件大事,总要搞出一点成果出来,不能不了了之。这个问题和当前社会思潮有关。今年是五四的70周年,有人提出推进民主政治问题,多党合作制,是个很好的题目。和廉政一样,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各方面工作,都会有推动。 鲍彤说,阎明复(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同志准备召集各民主党派领导座谈,我们研究室的陈群林,陈小鲁负责,组织研讨专题。社会改革局要全力以赴,这是我们室里今年主要的工作之一。 鲍彤也谈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说,十三大上提到,要坚持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作用的问题。现在民主党派这方面的要求很强烈,社会上的议论更多,甚至和议会政治、反对党联系到一起。如果我们不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提出共产党的主张和措施,民主党派的合理要求得不到满足,那么不正确的观点,就会扩大市场。对此中央准备研究一下,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方针,不是改变基本格局,而是使这个格局更加充实,有内容有形式,搞得更好一点。搞好了,对于发展民主政治有好处,也有利于缩小不正确观点的市场。 鲍彤说,我们前面研讨小组研讨时有一个底子(指《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在要求上,不一定比那时更高,但内容应该更加充实,更加具体。特别是操作的形式,要在十二届七中全会方案的基础上,斟酌一下。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掌握度。我的看法和一些同志认为会乱、会吊高胃口的意见不一样,我认为这样做有好处。如果适当的话,会推进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老是拉锯不行,承受力不够一碰就退回来。要明确,我们的目标有限,但要内容充实,形式周密。鲍彤认为,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原则上都是能走得通的,是在具体问题上有时候不好办。问题只有在前进中解决,经济体制改革是如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可能更要单薄一些,但也只能如此。总之要有个说法,民主问题,公民权利要搞,但不是颠覆性改变基本格局,而是搞得更好。小平讲,四项基本原则要坚持,但在这个格局下怎么才能更好?要研究。小平要我们一年搞出方案来,形成一些共识,希望民主党派能满意。共产党要和民主党派搞好关系,领导方式要改变,党要通过人大领导政府。 为了贯彻邓小平的批示和赵紫阳的指示,1月初,阎明复主持召开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和党内"吹风会",传达了邓小平和赵紫阳批示的精神,并在请示赵紫阳后,决定:第一,成立多党合作研讨小组,由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中央统战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负责人参加,请赵紫阳任组长,阎明复任第一副组长,八个民主党派中央主席任副组长;第二,成立一个小组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和起草文件,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宋堃负责,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秘书长陈群林、社会改革局局长陈小鲁参加;第三,党内成立一个工作协调小组,由中组部、中宣部、国务院、中央政改研究室、中办调研室、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党组、全国政协党组等派人参加,通过党内进行协调。除了中共之外,各民主党派内部也都组织了专门的班子,开展了自己的研究工作。 1月15日上午,中央政改研究室全室研究人员开会,研究下一步的工作。陈小鲁介绍了中央统战部组织的多党合作研究情况。他说,中央统战部对这个工作比较积极,提出了许多想法。比如,是否可以设立多个国家副主席,由若干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担任。今年人大会议以后,可否安排20到30个国务院部委的副职。对此,中央组织部回复说,因为年龄等原因,只能考虑安排几个人。全国人大提出,做这样的安排,是否考虑要修宪。 1989年2月16日下午,利用全国廉政制度建设座谈会开会的间隙,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召开了各省市负责政治体制改革部门的负责人会议。在这个会上,鲍彤通报了中央正在进行的多党合作研讨的情况。他说,最近党中央和民主党派在研究如何坚持、完善,充实、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问题。中央准备用一年的时间搞方案,和民主党派取得一致意见以后再实施。许多问题需要中央和民主党派商量。要在大方面等中央的精神。中央组织了一个小组,民主党派要求紫阳参加,紫阳也参加了,还担任小组组长。 2月21日下午,中央政改研究室研究人员全体会议,研究下一步工作,陈小鲁再次通报了由中央统战部负责组织的多党合作研讨进展情况。他说,多党合作问题的研讨小组已经成立,叫做"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研讨小组",下设了一个办公室。研究的题目是多党合作的理论、方式和立法问题。提出的具体措施有很多,比如由民主党派成员担任政府、高检、高法两院的职务问题,人大、政协如何加强党派活动问题,国务院如何加强同党派的联系,党派办报,实体编制、财政等等。这项工作,我们室准备全力以赴。鲍彤在这次会议结束时特别强调,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我室的社会改革局下步工作的重点就是多党合作问题,石肖岩(原综合局副局长)调过去,加强力量。 据直接参加统战部多党合作研讨的陈小鲁的几次通报,在多党合作的研讨中,各方面提出的主要是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各民主党派在现阶段应该如何定位,它的社会基础、政治地位和作用是什么,是在野党、参政党还是执政党? 第二,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应该如何确定。一些民主党派人士要求突破过去的传统框框,重新定位,有人甚至提出了实行多党制的问题。 第三,民主党派同国家政权各机关的关系,有民主党派提出应该允许民主党派在人大、政协设立党团,开展有组织的活动。民盟已经决定,单独以民盟的名义,在今年人大上提出议案,并准备作大会发言。 第四,在政协中应该开展党派活动。 第五,民主党派和政府的关系,民主党派成员参加政府应该有制度保证。 第六,民主党派对执政党、对政府的监督作用怎么体现,通过什么渠道,如何发挥。 第七,多党合作、互相监督要实现法律化。一是要修改宪法,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通过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二是搞结社法、政党法;三是搞一个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多边宣言,通过这种形式,把多党合作的主要内容制度化。据陈小鲁说,阎明复还搞了一个多党合作的"大宪章",阎认为,要考虑到港澳台将来回归的情况,这个"大宪章",要让港澳台、大陆的民主党派都能接受。 第八,民主党派应该有自己的宣传阵地,应该允许其自行办报。 第九,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问题。特别是要允许民主党派在全社会发展党员,不应该受到仅能在某个领域发展的限制。 第十,增加各民主党派机构的人员编制和经费开支问题。这其中的经费开支问题,极其敏感而又牵涉广泛。中共建政之后,不但由国家财政包揽了中共的全部开支,而且也包揽了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的全部费用,这与政党政治的原则是完全背离的。在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中,曾经提到中共党费自理的问题,但根本不可能实施。那么民主党派的增加经费、扩大编制应该如何和中共平衡处理,也是个难题。 从研讨中涉及到的上述问题中可以看出,这次研讨也遵循了两年前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确定的原则,不设框框,不打棍子。在当时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参加这次研讨的中央统战部和民主党派各方提出的意见,有很多确实打破了过去的框框,如果能得到确立,并形成法律和规范的话,有可能为未来在中国实行现代政党政治奠定一个初步的基础。 当年曾经参加过这个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的原中央统战部党派局处长石光树,后来曾经回忆说,在"六四"之前,研究小组和办公室的工作,"主要是研讨、设计文件框架。召开了各种层次、各个方面的座谈会十多次,各民主党派自己也研讨,然后把问题集中报办公室。办公室一共编辑十几期简报,分报领导小组成员。当时思想非常活跃,讨论十分热烈,研讨的问题也十分开放,涉及到多党合作的重大原则、民主党派的地位和作用,等等。"(《石光树研究文集》第215页) 经过几个月的研讨和磨合,到1989年4月初,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在研讨小组内部已经就一些问题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按照党内程序,下一步的工作,研讨小组内中共方面的党内协调小组应该形成一个报告,向中央常委和政治局汇报,听取中央对于整个多党合作大格局和具体做法的意见,中央统战部代拟的有关文件也在起草之中。当然,既然是政党党际之间的合作研讨,各民主党派参加研讨的人员也需要将研讨的情况向本党领导机构报告。但就在此时,1989年4月中旬,一场突如其来的学潮中止了这一切。 当"风波"的那几个月过去,政治形势稍稍稳定下来之后,因为这项多党合作的研讨是按照邓小平批示组织进行的,所以还能得以进行下去。此时,"清查清理'动乱'"的政治高压正值顶峰,而原来主持这项工作的中共中央高层已是面目全非。赵紫阳因"支持动乱,分裂党"的罪名被撤职;鲍彤因"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名被逮捕;阎明复也由于他在"动乱"中的表现,而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被免去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但因其在各民主党派中尚有相当大的影响,暂时仍被保留了中央统战部部长的头衔。中央统战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和中央其他部门一样,开始在内部进行"清查清理"和党员重新登记,从部长、副部长、各局局长到普通干部几乎人人自危。而各民主党派在"动乱"中有大量支持学潮、支持民主运动的活动,虽然没有被直接整肃,但也在政治高压下噤若寒蝉,不敢稍有异动。在这种政治气氛下继续进行多党合作的研讨,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研究重新开始以后,多党合作小组办公室起草的这个文件,被定名为《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并又进行了几次重要的修改,先后由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持座谈会,征求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无党派人士的"意见"。这时的民主党派比起几个月前来已经"乖"了许多,过去讨论中曾经提到的各种"过格"的意见此时已不再提起,中共中央的"意见"顺利通过。 1989年12月30日,在邓小平对此问题作出批示一周年之后,这个《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以中发[1989]14号文件发出,次年2月8日,《人民日报》全文公布,成为此后若干年中,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指导性文件"。这个在政治高压下最终出台的文件,比起六四前"多党合作"专题研讨形成的文件稿大大倒退,至于研讨中曾经提到的"大宪章"、多党合作协议、结社法、政党法等等,则根本没有被提起。 |
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纽约时报中文网,读者推荐 |
吴伟:反腐败不能搞运动,要靠制度建设——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之三十七 Posted: 15 Dec 2014 10:43 PM PST |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三十七篇。 上一篇:"社会突发事件研究"预警89学潮 廉政工作是中共十三大后,赵紫阳主持的中共中央提出并十分重视的一项工作,也是中央政改研究室成立以后所抓的一项重要课题。早在1988年初的时候,赵紫阳到广东调研,就提出"经济要繁荣,政府要廉洁",并且认为,"如何把反腐败、廉政建设的问题作为一个契机,把改革开放推向深入,而不是被反改革的人作为借口恢复旧体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还认为,"这是新形势下产生的,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用老办法。首先要研究清楚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才能有效解决问题。" 1988年4月,鲍彤带领中央政改研究室的一部分同事到华东的几个省市进行了调研,回来以后,他给赵紫阳写了一封信,"建议通过开放基层政府的办事制度,来解决这些单位工作人员的弄权渎职问题"。5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决定"两公开一监督"在北京、上海试点。所谓"两公开一监督"指的是,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公开,由民众通过举报、媒体等形式监督。 那一时期,党政军机关办企业问题、官倒和官员腐败问题、干部子女经商问题等,已经引起了社会上民众越来越强烈的不满情绪。社会上暗潮涌动。党内许多人看到了这一点,但仍然沿用旧式的思维方式,把腐败问题归结为党风问题,主张用加强思想教育和"党风建设"的办法来解决。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对此有不同看法。在研究过程中,鲍彤强调,我们要从政治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的角度去研究探讨反腐败问题,重点要抓两个措施,一是公开,二是制度建设。过去历来是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反腐败,这样做既容易发生偏差,效果也不能持续。现在我们不搞群众运动,又要依靠群众,就只有搞公开化,靠群众监督来解决问题。为此,中央政改研究室专门设立了一个廉政专题组,集中力量研究反腐败的制度建设问题。 10月10日,赵紫阳和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北京市东城区廉政工作的汇报,他充分肯定了东城区公开办事制度和设立举报站的做法。在基层政府部门实行"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公开"之后,为保障民众能够及时反映意见而设立了举报站,作为监督的渠道之一。赵紫阳说:"你们的两大措施都很重要。但要真正搞好,并不那么简单,必须有一系列配套的东西。有了办事制度,是否真正执行,需要监督检查。有了举报站,是否真起作用,也要有人去查,总之,不能使这两个新的东西变成形式。"此后,基层的廉政制度建设很快就在全国推广开来。 11月23日下午,中央政改研究室全体人员开会,研究1989年的工作,鲍彤在会上对这一段时间的各方面工作做了总结,并提出了明年一季度召开全国廉政工作座谈会的想法。他说,到明年2月,紫阳同志提出党政机关要廉洁这个问题已经一年了,我们应该总结一下。现在一些地方做得不错,也应该交流一下。可否明年一季度开一次全国廉政工作座谈会,请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和单位来介绍下经验,也请监察、检察、纪检,还有中组部的同志来给大家讲一下全国情况。在会议中间,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一次,请领导做些指示。 鲍彤说,现在抓反腐败的部门很多,监察、检察、纪检、审计、工商、物资、税务、公安,都在抓。我们的角度,是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从制度上使腐败行为得到扼制,保证党政机关廉洁。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抓,和其他部门角度就不矛盾,划得开。廉政问题,从制度建设上讲是一项综合性的研究。要研究在党的建设、领导机关建设、政权建设、基层政权建设当中,如何建立起一套制度,以制度防腐败。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所必须的。比如,我们在搞"两公开一监督",搞公开不能繁琐,不能空洞,要很精炼,可以操作,可以检查的。要规定,违反了哪些规定,由哪些机关受理,多长时间不处理应该怎么办。所以仅仅公开办事制度一条,就有很多可以研究。 鲍彤接着说,紫阳同志在春节以后,在二中全会、政治局第九次会议和三中全会上都讲到了个问题,认为廉洁是党的生命,廉政问题和体制问题可以在一起考虑。这个问题对整顿关系很大,大家都讲要反腐败,老百姓很希望反腐败,党政机关干部也不愿意背这个黑锅。当然阻力也是有的,但阻力是讲不出口的,最多只能讲点困难。紫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已经快一年了,我们准备一下,总结一下,开个会很有必要。如果要开这个会,综合局、行政局两个局,力量恐怕不够。全室都要组织力量参与。中央政改研究室的综合局负责全室研究工作的汇总、综合与协调,并编辑内部刊物;行政改革局负责政府行政部门的改革、干部从事制度的改革等。 11月30日下午,全室人员再次开会讨论廉政问题。鲍彤首先说,紫阳同志最近找了温家宝(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说廉政问题很重要,要开书记处会研究一下。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正在准备开个全国性的廉政座谈会,请家宝和各有关单位打个招呼,都要进行一些准备。 鲍彤谈了他对召开廉政座谈会的一些想法。他说,我们室现在正在准备的这个廉政座谈会,要在书记处会上先提出来讨论,然后请中央常委会确定。会议材料可以先拉出一个单子,我考虑可以准备这么四个问题:一是廉政问题在整个党的工作中应该摆在什么位置,发展的预期和我们应该采取的方针。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前不久的党建座谈会上已经谈过,看来各方面有分歧,现在仍然会有分歧(指有人把当时出现的腐败问题是归结为"党风不正")。二是政治体制改革能够为廉政做点什么工作。廉政工作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三是党建能为廉政做什么工作,二者之间的关系。四是宣传舆论工作怎么操作,对廉政工作进行配合。 鲍彤说,廉政问题要放在重要地位。我们要在改革过程中建立起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企业、个人、政府行为都要进行规范,政府工作现在没规矩。要有一个持久的努力,特别是不能放弃眼前的努力。廉政工作现在不能采取搞运动的办法,运动无助于建立新秩序,反而会引起混乱。建立秩序,不能靠运动。搞群众运动不对,但依靠群众是对的。运动无助于秩序和制度的建立。反腐败不是靠某些单项措施就能解决问题的,而是要靠政治体制改革的综合作用,公开办事办法,公开办事过程,公开办事结果,政府规章制度的建设等等。合理的监督制度的建立,公开作为一个首要前提是清楚的,但不要提得太高。制度化,实际上是行政管理工作的健全和改革的问题。一是要逐步走,二是有些宜于自上而下,有些宜于自下而上,这要看情况。制度建设只能由易到难,现在不是提倡,而是一定要做到。 12月30日,在赵紫阳主持下,中央书记处召开专门会议,就党和国家机关在新形势下保持廉洁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到会,组织、人事、监察、纪检,高检、中共中央机关工委和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以及政改研究室做了汇报。会议同意春节后由中央政治改革研究室召开全国廉政工作座谈会。 赵紫阳提出,这次中央书记处会的讨论要形成一个纪要,讲八个方面的问题。他说,一是要分析一下情况,党政机关干部大部分是好的,当然严重性也要讲,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腐败的问题。第二,要把廉政建设放在重要位置。这是改革开放的保证,和治理整顿,建设商品经济新秩序有密切关系。这是我们的方针。第三是要讲综合治理,通过各种方面的努力,围绕廉政工作,推动廉洁,防腐败。第四,办案机关要协同,按照各自职能进行工作。五是建立监督体系,监察、纪检、检查等等,要努力成为有威信的机构,党内要协同动作。