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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7, 2013, 6:22:19 AM5/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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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彤：必须无条件释放十君子
- 维吾尔族女作家写给习近平主席的公开信
- 吕月：《炎黄春秋》是左右对阵的中流砥柱
- 盧躍剛：以人民的名義寫作——獨立中文筆會第十屆自由寫作獎頒獎辭
- 獨立中文筆會第三屆劉曉波寫作勇氣獎颁奖辞
- 廖天琪：請為陽光放行——獨立中文筆會頒獎典禮開幕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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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May 2013 06:03 PM PDT 
新领导认为腐败之势正在迫近亡党亡国，因此号召反腐败，"苍蝇老虎一起打"。响应者毅然走上闹市区，要求"七常委带头公示家产"，于是被拘捕。三月份有四位被抓，是谓四君子，现在发展为十君子。这是北京一地，外地被抓的，信息不详，不在内。
怎么解决？唯一的正道是立即无条件释放。北京的十君子必须放，外地因反腐败而被抓的一切君子，不论多少，同样必须一律释放。除此以外，都是邪路。 "已经抓了，怎么还能放？"有错不纠，国必不国！公民无罪，政府凭什么抓无罪的人？十君子反腐败如果"有罪"，必须抓；领导号召反腐败，岂不更加"有罪"，更必须抓？要说领导号召无罪，公民响应有罪，这算什么逻辑？这种领导还有什么人敢相信，今后还有谁敢响应领导的号召？ ！ "要求七常委带头公示家产"，和"苍蝇老虎一起打"没有丝毫矛盾，而且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制度问题不解决，即使血流成河，打死一万苍蝇一百老虎，更多的苍蝇老虎照样能够源源不断复制出来。 "要求七常委带头公示家产"，远比"要求一切领导干部公示家产"易于实现。只要七常委肯带头，其他领导人谁敢不跟进？总之，上街反腐是绝对无可非议的。 "既然已经抓了起来，只能将错就错，编点莫须有的欲加之罪，遮遮羞。"这一套，执行者固然熟能生巧，旁观者早已洞若观火。与其越描越黑，错上加错，不如老老实实承认"搞错了"。 "硬着头皮顶住，又能怎么样？"如果真的喜欢硬着头皮保护腐败，硬着头皮制造冤案，硬着头皮亡党亡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别人还能怎么样？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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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May 2013 06:01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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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May 2013 11:02 AM PDT
《炎黄春秋》是当今中国一份完全市场化的政史月刊，它的著名，不是因为市场化，而是因为它是中共党内民主派和自由主义知识界在六四屠杀之后，开辟出的一个重要思想舆论阵地，它以“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以史为鉴，与时俱进”为宗旨，“于人曰浩然，佩乎塞苍溟”，创刊22年，发行254期，如同涓涓细流，汇成当今中国一部可歌可泣的信史。
今年元旦它发表《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的新年献辞，提出“执政党必须改变宪法失信”的状态，被认为是超越改革开放30余年，发出的宪政最强音。与“南周事件”一起成为2013年新年伊始，中国媒体的两大事件。
习近平的理论出笼
1月4日开始，《炎黄春秋》的网络被封。这一天，“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北京召开。次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讲话，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此时习近平 “中国梦”的重要理论已趋组合完毕，包括“三个自信”、“两个历史时期，互不否定”、“两个一百年”。他两个月后龙袍加冕，出访俄罗斯，所言的“鞋论”，不过是对这“一三、两二”粗鄙的补充。
随后，习近平新南巡《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7日至11日）》也下发省部级。与1月5日的讲话合并在一起，是习近平的新中央治党治国大政方针完整的表述。
新政遭遇董狐笔
2月27日，网络被禁10余天的《炎黄春秋》，举行一年一度的新春联谊会，该刊编委、作者和读者130余人出席，会议由中年总编辑吴思主持。会场望去，飞雪盖顶。90岁的社长杜导正率先致辞。《炎黄春秋》历时22年，没有要国家一分钱的投资和编制，迄今成为发行17万份，基本是自费订阅的著名刊物。用杜老的话形容，一直在夹缝中生存，前后遭遇15次整肃，次次都是要逼杜老退位。但是，这位一生犯过不少左的错误，赵紫阳麾下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六四下台之后，全部精力在办这份96页的刊物，他是刊物的灵魂和精神支柱。他的发言从“新中央100天”谈起，对习近平上述两篇内部讲话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唱出一曲回肠荡气的“正气歌”，令满堂的饱学之士群情激昂，从上午9点到下午1点，发言结束不了，不得不在午饭席间继续发言。
《炎黄春秋》，近年一直是中国思想界的凝聚地和制高点。去年11月16日，它与“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改革共识论坛”，12月号发表简要综述，就被干预，不允许继续刊登与会学者的发言。这次会议的发言，成为对习近平讲的“共产党作为领导，要听取大家最尖锐的批评意见。”是真话，还是“阳谋”的考量。
中办9号文件是封杀意识形态的总纲
《炎黄春秋》4月号，刊登了极为简约的新春联谊会发言摘要——《对历史、现状与改革的看法》，遭遇到空前严厉的批评。谈话者是上级主管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许嘉璐。此公因为六四表现，深得李鹏欢心，从北师大副校长一直提拔成两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退下之后，掌管研究会。许嘉璐传达上级指示，认为第四期问题很多，碰了不该碰的底线，涉及了国家领导人和子女的腐败，还碰了六四。据悉，新春联谊会发言摘要发表之前，这个会议早就被打报告告到最高层。
4月下旬，（中办发【2013】9号）文件下发，其中“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纪要附刘云山讲话发至县团级宣传部长；另一部分《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口头传达到新闻出版部门编采人员。 “通报”也是1月4日、5日举行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纪要的重要内容。这个会议遵照主管常委刘云山的讲话 “要树立问题意识，‘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要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直面问题、研究问题、回答问题，积极推动问题的解决，集聚推动发展的正能量。”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篦梳排列，对以下“值得注意的七个方面的突出问题”进行了严厉批判。
民主与宪政理念，目的是要推翻共产党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颠覆国家政权。《南方周末》事件就是明目张胆的挑衅。
普世价值，核心是排除党的领导，让党让步。
公民社会，要害是在基层党组织之外建立新的政治势力。
新自由主义，是反对国家进行经济的宏观调控。
西方新闻观念，是反对党一贯坚持的“喉舌论”，是要摆脱党对媒体的领导，搞公开化，用搞乱舆论来搞乱党、搞乱社会。
历史虚无主义，要害是针对党领导下的历史问题，否认人们已经普遍接受的事实。突出表现于极力贬损和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全盘否定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用。目的是削弱甚至推翻党的领导的合法性。
歪曲改革开放，用官僚资产阶级，权贵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歪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制度。认为中国改革不彻底，只有进行政治改革之后，才能进行经济改革。
中办9号文件下达之后，出现了一个小插曲。5月8日，外媒首次报道“有内部人士传出中共内部‘七个不要讲’的文件，包括："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据看过文件的中共人士判断，这明显是对中办9号文件内容的口头传达的“提炼”。《通报》“值得注意的七个方面的突出问题”，明显要比“七个不要讲”广泛得多，也严重得多，定性也远远超过只是“不要讲”的程度。
两天之后，上海的华东政法大学教师张雪忠在微博上透露，日前接到上级传达的政令，要求高校教师不要对学生谈及“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中共）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等七项内容。与外电报道“有内部人士传出中共内部‘七个不要讲’的文件内容”，完全一致。张的微博被封。华东政法的另一名学者证实了这一传达，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王江松也证实了此事。此外再也找不到其他实证。插曲虽小，但是其令人难以置信的反常识、反思想、反文化的内涵，立刻引爆了网络舆情，西方媒体也纷纷予以报道和质疑。
5月13日开始，省市地方媒体开始有“迅速贯彻落实意识形态领域情况通报”的报道，但是均无具体内容。看来这是来自对于“报道9号文件”的统一指示和要求。但是从官媒评论：“中央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值得注意的七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分析深刻、态度坚定，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有更加清醒的认识。要求要充分认清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重大意义，充分认识西方宣扬的观点、理论的危害性。”可以感觉到毛时代杀气腾腾的阶级斗争氛围，和邓小平用“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思想专政的戾气。
族群分裂，左右对垒
5月7日，光明日报载文披露了习近平1月5日内部讲话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指出“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左派为此欢天喜地，周日红歌会到景山演讲，打出毛泽东和习近平的画像。
5月13日，被称为“毛泽东主义共产党总书记”的张宏良，用微博对中办9号文件进行了总结“当前意识形态问题五大原则：一，政治上反对西方宪政，坚持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二，经济上反对新自由主义，坚持共同富裕；三，文化上反对西方普世价值，坚持毛泽东思想和东方文化；四，社会上不搞西方式公民社会，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五，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共产党开始反击了！”
同日，原王震秘书，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在《求是》旗下《红旗文稿》上发表的文章《说毛泽东只会搞阶级斗争是误解》上网。这位在社科院有“土匪”之称的左派干将为毛泽东洗刷罪孽，理由之荒唐无稽，登峰造极。立即也成为网络焦点.
@陈子明：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你说1965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下，印度尼西亚军事当局杀害约50万至100万印尼共产党及其同情者，却几乎也无人知晓。而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地球人都知道。你说三千万是谣言，却相信100万是真的，你又是如何知晓的，你的根据在哪里？真假都由你说了算吗？
@张鸣：李慎明说，右派没有处死一个，光北大一校就有好几个右派被处死。李是不是把社科院改撒谎院了？李编造的纪录片《居安思危》，这所谓吸取苏联教训的片子放到俄国去不让人笑掉大牙？李类似徐桐，徐还有文化，李就一文盲。老佛爷听了徐桐的把自己害得夜奔，这回李不把他的党挖坑埋了绝不会罢手的。
@济善园之三慎斋 ：【被处死的北大右派】“反右运动”中，北大共划“右派”716人，其中有8人先后被政府正式处决：中文系学生林昭1968年；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1970年；西语系学生顾文选1970年；历史系学生沈元1970年；化学系学生张锡锟1976年；物理系学生吴思慧1970年；哲学系学生黄宗奇1957年；哲学系学生黄立众1970年。
@画家林子超: 理论权威机构不但没有为盲目迷失的社会提供理性指引，反而制造疯狂的谎言，添加思想混乱，成为族群分裂，社会倒退的推手。//@巴楚渔樵: 史有御用无耻文人，今现职业圆谎专家。 //@网中微言:社科院快变成“文革纳粹运动讲习所”了。
@冬眠熊2010：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已经开始了，要么让李慎明、戴旭、张宏良这批新法西斯和新文革打手得逞，要么走向民主自由！//@项小凯4世 ：我有一种预感，决战的那天终会到来。不会太早，因为目前还无法确定；但也不会太晚，晚得这辈子都看不见。如果那一天，需要有人死亡，那么我会在其中，因为我已经衰老，不应再有更多留念。年轻人，他们会接过我的理想，继续前行，并以我为骄傲。
笔者只想向读者推荐《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的精彩发言，与中办9号文件对垒，真知灼见，浩然正气，才是国之瑰宝，民族精神之精髓。
——原载《前哨》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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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躍剛：以人民的名義寫作——獨立中文筆會第十屆自由寫作獎頒獎辭 Posted: 26 May 2013 11:01 AM PDT 
今天，獨立中文筆會將第十屆自由寫作獎頒給中國著名記者、報告文學作家盧躍剛先生，表彰他以鐵肩擔道義、以新聞良知為民發聲、以爭取自由的勇氣說真話道真相、以點滴改革的耐心和長期堅持的韌性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以高度的正義感和社會責任感促進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獨立和道德重建。
盧躍剛，四川雅安人，1958年出生，插過隊，當過知青，1986年進入中國青年報，他是中國新聞界爭取自由的先鋒、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國報告文學批判現實主義傳統在九十年代的繼承者。
盧躍剛體現了為民發聲的新聞良知和大無畏勇氣。 1991年的《辛未水患》披露了行洪區居民的無奈、憤怒和絕望，1992年的《長江三峽: 中國的史詩》第一次將反對三峽工程的聲音公諸於世，1993年的《以人民的名義》及續篇《討個說法》對人大代表顏躍明因提交“罷免市長案”而被非法拘禁事件進行了詳盡的調查，隨後發表的《春天裡的神話》、《尋找農民的真理•鄉村八記》和《在底層》都體現著盧躍剛說真話道真相的勇氣，1998年的《大國寡民》使得盧躍剛被譽為中國最有良心、最富正義感、最敢替老百姓伸張冤屈的“大俠”。
盧躍剛體現了獨立思考獨立寫作的戰鬥精神。 2004年2月盧先生在清華大學演講指出記者的底線是記錄歷史，6月在網上發表《致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趙勇的公開信》，明確提出“必須結束有來無回、自上而下、主子和奴才關係的跪安文化”；2005年在人民大學演講介紹劉賓雁，向世界公開揭露：“忘記真實的歷史，製造虛假的歷史，本來就是一場曠日持久的預謀。一直到今天，我們還生活在這場預謀之中”；2006年在轟動海內外的《冰點》事件中，敢於站在“報人邏輯”反抗“兵痞邏輯”的前台，聲明“不管當權者手段如何卑鄙，我們卻要堂堂正正行事”；2009年發出《致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的信》，宣稱“我不願意被一種無形而強大的東西裹挾，不願意參加這場曠日持久的預謀”。
我們在此向盧躍剛先生頒發自由寫作獎，既是向盧先生在中國報告文學和爭取新聞自由上的巨大貢獻表示敬意並激賞他的戰鬥精神，更是以此表彰作家說真話道真相的精神，倡導人們敬重歷史、恢復“記錄在案”的見證意識，弘揚自尊自愛、獨立不倚的公民意識和寫作意識，倡導“有悲憫之心，但以專業為標準”的職業倫理，激勵廣大知識分子仗義執言，為公正、民主、進步而呼號。
（獨立中文筆會自由寫作與文學交流委員會協調人陳標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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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May 2013 11:00 AM PDT
（獨立中文筆會獄中作家委員）
