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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普：改革共识重新凝聚，重大变局即将到来？

Posted: 11 Apr 2012 01:44 PM PDT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主要诉求就是平反胡耀邦的冤案，实行政治改革

2012-04-11

近两个月，北京政坛气氛格外混沌、微妙、诡异。然而，诡异中透露出不少正面迹像，中共党内良知、左右派智囊学者及民间力量，正在形成一种共识：中国政治体制到了不能不变、非变不可的时候。

这又是一个意外收获（笔者曾于3月写过一篇“从薄熙来下台看中国政治发展的意外收获和未来走向”）！众所周知，中共高层早已丧失改革愿望和改革动力，普通老百姓也早已失去对改革的支持和耐心，而学界对改革的探索，则长期停留在有限的学术讨论的框框中。朝野如此缺少共识，因而才使刘源和张木生等人去年四月发出呼吁，“超越左右界线，重建朝野共识”。

谁也料不到的是，在这个缺少共识、难以建立共识的时刻，竟是王立军和薄熙来事件，促使改革共识重新凝聚。

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讨论：改革时机，改革共识和改革阻力。

关于改革时机。王立军和薄熙来事件，无疑是个促进政治变动的重大转折点，倘若没有王博事件，稳定压倒一切的胡锦涛当局，非常有可能把政治体制的任何变动拖到十八大，拖到新一届中共领袖接班为止。到了那时，即使洪水滔天，也跟他没多大关系了。但王薄事件的发生，使中共竭力掩盖的千疮百孔成蜂窝状的权争结构，及其对社会溃败的恶劣催化作用，无论如何都掩盖不住了。

可以说，正是王薄事件，促使当局开始认真地算了一笔账，“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到底是找死呢，还是等死？如果都是死，找死还可控一些，改什么，不改什么；先改什么，后改什么；表面改什么，实质不改什么，还是中共说了算。但如果什么都不做，中共就不能说了算，那就是等死，而且会死得很难看。与其死得很难看，不如做点什么，或许可以避免“难看的死”。

关于改革共识。这个重新凝聚的改革共识，用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的话，不是对过去改革的重新呼唤，也不是简单地说深化改革；而是对过去三十年改革进行系统反思的基础上的再出发（见孙立平4月9日刊于共识网的文章“重启改革难在如何走出转型陷阱”）。实际上，胡温执政初期各界达成的改革共识，早在2005年就已基本破灭。

中国改革面临的正是这种态势：旧共识已经破灭，新共识正在形成。新共识的凝聚源于几个原因：首先是学界、思想界和舆论界各派人马对现状严重不满，不管是左派还是自由派，是极端保守派和主张革命派，都对胡锦涛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治国政策和现状极度失望，求变是他们之间共同的要求。

二是党内良知锲而不舍呼吁政治改革。这包括温家宝数年如一日，顶著“影帝”的指责，呼吁和鼓吹政改。还有胡德平、周瑞金、姚监复、杜光等人都不遗余力，不改政改初衷。其实，党内一些保守派，包括“红二代”中的边缘人，也有要求改革的愿望。

三是民间觉醒。孙立平、李伟东等国内一些学者认为，目前在中国社会中，改革的热情在重新燃起，人们对改革充满新的期望。他们从每天的民众议论中都能感受到，民间要求政治改革的共识。这种觉醒，表现在民众自觉或不自觉地要求政治透明，要求言论自由，要求公民社会，要求司法独立。

那么，有了改革时机和改革共识，重大变局是否即将到来？未必！关键就在于，改革阻力能否克服。

改革的阻力不仅来自于反对改革的力量，也来自于曾经力主改革的力量。事实上，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既得利益集团。用孙立平的归纳，中国现在最主要的既得利益集团，第一是权贵集团，第二是国有垄断集团，第三是金融-虚拟经济集团，第四是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利益群体。

特殊利益集团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他们一方面以改革的名义攫取特殊利益，一方面以渐进改革为借口，拒绝任何实质性改革。更重要的是，他们和中共高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有权，有钱，有话语阵地。权、钱和话语阵地这几股势力的结合，导致改革阻力空前巨大，大得远远超过30年前中共启动改革面临的阻力。

总之，改革阻力如此之大，如果不采取大的改革举措，改革时机就有可能被贻误，新的改革共识有可能再次破灭。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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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舞台」新劇目 -《讓黃雀飛》優先訂票

Posted: 11 Apr 2012 11:18 AM PDT

最新消息 故事簡介 演出詳情 製作團隊 優先訂票 聯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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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黃雀飛》優先訂票 演出日期及時間：2012年6月15-17日(五至六) 8:00pm, 2012年6月16-17日(六至日) 3:00pm 地點：灣仔藝術中心壽臣劇院 票價：240（堂座）/ ＄180（高座） (學生、長者及殘疾人士半價優惠) 購票及預訂：現已接受優先訂票 (3月26日﹣4月30日)，想預留最佳座席，請填妥附件表格，或請瀏覽六四舞台網頁 http://stage64.hk/2012/yellowbird/detail.php

製作團隊

監製： 列明慧、韋少力、張家弘 編劇： 滿道、列明慧、韋少力 導演： 羅靜雯 * 主演： 陳敏斌、張君洳、潘劍秋、譚芷翎 特邀演出： 朱耀明、盧偉力、陳明朗、張文光 佈景設計： 楊秀卓 作曲, 編曲, 填詞： 周博賢、吳彤 演員： 邱家偉、林國儀、Kenny Law、吳肖蓮、Kenneif@VIIV、何婉瑤、嚴鉅乾、張嘉穎、三仔、馮志偉、賴振邦、吳浩然、陳淑媚、阿水、嘉琳、陳世傑、梁偉光、西妹、陳詠儀、周漢良 燈光設計： 鄧煒培 音響設計： 李馬弟 錄像設計： 成博民 化妝造型： 邱萬城 執行舞台監督： 楊國明 平面設計： 蕭文龍 網頁設計： 韋少力 *承蒙影話戲有限公司批准參與製作

故事簡介

1989年，六四槍 聲響起。 子彈穿過曉清的手臂，國家把項明列為頭號通緝人物。 逃亡到香港，就是他們唯一的出路。 2010年，高鐵撥款通過。 胡椒噴霧呼喚著Chelsea，牽動了Ken刻板而安穩的生活。 抗爭容不下妥協，為他們各自遠飛埋下了伏線。 當理想被幽禁，當信念將要粉碎…… 誰來將網劃破，讓四顆年輕的心翱翔天空？

世界日报社論：向一個具有良知的科學家致敬

Posted: 12 Apr 2012 04:46 PM PDT

中國著名科學家，也是政治流亡人士的方勵之教授，日前突然去世，引發外界的極度震撼，也勢將掀起一波評價的熱潮。沒有人懷疑，方勵之教授是改革開放後中共體制內最早站出來呼籲民主人權的先行者，也是中國民主運動當之無愧的精神領袖。在整個80年代裡，方勵之的視野、勇氣，以及對中國發展的前瞻性認識，影響了中國整個知識界，也影響了一代學子。

早在六四發生前三年，即1986年，中國科技大學爆發反腐敗，要求人大民主選舉的學潮，方勵之身為副校長，卻贊同學生的觀點，與化學系教授溫元凱等，成為學生的精神領袖，他在呼籲學生克制的同時，表達了「民主是自下而上爭取的，不是自上而下給予的」鮮明觀點，激勵了之後長達多年的學生民主運動。為此，他與劉賓雁、王若水三人遭鄧小平點名，成為鼓吹自由化運動的「反面人物」，而被開除出黨，中共開明的總書記胡耀邦，也因為反自由化運動不力，而黯然下台。

方勵之並沒有在政治高壓下噤聲，而是在北京參加各大學的政治研究會和沙龍，繼續為中國的民主和人權呼籲，受到一代學子的認同。在1989年1月，他還公開上書鄧小平，提出民主改革的訴求，並要求釋放魏京生。

縱觀方勵之的生涯，我們可以看到，他是一個不貪戀權位，而只追求真理，尤其是倡導人權理念的科學家，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

在評價方勵之問題上，六四後進入美國大使館，並滯留一年多的風波，成為一個爭議焦點。有不少意見認為，方勵之躲進使館，是放棄了對六四死難學子的道德承擔，成為他一生的污點。也有人說，方勵之如果敢於走出使館，面對牢獄之災，他可能成為曼德拉、翁山蘇姬，等等。其實，只要實事求是的對這個問題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出，方勵之走進美使館，並不影響他一生的聲譽。

首先，方勵之一直認為，六四天安門事件，當局用坦克對付學生，已經失去合法性。因此，作為一個科學家，他不可能在當時認為，有必要犧牲自己向這個政權證明自己的道德高度。事實上，六四之後，不但學生領袖四處逃亡，體制內外，甚至包括今天已經上到高位的，太多的人有「出走之心」，因為「哀莫大於心死」。方勵之進美使館，與在西方國家滯留的數萬學子學人，並無本質差別。出走，是他的個人選擇，應該受到理解與尊重。

其次，方勵之進入美使館避禍，並非其首創。從康有為、梁啟超，到孫中山，從魯迅到眾多的共產黨領袖，都有通過西方使領館或者租界躲避「政治追殺」的歷史先例。即使是今天中國的「第一員警」，打黑英雄王立軍，也再度上演了夜奔成都美領館的「戲碼」。因此，以進美國大使館之事來否定方勵之，或者譏諷其「沒有成為烈士」，這是禁不起歷史論證的。

再次，更為重要的是，儘管方勵之是學生運動的精神領袖或者奠基者，但事實證明，他沒有參與天安門廣場學生日益激烈抗爭的任何決策，與那些一味鼓動學生抗爭升級的知識分子和學生領袖不同，他沒有任何道德的責任要為犧牲的學子「負上自己的生命代價」。以他在科技大學對待學運的立場來看，他是主張克制，但持守「要求政府推動改革，走向人權民主方向」的原則。由此可見，方勵之強烈譴責當局對學生運動的血腥鎮壓，並不等於他支持學生絕食到底，與當局一拚死活的「蠻幹策略」，他也不必承擔任何「讓學子去死，他尋求苟活」的道德譴責。

更為可貴的是，到了西方之後，他一直憑藉著自己的教授工作來維持生計，沒有吃過引發無數爭議的「政治飯」、「民運飯」，更沒有捲入過海外政治運動的勾心鬥角、爾虞我詐，但卻始終堅持人權民主的理念，他是一個真正的民主人權理念踐行者，一個真正的科學家，一個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因此，我們期待對他的紀念，能夠激發更多人對中國未來改革發展承擔起責任，但不要演變成某些人對自己不當行為的「漂白」。

方勵之的一生，不但對科學有貢獻，更對中國的民主人權啟蒙和發展有巨大貢獻。我們衷心對他說：方勵之教授，您一路走好！

——世界新聞網

余英时：香港和缅甸选举的对比

Posted: 12 Apr 2012 04:03 PM PDT

2012年3月25日香港特首“选举”后，4月1日上万市民上街游行抗议中共干涉港人治港

这次香港特首选举有点特别，这个特别之处在哪里呢？就是过去两次，第一任的香港特首是董建华、是个商人；第二次当选的特首是曾荫权，他是香港公务员出生，是过去的政务司长。所以从这两个人情况看起来，还算是港人治港，就是这些人跟共产党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有间接的关系。当然他们还是尊重共产党中央的话，不过无论如何，他们也多多少少代表了一些香港地方人的利益。

这一次竞选不同之处，就是当选的人是梁振英。梁振英是人人都知道的地下党员，而且对于共产党是言听计从的，这就等于说共产党虽然没有直接派人到香港来统治，但是事实上已经是把共产党员送来做香港的直接领导人。这是很大的变化，这是香港历史上一个大转折点。

《开放》杂志的金钟先生打长途电话告诉我，说在他们看来是很重要的变化。换句话说，邓小平所说50年不变，完全是一句骗人的话。现在我们看来只有15年，已经开始有很大的变化了，香港政府已经开始进入共产党的口袋里面。这个变化当然不是马上发生作用，可是，是很重要的一个变化。

同时我们可以看出来，虽然许多人都听共产党的话选举了梁振英，但是香港最有势力的李嘉诚是完全不赞成梁振英当选的。他认为梁振英当选就不能够代表香港人的利益，所以他是支持唐英年的。唐英年是个商人背景，像唐英年早期能够在香港立足，进入政府做到行政司，当然是有背景。这个背景是江泽民，可是江泽民现在已经力量很小了。唐英年的丑闻太多，因此失去机会。事实上不是如此，唐英年，我想他的作用早已过去了。所以共产党完全是最现实的功利主义，过河就拆桥了，看你没有用了，就要把你放弃的，何况唐英年好像在香港的评论中也不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共产党把他丢掉，而用自己的人。

所以这是共产党特意地要把香港拿在手上，因此香港人反应也非常强烈。所以在4月1号，它是3月25号竞选，就有1万5千香港人在西环游行（见图），他们的口号就是：“香港是我主场”、我们香港人要自己做主体、做主场。西环是共产党的办事处，所以最后是说“反对西环治港”。西环就是代表中共。因为是在香港的关系，不好直接用“共产党”，所以只能用“西环”代替。换句话说，香港人认为梁的当选明显就是共产党直接伸手到香港来统治一切，这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

相反的，缅甸是另外一个情况。缅甸1990年民主党就当选过，但是被军人取消了不算了。到了去年，缅甸的军人大概觉得完全靠与共产党打交道也不行，至少之间有矛盾，所以开始改变态度，希望做一点开放的表示。

这次选举只是有四十几个地区，选大概只有四十几个人，因为它整个的国会席位是600人，所以只是不到十分之一、十二分之一人选，不会影响大局。但是45个地区选举的时候，民主党取得了绝大的胜利，可以说是压倒性的胜利。换句话说，他们拿到40以上的票。虽然这四十几个人进到国会里面并不能影响大局，但是从完全的压制性的政权控制、专制的控制，到有一点点的新的开始，有点开放了，所以美国、欧洲，都非常兴奋。美国的国务卿就说，这是给我们一点鼓励，好像再压迫性的政权也还有开放的可能；再封闭的社会，也可以有打开的一天，这对于缅甸的经济跟社会，会有很大的改进。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这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开始，跟中共来比，刚好相反，所以跟香港的例子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一个是从极端专制、军人专制到有限度的开放，一个是从比较有点法治跟开放的社会，要进一步加以控制，变成由共产党直接伸手统治香港，香港人所谓“西环治港”，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逆转、逆着世界潮流而动的。

所以，中共本来是拿住了北韩在北方、缅甸在南方，都是它囊中之物，听它的话的。现在缅甸因为种种原因至少开始有一点改变，希望经济上也跟西方沟通，不完全靠中共一个专制国家的支持，所以才有这个改变。

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对比，不能没有一种很深的感慨。我希望中国也可能有一天会发生像缅甸这样的变化。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2012-04-12

严家祺 高皋：方励之是中国大变革的“第一推动力”

Posted: 12 Apr 2012 03:57 PM PDT

方励之  Fang，Lizhi （1936年2月12日－2012年4月6日）

    方励之在昨天去世了，我们第一反应是，感到十分悲痛，第二是，他走得太早了，没有看到中国为“六四”翻案的变化。
    
    方励之是中国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他对政治有深刻的洞察力，他相信“大尺度”政治变化就像自然现象一样，可以预测的。他的科学信念，与他的民主思想，是他同一个人的两个方面，是无法分开的。他继承的是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的科学精神。可以说，中国大变革的“第一推动力”就是方励之在1989年1月6日给邓小平写信“要求释放魏京生”，并由此触发了“天安门学生运动”。
    
    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是当代中国划时代的事件。这一事件一方面撕开了“人民共和国”的面纱，暴露了邓小平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专制独裁的真面目，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全世界对邓小平“六四大屠杀”的谴责，促使邓小平最后放弃“共产主义”，使中国走上了“共产党专政下非共产主义化”的道路。可以说，没有方励之，就没有1989年天安门运动，也不会有1989年後中国“非共产主义化”的大变革。方励之是中国大变革的“第一推动力”。
    
    方励之和他夫人李淑娴在1989年进入北京美国大使馆，是为避免遭受迫害而迫不得已的行为，在“六四大屠杀”後几天、在随意搜捕和杀害人的特殊情况下，方励之、李淑娴的行为是完全正当的行为。方励之、李淑娴都是为了中国的民主自由、为了科学事业奋斗一生的人，他们是对中国、对中国人民、对科学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人。

    方励之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写于2012-4-7）

http://blog.boxun.com/hero/201204/yanjiaqi99/4_1.shtml

严家祺：薄一波中南海发飙亲历记

Posted: 12 Apr 2012 03:58 PM PDT

赵紫阳和“政治改革办公室”成员在一起，右3是严家祺

薄熙来垮台前，在3月9日对中外媒体记者会上发飙，两次说“一派胡言”、“一派胡言”。这使我想起二十六年前的他的老父薄一波的一段往事。我觉得，也许是老父的多年教导，也许是遗传基因起作用，薄熙来和他父亲都是“发飙”能手。
 
   1986年，邓小平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成立了一个“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由赵紫阳总理牵头，中央顾问委员会、书记处、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各有一人参加，由五人组成。薄一波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参加了五人小组。另外三人是胡启立、田纪云、彭冲，是经邓小平同意参加的。鲍彤、周杰、贺光辉和我是“五人小组”下面的办公室（简称“政改办”）负责人，也是经邓小平同意的，实际上，“政改办”的领导是鲍彤。
 
   11月8日下午，在国务院第二会议室开会。会前几分钟，赵紫阳还没有到，已经到的人坐在会议桌前聊天。会议桌是长方形的，一边是彭冲、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另一边是鲍彤、周杰、贺光辉、陈一谘、吴国光和我和一些人。这一天，我座位离薄一波很近，斜对着他。彭冲兴致勃勃地谈起《深圳青年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说这篇文章发表後引起很大反响，有人怎么怎么说。我们大家听着默不作声，突然，薄一波发起飙来，绷着脸、大声地、气冲冲地说，怎么能发表这样的文章？这不允许，要追查！登时谈笑风生的气氛就一扫而光，彭冲也收住了笑容。
 
   赵紫阳每次都是正时到会场，他坐下来就说，到时间了，我们开会吧。薄一波接着赵紫阳的话说：“让彭冲先说一说，深圳要邓小平退休。”这时，彭冲一反刚才的态度，严肃地重述了一遍《深圳青年报》的事情。薄一波要赵紫阳去处理这件事，赵紫阳对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周杰说，会後你了解一下情况，你去处理。
 
   这次会议是“政改办”向“五人小组”的“汇报会”，主要由鲍彤谈“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和重点”。在谈到干部制度改革问题时，“政改办”建议改变过去“党管一切干部”的做法，在中国建立“文官制度”。赵紫阳十分了解西方的文官制度，他说，政治性官员与文官是不同的，文官是政府管的，政治性任命的官员，党是要管的。赵紫阳说；“党的领袖当首相、总理、总统，这个党是要干预的。将来要研究，是否借鉴一下国外的文官制度？我看要借鉴一下。我们中国历史上，干部制度也有一些规矩，也可以借鉴。”在讨论“干部制度改革”时，薄一波话就多起来了，他讲了许多话，我感到他对赵紫阳说的“文官制度”一窍不通、似乎没有感觉。薄一波说去年开始实行“厂长负责制”，一个好厂长，还有一个好书记，都有能力，在一个工厂里，就会闹起来。当他谈到“干部年轻化”问题时，他转脸对胡启立、田纪云说：“现在青年人难以上来。我们活着，你们难以上来。启立、纪云你们也五十六、七岁了吧？我们不死，你们也上不来。”

   这时，坐在薄一波左手一边的胡启立赶紧站了起来说：“我们希望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健康长寿。” 我当时奇怪，大家围着一张桌子开会，是不好站起来说话的，我也奇怪，胡启立口头说话怎么用“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样的“书面语言”呢。这些会议所有讲话都有录音，後来我看到整理好的文件上，胡启立的话改成了“希望老同志健康长寿。”薄一波接着说：“为什麽不可以从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人中选拔？五十几岁的，再过几年就六十岁了。”薄一波又转向右手的彭冲说，“你们委员长里面，九十几的也不算甚么东西。”“年轻化是一个大问题，要一下子也不那么容易。还要照顾到老同志。”
 
   在谈到《深圳青年报》要邓小平退休事件时，薄一波说：“《深圳青年报》如果是非党的，议论我党谁该上谁该下，不大好。党内的，这样来讲也不行。西单墙也不能这样的。我看这些人胆子不小。这是不是合乎大家都要求？党还没有开代表大会，怎么知道。国外还没有要求小平同志下去，只讲小平百年後的连续性。民主也是有界限的，那么自由地提出问题是不行的。要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薄一波已经要求赵紫阳严肃处理《深圳青年报》後，又“建议常委过问一下《深圳青年报》的事情。”
  
   这次会议，在鲍彤汇报完了後，研讨小组的五位成员又进行了讨论。赵紫阳似有预感，竟然冒出“中国政治不可测”这样一句话来。当时，胡耀邦还是总书记，薄一波还没有对胡耀邦下毒手。赵紫阳在谈到了“党内民主”问题时说：“党内民主的重点，是解决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之间的关系。这方面，你们看看其他国家有甚么经验。要真正依法办事，按党章办事。我们现在实际上往往过分强调了核心，变成了政治局领导中央委员会，常委领导政治局、书记处。缺了另外一面，就是政治局要置于中央委员会监督之下，常委要置于政治局监督之下。这要立规矩，还要成为习惯。”他还说，现在这种制度，“没有事很好。这种制度很难保证不出事。中国人背後计较，当面客客气气的。中国政治不可测。”
 
   胡启立补充说：“中国是先君子，後小人。如何保证文革不重演？紫阳讲的这一条是关键。”胡启立说，今后五年内，政治局如果出现分歧，怎样解决？
 
   就在赵紫阳、胡启立这样说後二个月，在一次“党中央一级党的生活会”上，薄一波又一次发飙，当面批判、责骂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归纳出胡耀邦“六大错误”。“文革”结束後，胡耀邦为薄一波平反出了很大力，薄一波竟恩将仇报。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把胡耀邦赶下了台。赵紫阳说“中国政治不可测”，一九八九年在处理天安门学生运动问题上，因对按邓小平意思写的一篇《人民日报》社论有不同意见，胡耀邦下台後新担任总书记的赵紫阳也被赶下了台。(文章中所引文字来自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年出版)

（2012/04/02 发表）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

曹长青：薄熙来父亲毁掉《深圳青年报》

Posted: 12 Apr 2012 03:59 PM PDT

网络图片：《深圳青年报》停刊当天报社青年人抱着牌匾合影

整整25年前的1987年初，我所编辑的《深圳青年报》正式被政府关闭，全部编辑人员被遣散。虽然这只是一张地方报纸，但由于其版式的新颖（全国第一家使用电脑排版的报纸）和内容的独特性，所以拥有全国范围的订户。我当时是副总编辑，跟总编辑刘红军一起被撤职，并从此不被允许从事新闻工作。

《深圳青年报》是当时中国最敢言的报纸之一，跟上海钦本立主办的《世界经济导报》被视为一南一北中国最开放的报纸。《深圳青年报》被关闭两年后，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也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时被当局查封，从此两张最开放的报纸都从中国的报业中消失了。

当时《深圳青年报》被关闭，导火索是发表了一篇劝邓小平退休的文章，当然还由于刊发过其它一些大胆抨击时政的文章等。但到底是谁把这个问题捅到了北京高层，中宣部为什么派人来整肃报纸，这些内情我们一点都不知道。

二十多年前我来到美国后，有一次见到六四后流亡海外的前中国社科院政治所长严家祺，才从他那里听说，是因为中共元老薄一波发脾气，要求追查处理《深圳青年报》，所以才导致最后报纸被关闭的结局。

最近，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被撤职查办，严家祺写了篇文章评论说，薄熙来在重庆搞“唱红歌”等，跟他父亲一样都是极左派，“也许是老父的多年教导，也许是遗传基因起作用，薄熙来和他父亲都是‘发飙’能手”。该文详细介绍了薄一波当年在一个会议上发飙，导致《深证青年报》被关闭的内幕。当时严家祺作为赵紫阳政治改革小组成员列席了那个会议，他提供的是第一手资料。

严家祺介绍说，当时是一个政治改革会议，薄一波代表顾问委员会参加。在会议主持人、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还没到会之前的几分钟，与会的彭冲提到我们报纸发表了一篇劝邓小平退休的文章，反响比较大等等。结果薄一波一听就大发雷霆，说对这个问题一定要追查！并近乎失态地对在场的胡启立、田纪云说，“你们也五十六、七岁了吧？我们不死，你们也上不来”。吓得胡启立赶紧站起来表态：“我们希望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健康长寿。”

薄一波不是中宣部长，也不负责报纸工作（他当时只是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这个高层会议，也不是讨论报业等宣传问题，但是，就因为薄一波发了顿脾气，要求赵紫阳处理，中宣部就派人南下，把我们的报纸关掉了。

在中国那种制度下，一个小小的偶然性因素，就可能改变一切。如果当时赵紫阳准时到会，没有开会前大家闲聊的这几分钟，彭冲没有提到我们报纸，薄一波可能就没机会发飙，《深圳青年报》就可能再幸存两年（当时躲过去，89年也得被关闭）。中国的事情就这样戏剧性，或者说毫无制度性，政治老人一顿脾气，一张受读者欢迎的报纸就被关闭了。

我们报纸所以发表劝邓小平退休的文章，并非心血来潮，因为美国著名的60分钟电视节目主持人、（4月7日刚刚去世的）华莱士当时访问邓小平，问到他以前在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时说过要退休，怎么现在还没退？什么时候退？邓小平回答，我是想退休，可是全党全国人民都不答应呵！那我们就在头版头条发一篇读者投书：我们答应小平同志退休呵。反对他老人家不行，赞成总可以吧。

文章发表后各界反映很好，包括深圳市委领导都赞扬我们思想解放。于是我写了篇《本报“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一文引起强烈反响》的报道，又是发在头版头条。共产党一直说人民是主人、它是公仆，那“主人”总可以议论一下“公仆”吧。但结果是“不可以”，尤其是用“头版头条”来议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去留问题，简直就像太岁头上动土了。用薄一波的话说，“这不允许，要追查！”

我们报纸当时致力于传播新思想、新观念，尤其重视发表对现政权有挑战精神的文章。不谦虚地说，它当年影响了不少年轻人。但极左政治老人的一句话，就掐死了这张报纸，阻止了一个传播一点不同声音的渠道，要把所有人的思想都憋死在党的传声筒里。

今天，薄一波极左的儿子薄熙来，不仅左疯到要唱红歌，甚至禁止重庆卫视插播商业广告，而是要播政府的宣传说教，真是子承父业。薄一波当年发左疯，封掉了《深圳青年报》；今天他儿子薄熙来也发左疯，结果封掉了他自己、他全家，还有一大批他的左派人马。以前共产党打倒哪个人，多是受到百姓同情，像这次整治薄熙来这么大快人心的，还真不多见。看来以后谁要发“左疯”也得要小心点了。

RFA2012-04-12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鮑彤：薄熙來被立案和網絡追謠被終結

Posted: 13 Apr 2012 11:33 PM PDT

转载配图：周永康为薄熙来唱红打黑撑腰打气

幾天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親自發動和指揮了一場全國範圍的追查謠言和清理網絡的鬥爭。報上和電視臺都説，戰果輝煌。看來，這場戰鬥已經到了非結束不可的最後關頭了。理由很簡單：中央已經決定對薄熙來立案，可見謠言的主體絕非子虛烏有，下一步當然是依法查處，任何人不得擅自插手。

這次追謠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對所追的謠，諱莫如深。這就怪了，又要窮追，又不明說，必有難言之隱。在漆黑一團之中圍堵追擊，難度之大，值得載入史冊。

我長期與世隔絕，儘管如此，自從中央責成薄熙來反思以來，倒也不時聽到一些"謠言"。"謠言"者，不知真假的無根之言也，其所以不知真假，只緣黨的喉舌尚未說過。當然，即使黨的喉舌說了，仍然未必能使老百姓知道真假，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爲喉舌的權力再大，同樣難以擔當檢驗真假的重任。所以，到底什麽是"謠言"，什麽不是，連追查者自己也未必清楚。

不管怎麽說，自從中央責成薄熙來反思以來，我所聽到過的"謠言"，不外乎四種：一，說薄在大連和重慶打黑，屢屢製造冤假錯案；二，說他妻子謀財害命，涉嫌國際命案；三，說他和政治局某常委關係密切；四，說他搞政變，中南海發生了"軍事衝突"。這些，到底是不是追謠的根據和背景，過去已然保密，今後不知何年何月得見天日，也許將成永久之謎了。

但是以我所聞，上述各種"謠言"，實在不值得興師動衆，舉國追謠。理由有四，歡迎批駁。

第一，關於薄和國際命案有關一事，中央終于決定立案，可見它只在短短一段時間之内被誤認爲"謠言"，中央決定公佈之後，性質立即變了，從被追查的謠言，立即變爲全黨全民必須認真學習的重大新聞了。其所以一度發生誤解，只因爲黨的喉舌一度無法向人民及時報道而已。解決這個問題的對策，顯然不應該去追查先聞先說者，而應該大大改變喉舌自己的落後性。

第二， 關於薄在大連和重慶有無其他非法劣跡，這算什麽謠言？人民有冤伸冤，政府負責復查。如果沒有冤假錯案，維持原判就是。如果發現錯了，趕快平反昭雪，有什麽捨不得？不准受害者和旁觀者發表議論，非把這種"謠言"扼殺在萌芽狀態才痛快，不知道出於什麽居心。

第三，關於薄熙來和某常委的關係。同樣，查清楚，肯定比一筆糊塗賬好。假裝不知道，不是負責任的態度。有一種沒有法律根據的説法，把"九常委"說成是"批評不得"的集體元首，那是無法無天的無稽之談。何況，共和國的元首和專制國的元首不同。對元首希特勒，老虎屁股摸不得。美國元首尼克松，任何公民可以對他進行批評乃至抨擊。水門醜聞，當初也是未經證實的"謠言"，進入法定程序後，美國非但沒有亂，法制建設反而更加健全了。中國共産黨的九常委，如果（！）真的相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集體元首，就應該堂堂正正載入憲法，才能生效。即使如此，大概只相當於集體尼克松，不應該相當於集體希特勒——這是我敢斗膽斷言的。

第四，"中南海發生軍事衝突"之類的謠言，不可能導致動亂，大可不必因此緊張。這應該感謝手機和互聯網的千千萬萬的所有者和使用者！中南海風平浪靜的事實，是靠他們用手機和互聯網傳到全國全世界的！謊言的配偶，是信息的封鎖和壟斷。謠言的天敵，是信息的自由流通。價格管制必然導致黑市，封鎖消息一定產生謠言。由害怕自由流通和自由競爭的大政治家來主宰市場經濟，太難爲他們了。在官員中流傳的謠言難道還少嗎？如果老百姓的謠言必須經官員審查，請問，官員自己的謠言應經何人審查？

所以我說，中央對薄熙來立案之時，就是追謠難以為繼之日。

               （ 2012-4-11 ）

——自由亚洲电台首发

陈翰圣：王立军“可以说不”

Posted: 13 Apr 2012 04:02 PM PDT

王立军 Wang, Lijun

王立军是在“超限战”的政治伦理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我党新一代干部”，这条汉子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干的事，前所未有，惊天动地，可以说是在开创历史。

大戏开幕：中国跑了个王立军

胡锦涛总书记不久前发明一句口号：“不折腾”。对此，中国左右两派都不满意，说它是“不作为”的借口。物议汹汹，众口铄金，网上甚至流传“击鼓传花，把难题遗留后任”的鼓噪。其实，文人未必懂政治。政治家的口号，不可作正面解读。例如，“文革”时毛泽东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那意思其实是：党中央很不团结，“文革”可能失败。同样，等胡总书记发明“和谐社会”以及“不折腾”哲学时，中国社会其实已经很不和谐，“树欲静而风不止”，所谓“折腾”，根本不是“要不要”的事。

果不其然，胡书记话音刚落，中宣部墨迹未干，在中国西南的天府之国，“平安重庆”的山城里头，也即在“唱红打黑”的心脏部位，当代延安的宝塔山上，突然平地炸雷，爆出条惊天新闻。只是，这次不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而是“夜正浓，月朦胧，中国跑了个王立军”。党中央本是全国和谐的表率，王立军一“跑”，党中央也无法再和谐下去，不作为也得作为，不折腾也就折腾了起来。

自三月份“王捕头月夜奔领馆”后，这出由重庆拉开序幕的大戏，便一路演到了北京。其间峰回路转，高潮迭起，环环相扣，步步惊心。先是“周尚书无奈登前台”，后有“温丞相激情答记者”，接下来又是“薄公子黯然失权柄”。前后照应，如章回小说，层层拓展，似悬念碟片，朝野震惊，万民争睹，风头远盖过重庆当年进京“唱红打黑”呈送御览的那台“红戏”。据说好的剧情，必须收“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效果。如今影坛不振，难见此类精品。倒是王立军出手不凡，演出了这种境界。王立军出逃后，薄熙来在记者会上连呼“突发事件”，可见剧情相当出乎意料。同时，在一个高喊“和谐”但骨子里却很不和谐的环境里，王立军的“突发事件”，又很符合文艺批评家所谓的“生活逻辑”，所以又在“情理之中”。戏演到这个份上，王立军几乎文武全才。公安局长兼大学教授，可能不全是“学术造假”。