六,公开办事制度,举报中心怎么搞,公开主要是干群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各自的特点,实行民主监督、群众监督,看来有可能走出一条路子来。第七讲党的建设。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的基层组织的作用。第八,舆论监督,人大、政协、新闻,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要讲。要讲报纸监督作用,当然,也要讲在党委领导下。 在鲍彤代表中央政改研究室汇报过程中,赵紫阳插话说,公开就是民主,就是和民主有关系。看来到机关办事,一个是不公,一个是不便,他才要行贿。索贿比一般贪污的问题更大。要注意制度不要要求过高,要求过高做不到,反而没有约束力了。制度就是要实事求是,符合实际。脱离实际的规定等于没有,规定了的就一定要办到。不仅要严格在规定上,更要严格在执行上。不同的问题要有不同的办法,大量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规定一系列的制度有好处。有些问题,比如四菜一汤,主要领导带头。机关里牵扯干部利益的问题也要公开。有些问题粥少僧多,更要公开。财产申报很复杂,要好好研究一下。 在其他各单位汇报过程中,赵紫阳和中央书记们也不断插话讨论。胡启立说,一方面老体制在起作用,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初步发展,政企不分,又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非常态竞争,很容易发生腐败。乔石说,公职人员的工资问题,也迟早是个要解决的问题。阎明复说,公开监督,要把人大、政协、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的工作动员起来,和民主人士对对话,欢迎检举,只要有线索我们一定查。 在会上,也议论了如何进行新闻报道的问题。意见是,正面的要报,反面的,在大体有了眉目以后,也可以报,但不要讲结论性意见。包括重大案件要留有余地。会上确定,中央书记处在过完年以后还要开一次会,要研究这个纪要。鲍彤在会上提出,办事制度的建立是涉及各个部门的事,是不是由监察部抓一下,会议对此没有结论。 1989年1月中旬,《中央书记处讨论廉政建设会议纪要》印发全党。这个纪要,在赵紫阳会议讲话所讲八条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条:发挥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的对于廉政工作的监督作用。 从1988年12月初开始,中央政改研究室开始进入全国廉政座谈会的筹备阶段。全室17位研究人员全部投入到了会议的筹备之中,大家按照每个人所联系的省市,分赴各地各行业进行调研,了解情况。笔者与社会改革局副局长石肖岩负责联系福建省,12月11日,我们来到福州。几天时间里,我们与省委书记陈光毅、省委秘书长赵学敏、省委研究室主任赵守箴等进行了多次交流,并听取了工商、税务、海关、交通等部门的廉政工作情况介绍。此后,又赴石狮、泉州、漳州、厦门等地进行调研。12月19日,我们回到北京,将福建的廉政建设情况向鲍彤做了汇报。29日,研究室举行了调研情况汇报会,从各地回来的同志分别交流了情况,并对一年来廉政工作效果突出或是有特点的单位进行了初选,开始组织会议材料。 春节过后,2月10日,政改研究室全体研究人员再次开会,对会议的安排做了最后的落实。据研究室秘书长陈群林通报,这次参加全国廉政工作座谈会的正式代表有130人,其中有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9人,地方各省、市委副书记12人。其他各省、市也都是由党委常委或是纪检委书记带队。 2月13日至16日,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召开的全国廉政制度建设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政改研究室副主任贺光辉在会议开始时讲了话,他说,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一是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央书记处关于廉政问题的会议纪要;二是交流总结一年来廉政制度建设的经验;三是研究如何进一步抓好廉政制度建设。" 接着,开始会议发言和介绍交流。几天里,有12个单位作了大会发言,其中有搞廉政制度建设最早的黑龙江农业银行;农村是山东郯城、河北藁城、安徽阜阳;城市有南京、烟台、及北京东城区、上海黄浦区、成都西城区等。福建省以全省的名义也做了大会发言。 2月14日,赵紫阳主持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了鲍彤和廉政座谈会代表的汇报。胡启立、乔石、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等中央书记处书记都参加了座谈。赵紫阳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这段时间来抓廉政建设取得的成果,并说:"近一年来,中央多次讲过,廉政问题要摆到各级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解决廉政问题,下边创造的经验很可贵。尽管是初步的,但代表一条解决问题的路子,就是'两公开、一监督'。至少已经证明它很适用于基层,我看对领导机关也是解决廉政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真正有这一条,就有很大的制约力。解决廉政问题决不能靠搞运动,要靠制度建设。靠制度,这个制度就必须使人民都知道,就是公开,制度公开,办事结果公开,还有监督。举报就是一种重要的监督形式。公开本身也是监督,一公开就能起到监督作用。抓住公开办事规则,依靠群众监督,建设内部的、社会的制约机构来防止腐败,我看是好路子。"他强调,"要按这个路子扎扎实实走下去,不断完善、不断丰富、不断深入。通过廉政制度建设,可以推动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推动民主政治建设。要把廉政制度建设同整个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民主政治的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 2月16日下午,鲍彤在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他在讲话中,对廉政制度建设的思路提出和形成作了介绍,说明了政治体制改革与廉政制度建设的关系,强调了廉政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在回答"回去怎么办"的问题时,他说,"一句话,按中央书记处的要求办,在省委的统一部署下办。"他强调,"已有的点(指试点单位),第一要巩固住,第二要配套,第三要不断有所发展。已有的阵地不能丢,而且要继续发展。""面上的工作恐怕要以点上的工作为基础。是不是可以这样设想,没有搞点的地方,先搞点。真正取得经验后,再推广,由小到大,滚雪球。"鲍彤强调:"大家都要注意,廉政制度建设最怕搞形式主义。制度建设的灵魂是建立制约机制,最怕丢掉了灵魂,光抓一些表面的东西。所以,第一是制度要有严肃性;第二,一定要有科学性,切合实际,办得到;第三,要明确具体,可操作,可检查,违反了可处罚。" 从1988年初到1989年初,仅仅一年时间,"两公开、一监督"就在全国由点到面,大面积展开,并初见了成效。这是十三大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有人说,这算不上什么政治体制改革,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需要宏观的,也需要微观的,在政府与群众发生最直接联系的地方进行改革,并使之制度化,是廉政建设和预防腐败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今天,当年提出的"两公开,一监督"一些具体做法,在一些地方基层单位仍然坚持下来了,比如一些地方在网络上施行的廉租房公开摇号、购车公开摇号制度、工商、税务部门的办事大厅等等,都仍然在发挥着保证公开、公平的作用,这是让人感到欣慰的。 当然,现在看来,在1988年的时候,赵紫阳和他主持的中共中央对腐败的发生的原因,如何克服腐败现象,认识还不是那么清晰的,措施也远远不够。其主要原因,在于80年代后期的公权力腐败,还没有像20年后这样严重,它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对中共造成的执政合法性危机,还远没有达到现在这样的程度。 另一方面,也确实有思想理论准备不足、缺乏经验的问题。掌握公权力的政府官员中腐败高发,是中共在进行经济改革,市场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之后逐渐加剧的,是中国现行政治体制设计中缺乏对公权力监督和制约的必然结果。但在当时,这类问题一直被中共的主流理论家们归结于"行业不正之风","党风不正"。80年代的赵紫阳、鲍彤们虽然提出了"政府要廉洁"的问题,看到了反腐败的重要性,也在通过制度治理腐败方面进行了努力,但确实还缺乏"把权力关进宪法、法律和制度编织的笼子里"这样深刻的认识,在理论上、思想上,经验上都准备不足,也就是可以想见的了。 |
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纽约时报中文网,读者推荐 |
吴伟:“社会突发事件研究”预警89学潮——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之三十六 Posted: 15 Dec 2014 09:23 PM PST |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三十六篇。 上一篇:物价闯关中止,北京刮"倒赵风"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全面改革的时期。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科技等各领域的改革,都按照十三大的部署,开始实施。虽然改革在进行中遇到了多方面的阻力,但毕竟还是在艰难中前行,在一些领域中甚至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展。 改革,是体制的调整,更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它每前进一步,都会引起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变化。进入1988年以后,虽然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但价格体制还没有理顺,物价上涨幅度仍然较高;价格双轨制的漏洞、对公权力缺乏制度约束和舆论监督所孳生的腐败,开始引起民众强烈的不满情绪;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为人们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但也让一些人产生了对民主发展的急进要求。特别是后来"物价闯关"(指实现价格双轨制并轨,建立市场决定价格的体制。详见之三十五)的信息流传到社会上,更加推动了这些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早在1987年12月5日十三大后中央书记处第二次办公会上,赵紫阳就谈到了可以利用民间力量开展社会舆论调查,了解社会动向作为决策依据的问题。1988年3月24日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全体人员会议上,研究室主任鲍彤在谈到本室今年工作时提出,社会改革局要研究社会发展与安定问题。要研究它们的规律,探讨世界各国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至4000美元之间这个阶段的社会结构、利益关系、利益矛盾的变化,和不安定因素的情况。这要作为一个专门课题。他特别要求社会改革局,要做好社会舆情调查。 在那段时间,由于政治环境的宽松,社会上出现了几个很有影响的半官方或民间的社会调查机构,其中就有陈一谘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社会调查室(室主任为杨冠三)、陈子明任所长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主办的社会调查中心等。据鲍彤在笔者的访谈中回忆,他在向中因政改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布署了社会调查任务的同时,也向体改所的社会调查室提出了调查社会舆情的要求。社会改革局局长陈小鲁还打破惯例,带领政改研究室社会局的同事,专程到陈子明的北京经济科学研究所社会调查中心做了专题调研(在此前,中央政改办和政改研究室与民间社会研究机构基本没有往来),并对他们的工作做了充分肯定,并希望他们的工作能够更广泛、更能充分反映社会动态。 1988年4月26、29日两天,中央政改研究室召开新闻界座谈会,邀请《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北京日报》等新闻媒体的有关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到会,座谈当前的社会舆情和社会动向问题。 与会者在发言中,介绍了他们了解到的各种社会动态,特别是对刚刚开过的两会,对物价、收入、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干群关系等热点问题的民间看法和意见。许多人认为,现在老百姓迫切需要有一个说话的地方,要有个社会排气阀,现在的渠道不畅,很可能出现大问题。官倒腐败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物价问题等等长期得不到解决,已经使相当多的人失去信心。年复一年谈这些问题,可总也解决不了,让人们失望。潜在的信心问题,危机性更大。比如许多地方的农民通过基层干部的所作所为,已经失去了对共产党的信任感。学生闹事,其实并没有工人、农民闹事影响大。知识分子闹事,其中还可以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工农闹事,破坏性要更大。现在上面和下面对形势的估计不一致,上面也许可以了解一些情况,但对下面情况的严重性估计不足。 在讨论中,有人提到,必须改变我们在宣传上的一些错误理念。我们总是把经济问题、技术问题搞成政治问题,比如学生对学校有意见,应该把它看成是教育体制问题,让学生去讨论如何改革,可我们有些领导总是把这类问题搞成政治问题,上纲上线。这里的关键在于转变党对宣传工作的观念,在于如何引导。应该把新闻自由的口号,转变成党和政府如何利用新闻工具促进民主政治建设和改革。 这次座谈,引发了鲍彤和政改研究室研究人员们对社会矛盾可能的发展和激化的思考。在讨论中,鲍彤提出,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以及可能发生的各种矛盾的激化应该进行研究,要有个预案。在此后他几次与赵紫阳交流时,都谈到了这个想法,赵紫阳表示赞同。 进入5月以后,"物价闯关"的问题在中央提上了日程。5月9日晚,赵紫阳与鲍彤的谈话。赵紫阳说,最近有些同志反映社会矛盾很多,有的同志看得很重,要研究一下,要成立一个社会稳定问题的对策研究小组。人民的不满现在还在发酵,容易出事。矛盾太多,一时解决不了,需要人民谅解。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 在5月16日,也就是第一次提出"物价闯关"的那次政治局常委会上,赵紫阳在谈到了形势、物价、分配不公、廉政、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问题之后,特别谈到了对可能发生的社会突发事件,应该有所准备的问题。他说,如果今后几年真正下决心改革,而不是停步,那就要有保证社会稳定的措施。政法部门要研究,新闻单位要配合,尤其北京市的稳定特别重要。对付突发事件,我们还没有本领。要么操之过急,要么放任,要么处理失措导致事情扩大,这不行。看来,要有所准备,要研究这个问题。今后一年是一个关口,如何谨慎地度过,是摆在我们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全党要有清醒、统一的认识,要有精神准备。 在5月30日赵紫阳主持的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应对突发事件,要有准备,有预案。是不是搞一个《紧急状态法》做预备,这是在改革深入前提下的一个必要措施,与民主政治的方向并不矛盾。 5月18日,在中央政改研究室全体研究人员会议上,鲍彤传达了16日政治局常委会上赵紫阳的意见,并谈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鲍彤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发生较大规模的社会突发事件是可能的,确实应该进行研究并有个预案。他说,社会突发事件,是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被某些具体的事情所引发。对这类事件,我们不能沿用过去的"敌对势力破坏"这种思维来认识,也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式来解决。我们预防和解决突发事件的基本方式,就是要采取各种社会阶层的对话,共同协商的办法,通过相互的理解、谅解、妥协和让步来解决社会矛盾。会上确定,由社会改革局陈小鲁、唐欣等人负责,行政局高山参加,组织几个人成立个专题组,收集资料搞调研,并拿出一个初步意见。 会后,社会突发事件专题组的几个负责人做了分工,大体上分成三块,第一块就是对近期国内的情况做一个预测,会不会发生动乱,动乱会以什么形式出现,由唐欣负责;第二块是从全世界各国看,在改革或者发展过程中,出现社会动乱的基本条件和规律,这部分由高山负责;第三部分就是如果一旦动乱出现,应该怎么应对,采取什么对策,由陈小鲁负责。大家各自带几个人,从收集资料和调研开始。 前不久,在笔者对唐欣的访谈中,唐回忆说,"我负责的对近期国内的情况做预测这部分。大概工作了几个月,去过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许多单位座谈。团中央就是跟李克强(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他们对话,了解情况。还有中办、国办和全国人大信访局。我曾经是人大信访局副局长。我们到信访局,目的是了解各地人民来信来访情况。还到公安部,民政部,都做了一些调查。小鲁、高山他们也都同时开展了工作。我们这个社会突发事件专题组内部后来还组织过多次内部讨论,交流情况,研究和修改我们的汇报提纲。" 1988年下半年,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变化很大,先是"物价闯关",后来又提出了治理环境、整顿秩序。党内国内的各种关系和矛盾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中央政改研究室面临的环境较为复杂,人员少,工作较多,前后思路的调整也较大。社会突发事件专题组的这些成员同时还要参加其他方面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突发事件研究汇报就拖了下来。直到1988年的12月,小组的几位负责人才向鲍彤作了一次汇报。 这次汇报以唐欣为主,根据他的回忆,内容大体如下: 分析了中国以往发生的动乱,主要有五种形式:民族动乱,宗教动乱,工人运动,学潮以及集体上访。 从目前情况来看,只有学潮是最可忧虑的。因为: 第一,民族动乱在中国说来,只可能发生在西藏、新疆这样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多数的民族聚居地区。而在这些地区,近年来出现的民族闹事又各有其复杂的政治原因。只要政府处理得当,不会出大问题。国内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闹事,更无大忧。而且民族动乱不会危及中央政府。 第二,宗教引发的动乱,可能性更不大。文革中打烂了宗教,十年后再恢复,已有了一个断层。而且中国信教人口比例不大,并从来没有一个国教。只要政策对头,处理得当,宗教闹事的可能性不大。即使闹起来也好对付。 第三,近年来的工潮,虽有发生,但主要发生在中小城镇的中小企业,闹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本地区、本企业领导的官僚主义和经济福利问题,而且有较为分散的特点。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形成全行业或部分行业的较大规模工潮。 第四,这几年的集体上访仍大量存在,但无论是申诉冤假错案,还是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或是控诉官僚主义,都是以相信政府,要求政府作主为前提的。因此,虽然集体上访可能搅起一些风波,但刮不起大浪。 第五,剩下的只有学潮。从粉碎"四人帮"到1988年底,几年来共发生三次较大的学潮。从这些学潮来看,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都集中在大城市,一旦发生,政治影响较大;二是发展迅速,政治性强。一般由学校管理不善造成的生活问题或其他偶然因素引发,但几天之内即可发展到提出政治要求;三是在各大专院校之间、各大城市之间极易此起彼伏,互相声援;四是政治倾向上摇摆不定,可左可右,比如1985年9.18学潮表面上看是反对中央的对日政策,表现为学生强烈的排日要求,但实质上反映了一种抵制、排斥开放的极左倾向。而1986年底的学潮,则主要反映了政治上的自由化倾向。 如果仅仅是限于学生范围之内的学潮,这当然并不可怕,难办的是当它发展到提出政治要求之后,很可能会得到其他社会阶层的支持。 