“劉曉波寫作勇氣獎”原是獨立中文筆會於2006年設立的“獄中作家獎”，前六屆獲獎者為楊天水、張林、呂耿松、杜導斌、徐澤榮、劉賢斌、札加納（緬甸）、哈達、秦永敏和陳衛。2010年為紀念已被判重刑11年的本會榮譽會長、前會長劉曉波20多年來的寫作勇氣和對本獎的一向支持而定現名。劉曉波也是國際筆會紀念獄中作家委員會成立五十周年文宣“因作家暢所欲言”五十案最後一年（2009年）的代表，2010年榮獲諾貝爾和平獎。
 卓瑪嘉現年37歲，1976年出生於青海祁連縣一個村落，畢業於青海師範大學，曾在祁連縣某中學任教，後去北京深造，臨畢業之際於2003年流亡印度達蘭薩拉，在西藏流亡政府創辦的成人學校專修英語，期間完成《騷動的喜馬拉雅山》一書中文初稿，於2004年5月返回西藏，在拉薩市某中學任教的同時完成該書的編輯和修訂工作。此後據說搜集各種資料準備著手寫一本關於西藏歷史地理的書時，於2005年3月9日被捕，並於當年11月30日由拉薩市中級人民法院秘密審判判處有期徒刑10年6個月。據報導他於2007年7月被從拉薩曲水監獄轉到西寧勞改農場，並患有重病。致使卓瑪嘉被判重刑的《騷動的喜馬拉雅山》原書為中文稿，全書共57章18萬餘字，由西藏流亡作家筆會翻譯成藏文，藏、漢兩種版本於2007年在印度達蘭薩拉出版發行。國際筆會等人權團體對卓瑪嘉案一直非常關注，認為這是中國當局侵犯言論、寫作和出版自由的一個典型案例，並多次發起聲援和抗議活動，向中國當局呼籲釋放卓瑪嘉，但均遭中國政府否決。 吳義龍現年46歲，畢業於安徽大學中文系，1996年考入杭州大學（後與浙江大學合併）攻讀文藝學理論專業碩士，1998年5月成立“杭州三聯讀書會”，討論社會現實問題，主編讀書會會刊《讀書人》雜誌。6月他與王有才、祝正明等籌組“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備委員會”，參與起草《中國民主黨章程（草案）》和《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備委員會成立公開宣言》；8月底始，他先後二次前往全國20多個省、市、自治區聯絡成立中國民主黨各地籌委會，並為成立全國籌委會做了大量準備工作；9月參與創辦和編輯浙江籌委會黨刊《在野黨》；10月在王有才等被監視居住後與祝正明、朱虞夫、毛慶祥等組成浙江籌委會常務工作組，任聯絡及發言人，組織營救活動；11月成立全國籌委會被選為53名聯絡成員之一，並向有關部門申請註冊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1999年1月19日，吳義龍在已完成畢業論文即將畢業之際被浙江大學開除學籍。1999年4月26日晚，吳義龍在廣州訪友時被捕，押回杭州後被“監視居住”，9月15日與毛慶祥、朱虞夫、徐光一起作為同案嫌疑人被杭州市公安局正式逮捕。在押期間通過他人秘密帶出一封信，信中詳細闡述了創建中國民主黨的目的及民主黨“公開、理性、非暴力、合法”的四項準則。同年10月25日，杭州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吳義龍、毛慶祥、朱虞夫和徐光案，11月2日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吳義龍有期徒刑11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12月10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隨後，吳義龍被轉押杭州市余杭區浙江省第四監獄。在獄中為維護政治犯應有的會見家屬、看報及寫作等權利而多次絕食抗爭，曾被長期單獨關禁閉室。服刑期間完成11部書稿，包括《卿的事 父的園——中國文化問題研究》、《權利政治論》、《論語發闡》等，總計近500萬字。曾因拒絕認罪，被當局取消假釋的權利。2010年9月14日吳義龍在服滿11年刑期後獲釋，繼續從事自由寫作和人權民主活動。2011年12月26日晚，被杭州市國保警察抄家兩小時，以“從事民主黨活動”為由傳喚至27日9點，後強行押送回安徽樅陽老家。隨後數次返回杭州時，均一到杭州就遭當地警方抓捕羈押並驅逐回安徽。吳義龍不僅用筆寫下大量宣揚民主和普世價值的作品，更以實際行動譜寫出國人追求憲政人權的自由篇章。
2013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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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May 2013 10:59 AM PDT
獨立中文筆會每年選擇在香港舉辦頒獎典禮和文學討論會，主要的目的是便於國內的會員前來參加。每當我看到來自四面八方各個省份的同事和文友們克服重重困難，來到這個自由的城市，大家歡聚一堂，切磋討論，交換訊息，互吐苦水，心中格外安慰和感動。遺憾的是仍然有許多會員們被阻隔在邊境的另一端，即便費盡唇舌，據理力爭都無法來參會。這種情況，年年如此，令我感覺到，那座圍城也是一座危城，裡面的人出不來，外面的人進不去。我個人已經十數年不得其門而入，平時我周遊世界村，如魚得水，唯一那個我文化語言的泉源之地，那個令我情思所系的精神故土，對我而言是個海市蜃樓，可望不可及。
我剛在波蘭古城克拉科夫參加了國際筆會獄中委員會舉辦的年會，會長約翰·索羅（John Ralston Saul）和獄委主席瑪麗安•弗雷瑟（Marian Botsford Fraser）報告了最近一年來筆會的工作重點——墨西哥，土耳其及中國的言論自由和人權狀況。拉丁美洲作家們所面對的生存和寫作環境跟世界其他地區相比，不但大異其趣，而且令人毛骨悚然，他們的遭遇不是噤聲罷筆，失去人身自由等等，而是斬釘截鐵的“殺戮”。是的，殺戮和被失蹤，這種情況在墨西哥、瓜地馬拉、委內瑞拉、阿根廷、巴西、哥倫比亞都發生過，並且還在繼續發生。也許唯一可以與之逐臭相比的是阿拉伯地區。在伊朗、阿富汗、伊拉克、突尼斯、埃及和許多其他發生茉莉花革命的地區，那裡的作家，記者和異議人士真是需要用生命和鮮血來捍衛真理和真話。
土耳其情況又更是不同，這裡一個作家要面對的是腐敗無能的政府和官僚，不公的法制系統和種族歧視，許多文化人被逮捕，在監獄中度過漫長的歲月，卻連自己為何遭難的理由都弄不清，因為既無庭審，亦無宣判，而獄中的酷刑更令人生不如死。從1980年以來，有17000名作家、記者被失蹤，真是所謂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因此，為了生存、逃避劫難，不少同行作家進行自我審查，不敢說真話，但是我們能苛責他們嗎？該受譴責和審判的是手中握有權力的政府。許多兄弟筆會都挺身為這些國家的同仁們呼籲捍衛，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壓力效果。
國際筆會剛剛出了一本京奧以來四年之間，中國人權的回顧，在本筆會的協助下，邀請了10位國內的作家撰寫他們對此議題的評述。這本由美國筆會主筆的人權報告，對中國當前的言論自由和作者群體的狀況有很不樂觀的評價。在人權狀況惡名昭彰的國家中，中國屬於在排名上敬陪末座的國家之一。我們的代表小喬女士和本人在會上都作了發言，將國內會員們和西藏地區受打壓的情況進行陳述。
總的說來，集權國家中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處在緊張的狀態之下，而作家們應當是一個社會的良知道德和人文精神的代言人，他們維護的是人們的尊嚴和自由意識，這種神聖的責任和權利是不容侵犯的。西方文明中，知識份子有一種“請站開，別擋住我的陽光”的傲氣和自信，這是希臘的哲學家狄奧尼西斯對前來向他請教的亞力山大帝所說的話，皇帝並不以為杵，竟尊重他的意思，向陽光讓路了。但在中國文化裡，天子卻有“指鹿為馬”的權力傲慢，統治者哪怕不學無術，也認為自己手中的權力就代表真理，可以讓天下人折腰下跪。直到今天，這種封建傳統的思維還在中共體制內發揮作用，上至中南海諸公，下至地方的芝麻官員，乃至城管，片警，只要手裡握有一點小小權力，就頤氣指使，欺壓良民。
在克拉考夫城我偶遇來參加米羅茲文學節（Milosz Festival），來自海南的詩人多多，他是我多年的知交老友，六四槍聲響起的當天，他離開北京，飛到倫敦，在國外度過了14年流亡生涯。多多於2004年返回海南，任教海口大學。多多這些年來寓居海角一隅，遠離內地的紅塵，除了教書，就是寫詩作畫，達到了內心流亡的超然境界，他說他絕不向權力低頭，絕不向謊言妥協，我完全信任這位性情中人的好友是出汙泥而不染的。現在我以他的一首詩來結束發言：
不對語言悲悼 炮聲是理解的開始
作者：多多
就這麼命令雷聲——不要聲音
不解釋狼，不——又一陣齊射
任歷史說謊，任聾子壟斷聽
詞語，什麼也不負載
雷聲不是雷聲，無聲是雷聲
不懂——從中爬出倔強的文化
不懂，所以大海廣闊無比
不懂，所以四海一家
(2013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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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5, 2013, 6:22:57 AM6/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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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光：启蒙运动的历史意义和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 ――《赌活人头集――杨十郎另类杂文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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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Jun 2013 07:00 PM PDT 埃里韦托・阿劳霍, 胡安・巴勃罗・卡德纳尔 2013年06月05日 Victo Ngai 香港——一方面是强盛且不断崛起的中国，另一方面是经济停滞的欧美，这个组合正让西方日益感到不适。尽管中国并没有用军事手段横扫世界，但中国似乎正通过商业途径，一步一步地将世界收入囊中。仅在过去一周里，中国公司和投资者就寻求收购两大标志性的西方公司：美国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公司(Smithfield Foods)和法国旅游度假公司地中海俱乐部(Club Med)。 欧洲和美国倾向于担忧北京在南海的强硬姿态、中日领土争端，以及中国对西方企业发起的网络攻击，但这一切的重要性都远远不如一个不那么明显、但更让人不安的现象：中国国有资本主义在全球咄咄逼人的气势。 通过收购企业、开采自然资源、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在世界各地放贷，中国正在谋求一种柔性但不可阻挡的经济占领方式。近乎无限的金融资源，使中国在发达世界和发展中世界都成为一支改变游戏规则的力量，有可能消除西方公司的竞争优势，减少欧洲和美国的工作岗位，甚至削弱外界对中国人权侵犯行为的批评声音。 最终，借助十多亿中国储户的存款，“中国公司”有能力在世界各地收购战略资产。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出现，是因为这些存款在金融上受到抑制——储户的回报率为负值，因为利率低于通胀，同时严格的资本管制使储户不能把资金投向海外更有利可图的投资。其结果是，中国政府如今控制着从土库曼斯坦到中国以及从南苏丹到红海的油气管道。 一条穿越缅甸、连通印度洋与中国昆明的管道，按计划很快就能完工，而另一条从西伯利亚到中国北方的管道已经建成。中国还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大举投资，承接大型水电工程，如在苏丹境内的尼罗河上修建麦洛维大坝(Merowe Dam)——这是中国在非洲最大的工程项目——以及厄瓜多尔耗资23亿美元的科卡科多辛克雷大坝(Coca Codo Sinclair) 。据非营利环保组织国际河流(International Rivers)称，中国目前在世界各地参与修建的其它大坝多达200余座。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并在2012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渴求铁矿石、大豆和铜矿等资源的中国，在短短几年内成为了澳大利亚、巴西和智利等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更低的关税和中国经济繁荣，是这种迅猛增长的根本原因。通过主要购买自然资源和粮食，中国意在保障国内两大经济引擎（城镇化和出口行业）的资源供应链。 在欧洲和北美，中国登上舞台是相对较新的现象，但数据清楚显示出增长趋势：中国对欧盟的年度投资总额已从2008年前的不到10亿美元，增至过去两年的逾100亿美元。根据经济研究公司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的数据，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已从2008年的不到10亿美元，大幅增至2012年创纪录的67亿美元。去年，33%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了欧洲。 以隐形补贴和廉价融资为形式的政府支持，使中国国有企业获得相对于竞争对手的巨大优势。从2008年起，西方的经济低迷让中国国企敲开西方市场的大门，物色它们之前无法染指的技术、诀窍和交易。以往买不到的西方资产现在可以买到了，而中方的投资带来了卖方亟需的流动性。 这一趋势在未来只会进一步强化，因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在未来几年一路飙高。据荣鼎咨询预测，到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高达1万亿至2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在国内享有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如今可以投入雄心勃勃的国际扩张，和全球企业巨擘展开竞争。这种不公平现象在钢铁和太阳能板行业最为明显；在这两个行业，中国在短短几年里就从一个净进口国转变为全球最大生产国和出口国。远低于市场价格的中国产品充斥市场，摧毁了西方和其他地方的相关产业和就业。 这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构成切实威胁。但是，多数西方政府似乎并未把中国的国家主导型扩张政策当作当务之急来应对。 相反，那些苦于应对经济危机的欧洲政府，把中国看成有望提供帮助的国家，要么购买它们的国债，要么在它们国家投资，创造就业。 国有的中国远洋运输集团(Cosco)现在管理着希腊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位于雅典附近）的主要货运码头；中远获得了长达35年的特许经营权。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在2012年收购伦敦希斯罗机场10%的股份和英国公共事业公司泰晤士水务(Thames Water)近9%的股份。国有企业三峡集团和国家电网是葡萄牙发电行业的主要外国投资者，中投还收购了法国欧洲通讯卫星公司(Eutelsat Communications) 7%的股份。 在中国公司的运营下，希腊港口的吞吐量增加到以前的三倍，但当地工会批评劳动条件不断恶化。现在对中国其他投资项目的影响进行评估还为时过早，但中国企业可以在中国本身将欧洲公司拒之门外或设限的行业进行投资，这一点说明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力何等微弱。 以占据欧盟对华出口将近一半的德国为例。柏林极不可能把不公平竞争作为其对华政策的基石。同时，布鲁塞尔缺乏影响力和领导力意味着，欧盟无法采取坚定行动来迫使中国出台措施，使竞争环境更加公平，或确保欧洲企业在中国国内市场得到同等待遇。 唯一的例外是美国。美国似乎想通过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简称TPP）来应对这一问题。这是一个区域性的贸易俱乐部，被北京及其他地方的批评者视为美国主导的旨在遏制中国的政策。该俱乐部据信只对符合美国在自由竞争、劳动和环境标准、以及知识产权方面的高要求的国家开放。由于中国达不到这些标准，中国将不得不推行改革，否则将面临地区孤立。此外，美国还为难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巨擘华为集团，拒绝批准其从美国各大电信运营商承接业务。这并不只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也是在向北京发出明确信息：美国政府不惜把中国最知名最成功的公司之一挡在门外。 西方公司抱怨，它们在中国参与公共采购和招标时遭遇障碍，并且难以在中国的受限行业展开竞争，可与此同时，中国公司在欧洲得到了红地毯式的待遇，能够收购战略资产和大公司，比如沃尔沃(Volvo)和德国工程设备生产商普茨迈斯特公司(Putzmeister)。 人们的观感是，如今要避免中国已经不可能，因此唯一的选择是做到包容——从提供慷慨的投资环境，到基本上将人权问题从议程中删除。一名欧洲高官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什么大棒，我们只能拿出胡萝卜，然后期盼得到最好的结局。” 在很大程度上受丹麦控制的疆域广袤且资源丰富的格陵兰岛，是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案例。去年，格陵兰岛通过法律，允许薪资水平低于当地法定最低工资（这里的法定最低工资跻身于世界最高水平之列）的外国工人入境。中国代表此前明确表示，中国的国有银行和国企有意投资于高风险、高成本的采矿项目，开发格陵兰岛的庞大矿产资源，但前提是格陵兰岛修订当地法规，允许数以千计低薪的中国工人进入该岛。 北极地区没有太多选择。鉴于北极地区的商业风险较大，而且这片面积大于墨西哥、但没有一条高速公路的地区需要的投资规模较大，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成为格陵兰岛在未来发展方面的战略伙伴。一家美国石油公司无法单独完成这项任务。而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却能让多家国企开展合作，比如让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开采石油，同时让中国铁路修建基础设施。 格陵兰的领导人接受了中国的条件，因为他们很可能相信：没有中国方面的参与，这些成本高昂的项目或许永远都不会推进；只有中国具备开展这些项目所需的资金、需求、经验和政治意志。而且，格陵兰岛没有足够的技术工人参与这些项目，因此格陵兰政府破例允许中国劳工挣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薪资，盘算着新的基础设施和开采权使用费将造福于当地居民。 中国的雄厚财力、大量劳力以及对自然资源的无止境需求形成了不可阻挡的诱惑，于是格陵兰愿意通过为中国量身定制的法律，满足中国方面的需要。在移民、外交政策等领域掌握格陵兰大权的丹麦，也决定不干涉此事。 