王立军和薄熙来以及“唱红打黑”的关系，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关系。因此，要搞懂王立军和他那部正在上演的大戏，就须搞懂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自重庆推出“唱红打黑”以来，拥护和反对者的关注点，都在“打黑”，不在“唱红”。在多数人看来，“唱红”不过是个幌子，“打黑”才是真干。毕竟，大家都知道，一个把儿子送进西方顶尖贵族学校的人，既不会愿意，更不可能相信，用几句老歌能唤回那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时代。可惜，多数人的看法只是常识，而常识经常犯错。“唱红打黑”的重点，恰恰不是“打黑”，而是“唱红”。要讲清这个道理，需从前朝谈起。

江泽民的庸人哲学：闷声大发财

所谓前朝，是指江泽民治下的中国。江泽民自糊里糊涂当上“第三代核心”后，既大喜过望，又诚恐诚惶。江泽民自己既无政绩又没关系，他那点“烈士子弟”的背景，在京城太子党眼里，根本一文不值。他想跟别人玩，人家连门都不让他进。所以，当政之初，江泽民很是郁闷苦痛。但是，江泽民身上有个不惹眼的优点，这个优点低调得有时竟连他自己都会忘记，那就是他是个十足的庸人。江泽民没有原则，不讲主义，通晓的唯一哲学，就是那句经常挂在口边的“闷声大发财”。江泽民这种优点，非常适合九十年代的中国。九十年代，是中国从红色理想主义向低级资本主义过渡的年代，这是一个需要庸人的时代。如果说意大利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么，九十年代的中国，就是一个需要侏儒并且产生了侏儒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当政，江泽民很快发现自己生逢其时，如鱼得水。江泽民虽然不是太子党，但“向钱看”却是九十年代全中国的共识。毕竟形势比人强，不久包括太子党在内的全国人民，便集合到江泽民周围，举国一致地“闷声大发财”起来：有人出身贵胄，自上而下地“发”；有人起于草莽，奋力自下而上地“发”，一时声势浩大，蔚为壮观，很快竟“发”出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国崛起”。

然而，再“闷声”，“财”发大了，终究有些后果。后果之一，便是“发财”这种好事，毕竟只能“一部分人”摊上，这就变成了贫富差距。后果之二，则是“发财”这个过程，需要并创造出了一个与自身相适应的外部环境，这就是腐败盛行，黄黑泛滥。江泽民时代留下的这两个后果，当今中国左右各派有目共睹。大家争论的，不过是各自药方的优劣。薄熙来所属的太子党，人数虽少，但对国家却有着与生俱来的使命感。他们自幼耳濡目染，懂得最多的真理，便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文革”之初，他们组建“老红卫兵”，提倡“老子英雄儿好汉”，曾“天下者，我们的天下”过一把。但等到红卫兵遍地开花，乱象四起时，他们又不以为然，心想你们也配“我们的天下”？于是，他们成立“西城区纠察队”。要“纠”的，正是平民红卫兵们折腾出来的“乱”。如今，恰如当初。眼看红色江山被那些“自下而上发起来”的家伙们折腾得乌烟瘴气，太子党们忧心如焚。于是，他们又一次要“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了。

“唱红”：太子党内心深处的共鸣 

薄熙来不是理想主义者，他并不想根除腐败。他要做的，是把腐败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普通老百姓每天看到，因而也最切齿的腐败，毕竟就是那些“自下而上发起来”的家伙们搞的低级腐败。腐败盛行，人人能搞，自然要亡党亡国。但如果能把腐败变成一种特权，变成只有“自上而下发起来”的贵族才能享用的高级腐败，那就不但老百姓眼不见为净，天下立马太平，而且太子党也才能找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感觉。所以，薄熙来要做的，就是把江泽民时代“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股合流的腐败，变成只有“自上而下”一枝独秀的腐败。但是，你凭什么把腐败变成特权？那就要靠“唱红”了。不要以为“唱红”是薄熙来的独创，不是。“唱红”是整个太子党集团内心深处最大的共鸣。北京的“延安儿女联谊会”是太子党的一个俱乐部，他们同样热衷“唱红”。他们“唱红”，不是热爱文艺，而是展现政治抱负；不是怀旧，而是为现实利益寻找历史的合法依据。什么是“唱红打黑”？讲到底就是：只有“红”，才有资格“黑”！归根结底，还是他们“文革”初期的那句话：“老子英雄儿好汉”！四十多年过去了，也就这么点出息。

可惜，薄熙来这次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高估了自己，这是太子党的通病。想把腐败变成特权，谈何容易？慢说是在二十一世纪这片称为“共和国”的土地上，就是在前清，不也得讲几句“满汉平等”吗？在爱新觉罗的天底下，封个满人当总督，还得配个汉人做巡抚，也没有所有肥缺，八旗子弟通吃的道理。第二，他低估了王立军。王立军是奴才，这不错，他自己也承认，否则不至自谦为“口香糖”。但王立军这奴才，亲手处置过另一个奴才文强。文强和王立军，虽分属两个阵营，但同是“自下而上”的人物。兔死狐悲，文强的下场，一定给王立军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而且，王立军是在“超限战”的政治伦理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我党新一代干部”，把他惹急了，什么事干不出？

九十年代，几位愤青写过本和“超限战”一齐扬名的书：《中国可以说不》。书名是从日本进口的，写得文不对题，语无伦次。所谓“说不”，必须说前人所未说，干前人所未干之事。中国自“打黑”以来，打过的高官，无论是北京的王宝森、陈希同，还是上海的朱小华、陈良宇，没有一个是太子党。王立军是条汉子，他岂止只是“鱼死网破”，他简直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干的事，前所未有，惊天动地，可以说是在开创历史。所以，他才是名副其实的“可以说不”。



（2012年4月3日）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4月号（4月15日出版）

林和立：上海書記俞正聲「入常」大熱

Posted: 13 Apr 2012 03:26 PM PDT

薄熙來快被判刑與收監已經是鐵一般的事實。這次政治鬥爭的最大獲益者，不是傳說會於年底調往重慶接任該市第一把手的湖南省委書記周強，而是上海市委書記兼政治局委員俞正聲。畢竟小周雖然在秋天召開的十八大很可能高升政治局委員，但要進入政治局常委則起碼要等到五年後的十九大。但老俞極有可能冷手執個熱煎堆，以黑馬姿態在十八大拿下小薄夢寐以求的常委寶座。

雖然太子黨因為小薄被拉下馬而大受打擊，但早前中共高層有關九個常委位置的「分豬肉」協定沒變：即共青團與太子黨各佔三席，餘下的三席則由其他派系瓜分。太子黨中習近平與王岐山「入常」已沒有懸念，馬上要解決的是本來小薄很有機會拿到的席位該給誰？據北京消息人士介紹，俞書記的機會最大。第一，快要慶祝六十七歲生日的老俞是太子黨中的大哥，一直代表鄧小平家族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俞為人隨和，派系特徵不明顯，而且與共青團派頭頭胡錦濤關係還可以。假如老俞進常委的話，他甚至可以充當黨內各山頭的和事老！

當然，老俞的缺點也不少。最明顯是他的年齡。雖然中共有所謂「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規定，即六十七歲的老頭還可進常委，但這畢竟與幹部年輕化的目標背道而馳。更重要的是，俞在一九八五到一九九七年在山東煙台市與青島市充當市長、書記時，是備受稱譽的改革派，連前總書記趙紫陽對俞在山東的政績也充分肯定。但自二○○二年俞晉升湖北省委書記兼政治局委員後，老俞便開始所謂和稀泥、打太極式的「無為而治」。最近一位上海資深政論家更透露，自從○七年老俞接小習當上上海書記後，俞變得四平八穩、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整天只談如何與中南海保持高度一致等虛話。雖然中央前年已提出在十年內把上海打造成世界金融中心，奈何該市硬、軟體的現代化進度緩慢，在許多領域甚至被天津迎頭趕過！

當然，在粉碎薄熙來集團挑戰中央的陰謀後，胡錦濤領導層的當務之急是抓團結、保穩定，中組部部長兼團派大員李源潮多次指出，選拔幹部「首先要看政治立場…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標準。」從這個角度看，老俞的確是個非常安全、爭論性較少的選擇。但問題就出在這裏！胡溫當局雪藏了改革已近十年，人們對快將接班的第五代領導層多少有些期待。縱觀最可能進常委的九個候選人，除了廣東書記汪洋與李源潮相對具備改革意識外，其他如習近平、李克強都是維穩壓倒一切的「習以為常」派，更不要說如中宣部長劉雲山與留學北韓的副總理張德江等徹頭徹尾的保守派。看來中國之春還是遙遙無期！

林和立/中國問題評論員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12年04月13日

转载附录：

【《动向》特稿】王功谠：江泽民祭起老邓牌位，胡锦涛左右不是东西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1/01/blog-post_7578.html

《武训传》往事：暴力迷恋的思维秩序令人心悸（郝建）

Posted: 13 Apr 2012 11:29 PM PDT

2012年3月15日，一条消息出现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由孙瑜执导、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传》在沉寂了近六十多年后，开始发行正版DVD，亚马逊中国、淘宝商城及北京图书大厦等地均有销售。

今天的绝大部分青年人不会认为发行一个DVD是个啥事情。但这一消息引起众多影迷和文化学者、历史学家的关注和热议。《武训传》事件是一段中国人不堪回首，但又必须记忆，认真思索的历史。我们必须从此片的遭遇思考一些重大又可怕的问题：一直试图让军事家、诗人、哲学家、革命者的光环笼罩在自己头上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在百忙中撰写电影评论呢？为什么要在建政伊始发动一场全国性的批判运动呢？

《武训传》是"新中国首部禁片"，1948年由南京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是一部以清朝光绪年间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为内容的黑白电影。它引发了建政以后第一场全国范围的文化批判，也是建政后第一次所有参与其事或稍有关系的人都必须表态的洗脑表忠诚运动。表态做检讨的人包括电影的导演、演员和当时国务院总理。1952年春天，周恩来到上海时告诉孙瑜，自己曾经在北京对此事做过检讨，因为"电影摄成后，由他在中南海放映审阅过"。1986年，孙瑜写文章提到这事说自己当时"内心激荡起剧烈的震撼。敬爱的周总理！……哪里轮得上由总理来分担"。

△三看《武训传》

在这次发行DVD之前，中国大陆想看到《武训传》是很困难的一件事。跟朋友聊天时，我会不无得意地说，不好意思，我看过三次，胶片。第一次看是1967年前后的文革时期。那一阵放映了两部供批判的电影，除了《武训传》还有《清宫秘史》。

那时我还是孩童，家住在南京师范学院的对面，那里是我后来念本科的母校。放映《武训传》这些批判电影，对小孩限制得更严格。我们得翻墙，那时候翻的是真正的墙，南师的灰渣砖砌墙。我跳进墙里溜到礼堂外，还把一个窗户上的铁栏杆拉弯了才钻进去。然后悄悄地溜到银幕后面，坐在地上，仰着脖子看，看过后就学赵丹用山东方言讲话"办义学，办义学；打一拳，三个钱，踢一脚，五个钱"。

我的研究生课程是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上的，看了许多当时被禁的电影，诸如反应文革时红卫兵武斗的《枫》、反映9.13事件的《瞬间》、《苦恋》；1950年代就被批判禁止的影片《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武训传》等，进口内参片《鸽子号》、《山本五十六》、《啊，海军》、《虎，虎，虎》等。

第三次有机会观看《武训传》是2005年。那年6月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联合举办"纪念中国电影百年赵丹表演艺术研讨会"。于蓝、黄宗江、李苒苒等和赵丹生前有过创作合作的伙伴，以及赵丹亲属、好友等60多人参加了研讨。研讨会前一天，6月4日，放映了赵丹主演的电影《李时珍》、《我们夫妇之间》和《武训传》。

有的青年学生看过《武训传》之后跟我说，《武训传》很左吗，怎么还受到批判？是的，这部电影1949年之前拍摄了一半，新中国成立以后，导演孙瑜已经加进了许多"揭露统治阶级和反映农民革命的内容"。在叙事结构上最大的改动，就是把原作中的车夫周大改成太平军壮士。影片结尾时，孙瑜让体格魁梧、身手矫健的周大带领队伍从武训身边英勇地飞驰而过，高喊："大家一起好好地干！将来的天下都是咱老百姓的！"

在片头和片尾，还加上了黄宗英扮演的新中国的教师讲说主旋律台词。她给一群小学生讲课，给影片的主题思想戴上帽子："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役和流血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的组织之下，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之下，赶走了帝国主义，打倒了反动政权，必然地得到了解放"。也许是急于表示政治态度，这些台词在修辞上都直奔主题，语句也略有叠床架屋，同义反复。

△触及毛的敏感神经

和许多观众和电影学者一样，我认为这部作品是赵丹表演艺术的最高峰。

那为什么毛泽东当时要如此认真、严厉地批评《武训传》呢？我的猜想是，这部电影触到毛泽东敏感神经，这就是如何对待读书救穷人与暴力夺天下问题。就艺术文本来看，《武训传》也许是中国大陆1949年以后最早的暴力美学。许多观众看过电影以后记忆最深的都是武训挨打的镜头。导演孙瑜跟周恩来是南开中学同窗4年的老同学，据他回忆，武训挨打的暴力镜头是周恩来对影片的唯一意见。

1951年2月21日，孙瑜给"周恩来总理先生阁下"写信，询问"能否于日理万机的余暇，赐以三小时的审映？"当晚七点，孙瑜由电影局局长袁牧之带领到中南海放映。孙瑜说，放映后"总理只在一处艺术处理上告诉我，武训在庙会广场上'卖打'讨钱，张举人手下两个狗腿子趁机毒打武训，残暴的画面描写似乎太长了。"第二天，孙瑜就把踢打武训的镜头剪短了。

影片的另一条副线，是将太平天国士兵周大作为农民起义的正面力量加以强化的颂扬性描写。这条线索充满了暴力。观众看到他带领一支武装农民的队伍冲进地主家的内廷，手中的梭镖飞出去，扎进床上的蚊帐，伴随着床上女人的惨叫，鲜血飞溅到纱帐上。

尽管影片在镜语和叙事上已大大加强了农民武装暴力反抗的份量，从后来的情况看，大概在毛泽东看来这还是不够立场鲜明，不够暴力，与他"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念还是有太大距离，多少年来毛泽东是一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改良主义"的。

那天晚上中央领导者在中南海一起看片，毛泽东没去。袁�在《"武训传"批判记事》中分析："他不去不仅仅是因为工作忙，而是注意到上海等地报刊称赞《武训传》的文章，从中悟出了问题"。

江青女士后来曾经在不同场合绘声绘色地描述毛泽东观看《武训传》的情况。在看片过程中，毛泽东一言未发，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电影结束，毛泽东没有起身，下令："再放一遍"。江青和工作人员很奇怪，当时毛泽东正为朝鲜战争和镇压反革命等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居然有兴趣把一部电影连着看两遍。电影再次放完，毛泽东沉思片刻，对江青，也对在场的人说："这个电影是改良主义的，要批判。"接着又叫工作人员给他接通周恩来的电话……

△奉旨批判

对电影《武训传》第一批发难的文章发表在1951年第4期的《文汇报》上。当时是胡乔木受毛泽东之命"组织一些对电影《武训传》持批评意见的文章，代表不同群众的观点"。两篇文章是署名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和署名江华的短文《建议教育界讨论<武训传>》。贾霁也是我们那届研究生的导师之一，他跟他带的研究生说，自己当时是奉旨批判。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这篇文章的文风使用的是以后流行多年的大批判文风，句子很长，弄得我摘录时都没法断句。"《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应该歌颂的吗？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此文使用以后流行多年的大批判文风，没有文本分析，只是高屋建瓴地铺陈结论，飞流直下三千尺，问号、惊叹号连连。此文作者是毛泽东，此文让毛泽东与金正日一起名列全球职位最高的电影评论作者。

为了解释毛泽东为什么对这部电影大动肝火，袁�在自己所著的《武训传批判记事》的开头摘录了1951年的头几个月，毛泽东为部署镇压反革命运动给各地负责人的很多指示："在湘西一个县中杀了匪首恶霸特务四千六百余人，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时很必要的。"对这个数据我至今怀疑是统计呈报时有误，一个县杀四千六百多！？赶上文革时道县的群众专政大屠杀了。

"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在这些指示中，毛泽东还规定了镇压杀人的比例："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不应超过人口比例的千分之一，有特殊情况者可以超过这个比例，但须得中央局批准，并报中央备案。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例如北京人口二百万，已捕及将捕人犯一万，已杀七百，拟再杀七百左右，共杀一千四百左右就够了。"

看到这些批示，我才醒悟，《武训传》中有一句台词可能会极大地触怒毛泽东先生。影片中，武训对横刀跃马驰骋奔驰的周大说："光杀人，能行吗？"

后来，奉毛泽东之命，江青带人到山东去对武训的历史进行调查。我们研究生时的导师之一钟惦�，在给我们上课时讲过他跟李进（江青）一起参加武训历史调查小组到山东去的遭遇。那次调查他们是先有结论，下去的任务就是从县志、碑文和访谈中筛选能够证明《人民日报》社论的材料填上去。钟老师曾经提醒江青，也要搜集一些观点不同的材料，弄得江青很不高兴。江青后来对人说："钟惦�这个人很不好，参加武训历史调查时，就跟我作对。"

到了文革时，姚文元在《红旗》杂志1967年第1期上撰写《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其中还特地把此事作为路线斗争的案例再次提起："在毛泽东同志发起下，……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这个调查团克服了周扬派来的他的秘书钟惦�的怠工破坏，依靠广大群众开展了工作"。那时被姚文元点名批判是一个很严重的灾祸。

1951年7月23日到28日，《人民日报》连载了长达四万五千多字的《武训历史调查纪》，这篇调查纪由毛泽东仔细审定，亲笔做了大量修改。调查组在工作结束时将聊城地委宣传部长司洛路带到北京。毛泽东在家里请司洛路吃饭时，还对镇压反革命事宜念兹在兹。毛泽东问，聊城地区有没有因为有人发出怨言就不镇压的情况。司洛路说，有。毛泽东说："不是不镇压了，只是清理一下，该放的放，该关的，该杀的还是要杀。"罗瑞卿插话说："中央的政策是对的，是你们的工作没做好"
，司洛路点头承认。

△极左势力在找敌人

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引用胡乔木先生的讲话，对当年批判《武训传》有所否定。"解放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的、极端的和粗暴的……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是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认为基本正确。但目前也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明这个批判完全错误。"（转引自吴迪编：《中国电影研究资料》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上卷，95页）

批判《武训传》所创始和强力营造的那一整套话语修辞和思维模式，深深地浸透在中国大陆的空气和土壤中，这种只准自己宣布真理，不许他人置喙其中的专制话语和社会运作机制，到文革时代发展到了顶峰。

今天，《武训传》DVD可以公开发行了，可这种语言的暴力和在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生活中迷恋暴力夺取、一统天下的思维，还像雨后蘑菇一样茂盛成长。我们在重庆模式的红歌高唱中看到这种强力话语模式，我们在某些"左翼"网站的言语文字和线下活动中不时看到"杀汉奸"之类的豪情宣言。在微博和民间文革派网站我们也看到，许多人一直在坚持不懈地为文革翻案。

《乌有之乡》网站2012年初就搞过网络汉奸评选，完全是在同胞中寻找斗争对象的敌对思维。根据当年参与武斗，后来深刻忏悔的红卫兵李干分析，《乌有之乡》不遗余力地鼓噪"要在宪法中增加惩治汉奸的内容"、"汉奸的末日到了"是真的要杀人。根据自己看到的《乌有之乡》某些人的言行，李干相信王立军的揭露：薄熙来曾经准备杀人夺取权力。

看《武训传》，回忆那场大批判运动，使我们更加有所警醒：那种暴力迷恋和杀人夺天下的思维秩序、伦理观念，在中国大陆依然兴盛，依然令人心悸。

我们也听到些理性的声音。网友丘岳首说：23年前那场本不该有的国殇，是某些暴力迷信者硬性在中华民族的肌体上划下的一道深深伤口。这道伤口一直在血流不止，不缝合它，中国社会就无法真正踏入文明的芳草地。�、日早已就屠杀罪向世人道歉忏悔。中国现在也须果敢卖出这一步，这不是要纠缠于已往的历史，而是从历史中学习智慧并换取宽恕和社会的进步。

转载附录

【电影】《武训传》在线观看

http://yfxy.blog.edu.cn/2012/737574.html

胡少江：中国经济会出现最新数据显示宏观政策调整难度

Posted: 13 Apr 2012 10:56 AM PDT

封从德：我要求回国接受审判

Posted: 13 Apr 2012 10:29 AM PDT

图为在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中的（左起）柴玲、王丹、封丛德、李禄

2012-04-13

当互联网上传说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出，应该允许流亡海外的学生回国，“回国”便成为海外民运人士的热门话题。“六四”后遭中国政府通缉流亡海外的89民运学生领袖封从德表示，20多年来，他一直写信给中国驻外使领馆，要求回国接受公开审判，但从来没获任何答复。

2009年6月4日，美国旧金山华人聚集中国总领事馆前，举行“六四”20周年纪念活动。当时，封从德向在场采访的中英文媒体记者宣布，他要求回国接受审判，并把一封要求回国的信投进中国领事馆的信箱。当然这封信没有任何回应。
 
今年，还有不到两个月就是“六四”23周年纪念日了。封从德表示，他的回国要求一如既往，没有丝毫改变。他说：“我只有一个条件，只要是公开的审判，我随时听候他们的传讯。我每次都把我的地址给他们，20多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封从德对记者讲述了从1991年开始，他不断要求回国的过程。他说：“逃亡到海外的第一年，在巴黎的中国大使馆，我进去了两次：第一次我知道他们做不了决定，我说我过一个月再来。第二次进去他们有答复了，他们的答复就是不作答复。然后我又反复的和中国驻外机构，比如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大使馆，比如在旧金山的领事馆，给他们写信。我还写信给周永康。”
 
封从德之所以写信给周永康，因为周永康是主管公安的中国领导人。“六四”后，包括封从德在内的对21名89民运学生领袖的通缉令，便由中国公安部发出。
 
封从德说：“我的要求非常简单。‘六四’过后，中共杀人，我要躲避，因为我不愿意白白的死去。我躲出这个国家，但这并不表示我不愿意在法庭上跟你们面对。如果你们通缉我是表示说我有罪，但是我相信我所有的行为，完全是在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就是中国宪法35条的范围内。我从来没有煽动任何暴力，那时候也没有任何推翻中国政府的想法和行动。我一点都不认为我有任何罪行。但是你们通缉我，那么我愿意在法庭上面对你们。”
 
封从德表示，他敬佩温家宝总理提出让流亡人士回国的勇气，如果网上的传说是真的话。但对传说中温家宝总理讲让流亡人士回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最讲人情”感到不可思议。封从德指出，60多年来中共杀死、害死、饿死多少人且不说，“六四”和“六四”后，中共仍然作恶多端，是世界上最不讲人情、最没有人性的政党，他说：“‘六四’屠杀，光天化日下20多万野战军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老百姓开枪，三千人死亡；法轮功只是要练功，只是要做好人，但把法轮功杀得死亡人数比‘六四’屠杀还多；直到今天，共产党那么大规模的抢劫农民的土地，那么大规模的抢劫拆迁房产，迫害那么多人自焚。这怎么叫有人性？怎么叫讲人情？”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CK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孟浪：「文」以載道或「不文」以載道

Posted: 13 Apr 2012 09:25 PM PDT

吴虹飞《講黃笑話的中國女孩》

就在藝術家艾未未「被失蹤」一周年（4月3日）的日子裏，一本艾未未寫序的「奇書」在香港出版，作者是現居北京，集作家、歌手、媒體人於一身的跨界文化人吳虹飛，這是她在海外出版的第一本書——一本「黃笑話」集，書名叫作《講黃笑話的中國女孩》。


在中國，這一二十年以來，無論是民間草根階層，還是文人學士者流，乃至西裝骨骨的大小官場，飯桌上，廳堂間，「黃段子」、「黃笑話」盛行；對體制外的「芸芸眾生」來說，那是對正常公民政治介入不能、公民空間建構稀缺的無奈反抗與宣洩；之於體制內上上下下登堂入室之輩，則是一黨專權所致「權力」與「春藥」之間 「置換機制」潤滑而成的「口舌」快感消遣品泛濫而已。
吳虹飛算得上一位奇女子，她是侗族人，來自中國廣西的農村山寨，進清華大學念書，拿了 工科、文科的雙學士學位，還又拿了當代文學的碩士學位。畢業後除了當雜誌記者、擅長人物專訪外，還成立一個名叫「幸福大街」的搖滾樂隊，自己擔任詞曲作者並主唱；在內地出過十幾本書，發行了三張唱片，最新一張是《再不相愛就老了》，唱片封面這次作為插圖收進了這本新書。


這一切原來似乎都是中國男人的專利。否！吳虹飛來了！《講黃笑話的中國女孩》來了！她從自己的日常生活、周遭的社會境遇，以日記、手劄、採訪筆記等等的微寫作形式，向既有的文化「秩序與傳統」發出了挑戰。在我看來，如果說在連串「黃笑話」、「黃段子」快意淋漓的背後，僅是一個中國女孩目睹當下中國社會之怪現狀的犀利觀察和幽默省思，無可厚非；那麽更把它視作一本中國女性主體意識和權利自主精神張揚的自白書、宣言書，也不為過。


正如吳虹飛自己所言：「我在書中是帶着一點色情來寫的。但這些都是我自己創作的，不是我聽來的，也不是抄來的。但我寫的其實是和『黃』相反的，我在表面上講一種很色情的東西，但其實真正想表達的，一點都不色情。」


沙文主義的文化


身處中國當下的語境中，特別是男性沙文主義、父權沙文主義的文化基因和語言暴力充斥的語境中，吳虹飛調笑它、逗弄它、撩撥它，在朝向終極的意義上也顛覆了它、解構了它。這本書試圖重構與一元化、單面化主流話語對峙、對抗，並傲然自成一格的「弱」的文體、「弱」的文本和「弱」的文學，彰顯了別樣情懷的「無權勢者的力量」（Power of the Powerless）。艾未未在此書的序文中人情味十足地寫道：「她（吳虹飛）從來不喜歡任何政治話題，這點和我相似。我衷心希望她唱歌，寫作，買漂亮裙 子，嫁個相愛的人，生一群孩子。」


也無怪乎，一位香港的媒體人曾這樣評價吳虹飛：「不是民主鬥士，不是革命黨，更不是公共知識分子，她身上奇異地糅合着矛盾重重的特質：精明的天真、虛無的熱烈、理性的糊塗、妖艷的單純。作為歌手的吳虹飛，給譚作人唱歌，為林昭招魂，和艾未未並肩而立。她唱譚作人『你從來不是國家的敵人，你只是一個囚徒……如果我們在世上繼續醉生夢死，這是否會讓你感到孤獨。』她說譚作人很像個冷兵器時代的人， 一刀下去就會見血。她說音樂比政權更複雜，比現實更重要。」


理性與文明


中國自古以來為文有一個千載不變的傳統 ——文以載道。事實上，「文」以載道也好，「不文」以載道也罷，乃至「文」以不載道，在現時代，都是任何一個寫作公民可以輕輕鬆鬆選擇或不選擇的權利選項。吳虹飛的這本書帶給我們的意義也在於此——「不文」是一種權利，是理性與文明的一次勝利。


華人世界、中國人世界、中國大陸、港澳台、星馬泰，北美、澳星、歐洲等等地方的華人、中國人，雖然已經融入全球化的不可逆進程，但總的來說始終沒有建立起與「現代性」基本匹配、足以理解「不文」之理性維度的「幽默」文化、「幽默」美學。而其最嚴重、直接的社會後果是：華人、中國人的政治文化至今在在呈現的仍然陷於可悲的境地——刻板、僵化、粗鄙、無趣、無文采，看看兩岸三地大部分為官者模糊不清的面目或可憎面目就一目瞭然。吳虹飛，讓我們忘掉這些不愉快。
在書中，吳虹飛只是建構完成她自己面對生活、介入生活、觀照生活的一種美學態度，或者說，態度美學。所以說，吳虹飛的這本書，是「大逆不道」還是「替天行道」，這樣、那樣的道德判斷對她毫不構成干擾，她將繼續「講黃笑話」、做「中國女孩」，唱着歌、寫着書。偶爾，如果自由成為可能，艾未未這個朋友還會來幫她站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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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信報》2012年4月14日

达赖喇嘛尊者抵达夏威夷开始展开访美之旅

Posted: 14 Apr 2012 10:52 PM PDT

达赖喇嘛尊者于2012年04月13日下午抵达夏威夷的檀香山，开始展开美国四州和加拿大之行。这是他在1980年10月第一次访问夏威夷之后，第四次访问夏威夷群岛。第二次是在1994年4月和第三次是2007年4月。

他在抵达机场时，受到了夏威夷州州长和州长夫人、檀香山市市长、达赖喇嘛这北美代表罗桑念扎、主办方夏威夷社区基金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等人员的热情的欢迎。

在他下榻酒店，包括在夏威夷的西藏佛教中心僧侣、当地藏人、尼泊尔人、不丹人、印度人和美国人等一大群人迎接尊者的到来。随后当地Kamehameha学校的学生音乐团，表演精彩的传统歌舞，欢迎尊者莅临美丽的夏威夷群岛。

达赖喇嘛尊者对音乐团的学生们说，“虽然我曾几次到夏威夷，这次你们以传统的舞蹈表演、真诚的笑容欢迎我的到来，说明了你们支持我的论点---即从根本上我们都是相同的人类。非常感谢你们热情接待。”
结束这场温馨热情接待后，尊者及其随行人员进入下榻房间。

2012年04月14日，达赖喇嘛在夏威夷大学发表题为“教育心灵”的公开演讲。在演讲期间，预计尊者将与讨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锻炼实施宽容、毅力、坚持的重要性。从夏威夷时间下午1:30（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时30分，西藏：4月15日上午7:30，印度：4月15日上午5:00）直播网址：http://bit.ly/Ic9DSM

4月15日，尊者将参加在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举行的小组讨论，与夏威夷原住民领袖就“原住民的智能在近代的重要性”问题进行交流。讨论会是从夏威夷时间上午9:45（格林威治表准时间：下午7:45，西藏：4月16日上午3:45 ，印度：4月16日上午1:15）整进行现场直拨，网址：http://dalaila.ma/HzbQLE）

4月15日下午，尊者将在夏威夷大学发表题为“通过夏威夷的力量推进和平”的公开演讲。现场直拨网址：http://dalaila.ma/HzbQLE  演讲开始于夏威夷时间下午1:30（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30pm 西藏: 4月16日7:30 am 印度：4月16日5:00 am）

达赖喇嘛尊者的此行，是被称为“夏威夷和平支柱：夏威夷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的新计划的一部分。（http://www.pillarsofpeacehawaii.org），是由夏威夷社区基金会通过奥米达奥哈纳（Omidyar Ohana）基金和其他出资者赞助的。

夏威夷社区基金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Kelvin Taketa向一位活动的参加者透漏了他的期待，他说“我们认为尊者的莅临是一个真正的开始，我们希望夏威夷的人民不仅仅感到骄傲，而且能理解对我们尊重差异、不仅保持外部环境而且内在美的这些坚持注入新的力量的意义。”

名为和平支柱的该计划之目的是“迎请全球和平领袖到夏威夷，把他们的和平理分享给所有家庭、乃至世界各地的人们。”

该计划中提到，“达赖喇嘛尊者访问夏威夷，是一个难得和珍贵的机会，将大大有利于岛上的居民，学生和成年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学习达赖喇嘛尊者在寻求和平和鼓励世人发起慈悲的经验。”

此行，达赖喇嘛尊者除了夏威夷，还将访问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明尼苏达州和伊利诺伊州，加拿大渥太华是尊者此行的最后一站。在达然萨拉达赖喇嘛办公室的秘书长其美仁增和才嘉陪同尊者的访问。

尊者在1980年首次访问夏威夷期间的相关报道和照片，可从当时的主办者涅穷寺网站查阅：http://www.nechung.org/hhdl.shtml

原文英文连接：http://bit.ly/IGJm0q

提供者：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贡噶扎西

我喂喂：薄熙来为什么拉政法委当虎皮

Posted: 14 Apr 2012 11:41 AM PDT

这些年来，中国法治倒退，人权纪录不彰，说白了就是以周永康为首的政法委作恶，胡锦涛为寻求政治支持而默许和怂恿的结果。

周永康与重庆同进退？

在中共机构中，政法委臭名昭著，可谓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不过薄熙来喜好这只老鼠。重庆“打黑英雄”、前公安局长王立军“叛党叛国”事件后，仕途危在旦夕的薄熙来眼睛盯上了政法委。他在3月9日对称：重庆打黑是在政法委领导下，公、检、法、司、安几家协同作战。
不得不承认薄是中国政治舞台异类。官场常识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在正式场所发言，“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这种套话相当于政治保险套须随时挂嘴上，但薄就偏偏不用这种保险套。话说回来，即使薄想用，胡也未必领情。自5年前薄成为“西南王”，把“重庆模式”搞得象日本地震海啸般轰动，中共9位常委中有6位曾前后去重庆为薄站台，但胡的名字不在其中，薄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胡总书记三下南粤。
薄在众目睽睽下把皮球踢给了政法委，把国内外目光齐刷刷移向了政法委这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和“鼠王”周永康。2007年出掌政法委的周不仅是去重庆站台的6常委之一；薄在重庆打黑期间通过他手下的法院定死罪的13个“黑社会”头头无一例外被最高法院核准死刑，这是政法委协调的功劳；且在“二会”期间， 周3月8日还去重庆代表团力挺薄，不仅夸去年重庆新成绩，多项经济指标增幅居全国前列，且三次鼓励重庆“毫不动摇”，字里行间透出与重庆同在的硝烟味道，怪不得次日薄吃了豹子胆，不顾中纪委书记贺国强3月4日“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自觉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中央政令畅通”警告，在3月9日的采访时声称“重庆打黑是必要的。” 