在目前处于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大中城市中的社会阶层,主要有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军人等四个阶层。在这四个社会阶层中,由于改革所造成的他们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地位的变化,使他们目前的政治态度有所不同。工人、干部、军人三个阶层的利益受到影响,对政府有一定的不满情绪,认为是改革带来了社会不公,要求保障他们的利益。而知识分子阶层则认为改革的进程太慢,要求加速改革。特别是近年来,知识分子当中的自由化、民主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他们要求加速改革,加快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的步伐。 如果说,在学生当中近期爆发学潮,而且以自由化的政治要求为主题的话,那么首先能给他们以积极声援和支持的,是知识分子阶层。而且学生也最希望他们的师长对他们的行动给以支持。而其他三个阶层一般不会参与,因为仅鼓吹自由化的口号,对他们的吸引力不大。如果事实只是如此,那么事情虽然有些棘手,但也不是不能解决。最难办的就是目前明显存在着其他三个阶层参与进来和学潮汇合在一起的危险性。 目前,存在着一个可以促使城市中的四个阶层形成共识的因素,这就是反腐败。腐败问题现在我们的社会中确实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在学潮中学生打出反腐败这个大旗,那么不但会得到知识分子的支持,而且也会点起工人、干部、军人的对现实不满之火。他们如果参与进来,那么事情就不仅仅会是学潮了,很可能酿成大规模城市骚乱和民暴。要是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解决的办法无非是软的和硬的两种。但无论是软的还是硬的,事情都不会那么轻易了结,后果可能直接危及到执政党、现领导人的地位和现政权的巩固。 根据从各单位收集到的材料分析,目前的情况是:实施治理整顿和经济紧缩以后,各地的企业,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经济状况普遍恶化;社会上的腐败,特别是相当一部分官员的腐败加剧,官倒、警倒、军倒无一不倒,高干子弟经商影响极坏,已经引起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不满;在一些学生和知识分子当中,在一部分学校当中,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情绪,和自由化、民主化的倾向已经发展到近乎公开化的程度。看来,动乱的发生,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而且可能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要防止动乱的发生,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应该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据专题组根据以上种种迹象判断,具体可能发生动乱的时间,是在1989年的五·四前后。那么,我们现在应当而且又能做些什么?专题小组认为,只能去抓廉政问题。在我国,在目前条件下,共产党抓廉政,我们室提出的"两公开、一监督",搞政府机关办事公开化、制度化,是唯一正确的路子。它的关键,是从正面抓廉政,是在正常的规范化、法制化的秩序下抓廉政,而不是搞群众运动,更不会诱发群众的不满情绪,而只能使群众的不满情绪降温。在剩下的有限时间里,我们只能通过廉政制度建设工作,尽可能地缓解群众的对政府公务人员中腐败现象的不满,以减弱不久可能发生的动乱的能量,降低它的烈度。 至于动乱发生之后采取什么样的对策,目前不可能谈得很具体,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要通过社会协商对话,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方式来解决。 1989年是五四运动70周年。唐欣回忆说,"2月份,中央宣传理论工作领导小组开了一次关于研究如何纪念五四的讨论会,是我代表中央政改研究室参加的。那次会由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主持。团中央去的是刘延东,中宣部去的是藤腾。会上藤腾有个发言,说五四运动70周年了,应该组织学习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文章,对青年学生加强和工农兵相结合的思想教育。刘延东他们也同意这个看法。我在会上有个发言,我说我是中央政改研究室的副局长。我们室最近有这么一个防止发生动乱的调查。我觉得当前主要问题,就是不能让群众和学生相结合。因为1989年初那段时间,物价上涨很厉害,分配不公已经有苗头了,现在大学生基本上是同情'自由化'的。如果你要是组织学了这篇文章,让学生到工农当中去,代表工农的利益,那么他们就要去追问这个物价的问题,分配不公,学生和工人运动一结合再反腐败,这事就闹大了,可能就要导致一场骚乱。芮杏文说这个局长讲的不错,看起来咱这五四还是别促使知识分子和学生到工人农民群众当中去,这不得了。于是就把藤腾的意见给否了。当时我觉得芮杏文的表情非常吃惊,中央政改研究室这么看问题,说到点子上了。" 按照鲍彤的布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社会调查室也在1988年开展了对社会突发事件的调研。据该室主任杨冠三回忆,他们在大量社会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份调查报告,并于1989年1月通过研究报告内参的方式上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这份报告的结论,与中央政改研究室社会改革局的结论十分相似,同样认为,从当时社会动态判断,1989年五.四前后,有可能发生较大规模的社会突发事件。杨冠三还回忆说: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给我传达了赵紫阳对我们报告的意见,归纳起来是三层意思。第一,这个研究很重要;第二,光研究还不行,还要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第三,由社会调查系统、公安部、新华社联合组建一个社会预警系统,观察动态的发展。 从前面所述的中央政改研究室、体改所的研究和他们给中央的报告来看,赵紫阳和他主持的中央是明确收到了暴风雨即将到来的预警信号的。鲍彤后来回忆起这个"社会突发事件研究"时说:"我们就此问题给上面的所有报告集中到一点,就是要用社会协商对话来缓解社会矛盾。这个观点,和十三大报告,和紫阳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当'六四'爆发出来,紫阳就坚持,要进行社会各方的协商对话。这是预案以内的事情,根本不像后来有些人说的什么手足无措。紫阳要开展社会协商对话,书记处成员、常委没有一个人反对。因为这句话已经不知道说了多少遍,碰到这些问题怎么办?紫阳说,过去,我们可以说共产党领导一切,你必须听我的话;现在,学生说:'为什么共产党的话就是天经地义?难道我们的意见就不能考虑考虑?'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改变工作方式,怎么办呢?就是通过各种社会力量协商对话,来达到一个平衡点,使大家能够达成一种共识,用这个东西来化解社会矛盾。紫阳觉得,无论如何不能激化社会矛盾,只能通过协商对话来化解。在当时,这个意见已经成熟到不需要再研究的程度。但谁也没有想到。由于李鹏等人的有意破坏、干扰和阻挠,紫阳通过协商对话解决分歧的想法落空了。动用军队,倒是我们的预案中从未想到、从未研究过的问题。" |
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纽约时报中文网,读者推荐 |
吴伟:物价闯关中止,北京刮“倒赵风”——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之三十五 Posted: 15 Dec 2014 09:22 PM PST |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 |
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三十五篇。 上一篇:推进民主政治的制度化、法律化 1988年下半年,赵紫阳主持的中共中央,在领导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决策上出现了一次较大失误,这就是"物价闯关"。赵紫阳的政敌们利用赵的这个失误,掀起了一股"倒赵风",对当时中共高层的政治格局和经济、政治改革,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这个失误的发生,是十三大后经济、政治形势由好变坏的一个转折点,也是赵紫阳在中共高层的政治博弈中失去主动权的开始。 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中,对1988年初以后他在价格改革方面看法变化的过程曾经有过一段说明,他说:"本来1988年仍然要继续贯彻前两年的'软着陆'方针,但是1988年春天,各方面对物价上涨反应比较强烈,加上实行价格双轨制(指中国80年代经济改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实行的,同一产品计划内部分实行国家定价,计划外部分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制度)的负作用逐渐显露出来,人们对权钱交易、'官倒'等现象非常不满意。另一方面,当时也感到几年来实行调整和放开相结合的物价改革方针,即调放结合的方针,物价虽然年年在上涨,但价格严重扭曲的状况并没有多少大的改变。再加上那个时期小平一再督促我们,要我们下决心闯过物价这一关,认为这一关迟早是要过的,'晚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由于上述种种情况,便产生了一种想法,与其采取这样小步前进的办法,物价虽然上升,但并未改变价格不合理的状况,不如干脆有计划地进行一次较大的物价调整。" 于是便有了随后的"物价闯关",简而言之,就是价格双轨制的并轨,让市场决定价格的变化。是谁最先向中央提出"物价闯关"建议的?从现有资料看,是邓小平。1988年5月5日,李鹏到邓小平那里汇报工作。邓小平问: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们意见最大的是什么事?"李鹏说:"是价格问题。"他认为,是双轨价格造成的腐败和经济秩序混乱。邓小平说:"要下决心闯过价格这一关。"他要李鹏向政治局常委转达他对加快价格闯关的意见。遵照这个意见,此后几个月里,中央高层在赵紫阳的主持下开始了研究、测算和制定方案的过程。(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第310页。不过该书所说的这次见面时间不准确。本文所述时间系根据《邓小平年谱》、《李鹏经济日记(征求意见稿)》考证确认) 1988年8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十三大以来的第十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由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主持制定的价格改革方案,这一方案的主要内容是通过五年左右时间,完成从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体制的过渡。8月19日的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会议新闻。虽然新闻中并没有具体讲从什么时候开始改革,也没有宣布出台价格改革的措施。但当天,全国各地就出现了抢购风潮,与抢购同时发生的还有银行的挤兑风潮。在这种情况下,赵紫阳果断提出,中止价格改革方案的执行。9月2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通过了赵紫阳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中止"闯关"的建议。 赵紫阳为这次决策失误承担了责任。他在回忆录中说:"责任不在他身上(指邓小平),主要是我的责任。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提出的。一开始提出搞价格改革是我,中间改革方案的设计、国务院讨论的东西也是我主持的,批准的。最后感到有困难,决定推迟、放缓,也是我提出经他同意的。" 1988年9年初,直接掌控国务院的李鹏、姚依林利用"物价闯关"受阻、开始治理环境、整顿秩序之机,把在改革中把已经下放的权力又收回来,把过去搞活的一些措施、政策又重新搞死。一切都向着与改革开放相反的方向扭转,使已经改革了的经济体制,大大地倒退了一步。同时,他们也向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开始了新的一轮进攻。 与此同时,中央高层中,赵紫阳与党内保守势力的前台代表李鹏、姚依林的矛盾和分歧也开始表面化起来。 据笔者所知,在十三大之前,赵与李、姚之间因地位差距较大,相互间都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未见得有什么个人恩怨和矛盾。但十三大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李鹏、姚依林进了中央常委会,成了党内保守的元老势力在前台的代言人,李接替赵担任了总理,姚则担任了常务副总理。地位拉近了,日常接触多了,三人间的摩擦开始多了起来。笔者认为,这种摩擦不只产生于三人间不同的思想倾向,而且还有个人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李鹏。在当初确定十三大从事安排时,邓小平对李鹏担任总理的能力不放心,他要已经任总书记的赵紫阳仍然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仍然主管经济工作,而总理李鹏只是做副组长。这种安排大概让李鹏产生一种羞辱感,自认为是"丫环拿钥匙,当家不做主"。他不敢把对邓的这种不满直接表现出来,只能把受邓信任的赵紫阳当成了自己的对手。 1988年9月初中央决定"价格闯关"刹车,从表面上看,赵紫阳"受挫"。此后,李鹏、姚依林就不太听赵紫阳的招呼了,好像是有理由不听赵紫阳的话了。中央财经小组讨论决定的一些问题,国务院拖着不执行。李、姚的幕后支持者陈云在此时表达了他的支持,说李鹏、姚依林"改变了国务院不作决定的形象"。(《李鹏经济日记(征求意见稿,上)》1988年9月5日) 鲍彤后来对笔者回忆说:"那段时间,紫阳在做重大决策时是很难的。中央的改革推不动,他也不能叫各地方都这样改;如果叫各地方都这样改,各地马上会有各种意见反映上来。这样一来,连中央这一级的改革都保不住。所以,我感觉他有些为难了。比方说,他试图用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这个题目,把政治体制改革向前推进一步,推动新闻改革,改造思想工作,探索廉政建设,强调监督的制度化。但对于这些问题,即使是在常委、政治局、书记处的层次上,人们的认识也不一致,很难形成统一意见,再加上有人刻意阻挠,更很难推得动。因此,在这个时期,紫阳的心情很不好。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有许多方面他都想改,最后都没改成。" 1988年底,香港的一些媒体报道说,北京高层"掀起了一股倒赵风",党内保守势力大肆活动,要搞赵紫阳下台。这一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对此,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谈到:"治理整顿一提出,给人一种印象,以为经济改革出现了大问题,不然为什么不再讲深化改革、稳定经济,而搞了治理整顿呢?这就给一些人一个口实,借此否定经济改革,否定经济建设的成绩,刮起了'倒赵风'。有的老同志竟然兴师问罪,要常委,实际上主要是我本人承担责任作检讨。王任重在政治局会上不止一次提出要追查责任,说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领导要带头检讨。正是在这个时期,国内外到处流传着一些流言,说我地位不稳,权力被削弱,甚至说我不当总书记了,说我将要去当军委主席,当国家主席等等,无非是说我搞不下去了。在这个时期,我也从很多渠道听说,有一批老人集体上书邓小平讲我坏话,要我下台。" 这里说的"有一批老人",主要是指陈云、李先念、王震等,当然在他们身后,还有胡乔木、邓力群、王任重等一批保守势力。这些政治老人们在中共十三大之后大都退了下来(只有陈云仍担任中顾委主任),但是在党内仍然有着巨大的能量。他们对改革开放有着本能的抵触和不满,两年前就是他们以"反自由化不力"为名搞掉了胡耀邦。但是,那场"斗争"并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把他们属意的邓力群推上总书记的位置,反而是赵紫阳接替了胡耀邦,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成功召开了党的十三大,把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邓力群反而在差额选举中落选出局,这是让他们心有不甘的。现在赵紫阳主持的"物价闯关"失败,改革受挫,他们终于得到机会,又开始向坚持改革开放之路的赵紫阳下手。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对"倒赵风"的由来和经过做了分析,他认为,"当时党内这股风刮得很大,造这么大的舆论,除了党内有一批长期受计划经济观点影响的同志,对改革开放几年后出现经济上的一些问题,如抢购挤兑,认为改革开放搞糟了,不如搞计划经济,有这么个土壤容易接受这样的东西以外,主要的是1987年以来我同党内的反改革的保守力量,同教条主义者,同有左倾思想的人,同这股势力关系紧张、激化的结果。"特别是"免去邓力群主管宣传工作,解散书记处研究室,加上《红旗》杂志停刊,以及邓力群在十三大落选,引起了一些老同志,包括陈云、王震、李先念等对我的不满。他们认为,胡耀邦那个时候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我却干了。胡耀邦时期没有解决邓力群的问题;没有解决书记处研究室的问题,这个研究室不听耀邦的。现在邓力群下来了,研究室也解散了,耀邦没干成的事我干了。于是就把反对的目标指向了我。当时我没有感到这件事有这么大的影响。以后到1988年物价出了些问题,出现抢购、挤兑、通货膨胀等,在老人中就掀起一股对我的不满,多方非难,甚至要换人。这与上面这些事情很有关系。" 为了配合党内政治老人们发动的这股"倒赵风",他们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代理人李鹏、姚依林也开始"行动"了。他们在保守派老人们的支持下,开始有恃无恐地抓权。他们把整个治理整顿的权力全部集中到国务院手中,试图把赵紫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架空。此后,他们借治理整顿开始大搞复旧,开改革的倒车。虽然赵紫阳带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不断研究经济问题,提出对策,但李鹏、姚依林大都不予讨论,更不执行。 李鹏、姚依林这种架空中央财经小组的做法,直接违反了中共的组织原则,违背了邓小平的意志,但是却得到了陈云等党内老人的支持。赵紫阳回忆说:当时"一些老人当中有一种议论,认为我现在是总书记,不做总理了,因此主要力量应抓党的工作,抓政治思想工作,经济工作由国务院来搞;而我仍然对政府工作,对经济工作干涉太多。事实明明是国务院在架空我、在摆脱财经小组对经济工作的决策,却又散布这么一种舆论,其目的就是要迫使我少过问、不过问经济工作。这是对国务院架空我、摆脱财经小组的一种支持和配合。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有没有什么秘密交易,我就不清楚了。" 1988年12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了一次"生活会"。会上,李鹏、姚依林带头批评赵紫阳对国务院工作"过问太多",李鹏说他这个总理很难当。同时,他们对赵紫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提出了许多质疑。就在这次会上,姚依林直截了当地问,攻价格关这是什么意思?是怎么出来的?赵紫阳没有回答。也许是李鹏、姚依林当时没有弄清楚,"价格闯关"这话是邓小平先提出来的,而是以为是赵紫阳向邓小平建议的,企图以此追究和清算赵紫阳在经济改革中的责任。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姚依林这个人过去讲话从来不很明朗,也不领头,这次讲得非常明朗,非常尖锐,而且有恃无恐。看来他和李鹏这两个人的态度不是偶然的,代表了一种气候,背后有人在支持他们。" 这次会后,1989年元旦期间,赵紫阳把一段时间来的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据我所知,邓小平很不高兴,讲了一大段坚持原有的大格局不变的谈话。邓小平强调说,改革开放,原来的方针、布局、战略都不动,动就乱。议论很多,无非就是通胀。我们没犯大错,虽然小错不断,这种情况以后还会有。有人讲早了、迟了,应该说现在正是时候。经济过热,降下来就是了嘛。十三大提出的理论、政策,沿海发展战略都不能变,不然会乱。现在已经有些乱了,要稳住阵脚。现在搞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变。我们已经提前两年翻了一番,不改革能做到吗?十年来,我国经济无论是外延,还是内涵,都上了一个新台阶,怎么能还去搞计划经济那一套?我们没有理由改变十三大的路线和政策,沿海发展战略不能变。现在机会很好,连台湾都有人提出要搞大中国经济圈,一放松机会就没有了,不能后退。两头在外有什么不好?包括对阿拉伯市场,也包括苏联、东欧、中亚,外蒙,我们都要积极发展。总之从国内、国际局势看,我们都没有理由改变,否则就会乱,严重影响我国的国际声誉。回到贫穷的社会主义,就要被开除球籍!我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不变。调整中要保持一定的速度,7%到8%的速度还是必要的。 这一时期,中共党内的保守派老人集团掀起的"倒赵风"也好,李鹏、姚依林在国务院架空赵紫阳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也罢,从表面上看,他们是冲着赵紫阳去的,但实质上,他们更是对着邓小平的,只不过,他们没有那个胆量敢向邓小平直接发难。他们很清楚。赵紫阳当时主持中央所作出的决策,或者是由邓小平提出、赵紫阳执行的,或者是由赵紫阳提出,经邓小平同意和支持的。批赵,实际上就是在批邓。邓小平也很清楚这一点,维护赵紫阳,就是维护他自己。赵紫阳回忆说:"'六四'以前,在这样一股'倒赵风'面前,邓小平是一直坚定地支持我的,没有受他们的影响。这从一些事情可以看出来。譬如那一阵邓在许多场合说,中央的人事格局不能变。显然中央有人想变邓才说不能变。邓甚至直接向我,也向别的同志说,要我搞两届总书记。1989年元旦以后,也就是李鹏在政治局生活会上向改革开放发难以后,邓知道此事很不高兴。李鹏为此去邓那儿解释、表白,在这次谈话中间,邓向他讲,赵要搞两届总书记,而且要他回去转告其他政治局常委。当然李鹏也向我讲了说是邓讲的。""不少老人向他(指邓小平)施加压力,说我坏话,而邓明确表示不受他们的影响,顶住了他们这些压力。自1987年我担任总书记之后,逐渐聚集起来的一批反对我的保守力量,虽然他们非常嚣张地反对我,采用各种办法反对我,但由于没有得到邓的同意,始终未能得逞。这种情况直到1989年发生那场政治风波后才改变。" |