就连加拿大这样的进步堡垒也出现了此类情况。奥巴马总统迄今拒绝批准Keystone输油管道项目，促使斯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总理的保守党政府转向中国，以确保加拿大原油有出口市场。以卡尔加里为大本营的石油工业，游说哈珀政府采取新的多元化战略，包括建设通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部海岸的输油管道，尽管环保组织、原住民社区和公众强烈反对这个有争议的项目。与此同时，加拿大还与中国签订了《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Foreign Investment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Agreement)，为中国企业提供慷慨的投资保护。 中国处于有关上述协定及西海岸输油管道项目的辩论的中心，随后，加拿大政府批准国有的中海油收购加拿大能源巨头尼克森公司(Nexen)。这笔151亿美元的交易是中国最大的海外收购案。 更紧密的经贸往来产生了一些政治副作用。哈珀政府如今似乎在批评中国人权记录方面谨慎得多。鉴于加拿大直到不久以前一直是最强烈批评中国对待异见人士方式的国家之一，这不仅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还清楚地显示，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能够怎样排挤政治议程，即便在西方也是如此。 在澳大利亚，截至2012年底中国累计投资超过500亿美元。趋势引入注目：2012年，中国在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比2011年增长21%，达到114亿美元，这使中国成为澳大利亚矿业的重要参与者。澳大利亚的贸易结构仍高度多元化，但中国的份额正迅猛增长。 中国还已超越美国，成为德国最大的投资者（按交易数量计算）。中国企业正在物色像普茨迈斯特这样的公司——拥有技术优势，已成为缝隙市场中的世界领先者。中国企业还通过这些收购，获取了有关品牌运作、营销、分销及客户关系的西方诀窍。其他公司则抱有更加机会主义的眼光。面对经济衰退，沃尔沃等苦苦挣扎的欧洲公司迫不及待地欢迎中国伙伴，后者准备注资或者买断全部股份。 以美元计算，中国在世界各地放贷的手笔甚至比直接对外投资更大，包括近年为委内瑞拉提供的400亿美元贷款，以及为土库曼斯坦提供的逾80亿美元贷款。中国的政策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是支持“走出去”战略的关键机构，向外国提供巨额贷款，让其购买中国商品，为中国承建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以及启动采掘及其他产业的项目。 西方在为一些国家提供援助时，将援助与人权及优良商业实践挂钩，中国的贷款在这些国家起到最明显的作用。中国的放贷对安哥拉这样的国家至关重要，因为这些国家面临被西方债权人、世界银行(World Bank)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切断资金的威胁。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土库曼斯坦、苏丹和伊朗都曾面临此类困难，而中国为他们提供了不附带政治或道德条件的贷款。中国很少透露这些贷款的统计数字，但英国《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的一项研究显示，2009至2010年，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放贷者，放贷总额超过世界银行，达到1100亿美元。 有必要记住的是，中国全球经济扩张的背后是政府。中国可能在很多事情上朝着正确方向前进，但当中国的国企走出国门，寻求按照威权政府的规则行事时，就会有一种严重的危险：迫于经济需要，西方国家到头来按照中国的规则行事。 随着中国成为全球参与者，成为美国及欧洲市场中的有力竞争者，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国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一个威胁。因此，西方各国政府必须坚持西方繁荣的传统核心支柱：法治、政治自由，以及公平竞争。 他们在考虑问题时不能目光短浅。从长远来看，放弃我们对人权的承诺，或者对贪婪的国家资本主义百依百顺，将会给西方国家造成危害。是中国需要适应世界，而不是世界需要适应中国。
埃里韦托・阿劳霍(Heriberto Araújo)和胡安・巴勃罗・卡德纳尔(Juan Pablo Cardenal)是《中国的沉默大军：正以北京形象重塑世界的先驱者、商人、掮客及工人》(China’s Silent Army: The Pioneers, Traders, Fixers and Workers Who Are Remaking The World in Beijing’s Image)一书的作者。 ——纽约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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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警告：邀请达赖喇嘛访问香港可能是陷阱【原题：“力争只产生国内达赖喇嘛灵童”的意思是什么？】 Posted: 04 Jun 2013 12:49 PM PDT 
香港《亚洲周刊》（第27卷22期）发表的“专访中共中央党校社科教研部靳薇教授：重启谈判解决涉藏问题”，是一篇值得细读的文章。
其中，中央党校教授的这句话是点睛之语：“力争只产生国内达赖喇嘛灵童。” 另外，还讲了一句泄露天机的话：“虽然我们可以用‘金瓶掣签’限制灵童产生于国外，但历史上也有由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先例。‘双胞班禅’的尴尬应当尽力避免。”这位中央党校教授太不小心了，怎么能把土共主持“金瓶掣签“钦定“假班禅”的秘密给泄露了呢？ 这位建议“中国共产党必须高度自信”的中央党校教授，对藏人自焚的定性很冷酷：“自焚一直持续并加速发展，几乎变成了一种‘集体癔症’，成了传染病，成为一场运动。” 她的最后一段话则有一石数鸟的打算：“涉藏问题对当下的中国至关重要。若能创新思维、破解僵局，不仅可促进社会稳定，避免形成难以愈合的民族创伤，对国内其他少数民族亦有正面影响。同时，对台湾统一有帮助，也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 问题是，非常巧合的是，就在中央党校教授建议“……让达赖喇嘛纯粹以宗教领袖的身份访问香港或澳门。将来可以考虑让达赖喇嘛居留香港”的同时，6月3日， 西藏之声报道“港团体邀达赖喇嘛访问香港主持宗教活动”，称“香港藏汉友好协会近日表示，已经就邀请达赖喇嘛访问香港，主持‘世界和平，四海和谐’的宗教活动，而向香港入境处递交了申请。” 怎么会这么巧合？！太不寻常了！难道真的在下什么套吗？这个“港团体”什么背景？ 据报道，邀请尊者访问香港的是“香港藏汉友好协会 ”创办人某某。推特上，有香港网友说这个人“传说是个骗子，有人说他有亲中共背景。前天已有朋友来问此人背景，还说他明天要开记者会。” 虽然骗子与亲中共的背景倒是很贴切。但问题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去邀请尊者达赖喇嘛赴香港呢？这岂不是太险恶了？ 而这“藏汉友好协会”，很像全世界遍地开花的孔子学院，背景复杂，谍影幢幢。 而其创办人某某，据推特上网友提供的消息，2009年时是一个叫做“捍卫人格尊严协会”的召集人，那时因为做过搞乱香港七一大游行的事，曾被苹果日报报道：“争租维园场地 所行路线相同 另类团体被质疑搞乱7.1游行”。当时美国之音也报道了他要去维园争抢游行地盘的事。 而今这人又成了“香港藏汉友好协会”创办人，于前年初还去过达兰萨拉，见到了尊者达赖喇嘛，然后将尊者与他的合影放大，到处炫耀，最近则宣布已邀请尊者访问香港主持弘法活动，甚至声称“已取得政府的文件批准”。可是，如推特上网友所说：年前香港政府就拒绝过王丹入境，如果这次会让达赖喇嘛尊者入境的话，那真的很奇怪。 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名堂？ 关键的关键是，中央党校教授很神奇啊！她的第一个建议显然已经巧合了（尊者去不去得成香港另说，但巧合是发生了），而她的第二个建议是“力争只产生国内达赖喇嘛灵童”，难道也会最终巧合？ 怎么感觉是某个棋局正在一步步走呢？到底要怎么个“力争”？ 中央党校教授口中的“我们”是谁？ 中共会不会在布局？很用心的、很远虑的，布一个很大的局呢？这里面貌似出现了很多各种身份的人。白脸红脸。甜言蜜语。甚至在打悲情牌。而他们用“重启谈判”做诱饵，用访问香港弘法做诱饵，包括最近新华社报道中共投入250万元修缮尊者达赖喇嘛故居（位于青海省海东地区平安县石灰窑乡红崖村），他们的目的，是不是就想让尊者最终承诺转世到“国内”？——正如党校教授所说的：“力争只产生国内达赖喇嘛灵童。” 可是，正如推特上网友分析：“只为访港而作出代价如此高的让步，明显不合理。联系到西藏流亡政府急切想重返西藏而承诺放弃政治独立地位及民主，访港可能是谈判中关键的一环。”尊者当然不可能轻易承诺，但中央党校教授言必称的“我们”一定是会“力争”的，因为对于北京而言，只要达赖喇嘛在境外，无论是这一世还是下一世，那都是有着“特殊性”的 “困局”，而只要“化解‘达赖喇嘛困局’，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汉语实在太丰富了。针对“年事已高”、“ 转世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的尊者，又要“力争”，又要“化解”，这些说法都意味着什么？ 一位汉人独立知识分子给我发来邮件，忧心忡忡地说：“亚洲周刊最近两篇文章显然有背景。上一篇说的是现在藏人内部的分裂，流亡政府无法稳住大局。后一篇有几个关键词我并不喜欢：转世灵童、邀请尊者去香港访问等。而邀请尊者赴港是吃准了尊者的心思：他多次谈到习仲勋并表示好感，对习近平寄以厚望。如果动之以辞，尊者可能会乐意前往。但考虑到班禅十世在日喀则圆寂的事情，我想起‘险地不赴’的古训……” 是啊，险地不赴！当值有人“力争只产生国内达赖喇嘛灵童”之时，惟愿尊者平安，尊者无恙！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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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Jun 2013 12:08 PM PDT 
从99年到今年，十几年了，每逢六四都要写评论。该说的似乎都说过了，但其实不然。一方面，六四是中共当权者的一块心病，想忘也忘不了，年年都会有一些"新动向＂；另一方面，六四事件本身以及中国人二十多年来对待这个事件的态度演变非常集中地体现了中国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这一天，已经成为强迫我们中国人反思自己国家的政治状况和政治文化的一个日子。
今年中共当权者对待六四的心态，应该说是许多人没有想像到的。原来不少人想像，最高领导人的变动，给中共转变对六四事件的态度提供了机会，毕竟现在的当权者不是当年的决策者。现在看来，这样想问题实在是太天真了。习近平的"七不讲＂表明，中共新领导人的思路与外间人的期待完全是相反的，他们不仅不会为六四平反，反而会以邓小平都没有的那种自信，坚持不给六四平反。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想？他们真的那么自信吗？我的看法是，自信还是不自信很难说，但他们坚信的是，今天平反六四比二十年前平反六四的政治风险不是更小了，而是更大了，原因倒不是要求实现历史正义的人大大增加了，而是对现状不满的人大大增加了。因此，平反六四只能增加发生新的动乱的机会，而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我相信有很多人会认同这个逻辑，我本人也认为这个逻辑确实反映了中国的现实。但造成这种现实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只讲功利，不讲是非的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当权者有更好的机会，使用＂给实惠＂的手段来瓦解寻求正义的冲动。当权者使用这种手段来逃避正义，其必然的结果就是把自己逼上"一条道走到黑＂的死路。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因为牺牲公平正义，长期的结果只能是社会解体。 对于中国人来说，困难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文明是如何走上这条讲功利不讲是非的路子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简单。 过去比较流行的一种想法，就是我们缺乏公平正义的知识，比如说，不懂得法治和民主，如果懂的人多了，尤其是官员和知识人懂得多了，情况就会大不相同。现在看来并非如此。自六四以来，中国政治和知识精英对发达民主国家的见识可以说是大大增长了，但这个进步看来并没有如原来想像的那样有效地推动公平和正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些人到过西方之后，反而更不相信法治和民主，或者说，不相信中国人能够搞好法治和民主。 你当然可以归结为利益导向，是屁股决定脑袋。但这又带来另一个问题，如何才能从这种利益导向的困局中走出来呢？至少中共的当权者看不到这种前景，他们认为除了坚持一条道走到黑，没有任何现实的选择。这其实是所谓"三个自信＂最真实的来源。也就是说，中共当权者根本看不到任何走向公平和正义的现实路径。相反，他们看到自己手中还有钱，有枪，有坦克，所以，至少还能够抵挡一阵子。 那是不是真的不存在比较有序地推动公平和正义的可能性呢？我的看法是，如果单纯从技术可能性的角度，应该说中国和平变革的可能性比过去高多了。问题是，中国政治文化的进步还不足以支持权力精英找到这些办法，而不仅仅是利益考量让他们明明知道该怎么办也不去办。 换句话说，中共当权精英的所作所为固然有一些是为了利己而牺牲了公众和国家的利益，但越来越多的情况是，他们的举措不仅对公众和国家不利，对自己也没有好处。这就是政治文化弊端能够导致文明自我毁灭的道理。历史上，很多文明都毁于政治文化的缺陷。 目前，深入分析中国政治文化弊端的文字还不多见。这可能意味著我们还要有更多个六四纪念日来逼著我们去照镜子，逼著我们反思政治文化中的弊端。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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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Jun 2013 11:59 AM PDT 
华盛顿 — 在过去的24年里，中国创造了历史，创造了世界各国所没有的5月35日。
1989年6月3日夜间和6月4日凌晨时分，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出动野战军、坦克、装甲运兵车杀进首都北京，镇压了以学生为先导的要求打击腐败、实行民主的抗议示威。 那一夜被世界媒体称为“天安门屠杀”。 *笑话、心病、噩梦* 自那时以来，6.4成为中共当局的心病和噩梦。6.4镇压不久之后，中国中央政府发言人在接受中国官方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公开表示希望中国人“淡忘” 6.4。 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当时的中国总理李鹏，以及当时的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先后分别亲自亲口或通过家人、亲友否认自己是下令开枪杀人的那个人，或者否认自己赞同开枪。 6.4在中国成为一个不能公开提的禁忌词，受到中共当局的全面封杀。于是，中国公众就将6.4换算为5月35日。 5月35日由此开创了历史，也使中共当局成为全世界的笑柄。 如今，世界媒体记者，研究当今中国政治的学者谈到中国当局的网络信息封锁和中国网民努力突破网络封锁，会提5月35日这个奇怪的日子。不受中国当局控制的网络百科全书维基百科英文版还有一个词条：五月35日。 这种笑柄同时也是一种噩梦，缠绕中共领导层，包括中共新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一家。 不久前，中国互联网上流传一张中国官方媒体当年发布的一张旧新闻照片---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为镇压抗议者的北京戒严部队唱歌。中国当局随即采取紧急行动，责令中国所有的互联网网站删除那张照片。 中共当局从来没有对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解释，既然6.4镇压是挽救了中国，为中国过去将近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开辟了道路，为什么不理直气壮地大力庆祝那场镇压，反而要竭力隐藏、回避、掩盖？ *中国展示软实力* 在六四到来之际，美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记者迪迪・泰特罗发表博文说：在今天的中国，在6月4日的中国，“今天”，“今夜”，“6月4日”都成为禁忌词，微博不能搜索；搜索会得到一连串的告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今天”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今夜”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6月4日”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这种告示，显然是世界奇景，世界笑话。是高级黑，超幽默，是超级黑色幽默，是一个大国的政府对全世界上演的滑稽剧，闹剧，娱乐价值非常高。 中国当局近年来耗费上百亿美元打造中国“软实力”（即中国当局所希望看到的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文化吸引力）。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中国当局打造中国软实力的重金大都打了水漂，或中饱了私囊。 然而，泰特罗在其博文中提到了一个跟六四有关的例子，显示了中国如今确实是有明显的软实力，因为中国当局的做法影响了英语世界的幽默创作。例如，有一位英语写手（@jaimedaza）通过推特发出了这样一条关于中国六四的幽默段子，调侃中国当局的网络封锁： #Beijing Forecast for today: cloudy with a chance of censorship. #China #June4 #Tiananmen #北京 今天天气预报：多云，可能有网络封锁。#中国#6月4日#天安门 *六四到来，草木皆兵* 六四天安门事件到来之际，中国当局很忙。