薄周系与胡温系的较量

随着温家宝3月14日在“二会”记者会上史无前例地指出“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3月15日薄被突然解职，中共内薄周系与胡温系的较量立刻凸显出来。观察家们发现，原来政法委这只人人喊打的老鼠除了擅长在中国阻挡司法独立，制造冤假错案外，居然还是党争利器。
1958到2007年，政法委一直生存于中共一元化领导思维铁律之下。这期间，无论是叫“政法领导小组”还是 中央政法委员会，虽功能定位略变，但其核心职能是组织协调公检法各方打击刑事犯罪、协助管理整顿政法队伍、把握政法工作政策。其中，最为人诟病的是政法委大量协调具体个案，因此政法委被认为是中国冤假错案制造中心，成了人人喊打的臭老鼠。河南赵作海案就是在明显不具备起诉条件情况下，被矿业学院学煤矿和矿山机电出身而没有法律常识的政法委书记王师灿主持的协调会定罪之后送上审判台走过场搞定的。
搞地质与石油的周永康2007年主掌政法委之后，政法委的角色定位不觉中发生了变化。政法委不仅对社会发展方向说三道四，例如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去年6月在《求是》发表抨击公民社会，而且，在胡主导的维稳体制下，政法委被赋予极大弹性功能，甚至86万人的内务部队武警系统也在其协调范围之内。政法委终成一个权力膨胀的怪物，发展到薄可以恃其对抗胡中央。

胡周蜜月的终结

政法委从一个中共传统上定位的“刀把子”到今天中共上层斗争的利器显然是当今中国寡头政治生态的产物。今天的总书记胡锦涛是位跟华国锋差不多的弱主，这可从6位常委鱼贯先他而去重庆和薄从来不说“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这些指标性事件看出端倪。对胡锦涛来说，游弋于寡头政治，加上其思想中天然“左”性，使其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与周处于蜜月状态。一年一度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既是周张扬其权力的场所与机会，更是显示胡周蜜月关系晴雨表。2007年之后的历次政法会议，胡周联袂出演，胡通过接见参会代表，发表重要讲话为周捧场，而周则回赠“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和“三个至上”。周通过胡的支持和其它政治寡头的支持，让政法委越来越养眼。这些年来，中国法治倒退，人权纪录不彰，说白了就是周作恶，胡为寻求政治支持而默许和怂恿的结果。

王立军事件及连锁反应事件标志胡周蜜月的终结，打破了原有的中共寡头政治的权力架构。事实证明，周薄系比胡周系更紧密，２月１３日全国模范法院、全国模范法官表彰会上，周还在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 和“三个至上”，但在薄去职后，周3月19日在中央政法委员会第22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把平时念念不忘的政治保险套扔得一干二净。此时，胡温系出场，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等人在一个规格低得多的民政会议上齐亮相。在中共寡头政治寻求新的权力平衡的过程中，薄周系及其后台支持系统显然暂时处于下风。从报道看，在媒体上短暂消失数天后，周在3月22日给全国政法宣传工作会议的信已重提“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但蹊跷的是，周在亲自出场的3月26日的政法委书记首期培训班的讲话中并没有重提“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这让人有理由质疑周永康3月22日的信的真实性。
3月27日，经济学家茅于轼新浪微博建议为司法独立故要“取消共产党各级的政法委”。可惜的废是，周薄系与胡温系争斗与政法委存废、中共路线斗争无关，这是一场上层利益再分配的战争。以此争斗为契机去争取中国司法独立则是在错误的时间选择了正确的战略口号。

——《动向》杂志2012年4月

蓝无忧：政法委对法治的扭曲破坏

Posted: 14 Apr 2012 11:50 AM PDT

图为中央政法委三巨头周永康（中）、王乐泉（右）、孟建柱

政法委的存在就是服務於僭越干政、操縱司法的目的。政法委在權力體系中地位上升，這是中共近二三十年極力標榜“法治”的配套措施；政法委這個黑手不除，法治便沒有保障，以司法獨立作為政治改革突破口只是空談。

   王、薄事發，“十八大”提前開打，戰火延燒至政法委書記周永康乃至所屬的江系。各種傳聞甚囂塵上。值此敏感關頭，全國數千名地方政法委負責人被集中“培訓”，周永康、王樂泉宣示堅決服從黨中央，耐人尋味。同時，民間再次響起聲討政法委非法干預司法的聲浪。一時間政法委彷佛淪為朝野共同攻擊的對象。

“政”在“法”上

“政法”是一個富有中國特色的專有名詞，廣為人知，但含義卻不易準確界定。相關的有“政法”委、“政法”幹部、“政法”大學等。官媒對“政法委”譯作Committee of Political and Legislative Affairs ，即把“政法”解釋為“政治和法律（事務）”，這大概是糊弄洋人，不符合實際情況。“政”和“法”不是並列關係，而是前者統領後者。

按中共的定位，政法委是黨“領導和管理政法工作的職能部門”，主要職責是“統一政法各部門的思想和行動”，“制定方針政策并督促落實”，“組織協調指導維護社會穩定”，“監督和協調政法各部門”，“研究協調有爭議的重大疑難案件”，“組織推動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等。所謂政法各部門，包括公安、國安、司法、監獄、檢察院、法院等強力部門與審判機構。此外，“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委員會辦公室”、“維護穩定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以及專門用於迫害法輪功、簡稱“610辦”的“防範與處理邪教問題辦公室”與政法委合署辦公。在政法委的組成中，公安負責人往往擔任書記或者副書記，掌握主要的話語權，檢察長、法院院長反而僅僅是委員。重大案件由政法委召開所謂“小三長”、“大三長”會議協調決策，更是為人詬病。

政法委的存在就是服務於僭越干政、操縱司法的目的。一個政黨如何可以“管理、監督、協調”行使公權力的“政法各部門”？這在民主社會不可思議。這種權力來自中共的自我授權。西諺云“縱使天地毀滅，也要實現正義”，法律追求的是正義，而不是“政治”。很多時候正義和掌權者的政治利益正相違背。“政”在“法”上、以政統法，只能犧牲法律。法律如果不能獨立於政治，正義就沒有保障。

破壞法治的黑手

中央政法委前身是建政初期的法律委員會，後來改名中央政法小組，1980年之後幾經反復最終定為現名。負責人原由政治局委員或書記處書記兼任，2002年時任中央政法委書記的羅幹成為“十六大”的政治局常委，2007年接替羅幹的周永康亦由政治局委員晋升一步。相應的，地方各級政法委負責人也都跨入同級黨委常委之列，進入最核心的決策圈子。

政法委在權力體系中地位上升，這是中共近二三十年極力標榜“法治”的配套措施，更是對社會矛盾飛速增加的應對。它一方面用形式上的“社會主義法制”自欺欺人，一方面以憲法與法律上找不到依據的政法委做“黑手”進行超法律的操縱。法治玩假的，控制才是真。政法委除了扭曲法治機制、毒害法治環境，別無他用，可謂中國法治的最大障礙。政法委“統一政法各部門的思想和行動”，“監督和協調政法各部門”，然而法治正在於“政法各部門”彼此制衡，各自只服從於法律和良知。江澤民時代將政法委負責人升格為常委，是看重它的強力鎮壓法輪功。近年來社會矛盾更加尖銳繁多，“維穩”保命是最關心的問題，政法委對共產黨立下了大功，而對人民做下了大惡。

天下苦政法委久矣。長期以來民間乃至體制內有志之士都有抨擊政法委的呼聲。例如中國政法大學前校長陳光中認為“判而不審”違反基本司法原則，發生錯案也無從追究，應禁止地方政法委拍板決定具體案件。陳有西律師更是一針見血稱，近年來曝光的所有冤假錯案幾乎百分之百有政法委干預司法活動的根源。北大教授賀衛方指出政法委應遵循“十三大”開啟的路線予以廢除。經濟學家茅於軾和政治學者于建嶸不久前呼籲“取消政法委”，引起廣泛共鳴，迅速被有關部門屏蔽消聲。這是正義的呼聲，卻是與虎謀皮，無異要中共自斷手臂、自廢武功。你認為這是毒瘤，他認為是自己的命根。

內鬥無關正義

權力有自我擴張的本性。政法委操縱暴力機器，勢力膨脹很快，甚至被稱作“第二權力中心”。它是雙刃劍，可以成為權力鬥爭令人忌憚的利器。胡溫近來對周永康勢力敲打整頓，是有針對性的動作。然而，要從中共一項基本職能的角度看待政法委，而不能機械認為它只是某個特定機構，更不能等同於某一個人。近來周永康的日子似乎不好過，政法委成為被修理的對象。飽受其害的人們看著覺得解氣。然而，如果只是津津樂道權力鬥爭、派系傾軋，這是欣賞大辫子戏的心态。不管是可能接位的習近平、李克强，還是已出局的薄熙來，或者目前檯面上的九大寇，恐怕根本上是一丘之貉。像蔣經國那樣坦然承認“沒有永遠的執政黨”的，像戈爾巴喬夫那樣不惜毀黨來改革的，尚未見其人。

政法委就是中共，中共都是周永康。政法委乃至中共本身就是革命的對象，應該根本剝奪其非法權力，不是換一個或者換一幫“好”一點的人能解決的問題。中共對執掌政法委的幹部，會根據派系鬥爭的結果加強人選甄別，但對這樣一個職能部門本身絕不會予以削弱。政法委就是做髒活的，而這種髒活是中共本質決定需要的。薄的出局，政法委系統被整頓，周的失意，并不意味中共一定改變。換上來的人可能姿態柔軟些，但也好不到哪去。3月30日一些公民在廣州街頭呼籲政改，隨即遭到警方騷擾甚至刑事拘留，這可是在被一些人稱作“開明派”、有望在“十八大”進入常委行列的汪洋主政之地。

政法委這個黑手不除，法治便沒有保障，以司法獨立作為政治改革突破口只是空談。而除掉政法委又絕不能寄希望共產黨自己良心發現。實現真正的法治，要以政治的解決為前提，也就是把中共置於憲法和法律之下變成正常的黨，這是一種革命。當特權地位取消之後，如果樂意保留“政法委”或者以其他名稱作為行使研究職能的部門，那是它自己的事。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4月号

方励之：王若望先生追悼上悼词

Posted: 14 Apr 2012 12:11 PM PDT

图为（左起）刘宾雁、王若望、方励之，在一九八七年一月被邓小平钦点几乎同时开除出中共，并先后流亡海外，有中国民运“三剑客”之称，九十年代中期他们终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聚首，如今全都客死他乡…… 王若望原名王寿华，笔名若望、若涵、若木、庄谐。王若望先生1918年2月4日生于江苏省武进县。15岁发表短文和诗歌，同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和共青团。16岁因参与罢工而被捕，入狱3年。19岁到延安，幷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宝鶏县中心县委（地委）书记、中共山东省《文化翻身》主编、上海总工会文教部副部长、上海柴油机厂厂长兼党委副书记。39岁被打成“右派”，开除中共党籍。50岁因批评毛泽东入狱4年；后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强制劳动。60岁“平反”“现行反革命”罪名；61岁“改正”“右派”罪名，恢复中共党籍。之后，任《上海文学》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69岁因发表《一党执政只能导致专横》的文章，“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再次被开除中共党籍，幷遭到有组织的全国性围攻。71岁因发表《致邓小平的公开信》幷投身八九民运再次入狱14个月，出狱后被警察机关严密监控。1992年，王若望先生以74岁高龄，谐夫人羊子流亡海外。2001年12月19日深夜，王若望先生因患肺癌在纽约与世长辞，终年83岁。 今天，我们代表著衆多良知尚存的人们，在这里追念王若望先生曲折艰难的一生。 王若望先生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他几乎是伴随著“十月革命”的炮响而出生，而当他离开人世之际，曾席卷世界的共産悲剧已徐徐落幕。向往人类自由的良知使他成爲青年布尔什维克，也正是这种良知，使他幡然猛醒，逐渐成爲极权制度的不妥协的反叛者。早在中共“延安整风运动”时期，王若望先生就因坚持自由思想而被攻击为“山东根据地的王实味”。从此之后，他遭到不断的压制与迫害。这诚然是一代中国知识份子共同的荆棘之路，但王若望先生有其独特的光荣：面对邪恶，他不曾弯曲他坚贞的脊梁。他从不畏惧权势者口中那令人胆寒的恫吓——“考虑后果！”而坦然回答：“有什麽可怕的？我准备了一根喉管！”中共最高当局指斥他爲“资产阶级自由化老祖宗”，他凛然宣称“我感到无尚光荣！”在求索真理的坎坷之途上，王若望先生也有过仿徨、动摇。但这一根不怕割断的喉管和一根不愿弯曲的脊梁，使他从那个非主即奴的特殊帮派中卓然而出，成爲一个有尊严有骨气的人。当踏上不归的流亡之路时，王若望先生已渐入垂暮之年。新大陆上自由的风，鼓荡起他澎拜的热情。他挥洒文章，召集会议，像一尊苍劲的老树，呼唤著风暴，呼唤著不屈的反抗。在这个海内外多数中国人皆以苟且驯顺爲荣、操守反抗爲耻的颠倒堕落的时代，他仍然义无反顾地揭露著权势者的暴虐与不义，其英勇无畏一如既往。 特别值得我们追念的是，王若望先生最后的岁月是在贫病交加中度过的。他和夫人羊子居住在法拉盛的一个小房间里，长达9年。他年老体衰，无力外出工作，全凭患难之妻羊子爲别人看护孩子勉强维持生计。流亡生涯之艰辛，一言难尽。作爲作家，他舍弃了他的读者；作爲社会活动家，他失去了他的选民；作爲父亲，他离别了他的儿女。多年来，他无钱做例行体检，当夫人羊子强迫他去体检时，竟已病入膏肓，无可挽回了。 最后的时刻，王若望先生仍然挂牵著他为之献身的进步事业。他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财产，却给中国人留下了以八个“新”字组成的遗言：“新时代、新人物、新发现、新文化、新科学、新技术、新奇迹、新奉献，迈向全世界！”幷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他最后的签名。最后的时刻，他十分思念亲人和那块梦魂萦绕的土地，当政者也发出允许归国的信息，他温和地表达了谢意，但断然拒绝将使他丧失自由与尊严的附加条件，声言：“宁愿客死他乡！”言犹在耳，已是天人永隔。“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正是这种常人难以承受的英雄末路，方见出求仁得仁的坚贞气节。王若望先生从执政党高官到阶下囚到流亡者幷最终客死异乡的不平凡的一生，实现了中华民族“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崇高人格理想。 人生的暮色竟可以如此辉煌！ 王若望先生，您可以安息了！ 就在我们今天聚会的纽约，时光退回一百多年，美国最伟大的诗人惠特曼曾眺望哈得逊河宽广的入海口，歌唱曼哈顿岛的船舶、布鲁克林的高地，汹涌的浪潮和十二月的海鸥。他写道： 一百年后或若干百年以后， 别的人将看见它们， 将欣赏日落， 欣赏波涛汹涌的涨潮和奔流入海的退潮。 惠特曼把老年比喻爲“在入海处逐渐宏伟地扩大幷展开的河口”。今天，我们在流经自由女神的哈得逊河入海口聚会，爲一位老人送行。这位老人正是惠特曼所讴歌的那种“被放逐、卧病在遥远的远方”的英雄。诗人写道： 正义的事业沈寂下去， 最坚强的喉咙也被自己的鲜血塞断…… 尽管如此， 自由幷没有被消灭…… 只有在英雄和烈士已被人完全遗忘的时候…… 自由或自由这个观念才会从那一片土地上被驱逐。 今天，我们聚会此地，不仅表达对这位老人的敬仰，还表达我们拒绝遗忘的誓言。 王若望先生以其铮铮风骨，在中国人追求自由的历史上写下了英雄的篇章。当后世儿孙审判我们的时候，将一再提起这个光荣的名字。 王若望先生百世流芳！ 王若望治丧委员会 2001年12月29日于纽约 （注：此文由作家郑义起草，方励之先生在追悼会上宣读）

【纪念方励之】《时代周刊》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方励之在中国叱咤风云之时

Posted: 14 Apr 2012 09:55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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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映虹：方励之教授为什么重要？

Posted: 15 Apr 2012 10:52 PM PDT

方励之先生1988年应邀在北大草地沙龙演讲

  

  

得知方励之先生去世，不胜悲悼。

一般人知道方励之，正面来说，是他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和89年民主运动中的作用；反面来说，是中共官方宣传中他的那个在美国使馆避难的镜头，至今还是很多犬儒主义者津津乐道的话题。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历史的长河中，方先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起到了同一时代中国自由民主思想运动中其他人没有可能起到的作用：从科学出发，以科学为依托，用科学语言和科学方法为武器，在中国思想界最黑暗的年代挑战极权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根本信念。

这种挑战后来从科学发展到政治，在80年代和以后使方先生成为中国政治中的“异议人士”。但是追根溯源，我们应该看到，方先生不是一个政治家，本来也无意卷入政治，是他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迫使他无法和专制教条妥协，是这种思想上的不妥协推动他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

方先生早年不但也是一个革命青年，而且是中共体制下受惠的精英，以草民身份进入中共科学最高学府和研究机构。但一旦当他接触到和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的专断教条完全不相容的真正的科学时，我想，是人性中对真理的追求推动他走上了和专制主义做斗争的不归路。

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方先生确实属于极少数，因为在那个时代，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这个教条在内心同样不屑，但他们对真理的坚持从来没有超出科学的领域。

我没有机会见到方先生，但是2003-2004年间多次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和他联系。当时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毛主义宇宙论和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的文章，那篇近两万字的文章2006年发表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的Modern Asian Studies上。

在采访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方先生说的两个细节，而它们本来都没有什么很直接的政治意义。

第一个是方先生50年代上半期在北大物理系读书时，从一本非主流的参考书上看到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海森堡的一句话。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界，从列宁开始，海森堡的那个学派就是批判对象，说它在量子领域的理论是“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是反辩证唯物主义的，代表了西方“唯心主义”。

海森堡的那句话大意是说：布洛金采夫写了那麽多页，就是为了证明列宁的一句话是对的。布洛金采夫是当时苏联著名的科学家，在“全盘苏化”的中国也很有影响。他写的物理学教科书必须遵从列宁的“科学思想”，甚至为其作注解。方励之说，这句话对他思想的冲击是非常大的，甚至有豁然开朗之感。

第二个是在文革早期，方先生被下放时，唯一能找到的有关科学的书竟然是一本关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著作。正是这本书把他带上了研究宇宙学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直接通向对时空无涯，运动永存这个毛主义信念的怀疑。当方先生接触到60年代国际天文学界的一些重要观测结果时，他就在1973年复刊的中国物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用科学语言表达了这个怀疑。那篇文章立刻给他带来了毛主义者在上海《自然辩证法》杂志上的批判。那段历史，需要另文说明。

就这样，两个和现实政治完全无关的细节竟然在方先生思想发展中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我想，与其说这两个细节有多么了不起，不如说那个制度的意识形态对人的思想的控制是多么全面，但正因为如此，又是多么的脆弱，因为它处处皆敌。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不但是历史真相，而且连某些科学理论和方法也是官方意识形态要压制和屏蔽的对象。

附上我2004年发表的一篇和这个话题有关的文章。

科学──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另一个来源

作者：程映虹

最近一期的《开放》杂志上金锺先生发表了一篇关于反右的文章，其中提到一个细节：当年北大和清华学物理的学生中，右派的比例高得出奇，北大三分之一的右派学生是物理系的，清华技术物理系一半学生是右派。金先生爲此问过北大当时最有名的右派学生(也是物理专业的)谭天荣，谭说：这是因爲物理系的学生喜欢刨根问底。爲什麽物理系的学生喜欢刨根问底呢？谭先生说这可能是因爲他们学的是数理逻辑，受的思想训练比较严格。这就是说这种思想训练容易和共产党的教条发生冲突。

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因爲它补充了一个通常被忽视的独立或者自由知识份子的思想来源。1957年和中共发生冲突的知识份子中，一部分人是在旧中国受到传统 和西方教育，另一部分人是共产党自己培养起来的、在1949年以后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

这后一部分人在政治思想上的演变比前一部分人更值得研究，因爲他们并不是通过和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密切接触，或者甚至有在西方生活的经验而完成这种思想转变(虽然这种西方理论仍然非系统地反映在一些“内部”出版的书刊上)，而常常是通过个人经历。这种个人经历可以是对所谓社会主义新社会的真相的认识(例如党内的残酷斗争，农村的普遍贫穷，社会上的阶级歧视和政治特 权)，可以是通过对共産主义革命历史真相的了解，也可以是通过自己的思想探索，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在逻辑和知识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当 然是四卷毛泽东选集所无法比拟的，也比列宁的要多一些说理的成份和思想性。在当时，这几乎就是年轻一代寻求真理的知识份子的全部思想来源了。

一，科学与马克思主义

但是，谭先生的话告诉我们：在所有这些来源之外，中国1949年以后独立知识份子还有一个思想来源，这就是科学真理和科学训练。

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毛泽东思想更不是科学，但它们都自命爲科学，还要指导科学，这就和真正献身于科学的人们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在50年代上半期中国生物学家对苏联李森科学派的斗争中已经有了表现，但这种冲突更深刻和持久地表现在中国物理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怀疑和反抗上。其所以如此，是因爲物理是一门特殊的科学，物理学中的微观和宏观部分，即基本粒子理论和天体物理，尤其是宇宙学，接触的是物质世界的起源和基本结构，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门。

马克思主义和别的意识形态相比，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它的政治和社会分析归根结底并不是建立在对人和社会组织的行爲分析上，而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宇宙观”之上。这种宇宙观由一套简单而清晰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组成：世界的本源是物质，物质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物质内部充满矛盾，这种矛盾就决定了物质是运动的，这种运动是有规律的，可以被人的认识所掌握的。物质的存在是无限的，它的运动也是无限的，时间和空间都不过是物质运动的表现形式。因爲物质和运动都是无限的，所以时空都是无限的，宇宙在宏观和微观上都是无限的。

这套原则据说揭示了宇宙的根本规律，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想都统一在这套规律之下。因此掌握了这套规律的人不但能解释社会，也能解释宇宙和自然。这就是爲什麽马克思主义的各派掌门人都不但以政治家自居，更自命爲哲学家甚至科学家。

马克思主义这种自命的宇宙普遍真理说，早期反映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上，他写的就是古希腊的原子论，后来他和恩格斯有一个不成文的分工，自然科学由恩格斯负责，所以恩格斯有《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列宁有《哲学笔记》和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这种宇宙观在文革时期的海外可以说表现在秘鲁恐怖主义共产党“光辉道路”的领导人身上。“光辉道路”的两个主要领导人都是大学教授，主要领导人古兹曼号称“安地斯山的小毛泽东”，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康德的空间理论，他本人文革早期在中国接受过训练。“光辉道路”的另一个领导人卡瓦塔也是一个哲学家，在他们给学生讲课时，都能在半个小时之内从宇宙起源讲到人类社会的阶级矛盾。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哲学思想的深度和复杂性上，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后来的毛泽东古兹曼之流没有区别，而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原初理论中就已经包含了毛泽东思想和古兹曼主义的基本元素。

毛泽东号称对自然科学有三大兴趣：宇宙演化、基本粒子和生命起源，涉及的都是最根本最深奥的科学。但他自然科学的底子不要说和恩格斯，就是和列宁也无法相比，大概勉强只有初中水平，而且毫无系统。但就是凭著他对唯物辩证法的坚信，他从1955年起就教训中国科学家，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宇宙是无限的，“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六、七十年代他的这套“无限可分论”成爲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不断寻找对立面，不断发起运动和斗争的“科学”根据。 

因爲在毛泽东看来，说到底，如果宇宙的根本秩序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那麽文化大革命和“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就是合理的，对于当时当下而言是动乱，放在整个宇宙秩序中却是和谐。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想这三者都服从同一套规律。

毛的这套“宇宙论”信念貌似科学，实际上不过是所有前现代统治者从神秘的 宇宙秩序和巫术信仰出发爲自己的统治寻找合法性的现代翻版，是二十世纪的甲骨文和“天命”论。然而直到今天，新老毛主义者还津津乐道于毛泽东的“科学预见”。

因此，在所有的自然科学学科中，物理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最密切，或者说最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的。从这个角度出发，不难理解谭天荣所说的“追根究底” 是什麽意思。也不难理解爲什麽学物理的大学生中有这麽多右派。当然，物理专业的学生当时成绩最好(尤其是清华技术物理系的学生，当时是挑选出来造原子弹 的)，因此思想和个性相对独立的人比较多，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二，方励之现身说法

更有说服力的是方励之先生的事例。在我最近对方先生的访谈中，他告诉我，他最初就是通过科学开始怀疑官方意识形态的。方先生于1952年到1956年在北大物理系读书，当时教科书都是从苏联过来的，其中有一本是由苏联著名基本粒子物理学家布洛金采夫写的，书本身还可以，但前面的一章序言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说教和对西方当代科学家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哲学理论的批判。

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方先生发现了被布洛金采夫所批判的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海森堡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针对布洛金采夫的。海森堡的大意是说：布洛金采夫写了那麽多页，就是爲了证明列宁的一句话是对的。方励之说，这句话对他思想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因爲本来任何学物理学到一定程度的人，都会觉得列宁说的那些没有道理，列宁在他的《唯批》中对另一个奥地利物理学家也是哲学家的马赫的批判也是乱扣帽子。但是如果没有碰到这麽一个一针见血的批判，可能这种怀疑和不满就难以达到彻底否定这种教条的程度。

方励之先生说，当时在北大的学生和北京的物理学家中有和他类似看法的人不少，但对问题感受的深刻程度不一样。方先生后来在反右中丢掉了党籍。

到了70年代 初，以他爲首在中科大物理系形成了一个志愿成立的天体物理研究小组。今天的很多中国人也许很难相信，在毛泽东年代，尤其是文革时期，参加一个非官方的研究天体物理的小组是有政治风险的，研究宇宙论也是如此。因爲到60年代末，在西方天文学中，越来越多的观测资料都倾向于宇宙是有限的结论，尽管这种结论并不 是最终真理，也可以有不同的模型来表达。于是研究天体物理和宇宙学就免不了要碰上这个直接挑战马克思主义命门的问题。很多物理学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不愿意研究宇宙学。

但科学家的责任感驱使方励之和他的同道投身于这项研究。方先生说，当时他并非有意要挑战官方的宇宙学论断，但问题是他要做研究，要做研究就没法不去碰那些教条。他们的研究不久就和四人帮在科学领域的代言人，上海的“李柯”和《自然辩证法杂志》发生了冲突。《自然辩证法》发表了大量文章批 判天体物理学中的“异端”，甚至还“邀请”方励之等参加“讨论”，引诱他们暴露观点。

但是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和南京天文台等地科学家的支援下，方励之等人对宇宙论的研究一直坚持了下来，这在“四人帮”严密控制下的思想界是一个奇迹。当然，从根本上来说，在70年代，思想控制再严酷，也不可能达到否定那些被天文学界用科学方法观测到的资料的程度，就象教会在四百年前也不能否定用望远镜看到的宇宙现象。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真理和观测资料成了思想异端的庇护所。

方励之(还有后来的许良英)等人与马克思和毛主义宇宙论教条的战斗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后期。直到1986年，胡乔木还专门写信给北京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对这份杂志发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宇宙无限“的文章兴师问罪。可笑的是，无论是四人帮还是后来的毛主义左派，都把爲了坚持宇宙无限的信念而被教会烧死的布鲁诺擡出来爲自己辩护。但事实上，在科学的发展已经提供了相反证据的时代，在共产党中国和苏联，正是那些认爲宇宙有限的科学家成了英勇无畏的布鲁诺。

以方励之和许良英等人爲代表的自由主义科学家，是中国自由知识份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80年代爲自由民主的大声疾呼 (其高峰是1989年2月致中共的 公开信) 正是建立在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用信仰压制科学、威逼科学爲信仰服务的痛切认识上。而这条重要线索，正是发端于50年代中期，在双百运动中初露头角。

因此，科学(包括科学知识、科学训练、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和宪政、法制、人权、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等等一起构成了今天自由主义的思想阵营。 

这条线索之所以重要，更在于它从终极意义上推翻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爲统治意识形态在知识论上的合法性。我们今天回顾反右的历史，回顾1949年以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艰难成长的历程，不应该忽视这条线索。

（原载《北京之春》2004年 11月号。文字有所修订。）

——转自纵览中国

世界作家给英国文化协会暨伦敦书展的公开信（最新联署）

Posted: 15 Apr 2012 09:35 PM PDT

（2012年4月15日）

我们注意到你们在本月已经邀请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参加伦敦书展，而这个机构长期以来封杀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独立中文笔会前会长和荣誉会长刘晓波博士及大量异议作家的作品，并将带着精心挑选的181家出版社和31名官方作家来伦敦展示被它审查过的文学成果。

为了让英国作家和读者全面了解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的处境，我们仅介绍给你们一部分在中国遭到全面封杀甚至因作品而被监禁的作家，他们和刘晓波一样，已失去了写作自由乃至人身自由，更希望得到英国文化协会的支持。我们希望能通过你们的支持向英国同行和大众介绍和朗诵他们的文学作品——小说、诗歌和散文，以及他们的获罪作品。在一个政治恐惧的社会中，这些源自民间的文学资源非常珍贵。他们中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和荣誉会员就有：正在服11年刑的文学评论家、诗人刘晓波和他已被软禁一年半的妻子、诗人刘霞，在坐牢9年获释后不久前主要因一首诗歌又被判7年徒刑的作家朱虞夫，坐牢10后又被判刑12年的小说家、诗人杨同彦（杨天水），正在服10年刑的记者、诗人师涛、正在服刑10年的维吾尔小说家、诗人亚辛，正在服5年刑的环保工作者、作家谭作人，在狱中被折磨成植物人才获保外就医后很快去逝的诗人、小说家张建红（力虹），坐牢11后于去年获释的牛津学者徐泽荣博士，因作品遭毒打酷刑而在年初被迫出走美国的作家余杰，去年被迫流亡德国的作家、诗人廖亦武，遭封杀暂留德国的作家周�，在北京被长期封杀的作家焦国标，被禁止入境中国的旅英小说家马健和旅德诗人贝岭等，特别是希望英国同行和大众听到被囚在北京家中的藏人女作家唯色的声音，让英国读者了解为什么今天西藏正发生着空前最大规模的连续自焚悲剧。而一些了解真相的藏区作家和学者，卓玛嘉、扎西绕登（扎西热丹）、东科、布旦、尕让云巴、卓日次成、贡却才培、更嘎仓央等数十人被关进了监狱。仅笔会收集的个案中，在中国因言获罪关押的作家就达40多人。

英国文化协会强调：邀请的是在中国写作的中国作家，让英国人了解中国文学，促进文化交流。我们不禁要问，难道了解中国文学就应该只根据中国官方的推荐吗？难道不需要了解那些得不到官方推荐甚至被封杀的作家及其作品吗？哈维尔当年被捷克当局关押和封杀的作品就应该忽略吗？布罗斯基在国内遭封杀和被迫流亡后的创作就不属于苏俄文学吗？鲁西迪爵士离开印度后就不再能促进英印文化交流吗？我们认为这观点对被封杀、被监禁、被流放的作家极为不公。伦敦是国际笔会的发源地，关注遭受政治迫害，救助狱中作家本是英国的人文传统。也是在这基础上我们恳请英国文化协会注意到在中国遭封杀的作家及其作品的状况。

我们还注意到你们使用了“中国文学” 这一称谓。正如官方作家代表政府一样，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所容许的官方文学仅仅只是中国文学的极为有限的部分，主要也就是所谓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 而已，远不能体现中国文学的全貌。中国文学必须包括遭官方封杀的超越官方审查之外的民间文学、异端文学、地下文学、狱中文学和流亡文学。因此，请不要认同中国官方的混淆视听，误导英国作家和读者。

作家失去了自由而受制于官方，这个社会也就不自由了。英国文化协会如果真想自由文明地进行文化交流，那么就请关注中国民间社会的独立作家及其作品，特别那些是失去自由、被新闻出版总署查禁不能参加伦敦书展的作家与作品。我们期待着结果。

独立中文笔会

德国笔会

瑞士法语笔会

圣米格尔笔会

葡萄牙笔会

荷兰笔会

立陶宛笔会

悉尼笔会

德语海外作家笔会

加拿大笔会

魁北克笔会

维吾尔笔会

西藏海外作家笔会

世界语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

比利时荷兰语笔会理事吉尔楚伊・丹姆，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泽维尔・热伦斯，成员尤里斯・格尼茨，弗兰克・沃斯和希尔德・克特勒尔

苏格兰笔会会员、爱丁堡龙比亚大学巴夏碧・弗雷泽博士

柏林国际文学节主席乌尔里希・施赖伯

柏林马丁格罗皮尤斯展览馆馆长席维尔尼希教授

北京之春杂志社

齐氏文化基金会

倾向出版社

意大利的里雅斯特笔会

香港记者协会

公民《议报》杂志社

更多信息,请联系

独立中文笔会

1)      廖天琪，会长

电话：+49-176-5472 3721, +49-176-5472 372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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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潘嘉伟，理事兼常务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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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poonk...@gmail.com

3）张裕, 副秘书长兼发行和翻译委员会协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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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邮：yuzh...@live.se, icpc.m...@gmail.com

网页：http://www.chinesepen.org and http://www.liuxiaobo.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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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Open Letter to the British Council

on the London Book Fair

April 15, 2012

Dear Madams/Sirs

It has come to our attention that for this month’s London Book Fair that you have invited the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and Publi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APP-PRC), which has long banned the works written by a large number of dissident writers, among them Dr. Liu Xiaobo, laureate of the 2010 Nobel Peace Prize and the former and honorary president of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re. The GAPP-PRC has carefully selected 181 publishers and 31 official writers to present its own achievement in government-approved and censored literatures.