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纽约时报中文网,读者推荐 |
Posted: 16 Dec 2014 10:16 PM PST
今後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在繼續明目張膽堅持"黨的領導"範疇的同時,很可能還將大規模地曲折使用兩個系列的代名詞,"全民民主"、"民主協商"系列,和"以憲治國"、"依法治國"系列,融會貫通,共同為堅持"黨的領導"的現代化、合法化、永恆化的夢而努力奮鬥。 习近平说說不倫不類的話 《人民日报》在一篇文章中披露了习近平的新語錄:"我們講究的民主未必僅僅體現在『一人一票』直選上。中國在追求民意方面,不僅不比西方國家少,甚至還要更多。西方某個政黨往往是某個階層或某個方面的代表,而中國的民主必須代表全體人民。為此,我們要有廣泛的民主協商過程。" 習在瀛台對奥巴马講的這番話,立論的事實和推理的邏輯足以令人瞠目結舌。 65年來,從鄉長、縣長到國家元首,中國只搞間接選舉,而且是那種叫人無法選擇的等額選舉。即使在夢中,也沒有"體現"過什麼『一人一票』的直選。此其一,擺事實。 既然從來沒有"體現"過,怎麼可以說"未必僅僅體現在"?又怎麼可以說"比西方國家……甚至還要更多"?情勝於理,太有點過分了吧?此其二,講道理。 再就邏輯而論,唯有同類項,才存在着比較之可能。能跟"西方某個政黨"對應的,可以是中國的共產黨或其他黨,絕對不可以轉換為"中國的民主"。用抽象的"中國的民主"作為某具體政黨如中國共產黨的代稱,撇開內容不談,形式就不倫不類。以元首之尊,說不倫不類的話,設若沒有難以啟齒之隠,簡直不可思議。此其三。 "民主協商"早已被毛搞得臭極 "民主協商"的名聲,早已被毛澤東自己搞得臭極。請看它的黃金時代:政協委員張東蓀,因在選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時棄權,被定為"帝國主義間諜";梁漱溟因膽敢協商農村政策,馬寅初因膽敢協商人口理論,都被毛棄之若敝屣;至於章伯鈞、羅隆基……的協商,更不待言。"民主協商"之所以被世人稱為"花瓶",哪里在丑化它,明明在美化它!更何況中國一切大事,統統由中共說了算,哪裡有過"民主協商"?前30年姑且為避毛的諱而暂且不論,專拿後30年來說:解決四人幫,有"民主協商"嗎?"南巡講話",有"民主協商"嗎?揪出陳陳薄周徐,有"民主協商"嗎?一言以蔽之,凡屬真正的大事,一定是本黨獨斷專行,不容"民主協商"置喙。既然如此,為什麼瀛台夜話的四句真言卻最後落實到了"為此,我們要有廣泛的民主協商過程"?"民主協商"何幸,平地青雲拔得頭籌,居然成為這一歷史性夜話的結論和目標?此不可解者四。 瀛台夜話,言簡意賅,通篇4句真言,卻有上述4處不可解。這是什麼情況? 如所周知,習總書記的班子中不乏飽學之士。習自己更是天縱英才,學貫中外,博古通今。何況APEC是他的重頭戲,習奧會是重中之重,瀛台夜話作為中美元首個人外交的點睛之作,於情於理,必須是傳世的經典,不允許出任何急就的瑕疵。試問上述那些疑問應該如何解釋才是? 瀛台真言:皇綱獨斷太平洋 愚以為恰如前述,夜話顯然遇到了難言之處,既然無法措辭,當然只能從權,改用"同義詞"替代。比方說,中共一貫不把"『一人一票』直選"放在眼裡,但如果赤條條地直說,很可能超出美國總統的承受能力,無奈之餘,只好委婉地修辭為"我們講究的民主未必僅僅體現在『一人一票』直選上。"再如中國政治制度的核心明明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中國特色的價值觀的核心也同樣是中共的領導權,但在外交場合,同樣遇到了對方承受能力的極限,不得不為此專門創造了不至於把美國總統嚇跑的代名詞。 如果在直來直往的語境裡,瀛台真言本有可能如此這般表達: "我們中國共產黨從來不認為『一人一票』的直選有多麼重要。我們自認為在追求民意方面,非但不比你們少,而且比你們多。西方的政黨只是某個階層或某個方面的代表,我們中國共產黨命定是全民民主的代表。毫無疑問,我們堅持黨的領導,全同於堅持全民民主。" 一蠡之小,難以測大海。上述蠡測如果錯了,歡迎高明不吝指教。如果萬一不幸被我言中,那麼今後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在繼續明目張膽堅持"黨的領導"範疇的同時,很可能還將大規模地曲折使用兩個系列的代名詞,"全民民主"、"民主協商"系列,和"以憲治國"、"依法治國"系列,融會貫通,共同為堅持"黨的領導"的現代化、合法化、永恆化的夢而努力奮鬥。 有道是: 夜話瀛台字字真,秦皇政制自無倫。全民憲法囊中在,特色於今一嘴吞。 全民一黨最高強,普選自當輸一場。誰謂九州恃萬馬,皇綱獨斷太平洋。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2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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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赵紫阳与邓小平的两条政改路线——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之四十一 Posted: 16 Dec 2014 09:51 PM PST |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四十一篇。 上一篇:民主一定要搞,但中国不能乱 1989年"六四"镇压的枪声,宣告了中国80年代这场由执政党中央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这一失败并不是偶然的,在这场改革的成因和内在逻辑中,就已经埋下了其必然失败的根源。 纵观这场改革的全过程,可以看到,对这场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和赵紫阳的主张并不完全相同,从其后发展的过程看,甚至可以说是有两条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即邓小平主张的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路线,和赵紫阳主张的以改变党的执政方式、建设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改革路线。正是由于这"两条路线"的存在,使1980年代的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具有了双重性质。 作为当时中共党内实际第一人的邓小平,其发起这场改革的目的,是试图在不触动原有政治体制基本框架的前提下,对它的行政体制进行一次改良。但是,这场改革的实际主持者是赵紫阳,由于赵的主导,使得这场由邓小平提出的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演变成了使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向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转型的一次勇敢的尝试。正是由于这种双重性质的存在,才使得原本支持赵主持和推进这场改革的邓小平,后来转变了态度,联手党内的保守势力扑杀了这场改革。 时任中央常委政治秘书、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的鲍彤先生在他为宗凤鸣《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写到:"邓小平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双重关系,既是提倡者,又是扼杀者。"只有看清80年代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双重性质,我们才能准确地为它定位,理解为什么是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动者邓小平自己亲手扼杀了这场改革;也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赵紫阳的政治改革思想的遗产,和更深刻地认识80年代这场政治改革的失败原因及历史教训。 首先,邓小平和赵紫阳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不同。 从1986年邓小平主张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更多地是从为经济体制改革扫除障碍的角度,考虑和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1980年,为了"解决华国锋问题",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此后,他就没有再过多地关注政治体制改革,而更多着眼于经济改革方面,这段时间在他的讲话和谈话中,很少再涉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应当承认,邓小平推进经济改革的态度是坚决的。他的出发点是什么?当然是为了救党,救这个"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搞了几十年计划经济,到文革结束前,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搞经济改革,民众生活不下去,党就丧失了执政的合法性,"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了"优越性"。 1986年,当经济改革从农村进入城市,触及到原有的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和政府管理体的时候,他发现改革遇到了障碍。原有的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党政机构,特别是国家计委及其他主管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很多情况下是体改委在那里搞放权,他们在那里就搞收权;表面上说的是简政放权,实际上却是阳奉阴违;各级党政机构叠床架屋,政出多门,双重决策,严重影响政府的行政效率。邓小平认为,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必须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为继。 在赵紫阳主持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研讨过程中,邓小平也一再提示赵紫阳,要注重提高政府效率。1987年5月,他看了十三大报告初稿,对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提出了"说是不搞三权分立,你们是不是也搬了一点"的质疑,并强调说:"要使行政机构能够有效地工作,不能过多干扰行政机构的工作。决定了就办,这是我们的优势,这个优势不能丢。不能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我们要搞一个什么样的体制?要搞一个增强行政效能的体制,机构要精简。我过去讲过三条,仍然是必要的。民主还是个手段,讲民主必须要和法制联系起来讲,把法制搞起来,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我们的行政机构应该很有效能。"这些话表明,邓小平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其出发点在于提高政府效能,而不是发展民主。 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主张时说:"我认为,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71页) 实际主持这场政治改革的赵紫阳,对这场改革的认识也有一个变化过程。一开始,他与邓小平的看法大致相同,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越深入,党内守旧势力的阻力就越大。没有政治方面的改革,经济改革很难深入下去。而且没有政治方面的改革,支持改革的力量也很难充分发挥作用。改革中遇到的各种社会矛盾,没有政治改革也很难得到妥善解决。"(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2页) 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1986年9月,赵紫阳被邓小平点将,在担任总理的同时,主持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设计工作。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辞职,赵紫阳代理党的总书记以后,接触政治领域的事情多了起来,他的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进一步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为经济体制改革开路,发展到"尽量地容纳和扩大其他各种力量的政治参与"。这个时候的赵紫阳,经历文革十年的"大彻大悟",已经对共产党传统的那套"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恶痛绝,从而转变为一个民本主义者。他认为,政治改革必须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与人对立的问题,必须解决执政党与民众对立问题,必须解决人民在这个制度没有自由的问题。他说:这时候,"我深深感到党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必须从根本上设法解决。而离开知识界的政治参与,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他知道,在当时党内保守势力极为强大的条件下,改变共产党一党专制是不可能的,而只能另辟蹊径,从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入手,通过民主和法治的途径,限制党的权力。他"当时总的想法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改变,但执政的方式必须改变。另外,人治的问题要改变,真正做到法治。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他说,"这两个概念实际上也就是我那两年形成的政治改革的总的观点"(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3页),即他设计和推进政治改革的出发点。 其次,邓小平与赵紫阳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上有重大差别。 推动这次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的目的在于兴利除弊,试图在保证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变的前提下,革除体制中的官僚主义弊端,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他为政治体制改革规定的目标有三条:第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是调动基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180页) 不错,邓小平在一些场合也谈到过民主,特别是在80年代初期,他多次提到要扩大党内和社会上的民主,废除家长制,肃清苏联影响的问题。但如果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就势必要触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而"邓的信条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允许挑战,高度集中的集权政治、专制制度是他特别欣赏和喜爱的。因而他讲的民主,废除领导人特权,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过是空话而已。当他感到形势逼人、专制体制受到威胁的时候,他连这方面的事也不会谈了"。(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3页) 邓小平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在中国搞什么民主,相反,他认为,在中国,是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乱糟糟什么事也办不成。为了维护稳定,要充分利用专政这个武器。"邓非常欣赏和喜欢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那种集一切大权于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集权统治的政治体制,厌恶和鄙视分权制衡的制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凡事只要一下决心,就能够不受牵制地立即执行,这是我们的优势,要保持这个优势。"邓把不受牵制,不搞制衡,权力绝对集中,作为我们总的优势。"(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75页) 正是基于这种看法,1987年5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时,明确谈到: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凡是影响稳定、正常秩序的东西都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口号应该是效率、稳定,而不是民主。 受命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和主持这项改革的赵紫阳,其指导思想与邓小平的看法,并不相同,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只能是发展民主。据他的前秘书李湘鲁回忆,早在1980年9月,赵紫阳就明确谈到"发展民主"的问题。他说:"社会主义还应该使人民享受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必须十分珍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对社会主义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资产阶级民主是社会主义的起点,请注意这一点……"(李湘鲁:《微斯人,吾谁与归?——追忆紫阳》)。后来在1987年2月14日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会议上,他更明确地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感觉到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民主,这终究是一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一百年也要回答。人类社会的民主应该是越来越发展,一些条件不具备我们可以说清楚,但绝不能让人感觉到共产党害怕民主,不敢讲民主。" 这个时候的赵紫阳,作为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他不可能不考虑邓小平这个"中国最大的实际",不可能直接挑战邓小平的权威,违背邓为政治体制改革划出的框框,而只能在这个大的框架下,尽可能将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引导到改变党的执政方式、限制党的无限权力,扩大人民参与,为今后走向民主政治创造条件上来。