世界媒体也很忙。在世界媒体发表的大量有关报道中，一个明显的主题是，在六四到来之际，中国当局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尴尬可笑。 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星期一发表的报道当中的一段话，基本上可以说是代表了世界媒体六四报道的这个明显的主题： “抗议示威被残暴镇压之后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中国政府基本上将天安门镇压从历史上抹去。北京街道两边楼房上的子弹洞早就被抹平。政府禁止任何独立的调查，并在网上彻底封杀有关的谈论。天安门镇压在大多数学校教科书中变成一种委婉说法，被模模糊糊地说成‘1989年的政治风波’” 世界媒体有趣的报道可谓比比皆是，俯拾即是。 例如，日本朝日电视台有一则简短的报道说，在六四这一天，“在(中国当局出动军队镇压学生要求民主的示威)事件发生的现场天安门广场，中国当局采取了警戒的态势，加强了手提包的检查。在中国互联网上，‘天安门’成为不能搜索的禁忌词，另外，跟追悼牺牲者相关的‘蜡烛’一词也成为不能搜索的词。天安门镇压死难者遗属发表公开信，表示习近平政权‘没有多少政治改革的意愿，令人感到绝望。’” *紧张不仅仅是北京* 六四镇压发生在24年前。这些年来，世界媒体的有关报道持之以恒的主题是，中国当局如何一方面说中国人民已经大步向前走了，不再关心24年前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中国又在六四来临之际如何如临大敌，草木皆兵，层层设防。 在今年六四到来之际，法国主要报纸《解放报》记者菲利普・格朗日罗6月2日发表的报道说，每年到了六四临近的时候，几十位甚至几百位民主人权活动家、作家艺术家、六四死难者遗属就会受到中国警察的特别监控甚至软禁。格朗日罗在报道中提出了一连串的名字，如人权民主活动家刘莎莎，藏族作家唯色，活动家胡佳，查建国等名字。 “中国当局采取这些措施，在北京出动成千上万的警察，目的是为了避免人们为纪念军队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举行任何形式的纪念活动。…这些措施不仅仅局限于首都北京。中国警方对中国全国各地的异议人士采取全面的镇压措施。” 格朗日罗提到的中国当局采取的镇压措施包括软禁，切断电话，或强迫旅游。 *笑柄的应对* 中国当局采取这些措施，以及中国独创了5月35号，这已经在国际社会和世界媒体当中成为笑柄。那么，中国政府究竟对这种局面采取什么应对措施了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说是看笑话的世界媒体最想知道的。 截至目前，中国当局显然对这种局面手足无措，无法应对。《纽约时报》注意到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在六四到来之际发表文章，高调表示中国当局有权进行互联网网络信息封锁。 现在还不清楚《环球时报》的这种说法是否是中共当局应对措施的一部分。但这种说法本身显然也成为中国公众和世界媒体的笑料。只是面对这样的笑料，中国公众更多的是苦笑，因为他们要身受中国当局的信息封锁的影响。
——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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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Jun 2013 11:39 AM PDT
更新时间 2013年6月4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6:14
刘晓波夫妇数百台湾民众参加六四纪念晚会 胡佳陈光诚视频发表讲话
2013-06-04
六月四日晚间，数百人聚集在台北市自由广场，纪念六四事件二十四周年。中国维权人士胡佳和陈光诚，也通过预录的视频发表了讲话。
台北的六四纪念晚会连续第二年由「台湾学生促进中国民主化工作会」主办。成员包括台湾本地和港、澳在台湾留学的大学生。 这场晚会吸引了数百人参加。部分参加者向记者表示，自己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但他们都拒绝了采访，同时大都戴上口罩或主办单位准备的「刘晓波面具」，防止身份曝光而遭到当局追查。 民运领袖王丹发表讲话时，特别向到场的陆生喊话。他说，很多陆生都是抱着希望中国更好的愿望，却对现实感到无奈。王丹说，现今中国走向民主化的确面临很多难以克服的障碍，就像黑暗的夜空。但就是因为现在的天空如此黑暗，才应该去争取光明。否则，难不成中国人永远应该生活在黑暗中。「所以天愈黑，我们愈应该去寻找光明。」 晚会上也先后播放了当年的纪录影片和美国公共电视台製作的纪录片「坦克人」。来自澳门的学生苏家豪也以广东话献唱了一首「妈妈，我没有做错 」，送给远在北京的天安门母亲们。 献给天安门母亲的歌声结束后，广场上的大屏幕就打出了中国维权人士陈光诚的照片，同时播放他预先录製的讲话。 「当初这场争取民主是何等的正当，但六四的这场屠杀又是何等的血腥。」 陈光诚说，有很多人诉求六四运动能够得到中共的「平反」。但陈光诚认为，这场运动打从一开始就是「正义之举」，老百姓都知道它意味这什么。很少有人认为六四抗议是个错误，更不会认同中国当局所谓「反革命暴乱」这种定性。 因此陈光诚主张，现在该做的，是追究当时下令、执行镇暴工作的者的历史责任，而不是去求这些「屠夫」来为牺牲者「平反」。而屠夫们更不可能主动承认自己当年的罪行。 另一位中国维权人士胡佳通过特殊方式送出的视频讲话，是晚会的另一个亮点。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已经过去二十四年了。但对我们、对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公民而言，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九八四」。历史总是那麽容易被窜改，现实又是如此的暴虐。」 胡佳感慨的说，在六四的这一天，他格外希望台湾的民众想起一对夫妇：刘晓波和刘霞。 胡佳说，台湾的年轻同学应该从来不曾经历「白色恐怖」时代，但「赤色恐怖」却从一九四九年起在中国就没有停过。胡佳控诉，中共当局的「维稳」实际上就是「镇压」，就是一场「内战」，而且当局是以不对等的方式打这场内战。 在视频讲话裡，胡佳公开了刘霞的住址，呼吁所有到北京的朋友，都可以到刘家探望一下刘霞，「这并不困难」。虽然会遭到便衣或国保的阻拦，但不用管他们设下的潜规则。 胡佳说，去探望刘霞，为她和刘晓波呐喊；为她们呐喊，就是为更多的中国政治犯呐喊。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潼发自台北的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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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Jun 2013 10:53 AM PDT 港人冒滂沱大雨在维园举行烛光晚会纪念“六四”
6月4号晚上，香港成千上万的市民冒着滂沱大雨出席了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六四”24周年烛光纪念晚会。众多大陆人士也参加了这次集会，有大陆学生向本台特约记者杨帆表示在晚会现场感到震撼。晚会刚结束，本台华盛顿总部的记者申铧和还在晚会现场的杨帆电话连线，请她介绍晚会的情况。
杨帆：据我估计，现场至少有上万人，我一眼望去，都望不到尽头。今天晚会刚开始的时候，下起了滂沱大雨，但是市民们仍然打着伞，拿着蜡烛来到会场。大雨也阻挡不了他们心中的热情。现在晚会已经结束了，但是还有不少市民从铜锣湾方向源源不断地涌入会场。 申铧：晚会上有些什么内容？ 杨帆：大家高喊口号要求平反六四、争取民主。主席台两侧悬挂的横幅上写着“永不放弃”、“平反六四”。台上、台下很多人都身穿黑色的T恤衫，举着蜡烛。 申铧：最近北京维权人士胡佳曾在网上呼吁六四这天穿黑衣纪念“六四”。在晚会开始之前，主办方支联会提出的“爱国爱港，香港精神”的口号曾引发很大争议。现场有人呼喊这样的口号吗？ 杨帆：我在现场的时间里，没有听到这个口号。支联会已经收回了这个口号。 申铧：你在现场有没有采访从大陆来的人士？ 杨帆：我采访了一位在香港城市大学上学的来自上海的学生。他说他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晚会。之前在大陆读书时，当局封锁了所有关于“六四”的消息，所以他一点都不了解这些情况。他在晚会现场感到非常震撼，也对香港市民能够自发聚集呼吁平反“六四”深受感动。我还采访到来自大陆的8个人的旅游团，还有一位大陆人士跟我说，中国不改变独裁体制，“六四”无法平反。 申铧：现在晚会已经结束了，为什么我还能听到后面有人在喇叭里说话？ 杨帆：那是晚会主办者支联会还在进行募捐活动，筹集资金在明年“六四”25周年时，开设一个永久的“六四”纪念馆。人们还很踊跃地捐钱。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铧和驻香港特约记者杨帆的电话连线报道。
香港15万人参加六四24周年纪念烛光晚会
今日是6月4日﹐24年前的今日﹐中国军队公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屠杀争取民主自由的学生和民众。每年的今日﹐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都会举行“六四”烛光晚会﹐23年以来风雨无阻。今年也不例外﹐但是据我们得到的消息是﹐在今年的烛光晚会开始之前﹐香港突然落了倾盆大雨﹐所以不知道目前的情况如何﹐我们现在联络前线的记者文宇晴﹐让她和大家讲讲晚会的情况。 
2013年6月4日，市民来到会场中间摆放的民主烈士纪念碑前悼念。（粤语部记者文宇晴摄）
直播室︰文宇晴现时晚会的情况如何？ 文︰烛光晚会刚刚结束﹐由于之前落了大雨﹐有部分的参加者提前了离开﹐但总体来讲没有影响到市民对悼念“六四”亡魂的坚持﹐市民离开会场的秩序良好。 由香港支联会举办的“六四”24周年的烛光晚会在晚上八点钟的时候在维园举行﹐大会话有十五万人参加﹐在傍晚开始﹐已经有市民陆续来到现场﹐不少是来自大陆的市民﹐会场上除了挂上平反“六四” ﹐永不放弃的巨型横幅外﹐足球场当中也设置了民主烈士纪念牌﹐放置了花圈。 今晚的气氛相当热闹﹐每名到场的市民都回应大会的呼吁﹐自行带备了一支洋烛﹐喻意是将“六四” 的真相传承下去﹐不要忘记。大家一边高举洋烛﹐一边唱着熟悉了纪念歌曲。烛光晚会举行期间﹐大会原计划播放前学运领袖王丹﹐天安门母亲陆燕京的录影片段﹐但是由于天雨关系和器材方面的原因﹐这些片段不能播放出来。而警方从中午开始分阶段封锁维园附近的街道﹐并呼吁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维园。 
2013年6月4日，24周年六四烛光晚会因大雨提前结束后，义工在湿地上清理。（粤语部记者文宇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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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Jun 2013 10:33 AM PDT
（中文译文：段潮）
2013年6月3日
主席先生：
感谢美国国会举办这个重要的听证会。
1989年6月3日的晚上，中国政府下令人民解放军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当时天安门广场是由学生和市民发起的、在中国主要城市持续了近两个月的和平民主运动的中心。现在这个时刻是北京时间6月4日凌晨3点半。24年前的这个时候，也就是1989年6月4日的凌晨，解放军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镇压，武力清空了天安门广场。
在那几个小时里，我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长安街上，亲眼目睹了30余人遇害，其中包括在六部口被坦克活生生碾死的11名学生。
作为一名“六四”幸存者，在过去的24年间，我曾经3次在美国国会就“六四”屠杀作证，包括那次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来访华盛顿期间，在由主席先生您主持的1996年国会人权听证会上作证。今天，我不再重复我以前讲过的我对“六四”屠杀的亲眼见证，而会就尚未得到解决的“六四”问题及其相关问题传递一些信息。
首先，我向你们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的信息。
主席先生：
我首先代表中国天安门母亲向美国国会的表达谢意，感谢美国国会过去对我们“六四”难属的支持和声援。
天安门母亲自1995年以来给中国两代会和国家领导人写了36封公开信及文告，我们要求推翻当年强加给“六四”的错误结论，作出重新评价。我们每次都提出并重申解决“六四”的三项诉求，即“真相、赔偿、问责”。可是“六四”惨案已经过去了24年，却始终未得政府当局的回答。
我们恳请美国国会敦促奥巴马总统在即将到来的6月8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机，从人道和人类普世价值的标准要求中国政府履行国际义务，就1989年邓小平、李鹏在“六四”惨案中犯下的“反人类罪”进行审议，尽快作出公正、合理的解决。
中国政府二十四年前杀死了我们的儿女，又剥夺了我们二十四年公开悼念死者的权利。请美国国会敦促奥巴马总统要求习近平主席尊重并归还我们做人的基本权利。天安门母亲群体中大部分成员已经年迈，已有33位逝世。岁月不饶人。对我们来说，时间已刻不容缓。我们不希望习近平主席继续沉睡在他的“中国梦”中，而是希望他面对严峻的现实，切实解决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
中国天安门母亲
丁子霖
据中国人权2009的报告，在1989年6月3日和4日及其随后数日中，中国共有超过2000人在屠杀中牺牲。“天安门母亲”也整理出一份记录了202名遇难者的名单。
在6月4日之后，仅仅是北京第二监狱就因“六四”直接原因关押了超过500人，而在中国其他城市被关押的人数仍是一个未知数，被处死的人数也无从得知。
由于中国政府拒绝采取行动对此进行彻底的调查或拒绝公布真相，死、伤、入狱和被处决的总人数仍然无人知晓。
时至今日，中国政府仍然在对“六四”参与者施行迫害。数以百计的在天安门屠杀后逃离中国的“六四”参与者，被列入了入境黑名单。他们当中有六位已经在海外去世，很多人无法在父母过世之前回国见他们最后一面，甚至连葬礼都无法到场。当年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已经有24年没能见到他的父母了。
关于普通参与者和普通“六四”政治犯的生活的记录就更少了。他们和家人在过去的24年里忍受了难以形容的苦难，很多人长期受到骚扰和监视，根本无法正常工作以维持家庭开支。还有一部分被逼无奈，逃离了中国加入流亡。
在此，我想再次强调，天安门事件并不是一个一次性事件。在“天安门屠杀“后的24年里，中国从来没有停止过人权侵害。谈到其罪状，我们只需要看看这些人、这些群体、事件和政策：刘晓波及其妻子刘霞，王炳章，高智晟，刘贤斌，陈卫，陈西，郭泉，丁家喜，赵常青，哈达，努尔莫哈提・亚辛，杨天水，顿珠旺青 ，朱虞夫，谭作人…… 藏族，维族，蒙古族…… 家庭教会，法轮功，强制堕胎，强制拆迁，强制消失，黑监狱，
……
我强烈要求美国国会和政府高度重视这些严重的人权侵害事件，并向中国政府施压以改变这种状况。
2011年2月，利比亚的独裁者卡扎菲在为自己的血腥镇压辩护时，两次提到了中国政府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伟大作为”。这说明，一个地方的罪恶被忽视只会鼓励罪恶向四面八方传播。值得庆幸是，当年3月联合国因为利比亚屠杀其本国人民而中止了其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资格。但是，联合国应该对其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成员国使用同样的人权标准。由于美国政府一贯支持《联合国宪章》、《国际人权宣言》、《国际人权公约》，天安门母亲们和无数中国独裁统治的受害者们有理由请求美国政府重新启动其重要的人权手段，（1）因其骇人的人权纪录向中国施压；（2）强烈反对中国重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席位，并投反对票；（3）动员其他的民主国家也投反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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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小兵：有感于陈丹青新作《压扁的单车》（我为什么选择不做中国人） Posted: 03 Jun 2013 11:54 PM PDT
06月03日 00:28 搜狐博客
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成立关键是它具有共同的记忆，不论这种记忆多么久远，依然提供着共同体验，乃至日久常新。二十四年前，我还是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文青，虽然到了美国，却依然怀念着在中国的激情，时时朗诵着罗曼罗兰的那句诗：“让我们把窗子打开！让我们把自由空气放进来！让我们呼吸英雄的的气息！”别看当时我不太会说英语，但却喜欢参与学校的辩论会，最喜欢谈中国文化和历史，其中成吉思汗和岳飞都是我网罗的内容。也就是在那同个时代，另一位少女文青也在做类似的事情，她痴迷地读着《苔丝》和《简爱》，她身在中国，却仿佛进入了英国梦幻世界中。也就是在当年的今天，我们的记忆一夜之间发生了巨变。
这不得不把陈丹青老师的故事拉进来。二十四年后，我看到了陈老师的新作《单车》，画中有几部单车挂在墙上，笼罩在夕阳之中，走近看才发现那几部单车都是被压扁的，扭曲的车轮，脱漆的车身，似乎还让人依稀看到了斑驳的血迹。陈老师的目光依然如此锐利，只是更加深邃了，岁月让他增添了些许深沉，但却让人更加感到他内心的那把火焰。陈老师回忆那个时代总投射出一股自豪来：“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勇敢的青年人，不像今天的青年如此认可权力”，这让我不禁更加怀念起那个理想主义的火红年代。
然而，火红最后变成了血红，陈老师当年把电视镜头中的“火与血”都画入到他的油画作品中，我依然记得他画的是黑夜里的火焰，火焰中几个青年人用三轮车抢救着倒下的一位少女，他们早已衣衫褴褛，但眼中没有恐惧，有只是斗志。那是个高唱《国际歌》的时代，也是流行《一无所有》的国度，从胡同里走出来的老奶奶和刚刚经历启蒙的中学生，他们都体验着一个巨大的时代变迁，人民依然相信中国梦，那个梦并不遥远，因为人人都相信“邪不胜正”。
我想问陈老师：“二十四年过去了，你依然相信‘邪不胜正’吗？”。记得陈老师的一句名言：“中国就是个最大的山寨版现代化国家”，这种山寨版的制造者可以任意占有他人的权益，不惜篡改历史，以垄断权力制造更大的垄断权力，直至人们忘却历史，甚至参与伪造历史，以求分得一羹。陈先生先曾屈就清华的教职，然后还为清华画了一幅《国学大师》的宣传画，如今终于回归到了那个火与血的年代的记忆中了。