In order to give English authors and readers a broad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itu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hinese writers, we would like to name only a few writers whose works ave been completely banned and who had to serve in prison for their writings in China. Like Liu Xiaobo, they have lost their freedom to write as well as their personal freedom, which is why we believe they need all more the support from the British Council. We hope that through your support to introduce, cite and spread their literary works - fiction, verse and prose, as well as their writings which have been labelled and condemned as crimes - to their British colleagues and the British public. Among them are many PEN members and honorary PEN members, including the literary critic and poet Liu Xiaobo, presently serving his 11-year imprisonment, and his wife Liu Xia, a poet who has been held under house arrest for a year and a half; Zhu Yufu, a writer recently sentenced to seven years in prison mainly for a poem he wrote after his release from a 9-year imprisonment; Yang Tongyan (aka Yang Tianshui), a novelist and poet serving his 12-year sentence in jail after a previous 10-year imprisonment; Shi Tao, a journalist and poet serving his 10-year imprisonment; Nurmuhemmet Yasin, an Uighur novelist and poet serving his 10-year imprisonment; Tan Zuoren, an environmentalist and writer serving his 5-year imprisonment; Zhang Jianhong (aka Li Hong), a poet and novelist who died soon after his release on medical parole after suffering complete paralysis due to his stay in prison; Dr. David Tsui (aka Xu Zerong), an Oxford scholar who was released last year after serving 11 years in prison; Yu Jie, an author who has been forced to take asylum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year after he was silenced by brutal beatings and tortures for his book for a period of over one year; Liao Yiwu, a poet and author who has been forced into exile in Germany last year; Zhou Qing, a writer of Munich City whose works have been banned in China; Jiao Guobiao, a Beijing-based author whose works have been banned in China, Ma Jian, a London-based novelist, and Bei Ling, a Germany-based poet and publisher, both of whom were denied entry to China last year, and many others. Particularly, we wish British and international writers and visitors of the London Book Fair to hear the voice of Ms. Woeser, a Tibetan writer restricted at her home in Beijing, to help the general public understand the tragic events of continuous and large-scale self-immolations in Tibet, while dozens of Tibetan writers and scholars who have raised their voice about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ibet, have been imprisoned there, including Domal Kyab, Tashi Rabten, Jangtse Donkho, Buddha, Kalsang Jinpa, Dokru Tsultrim, Kunchok Tsephel Gopey Tsang and Kunga Tseyang. In PEN’s case lists alone there are over 40 writers imprisoned in China for their writings.

The British Council has emphasized that the Chinese writers are being invited for their writings in and about China, in order to broaden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Britain and to promot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e cannot but ask: to understand Chinese literature, should the British people rely on the recommendations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lone? Is there no need to learn about the authors who will never be able to get a recommenda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whose works have been banned in China? Should Václav Havel have been ignored because he was imprisoned while his works had been banned by the former Czechoslovakian authorities? Should Joseph Brodsky’s creations not have been considered a part of Russian literature when he was jailed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or after he was forced into exile? Should Sir Ahmed Salman Rushdie no longer be able to promot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India? We believe that such a view, which the British Council is now running the risk of emphasizing, is unfair to the many writers who have been banned, imprisoned in, or exiled from China. London is the birthplace of PEN International. It is in the British tradition of humanism to be concerned about all the writers who are politically persecuted and to promote their release from prison. It is on this basis that we sincerely request the British Council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 situation of the writers whose works are banned in China.

We have also noted that you are using the term “Chinese literature". As the official, government approved writers generally represent the government, the official literature allowed by GAPP-PRC is only a very limited part of Chinese literature, mainly representing so-called "socialist litera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cannot but reflect far less than a full view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 must include independent literature, beyond official censorship and banning, heretical literature, underground literature, prison literature and exile literature. Therefore, please do not support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GAPP-PRC’s misleading presentation for British authors and readers.

A society where writers have lost their human rights and professional freedom under the conditions restricted by their government is not a free society. If the British Council wishes to promote an authentic cultural exchange in a free and civilized way, please do not disregard the independent writers whose works are dedicated to shaping a Chinese civil society, especially those who has lost freedom and whose works have been banned by GAPP-PRC to present at the Book Fair.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Kind regards,

Signed by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re

German PEN Center

Center PEN Swiss Romand

San Miguel PEN Center

Portuguese PEN Center

PEN The Netherlands

Lithuanian PEN Centre

Sydney PEN Center

PEN Centre for German-speaking Writers Abroad

PEN Canada

Centre Québécois du PEN

Uyghur PEN Center

PEN Esperanto, Writers in Prison Committee (WiPC)

PEN Flanders Center, Board member Geertrui Daem, head of WiPC Xavier Roelens, members Prof. Joris Gerits, Frank De Vos and Hilde Keteleer

Dr. Bashabi Fraser, Edinburgh Napier University, Member of Scottish PEN Center

Ulrich Schreiber,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Festival, Berlin

Prof. Gereon Sievernich, Martin-Gropius-Bau, Berlin

Beijing Spring

Qi's Cultural Foundation

Tendency Inc. (Publisher, Taiwan)

Trieste PEN Centre

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China Eweekly (Initiatives for China)

For more information, contact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 (ICPC)

1)      Tienchi Martin-Liao, President,

Tel: +49 176 5472 3721, +49-176 5472 3721(m)

email: tiench...@gmail.com

2)      Patrick Poon, Executive Secretary

Tel: +852-94173765 begin_of_the_skype_highlighting            +852-94173765      end_of_the_skype_highlighting

email: poonk...@gmail.com

3)      Yu Zhang, Coordinator of Press & Translation Committee

Tel: +46-8-50022792 begin_of_the_skype_highlighting            +46-8-50022792      end_of_the_skype_highlighting

email: yuzh...@live.se, icpc.m...@gmail.com

Websites: http://www.chinesepen.org/english and http://www.liuxiaobo.eu/

国际笔会促请在伦敦书展上讨论中国文学与审查

Posted: 15 Apr 2012 09:34 PM PDT

国际笔会促请在伦敦书展上讨论中国文学与审查

（独立中文笔会2012年4月15日讯）国际笔会和英国笔会4月13日发布新闻稿，促请各界在伦敦书展上讨论中国文学与审查的问题，并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所有狱中作家、停止骚扰及审查敢言人士。新闻稿全文翻译如下:

当伦敦书展于4月16日星期一开幕时，至少35名作家仍在中国陷狱，其中有些服刑将长达20年，他们全都是因言获罪。

国际笔会致力于文学和言论自由，代表100多国家144个笔会的成千上万会员发声。国际笔会的创会成员英格兰笔会位于伦敦，将会作为主力参展4月16日至18日的伦敦书展。

虽然中国将为本届伦敦书展的焦点，但笔会所有同人对我们无法在书展上听见狱中或流亡中的声音深表失望。一位系狱者是独立中文笔会前会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他于2008年12月8日被拘禁，2009年12月25日被判刑11年。

而且，打压仍在继续，自2011年2月16日以来，警方不断加强骚扰全国各地维权人士和活动者，显然是以此回应网上匿名呼吁的"茉莉花革命"抗议行动。成百维权人士和活动者被任意拘禁、骚扰和恐吓，包括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作家朱虞夫，他于2011年4月被逮捕，2012年2月10日以发表"反诗"《是时候了》而被判刑七年。

笔会将伦敦书展一类活动视为不同观点者交流的非常重要机会，对于自由表达遭严重打压的中国尤为如此。国际笔会希望在未来几天，我们能找出办法，不仅庆贺中国文学，而且检视自由言论在中国所受的压制。

进一步信息，请联系：

国际笔会亚洲研究员Cathy McCann：+44(0)207 4050338 begin_of_the_skype_highlighting            +44(0)207 4050338      end_of_the_skype_highlighting

英格兰笔会文宣及联络主管Robert Sharp：+44(0)7790 420011 begin_of_the_skype_highlighting            +44(0)7790 420011      end_of_the_skype_highlighting

请编辑们注意：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至少有35名作家被拘禁；

 尽管中国政府在准备主办2008年奥运会之前承诺改善人权和新闻自由，但是被监禁作家人数却大致一直未变；

 监狱条件恶劣，狱中生病率很高，缺乏医疗和家人探访，常受骚扰；

 笔会曾推动作家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他于2008年12月8日被拘禁，2009年12月25日被判刑11年。

 随着增加使用互联网，政府相应对电子媒体的监控与打压不断提升，博客作者被拘禁数也不断增加。

 去年对维权人士和活动者骚扰递增，以回应网上匿名呼吁的"茉莉花革命"抗议行动，成百维权人士和活动者从此被任意拘禁、骚扰和恐吓，包括几位作家。

 英格兰笔会通常在"笔会文学咖啡茶座"（PEN Literary Cafe），接待英国文化协会挑选的"市场聚焦"作家。但今年，英格兰笔会将不会向该项目所包括的作家提供这个平台，因为该项目的合作伙伴为中国新闻出版总署——负责制定和管理所有中国出版的政府官方机构，包括颁发出版许可证、在中国积极查禁书籍。

 英格兰笔会将会在4月16至18日伦敦书展的三天展期中，继续在英格兰笔会文学咖啡茶座举办一个英国和国际作家的项目，包括作为伦敦书展"当日作家"毕飞宇——英格兰笔会过去曾资助过毕飞宇的一部著作。英格兰笔会亦会在咖啡茶座中纳入没有被列入官方项目的张戎。

 为了给异见和流亡声音一个更宽阔的平台，英格兰笔会于3月29日在英国自由言论中心（Free Word Centre）举办了"透视中国"（China Inside Out）研讨会，主要推介异见和流亡的中文作家如马建和陈希我。

国际笔会呼吁：

 释放中国监禁的所有作家；

 停止骚扰及审查敢言人士。

国际笔会是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性文学组织，致力推进世界各地作家间的友谊和理性合作，为言论自由奋斗，代表世界文学的良知。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的144个分会之一，抗议中国当局对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监禁、骚扰、监控，致力结束中国对互联网的监控和对自由写作的种种限制。关于笔会保护作家和维护言论自由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http://www.chinese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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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mmediate release: 15.00, 13 April 2012

PEN urges discuss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ensorship at London Book Fair

As the London Book Fair opens on Monday 16 April, at least 35 writers are in prison in China. Some are serving sentences of up to twenty years. All are being detained for what they have written or said.

PEN International is devoted to literature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speaks for tens of thousands of members in 144 PEN Centres over 100 countries. The founding centre, English PEN, is based in London and will have a major presence at London Book Fair on 16-18 April.

It is a deep disappointment to everyone in PEN that although China will be the focus for the London Book Fair we will not be hearing the voices of those in prison, or the many others who live in exile. One detainee is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re (ICPC) and Nobel Laureate, Liu Xiaobo, who was arrested on 8 December 2008 and sentenced to eleven years in prison on 25 December 2009.

And the repression continues. Since 16 February 2011 police have stepped up their harassment of human rights defenders and activists across the country, apparently in response to anonymous calls for 'Jasmine Revolution' protests. Over one hundred human rights defenders and activists have been arbitrarily detained, harassed or intimidated. They include writer Zhu Yufu, a member of the ICPC, who was arrested in April 2011 and handed down a seven-year prison sentence on 10 February 2012 for his allegedly 'subversive' poem 'It's Time'.

PEN sees events such as the London Book Fair as highly important opportunities for exchange between those with diverse views. This is particularly so in the case of China where free expression is heavily curtailed. PEN hopes that over the coming days, ways will be found to not only to celebrate Chinese literature but also to examine the suppression of free speech in China.

For PEN International please contact Cathy McCann, Asia Researcher on 0207 405 0338

For English PEN please contact Robert Sharp, Head of Campaigns & Communications: 07790 420011

Notes to Editors

·           There are at least thirty-five writers detain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Numbers of detainees have remained largely unchanged in spite of government commitments to human rights and press freedom in the run-up to the 2008 Olympic Games

·           Prison conditions are poor, with high levels of ill-health, a lack of access to medical care and family visits, and harassment.

·           PEN was instrumental in the award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2010 to writer Liu Xiaobo, who was arrested on 8 December 2008 and sentenced to eleven years in prison on 25 December 2009.

·           There has been a rise in the numbers of bloggers detained concurrent with the rise in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and corresponding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and suppression of the electronic media.

·           Last year harassment against human rights defenders and activists stepped up in response to anonymous calls for 'Jasmine Revolution' protests. Over one hundred human rights defenders and activists have since been arbitrarily detained, harassed or intimidated, including several writers. 

·           English PEN would normally host Market Focus authors selected by the British Council in the PEN Literary Cafe. However, this year English PEN will not be providing a platform to the authors included in this programme as it has been produced in partnership with GAPP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and Publi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GAPP-PRC), the official government agency responsible for the regul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all Chinese publishing, including the issuing of publication licenses and the active censorship and banning of books in China. 

·         English PEN will continue to host a programme of British and international authors at the English PEN Literary Cafe during all three days of the fair, April 16-18. English PEN will include Bi Feiyu, an 'Author of the Day' at London Book Fair, in the PEN Cafe programme, having supported one of his books in the past. English PEN will also include Jung Chang, who is not forming part of the official programme, in the PEN Cafe.

·         In order to give a wider platform to dissident and exiled voices, English PEN held 'China Inside Out', a major event featuring dissident and exiled Chinese writers such as Ma Jian and Chen Xiwo, at the Free Word Centre on 29 March.

PEN is calling for:

·         the release of all writers in prison in China; and

·         an end to the harassment and censorship of those who dare to speak out.

吕洪来：将“重庆事件”转化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

Posted: 15 Apr 2012 09:34 PM PDT

重庆事件的爆发，加速了中共内部的斗争和分化，国内民众也发出了挺薄和支持胡温的两种不同声音，这些都为中国政治走向多元化创造了契机。 客观的讲：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搞“重庆模式“，代表了部分中下层百姓的民意，特别是薄熙来敢于在政治上独树一帜，提出许多符合民意的政治主张，挑战中央的权威，使党内的派别斗争公开化，加速了中共自身的政治多元化，有利于中共党内朝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这些都是重庆事件体现出来的历史意义。 应当指出的：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在目前中共的一党专制体制下，采用的是人治方法和行政命令手段，存在滥用权力，干预司法，刑讯逼供，严重违反宪法和法律行为，特别是薄熙来在政治道路上继承毛泽东的政治衣钵，选择毛泽东的政治道路和方向，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大方向，这是应当清醒认识到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共自从胡温执政以来，一直倡导和谐社会建设，出台了一些保障低收入群体利益的惠民政策，免除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农业税，特别是近年来，温家宝多次公开倡导政治体制改革，倡导民主价值理念，在国际、国内树立起了开明的改革形象，这样就使薄熙来与胡温为首的中央的矛盾，带上了党内左右两派斗争的政治色彩，但是胡温到目前为止只是将政治体制改革挂在嘴上，并没有真正迈出政治改革的实际步伐，因此现在就将薄熙来与胡温为首的中央矛盾性质，定性为共产党内左右两派之争还缺乏事实依据。 重庆事件是近年来中共党内最大的一场政治派别斗争，今天对薄熙来事件的处理是检验胡温为首的统治集团到底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的试金石！ 对于无官不贪的中共统治集团而言，目前最重要的不是揪几个贪官污吏的问题，而是要真正建立起党内外相互监督、相互制约、多党竞争的政治机制，从根本上改变中央集权、一党独裁的统治制度，对于向薄熙来这样的中共封疆大吏，我们决不能仅仅以个人的操行来评判其历史功过，而是要看他对于中国历史发展所发挥的政治作用！ 如果胡温为首的中共统治集团真的要政改，真的要纠正“重庆模式”的文革倒退路线，那胡温首先就必须在处理薄熙来的问题上摒弃过去传统的宫廷斗争方式，真正按照民主政治原则，依法公开透明的处理“重庆事件“，让全国人民了解整个事件的真相，兑现民主、法制、人权的承诺，迈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步伐，向全国人民、向国际社会证明自己是真正的民主派！改革派！ 如果今天胡温处理重庆事件仍然沿用过去传统的宫廷斗争方式，以刑事罪名掩盖“重庆事件”的党内派别斗争的实质，以家法代替国法，继续拖延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那只能证明今天胡温对重庆事件的处理，是一次对党内不同政治派别、不同政治声音的镇压！是又一次的历史倒退！ 最近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教师王铮女士连续上书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要求会见全国人大代表薄熙来，提出：要依法治国、不是依党治国，共产党对其党员的处理要受国家法律约束，表达出了人民要求籍此重庆事件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反对政治倒退的呼声！ 必须认清的是：今天一些学者和民主人士呼吁维护薄熙来应有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不是简单的站在薄熙来的立场上，为薄熙来掩饰错误，歌功颂德，而是要维护中共党内不同政治派别的合法存在！维护党内不同派别、不同声音的存在！是要从事实上推进中共自身的民主化！ “重庆事件”是今天推动中国宪政民主建设、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很好契机，是对胡温的真假改革、一次实际检验，海内外一切关心中国社会进步的朋友们：让我们站在民主、法制的立场上，推动“重庆事件”朝着有利于中国朝着民主、法制、宪政的建设的方向发展，将重庆事件转化为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  2012-4-15

曾慧燕：方勵之長眠亞利桑納

Posted: 15 Apr 2012 09:52 AM PDT

(《世界日报》記者曾慧燕紐約報導 ) 流亡美國的八九民運精神導師、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的喪禮，14日下午在亞利桑納州土桑市東郊一家殯儀館舉行，為時兩個半小時的悼念儀式，氣氛莊嚴肅穆，約200名生前好友及親屬出席。親友瞻仰遺容後，遺體隨即火化，方勵之家人已為他在East Lawn Palms墓園選購長眠之地，另外再擇日下葬。


14日出席方勵之喪禮的親友中，方勵之的妹妹等專程從北京趕來；另外還有河邊加州大學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八九民運學生領袖王丹、王超華、「六四事件」見證人、前中國政法大學講師吳仁華，前中國人權執行主任蕭強、李曉蓉和目前在洛杉磯加州大學做訪問學者的北京大學教授夏業良等，以及方勵之生前任教的亞利桑納大學部分師生和物理界同行。


喪禮在一個可容納200人的禮堂舉行，與方勵之鶼鰈情深的遺孀李淑嫻，一直流淚不止，強忍悲痛接受來賓慰問，令王丹等人心有戚戚。


因「六四事件」在方勵之生命中占重要一頁的林培瑞，在會上講述對方勵之的「八個印象」。王丹說，林培瑞的講話非常感人，在場人士都深受感動。


王丹致詞表示，方勵之作為一位有非凡成就的物理學家，也是一位「政治上的審美者」，追求不自由，毋寧死，提倡知識分子關心社會，既是權利也是義務。王丹感慨表示，「如果中國知識分子都懂得方老師後面一句話，中國的春天也就會到來！」


方勵之的長子方克表示，感謝外界對父親喪事的關心，但由於家人仍在巨大悲痛中，近日一直忙於料理父親的後事，實在沒有心情接受媒體訪問，希望大家諒解。方勵之的喪禮只邀請家屬和親友參與，不接受傳媒採訪。據了解，有香港媒體專程前往當地試圖採訪方勵之喪禮，但被婉拒。


獲邀出席的友人表示，方勵之墓地位於一棵大樹下，面對群山，計畫訂造一個約三公尺的墓碑，書寫墓誌銘。


據指出，由於方勵之在去年患大病之前，身體一直很健康，為此還撰文感謝母親給他一副好體魄，因此從未考慮過身後事的安排。如今斯人已逝，魂歸何處令人關注。經家人商量，「青山處處埋忠骨，何須馬革裹屍還。」決定讓他留在他生活、工作20年的土桑，既方便家人掃墓，也符合方勵之做「世界公民」的意願。


儘管家人希望低調辦理方勵之的後事，一切從簡，但自方勵之6日猝逝的噩耗傳開後，各方均表關注，美國國務院日前對方勵之的去世也表示哀悼。他生前任教的亞利桑納大學發表聲明，稱方勵之的去世為巨大損失，並讚許他的非凡勇氣與信念。


方勵之上周五(6日)在土桑市家中猝逝，終年76歲。至此，當年被中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指為「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頭面人物」的三位異議知識分子，包括劉賓雁、王若望、方勵之被迫流亡後，均客死異鄉。

【附录】

李淑娴痛心方励之猝逝追悼文令全场动容（组图）

2012-04-15

方励之夫人李淑娴对丈夫的追悼词,时而恺切谈论政局,复以深情回忆往事,令到场人士为之动容.仪式结束后,方励之遗体随即火化,至于未来是否迁葬回中国?李淑娴表示,这问题要看中国政府态度。

Photo: RFA

图片：李淑娴为夫诵读悼文。(记者萧融拍摄)

方励之葬礼和家庭追悼会,由方励之长子方克操办,仅小范围向亲友发出邀请,不对媒体和公众开放。

方克低调治丧,婉拒采访,主要是顾及母亲至今仍无法接受父亲已然离去。李淑娴的追悼词,也首度亲口说明方励之在电脑前倒下,给她带来震惊和悲恸。

李淑娴说:”他突然倒在电脑前面,左手握着文章和学校夏季活动计划。励之走得如此匆匆,他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励之灵魂不死,留在他的亲人,在他亲密的学生之中,在未来后继者之中,他将会愈来愈被理解和继承。”

李淑娴回顾方励之生前几次因为敢言和为求突破而陷入险境,但”不让学生受伤害” 始终是不变的坚持。

图片：中科大校友联名以花圈致意。(记者萧融拍摄)

她表示:”当他还是中科大副校长, 若感觉到自己又要遇险,首先即安排学生出国,协助寻找各个学生合适的学校,然后,我们被驱逐出中国…他仍念念不忘故土,不忘学生和同事.学生经费遭遇困难,他就说服原来要捐助我儿子费用的单位转而资助中国学者,这笔费用延续了十多年,直到我小儿子(因车祸)去世。”

方励之夫妇在艰难时局里共组家庭,一路走到最后,仍不免遗憾。李淑娴说:”方励之生而有幸,一生做自己愿意,而且喜欢的事,举凡科学的,人文的,政治的,不计后果。但是,他也应有遗憾,走得太匆忙,不及亲手去做该做,而且能做好的事。”

李淑娴表示,方励之向来以科学视角面对生死,大体火化之后,未来是否迁葬回国,还得看当局态度,眼下只愿共渡风雨五十年的丈夫就此安息。她说:”我此生有幸与他相逢,相爱,相守,共渡风雨,如今过早失去他,是我一生最大的痛.他是我的丈夫,我的爱人,我的灵魂,他仍然在我心上。心痛的,灵魂的,永远的…励之,看看我,等着我,你安息吧!”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萧融发自亚利桑那州图森的报导。

张赞宁：议请撤销“政法委”案

Posted: 16 Apr 2012 10:13 PM PDT

作者：张赞宁 中国民建会员 (江苏南京)

温家宝总理在2011年9月14日出席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时，再度呼吁政治体制改革。他提出：第一、依法治国，改变“以党代政”的现象，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第二、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第三、维护司法公正独立；第四、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最主要的是选举权、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第五、反腐败等五大要点。

提议人认为，要实现温家宝总理的五点政改建议，最为关键和首先必须做到的就是他的第一点政改建议：改变“以党代政”，做到党政分开。温家宝总理的这一政改建议，其实与中共历届政治领袖的意见是完全一致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早在1928年就指出，“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第72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

——邓小平：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三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的谈话中提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党政要分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77页)

——赵紫阳：“我们实行党政分开，其原因是：第一，党政不分不是提高或加强了党的领导，而是降低、削弱了党的领导，党政分开才能真正提高并加强党的领导，才能真正提高党的政治领导的水平；第二，党政不分使党顾不上抓党的建设，党政分开才能真正做到‘党要管党’。要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党委就应该把自身的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就必须善于摆脱各种繁杂事务的干扰；第三，党政不分使党委处于行政工作第一线，甚至成为矛盾的一个方面，党政分开，可以使党处在超脱的、驾驭矛盾和总揽全局的地位，从而发挥‘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第四，党政不分使党委自己成了执行者，党政分开才能使党委真正具有监督的职能。”(赵紫阳，《关于党政分开》在十二届七中全会预备会上讲话的一部分，1987年10月14日）

由于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和地方各级政法委员会(下简称政法委)的职能是“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也就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及司法行政机关都要听命于政法委的领导，这就决定了政法委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权力，有权行使宪法赋予专门机关才有的侦查、检察、审判等权力，甚至有权决定逮捕、限制人身自由，造成判的不审，审的不判等极为恶劣的后果，使法律形同虚设；必然造成以党代政、党政不分；违法行使宪法和法律的权力，将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架空等极为严重的负面效应；成为中国走向法治社会的拦路虎、绊脚石，是对法治一种倒退。所以，要做到“依法治国，改变以党代政的现象”，首先应将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法委予以撤销。不如此，“依法治国”、“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司法公正独立”、“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都必然成为空话。

政法委的权力和机构的设立，不仅没有宪法和法律上的依据，而且也没有党章上的依据。现分析如下：

一、政法委行使的权力不仅没有宪法上的依据，甚至明显与宪法相抵触

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要听命于政法委，这本身已构成严重违宪，具体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条文的规定：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第三条第三款 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第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第一百二十六条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一百三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二、政法委行使的权力不仅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并明显与多项法律相抵触

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都要听命于政法委，这本身已构成严重违法，具体主要违反了以下法律规定：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三条第一款 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

第五条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八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第十二条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条　民事案件的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对民事案件独立进行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三条第一款 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第四条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三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是国家最高审判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

(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第九条 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十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第十二条 对于任何公民的逮捕，除人民法院决定的以外，必须经人民检察院批准。

(六)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第三条第四款　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害律师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　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

第三十六条　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其辩论或者辩护的权利依法受到保障。

第三十七条　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

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

三、政法委的设立没有党章上的依据

细查《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中央、地方和基层组织的规定，只有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党的中央书记处、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党的地方同级委员会、党的地方同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和党组等规定，并没有一个叫“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或“地方政法委员会”的组织。

四、典型案例：从福清纪委爆炸案看法治社会是如何被颠覆的

十年前的2001年6月24日（周日），在福清市纪委大楼发生了一起爆炸案。这天早晨8时许，福清市纪委司机吴章雄突然接到领导的传呼去单位，在行至信访办门口时触动爆炸装置，当场被炸身亡。对这起蹊跷的爆炸案，由于是分管刑侦的公安厅副厅长(后任福州市市委副书记、市公安局局长、政法委书记)的牛纪刚督办的，于是便产生了公、检、法、司“一条龙”联合作业的局面。

卷宗移送到福州市检察院后，市检在一开始便认为难以提起诉讼，两次退回补充侦查，仍问题依旧。牛纪刚等却以政法委的名义指令快交福州市中院审理。面对缺这少那矛盾百出的案卷，福州中院主审法官犯难了。这时有院长秉承市政法委旨意告诫主审法官“一定要敲定此案”。就这样，在福州市检未撤案，也不便再退补的情况下，进行边补充侦查，边审判的公、检、法三家办案“一条龙”作业。到2002年11月29日，福州中院才公开开庭审理。法庭内外如临大敌，戒备森严，旁听者均为提前安排好的，媒体记者一律不得进入。庭审中，六名被告的八位律师依据事实和法律，全都作了无罪辩护。法庭对律师依法提出为被告人遭刑讯逼供的伤痕进行鉴定的申请不予理睬。法庭上，被告人陈科云和吴昌龙均大喊冤枉，称所有口供都是被刑讯逼供的，并要求进行伤情鉴定。却被法官下令关闭了话筒。

开完庭，实在无法定案，一直拖至2004年秋季，最后还是由直接负责侦查此案的牛书记召集福州市公、检、法三家开会，下达“一定要完成这个政治任务”命令，再次指令由福州市公安局重新补充侦查；令福州市检察院停发《纠正超羁通知书》，再作公诉准备；中院重新部署庭审。在开庭前，刑警支队对办理本案的三名律师进行刑事传唤，以“敲山震虎”；拘传了不断对公安机关的刑讯逼供等违法行径进行控告的当事人亲属，对其进行多方恐吓，通宵达旦逼问其是如何与律师勾结反侦查的，出了多少律师费等等。

因牛纪刚对省、市二级法院委托鉴定的炸药量“至少需要在600克以上”的鉴定结论不满，便对作出该鉴定结论的两位专家陈榕明、郑家志以“伪证罪”刑拘了37天后才改处取保候审。并派市刑警支队到市中院和省高院查审理该案的法官，摆开架势要查法官和律师的所谓严重问题。在这里，司法的公平、正义和诚信荡然无存。

在离第一次开庭整整相隔了两年之后的2004年11月29日再次公开开庭；次日就作出了（2002）榕刑初字第23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于2004年12月1日宣判陈科云、吴昌龙死刑、缓期执行，杜捷生、谈敏华各10年徒刑，谢清3年徒刑；又隔10天（2004.12.10），被指控向主犯提供电雷管的王小刚被无罪释放，并要其马上离开福州。

对提供电雷管的被告的无罪释放，则表明本案的证据链断裂，对其他被告的犯罪指控一个都不能成立。2004年12月上诉至省高院后，合议庭在审阅了漏洞百出的卷宗后，为减轻压力回避矛盾，便邀请了福建省检察院领导一起审议。在经过了一年的书面审理后，于2005年11月底，终于达成“所有被告均不构成犯罪”的内部共识，但又不便直接作无罪判决，直捱到岁末的最后一天，才签发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的裁定。牛纪刚获悉后，立马授意市政法委杨副书记出面召集市公、检、法三家开会，布置应对措施，向省高院施压，并指令市中院“要维持原一审判决”。指示司法局长要管住律师，重搞有罪推定。法院在开庭前，发函到市律协，强行取消了第一被告人的主辩律师林洪楠的委托资格。牛纪刚还亲自打电话给司法局长：“管住辩护律师在庭审中不要说不该说的话”。

2006年5月31日重审开庭，同年10月10日作出（2006）榕刑初字第67号判决，陈、吴维持死缓，杜、谈分别改为7年、6年徒刑，谢清改为2年徒刑。所有被告人均不服，上诉至福建省高院，重审二审一直拖延4年半后，才于2011年4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临开庭前又再次剥夺了第一被告人的主辩律师林洪楠的辩护权。

一审律师在阅卷时发现有一份标有“秘密”字样的福清市政法委《关于协调吴建喜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等三案的会议纪要》（2001.11.27），其内容涉及吴建喜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福清纪委爆炸案的谢清涉嫌包庇罪、林惠敢涉嫌受贿罪三案是否需要立案、起诉或逮捕？纪要对谢清以“该案件重大，建议检察院作批捕”；对吴建喜“同意公安局撤案进行协调处理”；对林惠敢“建议检察院作相对不起诉”。这种由市政法委直接决定是否应当对三案的被告人立案、逮捕的决定，明显超越了宪法和法律关于“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和“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规定，故被相关媒体曝光。这使牛纪刚等人大为光火，指使侦查人员于2004年11月24日，以“泄密”对林洪楠等三律师进行刑事传唤，因无证据证明是律师“泄密”，只好作罢。但在时隔5年后的2009年10月12日，福州市司法局对林洪楠律师以“泄密”为由，处予停止执业一年的行政处罚。

正是由于政法委的直接插手干预，将法治社会倒退到人治社会，正是由于人治的结果，使集体智慧下降到了负值。现在福清纪委爆炸案，已经审理了十年，超过“八年抗战”二年之久，审结仍遥遥无期。林洪楠律师提起的行政诉讼案，按规定必须在3个月内审结，经省高院批准最多可延长3个月，但至今已经审了1年零8个月了，仍未下达判决。这就是政法委这个法外特权组织“领导”司法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以上事实和法律表明，政法委的设立，其具体危害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1.造成党政不分；2.将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架空；3.违反宪法和法律；4.违背党的组织原则。查宪法中没有“政法委”，查法律中没有“政法委”，再查党章中也没有“政法委”。这说明“政法委”其实是个道道地地的非法组织。然而，正是这么一个非法组织却领导着宪法设立的二院三部(二院指法院、检察院，三部指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这三部也是宪法设立的国务院下属的部)等五大权力机关。致使二院不向全国人大负责，只向政法委负责并报告工作；三部也不向国务院负责，而只向政法委负责并报告工作，真是匪夷所思。这是典型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也是中共党执政能力低下的典型表现；是中国最大的违宪事件。如果政法委不予撤销，中国的法治社会将从何谈起？又有何理由和脸面对外宣称“中国是个法治国家”！

为此，特提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应对党的政法委组织进行违宪审查，并责成中共撤销党的中央政法委及党的地方各级政法委组织。

此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提案人：张赞宁

2011年12月6日

  

附相关小资料：中央政法委

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简称中央政法委）是党中央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从宏观上组织领导中央政法各部门的工作，指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法委的工作(引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114/64135/5994757.html)。文革结束后，出于尽快重建和恢复被毛泽东领导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所摧毁的中国法制的需要，198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委员会的通知》；当年3月决定，由彭真担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一职。随着拨乱反正后法制社会的重建，政法委所起的负面效应(主要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干扰司法审判等)也日益显现。1988年，国家进行机构改革，实行党政分开；同年5月19日，决定撤销“中央政法委员会”，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但大多数省级以下党委的政法委员会，并未立刻随之撤销。1990年3月，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中共中央又决定恢复设立“中央政法委员会”(参见人民网.法治论坛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99399224)。

连接张赞宁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c7ca4640100yne1.html （这个链接已经被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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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坤 Chang Kun  推荐

李淑娴：我的丈夫方励之

Posted: 16 Apr 2012 09:29 PM PDT

出席方励之葬礼的人士上前安慰李淑娴

[本文是李教授在方励之教授葬礼上的追悼词――CND］

我有幸与他相逢，相爱，向守，共度风雨，生死与共。我为有他而不枉此生。如今过早失去他，是我一生最大的痛。他是我的丈夫，爱人，我的灵魂，我的心。

我们相遇在美丽的燕园，在青春时光，充满幻想，怀抱理想，在自由气氛的北京大学。人生似乎撒满阳光，道路光辉又宽广。

励之在信中写道：当我还在分不清友谊与爱情的青少年时期，撞见了你。生活好似明净的湖面上的一条小船，自由且自信，只要愿意就可以驶向任一幻想的彼岸。生活的信条是，一切都应当美好，一切都必然美好，只要自己的心底是美好的。的确，一切都是诗，我将青春的热情献给了你，我将青春的精力献给了智慧的大雄宝殿。

艰难的历程，打碎了必然美好的体系。1957 年的反右，使遭劫的大多数恋人不得不分手，我们的心却仍然紧相联。在寒冬的未名湖畔，我们通宵达旦地绕行，绕行…….用励之的话说："让我们把爱冰封，等春天来了，她的花会开得更美更艳"。他正面回答科学院党委的问话："我可以服从组织，不和她联络，但我不会忘记她，我爱她"。

他下乡劳动锻练，我下乡去劳改。其间，他信守诺言，没有文字书信，没有见面约会，我却不时收到没有署名的邮件，分期寄来意大利歌曲及小夜曲集。终于有一天，我在劳改地接到他的紧急呼唤，熟悉的字，简单的话："回来一见……."。又是北京的寒冬，在路边的小饭馆里，他不无高兴地说："为甚麽要让两颗相爱的心强被分开，我不再有组织束缚，我也不在乎工作的变动。"……..