他从研讨的一开始,就接受了鲍彤和研讨办公室的提法,同意将"建设高度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他也赞成鲍彤和中央政改办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是"实现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转变,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正是由于赵紫阳的主张和支持,这"两个转变"基本上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的共识。 为了让邓小平能够接受,赵紫阳、鲍彤和政改办在研讨中,在政治体制改革目标上搞了个折衷,这就是后来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的表述: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这样,既体现了邓小平要的效率,也体现了赵紫阳的主张,要搞民主。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也总结了他那几年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并说:"这些想法有的已见诸文字或谈话,更多地已经写进十三大的政治报告,当然有些不能写得那样明确,有些当时还不能写进去。这就是1986-1989那几年我对政治体制改革逐渐形成的概念,即执政的地位不变,执政的方式必须改变。也就是说,在共产党领导的基本框架下,更多地允许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同时逐步以法治代替人治,把宪法已经原则规定的许多好东西通过具体法律一一落实。"(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96页) 第三,赵紫阳主持实施的改革措施远远超出了邓小平划定的范围。 在改革研讨之初,1986年9月,邓小平就为这次政治体制改革规定了内容,他说:"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的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7页)此后,他又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谈到这几个方面的内容。 从赵紫阳所作的十三大报告第五、六部分及《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为这次改革规定的内容中可以看到,政治体制改革措施的第一条,就是"党政分开"。但报告对"党政分开"的解释是:"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赵紫阳对"党政分开"的这一阐述,与邓小平以解决多重领导、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的"党政分开"的重大不同在于,强调党的活动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强调"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的转变";强调党不再"领导一切",而是转变为现代政党政治通行的执政原则:实行政治领导,即"出主意、用干部",通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实现党的主张。 另外,在十三大报告中,还提出了在人民代表大会之外的国家机关中取消党组、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选举制度、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审判、依法保障公民各项基本权利;提出了"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原则,和建立人民监督和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提出了"形成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新规范,逐步做到: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制度化,国家政权组织内部活动制度化,中央、地方、基层之间的关系制度化,人员的培养、选拔、使用和淘汰制度化,基层民主生活制度化,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化"等一系列问题。在《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中,又对实现这些方面的改革一一提出了具体措施。中共十三大之后,赵紫阳在领导经济、政治改革的过程中,又相继提出了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廉政建设、在建设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同时建设民主政治新秩序等问题。 从这个方案中可以看出,它已经完全超越了邓小平主张的行政改革的范畴。这个方案虽然目标有限,内容有限,程度也有限,并且只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步,但从总的方向说,它符合世界民主潮流的大势,符合中国广大民众对实现民主宪政的期盼和要求,也符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在那个短暂的时期内,它创造了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打破了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格局,强调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削弱党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取消党对文化的审查制度,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开展社会协商对话,协调解决社会矛盾;取消党对司法的直接干预;通过建立公务员制度来淡化党管干部;探索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以及建立党内民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规则等。从大的方面讲,在赵紫阳主政的那几年,中共的一党专制在逐渐削弱,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也在逐渐弱化,而民主和法治建设逐步开始走上正轨,公民各项基本权利的实现与保障也有了相当进展,党内政治生活开始走向民主化制度化,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改革开放的情况也在逐渐改变。 赵紫阳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所做的这一切,六四之后大都被邓小平和党内的保守势力所中止,甚至进一步退两步。赵紫阳的大部分主张也被作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证据,全盘否定。 这一事实也可以从反方面证明,赵紫阳所主持操作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不再是邓小平所主张的那个"政治体制改革"。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赵紫阳真的中规中矩地按照邓小平的那一套行政改革的路线,来搞"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这场"改革"很有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成功,至少不会导致后来改革被中止、人被撤职的结局,但,那就不是赵紫阳了。 从方案设计开始,直到1989年6月,政治体制改革被镇压的枪声所终止,赵紫阳和他的部下们在发展民主政治、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方面,方向是明确的,态度是坚定的。就在最后的那场如何对待学潮的问题斗争中,赵紫阳也从没有放弃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方式,解决解决政府和民众的冲突,并试图通过和平解决这场学潮,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赵紫阳在五四亚行讲话中提出的"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是在和平条件下,在中国现实社会历史条件下,解决社会矛盾,应对社会突发事件和冲突,防止其进一步走向激化和对抗,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一条最好途径。这条途径,一反中共过去处理党内、国内政治矛盾方式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反映了中共党内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一部分坚持改革开放的领导人要求以民主立国和依法治国的一种全新的政治思维,全新的治国理念。这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创造。 1980年代这场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它的实际主持者是赵紫阳,而不是邓小平;改革实践中所施行和准备施行的一系列措施,也是按照赵紫阳、鲍彤们的主张进行的。有鉴于此,笔者为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定位是:它由中共党内一批有远见、有民主意识的开明领导人主持进行的使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变、由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向宪政民主体制转变的一次有益尝试。它最后虽然失败了,但它对中国的改革,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留下的影响和意义却不可低估。 |
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纽约时报中文网,读者推荐 |
吴伟:民主一定要搞,但中国不能乱——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之四十 Posted: 16 Dec 2014 09:17 PM PST |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四十篇。 上一篇:"小舰队"的说法从何而来? 从1988年底"倒赵风"刮起来之后,到1989年4月之前这段时间,赵紫阳的处境愈加艰难起来。作为主持中央工作的总书记,他不但要勉力推进阻力重重的政治体制改革,设法阻止李鹏等人利用治理整顿之机开改革的倒车,而且还要同时应对来自两个方面的政治压力:一方面,他要承受来自党内保守势力的攻击,顶住"倒赵风"的压力;另一方面,他还面临社会上广大知识分子要求政治民主化、要求言论自由的压力,他必须作出恰当的应对。党内党外这些压力交织起来,像一张复杂的网,困住了赵紫阳,使他无论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都会遇到不同方面的掣肘。 1989年1月2日,《人民日报》以《完善民主安定秩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治理整顿在稳定中求得发展》为题,发表了赵紫阳在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他强调说:"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抓紧经济建设的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地、扎扎实实地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需要有不断完善的民主,同时我们又需要有安定的秩序,以使经济文化建设能够顺利进行,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动荡和混乱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这段话,集中地体现了赵紫阳那个时候的基本思想。 但是,形势的发展,并没有如赵紫阳所期望的那样,逐渐稳定下来。进入1989年以后,国内各种政治势力更加活跃,各种民主化的要求进一步发展,并逐步走向了高潮。 1月6日,在两年以前的反"自由化"高潮中被开除中共党籍的方励之向邓小平发出公开信,要求值建国40周年和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在全国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1979年被判有期徒刑15年)以及所有类似的政治犯"。 2月13日,由诗人北岛发动北京文化学术界和知名人士,联名公开致信全国人大和中共中央,响应方励之的公开信,参加签名的有吴祖光、冰心、萧乾、金观涛、李泽厚、包遵信、苏绍智、王若水等33人。 2月21日,留美学者陈军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呼吁将大赦魏京生等人的问题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议程。23日,陈军与北岛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成立"1989大赦工作小组"。 2月26日,著名学者许良英发起首都科教界人士致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参加签名有钱熙照、王淦昌、施雅岚、于浩成、李洪林、张显扬等42人。信中提出四点要求,一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改革要同步进行;二是切实保证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特别是保证公民的言论、出版、新闻自由权利;三是释放一切因思想问题而被判刑或劳动教养的青年,不再因思想定罪;四是增加教育和科研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生活待遇。 3月14日,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再次征集43位知名人士签名,发出致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公开信,要求释放魏京生等。 与此同时,受整个知识界民主气氛高涨和师长们的影响,各高校的学生们也开始不稳定起来。"1989年3月底,共青团中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对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首都23所高校思想状况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目前大学生群体呈现为一种带有较强惯性的'亚稳定状态',在外部的强烈刺激与频繁冲击下,仍有发生大规模学潮的可能性;局部的、与实际利益相关的动荡很难完全避免。"(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版,第97-98页。)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提出的关于推进政治改革和民主政治的要求是合理的,他们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也是必须肯定的。而且他们的政治要求("全盘西化"除外),与赵紫阳、鲍彤和他们部下的看法几乎完全一致。如果时机得当,工作得当,这种民主化要求对高层形成的政治压力,将会成为党内改革派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助力。但是,从当时党内高层的局势看,时机恰恰并不"得当"。党内保守势力利用治理整顿使改革倒退,同时刮起"倒赵风",已使赵紫阳逐步陷于被动。社会上民主大潮的兴起,为保守势力攻击赵紫阳,反对政治体制改革又提供了新的口实和机会。他们紧紧盯住赵紫阳,试图利用他对民主浪潮的应对失据,借机发起致命的一击。 而高层中这种复杂的局势,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是并不了解的。他们不了解中共高层复杂的政治格局变化,和当时所面临的保守势力卷土重来的危险,也不了解赵紫阳当时的处境,和他的苦心。他们不知道,有可能事与愿违,在当时情况下,民主化的大潮越高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越迫切,也就越使党内高层的政治局势向不利于改革派的方向发展,赵紫阳所面临的局势也就愈加复杂化。 这种局势,使赵紫阳、鲍彤和党内的改革派们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方面,他们不愿意反对和压制当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提出的推进政治改革和发展民主的要求;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如果任由这场大潮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的动荡,和引发党内保守派的反噬。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将意味着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被中止甚至倒退,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将会毁于一旦,也意味着赵紫阳和他的部下们政治生命的终止。因此,赵紫阳、鲍彤们的选择,只能是一方面强调"要扎扎实实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又要大声疾呼"中国需要稳定",希望将民主化浪潮纳入秩序的轨道。赵紫阳在新年茶话会上所说的"我们需要有不断完善的民主,同时我们又需要有安定的秩序,动荡和混乱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这段话,自然而然地成为赵紫阳、鲍彤们应对当时民主化浪潮的指导思想。 民主化浪潮的发展,同样也刺激了邓小平和老人集团。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说:"十三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一方面人们要求民主,要求加快政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另方面十三大以后政治改革没有什么行动,这就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人民的要求,特别是知识界的要求同党的想法差距很大,矛盾很大。宣扬引进西方议会制的言论也出来了。……校园也十分活跃,各种各样的沙龙、论坛,也有过激的言论。一些思想偏激的知识分子纷纷到大专院校发表煽动性讲话。方励之在国外还直接点名对邓小平进行人身攻击。这些都给借反自由化来反对改革开放的人一个口实,拿这些事向老人们挑动,使邓和老人们神经更加紧张,认为政治方面不能有丝毫松动。"(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二版,第281-282页) 3月3日上午,邓小平和赵紫阳进行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时间存疑。据《邓小平年谱》下卷和《邓小平文选》第3卷记载,是在3月4日。但据笔者的传达记录所记,是在3月3日。因为此后的4日上午,赵是在中南海勤政殿开会)。赵紫阳向邓小平谈到了当时国内各种政治倾向的问题,邓小平说,不要在这些问题上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也不要采取过分措施。闹过头了再采取措施。触犯法律我们再采取措施,不然就是一种政见。在中国,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要给外国一个信号,在稳定的前提下,中国才会改革。中国不允许乱。 赵紫阳说,有人说中国有言论罪,是不是划一个界限,违法与不违法,包括结社、出版。邓小平说,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违法的就要取缔。中国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外国资金也不会进来了。我们在这方面控制得严一点,不会影响外商来华投资,恰恰相反,外商会更放心。我们要让国内外明白,加强控制是为了稳定,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邓的这段谈话后来经整理,收入《邓小平文选》第3卷,题目为《中国不允许乱》) 邓小平与赵紫阳这次谈话,很快在中央政治局成员当中进行了传达。 