记得二十四年前，我在美国公共汽车上，有位黑人妇女忽然对我问：“你是中国人吗？”我答：“是”，那位黑人妇女马上说：“Shame！”，当然她在“shame”后面加上了“你们的政府”。我那时并不知道“shame”是什么意思，只是每天都看到美国电视台转播着北京的现场直播。后来，我明白了“shame”的意思，于是我向全班同学和家人宣布“我不再是中国人”了。我忽然发现过去提到的成吉思汗和岳飞都是虚假的，他们无非都是用来标榜权力和威胁人们的面具。于是，我开始了另一轮的启蒙历程。
陈丹青老师的那幅《火与血》不知落到了谁的手中，他那时在纽约过的日子远不如同在美国的陈逸飞滋润，在美国这个自由的社会中，自由往往是人生中最大的代价。不论陈老师当时如何落魄，也不论那时陈逸飞的画被如何吹捧，我始终无法喜爱后者的秦淮歌姬形象，而《西藏组画》和《火与血》的审美意识就如灯塔一样点亮了我的心灵。他那代人和我这代人有了共同的精神体验，这无疑让我相信：“一个民族的共同体验就是历史的薪火相传”。这时，我才明白“做不做中国人”几乎不是我的主观选择，真正要成就的是“如何做个不shame的中国人”。
当我后来遇到了美国画家安德鲁.怀斯的作品，才对启蒙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记得那次来到怀斯在宾夕法尼亚的农庄，天高云淡，红风树点缀在荒芜的田野中，远处的乌云中透过了一丝阳光，洒在天边山岭上，那么宁静，让我忘却了一切人世间的荣辱，聆听到了上天声音，并感受到了上天给予我的新生命。有了这种生命，天更蓝，水更清，花开花落，世间的善与恶都有了归宿。怀斯的《迪娜的世界》（如图）让我看到了另个民族的精神，一个从冥冥天空中诞生的信仰，一个在荒芜中发奋图强的人群，一个永远反思自己的民族，在丰富的物质世界中依然自强不息的人民，他们是那么杰出和自豪，却又是那么谦卑和谨慎。于是，我心中便悠然生长起两种文化感情，《火与血》的中国情感和《迪娜的世界》的美国精神。
也就是那一天，那个朗诵罗曼罗兰诗句的少年遇到了痴迷《简爱》的那个少女。
《迪娜的世界》：一个具有坚定信仰的民族是谦卑的，他们永远经历心灵试炼，不断反思，提升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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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Jun 2013 11:47 PM PDT 
Agence France-Presse
1989年4月在天安门广场，学生抗议者面对军警，哀悼前共产党领导人中的自由派胡耀邦的去世。
翻译：张亮亮杰安迪，储百亮 2013年06月04日
北京——连续四天，400多位中国最杰出的富有政治才智的人聚集在北京一家宾馆烟雾缭绕的会议厅里，焦虑地辩论着国家的未来。
那是1989年4月，中国在进行经济改革十年后，开始面临政治自由化的呼声。几天以后，天安门广场爆发了抗议活动，与会者的人生从此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其中有几位成了今天的国家领导人，比如中国总理李克强；另一些则因被指控支持抗议活动而身陷囹圄或者流亡国外。天安门抗议震动了共产党，最终以6月4日士兵大举进入北京、开枪打死了几百名赤手空拳的抗议者和旁观者而告终。
曾帮助组织那次会议的陈一谘说，“会议的气氛是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来，不可能再召开像那次那样每个人都愿意直抒己见的会议了。”
今年是六四流血事件的24周年，也是共产党新领导层上任后的第一个周年，新领导层中有不少与1989年事件有密切且矛盾关系的官员。很多如今的高层领导在20世纪80年代还处于他们政治生涯的初期，那个时代，允许什么、禁止什么的边界没有今天这样泾渭分明，也没有被如此严格地控制。他们当年的职业和友谊，以及他们有时的观念与那些在六四之后入狱或被罢免的学者、官员和政治顾问们的有些重叠。
几乎没人认为去年11月上台的新一届中国领导人会推翻官方对六四事件的定性：一场必须镇压的反革命暴乱。但是，他们曾陷入当年那次政治试验的经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与其前任相比，如今的领导人是否会对新的想法和讨论持更开放的态度。
虽然中国领导人公开辩论经济改革的不同方法，但是他们对政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难以听到。至少在现在看来，任何对20世纪80年代更自由精神的潜在接受，都被晋升到了高层的那些人所必需的因循守旧所禁锢，这些人害怕自己被怀疑是意识形态异端。
然而，六四事件的教训以及其压抑的后果对新领导人来说也许是负担，如果他们面临另一次政治反抗则尤为如此，曾担任赵紫阳助手的吴伟说，赵紫阳是致力改革党的领导人，在镇压发生前不久被罢免。
吴伟说，“对现在的当权者来说，这依然是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即便他们还不能对此进行公开讨论。经历过那次事件的人现在正值中年或者稍老一点，这依然是他们心头的一个结。”
据曾参加会议的原新华社编辑仲大伟称，现任政治局常委的25位委员中有六人曾参加那次会议，今年57岁的李克强总理是其中之一。其他与会者包括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以及负责有关宗教、少数民族以及党外组织政策的俞正声。
这些后来成为中国领导的人中有不少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涌进大学的，他们渴求知识和自由思想，在之前的10年文革期间，人们只能死记硬背毛泽东思想，大学由于意识形态运动大部分处于关闭或者停顿状态。在当时的照片上，他们都穿着蓝色或者绿色棉外套，提醒着人们那是他们曾希望逃脱的单调遵从。
在天安门动乱的整个过程中，现任国家主席兼党总书记的习近平在东南部的福建省任地方官员，远离北京的抗议活动。但他的父亲习仲勋是支持经济改革的共产党元老，也是胡耀邦的朋友。曾任党的领导人的胡耀邦因其自由倾向于1987年被罢免，他的突然死亡，使得上千名学生前往天安门广场表达自己的哀伤，也发出迈向民主的要求。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中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孙万国(Warren Sun)称，有些迹象显示，习仲勋曾间接地表达过他对军事戒严的反对，但在六四之后很快站好了队。
六四事件发生前，中国在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带领下，抛弃了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狂热，开始进行市场改革，允许农民、工厂主以及商人摆脱国家的约束。伴随经济改革的是新思想的酝酿、以及对政治开放和文化创新的呼声，但也遭到党内保守派领导的一场针对“精神污染”的反击行动。
北京作家陈子明说，“我们当时都认同的是中国必须进行改革，迫切需要如此。学生和学者之间唯一的真正分歧在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哪个应该最先进行，或者是同时进行。”
当前中国的很多领导人在那种如火如荼的气氛中开始攀登政治阶梯，在当时，官员与一些倡导更激进变革的人打交道、甚至对他们表示同情并不罕见。学生时代的李克强曾与胡平和王军涛有过交往，后二者是积极投身于1980年不受拘束的学生竞选的激进分子。朋友称，有时李克强会参加学校的沙龙，学生们在那里辩论选举政治、西方思想以及威权统治的暴行，直到深夜。
朋友称，那以后，李克强被党内官员劝说放弃了出国留学机会，当了共青团的一名干部。
王军涛说，“当时我们有很多相同的看法。很多让我们发生分歧的问题那时还没有出现。” 王军涛在六四事件后被关押，在1994年去了美国。
其他未来的领导人也有类似的背景。现任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曾在20世纪80年代与其他年轻学者一起提倡改革死板的计划经济，他们被誉为“改革四君子”。在那个十年的后期，他担任《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成员，该系列丛书很受学生喜欢。
陈一谘曾是主办那次会议的政府机构主任，他回忆说曾与王岐山多次长谈，也在1988年与李克强有过一次长时间的对话。在提到中国最近退休的一批领导时，他说，“我的印象是，这一代应该比胡锦涛、温家宝那一代人要更开明。”
到了1989年，分歧导致了共产党领导层内部的分裂。尽管已出现十年经济增长，学生和学者却因为官员腐败和共产党不愿效仿席卷前苏联阵营的政治改革而不满。更多公众也因官员特权、以及物价改革带来的通胀而十分愤怒。
这些矛盾在胡耀邦死后爆发了，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活动升级为争取通过向民主迈进以及言论自由来限制权力和党精英阶层特权的诉求。
赵紫阳以及党内高层其他相对温和派人士提倡用慎重的政治自由化和新闻自由来平息不满。但强硬派则认为自由化会带来危害，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邓小平一直热衷于经济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
民主倡导人士王军涛回忆了自己与前大学校友李克强在1989年5月中旬的最后一次见面，他说，“在学生时代，(李克强)经常直抒己见。现在他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爱冲动。他变成和其他官员一样的人，对领导唯命是从，但我觉得他仍有正义感。”那次见面时，李克强与一群领导一起劝说学生停止绝食，回到教室中去。
等到5月20号政府宣布在北京进行军事戒严时，赵紫阳已经失去了权力，邓小平和党内保守派正在准备对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进行更严厉的镇压。两周之后，携枪的士兵和坦克辗过天安门广场，中国又经历了一场清洗和关押的震撼。
据曾经相识的人称，为了度过这次逆转，李克强和共青团的其他官员靠无情的实用主义打消了人们认为他们对党不忠的怀疑。他们参加各种会议，谴责天安门抗议是反革命行为。王军涛说，“在党内生存，你必须成为一个机会主义者。”
6月4日的镇压发生之后不久，习近平的妻子、军乐团歌手彭丽媛曾与其他表演者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慰问军队。一家人民解放军杂志1989年发表过她演出的照片，照片曾在今年在中国互联网上短暂流传，后来消失了，可见政府对那段历史仍然很敏感。
曾为官员的吴伟说，“党的体制会改变人。一旦你走上了这条路，你就学会了一条：如要保护自己，就必须保护这个体制。但是我不相信那个时代没有给他们留下了印记。”
杰安迪(Andrew Jacobs)自北京，储百亮(Chris Buckley)自香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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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Jun 2013 10:43 PM PDT
【明報專訊】八九「六四」後連續10年，我的「六四」都沒有在維園度過。不去維園，是因為我從來都不喜歡硬生生的程序和儀式，那時候我常問自己：為何一定要到維園接受支聯會那一套十年如一日行禮如儀的集體儀式？為什麼「六四」悼念一定要由支聯會壟斷「獨家播映權」？為什麼不能由我自己選擇如何悼念？那10年的「六四」，都留在家，在心裏點起燭光，回想「六四」的驚心動魄，遙祭冤死的亡靈，思索香港和中國的茫茫前路。
回看起來，原來10多年前，我的想法與今天一些人的主張竟然驚人地相似，但卻有本質上的不同。他們告別「六四」燭光晚會，呼籲港人不要去維園，反對「愛國愛民」的口號，只是一個藉口，最終的目的，是要告別「六四」，因為「六四」是中國人的事，與香港人無關。說得清楚一點：是藉告別「六四」來「告別」中國。
10年後的「六四」，我終於去了維園，我同樣無法投入與我心情格格不入的程序和集體儀式，但我對維園燭光晚會的意義，卻有更深一層的體會。我舉着燭光，百感交集：為何追名逐利現實見稱的香港人，萬千燭光會風雨不改堅持不懈？是因為燭光對良知的呼喚？是因為燭光照亮血腥的真相？燭光的記憶可以對抗遺忘？用燭光聲討當權者的罪行？還是「六四」今天還未結束，大大小小的「六四」慘案每天仍在發生？
燭光如海 是一種反抗
燭光如海，是一種反抗，獨裁者織起密不透風鎮壓之網，禁絕全國對慘案的哀思，就只有南方這麼的一個小島，用燭光向反人類的屠殺者說不，喊出人民不會忘記！更重要的是，對六四的遺屬，對冒險犯難的維權人士，對身陷囹圄的異見者，對繼續受到當局長期軟禁監視的家人，如海的燭光向他們大聲喊說，你們並不孤單，遠方這個小島的同胞，並沒有遺忘你們，儘管沒有什麼實質的支援，卻是使他們繼續堅持下去的精神動力。香港是自由社會，你當然可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地方悼念，但當燭光散佈無法集中，人數大幅減少，力量萎縮，最後偷笑者是誰，大家心中有數。
城邦本土派說，香港人悼念六四，維園年年燭光，是因為港人當年支持學生押錯寶，要借悼念贖罪。這可能只是他們的夫子自道，又或幻想出來的虛假現實，這種指控，是對全體香港人的侮辱。
整個城邦本土派的核心理論，都只是一場虛幻的想像：「中國的毒奶粉和中國的人權民主自由，都只應由中國人負責，與香港人無關。香港人要告別中國，只需管好自己的事，不要搞中國，就可以避免中國來搞你。」這只是一廂情願的幻想，你「告別」中國，但中國不會跟你告別，河水早已氾濫，獨裁者的魔掌早已伸來香港，如何自我退縮，香港也不能獨善其身。
無論用什麼口號，都與我無關，悼念不是為了支聯會。六四夜，我一定在維園。
——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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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Jun 2013 10:39 PM PDT 
图片：中日争议岛屿钓鱼岛再生事端。（网络图片）
Photo: RFA
京华时报6月3日消息，第12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天在新加坡落幕，亚太区域安全合作成为与会各国和地区防务代表的关注焦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戚建国发表演讲并回答代表提问。他表示，关于钓鱼岛，中方坚持将问题留给后人解决的态度。
估计很多读者读到这则消息都会莫名其妙：怎么？吵吵嚷嚷了大半年，甚至一度剑拔弩张的钓鱼岛争端，当局又要轻轻放下，不定期地朝后推了么？其中缘故何在？ 让我们认真分析解读这则消息。 京华时报告诉我们："香格里拉对话会又名亚洲安全峰会，缘起于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起、在新加坡政府支持下于2002年开始举办，并因首次正式会议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举行而得名。它是目前亚太地区安全对话机制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多边会议之一。"""本次香格里拉会议在朝鲜核问题升级、南海摩擦不断、东海争议持续的亚太局势背景下展开，因此，外界对于相关国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可以想象，不少与会国首先关心的是，中国政府会不会使用武力解决与其他国家的领土领海争端。戚建国将军明确表示，中国不会用武力解决争端。戚建国说，在过去30年，中国是大国中唯一的没有使用武装力量挑起战争或者挑起军事冲突的国家。戚建国表示，当前，亚太地区已经成了世界经济转向的重点，但是不希望成为战争和武力转向的重点。 既然排除了用武力解决领土领海争端，剩下来的办法就只有两种：双方对话，谈判，或者是诉诸国际法庭。 我们知道，不久前，菲律宾已经把南海纠纷提交给相关国际法庭，该法庭已经选定5名法官组成合议庭，开始处理这一案件。这无疑是对中国政府的挑战。世人在看，中国政府对此如何回应。 戚建国表示，中菲两国在南海上的争端用不着找国际法庭。理由是，中国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盟各国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的宣言，这里边有个重要的条款，就是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谈判解决有关的争议。戚建国说："我们和菲律宾关于解决黄岩岛争端的对话渠道也是畅通的，所以说没有必要通过国际法庭，我们双方完全可以通过平等的对话来协商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钓鱼岛争端呢？毕竟，戚建国不能说，中日两国在钓鱼岛争端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日两国根本谈不拢。于是，和平解决钓鱼岛争端就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诉诸国际法庭。既然已经持续了40多年的现状是钓鱼岛实际上被日本控制，试图改变现状的是中国，因此中国应该把钓鱼岛争端提交国际法庭。 可是，中国政府心里很清楚，就钓鱼岛争端打国际官司，中国多半是赢不了的。因为自1945年二战结束钓鱼岛被美国托管后，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中方都没有对钓鱼岛提出主权要求。一直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中国方面才提出钓鱼岛主权问题，未免为时已晚。因为它违反了国际法里的禁止反言（也就是不能出尔反尔）原则，因此依照国家法打钓鱼岛的官司，中国只怕打不赢。 这一点，中国政府心知肚明，可是在嘴上不肯公开承认。于是，戚建国只好表示：钓鱼岛争端嘛，不急不急，我们中国政府不急着解决钓鱼岛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留给后人去解决嘛。邓小平同志不是早就发挥政治智慧，提出搁置争议吗？ 这就是谜底：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为什么要说钓鱼岛问题留给后人解决？因为中国政府知道，在钓鱼岛主权归属的问题上，中方的法理依据有重大缺陷，依据国际法争钓鱼岛，中国多半争不赢。 我想，关心钓鱼岛问题的人，不论你是什么态度什么立场，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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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在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有关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和六四屠杀听证会上的证词 Posted: 03 Jun 2013 10:30 PM PDT      