当我再回到燕园，贬为摘帽的贱民。此时，我们的相爱已从过往被羡慕的一对变成另类。励之坦然相对："没有必要用有限的生命力去作无谓的功，或者无谓的消耗，而最最重要的是永远保持着一颗甘愿奉献给最美好事业的心"。

婚后平静的生活，两个孩子，慈爱的老人，这就是天伦。励之不断求索：甚么是最美好的事业？当十年动乱把这小小的四口之家拆为三份，励之下到煤矿挖煤，我被发配到血吸虫疫区劳改。在孤独的不眠中，他思索，他向我倾诉：天伦的环境，奋进的生活，使我很满足。我曾多次说过，小小的325房间（我们婚后住在北大16 楼325）对我有无穷的魔力，是我的心所依傍，这决不仅仅是家，而是创造的活力之所在啊！分离之后，我才更感到我相依于你的是甚么？没有你的感情的浇灌，我的理智的王国也会变得枯竭。

在孤独中，在失去实验及书本条件下，康德的墓志铭："有两种东西，我们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所唤起的那种惊奇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大地充溢我们的心灵，这就是繁星密布的苍穹和我心中的道德律。"吸引他转向天文。他不顾及挨受批判，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创建中国科大也是中国第一个天体物理小组。

他的坦诚，他的正气及对真理的追求，他的不在乎官位利益，使他在常人看来的顺境中又一次次遇险。濒临险境，首先安排他的学生出国，各个找到合适的深造地。被驱出中国后，念念不忘故土，不忘学生和同事；学生经费困难，说服要捐助我们尚未完成学业儿子的费用转为资助中国学者之用，一直延续十多年。

在众多邀请之下，他选定此地，不是为物质优越，是他对事业的热衷。在这里，他以一贯的热情，投入教学，研究及各项活动，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是突然倒在他的computer前面，左手握着文章及夏季活动计划，面对Skype，突然中断……….。

当他已病了多时，我曾劝说选择更悠闲的生活方式。这使我们想起， 我们结婚时，没有婚宴，没有戒指，他特地刻了一块方章（淑娴励之）以誌。此章为一楚辞专家看见说："这是一完整句，其意是：悠闲自在地磨刀" 为此，励之写过一首小诗自娱， 他认为悠闲自在就是作自己热爱的事，才会有自在，才会有心灵的享受，绝不是无所事事。他笑我多虑："生死是常事，有何可惧，我们的生活如此丰富，经历如此多彩，不少人两辈子也得不到这么多。够本了！"

励之走了，如此匆匆，他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励之在八十年代，在科大作过一次computer的科普报告，名为"灵魂不死"。若把精神，处事原则，规则……..理解为灵魂，励之的灵魂是不死的。他的灵魂在他的亲人中，在他亲密的学生中，在未来的后继者中，它将会越来越被理解和继承。

他生而有幸，一生作自己愿意且喜欢的事，科学的，人文的，政治的，不计给自己带来的后果。

他应也有遗憾，走得太匆忙，不及亲手去做该做而能作好的事。

我有幸与他相逢，相爱，向守，共度风雨，生死与共。我为有他而不枉此生。如今过早失去他，是我一生最大的痛。他是我的丈夫，爱人，我的灵魂，我的心。

在我们简单的婚礼上，我深情地唱过 ：唯有你一人，永留我心上………如今，五十年余过去，他仍然在我的心上，心痛地，灵魂的，永远地。

励之，看着我，伴着我，等着我！

2012年4月14日

――原载华夏文摘

朱学渊：薄熙来下台后，中共不可回避的选择

Posted: 16 Apr 2012 12:07 PM PDT

《动向》杂志2012年4月号 封面


以薄熙来为中心的党内斗争的内情，已经逐步明朗，谷开来——海伍德——王立军间的隐情，是争斗的一根引信。各种来源的信息表明，可能兼有英国情报员身份的海伍德，是对东方女性情有独衷的西方青年，他在大连娶妻生子，并成为薄家的密友后，又说自己“爱上了高官的夫人”，这种《红与黑》式的常态恋情，去年不幸发生了火拼，据说谷女士要求海先生与妻子离婚以表示忠诚，海伍德则“酒醉死亡” 后迅速火化而从人间蒸发。显然，海伍德的家属得到了重金补偿，因此他的死亡被掩盖的天衣无缝，而一部强大的国家机器要想为一位政治局委员的家庭隐瞒一点人命小事，是轻而易举的。

重庆所有的机密，统统是由薄熙来的亲信执行的，而他的“司法亲信”王立军又是性格非常猛烈的蒙古人，他与性格张扬的政治局委员已经在重庆干下了撼天动地的“打黑”事业，但是这一次他又偏偏要认为海伍德是被政治局委员夫人毒死的，这使中央政治局委员为之恐怖而大怒，而王立军又专业地察觉自己可能步承海伍德的结局。于是他在被“休假式治疗”之后，驾车出逃成都的美国领事馆……，从此“薄门命案”进入国际博弈的格局。

王立军在领事馆逗留了仅仅二十四小时，与中国共产党有“战略伙伴”关系的“美帝国主义”，在获得王警官的“利好”情报以后，快速地进行了分析，若干小时以后拜登副总统与习近平副主席进行通话，在获得党中央的保证后，共产党员王立军同志走出美国领事馆，步入共产党的大狱，他将刑期无限，却活命无虑，高潮迭起的生活也就此归于平静。

显然，二十四小时以后，美国向“战略伙伴”和盘托出了“王立军报告”。事实上王立军到了北京以后也一定忠诚地向党中央提供了报告的备份，因此美国政府完全没有必要为王立军同志的行为保守秘密。而这些“情报”中除去海伍德的死情，很多可能只是薄熙来谷开来夫妇的为人和隐私，也可能有少许涉及温家宝和周永康党内的立场，而最能刺激胡锦涛的则是薄熙来对他肆意的背后议论。当然，美国政府也有选择向一两家负责任的媒体透露了一些消息，使之流露报端；同时也向盟邦英国政府提供了有关海伍德死亡的信息，使之择时介入。可以认为这是毫无“害人之心”的专业操作，但是有人说这是美国的“阴谋”。

以后的一个多月中，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从两会期间周永康数度到重庆代表团去为“重庆模式”撑腰打气，温家宝在记者会上痛斥这种模式是“文革重演”来看，这两位刚直无忌的知识分子在常务会上曾经发生激烈的争吵，而胡锦涛为“十八大”的平稳过渡而决定忍气吞声，他更不愿意为“重庆模式”作出政治裁决。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王立军出走美国领事馆是一桩“孤立事件”来看，北京党中央也一定向薄熙来打过“安心工作”的招呼。英美两国也非常照顾面子，不到薄熙来下台，谷开来和海伍德之间的问题一直没有浮出水面。

最后，薄熙来是被他自己的高调作风搞砸了，他以为胆小怕事的胡锦涛不会拿他怎么样，他在“两会”上以攻为守，一则是要把在王立军事件上输掉的名声赚回来，二则是为进入“十八大常委”作最后的努力，然而他“不专业”的言语又引发政治局常委的争吵，胡锦涛把自己的一票投给了温家宝，通过批判“重庆模式”的决议，并决定由温家宝出面公开批判薄熙来，后来的故事就都是公开的了。

温家宝是薄熙来的路线敌人，把薄熙来的毛左镇压下去，无疑是他的壮烈之举。而胡锦涛和与薄熙来之间只是性格有别，当年邓小平说二十年后评毛，实际是把杜绝毛左的任务交给他，但是他非但不做，反而鼓励毛左坐大，薄熙来“唱红”也是为了进入“十八大常委”而在政治路线上迎合他，这回他将处理薄熙来问题从“十八大”提前到“两会”，无疑又是他个人善忍性格的败笔，由此引发的全国性思想骚乱中止了他的“十八大平稳过渡”的政治预算，他的十年执政结局证明他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

薄熙来和他的父亲薄一波一样，性格非常嚣张。然而，尽管他四面竖敌，他的“毛左”立场却使他成为一部分失意的干部子弟的旗帜，而以胡锦涛为首的“平民中央”的无所作为，又使这些人中弥漫着强烈的“党权旁落”和“无法升迁”的情绪。薄熙来的结局，同情薄熙来的“延安儿女”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可以预见“十八大”后中国政局会更加混乱，习近平只可能比胡锦涛能力更差，因此“常委集体领导”下的互相掣肘的斗争会更趋表面化。

事实上，邓小平一手安排的两代领导人，不仅能力愈来愈低下，“政治局常委会”的结构也变得愈来愈古怪，每一代“领袖”下台前都要塞进自己的代理人，以确保自己的路线和后代不遭清算，邓小平在世时的“五常委”，江泽民时代扩大成“七常委”，胡锦涛上台又扩编成“九常委”，这样一代一代地“扩编”，却没有薄熙来的一个席位，唯一的原因是他太过“锋芒毕露”。因此，共产党里有政治企图心的人，必须先变成一只“温顺的猫”，然后再从千万只没有性格锋芒的猫中，被找出几只可以充当“常委的猫”来，通过所谓“等额选举”让他们来领袖中国。

今天，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不多的打着共产主义招牌的执政党，但又是干着最肮脏的资本主义；而它的不败的无耻还在于，它既可以用市场经济的利润打击左派，也可以以“无产阶级的铁拳”镇压右派，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已经产生不了任何积极的政治力量。这次薄熙来落败后，中国的“右派”表现得相当理性高尚，他们呼吁保护左派的言论阵地《乌有之乡》的言论权利，也呼吁公布薄熙来和王立军事件的真相，来保护他们的人生自由。然而，这又无疑也给了“毛左”们另一个毛式启示：不动用枪炮结束这个“常委制”，又如何化解中国的乱局？

任何社会必须定期释放压抑，西方是通过民意公决，让人民定期发泄他们的怨忿和愿望，同时释放政治家的企图心和欲望，因此西方社会已经定尊于长治久安的格局，而中国共产党至今还不理解西方设立的这种竞争制度的普适性，我们可以预料，随着共产党领袖集团的弱质化，共产党的内斗会更加频繁地发生。中国或者走向民主宪政，或是走向军事政变，已经是“十八大”的不可回避的选择。

二○一二年四月五日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4月号

宋永毅：薄熙来和他中南海里的“红卫兵战友们”

Posted: 16 Apr 2012 01:50 PM PDT

薄熙来在重庆热衷于“唱红歌”发难……

广义来说，现在中共在位政治局委员都是红卫兵，现在中共是由红卫兵掌权。中共第四、第五代领导人的人生最主要的青少年时期，无不在文化大革命中渡过。文革一定在他们今天的执政倾向中打下深刻的“烙印”。


记不得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曾经断言：革命在历史上的的第一次出现很可能是悲剧，而对它的第二次模仿和重复却一定会成为滑稽的闹剧。从这一视角来看薄熙来的文革经历和他的今天的政治兴衰，真觉得有一语中的之感。

文革的“红色恐怖”和重庆的“唱红打黑”

曾经有网友把文革初期的薄熙来就描写成“受害者”和“狗崽子”，其实是对他经历和整个文革史的极大误读。正式宣布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政治死刑的中央1967中发［67］96号、题名为《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出狱问题材料的批示》是1967年3月16日才颁布的。也就是说，在整个文革初期，薄熙来还是响当当的、风风光光的“红五类”，更是血统特别高贵的革命接班人。

1966年6-8月，北京中学里的一批高干子女成立了第一批红卫兵（后称为“老红卫兵”）。薄熙来当时是北京高干子女云集的四中的高中生，自然也是该校老红卫兵和后来“西纠”的重要骨干。如果用今天的政治术语来描绘一下这些老红卫兵当年的的主要“革命活动”，会吃惊地发现：正是被薄熙来在今天重复的重庆模式—“唱红打黑”而已。“唱红”—老红卫兵们高唱着《毛主席语录歌》、《革命造反歌》、《老子英雄儿好汉》等狂热的“红歌”，又用毛的画像、语录把北京搞成一片“红海洋”。“打黑”—他们的主要攻击对象是“黑帮”（基层学校干部和教师）、“黑五类”及其狗崽子（他们的子女）。仅北京一地，在1966年8-9月间就被这些老红卫兵在“打黑”中打死1,772人之多。另外，整个北京沉浸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共有114,000 户被抄家，77,000所谓的“黑五类”及子女（占整个北京人口的1.7%）被赶出北京。价值44,800,000元的私人外币、黄金等被搜出来“共产”。薄熙来们当年的“唱红打黑”活动一开始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坚决支持。毛于1966年8月1日亲自写信表示“热烈的支持”，江青热情地称他们为“中国的小太阳”，整个中共官方的媒体和“广大工农兵”更是一片叫好声……
如同今天重庆的“打黑”一样，当年老红卫兵的“打黑”也完全是一种“黑打”。且不说当年他们欠下的无数无辜的人命债，就是被他们殴打的对象都不全是“黑五类”。一位现在定居美国的当年薄熙来的同班同学就告诉过我：当年他因为不赞成薄熙来在班上竭力鼓吹的血统论，被薄熙来打了两个耳光，骂成是“狗崽子” 。而其实薄熙来完全知道他也出身于一个党员职员家庭，并非“黑五类”子女。可见，薄熙来的“黑打”也是有文革渊源的。

只要稍稍比较一下50年前老红卫兵的“唱红打黑”和今天老红卫兵出身的薄熙来倡导的“重庆模式”，不仅会发见其中清晰的历史渊源，并惊叹当年文革经历对今天第四、第五代中国领导人打下的政治烙印之深。同时会悲哀地感叹：薄熙来50年来在政治上的进步实在不大。他搞来搞去还是脱不了他年轻时老红卫兵那极端偏激、深患“左派幼稚病”的一套。

两种“唱红打黑”的要害都是抢班夺权

现在对薄熙来的倒台原因有一种流行的分析，认为是他的极左所致。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就意识形态而论，胡锦涛何尚不是一个比薄更“左”的极左派？他在刚上台的时候兴冲冲地跑去西柏坡“朝圣”，还提出过要向古巴和北韩学习的口号呢！在中共内部，永远是“左”比“右”好。极左永远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如薄熙来的“重庆模式：不也崛起了好几年吗？），而“右”—民主自由派的改革、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却常常被“秒杀” （如胡耀邦和赵紫阳）。因而，把薄熙来的倒台归结于他在意识形态上的极左是短视的。

如果我们进一步探讨一下为什么当年的老红卫兵会突然失宠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从红色的“小太阳” 变成了黑色的“阶下囚”，倒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薄熙来必然倒台的原因。当年的老红卫兵在得到毛泽东的大力支持后，也自我膨胀、以为凭借他们在红色恐怖的鲜血和尸骨中建立的一时权威，便可以抢班夺权、进而影响毛的决策和路线了。尤其是当毛把大清洗锋芒对准了他们的父母后，他们即刻成了与毛对抗的“保爹保娘派”。于是，毛在1966年底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发动了对他们的批判。而毛发动的打倒他们的力量，却正是在中学里被他们迫害的“狗崽子”们和大学里的造反派红卫兵。

50年后的薄熙来还是极端自我膨胀，犯下半个世纪前的老红卫兵们的同样错误： 他误以为凭借着他在重庆“唱红打黑”中建立的一时的地方性的威权，便可以挟持中共中央这个官僚机器，进一步抢班夺权了。这里，薄熙来犯了两个常识性的政治错误，其一。革命中风行一时的红色恐怖常常是为了树立中央集权的需要，虽然“唱红打黑”的直接制造者也会取得一时的话语权和领导权， 但是他们毕竟是树立共产党中央的最高权力的工具。如果那些直接制造者们产生错觉，本末倒置地以为他们凭籍一时取得的话语权和领导权便可以取代中央集权了，就必然在政治上栽一个大跟斗。其二，随着中共第一、第二代打江山的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死去，已经很难在中共的中央集权内建立毛式的一人独裁了。薄熙来和其他所有的第四、第五代领导人一样，在资历上根本没有任何“打江山”的骄傲可言。因而，以“一班人”中央集权代替一个人的独裁已是历史的大势所趋。而薄却还抱残守缺，因为自己深入骨髓的“太子党”的特权等级思想，还以为当年老红卫兵的“老子打江山、儿子坐江山”的血统论可以在21世纪通过新的“唱红打黑”的包装成功，使得他成功地废除目下的集体领导的格局，进而成为驾驭群雄的新一代的“薄泽东”，这实在是逆潮流而动了。

打到薄熙来的是他的中南海里的“红卫兵战友们”

广义来说，现在中共在位政治局委员都是红卫兵，胡锦涛和温家宝是“大学红卫兵”，薄熙来和习近平那些人是“中学红卫兵”或“老红卫兵”，李克强是“文革后期红卫兵”即“红小兵”。所以，现在中共是由红卫兵掌权。目下的学界把中共第四、第五代领导人戏称为“红卫兵一代”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他们人生最主要的青少年时期，无不在文化大革命中渡过。借用毛泽东著名的语录来说，文革一定在他们今天的执政倾向中打下深刻的“阶级的烙印”。从好的方面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文革中都下过乡、当过兵，吃过苦，甚至坐过牢，有着长达十年乃至二十多年的基层工作的经验，对社会民生有深切的体察。然而，消极的方面、乃至完全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大。比如，他们目睹了、甚至参与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文革中血腥肮胀的权力斗争，因而都具有一身早熟的政治权术，兼有“小毛泽东”的禀赋。

平心而论，在现今的中共领导人里，薄熙来在政治能力上是一个异数。他激进奋发的“革命干劲”和独辟蹊径的“创新”能力都要大大超越平庸的胡锦涛和守成的习近平。但是，正是因为他太有“革命干劲”了，他太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了。在权力这个底线上，他的中南海里的“红卫兵战友们”是绝对不会让步的；他的抢班夺权的企图是迟早会遭到他们的反击的。而王立军和薄熙来的内讧，又把事情闹入了美领馆，正给了他们一个联合反击的天赐良机。从现在网上流传的消息来看：胡锦涛很早就开始整薄熙来的材料；习近平是这次整倒薄熙来的最重要的推手；连“红小兵”李克强都很早开始了对薄熙来的在辽宁的胡作非为的暗中调查……凡此种种，把薄熙来的中南海里的“红卫兵战友们”对他的斗争比喻为一场新世纪的“红卫兵内斗”，也是不无道理的。从这一视角来探索薄熙来未来的政治生命，可以说他基本上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红卫兵内斗”的残酷是绝不会亚于当年的毛泽东、刘少奇、林彪之间的老干部内斗的……
当然，我们不能据此就说这一次的“红卫兵内斗”没有正面的影响。相反，它至少给了正在和中共做艰苦斗争的民间力量一个借批薄熙来重庆模式而批判整个专制制度的机会；它还给了中共党内的民主派借整倒薄熙来而倡导政治改革的契机；它还给了下一代的中共领导人，如习近平等人，一个良性的警示：千万不能走薄熙来的“唱红打黑”的文革老路。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4月号

刘自立：红卫兵政治与毛派复辟风

Posted: 16 Apr 2012 01:33 PM PDT

现在，红卫兵人物的出现，不过是文革和文革之反的逻辑表达。这个表达的中心议题，不再是文革，而是资本，中国资本，中共资本——“资本红卫兵”，资本太子党。

对红卫兵与文革的新反思

红卫兵课题，是一个难题，因为此课题牵涉到文革研究和文革研究对中国当今政治的影响。这两者的关系，更牵连到如何估价中国极权主义统治；而这个统治自毛死后，业已进入所谓后极权时期。于是，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之间的区隔，又带出其间异同之定位。近来，随着王、薄事件的发酵，中国人如何看待过去的文革和今天的体制，已适成新问，必再行思索。这里，我们简单分析一下这个课题。

毛主义民粹文革和后极权主义反对民粹施行维稳之区隔。文革是毛的极权主义，民粹主义双向定性之典型作品。这个作品的主要因素有几。（一），毛的绝对权威和个人神话。这是后极权主义中人所缺乏的权力，威力和魅力。

（二），毛主义“人民革命”和“人民文革”的兴起，主要是打击毛的政敌，附带打击官僚集团——而这个倾向，无法被现代统治者沿袭利用；他们是后毛时代的世袭、血统继承者；他们之间，不会发生打击官僚之运动。

（三），毛文革反对任何资本主义因素，而现今左、右翼统治集团，业已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依靠毛之原始权力和改革掠夺），成为和毛完全不同的特权统治者。

（四），毛的反对帝、修之观念，形成其所谓“第三世界”支持之的理论现实，现今的中共外交、政治并无这项内容——中美战略伙伴关系，造就了中美关系。这样，中共人民国的现实定位，就像美国对台湾的不定位一样，产生了和毛时期完全不同的模糊性质。这是中国垄断资本和美国跨国资本之间的沆瀣同构。

红卫兵产生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历史现象。简而言之，红卫兵并非毛文革主打势力；主打势力，是当时的造反派。红卫兵登台亮相，横冲直闯于文革初期，是毛“造反有理”战略之一部分；毛试图借助当时干部子弟、主要是高干子弟，赖以冲决当时的党箍府禁——因为，只有这些特权子弟才能起来“革命”，并自我赋予革命资格和权力，且为毛、刘所认可。这是外间人们很少懂得的中国文革特色，也就是，施行“继续革命”和在体制内“造反”之中共极权主义运动“特权特色”。

在利用红卫兵冲决社会秩序，造成“天下大乱”以后，毛收放有术，及时制止了当时所谓“联动”特权红卫兵进一步的保守主义、保爹保妈行动，对其进行抓捕和释放——并因之而取缔了这股势力。但是，毛文革绝对不是要彻底进行体制外颠覆和造反，也根本不想坚持他在文革初期打倒一切官僚的突兀做法。他在文革几个阶段过去后，很快收束于体制内，且施行中美媾和。这样，作为体制内官僚子弟的前红卫兵，马上又被提到接班日程之上——而文革造反派，遂即成为毛挥之即去的“土匪”人物（他对造反派领袖蒯大富这样说。）

《决议》罅隙令红卫兵卷土重来

毛死后，中共“复辟”派掌权。文革民粹主义，被彻底抛弃。官僚集团重新临位执政。邓式统治和陈式统治（陈云等），马上起用他们的子弟兵前红卫兵人，将之悉数安排到接班岗位。这大约是七十年代末叶的事情。这个接班政治，彻底否定了对于红卫兵的否定；且突出了追究文革民粹主义性质的侧面，严厉打击类似聂元梓、蒯大富这样的造反派；而“联动”（“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之类的前红卫兵人，则被相反对待之。这样，中共文革否定之《决议》中，丝毫不提如何定位红卫兵之罅隙，成为文革不被彻底否定，红卫兵卷土重来的天大契机。

这个红卫兵保留论的明暗操作，实际上预示了文革复辟的涡漩逆潮。于是，今天之中国出现同样两种毛派复辟风。一是，平民派，他们怀念毛之民粹主义文革；二是，权贵子弟中某些人，再次沆瀣平民文革怀念潮，并利用这股势力徐图夺权；而他们其实同样排除平民之文革因素，不过是虚晃一枪。这是权贵加平民的怪异新文革逻辑。三是，平民之一部分，其实懵懂不知，毛之民粹文革和特权文革，是不可偏废，交替使用的双向法宝，也就是我们所谓民粹加极权的煽动和镇压模式。这个模式，现在无法模仿炮制，是因为，现今之中国统治者不敢利用民粹主义发动和施行再一次官僚打击。这是极其明确的文革不能发动论——难道今天，他们这些人要施行新一轮打倒官僚，更加上公开、清算其财产之内容？！难道这些人愿意发动如此一来之毛式文革吗？否！

这样，按照逻辑推断，所谓上层体制会发动文革，薄某和王某会发动文革的说法，是彻底不成立的；“打黑唱红”，也和毛文革风马牛不相及。那么，那些叫嚷不改革，就文革者，说的又是什么呢？一是，无非是要保住他们的特权和财产——就像当年高干子弟红卫兵保爹保妈，保特权，保江山，如出一辙。二是，现在的特权者和统治者腰缠亿万，他们当然不愿意再行文革式抄家，抢钱，砸店，把他们的“资本主义”搞烂。三是，他们以“文革重来”恐吓百姓，以便他们以其虚以尾蛇的方式施行所谓的，由共产党主导的新改革，新政改——这个新改革、新政改的方式，一言蔽之，就是保证他们的亿万资产私有化，合法化。这是一种隐讳的红卫兵语言，董事长语言。何以如此说法，因为，这和当年红卫兵反对”中央文革”一样，不过是要排除毛，江青，康生等对他们的爹妈的打击。

中共党权者已成资本裙带的奴仆

现在，这种打击早已不复存在。毛，刘两家早已不记前嫌，媾和如兹；任何期望发生新一轮毛、刘之斗，之争的革命论和政变论，也随着资本的一致论和统和论，灰飞烟灭，消散殆尽了。那些以文革恐吓人们的人，是别有用心的。重复而言，当今的统治者没有施行民粹主义和“继续革命”的雄心勇气，因为他们绝对不是毛泽东。毛是极权－民粹政治中的神话人物；而今天之中共头目都是资本裙带之下的奴仆。换言之，毛文革，寄托于人民，也依赖于官僚，二者兼顾其中；并以打击人民，依赖官僚，为其终结。而现今的统治者，缺少其中“依赖人民”之一环，他们只懂得毛之镇压，不懂得毛之发动（文革）。因为，他们在文革中就是保守派，是“四大”（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恐惧者。这些人惧怕真正的革命；同时，也惧怕毛式民粹主义文革。这是不言而喻的现实。

只有文革余孽和前红卫兵中人如宋彬彬一类异数，她们弱智愚钝，不知道邓氏所谓“水落石不出”，“宜粗不宜细”的教诲，是对她们的最好保护。她们玩弄编造历史细节，枉道枉势——根本不是现在权贵集团所赖所想。其根本失误，在于她们居然妄想再次毛化，以临天下——和她们一起跑的人们，也不知道毛最后勾结尼克松基辛格，早已拓开和美国，和资本勾结之路。自那一天开始，毛文革不单彻底转向，而且完全同构于国际资本。这是一个偌大的转换之话题；换言之，中共模式如要改变，势必革除西方资本对其之支持——就像撒切尔和里根，要求戈尔巴乔夫签订政治契约以保证俄罗斯改革一样。当然，这是更大范围的思考。我们只是提醒国人和世界，现在，红卫兵人物的出现，不过是文革和文革之反的逻辑表达。这个表达的中心议题，不再是文革，而是资本，中国资本，中共资本——“资本红卫兵”，资本太子党。这是中共对西方价值体系和人权原则的最大的挑战。如何应战，不单考验中国，也挑战西方和世界。 

——《动向》杂志2012年4月号

王丹：“六四”平反傳言的另一種可能性

Posted: 16 Apr 2012 12:39 PM PDT

王丹2011年6月4日在台北参加纪念六四活动

我們一定要認清，這次的傳言是一種政治操作。很有可能根本就是那些中共內部的保守派，那些反對溫家寶的勢力故意向海外放的話。


 自從薄熙來下台之後，外界關於中國政局的各種傳言就滿天飛，其中尤為引人注目的，就是關於溫家寶在政治局內部講話中提出要平反"六四"。好像是為了印證這個傳言一般，中國的網絡管控偶爾出現了放寬的跡象，例如，百度上居然能搜到了關於"六四"的圖片，而趙紫陽的紀念網頁上也湧現了大量留言而沒有被禁止。於是，外界對於"六四"平反的可能性的興趣更是空前高漲，包括筆者在內的很多與"六四"有關的海內外人士都頻頻被媒體詢問。

 這裡，我首先請大家冷靜想想的是：薄熙來下台，也許會引發中共內部的路線分歧，但是那個分歧的焦點，應當是"唱紅打黑"引起的是否採取類似"文革"那樣的極左路線的爭論，怎麼會扯到"六四"問題呢？這中間的邏輯關係，海外那麼多的傳言，沒有一個給予適當解釋的。這不是咄咄怪事嗎？

 其次，有一點值得注意，那就是在傳出溫家寶提議推動解決"六四"問題之後，很快就出現了網絡管控臨時性放鬆的事情，這個時間點的配合，如果說是巧合實在難以令人相信；顯然，這是國內某些力量有意的，策劃好的動作。他們是什麼人？他們的目的是什麼？我們還不清楚，但是我們一定要認清，這次的傳言是一種政治操作。

 最後，我們還可以來分析一下，這種傳言在海外引起轟動，對國內政治鬥爭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們已經看到，這次薄熙來被免職所引發的中共內部權力鬥爭，溫家寶是站在第一線的，保守派對他的刻骨仇恨是不難想像的。對於溫家寶來說，要說服黨內解決薄熙來問題，已經面臨重重阻力，這個時候，如果他再提出別的更具有爭議性道德問題，例如"六四"問題，這不是增添更大的壓力嗎？除非溫家寶已經決定破釜沉舟，扮演葉利欽的角色，否則我不認為他會在還未完全解決薄熙來問題的同時，就急於提出"六四"問題。而這種傳言導致的海外輿論，其實對於溫家寶是不利的，它會使得黨內不同的政治力量覺得溫家寶動作太大，會破壞穩定。

 於是，我們就看到了平反"六四"的傳言出來不多久，中共的宣傳部門就大力反擊，不僅嚴懲傳播流言的網絡媒體，而且《人民日報》連續多天發表重要社評，強調的主題就是"穩定"。我們知道，溫家寶多次提出要進行政治改革，而"穩定"，顯然是跟政治改革的基調相反的。官方定調要顧及大局的穩定，表明中共內部保守派扳回一城，而平反"六四"的傳言，實際上為這種反撲提供了藉口。

 至此，我的結論差不多就清楚了。我認為，這一次關於溫家寶推動平反"六四"的傳言，很有可能根本就是那些中共內部的保守派，那些反對溫家寶的勢力故意向海外放的話。他們的目的很簡單，就是傳播謠言，把政局攪亂，尤其是讓溫家寶背上破壞穩定的黑鍋。這樣即使不能真的把溫家寶拉下馬，至少可以阻遏他提出的政治改革的攻勢。事實上，這樣的陰謀確實達到了目的。

 當然，在中共政治黑箱作業的現狀下，事情的真相如何我們沒有絕對的把握。我提出這樣的猜測，也只是希望提供不同角度的思考而已。我希望外界能夠慎重地對待平反"六四"的傳言，不要過於樂觀。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4月号

王超华：薄熙来遭整肃的时代

Posted: 16 Apr 2012 12:20 PM PDT

更新时间 2012年4月16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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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坛风波迭起，重庆“唱红”被否，“打黑”被指违反正常司法程序

中国政坛近来风波迭起，迄今仍无止息迹象。耐人寻味的是，无论中央有什么反应或决策，社会上下乃至国际各界，总是答以沸沸扬扬的议论与猜测，成为“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实例表演。

史有前例？

任何比喻都是跛脚的，不过，看看多事之秋的晚清，也许能为观察今日提供一些启发。晚清诸多变动线索中，两条既相交又对抗的脉络时隐时现。从康有为成立保国会，到慈禧谋废光绪遭到江南千余士绅上书反对，再到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之乱时，南方三大重臣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竟然按兵不动，还百般安抚列强。在慈禧眼里，国家就是朝廷，朝廷就是爱新觉罗的家天下。士绅有何资格谈论保国，又凭什么干涉皇家立储？她无法了解，紫禁城之外，特别是南方各省，国民意识正蓬勃兴起，皇朝天下的统治逻辑，已在民间消解。北京表面上仍行礼如仪地写奏章，江南小报早就演绎出连篇故事。上层政治与社会现实出现严重割裂。