3月4日上午,在中南海勤政殿,赵紫阳召集胡启立(中央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小组组长)、芮杏文(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小组副组长)、阎明复(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鲍彤(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等人,讨论了最近的政治形势和民主政治建设问题。在讨论中赵紫阳表明了他的态度,他说,对待现在有人搞的所谓签名问题,已经签了的不要管,以后要打招呼。他表示不赞成所谓"大赦",不赞成迎合"民主化的情绪"。但他提出,要从正面高姿态地把民主讲清楚,我们的着眼点还是工人、农民。我们要坚定看到这一点,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中国要搞民主问题,但是要把民主、改革引入正途,而不是歧途。知识分子生活问题是个大问题,光学专家王大珩每月300元都生活不下去,要想办法。 赵紫阳说,小平的思想是不能乱。我们要搞民主,但是不能孤军深入,政治改革要为经济改革服务。民主的进程不能停顿,要在十三大的基础上解决民主的理论,民主和四化的关系,民主和四项原则的关系。我们是一个东方大国,民主化进程不能导致个人主义,导致个人主义,对社会发展很不利。 那么中国民主搞什么?赵紫阳自问自答地说,一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二是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三是人民参与、公开、监督,四是以法治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但也要限制滥用权利。结社、新闻自由这些问题,我们的看法现在和知识分子有矛盾,我们不能让。阎明复建议说,紫阳是否在五四讲一讲中国民主的方向,现在知识分子担心的,一是人事的突然变化;二是改革受挫;三是知识分子跟着干倒霉。对签名事件要淡化,要培养忠于共产党的不同声音,民主的旗帜,不能让方励之拿走。 赵紫阳接着说,是否搞些小组写些东西,讲讲中国改革的各个方面。在四中全会上要讲这个问题,同时要抓紧立法。可以看出来,目前的民主化是个大浪潮,因此一开始就要有个态度。要有对付混乱的办法。经济问题,有人想不用经济方法去解决,想引到政治上面去。我们要坚定,实事求是,给社会一个说法。 当时,按照党章关于中央全会每年两次的规定,十三届四中全会已经在筹备之中。中央初步确定,会议在4月17日到21日召开。在中央政改研究室传达赵紫阳3月4日讲话的会上,鲍彤说,四中全会主题是教育改革问题。但在四中全会紫阳的报告中要讲一讲政治形势,我们要准备这篇讲话。我们研究室要有相当一部分人投入这项工作。这个讲话,要有相当的理论高度,相当实感的操作性,给人感到是深思熟虑的考虑,中共中央的主张是正确的。 3月初,在鲍彤的主持下,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报告起草组成立,由15人组成。其中中央政改研究室参加8人,陈群林、陈小鲁、孙方明、唐欣、吴伟、王绍贤、沈荣华、白惠敏。中办调研室陈进玉、李英堂、罗建平3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小组(十三大后成立)郑必坚、龚育之、贾春峰3人,再加上鲍彤。 3月6日上午,中央政改研究室内部研究了四中全会讲话的起草问题,鲍彤在会上说,我们的文章在开头,可能要有一段讲十年改革开放,要感谢社会各界对党和政府的支持,为保持社会稳定做出的贡献。要肯定我们的社会基本是稳定的,继续发展还需要继续稳定。稳定是今后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不能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还要讲一下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和民主的长远目标。我们写这个东西,要把紫阳最近讲话的精神写进去,党的建设,突发事件,廉政和法制两手抓,多党合作,都要放在一定的位置来讲,这些是党内形成共识的基础。 6日下午,起草组举行第一次会议。鲍彤在会上说,到底从什么角度能把紫阳最近时期的讲话精神串起来呢?上午我们议论了一下,能否从稳定的角度,小平最关心的是稳定问题。如果在一些大的政治原则上,能够统一党内高层的认识,形成基调,那么五四大会上的稿子也就出来了。 3月10日上午,四中全会文件起草组再次开会,讨论和拟定报告提纲。鲍彤在传达了3月3日邓小平与赵紫阳的谈话之后说,在改革这场大变动中,我们的社会还是基本稳定的。报告要说明稳定与发展、改革的关系,把两方面都讲透。从改革开放的发展讲稳定,说明有稳定的环境,发展可以快一点,环境不好就可能要放慢步伐。 会上,大家也都发了言,对起草这个文件提出了一个基本思路。3月14日下午,起草组讨论了已经初步拟出的提纲。鲍彤在会上讲了大体的进度要求,他说,这个稿子应该在4月6号的常委会上通过一下,然后可能要开政治局会议。在这次讨论中,大家都从各自的角度,对于稿子提纲提出了自己看法。此后,3月15日、16日、25日、27日、4月3日,10日,起草组又多次开会,反复讨论修改已经成形的稿子。 在4月3日、10日的起草组会上,鲍彤都各有一大段谈话,对起草组关于四中全会报告稿的基本思路做了概括,同时也可以说是间接表明了赵紫阳对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基本态度。 鲍彤说:我们要给出两个方面的信号,一是不全盘引进西方的制度,二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不能停顿,要扎扎实实有保障的推进。两方面都要讲明确。总题目是在社会稳定前提下,积极稳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这段时间来,中央常委的讨论可以概括为几条方针。第一,中国当前压倒一切是要稳定。第二,中国不能全盘西化,不能拿西方的尺子观察中国问题。第三,一定要在稳定和秩序的前提下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第四,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当前要围绕在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以及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两个问题上。老百姓的要求,一条是忧国忧民,要求把改革建设搞得更好一些,一条是从自身出发,要求权利得到保障,生活得更舒畅一些。第五,党在维护稳定和推进民主的时候,要走在前面。要讲明,我们对目前民主状况并不满足,人民的要求也正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宪法反映了我们的主张,有了宪法,还要有各种具体的法律配套。决策民主化,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鲍彤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在争取民主过程中,各国都有教训,搞得好,会成为稳定的力量,搞不好会成为破坏稳定的力量。稳定是为改革建设提供有利条件,看起来缓慢一些,但可能更顺利一些。以少的代价换取大的发展。用一天,一个月的尺度来看,不会有大的变化,但长时间看,是前进的。中央决心把重点放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方面来,放到保护公民的权利方面来。要保障公民权利,防止侵犯公民权利,也要防止有人滥用权利。这不仅仅是口号和意愿,也不是个认识不认识、给不给的问题,而是要取决于社会条件和法制建设的进程。 鲍彤认为,过去革命是破坏,现在是建设的过程。过去在五四的民主自由口号下我们破坏了旧制度,现在是在这个口号下,协调整合人民之间的关系。民主和自由是加强协调的手段,要达成和谐的目的。过去突出的是对抗斗争,现在突出的是妥协谅解。要讲让步,讲理解,用民主的手段达成协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的事业主题变了,由革命转变为建设;主题变了,民主观念、功能都要更新。要使党内外都懂得,民主本质上是建设的主题,不是破坏的主题。利益调整,不同声音,要靠民主来调整。过去靠民主的武器夺取政权,现在要靠民主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民主处理得好,就会成为稳定的力量,处理不好,就会产生动乱。我们的办法是秩序的民主,法制的民主,有过程的民主。我们党还没有学会在和平执政条件下,用法律武器进行合法斗争。这时,陈群林插话说,现在一讲稳定就是没有不同意见,就是舆论一律。这不对。一定要讲稳定,但这种稳定不是舆论一律、鸦雀无声的稳定,而应该是活跃的,健康的,能协调各种利益的稳定。 鲍彤继续说,要鲜明地表明一个态度,党应该成为稳定的力量和推进民主的力量,不能把积极因素看成是消极因素。党要在维护稳定,民主方面带头做表率,认真建设党内民主。在这样的形势下,党组织要在稳定大局中起作用,对党组织提出更高的要求。党的纪律要搞好,不能搞自由主义。党自身稳定了,社会稳定就有了保证,党的民主搞好了,社会民主就有了希望。党应该成为生动的,活泼的,积极的,健康的力量。 为赵紫阳起草的这个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报告,稿子是写出来了,但中央常委和政治局未及讨论,形势就发生了重大变化。4月15日,前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学潮骤起。拟议中的四中全会因此而推迟,而赵紫阳、鲍彤们试图用这个讲话,再做一次稳定局势的最后努力,也落空了。 在共和国遭受了那场血的劫难之后的6月23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会上代表政治局作报告的总书记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他讲的也完全是另外一个调子。赵紫阳在这个会上被戴上了"支持动乱,分裂党"的帽子,撤销了总书记职务;鲍彤则已经被关进了秦城,等待他的是一场不公正的审判。他们所主持的这次以推进民主为目标的政治改革,也由此被划上了休止符。 |
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纽约时报中文网,读者推荐 |
吴伟:“小舰队”的说法从何而来?——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之三十九 Posted: 16 Dec 2014 08:41 PM PST |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三十九篇。 上一篇:邓小平:多党合作问题要拿出方案 1987年11月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在当时大概算得上是中共中央最为精干的一个正部级机构,全部研究人员、行政人员,加上司机也不过30人。中共十三大以后,它在鲍彤的带领下,除了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中提出的各项措施的落实,了解和掌握全国政治改革的动态,并进一步研究改革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以外,还承担和参与了中央许多文件的起草工作,这其中包括了为总书记赵紫阳起草许多讲话和几次中央全会的报告。与此同时,它还要对中央各部门起草和准备下发的许多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关的文件进行讨论和提出修改意见。这样多的工作,对于仅有不到20个研究人员的机构说来,压力很大。 工作的压力尚可承受,但是许多无形的政治压力,也随着1988年底治理整顿开始以后高层政治形势的变化、"倒赵风"的刮起,开始向鲍彤和他的部下们压来。这种情况,不能不说与鲍彤身上有强烈的赵紫阳色彩有关。 鲍彤从1980年赵紫阳调到中央工作开始,就一直担任赵的秘书,"总理办公室负责人"。中国领导人的秘书,实际上就是领导的幕僚。在1989年6月以前的那些年里,他为紫阳起草了大量的讲话和文稿,特别是主持十三大报告的起草,让他更是才名鹊起。十三大前,曾经有人向中央七人人事小组提名鲍彤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但是赵紫阳没有同意。赵紫阳后来曾经对鲍彤说,一直让你做秘书是个失误。要是早点像张岳琦那样安排就好了(张在任赵紫阳秘书的同时,兼任中办副主任)。意思是说不应该让鲍彤一直做他的秘书,让鲍更多地带有了赵的个人色彩。十三大后,鲍彤虽然不再是赵个人的秘书,但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这个职务,仍然把他与已经担任了总书记的赵紫阳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许多人眼里,他就是赵紫阳的政治智囊。由鲍彤担任主任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被赵紫阳的政治对手们划到了赵的圈子里,将其视作为赵紫阳出谋划策的政治参谋班子,成为赵紫阳政敌们的眼中钉。 在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的"清查清理"当中,被派到中央政改研究室的清查工作组曾经听到过一个说法,说年初的时候,鲍彤的部下自己就说中央政改研究室是赵紫阳的"小舰队",工作组如获至宝,他们试图以此来证明"坏人"鲍彤与赵紫阳不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中央政改研究室是赵支持和操纵动乱的一只"黑手"。当然,后来查清的事实证明,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赵紫阳既没有支持动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也不是什么"黑手",而是为中央做具体工作的中共中央正式机构,与"小舰队"根本扯不上任何关系。 "小舰队"原本是文革后期的政治术语,是指林彪之子林立果当年组织的"以武装夺取政权"为目标的小团体。据1971年11月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印发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通知》及其附件的说法,林彪当年为抢班夺权,建立了两套班子,一套是由其铁杆部下,把持"中央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组成的"大舰队",一套是其子林立果组织的"小舰队"。小舰队由林彪和林立果的死党及一批秘密据点、若干"分舰队"组成,其目标是以武装手段实施"五七一工程纪要",谋害毛泽东,篡党夺权。 那么,把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比喻成赵紫阳的"小舰队",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在这个"传说"的后面又有些什么背景?笔者后来在与此事有关的唐欣、陈小鲁(原任中央政改研究室社会局的正、副局长)的多次探究中,大致梳理出了它的来龙去脉。 1989年下半年,"倒赵风"刮起来以后,开始有一些对鲍彤领导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负面的议论在中央机构内流传,其中最恶毒的说法,莫过于说中央政改研究室是"赵紫阳的小舰队"了。这说法最早起源于何处已不可考。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中,最早听到这种说法的是陈小鲁。笔者曾经就此问过陈小鲁这个说法的来源,陈小鲁回忆说,'小舰队'这个说法是从外边传过来的。记得当初是一个朋友和他谈起的,但是不记得谁说的了。他听到后,曾经和唐欣在室里议论过。 据唐欣回忆说,陈小鲁在和他在议论这件事时,陈还谈到了政改研究室副主任周杰说过的一件事,十三大后,有一次胡启立要出差搞调研,其中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一些问题。启立说要带几个人,周杰就向启立建议说,是不是叫中央政改研究室调两个同志陪你去。胡启立马上说,政研室的人我不带。周杰跟小鲁说,你看咱们这儿都成了人家不敢碰的地方了,老虎屁股摸不得,这很危险。 就在陈小鲁和唐欣议论过"小舰队"这个说法后不久,11月5日,中央政改研究室准备做1988年的年终工作总结,开了一次全室人员的"民主生活会"。鲍彤因事不在,由秘书长陈群林主持。在这个会上,社会改革局局长陈小鲁把"小舰队"这个说法"捅"到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桌面"上。 陈小鲁在2010年回忆这次会时说:"领导要听意见。秘书长就说,开个会,大家提提意见。当时我提了三条。第一条是说,我们是中央的一个政治机构,不能光为紫阳一个人工作。大致是这么个意思,讲得比较委婉,没那么直白。因为当时政治局一位常委到东北调研,当时决定中办派一个人,政改研究室再派一个人。可是,这位常委没带我们室的人,退回来了。当时我们就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明摆着的事儿,就是认为你们是紫阳的人。你说这是个什么问题?老鲍平常跟赵紫阳是单线联系。紫阳经常出题目嘛,这样我们就好像成了一个直属赵的机构,这就不太正常。第二条是讲,我们是一个研究机构,不是一个写作班子,不能光给领导写讲话,我们得研究点问题。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这么大的课题,我们现在是流于应付。第三条就讲,弄不好啊,我们就成了'小舰队'了。我当时就用了'小舰队'这个词。因为当时确实已经有人说我们是'小舰队'了,而且不是一般人,是党内一些高层人士、一些权力部门说的这种话。这就是党内矛盾的反映。"(陈小鲁:《回忆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经历》,载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版) 唐欣在这次会上也发了言。唐欣在六四过后的1989年10月27日,就此事写给中央清查小组的回顾材料中,谈到了他的这个发言。材料中说:这次会上"我和本室其他发言同志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对本室近一年的工作是肯定的。我个人对室领导的主要意见是,精力过分集中在起草文件之上,对研究工作协调抓得不够,我因此提了几条建议。"唐欣说他在发言中也提到了周杰说到的胡启立出差不愿意带中央政改研究室的人这件事。唐欣在这个材料中还说:"小鲁和我议论此传闻时,共同感到我室对外给人造成是某个中央领导'私人班子'的形象甚值得忧虑。据此,我在会上讲了必须注意对外形象,不要给人造成我们是某某人的'小舰队'的印象。"在这个材料中,唐欣针对工作组调查的"研究室内部就有人说自己是赵紫阳的小舰队"这个说法,澄清说:"我以上讲话,本意并非认为我室就是'小舰队',而仅是担心让外人误解罢了。我的这些意见,主要源于本室主要精力过于集中在起草文件、讲话,给人形成似是'秘书班子'之形象。因此,我主张加强政改研究室的协调工作,并提了三、四条具体建议。" 这次会后,那天秘书长陈群林向鲍彤汇报了会上大家的意见,特别是"小舰队"这个说法。鲍彤感到事情有点严重。他专门找陈小鲁、唐欣了解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他又组织大家开了一次会,听取大家的意见。这次会,笔者由于出差没有参加。据唐欣后来回忆,在这次会上,鲍彤并没有把"小舰队"的话点出来,只是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要搞,但我们室就这么大,就这么多人,我们还担负了其他部门的几个课题,中央这些文件要起草,总书记那边的事,还有其他一些事我们都要管,那么你们看,我们其他的还能做些什么呢? 在后来的一次会上,中办副主任兼研究室副主任周杰也谈了他对研究室工作安排的想法。他说,我们的任务应该排列一下。中央交办的任务和本职工作,这都是要坚决完成的。研讨小组那时候,那一年多当中的工作就是这么搞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我们起草文件,5・13讲话(指赵紫阳1987年5月13日将当时进行的反自由化运动扭转到改革开放上来的重要讲话)以及十三大报告,这是在全局上都起了重要作用的。今年我们又搞了两次全会的报告,明年还有两次全会,建国40周年还要有讲话,这些都要放到第一位。政改工作是全局工作当中一部分,起草文件也是全局性工作。要把握好全局,把全局的事情搞好,政治体制改革也要协调好。 从前面的叙述中可以确认,"小舰队"这个说法,是从外界人之口传到中央政改研究室的;陈小鲁、唐欣等人在室内会议上郑重提出这个问题,意在解决室里的研究和起草文件、讲话的平衡协调,以改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工作,防止供人口实,以此攻击赵紫阳和鲍彤。但是,当时中央政改研究室就那么10几个人,10几条枪,顾此失彼也在所难免,这也是让研究室领导感到十分无奈的事。 1989年初,又发生了一件与"小舰队"的说法有关的事情。这次的说法,直接来源于曾经主管的中央意识形态方面的最高领导人,当时任中顾委常委的胡乔木。 唐欣向笔者回忆说,"1989年3月,胡乔木要到美国去做一次学术访问,美国人希望乔木讲一讲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机制。为了起草这个演讲的讲稿,他就想起了我。因为父一辈的关系(唐欣是前冶金部部长唐克之子,其父与胡乔木熟悉),我和乔木一家都很熟,他的儿子胡石英、女儿胡木英也都是我的朋友。乔木就叫胡木英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去一趟。时间大概是1989年1月吧。我去以后,乔木对我说,这次叫你来,是请你帮我起草一个到美国去的报告。我说,可以。您想怎么讲,和我说一说,我帮您整理一下。我就开始做记录,他就从头开始讲他的想法,中央整个决策机制是怎么回事,实事求是地讲得非常详细。我把他讲的都记录下来,回去后整理了一个大概十几页的讲话稿。这件事我回来后和我们局的局长陈小鲁说了,小鲁同意我帮乔木起草这个稿子。" 唐欣说:"稿子整理完了以后,就送给了乔木。