2013年6月3日星期一
1989年的大屠杀已经24年。我想谈一下24年之后，人们对这场大屠杀的看法，和人们广泛的看法对中国政局的影响。 目前人们广泛的、有代表性的看法，和二十多年前不同。二十多年前最广泛的看法是要求为六四大屠杀平反。现在超过一半的人认为六四不是平反的问题，而是追究罪责，要求共产党认罪。 这种态度的转变，说明人们对共产党逐渐失去了幻想。所谓平反是对做错的事情改正。过去人们要求平反，是因为人们对共产党还抱有幻想，误以为共产党还是一个讲理的政府。现在人们改变想法，说明人们已经普遍不再认为中国共产党政权是一个讲理的政府。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政府已经严重地失去了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合法性。 中国领导层内部对二十四年前大屠杀的看法也在改变。不断有谣言传出，说中共新的领导集团会平反六四。中国的政治谣言往往是有一定根据的，中共也有利用谣言进行政治斗争的习惯。所以中国的一部分谣言往往十分准确，能反映出中共内部不公开的斗争。 每年在接近六月四号的纪念日之前，中国政府都非常紧张。为防止人民上街游行，派出大量警察并且对异议人士进行监视和软禁。这对中共来说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造成这种压力的主要是中国人民的舆论；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是另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两个压力多年来成为中国政府在国内和国际形象不佳的重要原因。这对中国政府是一个严重的负担，并且被认为是人们煽动革命的几个原因之一。 在参与了那场大屠杀的领导人在位期间，这些当事人会认为这个负担是他们必须承担的。但是在没有参与这场大屠杀的领导人上位之后，他们会认为这是个额外的负担。在这个负担给他们的外交和内政都造成困扰的前提下，如何卸下这个负担，减少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隐患，就成为新的领导集团所必须考虑的问题了。 一部分中共领导集团的人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模仿国际上成功的经验，用平反、赔偿的方式缓和对这场屠杀的持久的愤恨，减缓前几任领导集团制造的不稳定因素。而另一些中共领导集团的人则认为，向人民让步会削减共产党的权威，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所以他们反对平反和赔偿。这两种意见正在造成中共内部新的矛盾，加大了中国领导层内部的分裂。 当然，在中共看来这不是最紧迫和最大的问题。在即将来临的经济危机面前，在和周边国家关系紧张的形势下，改善形象和减缓国内社会压力是下一步要做的、不特别紧迫的问题。现在看来，中共认为历史的问题目前仍然可以用压制的方法解决。他们暂时还没有彻底解决历史问题的动机。追究六四大屠杀的罪责和赔偿可能要等到共产党政权崩溃之后。 相关照片： 1. 魏京生及其他在美国国会作证的证人们: http://www.weijingsheng.org/pic/newsletters/newsletters2013/newsletters2013-2/64hearing130603witnesses-c-5.jpg 2. 魏京生在美国国会就八九民运及六四屠杀作证: http://www.weijingsheng.org/pic/newsletters/newsletters2013/newsletters2013-2/WeiJStestifies130603inUScongress-c-3.jpg 3. 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听证会: http://www.weijingsheng.org/pic/newsletters/newsletters2013/newsletters2013-2/64hearing130603room-c-5.jpg 4. 日本全国广播公司采访魏京生: http://www.weijingsheng.org/pic/newsletters/newsletters2013/newsletters2013-2/NHKinterviews130603WeiJS-c-5.jpg 5. 史密斯议员邀请魏京生在他的办公室会谈: http://www.weijingsheng.org/pic/newsletters/newsletters2013/newsletters2013-2/meeting130603inSmithCoffice-c-5.jpg 6. 与史密斯议员等合影: http://www.weijingsheng.org/pic/newsletters/newsletters2013/newsletters2013-2/gathering130603inSmithCoffice-c-5.jpg ----------------------------------------------------------------- 魏京生基金会电话： 1-202-270-6980 通讯地址：Wei Jingsheng Foundation, P. O. Box 15449, Washington, DC 20003, USA 魏京生基金会及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网址：WWW.weijingsheng.org 中国团结工会的网址为：www.ChinaLaborUnion.org 【附录】 美国国会举办纪念“六四事件”听证会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负责非洲、全球健康、人权和国际组织事务的分会6月3日下午在首都华盛顿举行中国六四事件的纪念日听证会。
与会中国著名民运人士魏京生在证词中指出，与二十多年前不同，今天的大部分中国人已不再要求平反六四，而是要求追究共产党的罪责。这种观念上的转变反映了中国公众已逐渐对共产党失去了幻想。而有迹象显示，中共内部针对这场大屠杀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但由于中国政府长期视六四问题为严重的政治负担，因此至今当局仍没有彻底解决六四问题的意愿。
“六四”天安门事件中的学生领袖之一柴玲则呼吁中国政府尊重人类生命权。她要求中国政府在反省血腥镇压六四参与者的同时，也必须尽早停止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公民力量”组织创建人杨建利在证词中宣读了六四遇难者家属“天安门母亲”致美国政府的公开信。“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丁子霖呼吁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本周与中国主席习近平举行的会谈中，表达对六四难属和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
参加当天听证会的还包括了1989年六四期间，任职美国《时代》周刊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的大卫•艾克曼以及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等。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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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Jun 2013 06:30 PM PDT
「六四」又到了。中南海裡早就寢不安眠食不甘味了。為什麼？這筆屠城血債已經二十四年沒有償還了。能賴掉嗎？當然賴不掉。歷屆中南海裡的人都知道，但是誰也不願意在自己的任上還債，而是繼續背着，並且把它完好地交給下一屆。
但是這些精於計算的儍子居然沒有一個人知道：這筆債務實際上是他們的前輩留下來的一筆極可觀的「財富」。只要甩掉這個包袱，立刻就換來一大筆財富。他們顯然不知道德國總理勃蘭特在納粹大屠殺受難者紀念碑前下跪，一下子博得全世界的諒解和讚揚。其實勃蘭特政府和納粹的反人類罪行絲毫沒有關係，但作為德國的執政者，他要為曾經統治過德國的希特勒政府欠下的債務負責償還，這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他這一跪，不但沒有貶低自己，反而贏得了榮譽，使全世界都對德意志民族另眼相看。
如果說希特勒屠殺的是他所歧視的猶太人，那麼鄧小平在「六四」屠殺的乃是地道的中國人，是中共視為「父老兄弟」的中國人。作為中國的執政者，這筆血債不是更加責無旁貸，理應由中南海的接班人及早償還嗎？
中共歷屆領導層都喜歡把「挑戰」說成「機遇」，其實「六四」對他們來說真是一個極好的機遇。因為他們對「六四」根本沒有直接責任，由他們來償還這筆債務，只能使他們平空獲得一筆空前的巨額政治財富，而不會傷及一根毫毛。這是多麽合算的一件事情！
當然，我們在這裡沒有使用「平反」一詞。「平反六四」已經成為公眾的習慣用語，指的是為「六四」受難者翻案，我們無意提出異議。但必須申明的是：不管什麼用語，都必須：
第一，由具有公信力的權威方面對「六四」事件進行客觀調查。
第二，由獨立的法庭對涉嫌犯罪者進行審判。
第三，對所有「六四」受害者予以國家賠償。
由於鄧小平路線（堅持一黨專政，有限度地利用市場經濟，加強對整個社會的控制）已經山窮水盡，腐敗已經病入膏肓，以官民矛盾為主的社會矛盾日益惡化，有遍地烽煙之勢。現在，擺在中南海大門口的難題成堆：設身處地替十八屆新班子想一想，也真是「老虎吃天」，何處下口？
如果理一理紛亂糾結的各個難題，有什麼問題是其中最具現實意義的糾結，解開這個糾結就能使全國人心為之一振，從而順利啟動政治改革，使這盤棋活起來？
恐怕就是「六四」了。解開這個二十四年的死結，還不但是「六四」本身，整個社會的精神狀態都會有個新的開始。人們將另眼看待：這個黨連自己最痛的傷疤都敢揭開，都敢洗去膿血，換上新藥，那改革不就有希望了嗎？
想想三十多年前平反「四五」運動的情景吧，那不是當年開始改革的序幕嗎？
但這要有大智慧、大決心、大勇氣。關鍵是：真正執政為民，順應民心，還是執政為己，貪戀權位？
這個新班子剛上台時，不少人都對之寄以厚望。但他們已經交出的答卷實在讓人失望。現在我們又送上一份問卷，他們會怎樣回答呢？
編後漫筆
震撼中外人心的「六四」屠殺周年的日子又到，中共各級官員草木皆兵，把維穩的調子拉得更高，因為二十四年前由於血腥鎮壓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市民而引發的共產黨執政合法性危機不但未有解決，還因為政府官員貪污腐敗的日益猖獗而達到臨界點。中共罔顧人民福祉，為了永保其一黨專政的獨裁封建制度在神州大地世代傳承，一直抗拒民主政治改革，已蛻變成一個執政為一己私利的寡頭統治集團，以致無官不貪，民怨沸騰，「六四」的主題之一──反貪污、反腐敗──今天已經成為官民嚴重衝突的主要矛盾。「北方放語」《張德江張高麗特赦貪官提案被否決》、《王岐山重拳整肅金融系統》、《軍隊斂財轉售二十萬軍車牌》這一組通訊是有關中共在堅拒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下，為了平息民憤而採取反腐權宜之計的內幕性報道。「港事論壇」《不敵「三公」文化 香港廉政失守》則顯示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後，中共官場「貪腐文化」的河水已經入侵港府廉政的井水，香港賴以成功的核心價值逐漸失守，熱愛民主、自由、人權、社會公義的港人實在不能掉以輕心。
——原载《争鸣》杂志2013年六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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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Jun 2013 06:40 PM PD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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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Jun 2013 05:19 PM PDT 《 陳希同親述——眾口鑠金難鑠真 》導言
吴国光
談話人陳希同，一九八九年時任北京市市長、中國國務院國務委員，一九九二年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北京市委書記。一般認為，他對一九八九年的事態發展負有相當責任。然而，陳希同的政治命運，在天安門事件僅僅六年之後就出現了戲劇性的轉折：一九九五年，身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高位的陳希同，被當局指控犯有貪污受賄及玩忽職守罪，隨即被開除中共黨籍並撤銷一切職務，並於一九九八年七月被判有期徒刑十六年。
二零一一年，年屆八十一歲的陳希同，在北京昌平小湯山XX院XXX室，自一月份起到二零一二年四月份，先後八次接受了本書作者姚監復先生的訪談。本書即是這些訪談的記錄整理稿。
所有這些訪談，內容十分集中。陳希同主要談了兩個問題：第一，陳希同否認自己在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門鎮壓中扮演負責角色，著重澄清他本人從來不知道自己被任命成為北京軍事戒嚴指揮部的「正指揮」；第二，陳希同否認對他的貪污罪指控，多次辯解、說明了「貪污禮品」和在「豪華別墅」享樂、瀆職等罪名的事實真相。同時，這些訪談還涉及到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李鵬、江澤民等中共最高層領導人和他們的一些活動。
總的來看，這些訪談作為陳希同的一家之言，具有相當的歷史價值；在政治上，這則構成了一篇巨大的翻案文章：陳希同要同時洗清自己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鎮壓中的責任和後來中國官方所指控他的貪污、瀆職等罪名。那麼，陳希同所說，在多大程度上接近歷史真實呢？如果他確實透露了某些政治真相，那麼，這對我們理解中國政治又具有什麼樣的涵義呢？下面，我將對比研究陳希同訪談與其他相關資料，分兩個方面來探討上述問題。其中，在天安門事件和陳希同腐敗案之間，我更為關注的是前者。因此，以下的討論，集中在有關一九八九年的歷史真相及其政治含義上，較少涉及一九九五年陳希同腐敗案。
一、關於一九八九年北京戒嚴
陳希同在訪談中重點澄清的第一個問題，是關於他本人在一九八九年北京戒嚴中的身份和職責問題。他沒有正面回憶當年的事情，而是針對《李鵬「六四」日記》駁論。陳希同說，多年之後，看了這本《李鵬「六四」日記》的影印本之後，他才知道自己曾經被任命為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在此之前，包括在一九八九年當時，沒有任何人、任何文件通知過他這個重要任命。陳希同說：「我自己不知道我是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我也沒有在一九八九年去指揮戒嚴」；「這個指揮部的具體地點，我這個正指揮也不知道」。
此事事關重大。我們知道，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北京部分地區戒嚴，是六月三日夜間、四日凌晨北京軍事鎮壓的準備和前奏，而這場鎮壓致使至少數百人喪生；這也是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趙紫陽與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國務院總理李鵬意見分歧的關鍵，而這種分歧直接導致趙紫陽立即失去所有權力並在此後長達十六年內喪失人身自由直至去世。對此，《李鵬「六四」日記》「5月18日」一則記載：「下午三時，召開戒嚴會議。北京軍區周依冰司令員報告，決定派五萬兵力，20日晚以前進入北京。決定成立戒嚴指揮部，北京市長為指揮，司令員為副指揮。」 而在同一則日記中，後來增加的那部分文字，卻沒有提到周依冰，僅說是楊尚昆通報了調動兵力情況。這裏不厭其煩，再引原文：「下午三時，在中南海召開戒嚴工作會議，我和喬石、尚昆同志參加。尚昆向我們通報了調動兵力情況。為了協調整個戒嚴工作，會議決定成立北京戒嚴指揮部，由北京市長和北京軍區司令員為正、副指揮。」 上述兩段文字所載，應該就是陳希同在訪談錄中所要否認的。
誰是誰非？陳希同表示「有機會時」要當面問李鵬這些問題。中國作為宣稱中的法治國家，應該提供這樣的機會，讓兩位前國家重要領導人就此展開公開的法庭對質。在這個機會沒有到來之前，我願意從歷史研究的角度，就此有所探討。我將首先引用兩份資料：一份就是《李鵬「六四」日記》——在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出版此書未果的過程中，來自北京的官方壓力證實了此書確係李鵬所著，雖然其中的歷史記載真偽與否有待各方研究；另一份則是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所編輯的《1989'北京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紀事》一書（以下簡稱《北京平暴紀事》），北京日報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應屬北京市在事件當時所提供的官方資料。同時，我還將參考其他相關資料，試圖多方查證李鵬與陳希同的說法哪一個更為準確。
查《李鵬「六四」日記》，在「5月18日」之後的日記中，多次提到戒嚴指揮部，亦有多處將北京市和戒嚴指揮部並提，並多次記載了周依冰在戒嚴中的一些作為。例如，5月20 日，根據周的請求，李鵬下令鐵道部長李森茂執行運送沙河部隊2000餘人到達北京火車站的命令；5月21日，「城區戒嚴部隊由北京軍區司令員周依冰指揮，整個進京戒嚴部隊由總參謀長遲浩田指揮」；5月29日，李鵬主持政治局常委碰頭會，確定喬石分管戒嚴指揮部；6月3日，「下午四時在勤政殿，由喬石召集戒嚴的緊急會議，研究天安門廣場清場問題。我和尚昆、遲浩田、李錫銘、周依冰、羅干等同志都參加了會議」；「6月3日整個晚上」，「戒嚴指揮部周依冰和羅干秘書長（當時任國務院秘書長——吳注）等則在人民大會堂」云云。但是，在整部《李鵬「六四」日記》中，沒有任何一處提到陳希同的名字，而前引5月18日日記也是唯一一處提到北京市長的地方，此後在涉及戒嚴指揮部時再也沒有提及北京市長，也沒有第二處講到所謂「戒嚴指揮部正指揮」。就連陳希同代表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一九八九年北京事件這件事，李鵬在日記中也隻字未提——關於這件事情，我在後面將另行專門探討。