晚清最后十年，清廷在政治改革上反反复复，每次都变成满蒙贵族鼠目寸光的争权夺利。今天中共准备十八大换届已有两年之久，私利冲突主导的争斗，仍令其进退失据。高层权贵，人人有海外账户，有子女海外就学，有亲属掌控资产千百亿元的国有大公司或私募基金。用哪一条打击政敌，都有可能牵扯出一大片，成为公众围观的祭品。还是刑事罪名比较保险。经过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类似割裂再次出现。高层的秘闻谣传满天飞，公众借助网络和微博，只作拍案惊奇的围观。即使是自上而下按部就班的安排，也会变味。每次重大消息来临，包括人民网在内的网站，都争抢事关商业利益的头家发布和点击率。消息发布次日，各地总会出现在头版刊登薄熙来夫妇照片的报刊。这是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时代都无法想像的娱乐场面。深感失去控制的中央，自然要强调纪律。只是今非昔比，社会已不是当初半军事化的组织状态。关停网络或评论功能，社论里严词训诫，都已失去想像中的“指导”意义，仅仅引起民意反弹。多年来借助利诱扩展的党本身，也无法再维持“铁的纪律”。唯一还能以纪律为号召的，只剩下武装力量及其报刊。

路线斗争？

薄熙来和整肃他的力量之间，是否存在典型的路线斗争？薄氏及其支持者愿意强调这一点；但其反对者似乎也时不时地想提醒大众有这个问题存在。同时，双方又常常互相让步，并不坚守立场。薄氏及其追随者强调经济发展后的问题是“如何分大饼”，其竞争者汪洋在广东就应声说，还是要先把饼做大。可是很快，现任中央和省级领导又都大谈要改变发展至上的政策方向。看来，言辞对抗未必就代表了政策上的水火不容。

另一方面，也应当承认，薄熙来在重庆大打民生牌，为社会发泄不满打开一个新窗口。重庆万盛区居民大规模抗议与綦江县合并，在薄氏和王立军当权时，应该不会发生。上海多次变更行政区划，私下很多不满，也没有转化成街头抗议。这次以担忧民生福利受影响作为抗议利诱，与以往其他地方的维权姿态有所不同，可以说是整肃薄熙来释放出高压下的不满，但也可以说是民众借用了薄氏的民生口号。他高调的立场和许诺，为之后的民众博弈提供了新空间。

薄熙来最为人所知也最引起争议的，是大张旗鼓的“唱红打黑”。薄氏“唱红”，没有强调劳农阶层主体性的革命传统，一味对党和革命老一辈感恩戴德。日程上，他及时邀请将军后代合唱团，高调串联太子党，在声势上奠定“红”的资格与个人出身的关系。正是在展开唱红之后的2009年，薄瓜瓜获得一个莫名其妙的“首届”英伦十大杰出华人青年奖，包装进入公共视野，还受邀在北京大学演讲，彻底改变了中共高干子女从韬光养晦到闷声发大财的一贯传统。“唱红”最直接的社会效果，就是社会大众深受困扰的“红二代”、“官二代”现象，获取了政治上的正当性资源，并成为商业传媒时代的娱乐新宠，直接冲击到每年两会的宣传报道。

土地财政和土地权益

“打黑”固然是百姓所望，而且，百姓遭遇的黑，大多正是处于官商勾结、警匪一家。但即使不说打黑中的黑打，只看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超出24小时，也已经为重庆打黑经验投下巨大问号。重庆市民咸认王立军治下，当地警风有所改善。值得追问的，也许还有看来与打黑无关的土地财政问题。重庆标榜发展国有企业和公租房，可是所谓“八大”国有公司，全部都是投资公司，大部依赖土地财政和基础建设。要保证那里声称的三十年以上土地供应资源没有问题，首先就要确保农民土地特别是宅基地，能够大量进入市场。这是几年前重庆院校施加压力，在缺乏毕业后城市就业保障的情况下，强迫学生“农转非”的背景。

重庆农村户口人员的土地权益问题，很少进入讨论，成为被消声的社会群体。压力下失去农业户口的人们，甚至无法像拉丁美洲的村民们那样，声称自己属于“失地农民”。强迫转非，不是对户口制度不公平的挑战，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剥夺。

整肃薄熙来大戏连台之际，土地权益冲突仍在全国各地延烧，恶性暴力拆迁，持续在各地发生，亟待正视解决。其实，广东乌坎村的冲突，起因也是土地。虽然实现了村委会民主选举，但上级的陆丰和汕尾市政府如果不改变招商引资的思路和程序，或者对新任村委会袖手旁观，乌坎问题就仍然没有解决。其他村镇，也会继续遭遇土地已被售出，村民还蒙在鼓里的情况。想以政改言论打击薄熙来的高层政客，不妨先从人民的民主权利入手，让民众有力量保护自己的土地。

——BBC

余英时：谈乌坎村选举与中国政治改革的前景

Posted: 16 Apr 2012 12:07 PM PDT

梁京：中共专制自我毁灭的逻辑

Posted: 17 Apr 2012 04:30 PM PDT

美联社图片：……2012年4月16日摄于北京

2012-04-17

薄熙来事件的最大输家是中共，这一点已经没有疑问。尽管胡锦涛和中共领导集团尽一切努力来减少这个事件对自己带来的不利影响，但事实是他们采取的每一个控制措施，都给整个政权带来更深，更长远的伤害。

胡锦涛决定把薄熙来事件限制在刑事犯罪的范围内，而尽量不涉及路线之争和权力之争。但如果世人因此知道，薄熙来是一个早有前科、罪恶累累的刑事犯罪分子，这个事实本身对中共政权的杀伤力就无法控制。所有人都会问，为什么这个杀人犯会如此位高权重？为什么他能长期不受约束？若被害人不是外国人，薄熙来是不是又要逍遥法外？

为了政治目的，中共是不怕杀人的，但在内部的权力之争中，中共在夺得政权之前，一度曾滑入太平天国的路径而几乎自毁。毛泽东在延安汲取了当年的教训，才稳住了大批投靠中共的青年知识分子，夺得天下。中共杀人无数却依然能夺得政权，原因之一是它的对手也很残忍，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共把大批穷人引上了杀戮而没有了退路。

中共夺得天下后，又大肆杀戮，但依然能够维持政权，一个原因就是人民受到意识形态的迷惑，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成功地实行了人人自危的恐怖统治。文革的结果是，这两条再也难以为继。中共在毛去世后得到一个自新自救的机会。但是，六四事件，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个机会。

六四事件把中共内部良知尚存的力量彻底边缘化了。中共的统治者从此形成了一种自我毁灭的心态，那就是凡是有良知的人，就可能成为中共政权最危险的敌人。这种心态即便是中国历史上多数帝王也不敢有的，因为这完全违背了人类依赖群体而生存的本性。那为什么中共还能混下去呢？一个办法就是把全社会引上发财致富的疯狂，用贪婪来麻醉人的良知。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尽量减少赤裸裸的杀戮，减少政治和社会冲突的暴力烈度。

他们把赵紫阳软禁起来，从精神上折磨他，但没有直接从肉体上来伤害他。他们把一批持政治异见人士放逐海外，而不是像毛那样处以死刑。这些“政治文明”的进步，缓解了对中共专制的反抗烈度，但却解决不了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修补中共政权的道义基础。中共统治者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但却毫无办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领导人的任期有限制。

与北朝鲜的独裁继承制度相比，任期有限制度还是有优越性的。事实表明，北朝鲜的独裁继承制度要更惨暴，独裁者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任期有限制度则不敢这样做，因为你今天杀人，明天人家也可以杀你。因此最高领导集团要避免互相杀戮。但是，中共的任期有限制也带来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后果，就是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发生无可抑制的道德沉沦。而这种普遍的道德沉沦，必将酿成全面的社会危机，迟早要导致整个政权的倾覆。

中共领导集团的每一个人，尤其是他们的家人都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都拼命攫取财富，在海外购置资产，安排子女的后路。在这一点上，薄熙来并不例外。但是，薄熙来从这个危机中也看到了自己的机会，那就是利用底层社会的不满来争得最高权力。

薄熙来是中共统治阶层中公认的“坏人”。为什么恰恰是统治阶层中道德名声最坏的人，而不是相对比较好的人，认为自己更有机会赢得权力？这是一个十分值得人们去思考的问题。这个事实反映了薄熙来对中共政权整体现状的判断，也反映了多数中共领导人的判断。那就是说，靠个人的道德威望是完全没有胜算的，“坏人”而不是“好人”在全面溃败的今日中国更有机会赢得权力。

这一次薄熙来输了，但这是否意味著薄熙来的大判断也错了呢？我希望是如此。不过，如果薄熙来的垮台意味著中共高层的好人要上台，那说明中共专制的末日也就快到了。因为历史已经表明，专制与道德不相容。一个有良知的人上台，必然加速中共专制的终结。当然，像薄熙来那样的坏人上台，也可能会加速中共专制的崩溃。两者的区别可能就在于，前者有机会减少流血，而后者则必然带来更多杀戮。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达赖喇嘛鼓励学生培养慈悲心，并谈论西藏局势

Posted: 17 Apr 2012 10:17 PM PDT

2012年4月16日在夏威夷
译者：John lee
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贡噶扎西提供

2012年4月16日是达赖喇嘛尊者本次访问夏威夷的最后一个整天。当日，尊者热情地向满怀期待齐聚一堂的学生们发表了演讲，并为即将在2013年进行环球航行的波利尼西亚式独木舟"霍库拉"祈祷祝福，这次环球航行的目的在于让人们更多地关注夏威夷文化。

上午，尊者访问了凯鲁瓦（Kailua）中学，这是檀香山的四所公立中学之一，服务于瓦胡岛Windward地区的居民。夏威夷州教育部督导C. Suzanne Mulcahy女士和Kathryn Matayoshi女士、Francine Honda校长以及两名学生代表Norma Joy Agbisit和Isaac Hein在学校接待了尊者。学生们表演了草裙舞（Hula dance）对尊者的到访表示欢迎。

督导Matayoshi女士在欢迎辞中说，这所中学因其积极向上的发展而被选中主办这次活动。她还说，在准备迎接尊者到访的过程中，为了对尊者有更多了解，这所学校特意增设了一门新的课程《西藏与佛教》。谈到她昨天有幸参加尊者的公开演讲，这位督导说尊者关于慈悲的阐述很有说服力而且有丰富的个人体悟。

随后，尊者以《养成无缘慈悲心》为题发表演讲。首先尊者用藏语向夏威夷州教育部和学校官员表达了谢意，感谢他们提供这样一个与学生们交流讨论的机会。尊者随即转换到英语讲述他演讲的"正式"部分。他说，用藏语做一个简述的目的在于让与会者对藏语的发音有所感受。尊者说，这么做的原因还在于他了解到夏威夷民众非常重视自己的语言。他说，藏人有一套自己的书写系统，这个系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书写系统之一。

尊者说，与青年人和年青一代在一起总让他感到非常高兴。他说，时代总是向前发展的，没有任何势力可以阻挡。过去的已经成为过去，留下的只有回忆，而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可以创造未来。但是空想未来是无益的，人们应该为了更加幸福的未来在当下做出切实的努力。

尊者谈到了如何用非暴力、和平的方式确保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并且说这最终是一个关乎心灵的问题。他还说，要达到这个目的仅靠教育和知识是不够的。他说，由于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个人的未来依存于整个社会的发展。他开玩笑说，如果把一个饱读诗书的人放到一个与世隔绝小岛上，无论他如何地满腹经纶到最后也会变得麻木不仁。
他说，有必要理解这个新的现实，即个人的前途是依赖于他人的。即便人们试图自私和只考虑自己，也应该选择明智的自私（利己利他）而不是愚蠢的自私。
他告诉学生们，现在40岁以上的人是属于20世纪的，而未来则更多地落在学生们所属的这一代人的肩上。尊者对学生们说，自己这一代人的时代就要结束了，而他们的时代则刚刚开始，因为他们属于21世纪。

尊者敦促学生们采取行动为这个世界带来切实的变化，并且说真正的变化不可能仅仅靠空想来实现。他说，有效的行动需要有信念的力量来支配，无人可以保证人类的理智就一定是建设性的。如果有善良的心愿，技术可以用来帮助人们实现积极的目标。否则，人类的理智也会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和"911"那样的悲剧。

尊者谈到如何培养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真正的慈悲心。他说，太多的附加条件，无论是出于信仰、种族或是国别，都会妨碍一个人认清表象之外的真实。他说每个人都有能力获得这样的慈悲心。尊者说要达成这个目的需要有与之相应的教育，他很欣赏这所学校设置了旨在进行这种教育的课程。

尊者还回答了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师生们通过一个月的审核评选，从850个问题中编选了8个问题。整个过程中，有来自各个年级的学生参与草拟问题并进行评选。

第一位提问者问道，如果我们有所有的理由，诸如慈悲、容忍和爱等等，去成为好人，那么为何真正成为一个好人却如此困难？尊者回答说，没有什么目标可以轻而易举实现。即便想成为一名教授也要付出若干年的努力。他说，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有长久的热情和持之以恒的努力。尊者拿自己举例，他说尽管他从六七岁就开始学习，但是在十一二岁前根本就对学习没兴趣。尽管如此，无论喜不喜欢他的学习还是要继续，而现在他能够体会到当时努力的意义了。

第二个问题是，在当今这个政治动荡的年代，世界各国的领袖们试图对很多事情进行改进。然而，许多人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去实现自己的承诺。应不应该把他们的话当真？

尊者回答说，这要取决于他们的个人品德。如果一个人是诚实的，那么他的话应该得到认真对待。他说，在当今这个以金钱为重的世界上，道德原则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而且，"和平"已经变成了某种口号。在有些国家，和平或许只是意味着放放鸽子。这不仅是一种混淆视听的行为，甚至多少是对鸽子的冒犯。

尊者说，现代教育制度存在一些错误。他说，过去在欧洲，教育机构设立之初，传统上由教会负责传授有关道德伦理方面的知识。从当时的情形看，这是一种相当均衡明智的教育方式。后来，教会的影响力逐渐减退而家庭价值观也逐渐衰弱。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在学校）进行道德教育。但是，试图通过灌输宗教信仰来进行这样的教育则相当棘手，因为如果选择某种特定的宗教则不可能涵盖所有人。采取某种世俗的方法将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尊者说，媒体可以在制约领导人言而有信方面发挥作用。媒体应该像大象那样，有一个可以闻到各个方向气味的长鼻子。

另一个学生问到，"在凯鲁瓦中学，我们很重视从迷惑不解中获得知识。当您遇到迷惑不解的问题时，您求助于什么样的思想家或外部资源让思路变得清晰？"尊者回答说，他想引用一句佛陀的话，即"你是你自己的老师"。他说，一个人应该阅读、思考和分析。佛教徒通过三种渠道获得知识。第一是通过聆听导师的教诲（闻），即吸取别人的知识。第二是进行分析和思索（思）。第三是进行反复熟练（修）。尊者说，每当陷入困境他都会采取这样的方法。

另一个问题是，"太多的慈悲是否有危险？因为我们会因此而变得脆弱。比如，我给了一个无家可归者一些钱，但是他却因为我拒绝给他更多的钱而攻击我，那么我是不是因为自己的无缘慈悲而变得脆弱呢？"

尊者说，如果你让某人一直利用你，占你的便宜，那么从长远看是对这个人有害的。慈悲并非意味着对别人卑躬屈膝。他还说，宽恕与容忍也不意味着你接受别人的恶行。需要分清行为者和行为之间的差别。

最后，尊者建议学生们用一种积极和乐观的方式面对生活。他说，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世界上一直有一种看法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人们看到爆发战争的危险性降低了，开始更多的谈论废除军备的问题。他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真寻求内心的平和。科学家也开始发现了解个人的情绪状况和身体健康之间的联系。有清楚的迹象表明人类在逐步走向成熟。

演讲结束后，尊者接受了主办方赠送的一只独木舟船桨和一面学生们缝制的"和平被"（peace quilt）。
校方说，与尊者的会面在学生中获得积极反响。该校的民族学教师Amber Makaiau说，"讲演非常感人。我认为这次活动是对我们过去十年在凯鲁瓦中学所做的所有工作的一个肯定。"这位教师还说，"达赖喇嘛来到我们这里，并对我们增进和平、宽容和慈悲的工作表示欣赏和认同。我想不出有比这更大的奖赏。非常鼓舞人心。"

午后，尊者来到Kualoa地区公园为正在准备2013年环球航行的独木舟"霍库拉"祈祷祝福。当地民众传统的吹号和唱赞歌的仪式欢迎尊者。檀香山市长Peter Carlisle参加了欢迎仪式。波利尼西亚航海协会（Polynesian Voyaging Society）主席Nainoa Thompson对尊者前来为他们的独木舟祈祷祝福表示了感谢。在念诵祈祷词之后，尊者为这艘独木舟系上哈达并登船亲自为其加持祈福。

其后，在市长Peter Carlisle的陪同下，尊者会见了媒体记者并回答了问题。当被问及有关30多位藏人自焚者的问题时，尊者说这是非常非常令人伤痛的局面。他说，我们必须了解导致这些事件的原因和具体情况，这些事件的发生和过去五六十年里藏人的艰难经历密切相关。已故的10世班禅喇嘛在1989年公开表示，尽管中国的统治带来了一些发展，但是对藏人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带来的利益。

尊者说，从那以后形势更加恶化。藏人心中的怨恨遭到打压。在上世纪90年代，一位中共书记甚至禁止拉萨的西藏大学讲授藏文典籍。有些藏人甚至认为在西藏正在开展类似"文革"的运动。这些是导致2008年藏人起义的直接原因。尊者说，打压还在继续，很多僧人和尼师被捕，有些已经失踪。

提到中国政府对待藏人的残酷无情，尊者说，他们似乎是枪杆子的崇拜者，就像毛泽东曾经说过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尊者认为，现在到了中国当局认真调查藏人愤恨原因的时候了。

尊者说，依然存在一些有希望的迹象。他提到温家宝总理呼吁进行政治改革和警告再次出现"文化大革命"的危险，以及据说坚持强硬路线的薄熙来被免职。

尊者说，藏人的愤恨情绪不仅仅存在于"西藏自治区"，在大部分藏人居住的其他省份也同样存在。他说，藏人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完全不同于汉语或印度语。藏语被认为是最好的阐释佛教哲学的语言。尊者还简要概述了近来西藏形势的发展变化。

尊者还被问及如何看待美国在夏威夷的军事存在。他回答说，美国的军队不归某一个特定的政党掌控，印度也是一样。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每个人都享有言论自由。他回想起在访问日本冲绳县的时候也曾经被问及美国军事存在的问题。他说当时是这样回答的，如果仅从当地的地方角度看，美国的军事存在是令人伤感的，应该撤离。不过，人们应该用一种全球眼光看待这个问题。他说，北韩有一个严密政权，然后还有中国。除非能够真正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和彻底的相互信任，否则某种程度的军事存在就是有必要的。

当被问及西方社会的弊端时，尊者说，不仅仅是西方而是在全世界，腐败都成了一种新的癌症。他说，由于这种病症具有普遍性，那么治疗这种病症的手段也必须具有普遍性。他然后还谈到了他的关于采取世俗方法促进世俗伦理的观点。
记者会结束后，尊者回到他下榻的酒店。
尊者定于2012年4月17日离开檀香山前往加州圣地亚哥访问，预计于晚间抵达。后续行程将于2012年4月18日开始。


原文应文链接：
http://tibet.net/2012/04/17/his-holiness-encourages-students-to-develop-compassion-addresses-situation-in-tibet/

管见：权力斗争中的改革姿态

Posted: 17 Apr 2012 05:58 PM PDT

温家宝终于露锋芒了？

改革有争论，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是，权势集团敢于争论，且唯有它们有本事左右大局，将改革导入对它有利的轨道，而绝大多数民众只能旁观，这是目前严峻的现实。

改革姿态基本集中于温家宝一身

重庆事变，把中国共产党内部权力斗争的沉重黑幕撕开了一条缝，而中共高层动手处置薄熙来之时，引人注目地摆出了政治改革的姿态。可以说，中共的历次事变，都是激烈的权力斗争，同时也或多或少地伴随着路线或意识形态之争，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而其中的特殊之处，值得推敲。

所谓改革的姿态，在政治上，主要在于温家宝强调要避免"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甚至有传言说他建议"平反六四"，而网络控制时松时紧，"赵紫阳"时现时隐，且清明时节官媒再悼胡耀邦，不免让人觉得，中共对政治改革，真的要有所动作。

在经济方面，温家宝声称中共中央已统一思想，要打破银行业垄断，开放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社评说，中国金融当局最近的一些举动表明，"央行最近发布的资本账户自由化蓝图，或许存在一些实质性内容"，而温家宝的表态，则"或许意味着中国将推进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的改革"。

有意思的是，中共的改革姿态，基本上集中于温家宝一身，有些官方媒体也发出一些声音，而主旋律仍然是强调"统一思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强调"稳中求进"，为中共十八大排除各种阻力和干扰。

其实，中共高层对胡耀邦的态度，早就开始松动，温家宝前年就曾发表文章纪念这位前总书记。而对赵紫阳的评价、对六四的定性，尽管也有些令人感觉希望的迹象，若论及"平反"，其难度仍然很大。

中共视民主政治为万丈深渊

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倒所谓"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其实质是阻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改革浪潮，反对市场经济在中国发展──这如同唐吉诃德挥舞长枪与风车作战。况且，中共官僚集团经历"文革"十年，其伤痛可谓刻骨铭心，于是，否定"文革"，进而平反绝大多数"右派"，应该说还算顺利。

对赵紫阳、对六四则不同。八九民运以结社自由、言论自由挑战中共一党专政，赵紫阳正视公民社会、强调民主与法治、明确反对武力镇压，更显示出中共专制"堡垒从内部被攻破"的危险。当年，邓小平和杨尚昆即明言不可"再退一步"，如今，中共高层即使处置薄熙来和王立军，也须考虑防止"右派"借此"翻天"，都是因为，中共视民主政治为万丈深渊。更何况，即将大展宏图的中共"太子党"对六四镇压有高度共识，"左派"势力也在虎视眈眈。所谓"彻底否定文革"实际上大打折扣，"平反六四"实在未可乐观。

至于所谓"中共中央已统一思想要打破银行业垄断"，也同样如此。浙江温州发生中小企业信货危机，不过是约半年前的事情。当时温家宝率大批财经高官南下救火，声称"一个月内把局势稳定下来"。到今年一月，中共开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虽然也说要"切实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重点则是在所谓"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然后，人们看到的是，浙江省高级法院对"吴英集资诈骗一案"二审宣判，终审驳回吴英上诉，维持对她的死刑判决。此举清楚地表明，不仅金融业的国内开放、民间借贷的合法化未有松动，而且愈益趋向于不独立的司法，正在积极为金融垄断保驾护航。那么，几个月后温家宝突然大声疾呼"打破银行业垄断"究竟是何缘故，是否形势逼迫中共断然走向利率市场化之路，人们只能拭目以待，听其言而观其行。

不过，即使中共在其内部权力斗争激烈之时喊出改革论调只是作作姿态，也不必因其虚伪而将其完全否定。毛泽东曾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实际上，中共执政以后，人们看到，它对那些人民认为它应该做的事情，例如推进民主，将新民主主义进行到底之类，是越来越不认真，越来越马马虎虎，甚至表面上搪塞，实则反其道而行之。如今，它发誓要永远执政，把国家弄成党国，把军队视为党军，对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资源，露出一副贪得无厌的嘴脸，人们一时奈何它不得，那么至少，人们可以要求它，把它声称要做、承诺要做的事情，认认真真地做好。

民众唯有依靠自己努力

前不久，世界银行与中国政府一家智囊机构合作，提出报告，指出必须改革国有企业，国资委立即代表权势集团跳出来反对。现在，温家宝说"少数几家大银行处于垄断地位"，"获得利润太容易了"，也立刻就有国有银行高层申辩说，银行利润增长没有脱离实体经济增长，它们的利润是合理的。改革有争论，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是，权势集团敢于争论，且唯有它们有本事左右大局，将改革导入对它有利的轨道，而绝大多数民众只能旁观，这是目前严峻的现实。

那么，人们对中共的改革，就不能只是"听其言观其行"，也要不断磨练自己的影响力，制约权势集团，不让它们为所欲为。这显示出政治改革的迫切性。但相对而言，"平反六四"，亦即平反八九民运，以及重新评价赵紫阳，还只是传言，或只是从避免"文革悲剧"须展开政治改革而来的推测，中共对此并无切实承诺，民众唯有依靠自己努力。

中共现在一心一意地做的事情，是它的十八大的"胜利"召开，完成它的权力交接。它的党机器正在选择它的所谓"十八大代表"，同时要求全党"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也就是全党"和谐"地接受其高层权力博弈的结果。这样的党，其所谓"否定文革"，甚至"平反六四"，不过是它的官方说法而已，其实际政治涵义很不确定。

当年列宁对党代表大会的态度，是视其为"解决'指挥棒'问题的会议"，而"我们出席代表大会，其目的之一也就是为了'争夺''指挥棒'"，因为这种会议之所以需要开，"不是为了制止斗争，而是为了把斗争纳入正常的范围"。以此来看中共准备其十八大，以及处置薄熙来的方式，说它是"列宁主义政党"就很勉强──其实它与列宁主义政党相差甚远，其党内政治大体上只是类似于传统帮会而已。可笑的是，它对它的"党内民主"，还自视甚高呢。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4月号

《动向》长短论【追查谣言：中共“变脸”露原形】

Posted: 17 Apr 2012 04:54 PM PDT

https://plus.google.com/u/0/photos/109406236327114466427/albums/posts/5730922051968988834

     薄熙来与其“重庆模式”的倒掉快一个月了。在这被中共媒体所称的“特殊的政治敏感时期”里，当局所做的最大的两件事，一是对民间社会的追谣抓人，所谓的“不为噪音所扰不为流言所惑不为暗流所动”；再就是地方官员轮番上演的一波又一波的表态效忠，所谓的“对大是大非问题上，头脑清醒，与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4月6日，左右派十家代表左右两派声音的网站或论坛，集体被当局查封。此次被封的原因是因为这些网站发布违反宪法、恶意攻击国家领导人和妄议十八大的文章信息，也就是要“防民之口”。这是历来封建王朝所奉行的那一套，自己可以搞密室政治，黑箱操作，政治不透明，信息不公开，但对老百姓反是钳制舆论，不许议论朝政。此次整顿力度之大、关闭网站之多近年来罕见，据说高层把民间对薄熙来的种种谣传定性为“敌对势力散布的恶性政治谣言”，如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所言，“一些人只需轻点鼠标就能破坏稳定，危及国家安全”。如此看来，偌大的中共，一个号称世界第二的强国，在事实与真相面前，又何其脆弱，何其恐慌。

再就是高层频频上演的“表态政治学”戏码，几乎已经成为无日无之的必修课。先是军头相继发声支持胡锦涛，在枪杆子的强势重压之下，紧接着几位重量级政治局明星如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中组部长李源潮，都相继表达政治上“大是大非”立场。在薄熙来的经营地重庆，一夜之间，三十六个县市领导齐刷刷地表态效忠党中央，要与薄熙来划清界限，诚如老百姓所戏称的，这官员变脸，要比“川剧变脸”变得还快，让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纵观人类历史，凡是宣誓效忠个人、效忠家族并以人划线的，都是封建制度与一党专政的最大特征；这与宣誓效忠国家、服务民众的现代民主制度格格不入，背道而驰。在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历史上，“朕即国家”，个人意志高于一切，权力等同于真理，不与皇家好恶保持高度一致，就是有了“贰心”，就要面临夷家灭族，身首异处的下场。可即便是在封建时代，还有不怕死的谏官，还有不要命的诤言。可到了文革期间，不仅对毛泽东个人要做到“三忠于四无限”，亿万百姓每天还要拿着语录本，歌之蹈之地高呼万岁，向伟大领袖敬献忠心，让这种效忠个人封建意识，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时移世易，人类社会已经走到了崇尚现代民主政治、自由表达个人意愿的二十一世纪，没想到的，这一幕幕输诚献忠的政治表态大戏，又在中国大地重新上演。

    从表态效忠的大戏中也可以看出，无论中共怎样改革开放，如何自诩政治文明，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打回原形，所展示出的，依旧是僵化的封建意识与浓厚的文革遗风。除此之外，这种非同一般的表态效忠，也展示出中共高层领导人的道义上失败与人格上的沦落。曾几何时，中共的政坛大佬如过江之鲫，轮番到重庆朝圣，对“唱红打黑”的赞誉之词，铺天盖地，不绝于耳，左一个“了不起”，右一个“大德政”，甚至说重庆模式是“对破解中国科学发展面临的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这些肉麻的奉承话言犹在耳，他们又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玩了一个政治大忽悠，让人始料不及，难以适应。在这场荒唐的政治闹剧中，他们的立场何曾坚定过？他们的头脑何曾清醒过？可他们自己不仅没有丝毫的反思与歉意，反而要对被他们所误导的中国老百姓来当作“敌对势力”进行追谣、查谣。这屡屡“变脸”、言而无信的中共高层，还有什么道德与人格可言？还能拿什么来说服民心？而这样的中共政治，又有什么诚信与良知可信？还能有什么前途与远景可观？

【编辑者言】

龙年春节过后，中国政坛好戏连台，高潮迭起，看得人眼花缭乱，跌落一地眼镜。序幕是在重庆来开的，大戏是在北京开演的，王立军、薄熙来，以及背后若隐若现的周永康和上海帮，在聚光灯下俨然成了众矢之的，中南海面临的政治地震不亚于林彪出逃和六四事件。孔庆东称薄熙来被罢官此是“反革命政变”，而当局无论是要求军队、地方宣示效忠，还是清算薄党、控制传媒等招式，确实是地地道道的反政变措施，结果是“政变”的概念在过去两个月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就像“重庆模式”的倒塌刺破了“中国模式”的大泡沫，中南海通过政变权力更迭的事实，粉碎了海内外御用文人对中共极权体制恬不知耻的吹捧。这方面刚刚去世的方励之先生的见解很到位：“无论中国领导人如何向外界开放市场，他们没有从其镇压的政治信条上退缩哪怕是半步。 ”

十日深夜中共宣布了对薄熙来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薄谷开来”已经移送司法机关的新决定，这是大戏的新的一幕，此案仍未定性，更没有结案，围绕十八大的权力斗争和幕后交易方兴未艾，后面像是还有好戏。在此背景下，中共的“大外宣”倒有点成了现代陪葬品。

值得警惕的是，原来把薄熙来“重庆模式”定调为文革复辟的路线斗争，有可能让位于杀人灭口的刑事案件，民间期待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再次幻灭。中共现有的政体就是一个不断引发文革和政变的温床，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七八年来一趟”。无论是薄熙来在重庆自搞一套，还是温家宝不断呼吁政改，其共同点就是都不敢给民众真正的政治权力。老百姓在这场大戏中，还仅仅只是被排除在外的“历史看客”。不久前香港的小圈子选举，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本期以“香港特首选举 ”为特辑，并组织了“薄熙来事件面面观”的专题和“周永康麻烦了”的焦点，以及“中国之变”、“文革回潮”等栏目，比较集中的反应了大陆和香港两地政治热点的脉动。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4月号

郑永年：享受特权的“城堡政治”

Posted: 17 Apr 2012 04:37 PM PDT

在很多方面，中国官员实行的是一种"城堡政治"，实际上就是特权政治。政府官员有数不清的特供系统，从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到食品等都存在着特供，官员俨然生活在城堡里面。对很多官员来说，因为特供系统的存在，他们不用通过市场机制来获取这些。这样，就产生了很多腐败行为。"特权政治"当然是一种腐败行为。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去特权化"创造了条件。

在讨论如何建设清廉政府时，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是社会的改革。不过，历史地看，社会建设对建设清廉政府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会过。简单地说，社会建设可以为清廉政府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不仅减少官员腐败的动机，而且也对官员的腐败构成有效的社会压力。为什么这么说？

腐败是官员追求私人利益的结果。因为社会资源不足，一些官员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追求私人利益，即经济学上所说的"寻租"。如何减少和控制官员的寻租动机和行为？上周已经讨论过通过"高薪"来保障官员的体面生活。但"高薪"比较适用于社会经济发展比较低的时候。等到社会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后，"高薪"方法需要调整。这不仅是因为这个时候，官员无需通过"高薪"也能享受体面得的生活，也是因为在这个阶段，社会成员的教育水平提高，人们对政治参与的要求也开始出现，"高薪"的方法会变得比较具有争议性。

如何调整？根据欧洲的经验，这个时候的社会改革必须到位。社会改革就是要建设基本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这些也就是今天中国在讨论的公共服务。社会制度的建立，对减少和遏制官员的腐败动机非常有效。因为有了这些大家都可以得到的服务，官员就无需通过自己的权力来获取。这在北欧社会变现得很显著。在北欧，政府官员的工资并不高，但官员非常清廉。主要是因为北欧国家建立了有效的社会制度，官员无需通过权力寻租来为其自身、子女追求利益。

在西方，这个过程被称为"去特权化"。在社会经济发展还是很低的时候，政府官员容易追求特权。尽管西方民主政治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但在其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特权政治。"特权政治"当然是一种腐败行为。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去特权化"创造了条件。

　　享受特权的"城堡政治"

今天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社会改革，这也会对清廉政府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很多方面，中国官员实行的是一种"城堡政治"，实际上就是特权政治。政府官员有数不清的特供系统，从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到食品等都存在着特供，官员俨然生活在城堡里面。对很多官员来说，因为特供系统的存在，他们不用通过市场机制来获取这些。这样，就产生了很多腐败行为。生活在城堡里面，他们自然和社会切割了关联。他们可以充分享用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好处，但不用像普通百姓一样直接面对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压力。这样，他们就没有足够的动力来进行改革。举一个例子来说，如果所有官员吃的食品都必须从市场采购，也就是说没有特供系统，他们一定努力来监管食品。如果所有官员的住房都必须从市场获得，他们一定对房地产保持敏感性。中国要在这些方面消除官员腐败，就必须拆掉"城堡"。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政府有能力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建设。所有这些社会制度的建设不仅有利于清廉政府建设，也有利于社会公平建设。