过了几天,胡木英打电话要我过去。那天我是约了陈小鲁一起去的。我们一进屋,看到乔木那天不知道为什么特别严肃。在他旁边还坐着有林。有林曾经是我的上级,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分管信访局的,后来调到《求是》杂志当总编。乔木见到我,劈头就问,说小唐我让你给我起草的东西,你写的这是什么?我十分惊诧,稿子明明是按照他讲的记录整理的,怎么怪上了我?胡木英在旁边捅我肩膀,意思是别说话,听着。我就那儿一声不吭地听着。胡乔木说,你现在是不是在鲍彤那里工作?我说是啊。他问,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我说我是社会改革局的副局长。他说,你不是搞政治体制改革吗?你写的这个,我到了美国能这么讲吗?唐欣对笔者说,你说我当时能说什么,他那么大年纪,又是父辈,'德高望重',我只好听着。说着说着,这个老头就把火发到了我的工作单位中央政改研究室头上。胡乔木问我,你们研究室有多少人?我说,大概20来人吧。胡乔木说,你们是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就应该搞政治体制改革的工作。可是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人,都不知道你们室做了些什么,也没看到你们有什么让人看得见的成绩。你们叫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这个名字,就是向全党、全国人民的一种许诺,你们没做出什么成绩,将来怎么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交代?你回去告诉鲍彤,政治不是玩的!是很严肃的事情。搞不好,你们要变成'小舰队'的,你知道吗?说完,胡乔木还要我和陈小鲁把他的话转告鲍彤。" 唐欣对笔者说,"乔木的这句话让小鲁和我都十分震惊。小鲁回来后,很快向老鲍做了汇报。那天,胡乔木之女胡木英随我们从乔木那儿一起出来。我说,木英,我写的东西明明都是他说的,现在,这老头怎么变了?木英说,人老了,不知道又搭错了哪根筋,你别放在心上。我后来分析,胡乔木改了主意,并且说了这番'政治不是玩的'和'小舰队'话的原因,应该不会是空穴来风,更不会是他自己的发明。也许是他最近听到了一些对鲍彤和政改研究室的议论。当着有林的面来否定我起草的稿子,又对我们讲这些话,也是在表明他的政治态度。" 1988年9月"物价闯关"(指当时中共中央拟进行的价格双轨制的并轨)中止之后,赵紫阳开始承受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党内保守势力开始在高层掀起一股"倒赵风",许多有关赵紫阳身边这个参谋班子的说法在此时产生和流传,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对这个由鲍彤率领的政治智囊班子,早在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和反"自由化"时期,保守势力的大佬们就已经很是看不顺眼,认为这些人给赵出了许多坏主意。十三大之后,这个班子成了中央的正式研究机构。他们认为,这个机构已经成了以政治体制改革的名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策源地,对赵紫阳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实际上,这完全是在戴着政治的"有色眼镜"看问题。 无论是在1987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期间,还是在十三大后,鲍彤领导中央政改办以及后来的政改研究室所做的工作,都是按照赵紫阳和中央的部署进行的。鲍彤和他的部下们或许可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提出过一些工作上的建议,但说到对赵的政治立场和主张有多大"影响",那完全谈不上。赵紫阳是一位有长期政治斗争经历和丰富政治经验的成熟政治家,他所提出或是认可的政治主张,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赵紫阳之所以会重用鲍彤,不是因为鲍彤能给他出主意,而是赵认为鲍彤的思想观点与他本人有强烈的一致和共鸣,鲍彤和他的部下所做的工作能够充分地体现他的思想和主张。 鲍彤后来对笔者回忆,在赵紫阳担任总理,主持经济体制改革那段时间,有一次紫阳曾经和鲍彤说,我知道在一些政治观点上我们并不完全一致,但在经济改革上,我们完全可以合作嘛。后来紫阳当了代理总书记,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紫阳又对鲍彤说,以前我说过,咱们是可以在经济改革上合作的。这回,咱们也可以在政治改革上进行合作了。"合作"这两个字,确实可以概括赵紫阳与鲍彤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光明正大的。那种以"阴谋论"的眼光去解释赵与鲍的关系的看法,完全是持这种看法的人自己的阴暗心理在作崇。 但也正因为如此,党内保守势力此时要"倒赵",他们首先必然要"倒鲍",那么,说"政治不是玩的",以"小舰队"的说法往鲍彤和他的部下们身上泼污水,也就顺理成章了。而党内高层中一些人听到了这种说法,为了避嫌不想过多与中央政改研究室打交道,也是十分自然的。 鲍彤、周杰和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在听到党内和社会上流传的这些说法之后,开始有意识地在工作方式上做了多方面的调整,以减少供人攻击的口实。中国有句成语,叫做亡羊补牢。当时是"羊"虽未"亡","牢"也在"补",但实际上都已经无济于事。党内的保守势力已经打定了主意要搞赵紫阳下台,在他们看来,"鲍彤是坏人",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小舰队"的帽子无论如何是摘不掉的。赵紫阳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六四"以后,王震曾"说我是反革命,是小舰队后台"。这话表明,"小舰队"这个说法在中央高层中已是流传甚广。无论你工作如何做调整,都已经不可能改变他们的看法和说法,因为,"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 |
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纽约时报中文网,读者推荐 |
Posted: 16 Dec 2014 08:12 PM PST
雖然文章是應某門戶網站之邀撰寫的中國反腐年度述評,按照很多人的傳統思維不夠「正式」與權威,但李永忠有關設立政改特區的主張屢屢出現在廣州、北京、上海等地的權威官方媒體上,黨內並無機構指責他亂講話。公眾不知道的是,李是中紀委書記王岐山的智囊之一,其對中共權力核心關於政改的態度應是了然於胸。由他的口徑,我們可以推測中共高層在政治體制改革上的底線和可能的「方針政策」。 中共會不會搞政改,我們必須觀察的指標人物有兩個,一個是老大習近平,一個是三任老大的首席智囊王滬寧。 習近平2012年10月上台以來,一直以改革家與正統派示人。在一些內部傳達的講話中,習近平批評「普世價值」,直陳民主之不符合中國國情,誓言「紅色江山永不變色」,在很多人眼裏有些左的光譜。但這也不過是凸顯了習的兩面性。不要忘了,習父仲勛公可是中共黨內的「民主派」人士,習近平難免會有些民主化的基因。但也要承認,習氏父子由於黨內所處位置不同,他們的政治光譜會有較大不同,但習近平具有較大的可塑性,這應當是無可置疑的。 大家都已經看到,習近來現在執政的一個總目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而政策上則是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與四中全會提出的依法治國,後者是前者的具體化,但也具有獨立的全局意義。習近平深知改革的必要性與緊迫性,光是全面深化改革與建設法治國家這兩件事,能夠在十年任期內做到七八分就算不錯了。至於政治體制改革,顯然不在他的議事日程上,但形勢比人強。如果風雲際會,習近平也不是不會在政改上有所動作。 王滬寧能夠成為三任總書記的「政治化妝師」,說明他的一些藥方還是頗得老大們認可的。說白了,王滬寧是一名所謂的「新權威主義」者。據王滬寧在滬時期的友人回憶,1986年,王滬寧撰寫了《現代化進程中政治領導方式分析》一文,刊登在《思想研究內參》上,直送中央書記處。到1987年,此期《思想研究內參》被中辦轉發,高層看重的即是王滬寧一文。其核心思想是,中國的現代化要由中國共產黨集權,實現現代化所需各類資源的高效配置。後來有人將之命名為「新權威主義」,現在所謂「中國模式」,即其實踐版。 雖然王滬寧是一名新權威主義者,但他在價值追求上應該還是一名民主主義者。十八大前,有人扒出王於1986年發表在《世界經濟導報》上的文章《「文革」反思與政治體制改革》,重新轉發在網絡上,引發諸多聯想。其實1986年王還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目是《高度民主與精神文明建設》,可見「高度民主」是他的政治理想。1989年春學潮勃興,王既無聲援,亦無反對。5月4日,王與友人合撰《推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民主建設》,發表在上海市委《解放日報》上,兩人提出:既不是民主緩進論者,也不是急進論者,主張中國民主化要從推進黨內民主起步。 現在王滬寧與習近平相遇,習近平主張「黨領導一切」,而王滬寧一直主張中共集權,二人應可惺惺相惜。王滬寧之新權威,不是堅持黨的領導即可大功告成,而是需要毛澤東式魅力型領袖,在目前中國的複雜局面中「罩得住場子」。在復旦執教時期,王滬寧與同事編著了政治學教材《政治的邏輯》,其中專門談到「民主的示範效應」,即西式民主已經發揮「榜樣的力量」,使中國精英幾乎人人心向往之。領袖沒有巨大的魅力與魄力,若想在今日中國搞新權威主義,弄不好就兵敗如山倒,死無葬身之地。習近平橫空出世,對於王滬寧來說,可謂既救中國,又令「天生我才」遇明主。 當然,王滬寧也可以被稱為一個自由民主主義者。十四大以來的中共重要文獻,都不缺「民主政治」的論述,雖然從來只說不做,畢竟是對民主呼聲的回應。《政治的邏輯》最後一節是一個論斷,說「未來社會是自由人的聯合體」,也就是說,自由是人的解放的必由之路。雖然這只是學者的理論構想,未必會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實際政策,但我們也沒必要低估中共高層的認知與「品味」。 可以肯定的是,習近平不會在政改上破題。從江澤民到習近平,人人都強調中國的「戰略機遇期」,它主要是一種經濟發展機遇。這種機遇不僅指國際政治格局極有利於中國的崛起,而且指中國的經濟增長一直都有巨大潛力,可以持續地以較高增速增長,而且GDP有望一鼓作氣地超越美國。在中共看來,若是舍此千載難逢的戰略機遇,去推動中國民主化,那就是一種「顛覆性錯誤」。中共現階段不僅不會破政改的題,作為對自由民主思潮的回應,實際上還要加大集權。 習氏「中國夢」,一言以蔽之就是超越美國做世界的老大,如果美夢成真,即是不世之偉業。而在王滬寧看來,到時候中國進入世界權力的藍海,擺脫掉美國的軍事霸權和政治文化霸權,中國可以自由地作出選擇,想往哪兒去就往哪兒去。 新權威主義再搞個十年,習與王都不會覺得有何不該、有何不可。此期間搞所謂「政改特區」,完全沒有可能。但由著李永忠這樣的內部人討論一下,也用不著神經緊張。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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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Dec 2014 06:14 PM PST
「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滅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這是晚清思想家龔自珍的名句,用來形容國共兩黨過去六十多年來的關係亦不可謂不合適。 他說,經過八年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中國人民付出了傷亡三千五百萬人的沉重代價,用生命和鮮血打敗了日本侵略者,贏得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偉大勝利。 乍看以為抗日戰爭的主力就是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或新四軍,但實情是,中共在四九年建政後,在對抗日戰爭的問題上,因政治和宣傳的需要而混淆了歷史的主客和是非,對國民黨數以十萬計在正面戰場上奮勇抗擊日軍的將士的功績幾乎視而不見,卻將中共在日軍敵後戰上場的零星揣擾作用跨大成赫赫功勳,令英勇為國捐軀的國軍將士含冤九泉。 數十年來,內地官方的抗日戰爭十大戰役,包括淞滬會戰、平型關大捷、台兒莊戰役、武漢會戰、長沙會戰、百團大戰、中條山戰役、常德會戰、衡陽保衞戰和仁安羌大捷中,只有個別戰役平型關戰役等係由中共的八路軍指揮的。 所謂「平型關大捷」,其實是在內地宣傳部門繪聲繪影之下,將敵軍一個千人大隊誇張成逾萬主力部隊,並宣稱在此役中合殲日軍三千餘人。可憐那些在前線真正為國捐軀的國軍,由於江山色變,歷史為勝者書寫之下,在歷史的長河中變得默默無聞。 雖然習近平在紀念會上一再提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和「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否認罪責就意味著重犯」等義正辭嚴、擲地有聲的說話,但中共本身是不是真的這樣想,存在疑問,至少是內外有別。 上一代中共統戰老手廖承志曾以「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形容國共兩黨的關係,但今時今日,已穩坐「江山」的中共依然抹殺「兄弟黨」國民黨數以十萬計為抵抗日軍侵略而捐軀的將士的汗馬功勞。 其實,中共不僅對於國民黨揣改歷史,對於那些研究中共治下「三面紅旗」造成三年大飢荒,令致逾三千萬人「非正常死亡」這段歷史,內地動輒安插羅幟一個「歷史虛無主義」的罪名,充分凸顯黨為矇瞥億萬老百姓耳目,不惜扭曲歷史的做法。 然而,中共為何仍以探究歷史真相姿態對當年犯下侵華暴行的日本咄咄相逼呢?無非是為了祭起民族主義的大旗,令國內不同政治光譜或不同社會階層的人有個共同立場,以度過內地增長放緩的經濟及處處社會不滿的危機。 關於這一點,從習近平所說以下一段話可見一斑:「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譜寫了中華民族不屈不撓抵抗外來侵略的壯麗史詩,徹底洗刷了近代以後中國屢遭外來侵略的民族恥辱,極大增強了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也為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開闢實現民族復興的正確道路創造了重要條件。」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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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向》長短論:学会和选民与民意机构打交道——中国政治的“新常态” Posted: 16 Dec 2014 02:01 PM PST
当前,令中共当局最棘手的,莫过于香港"占中"的民意诉求与威权政治颜面的各自执守。选民意志与中央政府的强硬态度僵持不下,几无回旋妥协的余地。先不论结局如何,"占中"事件表明,中国政治已步入威权政治与民选政治博弈的新阶段。对中央政府来说,如何面对选民与民意机构的诉求,将成为政治运作的新课题;对于中国今后的政治生态而言,这种博弈将成为一种"新常态"。 所谓"新常态",一是指公民政治诉求与政府管理权限之间的博弈,这本身就是民选政治的题中之义;二是"占中"事件之所以持续发酵,时间之长、范围之广,这既有具体事件上对立的现实原因,也有近代中国政治曲折坎坷的历史影响。这其中,中共建政后的负面影响最大。先有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闭关锁国的停滞、倒退,再有后三十年权力把持如故与开放市场经济的跛脚改革。这两个三十年背景下形成的政府失信、权贵寻租、贫富分化、环境污染和道德沦丧的社会万象,正是把持权力、垄断资源、以党代政、以言代法、不讲规则的直接后果。 香港市民对民主价值自有他们的认同和理解,每年的"六四纪念日活动"和对香港自由繁荣的精心呵护,足以说明他们对民主自由的渴求。而这种来自内心的信念,则是他们对直选、普选民主权利格外较真的关键。就現代政治而言,公民意識是大陸人最需覺醒的觀念,在公民意识建立之前,未必能理解港人的执着,实则是在行使他们"免于恐惧"的自由和权利。更何况,"占中"虽有港人争取自己民主权利的具体诉求,更有对香港及中国未来的预警和担忧的长远眼光。 我们把"占中"一类的民主诉求视为中国政治"新常态"的开端,是基于中国正处于政治转型"历史三峡",激流险滩的曲折艰难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从"文革"极权政治,到"六四"及其镇压维稳,政治转型始终伴随着艰辛和痛苦。正因如此,我们不能忽视"东方专制制度"对政治家们的影响,更不能低估斯大林主义在制度中的残余。 "东方专制制度"经"东方发展道路" 转型而引发动荡与革命,此发展路径的阵痛,则是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无论马克思怎样给社会下错了药方,但他对东方专制社会的剖析却是入木三分的。在马克思笔下,东方专制制度下的中央集权政府习惯于将人民视为"传统规则下的奴隶",这种"专制制度的专横,在我们西方甚至是无法想象的",他由此断言,改变东方专制制度封闭落后的专制基础,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迫使"天朝帝国一旦与地上的世界接触,死亡的时刻就将迅速来临"。在现代浪潮的冲击下,有着相似的专制政治传统的韩国、日本、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几经周折,终于学会了如何在宪政阳光下与选民和民意机构打交道,不但找到了传统东方社会政治转型的钥匙,同时也避免了革命与动荡。学会和选民和民意机构打交道,是中国政治家需要补上的一课。 政治诉求的多元化是现代社会的常态,对中国政治来说是"新",是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沟通、宽容、妥协的传统。这就需要我们将权力置于宪政的笼中运作,让民意在法治的轨道上表达。那种把和平请愿、示威游行视为不稳定,动辄有镇压维稳的过激反应,其实是对现代政治的无知,这最终将导致一个上访暗流涌动、群体事件频发、民怨沸腾的动荡社会。 中国政治从维稳步入维权的"新常态",除了要普世价值、市场经济、民选制度各个环节的整体并行,更需要政治家宽容大度的政治风度;而给政治家们带来真正风险则是把持政治、垄断资源环境下的所谓市场经济,这不仅不能推动社会的转型,还会继续坚持"东方专制制度",使我们的社会成为贪腐的温床,新权贵们的乐园。这才是我们的一场噩梦。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2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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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Dec 2014 01:43 PM PST 从经济、社会到政治外交,中国全面进入一种危机不断,充满不确定性的阶段,未来一段中国真正的新常态很可能就是弄不好要出大危机的常态。 中国大陆官方舆论的新说辞 最近国内的一个流行词就是"新常态"。这个词首先由国际经济、金融界提出,用来探讨世界经济在08年危机后的走向:能否能再次回摆,恢复到危机前的状况,重新找回经济增长的势头;是否就此进入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增长和消费模式、新的阶段,等等。中国的经济学界和官方所使用的含义与此类似,但有特指,指中国就此脱离以往三十年的高速增长,进入一个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时期。习近平自今夏以来几次在讲话中提及此种说法,此后官方媒体和一些学界使用此种说法日多。 在官方的正式说法及接近官方的一些学者的讨论中,新常态不仅包括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速",也包括,"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等内容。象以往谈论任何问题时惯用的表述一样,在谈及这种新常态蕴含的危机因素的同时,更多地强调这是某种机遇,有利于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政府管理的转型。 不能说这种说法完全没有道理,但事实上,出现这种趋势和结局只是事情演变的一种可能,而就此不断出现各种经济疲软,持续下行,危机不断,结构未得调整,增长却乏力的局面也绝不可排除,且现在看来还有很大的可能。最近央行突然降息,一反官方五次三番地强调稳定货币供给的宣示,从一个侧面给了这种有关经济新常态的官方说辞严重一击。 弄不好就要出大危机的常态 2009年为遏制危机蔓延,中国官方曾出台饮鸠止渴式的四万亿重振计划,尽管取得一些效果,但结构失调、产业升级等深层问题却因此更加严重,积重难返,因此这两年批评检讨声不断。官方也汲取教训,坚称绝不冒然干预市场,随意增加货币供应量,即使是在去夏发生严重的"钱荒"、老板跑路、跳楼新闻不绝于耳之时央行也拒不出手相救,虽然损失不小,但却增加了人们对中央稳定货币政策的某种信任。 但现在却突然降息,表明这种政策面临不得以的困局。市场融资发生严重困难,尤其是支撑经济增长的支柱之一房地产业面临严冬,须扩大贷款,维持局面,否则即使今年勉强达到预期的增长7,5%,明年开局却将面临更严重的经济下行压力,到年底或许搞不好会跌至6%一下,造成连锁反应,酿成社会政治危机。因此,改变扭曲的经济结构,慢慢刺破房地产这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利剑等战略目标,现在也暂时故不上了, 先稳住格局再说,哪怕是再来个小规模的饮鸠止渴也在所不惜。