《北京平暴紀事》是以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的活動為主線之一記載當年官方口徑的資料書。但是，其中沒有記載北京市長當時被任命為「北京戒嚴指揮部指揮」。查五月十八日至六月三十日逐條記載，陳希同名字計出現十五次， 「北京市政府」更被多次提及，也有多次北京市政府與戒嚴部隊指揮部並提——這裏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這裏使用的都是「戒嚴部隊指揮部」，比李鵬所使用的「戒嚴指揮部」說法多出「部隊」二字，明顯是專指軍隊；第二，「戒嚴部隊指揮部」的說法首次出現是在五月二十二日深夜有關活動的記載中，六月三日之後則密集出現。
與《北京平暴紀事》類似，一九八九年八月出版、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編《驚心動魄的56天：1989年4月15日至6月9日每日紀實》一書（以下簡稱《五十六天》），也沒有成立戒嚴指揮部和北京市長陳希同出任指揮的記載。在5月18日至6月9日的逐日記載中，陳希同的名字出現三次，一次是5月20日簽署《北京市政府令》宣佈戒嚴地區，一次是在示威群眾的聲明中作為反面人物被提及，再一次是6月4日晚上發表廣播講話。 「北京市政府」也多次出現，亦多次和「戒嚴部隊指揮部」並提。和北京市委辦公廳所編書籍一樣，這裏也有「部隊」一詞；區別在於，「戒嚴指揮部」要到6月3日的記載中才首次出現。
目前尚難以論定其資料的權威性的《中國「六四」真相》一書，說5月18日下午楊尚昆主持了中央軍委會議，「決定成立戒嚴部隊指揮部」，「戒嚴指揮部由（劉）華清、（遲）浩田和周衣冰組成，直接對中央軍委負責」。 這裏也沒有提到陳希同或北京市長出任戒嚴指揮部指揮一事。
綜上所述，李鵬所說北京市長即陳希同擔任戒嚴指揮部正指揮一事，迄今只是單一信息來源，得不到其他相關資料的佐證；相反，具有不同政治背景的其他各類資料，所導向的結論都是支持陳希同對於李鵬的駁斥的。因此，在沒有新的可靠資料出現之前，可以認為，陳希同就一九八九年自己不知道曾經被任命為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的說法是可信的。
反過來看《李鵬「六四」日記》，此書整理成書應該是在2003年（李鵬為此書所作後記，落款為「2004年1月12日」），那個時候陳希同早就已經成為中共政權的階下囚了。在這種情況下，李鵬明顯地採取了避開陳的名字的做法，全書完全不提「陳希同」三個字。對比一九八九年當時的官方資料，這說明《李鵬「六四」日記》採取了一種不尊重歷史真實的態度。
問題還有另外一面：在李鵬處處迴避陳希同名字的背景下，他為什麼偏偏在所謂戒嚴指揮部正指揮的問題上要讓陳希同隱晦地出現一次？本書訪談者姚監復先生認為，李鵬這樣做，是要用北京市長的名頭，來掩蓋「六四」軍事政變的實質。這個看法具有非常重要的啟迪意義。
退一步說，如果我們姑且承認李鵬沒有編造任命北京市長陳希同出任戒嚴指揮部指揮一事，那麼，在沒有進一步的權威信息出現之前，暫時的結論是：第一，即使當年確有任命陳希同擔任「戒嚴指揮部指揮」一事，做此決定者本來就沒有對此很當真，因此很可能沒有正式通知本人，更沒有廣為傳達，只是決定人把這個決定記在了自己的日記本上了；第二，「戒嚴指揮部指揮」一職即使曾經存在，也應該屬於虛職，北京軍事戒嚴的指揮權實際上屬於國務院、中央軍委、總參謀部和北京軍區。
二、關於一九八九年北京市「謊報軍情」
當然，陳希同沒有出任或擔負所謂「戒嚴指揮部指揮」，並不等於說，陳希同對於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門運動中中共當局最終採取血腥的強硬路線不負有任何責任。正像前文所引的兩部中國官方編輯的相關書籍所記載的，天安門運動當時，示威學生和群眾就對北京市領導人強烈不滿，特別是不滿北京市對於當時情況的匯報，一般認為這些匯報促使鄧小平在4月25日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反革命動亂」。
對於人們認為北京市領導人「欺上瞞下、謊報軍情」，陳希同在本書的訪談中主要做了兩個辯解：第一，他認為「鄧小平的政治判斷能力極強，資訊來源和管道很多，是不會被欺騙和上『謊報軍情』的當的」。陳希同並借用趙紫陽的話強化這種說法。第二，陳強調，作為市長，自己「沒有簽發向中央上報學生運動的簡報，這一類政治思潮方面的簡報，是由北京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李錫銘簽發上報的」。那麼，陳希同所言，是否可信呢？對此我們可以照應上述陳的兩個辯解來分析：首先，北京市是否確有「謊報軍情」？其次，如果有，那是誰的責任？
從本書的訪談本身看，陳希同並沒有直接否認北京市領導人在一九八九年學生運動期間有過「謊報軍情」的作為。根據其他相關材料，在一九八九年當時，對於高層情況有一定瞭解的人們，普遍認為北京市領導人曾經向中央和鄧小平提供了不真實的情況，從而導致天安門危機。據北京市方面的官方資料《北京平暴紀事》記載，5月17日，遊行群眾從台基廠北京市委門前經過時，高喊「北京市委，謊報軍情，欺騙中央，罪責難逃！」 5月18 日，北京市屬新聞單位的100多名新聞工作者，到北京市委「請願」，要求北京市委、市政府「向人民交待『請戰』真相」。5月22日，首都知識界上千人到北京市委門前示威，呼喊「李錫銘、陳希同，製造動亂的幫兇」等口號。所有這些，都表明了當時人們的這種普遍認知。其中，北京市屬新聞單位從業人員的請願尤其具有重要意義，因為所處位置使他們有可能瞭解一些實情；他們為什麼使用「請戰」一詞來描述北京市領導人對待當時民眾運動的態度？這也是值得重視的史實。
當時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主持日常編務的副總編輯陸超祺，在《六四內部日記》中，僅在4月15日到5月15日事態前期發展的一個月內，就不下十次明確紀錄了他所知道的北京市領導人對學生採取強硬敵視態度的作為。他有一處記錄，揭載了前述北京市屬新聞單位工作人員所散發的《北京市委、市政府要向人民交代「請戰」真相》的傳單內容，其中「揭露（了）北京市領導人在這次學生運動中的不光彩的表演」。根據陸的記載，這份傳單提到，北京市領導人對四月份學生運動有分析和匯報材料，並「請戰」要求中央授權部署對於學生運動的「反擊」；還提到市委、市政府在學潮中制定並實施「不准向學生供水、不准提供食品」等。 特別是在「4月27日」一條，陸超祺在寫到《人民日報》4月26日社論激起學生和民眾更大反抗的時候，直接說到，這「是北京市委、國家教委向中央和鄧小平提供不真實情況，導致中央和鄧小平決策不當造成的」。
一九八九年時擔任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總社國內新聞部主任的張萬舒，對此也有多處類似記載，並提供了一些寶貴、翔實的資料。根據他的記載，4月20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對首都大學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動進行分析研究，認為由於有『別有用心的人』從中破壞，整個活動出現了升溫轉向的趨向」。張萬舒用將近兩頁的篇幅，直接徵引了北京市委、市政府的相關文件，文件中判定學生「反動言論公開化」，「行動有綱領，活動有組織」，並決定「採取戒嚴措施，防止事態擴大。」 在「4月25日」一節，張萬舒記載，上午十時，新華社副社長郭超人召開各部部主任會議，傳達了當日上午八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對於頭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精神的傳達。根據這份記載，4月24日晚上的政治局常委會由李鵬主持，首先聽取北京市委和國家教委的匯報。李鐵映匯報了近幾天全國學潮的情況。「陳希同代表北京市委和市政府作了主體匯報」。作為資深記者的張萬舒，還記下了所傳達的陳希同匯報的具體內容，其中講到學潮「是黨內外、國內外敵對勢力勾結發展的結果」，並說「這次學潮的矛頭是直接指向黨中央，表面上是對準李鵬總理的，實質上是對準小平同志的」。陳希同還代表北京市委、市政府向中央提出建議，要中央、國務院「盡快拿出幾條過硬的措施」，「組織反擊，打退反動思潮的進攻」。 在「4月29日」一節，張萬舒還紀錄了新華社社長穆青把郭超人和張本人找到辦公室來，傳達了胡啟立的一段「份量很重」的話，而他們三位新華社領導人當時議論了這段話，認為「很大可能」是北京市委和國家教委「給中央某領導人」、「特別是鄧小平同志那裏」提供了片面的信息。張萬舒特別指出，這些信息和哪怕是中國官方媒體的記者們所掌握的情況也有不同，而後者比較注意「客觀全面」。
不必引用更多的史料了，至此可以得出結論：至少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份學生運動初起的階段，北京市很可能上報了與新聞單位所掌握的信息不同的資訊，認定這次學潮的矛頭是針對鄧小平的。這樣的資訊是否會影響鄧小平決策，我們後面討論。
在本書訪談中，陳希同指出，「我作為北京市市長，沒有簽發向中央上報關於學生運動的簡報，這一類政治思潮方面的簡報，是由北京市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李錫銘簽發上報的」。查《李鵬「六四」日記》與《北京平暴紀事》等書，可以看到，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北京市委書記的李錫銘，確實從頭至尾在這場巨大政治風波中扮演了很積極的角色；根據我們對於中共黨政關係的瞭解，陳希同所說也言之成理。不過，從前面所引用的材料中，特別是張萬舒4月25日的記載，我們看到，陳希同曾經「代表北京市委和市政府」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就學潮情況作了「主體匯報」，而根據張的記載，匯報的調子與代表了鄧小平看法的《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的調子是一致的。反過來，陳希同在本書訪談中卻說：「北京市領導參加中央會議，我是市長，一般不會由我先講。關於學生運動情況，一般由市委書記李錫銘或者市委大學工作部部長汪家璆匯報，而不是由我匯報。《六四真相》講的我匯報情況，不真實。」 對比前引張萬舒，陳希同的說明比較無力。總的來說，根據現有資料，我們可以同意陳希同所說的李錫銘在所謂「謊報軍情」問題上可能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這並不能排除陳希同的責任；迄今，除了陳本人的訪談，其他相關記載，都指向陳希同在當時向中央匯報情況的過程中扮演了活躍的、重要的角色這樣一個結論。
三、關於當時的決策體系和信息傳遞
在中國的政治體系中，作為市長，陳希同同時也是中共北京市委排名第一的副書記；而根據中共所謂集體領導的原則，中共北京市委在那個階段的所有重要決定，陳希同應該都有參與並負相當責任。這也是我們難以得出陳希同在「謊報軍情」問題上沒有多少責任這樣的結論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然，我們也瞭解，所謂「集體領導」，常常不過是個說法，而中共各級黨組織的運行實際上往往是書記一人凌駕於同級黨委會之上。在北京市上報學運情況這個問題上，究竟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市委副書記、市長陳希同之間的責任如何劃分，尚有待更多的歷史資料方能揭曉。如果情況屬於後者，即書記一人專斷，餘人無權置喙，則不僅陳希同的責任將得到重新評價，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使根據中國共產黨本身的規則，這也將支持一九八九年天安門運動有關政治改革的訴求。為什麼這個黨的公開說辭與實際運作相互之間存在這麼大的差別？作為執政黨，用這樣虛偽的公開說辭來掩飾其實際的權力壟斷，是不是蓄意欺騙人民？對於這樣一個欺騙人民的執政黨和這樣一黨壟斷權力的政治制度，人民要求進行政治改革，就像一九八九年北京示威學生和民眾所要求的那樣，豈不是完全合情、合理、合法、合憲？
這種違章（即違反中國共產黨章程）、違憲（即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決策體系，也出現在中央層面。陳希同在訪談中強調，是鄧小平對於當時形勢的獨立判斷，而不是北京市的情況報告，導致了對於群眾示威的「動亂」定性。陳希同還說，鄧有他自己的信息渠道。這裏，關於陳希同所述鄧小平的角色，可以有很多疑問。
首先，如果鄧小平不是從北京市委、市政府獲取關於北京情況的權威資訊，那麼，在北京市，是不是還存在一套乃至多套其他的資訊系統？鑒於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並不掌握同樣的資訊，那麼，難道上述資訊系統單獨對鄧一人負責？如果是這樣，則這些資訊系統，在什麼程度上是合法的，又在什麼程度上是非法的？我認為，這對於瞭解中共政治實際上究竟怎樣運作，是很重要的；對於確定一九八九年事變的性質，也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陳希同在訪談中暗示了一種可能，那就是：對於學生運動的定性，應該是鄧小平判斷其性質在先，而北京市上報相應的情況報告在後。換句話說，下面的所作所為，其實並不是對於實際情況的反映，而是體會鄧小平的「上意」所割裂、扭曲、乃至捏造的信息，用來迎合併支持鄧小平的政治判斷。 那麼，鄧小平主觀地做出「學生運動是動亂」這一判斷的背後，究竟是何政治意圖？這種判斷，又是通過什麼人、什麼渠道，怎樣傳遞到包括陳希同在內的北京市領導人和其他那些或者合法或者非法的資訊搜集系統的？鑒於鄧小平當時僅任中央軍委主席，並不擔任黨和國家其他行政職務，尤其是並不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為什麼包括陳希同在內的這些高級領導人要接受鄧的或明或暗的示意，並不惜扭曲現實而迎合鄧？解答這些問題，對於理解中共政治和一九八九年的歷史事件，也是極為重要的。
說到這裏，不能不重點討論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的政治信息傳播問題。我們看到，編造情況、編造新聞，作為中共的一個傳統，這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到六月期間非常集中地表現了出來。篇幅所限，這裏僅舉三個編造新聞的案例。第一個例子：4月19日，胡耀邦治喪辦公室新聞組說學生「衝擊中南海」，要新華社作公開報道。根據當時的新華社國內新聞部主任張萬舒記載，新華社在現場的記者根據目擊認為沒有發生學生衝擊中南海這樣的事情，認為「這樣違背事實的稿子不能寫，新華社更不能發」。當時新華社國內新聞部編輯一致反對發這樣的稿子。但是，《北京日報》刊發了這樣的稿子，新華社後來予以轉發。 第二個例子：4月22日，胡耀邦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參加追悼會的《人民日報》副總編輯陸超祺眼見，「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群眾，主要是青年學生，約10萬人左右，從紀念碑到大會堂之間坐得滿滿的」。但是，新華社的報道說，廣場上只有萬餘學生。作為資深新聞工作者的陸超祺的感想是：「真是瞪著眼睛瞎說」。 第三個例子：新華社4月26日播發京滬綜合各界對「四二六」社論反應的新聞各一則，當時負責《人民日報》日常編務的陸超祺判斷，這兩則都「是按照領導意圖編造的新聞」。這三件事情，發生在短短的一周之內；以此推想，在從胡耀邦去世到六四鎮壓這長達五十多天的時間裏，有多少對事件進程發生了重大影響的報道，其實根本是出於政治目的的扭曲和編造！
不僅新聞報道，當時還有很多文件、講話、社論等，在整個事件發展過程中發生過重要的作用，往往是激化了矛盾並最終導致巨大悲劇。然而，根據目前還很有限度的信息，已經知道，不少這樣的文件和文章出處曖昧。比如說，新華社4月20日評論員文章《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發表之後連當時黨的高級官員都感覺「殺氣騰騰」，惹得「各方反應都很強烈」， 可以說是輿論激化矛盾的第一炮。然而，據張萬舒記載，這篇文章是胡耀邦治喪辦公室新聞組組長、兼任新華社副社長和中宣部副部長的曾建徽組織人撰寫的，時任新華社社長穆青事先不知道，以至穆青震怒：「以新華社名義發表評論員文章，為什麼不讓我看？連起碼的組織原則都不講。」這篇文章，「雖然以新華社的名義發出，但新華社的記者編輯一致不承認是新華社的，甚至說是『新華社被強姦的產物』。」 無獨有偶，一周之後，同樣的情節在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上演，《人民日報》員工群情洶湧，要求公開澄清《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不是人民日報社寫的，不代表報社的意見。
另一個重量級的例子，是陳希同在本書訪談中所提供的。我們知道，陳希同在一九八九年被廣泛認為是北京鎮壓的執行者之一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陳以國務委員、北京市長的身份，「受國務院委託」，於6月30日向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作了《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 然而，在本書訪談中，陳希同稱，「那是人家寫好了的材料，指定我去念的」； 「這些報告（包括向市民的廣播講話——吳注）在討論時，我沒參加。要我讀，我就念。一個標點符號都沒改。上面佈置的。向北京市民講話，用北京市長名義。向人大作報告，不好用北京市長名義，就用國務委員名義。我是照本宣科」。
這樣看來，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政府的國務院，面對全國最高權力機關的全國人大，所遞交的關於這樣一件重大政治、歷史事件的正式報告，其實是相當兒戲的。很多冠冕堂皇的報告人，根本上就是「要我讀，我就念」的傀儡。「人家寫好了的材料」，這個「人家」究竟是誰？查《李鵬「六四」日記》，竟然隻字未提這個報告。既然是「受國務院委託」，為什麼國務院總理的相關日記對此諱莫如深？包括這樣一個最高級別的政府報告，不僅也沒有採用所謂「實名制」，而且同樣也是出處隱晦，來歷曖昧，那麼，為什麼中國公民偏偏需要認真對待這些冠冕堂皇的東西？可以認為，或者陳希同或者李鵬，至少其中一人，也許兩人同時，在國務院提交七屆人大常委會八次會議的報告一事上，涉嫌犯有「瀆職罪」。甚或認為，至少在那一階段，有人非法劫持了中共黨政系統，對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虛與委蛇加以搪塞——這也正是姚監復先生所說的「軍事政變」的表徵之一。
四、中共政治的扭曲與荒謬：討論與總結
通觀本書，我們看到，在中國現行的政治制度下，公共權力的結構和運作處在一種高度扭曲的狀態。首先，名義與職責之間的關係被扭曲。不在其位者可以擁有絕對權力；重要職位（比如國務委員、北京市市長、新華社社長等）則可以虛有其名，佔據這些職位的人對於自己職責範圍內的事務不僅可能沒有權力決定，甚至可能根本不知曉。
其次，信息（即對於社會現實情況的認知）與判斷（即相關的政治決定）之間的關係扭曲。往往不是根據社會現實作出決定，而是有了決定之後臆造現實。這樣的決定，因此往往形同兒戲，因為它沒有現實根據，而是出於某些人的主觀臆斷；決定的目的，更不是服務於公共治理，而完全是出於個人的權力考量。
再次，由於上述扭曲，則在重大公眾事務與個人隨心所欲之間，也出現了嚴重的不對稱狀態。上文清楚顯示，對於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一些重大決定，那些決定者本人卻視之如兒戲，草芥人命直如常事；而這種態度和行為，輕說也屬於嚴重瀆職，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