因此，建设社会制度不仅关乎于官员，也关乎一般社会成员。清廉政府能否建立，社会整体对腐败的态度很重要。一个社会如果存在着反腐败的文化，就会对腐败产生强大的社会压力。但如果一个社会普遍接受官员的腐败行为，对腐败冷漠，社会压力就难以产生。中国社会这方面也面临困难。社会成员一方面抱怨官员的腐败，但对一些人来说，一旦自己获得了权力，也同样会腐败；对他们来说，抱怨官员腐败，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

社会建设因此对社会的清廉很重要。如果社会成员想通过官员来寻求各种利益和好处，就会为官员提供了一个容易腐败的环境。中国社会和官场之间的各种"请客送礼"行为，除了好客传统之外，还是有很多目的性，也就是要和官场建立各种关系，来分享官员的权力寻租。

社会改革的另一方面内容即培养社会力量，对清廉政府建设的影响比较容易理解。这里可从两方面理解。第一，如果社会力量微弱，社会没有自我管理的能力，就需要政府来管理社会。这意味着政府的权力范围的扩大。政府权力范围的扩大则容易导致腐败，因为政治腐败总是和权力有关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府面临困境。长期以来，中国管得太多，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好。正因为政府管得太多，社会没有足够的成长空间，高度依赖政府。政府管不好，社会又依赖政府，这样社会和政治之间就产生了紧张关系。

　　分权以培养社会力量

如何跳出这个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向社会放权，或者还权于民。分权于社会，社会就会得到空间发展，社会就会逐渐发展出自我管理的能力。社会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就会大大减轻政府的负担和责任。也就是说，政府的权力范围就会缩小。权力范围的缩小非常有利于清廉政府建设；同时也非常有利于在社会和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即政府管得少，但管得好。

第二，向社会分权可以培养社会力量，对政治权力构成制约。这方面，中国也面临巨大的压力。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社会力量有了长足的成长，社会对政治的期望和参与政治的愿望也在快速增加。这要求政府加速改革自身，来满足社会的要求。这方面，媒体的作用尤其显著。媒体对腐败所能构成的制约，大家都比较了解，这里不再细述。

最后我们转到讨论如何通过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来建设清廉政府。实际上，很多方面的经济和社会改革，都必须通过政治改革才能推行下去。例如政治和经济的边界、政治和社会的边界的确立，都是巨大的政治改革工程。民主制度建设方面，例如政府层面的权力分离等，也是如此。这里侧重讨论一些主要的制度细节。

第一是政治内部的边界问题。政治和经济、社会要有边界，政治内部也要有边界。实际上，西方民主讲三权分立也是一个边界问题。在中国，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政治领域和公务员领域要确立边界。任何国家的管理都需要公务员，主要是专业人才组成，是非政治性的。对公务员的廉政建设，也就是"吏治"，各国已经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例如前面所讨论的预算、收入的货币化和透明化等。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对公务员系统进行"非政治化"。一旦公务员系统变得"政治化"，腐败就不可避免。在这个前提下，公务员系统必须"专业人才化"，就是说公务员应当是专业的政策执行者。

决策者，也就是政治人物又如何呢？西方讲有限政府，实际上强调的是政治的边界。任何社会，政治不可避免，但政治不可以没有边界。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不仅不会稳定，而且也很容易腐败。在西方，政治人物决策，是决策者，公务员是政策执行者。政治人物从前是任命的，现在大多是选举的。当然，不同制度政治任命的范围不同。例如总统制国家，部长是政治任命的，无须参加选举；但在内阁制国家，部长首先必须参加选举，成为议员之后才可被任命为部长等。政治人物或者政治任命者承担的是政治责任，公务员系统承担的是行政责任，这两者相关，但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两者不分，很容易导致政治腐败，因为责任就会不清楚。也就是说，政治人物或者政治任命者要面对直接的社会压力。在民主国家尤其如此。

这里，清廉政府建设就涉及到一个政治人才的培养问题。西方是通过选举和任命。这对政府的清廉很重要。马克思当时就指出了西方政权的本质，认为政府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里当然不是要讨论政权的本质问题，而是这样做对清廉政府的正面影响。抛开意识形态，不难观察到，民主政治实际上是人才过滤机制。尽管从理论上说，人人都可以参加选举和被选举，但不是人人都可以被选举的。能够成为政治职位候选人的人少而又少。西方历史的不同阶段，对候选人的资格有明文的规定和限制。在现代大众民主时代，尽管这方面限制减少了，但出来参加竞选的往往是有钱、有名望的，普通人的可能性只存在在理论层面，实际层面不存在。

　结合传统方式培养政治人才

民主政治用理论上的政治平等掩盖了实质上的政治不平等，就是说，从政者大多数仍然是有钱有势者。这对民主价值有负面影响，但对减少腐败和清廉政府有正面的影响。很简单，有钱有势者在权力寻租方面的动机要比穷人少，而民主所产生的大众压力，可以对当选的政治人物构成有效压力。

中国一直反对走西方的民主道路。不过，中国对政治人才的培养可以结合自己的传统，也就是把贤人政治（meritocracy）和民主政治（democracy），把选拔（selection）和选举（election）有效结合起来。通过选拔制度保证候选人是清廉的，然后再通过选举，得到社会的认可。

从清廉政府建设的角度，这里还有一个社会培养政治人才的问题。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大多数政治官员都是从内部，也就是执政党体制内培养出来的。官员都是从低层一级一级地往上提。这里有两个主要缺陷。第一是培养干部的封闭性。因为在系统内部培养，干部很容易和社会脱节，这些官员在社会大众的心目中的合法性，也就是认可度，就经常会成为问题。第二是官僚心态。中国政治官员和公务员不分，两者都是同一个系统培养，因此中国往往缺少政治家。

如何改善？从公务员系统培养干部仍然会继续，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但此外，执政党可以考虑社会培养干部。执政党已经成为一个开放的政党，任何社会阶层都可以进入执政党，参与政治。在此基础上，执政党也可以考虑从社会吸收干部。社会培养干部有几个方面的好处。第一，社会培养干部对执政党来说的成本很低。现在执政党培养干部什么都自己来，成本非常高。培养一个干部少则几年，多则数十年。第二，社会培养干部可以强化执政党的合法性性。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人从社会打拼上来，是竞争出来的，社会的认同度就高。第三，社会培养干部比较清廉。这些人本来就是社会各方面的精英，社会和经济背景比较好，他们出任公职不是为了养家糊口。

从机构设置来说，中国已经设立了诸多反腐败和预防腐败的机构，并且这些机构的数量要大于其它国家。但很显然，机构多并不意味着反腐败有效，政府清廉。这说明了，建设清廉政府是一项综合工程。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要特别提出来，那就是党纪国法问题。在中国，干部涉及到腐败行为首先要接受党纪处分。对执政党来说，这是对干部必须有更加严格的要求。尽管从理论上没有错，但实际运作过程中也出现负面的效果。把党纪放在国法前面，无论干部还是官员的国法观念就确立不起来。尤其对官员来说，一旦触犯党纪，就会失去任何"人权"，因为党纪意味着超出法律的惩罚。这种额外的惩罚，对确立官员的政治认同感或者忠诚感没有任何积极效应，反而是消极的。一些官员对政权没有任何认同感，把职位当作工具，抱着投机心理，谋私利。如果能够把国法置于党纪之前，情况就改变。无论对社会还是对官员，都会有正面的影响。

最后一点，如何为一个清廉政府提供一个清廉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呢？前面已经强调了政治与经济的边界、政治和社会的边界的重要性。这些分离有利于清廉政府的建设。但是，这绝对不是说，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就不会腐败了。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社会成员照样会腐败。一旦经济社会领域产生腐败，势必也会影响政治领域。在任何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对政权有很大的渗透能力。怎么办？这也是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容，那就是政府对经济和社会领域要确立规制。政治和经济、社会的分离并不是说经济和社会可以脱离政府了。相反，政府必须对它们进行规制和管理。如何建立一个规制型政府，是现阶段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

政治、经济和社会之间既有边界，又互相制衡。这是清廉政府的制度保障。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经济、社会领域发生矛盾的时候又怎么办呢？这里法制和法治就必须到位，因为这是政府和其它社会角色互动的制度基础。司法相对独立尤其重要。司法领域是政府和其它社会角色（或者社会不同角色）之间最重要的讨价还价的领域。如果这个领域遭破坏，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如何保障中国司法领域的相对独立，当然也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

本文是作者在"廉洁广州理论研讨会"（2012年3月21日）上的演讲的第三部分。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读者推荐

达赖喇嘛夏威夷演讲对「心」的教育

Posted: 17 Apr 2012 05:28 PM PDT

001：His Holiness wearing a mahi’ole – a traditional Hawaiin helmet made out of a gourd – presented to him during his visit to the Bishop Museum on Oahu, Hawaii, on 14 April 2012/Photo/Brian Tseng/Civic Beat

002：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enjoys a moment with preschoolers who welcomed him with a Hawaiin song on his arrival at Bishop Museum on Oahu, Hawaii, on 14 April 2012/Photo/Eye of the Islands Photography

003：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with - wearing a lei of kou, or orange blossom, grown on the musuem grounds - tours the Bishop Museum on Oahu, Hawaii, with Board Chair Allison Gendreau on 14 April 2012/Photo/Eye of the Islands Photography

004：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presents Her Royal Highness Princess Abigail Kawananakoa, the most direct descendent of the last queen of Hawaii, with the Tibetan ceremonial scarf, during his visit to the “Iloani Palace on Oahu, Hawaii, on 14 April 2012/Photo/Eye of the Islands Photography

005：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speak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s Stan Sheriff Center in Honolulu, Hawaii, on 14 April 2012/Photo/Civic Beat

006：The University of Hawaii’s Stan Sheriff Center, venue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s talk in Honolulu, Hawaii, on 14 April 2012/Photo/Civic Beat

007：Ehunuikaimalino member Hero Wooching shares a moment with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n stage after His Holiness’ talk at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on 14 April 2012/Photo/Eye of the Islands Photography

2012年4月15日在美国夏威夷（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贡噶扎西提供）

2012年4月15日尊者对9,500位夏威夷学生专题演讲谈「对心的教育」，指导学生关于内在精神的发展在整体教育上的重要性。

当他离开之前，在酒店大厅接见一小群夏威夷当地藏人。尊者问及他们的行业，并告诉他们不要忘记他们的藏人身份、本质。他强调保护西藏文化的重要性，并指着一位来自拉达克的藏人说，拉达克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

此后，尊者前往主教博物馆，该馆是夏威夷州最大的博物馆，也是太平洋最大的自然文化历史机构。他到达时接受到特殊的歌颂欢迎。他们是由促进夏威夷文化的机构—「阿哈菩纳那利奥檀香山」的年青孩童们高唱着欢迎歌曲。之后，尊者进去参观了博物馆的展览。博物馆安置着夏威夷皇家卡梅哈梅哈家庭最后后裔，王室公主伯尼斯菩阿主教收集的文物和传家宝。其中也包括有夏威夷和其他太平洋岛屿文化的文物，文件和照片。尊者并问及夏威夷文化可能受到他国文化的影响。

参访结束时博物馆代表以最高礼节呈赠一顶传统礼帽以及一条工作人员特织的围巾。尊者指说在他的头上戴着的礼帽似乎类似西藏寺院的帽子。

在博物馆简短的讲话，尊者感谢赠礼，并赞赏说这是夏威夷人接受他，看成像是自己人的意义。他说，这是一项伟大的荣誉。他提到夏威夷人是一个有古老文化遗产和语言的人民。尊者说他旅行到拉丁美洲和欧洲的期间，曾注意到当地原住民很有决心保持自己的文化和语言。他说，西藏人民也在以类似的方式保有同样的精神。

尊者说，今天世界更向文明。他说，大多数原住民文化与大自然有密切感觉走向。包括美国原住民和日本的神道教信徒。他说，这种重要传统是科技发达人士们应该学习的传统。从传统应知道我们是无法控制大自然的，或者说我们并不在大自然之上。他说，人们需要认识到我们的生存是取决于自然。

尊者并强调，维护自己的语言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语言尤其重要，语言是给活着生存的文化，博物馆是给逝去不存在的文化。尊者又说语言另有必要建立书面文字，仅仅语言口传并不能稳定。 尊者说，听证夏威夷人民的奋斗挣扎，使提醒他，我们西藏人也正在进行类似的努力。

尊者接着参访夏威夷皇室伊奥拉尼皇宫，昔日卡拉卡瓦国王和丽利卡拉女王的官邸，由阿比盖尔公主哈娃那拉可亲自接待欢迎。并与公主花了些时间询问有关夏威夷不同种族传统信仰的起源和性质。

此后，尊者到东西中心。由中心总裁查尔斯•莫里森接待参访。并与一些主办参与者共进午餐。

尊者接着到达斯坦警长中心，那是夏威夷大学曼诺雅分校的多元体育场，也是将对学生们演讲的场地。由夏大校长弗吉尼亚欣肖，夏威夷独立校协执行董事罗伯特•威特二人共同在该中心接待。当走进舞台，美国民谣摇滚音乐家杰克•约翰逊，以歌曲表演欢迎。尊者并拍拍音乐家的膝盖与之共乐。

夏威夷社区基金会代表开尔文竹田先生在致欢迎辞中说，欣慰有这么多学生自动在星期六的下午来听这场演讲。他谈到主办的灵感来源并介绍帕姆奥米达夫人。奥米达夫人向大会介绍尊者达赖喇嘛，并感谢他对和平的鼓舞和模范的贡献。

尊者开始演讲。云我们皆为人类，有相同的精神，情绪和身体。他回忆说，昨天有一些檀香山来欢迎他的学生们，看起来也像是藏人，所以即使身体也有趋同。

他说，每个人都有实现幸福生活的愿望，这是一项基本权利。他说，生活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幸福和快乐。然而，幸福不应该被理解只是在身体得到幸福的水平。身体的快乐，有时可能会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带来内心的平静。他说，在感官层面的幸福是身体的，但精神的快乐是更优越更有效的。他解释说，虽然身体疾病可以由精神平和来治愈，但精神困扰却不能由身体来平服。他说有需要要重视到精神的幸福。尊者回顾几年前住在一位美国富翁的房子，在使用卫室时，他偶然窥到药箱，并发现了一些镇静剂。他说，这表明财富本身并不是精神幸福的解决方案。

然而，尊者说，虽然有许多对外部材料真实的研究。现代教育到目前并没有适当的重视到心理和情绪的发展。他说，现代教育明显未能减少这在真实幸福和外相之间的差距。

谈到心理幸福，尊者说，真正破坏内心平静的是恐惧和不信任等事。他说，不信任导致的恐惧带入挫折和愤怒。这些暴力的层次应用在国家以及家庭。他说，试图通过暴力来解决那是赢不了的，只有通过非暴力我们可以得到解决。

尊者说，在这里他基于经验分享他的观点。然而，尽管他的经验主要是经过他的佛教教育，尊者说，但对这问题他是以人类的层面，并没有涉及宗教。

尊者接着解释他的世俗道德概念，说他的现世主义的定义，世俗伦理的概念早先已由古印度思想推动，那是指对所有宗教的尊重，也包括对非信徒的尊重。他说，世俗伦理应照一般的常识和共同的道德以及科学的发现为依据。他解释说：研究表明，当人们平静时的左脑变得活跃，而充满愤怒或仇恨时人的右脑变得更加活跃，等等。

尊者说到需要更多能关心到对方感受的那种的自信，是减少恐惧方式之一。他还谈到了尊重别人，包括自己的敌人，说这并非是对不正义的屈服。他接着解释说慈悲的特性，在自然的有限的与另种毫无条件的两个层次上如何有不同。

他呼吁大家意识到内在乐观思想的价值，这可以由祈祷达和由热诚中得到。尊者说，在这个世界上70亿的人口中，有部分人虽然他们自认为也是信徒，却没有遵行他们宗教中的教义。

在这里，他谈到在印度的情况说，虽然他爱和尊重印度，有一些人做祈祷仪式，但却在日常生活中自己参与作弊行为。尊者说人应该崇拜神和实践他的教导，要不索性崇拜金钱，做他们想要的。他补充说，并没有第三条路。顺便说一句，这里尊者提到几年前当他称自己是印度的儿子，一些中国记者质疑他这想法是一项政治声明。然而，他解释他的理由说，精神上他的大脑中每一个部分皆填补了古印度思想的纳兰达传统。他说，身体上，他的身体五十年来持续食印度大米扁豆和印度薄饼。尊者认为那位中国记者之后似乎明白其理 。

尊者谈到他的三个承诺。他解释第一个承诺是为促进非暴力与和平。他说，这一承诺是在人类必要有发展乐观心态。他说他的第二个承诺是为促进宗教和谐，是以他佛教的背景。他说，所有的宗教都有相同的讯息，尽管有哲学上的差异。他们都旨在使人类好。尊者说，西藏的奋斗是他的第三个承诺。他说去年将权力转交当选的藏人领导，他认为在这一点现在感觉到较自由些。

尊者然后鼓励同学们去想想办法，使生活更加的和平。他说，大多数学生可能是在30岁以下，是属于21世纪。他说他自己这一代属于已经过去了的20世纪。他说，20世纪是一个暴力的世纪，现在要靠新一代来塑造和平的21世纪。

尊者解释说，希望21世纪是一个和平的世纪并不意味着将不会有任何问题。然而，会有更好的方式，通过对话和相互尊重来处理这些问题。因此，青年学生应该认识到，他们有一个沉重的世纪责任。这是他的结论。

尊者然后从2000馀件由网上收到问题中选择一些回答。对“是什么让他笑”的问题。尊者回答说，他独自一人时他不笑，因为会使人们认为他疯了。他的笑是由与他人的互动，他们的友谊和姿势的互动。他说，一个微笑并没有语言或文化的障碍。

当问“他发现夏威夷最平和是为何”，他说，虽然他曾来过这里几次，这一次只是一天半的时间。为了正确了解夏威夷，以区别外相和真实之分，他将不得不需要花较长时间。然而，尊者说，夏威夷的文化和遗产显得很平和，它与大自然紧密相连。他说，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大自然创造人类，如果被干扰了，生态会有问题，饮用水，海啸等 。

另一个问题是“当显示慈悲时，没有得对方互惠”的问题。尊者回忆他解释两个级别的慈悲。他说，在有限的生物的层次之慈悲，可能存在那样的问题，但真正的慈悲是不依赖于对方的反应或期望有所回报的。

尊者说，人性本善是无条件的。他谈到童年时期孩子在一起互动，彼此并没有任何背景的考量。他说此时他回忆到母亲的恩情，给于他的宠爱。

他说，学生之间有需要建立真实友谊。如果希望努力的胜过自己的这种竞争算是好的。然而，为想脱颖而出而极端的竞争，并在过程中制造障碍给他人，这种是要避免的。他建议学生们在课堂建立兄弟情和信任，因为欺凌和争斗会产生负面的不良风气。

在论谈之后，三名学生唱颂吉祥歌曲，之后赠送尊者夏威夷的海螺。尊者这天行程到此结束。

尊者将于4月15日参加“原住民的智慧在当今的重要性” 的小组论谈，并在夏威夷大学公开演讲 “如何用阿罗哈精神精神促进和平”。


原文英文链接：
http://tibet.net/2012/04/15/his-holiness-talks-about-educating-the-heart-in-honolulu/

冉云飞：一个人要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Posted: 17 Apr 2012 01:39 PM PDT

王小波漫画，作者不详（@lantudou推荐）

冉按：这是应《人物》杂志纪念王小波十五周年专辑而写的短文，已刊于该刊今年第四辑，故持全文载于敝博，以便大家关心王小波和在下者观看。2012年4月17日19：40分于成都

转眼间，王小波去世十五周年了。他所写的文章与林达的著述构成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道特殊的人文风景。王小波明白、有趣、幽默，于不知不觉中使人受到教益，甚至使不少人有“原来话还可以这样说”的先着我鞭的快感与心契。

我不是王小波门下走狗，甚至算不上他的忠实读者。我只读过他的随笔杂文，而没有读过他的小说。我对中国当代小说整体评价比较低，因为在这个现实永远比小说来得更有想像力的土地和时代，国人至今还没有创造出配得上这苦难大地的佳作。我想王小波的小说也许像有些读过它的人所认为的一样不错，但离成为配得上我们苦难的伟大作品可能还有一定距离。

但王小波的随笔杂文却算得上非常好的文字贡献，这些不多的贡献，不仅使大家知晓王小波配得上他所受的苦难，更接续了由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开创的平和理性、明白有趣的说理传统。这个传统经过六十多年来的涤荡，如批判胡适运动及出版《胡适思想批判》八大册，已经使得许多人不知怎么说理、如何争论了，于是大肆谩骂、胡搅蛮缠、逻辑混乱的文章和言论流行，并俘获了许多人的心。不特如此，在丧失平和说理的同时，还丧失了有趣幽默的情感与智慧，这真是一个极其伤痛的事实，可是有不少人将此视作微不足道的小事。做学问的抄袭，没有原创，没有思想；写文章的人，老套八股，被意识形态大词所捆缚，不知逃离，还自得意满地在粪坑中歌颂这粪坑是多么举世无双。独独王小波从粪坑里跳出来，发现那些真实有趣的生活与事物，并用明白有趣的文字将其表达出来。

王小波不仅让大家学会思考，而且让人觉得真正的思考是件美好的事。真实地思考在不自由的环境里，虽然不乏痛苦，但仍然值得为此努力，因为真实地思考的确是一种乐趣。王小波说，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事实上，有不少人的痛苦不是因为他有真实澄澈的思考能力，而是因为他脑子成了一锅浆糊，丧失了鉴别和思考能力，被别人卖了还帮着他数钱，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而不自知，当作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还自以为得计。虽然这是一种不幸的痛苦，但这痛苦的质量却比较低，因为它不会化为不痛苦而对人生有所增益。它只会增加痛苦，最终以至麻木消沉，人生因此而丧失生趣，只等了此残生。有些人清醒后更多的是无理智的愤怒，在思维上去做自己反对之人的俘虏，成为你所反对之人的思维复制器，在语言上成为你反对之人的应声虫。如此一来，你就容易被仇恨所束缚，为你应该抛弃的陈旧思维所围困。即便你再反对，也永远走不出那莫比乌斯圈的自咬，成为无趣人生巨大绞肉机上的牺牲品。思维是有乐趣的，但要获得真正思考的乐趣，要能从六十多年来沉重的意识形态大词里突出重围，却并不容易，王小波是其中少数成功者。

有很多人生时没有尊严，死了更默无声息，惟独那些为人类尊严而发声的人，将会永远被人纪念，王小波将会进入永远被人纪念的行列。王小波说：“尊严就是意味着你在任何地方都被当做一个人物来看待，而不是东西”。王小波无疑是个人物，而一些人既不是人物更不是东西。如果说王小波对我有影响的话，那就是一个人不仅要知道思维的乐趣，平和理性、有趣幽默地表达出来，而且一个人还要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一个人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那苦难就是白受了，那苦难还会像魔鬼怨魂一样纠缠着你，使你不得安心，无法得到做人的尊严。王小波那代人几乎都受过被捏成泥团的“上山下乡”之苦，但真正配得上这苦难的人却不多，因为有不少人还“青春无悔”呢。一个人要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并不容易，但值得用一生去努力。如果我们在必将开往墓地的列车上能够坦然无愧地面对自己的一生，能够对自己的子女说我并不想把不自由的生活不负责任地传递给你们，我为自由与有趣的生活努力过，现在该你们了。那么我们的墓志铭也许可以共有：一个人要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2012年3月12日上午于成都

王容芬：《明镜周刊》为薄熙来张目

Posted: 17 Apr 2012 01:02 PM PDT

今天出版的《明镜周刊》发表了该刊驻京记者瓦格纳题为《红色肯尼迪之家》的文章，称"北京当权者把推翻民众热爱的重庆党魁导演成刑事丑闻 "。配置的薄氏夫妇大照片下标注："干部薄，夫人谷，有事业心的政治家夫人被罪恶化。"海伍德的小照下面标注："开辟了通往精英学校之路。"

文章称，今年一月人民日报头版表彰薄熙来领导3200万重庆人民追求全民福利，但既没日期，也没事实，仅给了一句据说《人民日报》引用的薄熙来语录："为人民做得越多，生命才有价值。"结论是："北京给了民意领袖薄熙来意识形态的祝福。全国同志欢呼，他们早已视他为救世主。"

这不过是个引子，作者接着指出薄同志丰功伟绩："他激进地同中国经济奇迹的黑暗面――腐败和贫富不均――做斗争，下令逮捕了数千名黑社会成员和贪官，给穷人廉价房并免除他们的债务。他一再启动共和国初期的遗产，让人民在公园里唱红歌。"笔锋一转，醉翁之意出来了："可是，谁要是上周在中国互联网上搜"薄熙来"，常常白费劲。红色太子 ― 他的父亲抗过日 ― 成了是非之人。从三月起，北京领导就开始倒他了，先罢了他的重庆党魁，上周二又免去他的其它职务。但是，像中国常见的那样，最高领导同志对先前备加推崇的干部究竟犯了哪些具体的政治错误和思想错误不置可否，却导演了一幕刑事案件来推翻政敌，而且是当着全世界的面。北京指责薄夫人，53岁的谷开来和一位服务员2011年11月杀害了英国商人和薄家的朋友尼尔・海伍德。"

作者把谷开来比作代文革受过的江青，说"迷人的谷开来让国人的幻想长上了翅膀。谷曾是受人尊敬的律师，在美国为一家中国公司赢过官司。与此同时，她显然把私人业务网扩大到了外国，可能拥有双重国际――这在中国是禁止的，其夫有责任检举。"这就是全部丑闻，"揭开薄的丑闻，对北京领导层不是没有风险。为了把政敌及其家庭打成刑事犯罪分子，中共必须让观众能够一窥权贵阶层豪华的日常生活。"作者避开英人海伍德命案，代表"中国人"提出疑问："一个拿官薪的干部如何支付儿子每年35000欧元的哈罗公学学费？"答案比当事人的"全额奖学金"有说服力："薄熙来的长兄薄熙永9年以来化名李学名担任控制中国银行和其它企业的国营光大集团法人代表，年薪130万欧元，另外还持股1900万欧元。"可惜这不是揭发薄氏家族，而是给薄瓜瓜的学费找合法来源，耻笑"中国人"没见过钱。

作者还以圈内人自居，介绍谷开来姐妹在香港和英国的的这公司那公司，肉麻地称谷开来是"卡里斯马女性"，说人们称薄熙来两口子是"中国的肯尼迪"，说中共整他们的道德高调遭到8000万党员的嘲讽。这样无根无据使用语言暴力在西方媒体实属罕见。

不了解瓦格纳先生的学识和背景，很少看到他的雄文，偶见之，也是转抄英文媒体，少加评注。这次却大开眼界，原来是个跟不上趟的西方毛分子。可是如此卖力地为薄熙来辩解，让人怀疑似有所图。到后来才看到，原来是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重庆模式"，"民意领袖薄熙来靠着国家资本主义的重庆模式为自己在中国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常委奠定了一席。北京和其它省市的同志们也都希望借助薄熙来限制市场经济。"看到这里，茅塞顿开，原来是要把中国的经济改革拉回文革年代。

另外，使用了海伍德的照片，关于此人，关于命案，仅一句"北京指责薄夫人……"便 带过了。这是新闻报道吗？ 可悲的《明镜周刊》！

（2011年4月16日）

――《纵览中国》首发，作者供稿

（德国《明镜周刊》网址http://www.spiegel.de/）

魏京生：薄熙来案件的题外话

Posted: 17 Apr 2012 11:04 AM PDT

RFA2012-04-17

自从四月十一号，中共宣布对薄熙来夫妇二人拘捕和正式审查之后。中外媒体和网络上就热闹非凡。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


在这之前，倒薄的舆论占绝对优势。挺薄的大多是和薄有着利害关系的人。或明或暗的利害关系，都会使人顶着舆论的强大压力坚定地为一个贪官污吏辩护。大多数人则是为了厌恶类似于文革的“唱红打黑”，支持把这个二等毛泽东搞掉。甚至有更天真的人，以为打掉了这个自封的当代毛泽东。之后共产党就会政治改革了。

薄熙来 Bo Xilai

事情的发展很快。没有按照善良的人们的逻辑发展，而是按照某种阴谋的逻辑在发展。 善良的人们听见温家宝大讲警惕文革复辟，就以为是针对文革时期毛泽东的独裁专制。以为唱红打黑会被当作文革复辟遭到禁止了。遗憾的是薄熙来被拿掉官职的同时，就宣布了打黑继续。现在唱红也在悄悄地恢复。

这个误会可是大了。老百姓犯了什么错误呢？错在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老百姓痛恨的文革，是无法无天和独裁专制。当官的痛恨的文革，是老百姓居然敢造反。虽然这个造反一开始就被阴谋家所利用，但也是最恶。谁能保证现在没有阴谋家想煽动和利用老百姓的造反呢？这才是薄熙来遭到官僚资产阶级痛恨的真正原因。而不是遭到老百姓痛恨的真正原因。

薄熙来的无法无天和独裁专制，是悄悄进行的。不敢也没有大肆宣传。除了李庄案件牵涉到官场中人，想捂也捂不住。其他的恶行都被掩盖得十分严密，老百姓看不到。而他为了刁买人心做的那些利民措施，却被加倍宣传。给老百姓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薄熙来把言论不自由利用得炉火纯青。

老百姓的希望，对共产党和官僚资产阶级来说就是危险。共产党和一切暴君、奴隶主一样。他们需要的是螺丝钉和老黄牛。有希望有企图的人民，对他们来说就是危险。薄熙来背水一战想学毛泽东，煽起人民的希望来对付官僚阶级。这是犯了共产党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大忌，是在玩儿火。所以温家宝代表官僚资产阶级说他想复辟文革。

而现代的老百姓早就不是文革时傻乎乎的老百姓了。老百姓一旦造起反来，就是毛泽东复活也控制不了局面。所以为什么这次倒薄阴谋是快退休的亿万富翁打头阵，而不是将要对党的生存负责的接班人打头阵。毕竟党的生存不如自己的生存更重要。

薄熙来刚下台的时候，只有少数毛左为他辩护。当谋杀案、玩儿女人、篡夺党的领导权等等耳熟能详的老套子纷纷出笼的时候。老百姓逐渐明白了；原来又一次被忽悠了。这明明是党中央在复辟文革，在用造谣诬蔑、人身攻击的老套子整人。哪里有什么政治改革的影子，整个就是倒退回无法无天。

整垮的是一个无法无天，整他的是一群无法无天。全体官僚资产阶级在向文革回归，在向薄熙来学习。人们常说共产党的体系就是一个逆向淘汰的体系，这就是一个例子。在这个专制的体制下的竞争中，只有最无耻最残忍的恶棍才能生存下来。大家争当恶棍伪君子。心不够黑脸皮不够厚就被淘汰。官场必将恶性循环，陷入加倍剧烈的恶斗之中。

老百姓和官场不同。过去老百姓被一帮公知精英们所忽悠，误以为自己永远不是现代化的官僚机器的对手。失望之余只好忍受奴隶般的命运，自生自灭或者自杀。现在他们的希望被煽起来了，就很难扑灭。温度逐渐上升，就会燃起燎原大火。使用什么理由不重要，重要的是怒火会烧掉这个官僚机构。

现在把玩儿火者抓起来；然后高喊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已经有些晚了。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魔鬼就收不回去了。温家宝们将作何打算；共产党将作何打算？他们是不同的。

以温家宝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们。要想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不被清算，只有一条路。就是希望中国和平演变成民主保障下的法治国家。他们离人民比较远，很少针对个人的罪恶。法制会保障他们的人权，不被清算或有限度的清算。因此我认为温家宝和改革派的呼吁是真诚的，这是他们的利益所在。

共产党就不一定了。共产党的主体是中下层官僚。他们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直接对老百姓个人作恶多端。老百姓的仇恨也主要是针对他们。一个小警察手里的血债就可能超过薄熙来全家手里的血债。他们会坚决抵制任何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和平演变也不行。

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清楚；仇人不会放过他们。一旦他们失去了专制和无法无天的权力保护伞，仇人就是使用非法手段也不会放过他们。那些被他们使用过残酷手段的仇人中，一定会有不少的基度山伯爵。这是他们死死抱住权力不放的根本原因；也是共产党难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因。

这是共产党面临的一个悖论。不进行和平演变，老百姓要造反；死无葬身之地。和平演变，下层官僚们要造反，阴谋家们会利用这个形势黑他们一把。就像王立军背后的势力黑了薄熙来一把那样。还是死无葬身之地。怎样走出这个死局呢？考一考接班人们的智力吧。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达赖喇嘛谈如何在当今世界保护文化与促进和平

Posted: 17 Apr 2012 10:58 AM PDT

与报道相关的照片：http://www.flickr.com/photos/78456519@N07/sets/72157629835888701/show/

2012年4月15日在美国夏威夷

（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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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者达赖喇嘛在夏威夷的第二天，即4月15日（星期日），与夏威夷土著领袖一起讨论了"原住民的智慧在当今的重要性"，向济济一堂的公众发表了关于和平的演讲。他还接受了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Renee Montagne的采访。尊者回答了关于校园霸王自我转变的可能性，他对夏威夷文化的印象，以及当前西藏的局势等问题。这次采访在2012年4月15日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早间节目播出。


此后，尊者前往东西方研究中心，并在那里收到总督中心董事会主席Brian Tsujimura先生的迎候。尊者进入小组讨论会场时，当地民众以夏威夷传统赞歌欢迎他的光临，尊者询问了赞歌的含义然后走上讲台。