由此我们可看出,官方所说的经济新常态并不象他们所称得那么稳定,过度平和;"常态"而是一种危机四伏,时时需要小心以待,弄不好就要出大危机的常态,一种危机常态。 在笔者看来,这种危机常态,因中国的特殊政情和历史影响,决不会仅限经济领域,也将是整个中国社会与政治的一种新常态。自八九六四镇压以来,中共应对合法危机的最主要的做法就是依靠经济发展,一切以经济为优先,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经济与政治高度重合。是靠经济的发展,维系了社会的暂时稳定。但近年来,尤其是08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以及奥运效果褪减后,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急剧增大,长期积压的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进入爆发期。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分化和各种代议制,政治合法性弱化,使得这种经济危机下的社会不满直接传导成某种政治压力。官方一方面依靠维稳体制压制社会的愤怒,另一方面继续指望经济增长来扩大资源量,提供机会给社会,平抑和冲淡社会的不满。随经济下行,经济高峰增长期的过去,资源机会的减少,但同时,官员却因有维稳体制的伴护,对民间巧取豪夺,腐败越演越烈,病入膏肓。如此一减一加,社会总体能分得的资源相对更少,社会不满日增。 等待新的突破性的转折出现 为应对这种局面,中共一方面是靠打虎反腐来试图重建一些合法性,另一方面,试图靠释放改革红利来继续维系增长,安抚民心。但这两种方法却都因面临一些体制和现实的瓶颈而无法一时从根本上扭转局面。尚且不说经济结构调整本身就需要较长的周期,就三中全会推出全面经改的一年多的实践来看,迄今并未见起到挽救经济颓势,适当调整结构的功效。此外,强力反腐对官员们造成的压力的效果也在递减,官员观望,不作为,经济增长缺乏某种推动力。中产阶级这一享受到过去一段增长期好处的阶层也因房价下跌,环境,教育,资讯受限等日益不满。中共因担心权力受到威胁,加大新闻和资讯的控制,延续维稳体制,继续打压维权运动,大肆抓人封号,甚至启动毛时代、文革期的一些说法做法来应对。这些都不仅没有缓和危机,反过来破灭了社会的期望,强化了危机与不满。 此外,作为中共政权支柱之一的军队因高层腐败案的陆续曝光以及势必因此造成的系统清洗,也引发其内部许多外人难以窥见但可以想象到的波动不安,甚至酝酿某种险恶的杀机。因北京愚蠢蛮横、不兑现港人治港、民主化进程的承诺,香港占中运动爆发,从此这东方之珠进入动荡不定、前途不明的状态。台湾因"九合一"选举国民党的大败引发的种种政治后果,注定为两岸关系投下新的变数。外交上,尽管携中国这些年积累的经济实力,值西方尤其是欧洲面临危机期,中国的外交试图有所作为,摆脱与周边国家尤其是日本的矛盾僵局,占据主动,虽取得某些表面上的进展,但事实上外交上面临的结构性的深层危机因素都在,没有丝毫得到缓解,且在未来某种程度上还可能加深。朝鲜问题也随时可能面临突发性的变化,引发东北亚乃至对中关系上的诸种难测的后果。…… 总得看来,从经济、社会到政治外交,中国全面进入一种危机不断,充满不确定性的阶段,未来一段中国真正的新常态很可能就是这种危机常态,要么因具有真正力度、方向正确的改革出台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要么继续恶化下去,形成并发症最终诱发更大的全面性的危机。由于官方的拒斥,在中国各种社会利益协调和意见表达机制一直缺失,无法有效应对这种危机"新常态"。可以预见的是,今后一段,中共会使用其惯用的陈旧的思想统一,压制和打压维权和异议人士的做法来应对,但从长远看,这却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且只能加剧危机的做法。中国的社会也会对其以各种方式进行顽强的抵抗,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在这种压制和抗争中重组,只到一种新的突破性的转折出现。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2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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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Dec 2014 01:39 PM PST 一、繼旺角及金鐘之後,警方昨天(十二月十五日,佔領運動第七十九天)完成最後一個佔領區銅鑼灣及立法會示威區的清場!警隊在最後一輪清場行動的表現,連不少「束手就擒」的當事人,亦感到執勤者恪盡職守、表現專業,令人寬慰;昨午五時「佔領運動」全被清場後,自催淚彈事件後幾乎「隱形」的警務處處長曾偉雄,統率警務處高層會見記者,他形容此次行動「難度和複雜性前所未見,時間長、示威人數多,示威動員、方式和激烈程度未能一一預見……。」但他指若示威者聽從警方勸告離開或不衝擊警方,「警方根本不必使用武力……」。不過,曾處長對發射那八十七枚催淚彈的「內情」未有交代,而警方能否在市民心目中完全恢復聲譽,還要看當局如何發落涉於「暗角」拳打腳踢示威者的七名警察。 無論如何,警隊「淡定」清場的態度,與「三子」啟動「佔中」當天(九月二十八日),警方連放八十七枚催淚彈所種下的惡劣形象,完全兩樣。 前後不到三個月,同一警隊,同樣的對手,當初頭威頭勢,以餓虎擒羊的勢態對付示威者,結果卻是「制」而不「服」,激起更多市民站到同情佔領陣營;雖然民間亦有「撐警」的聲音,可是怎亦無法提升警隊「低位徘徊」的聲譽;這回清場,警方足以光彩地「鳴金收兵」,有望恢復名譽,不但警隊值得高興,就是香港市民亦該額手稱慶——一是慶幸佔領運動不用流血鎮壓收場,警民平安;二是證明香港警隊並非已經墮落、不再優秀,當初重手打擊「佔領」一役,只是領導失策、誤判民情,猶如腦袋發熱、肢體乏力,那不同於體殘肢缺,只要頭腦退熱,身軀便可回復機能;三是認識到社會共融,並不等於毫無差異、不興勃谿,而是大家應有所本的各守其分而公道自在人心。 經過此役,如今港人大致意識到必須聽命行事、接受指揮的紀律部隊,一旦落在領導無方又或心術不正者麾下,為害便不止於成事不足而是敗事有餘,連警察亦賠上多年累積的聲譽,幾乎淪為與民為敵的「磨心」,那是多麼值得港人警惕的事。大家應當記憶猶新,在大放催淚彈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在記者會說她是此事的「局外人」,不免令人對當時是誰拍案令警方放催淚彈,有種種聯想——究竟是京官亂指揮還是港官不協調? 二、因「公民抗命」而起的佔領運動,由於「雙學」的介入而聲威大振、國際矚目,可是,無視洶洶群情,當權者硬骨頭一塊,不假辭色,不但寸步不讓,而且還以迎頭痛擊。「三子」、「雙學」與群眾的參與,其間的得失起伏,不能只化為唏噓而不好好思量。要思量什麼?筆者有如下的看法。 只有在法治社會,公民抗命(或稱公民不合作)的反對權才能起作用,才有意義,才有感召群眾甚至當權者的能量。對於講求威權一統的地方,當權者對反對意見不僅置若罔聞,還大有可能被視為社會家國之不幸,是動亂之由,即使不被視為「反黨反國家」,亦會被打為作奸犯科,送進大牢。 從「雨傘運動」的來歷和變化,大家看到香港具公民意識的人數不在少,然而,仰仗威權管治的,同樣大有人在,此所以中央和特區政府捧出法制條文,輕鬆地便把抗命者定性為專事破壞的「不法之徒」,把法治精神所包含的尊重反對意見的權利和空間,壓縮至全無空隙、暗無天日。 把阻塞交通要道的靜坐佔領,稍事渲染,略為誇大,把佔領運動給市民日常生活帶來的一些不便,轉化為砸人飯碗、礙人生計的罪名,聚焦於港人市儈本色的最痛處,令佔領運動在不少人眼中顯得神憎鬼厭,管你追求什麼無篩選真民主、什麼權責公義、什麼真理夢想,通統淪為虛妄的廢話歪理。特區政府利用群眾打擊群眾,以不動聲色不回應以「靜」制動,令示威不甘、躁動、無功,徒顯筋疲力盡退場而心有不平。 政治的事,政府不以政治解決,結束佔領,只是公民抗命的一個段落,不少人都意識日後必有後續行動,甚至有可能是捨棄非暴力原則的激烈「賭命」。有學生代表已公開表示會發起新一輪的不合作運動,筆者不知道他們從過去兩個多月的歷練中得到什麼經驗教訓,卻實在希望他們即使採取新的不合作行動,打擊面亦只應針對當權者,不能過於擾民,如此才能團結一大片;否則,不但得不到人心,反招廣泛的敵視。當政府根本不重視民意,佔領運動的示威場面波瀾壯闊,梁振英政府尚且能無動於衷、好整以暇,且能獲中央政府繼續公開支持,公民抗命是否是下一波抗爭活動用得上的策略?即使答案是肯定的,是否該有起承轉合的節制和因應?因為非如此才不致「激發民怨、引起共憤」,當然,亦不致再落得功敗垂成的下場。 三、「反思」一詞,在金鐘清場後便鋪天蓋地在本港各種媒體上出現。全國港澳研究會十二月十一日在深圳召開的年度理事會,身兼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的人大常委法工委副主任張榮順,提出就「一國兩制」對港人進行「再啟蒙」的「偉論」,可真教人坐立不安,他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是香港「小憲法」的檻內人,弦歌雅意,兩制結束,夢入一國之意正濃。陳佐洱會長繼續不厭其煩地說「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國策不會改變,似在大力推銷「A貨」! 京派在朝在野的港事泰斗,他們在全國港澳研究會上發言的思路,對港人而言,太像外星人語,難以理解;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到底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雖然一樣是「老共」,昨天他在《am730》的〈深刻反思〉一文,文筆委婉,倒不失實話;他沒有正面否定中央政府把佔領運動定性為「顏色革命」(「有外國勢力介入」)的「傳聞」,卻借用毛主席《矛盾論》中有關雞蛋與石頭的「孵化」條件,指出「社會的變化,主要是由於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與推動。外國勢力大概是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但香港的佔領運動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發生,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規模,主要決定於香港社會內在的矛盾。」又說「分析運動的成因不能過分強調外國勢力的作用。」雞蛋可以在適當溫度下,孵化小雞,石頭卻無論怎樣也孵不出雞仔……。 這場規模龐大的群眾運動,究竟反映香港社會出現了什麼「內部矛盾」?曾主席以「青年政策」和「社會流動性」之類的官方藉口提出他的看法,要求港人要有更深刻的反思。其實梁振英上台後的「語言偽術」,多少可以讓人識破一些香港內部矛盾的形成,因為他並不是按研究所得的社會需要作為訂定政策的根據,而是順應北京或個人所好,在研究資料中挑選一鱗半爪的理據,配合其脫離群眾的施為。把該作根據的基礎,改為政治宣傳的彈藥;把死的說成活的,把稀鬆浮誇的,說成實實在在了不起,最後把選舉行政長官的取態說成與群眾的意願毫無二致。他不是與港人站在一起追求進步,而是以中央委予重任的上位者身份依法治港! 梁振英成功迫退「雨傘運動」的洶湧浪潮,可是他在更多港人的心目中留下愈來愈不堪的印象! ——原载《信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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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Dec 2014 11:55 AM PST
她挺身而出不是為了自己的子女,為了愛滋病人,為了那些艾滋孤兒。她成了愛滋病人的守護天使,艾滋孤兒的母親。她不僅揭露黑暗,而且以一己弱勢女性,殘病之軀,點燃自己,照亮黑暗。 她曾經被中國媒體評選為感動中國的十大人物之一;她曾獲得有亞洲諾貝爾和平獎之稱的"拉蒙·麥格賽賽獎";她曾被美國《時代》雜誌評選為"亞洲英雄";她獲得了全球衛生理事會頒發的"喬納森·曼恩世界健康與人權獎";她獲得由美國援助發展中國家婦女組織"生命之音"頒發的"婦女領導者獎";她與蔣彥永一起獲得紐約科學院頒發的"科學家人權獎";二零零七年,國際天文學會將一顆小行星以她的名字命名。 今年八十七歲的高耀潔是一位流亡者,但她不是政治流亡者,她是因堅守良知不容於中共當局而流亡,她是一位"流亡的良知"。她已經寫出九本揭示政府失責導致中國愛滋病蔓延的著作。二零零九年八月,為了出版可能是她生命中的最後一本書《高耀潔回憶與隨想》,她帶著書稿流亡美國。如果她的名字很久沒有在媒體上出現,就有人寫文章尋找她:高耀潔在那裡? 美國的一群中國知識份子從來沒有忘記她。這群知識份子設立的"劉賓雁良知獎"今年決定頒發給高耀潔。 這個冠以中國偉大記者和作家、被稱為"中國的良心"的劉賓雁名字的獎項,由旅美作家鄭義、王康首倡並得到劉賓雁家屬授權設立,其理事會由李銳、邵燕祥、巫寧坤、余英時、馬悅然、張思之、蔣彥永、鮑彤組成,評選委員會成員都是海內外知名的政治領袖、學者、作家和記者。"劉賓雁良知獎"的宗旨是:秉持自由與民間立場,超越意識形態與黨派政治,表彰弘揚良知與人文理想的原創寫作或社會貢獻。頒獎予高耀潔,正體現"劉賓雁良知獎"的宗旨。 十二月五日,劉賓雁祭日,"劉賓雁良知獎"評委會發佈公告:宣佈高耀潔為二零一四年度獲獎者,以表彰她"持守天良、悲憫蒼生之人道精神和偉大母愛"。公告說:"二十世紀後期,中國爆發大規模非法倒賣血漿之'血禍',致千萬人罹染愛滋病毒。高耀潔先生以純潔、神聖之醫德,恪守醫師誓詞:'為病家謀福,避免一切墮落害人之敗行',全副身心救助愛滋病患者及親屬。艱辛備嘗而屢遭橫逆,竟至以耄耋之年獨自流亡海外,守死善道無悔,如星辰閃爍于中國人倫道喪之黯澹夜空。" 評選委員、多次採訪高耀潔的著名記者北明是高耀潔獲獎的提名人之一,北明二零一零年十月曾在海外发表题为《民国最后一个背影——记中国医生高耀洁》的文章写道:高耀潔老人,是中國一千萬經由賣血和輸血感染愛滋病之"中國血禍"的揭露者。自這位婦科醫生發現中國愛滋病的特殊傳播管道,她就踏上了一條救助窮苦愛滋病人的艱辛之路。為了這項慈悲的事業,她耗去了她所獲得的全部獎金100多萬元人民幣。 為調查艾滋情況、救治艾滋患者、宣傳防艾知識,她的足跡遍佈中國的十五個省區,她沿著那條看不見的血河,走入一百多個血禍嚴重的村莊,訪問過近一千個艾滋家庭。到訪之處,她留下金錢、藥物和防艾方法;她分享患者的悲愁、絕望和怨懟。 她親自編寫、自費印刷的各種防艾教育普及讀物大約一百五十萬冊。她在鄭州的家,曾經一半空間用來存放這些宣傳資料。她沒有發行渠道,資料只能通過郵局寄出去。她有兩本厚厚的地址簿,密密麻麻寫滿全國各地艾滋家庭的位址和有關機構單位的位址。她曾背著一萬兩千張自費印製的防艾宣傳紙,到火車站外的大街上,站在寒風中向往來旅客散發。 在十二年間,她收到過來自愛滋病人和其他性病患者要求救援的信件一萬五千封,任何一個寫信人都會得到她的回復。回復信件的背後,是具體的救助工作。她的家成了愛滋病患者求助中心,每天都有人來訪問,多的時候她一天接待過五十八位。她親手安排、救助的艾滋孤兒有一百六十四名,她能一一叫出這些孩子的名字。 高耀潔老人沒有機構和組織、沒有經費和資助、沒有辦公室和工作人員,當然也沒有薪水和報酬。先後有一百多位追隨她的防艾義務工作者,絕大多數知難而退了。曾經有三位中國血禍的知情人與她做同樣的工作,都沒能堅持下來,只有她,堅持到底,至今二十年了,沒有退卻半步。 防治愛滋病和關懷愛滋病患者,對於任何國家的政府都是天大的事。而這本應是中國的國家主席和國家總理過問的事,本應是中國的國務院、衛生部、民政部、教育部,以及各省、市、地、縣、鄉鎮的政府應該負責的工作,高耀潔以一人之力,承當了。她不但承當,她還要承受製造血禍的官員們的刁難和打擊,她的電話被監聽,她的行動被阻撓,她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脅。 與政治家、人權活動家、維權律師、敢於說話的記者不同,高耀潔遠離政治,切近生命,舉牌抗議不是她的武器,她的武器是她的悲憫、同情、關懷和走村串戶的行動。救助愛滋病人不是她的職業,是她的理念和價值堅守。她挺身而出不是為了自己的子女,而是為了那些與自己無關的愛滋病人,為了那些艾滋孤兒。她成了愛滋病人的守護天使,艾滋孤兒的母親。她不僅揭露黑暗,而且以一己弱勢女性,殘病之軀,點燃自己,照亮黑暗。 流亡的良知高耀潔與中國的所有政治流亡者也不同:為了繼續揭露血禍,她耄耋之年辭國出走,她付出的是故土家園,明知永無歸路。 今年的"劉賓雁良知獎"初選,有多人獲提名,他們都正在為中國的民主自由捨身奮鬥,他們都是當代中國的英雄。但大多數評委在決選時把自己的一票投給了高耀潔,投給了中國的這位流亡的良知。 我沒見過高耀潔老人。我知道她獨自居住在紐約曼哈頓的一幢公寓中。老人行動不便,難得下樓;去年以來,健康日漸惡化,頻頻出入醫院。有四十多位青年人組成了一個"看望高奶奶"小組,每週數次去老人家中照顧老人的衣食起居。高耀潔在美國人心中的地位高於在中國人心中,前國務卿希拉蕊以在美國見到高耀潔為榮。有一篇文章中記述二零零七年高耀潔到美國首都華盛頓領取"環球女性領袖獎"的一件往事:頒獎會上,一位未受邀請、自費乘機、自購門票、急匆匆遠途而來的美國老婦,握著高耀潔的手,表達自己的欽佩,她願以自己的微薄退休金贍養高耀潔晚年。她把高耀潔與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特蕾莎修女相提並論,說高耀潔的工作條件比特蕾莎修女還要困難,說高耀潔是一位英雄。 "劉賓雁良知獎"將於二零一五年二月七日劉賓雁誕辰日在美國舉行頒獎典禮。到時人們就有機會去瞻望中國夜空中這顆明亮的星辰,去感受到這位良知流亡者對人心的震撼。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六日 (原載香港《動向》雜誌12月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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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Dec 2014 11:53 AM PST 毫无疑问,上周结束的香港占中行动,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这个行动对未来中国的政治博弈规则会带来深远影响。 在占中行动发生之前,我相信北京决策当局认真考虑过动用军队镇压的选择。至少在策略上,当局私下放风说只要占中付诸行动,北京就会毫不犹豫地派军队。占中方面也没有排除中共动用军队镇压的可能,因此占中组织者选择了绝不与暴力镇压对抗的方针。这不仅是出于对抗争者生命价值的考虑,也包含著这样的政治判断:武力镇压占中是愚蠢的,只会引起更多人对北京当局的不满。 事实是,习近平最后没有派军队镇压,而是选择了"拖垮"占中的策略。如何理解习近平的这个选择?习近平的这一选择对今后中国的政治发展意味著什么?这是关注中国未来的人都会想到的问题。 现在看来,习近平也认识到了动用武力镇压占中在政治上的巨大风险。不仅如此,他还认识到只要能禁止内地人响应香港的占中行动,香港方面就没有必要冒然对占中采取强硬手段。因此,习近平一方面对内地发生的任何响应香港占中的苗头镇压极为严厉,一方面则后退一步,对香港学生的雨伞运动采取了许多人不曾预料到的克制。内地的管控和镇压越有效,香港当局就越敢"拖"下去。既不让步,也不清场,终让占中运动内部分化,无法坚持下去。 面对这一现实,戴耀廷预言香港会有人放弃非暴力抗争的路线,甚至提出非暴力原则可能过时。戴的言论引起了争议,五毛党们更是指责戴耀廷煽动暴力。 如何理解政治暴力与民主抗争的关系?这个问题一直是当代政治学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笔者注意到两个重要的研究。一个研究是英国学者Paul Collier主持的对当代各国政治暴力与民主政治关系的研究。这个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就是发展民主政治有可能加剧政治暴力,而在超过一定收入水平之后,压制民主反而会刺激政治暴力。我认为这个逻辑比戴耀庭的"非暴力原则可能过时"更容易让普通人理解香港和大陆发展民主政治面临的历史性挑战。那就是香港乃至大陆可能已经进入到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即压制政治民主诉求反而会增加政治暴力发生的机会。 在这个意义上,戴耀庭预言香港面临政治暴力增加的风险并没有错,问题是,为实现民主政治抗争的人,是否应该选择使用暴力的策略?这是一个需要非常谨慎地思考和表达的问题。民主派不选择使用暴力,并不意味著不会发生政治暴力,因为当权的一方依然可以选择政治暴力,或者逼迫社会选择政治暴力。 这就涉及到另一个关于暴力的重要研究,即美国学者Steven Pinker关于人类暴力的研究。他的研究结果是,人类暴力的总体趋势是下降的。如果这个大结论成立,一个推论就是,当权者使用暴力来维护权力有了越来越多的顾忌,同时,也有更多机会(至少在一段时间内)避免使用暴力手段来维护统治。我以为此次北京当局对占中的应对策略,反映了这样的大趋势。 这个大趋势意味著中国政治博弈的当权一方和在野一方都面临著时代潮流的挑战,这个潮流究竟对哪一方更有利?不是一个有现成答案的问题。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近代和现代,中国大规模政治暴力的频度和烈度都是惊人的,这显然和大一统改朝换代的内在逻辑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中国经济在近年的崛起提出的最令全球关注的问题,就是中国能否借此走出以暴易暴的文化宿命? 香港占中行动以不发生大规模流血的方式结束,重大意义之一就在于这个结果让许多人看到,中国有可能面临历史性机会,走出以暴易暴。历史上,中国大规模政治暴力的主要机制就是边远农村揭竿而起,而朝廷因腐败而失去及时镇压的能力,以至星火燎原,生灵涂炭。这一次香港占中让我们看到,这个逻辑已经被颠倒了。现在朝廷有足够的技术手段阻止内地揭竿而起,却不得不对最现代化的大都市公民组织的非暴力抗命,采取前所未有的忍让。 我认为这个重要事实表明,质疑和平非暴力原则是否过时恐怕是一种政治近视。因为内地若有足够多的青年人接受了这个原则,中国的政治格局会大不一样,而这也正是香港占中运动的里程碑意义之所在。 ——RF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