小组讨论的题目是"原住民的智慧在当今的重要性"，一同参加讨论的有研究夏威夷文化习俗的作家、专家PualaniKanahele博士和波利尼西亚航海协会主席Nainoa Thompson先生。讨论由关注夏威夷土著人文化习俗的"未来之友协会"会长John De Fries先生主持，一开始他请尊者和大家分享一下过去一天半在夏威夷的体会。


尊者回答说，从个人角度来说，他对不论年少还是年老的夏威夷人的笑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随后阐述了对于文化的看法，尊者认为文化不断发展演进的。西藏文化也是随着特定的环境而演变的，与夏威夷文化的演进与海洋之间的关系有相似之处。尊者说，一般而言，生活条件艰苦的小社群往往能形成一种社群文化的传承感，不像发达城市的人们变得象机器上的零件。尊者说夏威夷人能够保留自己的文化很好。


此后，两名小组成员谈到夏威夷文化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以及他们看到他们的社区所面临的挑战。主持人谈到PualaniKanahele博士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该研究发现夏威夷语中关于云有超过400个名字。


然后主持人请尊者解释，尊者的普世责任的概念和他们刚才的讨论是否有所关联。尊者说，普世责任体现于人性的各个层面，这意味着产生一种人类的一体感，不让国籍、肤色、种族、宗教等把人们分裂。他说，他在不同背景的科学家身上发现了这种一体的精神，它也体现在宗教传统上。如果人们只想到"小我"，那么问题就会出现，相反，他们应该思考全球性的"大我"。


尊者建议，夏威夷人可以保留他们的文化，同时不把现代科技发展当作完全负面的东西。他说，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舒适，而文化与心灵更加相关。他说，一定的文化遗产是有用的，需要予以保留。其他一些文化价值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没有用，可以陈列在博物馆。


讨论结束后，Nainoa Thompson送给尊者一个特别制作的桨。尊者对礼物表示了感谢，他说在佛教经典里浆是一个象征，珍贵的人类生命被比作是船，用来渡过苦难的海洋。


下午，尊者在贵宾和合作伙伴的午餐会上作了简短的讲话。夏威夷州州长Neil Abercrombie问候尊者，向他展示了宣布2012年4月15日为"达赖喇嘛日"的公告。出席午宴的还有檀香山市市长Peter Carlisle和夏威夷前州长George Ariyoshi。
在讲话中，尊者提到州长Abercrombie是前国会成员，承认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代表对西藏的支持。他说，这种支持是西藏人民的希望之源。他接着说，如果我们认为西藏问题是地方问题，那么情况可能会出现无望，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才有希望。他说，藏传佛教文化是一种和平、慈悲和非暴力的文化，是值得被保存下来的而且对世界有益。


他说，西藏的环境问题需要得到更密切的关注，中国的一些科学家们把西藏称为第三极。


因此，尊者建议称他提到的那些支持西藏问题者不是"支持西藏"，而"支持公正。"他谈到关于真理的力量和枪的威力之间的差异。他说，枪的力量是短期和有限的，而真理的力量是始终存在，并且长远。他谈到在西藏，许多中国人对藏传佛教文化感兴趣。他说，历史上藏族有自己的语言、著作、与中国地理相隔和种族相异。西藏物质落后，西藏人想要现代化。他认为，中国当局应该看看印度的例子，在全国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的社区，没有任何分裂的风险。尊者谴责中国左派的狭隘，导致了西藏持续不断的问题。


尊者还谈到了他流亡西藏社会的民主化。他说，在2001年西藏人开始直接选举产生领导，桑东仁波切教授当选两届。他说，他当时已半退休，感受到的情况令人鼓舞，在2011年他出于自愿，快乐和自豪地把合法的政治权力移交给民选的藏族领导。他说，现在小小的西藏流亡社区在民主管理方面比中国更先进，（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可能成为一个小小的例子。


此后，尊者来到公开演讲的地点Stan Sheriff中心，进行题为"通过阿罗哈力量推进和平"的演讲。当尊者走上讲台，歌手、词曲作者Michael McDonald，以前的Doobie兄弟，和夏威夷音乐家Henry Kapono演奏了"世界需要爱，甜蜜的爱"。尊者向州长Neil Abercrombie表示问候，Neil Abercrombie提请尊者注意奥巴马总统的姐姐Maya Soetoro-Ng就在观众之间。


一个由四弦琴演奏家Jake Shimabukuro特别谱曲的音乐视频开始播放，此后，夏威夷社区基金会的Kelvin Taketa先生向大家表示欢迎并希望聚集在这里的人可以得到启发。Pierre Omidyar先生接着介绍了尊者。关于尊者简短的传记，他说，尊者不得不在1959年逃离西藏，同年夏威夷加入合众国。他说，尊者通过自身的经历启发了每一个人，然后，他解释阿罗哈精神的理念为善良、团结、欢乐、谦卑和耐心。他补充说，那些熟悉尊者启示会看到相似之处，对于夏威夷人民来说尊者就是阿罗哈精神的化身。


尊者强调说，聚集在这里的人在精神上、感情上、生理上都是一样的人，精神上的思考有助于使人们团结在一起。


尊者说，虽然他来过夏威夷几次了，这次他能和很多人讲话。他说，他发现昨天与学生的活动很有意义。


尊者说，在听到对阿罗哈更深一层含义的解释之前，他对这个概念不太了解。他说，虽然字面上看来简单，具有挑战性的是实践它的真实内涵。


他说基本上每个人都想得到快乐，这也是他（她）的权利，他说所有生物，包括树和植物都有生存的权利。


然后他说他想谈谈关于幸福快乐由哪些因素导致的思考，他说对于人类来说，快乐和幸福完全取决于每个人生理上、口头上和精神上的行动，而精神上的行动是其中的关键因素。


尊者说为了获得成功的生活，需要重视教育和训练。但教育本身并不是目标，他说如果一个人想要健康，吃药或是吃维生素只是取得好的结果的手段。因此，尊者说采用坏的手段却期望好的结果是不现实的，谈到他自身的经历，尊者说尽管他是从六或七岁开始学习，在十三岁之前他对学习毫无兴趣，直到后来他发现从学习中获得的知识非常有助于他培养内心的宁静。


尊者说，我们的目标要很实际。他提到在印度比哈而邦（省）的一个活动上，当地的省长称，他希望国家能够在佛陀的加持中发展。尊者跟这位省长很熟，轮到尊者发言时，他说如果国家的成功仅仅依靠佛祖的加持，那这个国家的发展肯定是严重的倒退，因为佛陀诞生于两千多年前。尊者强调，重要的是佛陀的加持要通过省长的行动传达出来。繁荣发展要通过行动才能实现，而不是祈祷。


尊者说，世界和平来自内心的平静。在个人的层面上，一个健康的身体能够帮助我们拥有一个健康的心态。他提到几年前在瑞典斯德格哥尔摩和一名美国科学家的会面，这名科学家他说我们在嗔恨的时候，所嗔恨的对象显得非常消极。这名科学家补充说，90％的消极情绪是心理投影。尊者说佛教也谈到了类似的状态。


尊者说，我们应该训练的心智来达到正确的心态。他说，在激烈的情绪下做出的决定往往都是错误的，因为情绪是带有偏见的。


尊者举全球经济危机作为例子。他让一些人解释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多错误，因为这些商业领域的人都应该是专家。尊者说，他得到的回答是因为有太多的贪婪。太多的贪婪是不切实际的欲望。他还说，太多的猜疑，以及缺乏全面的观点，都是导致这次危机发生的原因。这些都跟人的心态有关。


然后尊者谈到了乔治.布什总统。尊者说他很喜欢布什总统，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尊者说，在国会金质奖章的颁奖仪式上，他和布什总统和议长南希佩络西手握手一起走出来。布什总统说，他们（民主党）总是给他制造麻烦，但今天他们是和平的。尊者说尽管他尊重和热爱布什总统，但并不意味着他完全同意布什的政策。尊者说，他也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布什总统本人。尊者说，布什总统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动机是好的，要带去民主和法治。但是，使用的方法变得不切合实际，所以也无法达到这个崇高的目标。


尊者说内心真正的平静来自于慈爱。他说，一旦我们变得慈悲，我们就会尊重别人。恐惧带来不信任，爱和慈悲会帮助我们消除不信任。他说，一旦焦虑和不信任消除了，你就会对别人有更多的慈爱。
他说，爱、慈悲和慈爱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天生的，偏颇的。尊者说，这种慈悲可以是种子，然后利用人类的智慧，用我们的常识，更重要的是通过科学的发现，来发展内心的和平。这是现实的慈悲，是不带偏见的，也带来好的健康。我们可以从家庭层面开始培养慈悲心，然后发展到社区层面。


尊者说，主要的宗教传统都使用类似的做法，但现在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普世的做法。他提到了他的朋友 Richard Moore，因为遭到一个英国士兵射击的橡皮子弹而失去了视力。但是Richard Moore对这名士兵并没有愤怒或仇恨，反而跟他建立了友谊。尊者说，Richard Moore并非宗教人士，但他作为一个人，拥有作为一个人应有的态度。尊者一直将他形容为一个英雄，他说人类有这个能力。这些精神和态度并不是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尊者称之为世俗伦理。他说，很多人基本上都不是信徒，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普世的方式来获得这种普世的价值。如果我们依靠某个特定的宗教，那么永远都达不到普世的目标。


尊者说20世纪是一个美好的世纪，但也是一个流血的世纪。他说，我们需要努力将这个世纪建成一个对话及和平的年代。尊者说，这并不是说这个世纪不应该出现任何的问题。尊者摸了摸他的头，说，只要我们的大脑一直活跃，就一直会有问题。他说，我们必须找到问题的解决方式，不是通过武力解决，而是通过对话、尊重、和倾听对方的观点。


尊者说，夏威夷的小社区可以通过阿罗哈的精神而做出贡献。可以在学校开始一个试点项目，在课程中加入非暴力的内容。他说五年后，就可以评估这个试点的效果，然后将其扩大。这是一种改变我们社会思维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快乐、和平的社会。而这些动力，必须来于自个人。
他说，世界上这些问题是由人类制造的，所以人们自己应该寻找解决方法。他让人们不要感到无助。他让大家要建立内心的和平，然后和更多人分享，包括朋友和敌人。他说，这是改造世界的方式。


之后，尊者回答了一些提交给主办方的问题。其中有个问题问到：有人在努力制造和平，但没有获得别人的回应。尊者说，我们要记住，我们为和平而努力，是因为存在问题。我们不应该失去希望，而应当继续努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影响别人。尊者提到了他的胆结石手术，因为并发症，手术比原来花费了更长的时间。但是，他恢复得很快，医生称他为"年轻的病人"。医生告诉他，他的身体状况比他这个年龄段应有的身体状况要好。尊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他的内心平静。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忏悔和宽恕。尊者说，我们不应当将宽恕和遗忘看作一回事。他说如果遗忘了，那没有没有什么可以宽恕的了。但是，宽恕不是要接受错误的行为。在这里，他让人们区别行为本身和做出这个行为的人。


另一个问题由于外来者的占领，原著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变成了陌生人。尊者说，人们有充分的权利保留自己的身份。但是，我们也需要看一下现实的情况。提到藏人的情况，尊者说我们采取的是中间道路，是非极端的、实际和现实的。他说，我们需要想得更长远。今天的世界已经改变，我们仍然想与世隔绝是不现实的。


尊者被问到了关于幸福的问题。尊者说，幸福可以是不同层次的。有动物也能感受到的幸福，也有更高层次的幸福。他说，我们需要采用多维的方法来看任何的发展，以获得更为全面的视角。他举了藏人的例子。他说，尽管他失去了他的国家，人民也在经历了灾难，但也有积极的方面。这使得藏人打开了自己的眼睛。就个人而言，尊者在印度度过了53年的流亡生涯，而在这期间，他获得了最好的经验。同样的，目前藏人主要位于西藏自治区、云南、四川和甘肃及青海省。由于中国政府的政策，所有这些地区的藏人都团结一致。


演讲之后，一群孩子表演了优美的草裙舞，将端坐的尊者包围起来。之后，Kelvin Taketa先生说，基于透明的精神，他希望告诉公众，这个活动获得的收入将用于支付举办活动花费的支出。他说尊者并不收演讲费，也不通过其他方式获取经济获益。


活动的最后，夏威夷的州长到Abercrombie舞台上来，代表夏威夷人民赠送给法王一个船浆作为纪念品。他还送给尊者一个木鼓，代表夏威夷的和平。2012年4月16日，尊重将在当地一个高中进行关于慈悲的演讲。

原文英文链接：
http://tibet.net/2012/04/16/his-holiness-talks-about-preserving-culture-and-promoting-peace-in-todays-world/

胡少江：薄熙来事件与西方“中国专家”的无知

Posted: 18 Apr 2012 12:14 PM PDT

盛赞薄熙来“唱红”的基辛格（图为基辛格在薄熙来的搀扶下出席重庆“红歌会”开幕式）

西方中国专家们这些“中国专家”们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的了解过于肤浅，并有投机心态。一方面，他们吃的是中国饭，常常情不自禁地通过美化自己的研究对象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中国的腐败影响至深至广，不少西方的“中国专家”依靠吹捧集权制度可以向中国政府领取可观的赏钱。

薄熙来黯然离开重庆，与看来唾手可得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失之交臂，不仅使中国毛式复辟派如丧考妣，同时也使得西方那些亲中共领导集团的“学者”、“顾问”们倍感尴尬。他们的尴尬是因为事件的发展再次地证明了多年来他们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预测谬误百出。那些预测不仅在理论上完全站不住脚，而且带有过于浓厚的投机色彩。

 

中共政治权力交接依然无序

首先被薄熙来事件证伪的是不少西方专家们对中国政治权力交接制度的乐观判断。 近些年来，不断地有西方学者发表文章，认为在毛泽东、邓小平等政治强人之后，通过江泽民、胡锦涛等两代领导人的努力，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稳定有序的权力更迭制度。在他们看来，这套制度是所有其他的一党专制的国家所没有的，是中国集权制度长期延续的一个保障。

薄熙来事件证明，中国目前的权力更迭与所有历史上和现存的一党专制国家并无不同。在这种制度下，最高权力的分配完全是黑箱操作。不仅普通的“公民”们无法知道真相，即使是执政党党章规定的最高权力机构的成员—中央委员们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也无权问津。甚至作为政治局委员的薄熙来，他的政治命运也只能任由他人把弄。这一点很像古今中外所有黑社会组织的权力更迭。

薄熙来在十八大之前以非常传统的党内权力斗争失败者的方式下台，显然是中共的人事更迭的一部分。他的下台方式如此的突兀，如此地出乎大多数中国和西方分析家们的预料之外；不仅如此，薄熙来事件见诸媒体之后，整个北京官场传言四起，连中共最高层都是风声鹤唳，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共政治权力交接的无序。

中国需要两党制或者多党制

被薄熙来事件证伪的另一个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们的观点是：中国并不需要两党制或者多党制。他们近来不断地阐述一个理论，民主国家通过普选来更换执政党，通过更换执政党来更换政策。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可以用自己的独特方式进行政策的更换。还有人将这一理论进一步发挥，认为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已经允许不同路线的在党内竞争，这一竞争不仅能有效地挑选适当的路线，也会产生最有能力的领导人。

有的人甚至更形象地将毛泽东、胡锦涛的路线称之为中国的“民主党的路线”，这一路线倾向保护穷人；而将邓小平、江泽民的路线称之为“共和党的路线”这一路线倾向保护富人。在他们看来，这两种路线在中国的交替进行得十分顺利和有效。这种中国特色的政策调整，与西方的普选制度比较起来，不仅更有效率，而且成本更加低廉。有的甚至不惜将中国的制度抬高到政治制度创新的高度。

不错，任何集权制度也都必须有政策调整，但是这种政策调整的成本比起民主制度下的调整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例如，毛泽东错误路线施行了整整三十年，耗费了数以千万计的普通民众的生命，直到这一条路线实在走不下去了，才不得不进行羞羞答答的调整。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路线谈不上有什么根本性的调整，整个中国的社会矛盾正在不断地累积。

再次证明集权制度逆向淘汰机制

而薄熙来事件则进一步证明，中国的执政党内是不允许有与中央最高领导层不同的政治路线存在的；那种希望在局部地区试行不同的政治路线，并且希望以此来挑战最高领导的权威的做法是绝对不会被允许的。薄熙来的失败，不是因为他的人品比其他的中国领导人差，也不是因为他的政治基础比起他的中国领导人弱，而是因为他有一条（或者至少声称有一条）与正式的官方意识形态不一样的路线。

谈到执政能力，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过去二十多年的经历基本上是公众信息。做一个客观地比较，薄熙来的领导能力，无论是形成路线的能力，与基层民众进行沟通的能力，还是通过行政系统贯彻政策的能力在如今的共产党领导人中都是翘楚。他的失败，恰恰证明了这个党在挑选领导人的时候，能力并不是最为重要的因素，集权制度的逆向淘汰机制再一次得到了证明。

西方中国专家们的无知，除了他们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的了解过于肤浅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中国专家”们的投机心态。一方面，他们吃的是中国饭，常常情不自禁地通过美化自己的研究对象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中国的腐败影响至深至广，不少西方的“中国专家”依靠吹捧集权制度可以向中国政府领取可观的赏钱。薄熙来下台了，但是那些靠向中国集权制度领赏生存的“中国专家”们还会继续他们的营生。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4月号（4月15日香港出版）

未普：为薄熙来定罪，中共为何避重就轻？

Posted: 18 Apr 2012 11:58 AM PDT

图为正在柬埔寨访问的胡锦涛（2012年4月1日）

2012-04-18

4月10日夜里11点，新华社向在电视机旁守候了好几个小时的全国人民，公布了对薄熙来的处理：薄熙来因涉嫌严重违纪和妻子谷开来涉嫌谋杀，被立案调查，其中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党内职务立即停止。从2月6日王立军闯入美国领馆，3月15日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一直到4月10日，中共终于公开讲话了，而原因和结果，竟是如此头“轻”脚“重”。

薄熙来曾自比秦始皇和毛泽东。他的确和毛泽东一样，秃子打伞，无法无天，什么党纪，什么国法，根本不放在眼里。但是薄熙来事件的政治拼图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涉及中共高层、军队、十八大接班，在思想、政治、司法领域，囊括谋杀、背叛、贪腐等各方面无所不包、无奇不有的拼图游戏，严重违纪只占很小一块儿。关于薄熙来唱红打黑搞文革复辟等政治错误，和周永康及涉嫌谋反的关系，和军内一些将官的互动等重大缺块，官媒统统避而不谈。

中共为何避重就轻呢？依我看，可能至少有这样几个原因�

首先，在为薄定罪的问题上，胡温不同调。是否从思想上路线上与薄熙来划清界线，是中共是否政改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用刑事案为薄熙来定罪，就可以避开政改压力，这是胡锦涛及其智囊的聪明算计！这样的算计和胡锦涛的稳定仍是当前要务的惯性思维，是一致的，但和温家宝在3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批评文革遗毒，呼吁政改避免文革再现，要求重庆反思的说法，却是相互矛盾的。

网上广泛流传一篇文章，叫“胡锦涛与温家宝在薄熙来问题上产生巨大分歧”。文章说，温家宝曾表示，我们不能因薄熙来有政治错误，就制造刑事犯罪的证据，将薄熙来做为刑事犯来处理；也不能因为薄熙来有刑事犯罪，解除他的职务，就不再追究他的政治错误。但胡锦涛认为，处理薄熙来最好的方式从谋杀案入手，而不是唱红打黑；他还强调说，要尽快拿出谷开来谋杀、贪污腐败和薄熙来腐化生活的证据，让有些人无法再为薄熙来辩护，要堵住这些人的嘴巴，维护社会的基本稳定。

文章的真伪无法证实，但其间的逻辑却符合胡温的一贯主张和一贯分歧。现在的中国官方媒体，就刻意在薄熙来和谷开来的谋杀和腐化方面大做文章，这说明胡锦涛否定了温家宝要追究薄熙来的政治错误的主张，也说明胡锦涛其实根本没有真搞政治改革的意愿。

其次，给薄熙来定位刑事犯罪，可避免薄王事件引发的军内震荡进一步扩大。自从王立军闯馆事件发生后，军队内部就出现了不少异动。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南下视察成都军区，高调要求曾参与薄熙来军事演习的广大官兵“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而原成都军区前政委、现任二炮部队政委张海洋，据传与薄熙来关系密切，他手下二炮政治部主任殷海龙在《人民日报》刊发文章，警告“个人间的小情小义要服从党的大情大义”，明显地就是真对张海洋等人。张海洋大概是想通了，表态了，所以又公开露脸了。

军中开明派、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近日在《求是》杂志上载文，也顺应潮流，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要“一切行动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这些原本不把胡锦涛放在眼里的将军们，如此表忠，胡锦涛会如此感受呢？即使这些识时务的俊杰将军们是言不由衷的，胡锦涛想必也要信以为真。他难道有实力可以调动一部分军队去打另一部分军队吗？

第三，用刑事案给薄熙来定罪，基本上是一个玩给英美两国看的游戏。既然美国已经知道了王立军泄漏的一些秘密，包括英国人之死和薄谷在海外的资产，既然英国政府在本国公民于中国死了几个月之后还要求中方查找原因，中国政府就一定会很负责地给他们一个交待。

《人民日报》于4月11日一本正经地刊发了一篇评论文章，称薄熙来严重违纪，损害了党和国家形像，幸得中共党总书记胡锦涛的果断决策，对相关事件进行深入调查及严肃处理，并及时公布，使人民群众从中看到了我党维护党纪依法治国的坚强决心，云云。说中国是个法治国家，处理薄熙来就是依法治国，就是说给西方听的，因为已经没什么中国人相信这番鬼话了。

中共为薄熙来定罪，如此避重就轻，投鼠忌器也罢，有难言之隐也罢，演给西方看也罢，总之，中共的名声已经跌到无法再跌的地步了。

李江琳：藏人自焚为何发生在西藏周边省区

Posted: 18 Apr 2012 10:39 AM PDT

答案是，因为那里的藏人在近代史上遭受外族的压迫最重，在中共建政过程中遭受的迫害最深，他们的反抗最激烈，受到的镇压和杀戮也最为血腥和残酷。

北京对西藏分而治之的伎俩

年轻的藏人僧尼接连自焚，世界为之震惊和痛心。人们都在问，他们为什么要�用这样惨烈而痛苦的方式，他们为什么自焚？西藏自治区主席白玛赤林在两会期间回答外国记者询问时，避而不谈这些自焚事件的具体诉求，反而表扬西藏自治区的"大好形势"，声称在西藏自治区并没有发生自焚。

确实，至今为止年轻僧尼自焚，都是发生在四川阿坝和甘肃、青海的藏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西藏周边四省藏区.不过，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周边四省藏区的藏人要用如此惨烈的方式来抗议？

答案是，因为那里的藏人在近代史上遭受外族的压迫最重，在中共建政过程中遭受的迫害最深，他们的反抗最激烈，受到的镇压和杀戮也最为血腥和残酷。

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四省藏区，和西藏自治区毗邻相连，在历史上属於西藏三区中的康区和安多。那里历来居住着藏民族，虽然那里的方言和风俗习惯同拉萨有所不同，但是那里的居民信奉藏传佛教，从来也没有人怀疑，他们是藏民族的一部分。但是，五十年代当解放军侵入西藏以前，这些地方就已经是中共新政府的囊中之物，并不被视为西藏的一部分。於是，当中国政府强迫西藏政府签订十七条协议，并承诺不在西藏违背藏人意愿改变西藏现状的时候，不包括这周边四省的藏区.也就是说，在一九五○年代初期，如果说西藏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十七条协议保护的话，周边四省的藏人却没有这样的保护.周边四省的中共干部在对待其治下的藏民时，不受十七条协议的约束。

中共密谋策划藏区平"叛乱"

中共最高领导知道西藏问题的特殊性，明知所谓"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一部分"的说法只是强词夺理，在法理上站不住脚，所以才需要用武力逼迫西藏政府签订十七条协议.可是中共搞革命有自己的纲领和目标，在十七条协议里承诺藏人不愿意就不改变西藏现状，岂不是缚住了中共自己的手脚？打破这个束缚的办法，就是在西藏周边四省把"改变现状"先搞起来。

当时周边四省地方政府各自在藏区搞土改，毁寺灭佛，斗争头人和喇嘛，引起藏人的反抗，达赖喇嘛为此亲自向毛泽东写信，并以留在印度政治避难作为抗议，迫使毛泽东派周恩来在印度劝解达赖喇嘛，亲自向达赖喇嘛承诺"西藏六年不改"，六年后若西藏不愿意，仍然不改，继续延迟，并且下令在西藏改革的准备工作下马。

可是，周边四省藏区是不是继续搞"民主改革"呢？

一九五六、五七年间，中共内部对此有过严重的争论。最后的决定是"金沙江以东坚决改"，也就是说，在西藏暂停"民主改革"的同时，周边四省的"改革"不仅不停，而且大张旗鼓地展开.周边四省藏人立即反抗，开始了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的汉藏武力对抗，在中共历史上称之为"平叛斗争"。这场战争席卷了整个藏地，彻底改变了当代汉藏关系.在这场战争中，藏人经受苦难最深，遭受镇压最惨的，就是周边四省藏区，特别是如今频频发生自焚事件的区域。

毛泽东等中共最高领导是预料到藏人会反抗"民主改革"的。一九五六年三月九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只要向上层表示江东要坚决改，就要打，建筑在大打上，仗越打得大，越打得彻底，越好，这条一点都不能放松。可能打几仗就解决问题，不要犹豫，越犹豫越坏。要会打，要打得狠，准备大打。"他们的策略就是，用周边四省藏区的"改革"来迫使藏人反抗，再以"平叛"的名义把战火烧到西藏地区，从而解除他们在西藏不搞"改革"的承诺，废除十七条"保留现状"的约束。毛泽东在青海省委《对全省镇压叛乱问题的指示》这份文件上批示，明确表示"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乱子越大越好"，因为这就有了放手大打一场的机会。

一九五六年开始的藏区"叛乱"，就是在中共有计划的策划下逼出来的。为此，中共以"先下手为强"的方式，对藏人的头人、喇嘛等精英下手，在肉体上消灭他们。一九五八年三月下旬，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发生藏民暴动事件后，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副部长汪锋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杨静仁到兰州视察，�解情况.四月十二日，他们联名向中央提交《关於平息甘南藏区叛乱问题的意见》，建议"以各种适当的方式，尽快地把头人特别是影响较大的头人根据目前控制在我们方面，有叛乱可能的要监视起来"；并且提出"甘南杀几个对藏人中的反动上层分子也是一个严厉的警告"，中央将这份报告批转甘青川省委。对於是否"开杀戒问题"，中央认为"可以在叛乱平息"后再研究处理，但总体同意李维汉等人的意见，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各地因此自行掌握，於是，滥杀的情况相当普遍。

滥杀藏人精英的"过马营事件"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青海省委书记高峰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说："对那些绊脚石，能在战场上打死的就打死；牧区揭封建主义盖子，主要靠打仗，把他们的头子抓住了，就完成了任务百分之五十；枪毙了没有，枪毙了就完成了百分之一百的任务。" 高峰还说过，"叛乱好嘛！为我们打击敌人找到了藉口。"

"过马营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过马营镇位於贵南县县境东部，距县府驻地七十八公里。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三日，贵南县委根据省委通知，以学习、开会为名将全县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统战对象四十二人集中送往州里.到过马营时，要车上的人都下车，集中到一个大房子里，然后锁上门，由事先�置的民警和民兵，从窗户向里面开枪射击，将手无寸铁的四十二人全部打死。这样的滥杀，竟然还得到高峰的表扬.

根据至今为止公开的资料，这样用开会、学习的名义控制、监禁和滥杀藏人精英的做法，在周边四省藏区是普遍发生过的，这就是一九五九年三月拉萨藏人要阻止达赖喇嘛前往解放军军区观看文艺演出的原因。这些民族灭绝性质的残酷事件，半个世纪来一直是中国政府要掩盖和扭曲的史实，中国民众大多是一无所知。可是，对於经历了那场民族灾难的藏人来说，这些史实已经深植於民族集体记忆之中。这就是现在在那些当年遭受镇压最残酷的地区，频频发生藏人拼死抗议，甚至以自焚令世界震惊的原因。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4月号

三笔会伦敦书展前揭露中国官方文学虚幻形象

Posted: 18 Apr 2012 11:48 AM PDT

（独立中文笔会2012年4月16日伦敦讯）在伦敦书展即将开幕前一天的周日下午，独立中文笔会、西藏流亡作家笔会和维吾尔笔会在伦敦新月广场会议中心联合举办伦敦书展与言论自由座谈会。在会上发言的有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理事齐家贞，2009年度“狱中作家奖”得主、牛津大学访问学者徐泽荣，维吾尔笔会会长恺撒和西藏流亡作家笔会代表拉玛嘉，出席会议的有独立中文笔会会员马建、小乔、张朴等以及伦敦关注中国问题的各界人士约40人。

恺撒、廖天琪、拉玛嘉和徐泽荣（右一）	齐家贞介绍新著《黑墙》

三笔会的代表在发言中着重介绍了中共统治下言论出版自由严重受限和作家因言获罪的现实状况，揭露中国当局意欲假今年伦敦书展重金打造“文化大国”虚幻形象，呼吁英国公众更多关注汉、藏、维等各族独立作家尤其狱中作家的艰危处境。廖天琪女士在发言中指出：今年伦敦书展主办方的主要合作伙伴为中国新闻出版总署，而该机构恰恰是在中国大陆扼杀言论自由、实施新闻出版审查、将作家送入监狱的罪魁祸首。徐泽荣博士着重介绍了自己因从事学术研究和独立出版触及中共历史“禁区”而被以“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和“非法经营罪”判刑13年、坐牢11年的经历。

齐家贞女士在会上介绍了自己的英文版新著《The Black Wall》（黑墙），以其真实经历为题材，记述了她和父亲两代人蒙受冤狱、一个幸福家庭在中共暴政下被摧毁，且从其父女两代人、到如今被关押的刘晓波、刘贤斌、朱虞夫等狱中作家，这种中国式悲剧至今仍在中国大陆不断重复上演的现实，提醒人们不要迷惑于中共宣传的表面光鲜，而忽视中国的人权普遍被践踏的基本事实。听众反响热烈。曾在中国长期工作过的著名记者和学者梅兆赞（Jonathan Milsky）评论说，伦敦书展主办方与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合作是我们不能认同的，我们认为这是耻辱。他响应齐家贞的故事说，你们不是孤立的，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

西藏流亡笔会的代表拉玛・嘉先生引述了数位藏族作家的作品，评述这些作品表达了他们对家乡的热爱和对自由的向往，就如同草原上的野牦牛，也指出西藏文化的渊远流长和丰富。

维吾尔笔会会长恺撒介绍了因创作发表寓言小说《野鸽子》被判刑10年的维族作家亚辛，说很多被关押的作家就象失去自由的野鸽子，也谈到其自身被迫流亡、与亲人故土分离的痛苦。

座谈会结束后，三笔会会员都赶赴附近的中国大使馆门前，参与伦敦本地一些机构组织的抗议示威活动，示威者打着“民主自由人权”、“人权先于贸易”等标语牌，呼吁中国当局解除言禁、释放刘晓波等狱中作家。

同日伦敦《观察家》发表评论文章《伦敦书展带给我们更多的耻辱》，引述廖天琪和马建的话对伦敦书展主办方提出了批评。

国际笔会是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性文学组织，致力推进世界各地作家间的友谊和理性合作，为言论自由奋斗，代表世界文学的良知。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的144个分会之一，抗议中国当局对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监禁、骚扰、监控，致力结束中国对互联网的监控和对自由写作的种种限制。关于笔会保护作家和维护言论自由的更多信息，请参见http://www.chinesepen.org and http://www.liuxiaobo.eu/

联系人：

誠邀出席4月22日晚6時九龍會所「方勵之先生追思會」

Posted: 18 Apr 2012 09:35 AM PDT

各友好團體及人士：


誠邀出席4月22日晚上6時「教協」九龍會所
方勵之先生追思會


前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著名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教授於今年4月6日在家中猝逝，終年76歲。4月14日下午，家人在美國亞利桑納州土桑市東郊一家殯儀館舉行了喪禮，為時兩個半小時的悼念儀式，氣氛莊嚴肅穆，約200名生前好友及親屬出席。親友瞻仰遺容後，遺體隨即火化，方勵之家人已為他在East Lawn Palms墓園選購長眠之地，另外再擇日下葬。


方勵之先生因提倡科學和民主的精神，被兩次開除出黨，並在「六四」後在23名被點名知識分子名單中列首位，被迫流亡美國。方勵之先生是繼戈揚女士、劉賓雁先生、王若望先生和趙品潞先生之後，又一位客死異鄉的流亡異見人士，這是中國異見人士的悲哀。支聯會對這位在科學和民主運動有重大貢獻的學者表示深切哀悼，並向其家人致以慰問。


回國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支聯會強烈要求中國政府准許流亡海外異見人士回國，特別是患病及年邁的異見人士，讓他們能回國治病或終老。支聯會將於本周日（4月22日）舉行「方勵之先生追思會」，回顧方勵之先生畢生追求科學和民主的心路歷程，向方勵之先生致敬。追思會詳情如下──


日期：４月２２日（星期日）


時間：晚上６時至７時


地點：「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九龍會所８樓
（九龍旺角彌敦道618號好望角大廈8樓）


分享嘉賓：朱耀明牧師（「我要回家運動」主席）、何俊仁先生（民主黨主席）、李卓人先生（支聯會主席）等


誠邀　貴團體及閣下出席參與，向終生為民主科學奮鬥的方勵之先生致敬。


支聯會敬約
2012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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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tter / Buzz: HKA1989

林保華：薄熙來案的「上揪下掃」

Posted: 18 Apr 2012 10:03 AM P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