這裏，作為曾經接受過新聞學教育並具有新聞從業經歷的政治學者，我要特別提出政治運作的信息流通問題來加以討論。用通俗的語言來說，信息流通好似機體的神經，對於這個機體的正常、健康運作起著無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可是，我們看到，在中共政治運作中，信息流通被高度扭曲。除了前面已經談及的一些相關例子比如鄧小平如何瞭解當時的社會情況之外，本書還提供了兩個重要的例子。一個是，陳希同講到，「有次在主席台上，李先念向我透露，中央決定戒嚴」。 那麼，究竟陳希同該不該知道這個決定？如果不該知道，那是很荒謬的，因為要在北京戒嚴，居然連北京市長都不應該知道；如果應該知道，難道這樣非正式地「透露」一下就具有合法效力了？那也一樣很荒謬。
更有甚者，李鵬對於趙紫陽的指控之一，就是說趙向鮑彤透露了戒嚴的決定； 而鮑彤當年與陳希同一樣是中共中央委員，鮑同時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政治秘書。那麼，為什麼李先念這樣告訴陳希同（這已經得到陳的證實）就不是洩密，而趙紫陽把據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做出的戒嚴決定一事告訴政治局常委會的政治秘書（這還僅僅是指控），就要被控「洩密」呢？
再一個例子是，在訪談中，陳希同不斷並多次強調：「我不知道」。對於當時的高層政治分歧，他說「我不知道」；對於某領導人當時的作用，他說「我不清楚」；「上面有兩個司令部，我不知道」；甚至自己為什麼轉眼成為階下之囚，他也說「我不知道」。在當時中共的黨和國家領導層中，作為國務委員，陳希同排名大約在第二十幾位， 而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的一市之長。我們可以問：如果這樣一個人物對於當時的高層政治也是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那麼，這樣一個人民共和國，究竟廣大人民還能知道什麼呢？又怎麼能夠「當家作主」呢？在中共政治運作中，究竟什麼人可以知道什麼信息，試問有沒有章法？
謠言滿天，據說是當時政治局勢的一個突出特點。 這明顯也是政治信息的流通出現問題的表現。如前所述，政府利用官方媒體直接編造謊言，這在當時例證極多。那麼，這是否屬於造謠、傳謠？事實上，在政治高度不透明（本身身在高層、名列國家領導人的陳希同，尚且不知道高層政治的情況）、媒體為政府所操控的制度下，政治謠言一般出於四個來源，即民眾傳說政治情況、精英透露政治信息、政府公開製造謊言、當局暗地散播謠言；而就內容與事實真相之間的關係來看，所有這些謠言又可以分為四類，即：述說未經權威證實的真相（其中也許有細節出入）、在信息來源受限的情況下瞭解到了片面的或經過扭曲的真相、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臆造不合真相的信息、在明知真相的情況下編造不是真相的謊言。其中，就來源看，來自當局和與當局相聯繫的謠言源頭，佔了四個之中的三個；就內容看，至少前兩種，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包括第三種，都是整個社會信息不公開、不透明、民眾缺乏知情權的產物。而中國社會信息不公開的病根，今天來看，既不是因為信息技術落後，也不是因為民眾素質低下，而癥結在於專制政治制度。
在互聯網普及的今天，當局及其內部的不同人物、派別和組織，為了某些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散播流言，或雖然掌控媒體但卻以「不作為」、不報道來面對關於重大公共事件的信息傳播，從而縱容謠言滋生與傳播，然後又借口制止謠言來變本加厲地實行媒體與網絡控制，大肆剝奪民眾對於公共事件的知情權與發言權，更是一種惡劣做法。從最近的、仍在發展之中的王立軍、薄熙來事件，不難看出兩個方面：一個是，許多開始時候的小道消息，後來往往得到證實，這說明民眾探求真相的願望與能力都是值得肯定的——政府不去順勢擴大民眾的知情權，已屬違章違憲；而另一個方面則是，許多確屬謠諑的流言，很難想像是那些沒有接近高層政治之便利的平頭百姓所為，更多的倒像是當局之人趁機把水攪渾，誤導輿論，愚弄民眾，有所企圖。一個掌握乃至壟斷了媒體的政府，卻常常要靠造謠來運作，何其荒唐乃爾之甚也！
的確，呈現在讀者面前的，就是這樣一幅荒唐、荒謬的政治畫圖。本書的主人公，曾經是一個荒謬的市長，因為據他自述他在市長任內不瞭解本市上報中央政府的信息簡報，甚至作為市長而簽署本市歷史上唯一的軍事戒嚴令也是如同木偶一般被人牽線行動；他也曾經是一個荒謬的國家領導人，因為他作為全國排名二十幾位的實權人物而完全不知道這個國家的領導層在如何運作，甚至作為中央政府委託的報告人，在向全國最高權力機關報告重大事務時，根本事先沒有參與這個報告的討論和形成；然後他又成為一個荒謬的犯人， 既不知道自己為什麼一夜之間從中共最高權力中心中央政治局的成員跌落為這個黨的階下之囚，也不承認那些對他的犯罪指控有任何事實與法律根據，結果成了一個據說「一分錢也沒有貪污」的貪污犯。甚至於，對他的審判也是一場荒謬的遊戲：法官不允許他講話，宣判時不讓辯護人出席 ——而這是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荒謬還沒有到此結束：入獄時，陳希同指控中國法庭是「法西斯法庭」，中國是一個「法西斯國度」； 而在「以罪犯的名義放出來」之後， 繼續「接受監獄式的吃喝住行的待遇」時， 他卻不能不謳歌當今的「德政」、「仁政」。
還有太多的荒謬，並不止在陳希同身上。比如說，根據陳希同的說法，趙紫陽「不是正式囚犯，也沒有正式判刑」，但根據本書作者姚監復的觀察（姚先生在趙紫陽晚年曾經數次探望幽囚中的這位前中共中央總書記），陳比趙「更自由」——囚犯還有「正式」不「正式」之說？判刑還有「非正式」判刑？這顯然也是「法治中國」的天下奇聞；不是囚犯的，比囚犯還不自由，這是不是也很荒謬？太多這樣的荒謬，因為篇幅所限，這裏不去逐一指出了。歸根到底，陳希同訪談錄處處都在顯示中國現行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荒謬和荒唐。
最後，我想說，本書具有一定價值，但要以此直面歷史則還遠遠不夠。其中一些欲言又止之處，我在前面的探討中沒有機會一一深究。比如說，陳希同談到：「學生（經過）勸說後回去了，怎麼後來又回廣場了？」 我相信這對分析天安門事件的過程是一個重要關節，也相信陳希同瞭解更多的真相，只不過他目前選擇不做進一步披露。又比如說，陳希同透露，「鄧小平作出戒嚴、清場的決定是很不容易的」。 這話是什麼意思？陳希同又怎麼知道鄧的這種「不容易」？
總的來說，和讀者一道，我願意感謝姚監復先生的努力，也欣賞陳希同先生的合作，他們因此給人們呈現了這份別人的敘說所難以替代的歷史資料。但是，如果本書多有讓讀者失望之處，那也是不奇怪的。訪談確實已經記下了陳希同對自己被定罪和被判刑的控訴，但並沒有記下他對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門事件的系統回顧和歷史反思。但願陳先生在歷盡滄桑之後，能夠繼續接受採訪，或者自己拿起筆來，詳陳真相，真正做到「歷史無欺」。
2012年5月3日，於太平洋上「桴浮書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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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Jun 2013 05:05 PM PDT
該章多處內容引自「李鵬日記」。中國沒有出版過李鵬有關「六四」的日記，迄今無其本人認可的此類「日記」問世。書中所言是那一本日記呢？
據註釋，「李鵬日記」內容，均引自「LPLSRJ」。乍看不知所云，再看明白了，這是「李鵬六四日記」每個字漢語拼音的第一個字母。「LPLSRJ」在第20章的註釋中出現14次。
「鄧小平時代」大陸中譯本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該書翻譯和編輯把「李鵬六四日記」化為「LPLSRJ」，太有才了。
「李鵬六四日記」據說原擬2010年在大陸出版，但高層（應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不同意。香港「新世紀」出版社計畫出版，未果，據說因來自北京壓力。後來美國和澳洲的大陸民運人士出版此書。美國版由洛杉磯「西點出版社」刊行，名為「李鵬六四日記．被官方禁止出版的六四內幕」，簡體字，印刷簡陋，錯字甚多，仍具收藏價值。
海外兩本「李鵬六四日記」出版後，李鵬和北京政府既未承認，亦未否認。香港「亞洲周刊」曾報道，「鄧小平時代」經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等多個部門審稿，反覆刪改。習近平在十八大前閱讀了送審書稿，令這部書得以出版。
「鄧小平時代」中的「LPLSRJ」，說明北京承認確有「李鵬六四日記」一書。李鵬要出版此日記，有人說是要推卸他對「六四」的責任。也有人不同意此觀點。
把「鄧小平時代」引用的「李鵬日記」內容，與美國版「李鵬六四日記」對照，所引無誤。
李鵬1989年5月17日日記引用鄧小平原話：「我想的辦法是戒嚴，只有這個辦法才能夠在較短時間內把動亂平定下來。」5月19日日記引用鄧的話：「戒嚴步驟要穩妥，要盡量減少損傷，但要準備流點血。」「如果我們提出絕對不用殺傷性武器，那是不行的，那等於捆住了自己的手足。」當然，這些話沒有出現在「鄧小平時代」中。
李鵬指「戒嚴」和「流血」兩項決定的「版權」都屬鄧小平，似有卸責之嫌。但李鵬的「六四」罪責，無論他寫甚麼，都洗刷不掉；如果李鵬也想卸責，說明他明白，即使現在沒有審訊，歷史將會對他作出審判。或可說，「李鵬六四日記」是對歷史法庭提前遞交的自辯書。
——世界新聞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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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Jun 2013 03:58 PM PDT
六四事件转眼24周年。24年过去，中国在经济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当年造成屠杀的根本原因――独裁制度没有改变，仍是一党天下，靠专制暴力统治。 正如对以往任何一次中共领导人更换，对习近平上台，又是无数人寄予厚望，认为他会推行政治改革，尤其习近平说过要按宪法行事。但半年过去，人们现已看得很清楚，习近平不仅是"新平装旧酒"的一如既往，甚至可能比原来更糟，这从其政治、经济、外交等三方面的政策取向就可看出来。 在政治上，习近平上台就强调，不可跟毛时代"切割"，后三十年（改革开放）跟前三十年（毛的反右和文革）不可断裂。意思是要作为一个整体来继承。不说别的，仅仅是毛的文革，连中共官方文件也承认，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灾难，导致700万人伤残，170万人死亡，七万家庭被毁，一亿人受株连。可习近平却要连包括文革在内的毛主义都要肯定和继承，政改之意何来之有？ 更严重的是，中共最近竟然发出"七不讲"（不许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宪政民主、公民权利等），习近平们简直比毛时代还嚣张。毛泽东们虽然政治横行，但还要遮掩，提出"无产阶级民主"或"无产阶级自由"等，也不敢明火执仗地反对民主自由这些概念。而习政权则公然撕下面具，直接要求不许讲"普世价值"和"新闻自由"等，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们：要公开把中国继续《一九八四》化，而且从江胡版，迈向习式《动物农场》。但这种"动物农场"化有可能成功吗？ 在经济上，中共准备今秋提出七大经济领域改革：金融，房产，财政、土地、收入分配和户籍制度等。但这些不是根本性问题，中国经济的关键是产权问题，是国有、私有能否真正分开，权利是否能真正归个人的问题。 现在中国国营企业仍占主体，因为共产党的宪法规定"以公有制为主"。而公有制的背后就是政府所有，被党控制。虽然民营企业的产值已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的一半以上，雇员占中国就业市场的70%，但民营企业在中国根本没有经济平等和保障地位。而且即使民营，多数也挂靠政府部门，而不是像西方市场经济下的真正私人企业。所以中国不断发生"民营企业"董事长被当局撤职的新闻，党还是凌驾一切，不仅主宰国营，还统治民营，仍是共产党步步为营。 在这种产权不清的制度下，中国就不会有经济的健康发展。习近平上台后，至今都没有提出清晰的私有化、市场化的进一步经济改革。所谓七大经济领域改革，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继续走产权不清的国企主导、公私不清的道路，注定会问题越来越多，迟早走到死胡同。 在外交上，习近平更展示出保守愚蠢一面。他上台后首访俄国，意味很明显，仍要走过去"联俄抗美"之路。然后去美洲访问，也有拉拢美国后院的小国，联手制美之意。但习的俄国之行没有实质成果，因在政治上，已结束共党专制、走向民主的俄国，不会真心跟中共联手，更不要说历史纠葛和戒心。在经济上，俄国人期待跟美国合作，在WTO（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谈判成功。当年中国就因先跟美国谈成，华盛顿开了绿灯，才加入的世贸组织。 在俄罗斯之行没有实效下，习近平才来美国访问，而且是在先访问美洲小国之后，回国途中顺道抵美。从习近平刻意制定的外交顺序，可看出他仍迷醉意识形态。而任何基本的政治常识是，中国的外交，第一重要的是"中美关系"。不要说是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超强，仅是经济层面，从1979年中美建交至今34年，中美贸易额翻番190倍，2012年达到历史新高的5000亿美元。而中俄贸易额（2012）才是900亿美元，不到跟美国的五分之一。 但习近平首访却不是美国，而是跑去俄罗斯。然后又跑到那些名字都让人记不住的小国（没人知道它们贸易额多少，可能小到不如中国的一个城市）。当然了，习近平带着夫人到那些小国，他们会感激涕零，对夫人也赞美有加。而到了美国可就不一样了，美国媒体会再次报道彭丽媛当年穿军服到天安门广场慰问那些刚刚屠杀了学生市民的解放军官兵、向屠夫们献唱的照片。 几年前习近平访问墨西哥时说"西方人吃饱了撑的来管我们中国的人权"，露出了他那种"土匪山大王"般的思维水准。最近访俄时他又感叹当年苏共垮台时"没有一个男儿"，那意思他要做"中国男儿"，挺身保卫共产党，绝不放弃一党专制。这些都显示，习近平可能比江泽民、胡锦涛更左、更愚蛮。在政治、经济和外交这三方面，他都选择了走向死结的道路。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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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Jun 2013 02:56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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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Jun 2013 12:27 AM PDT
【新世纪特稿2013年6月3日】自從鄧小平在1989年調動中共正規軍，以坦克機槍實彈鎮壓和平示威的平民以來，每年五六月間，中共當局總是如臨大敵，對"敏感"人士、"敏感"領域的強制隔離和監控都會相應升級。前兩年就曾因突然關閉高校網絡，學生大嘩，令原本沒有進入年輕人集體記憶的"六四"忽然成為每個人無可避免的現實生活之一種。從江澤民到胡錦濤時代，蠻橫蠢笨大概是控制民眾記憶的主要特徵。
今年似乎情況有所不同。四月份胡耀邦忌日，官方公開發佈相關紀念文字，而且多年來首次重發鄧小平等人出席胡耀邦追悼會的照片。之後出現了關閉微博大戶等言論管控升級的措施，卻似乎並非與六四相關。臨近六四，"敏感"人士再次遭到隔離和監管，與此同時，網絡上卻隱約出現以懷舊姿態影射八九年的言辭。而且，幾個月來，網絡上就流傳著各種關於李鵬家族或真或假的消息。綜觀而言，無論是將胡耀邦逝世與八九民運切割，還是讓與六四相關的某些辭彙脫敏，或者是重塑李鵬、陳希同等人的歷史角色，種種跡象顯示，新一屆中共領導人正試圖應用更為細膩隱晦的手法，既要擺脫六四鎮壓這個前人留下的沈重政治包袱，又拒絕將正義歸還給歷史和人民。這些政客式手段，將使歷史更為扭曲，再次傷害死傷者及其家屬，也為民族心理造成更為深遠的遺害。 八九年的大規模民眾抗議，在極短時間內蔓延全國主要大中城市，就連鄧小平本人都極為看重當時"國際大氣候"與"國內小氣候"的有機關聯。其中種種面向，多重事件的過程和細節，或可條分縷析，分別探討，但分辨的基礎和前提，卻必須是作為全景式大事件的歷史。這就像全景式的文化大革命，作為歷史看待時，不能將毛澤東和四人幫的所作所為任意切割。但八九年全景抗議與文化大革命時的"奉旨造反"又有根本不同，因為八九抗爭的核心，不是追隨哪一位"英明"領袖，而是要求還政於民。 一、胡耀邦與鄧小平 同為中共黨內高級幹部，胡耀邦比鄧小平資歷淺，兩人又共同走過逆轉毛澤東文革路線、戮力改革開放的最初幾年，可以想見，儘管在鄧小平壓力下最終失勢，胡耀邦仍對鄧小平保有基本尊重。反過來看鄧小平的態度卻未必如此。事實上，華國鋒時期，鄧小平還只是國務院副總理，胡耀邦與其他黨內元老配合，在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任內，於1978年春天承擔了為全國絕大多數右派摘帽的重大舉措，以政策實績，呼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為鄧小平走出"兩個凡是"的陰影鋪墊了道路。而鄧小平因當年曾主持反右，對此並不熱衷。 但胡耀邦黨性雖強，卻也因文革而有切實反思，並相信諸多政策方向，都有必要重新確立追求良善社會的原則基礎，而不是以人民或社會為敵。因此，1980年開放區縣人民代表選舉，對他來說就不僅是一次孤立的嘗試，也包含了向社會和人民的許諾。到1986年再次面臨區縣選舉，因中央收縮許諾引起學潮抗議，他就出現了"自由主義"的問題，在鄧小平看來，胡在處理學潮時過於"軟弱"、不稱職，必須下台，這與當年胡幫助鄧重返權位沒有直接關係。此後兩年，改革進入瓶頸，大學生對現狀特別是對鄧小平作為太上皇不滿，轉而認定胡耀邦是代他們受過。八九民運因胡耀邦逝世而風潮突起，看似偶然，其實有必然聯繫，這不是中共官方任意切割就能抹煞的歷史因緣。 另一方面，如今頌歌聲中的鄧小平，被視作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這個形象其實也極為可疑。根據中共自己的官方網站記載，鄧小平恢復工作初期，分工掌管科技文教，並沒有插手經濟領域。他迅速贏得的社會聲望，既有毛澤東去世前將鄧二次啟用又再次罷黜所積累的民意基礎，也來自他在科技文教領域大刀闊斧的變革——1977年底重開高考，1978年初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用"科學也是生產力"為當了十年"臭老九"的知識份子正名。知識界因此迸發出的擁戴，裹挾了巨大的公共輿論能量。這年年底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決定了他的最高位置。此時離安徽小崗村農民包產到戶的消息傳出，還有一年左右的時間。他重返高位並非由於經濟改革的成就。 而一旦農村經濟改革見效，鄧小平第一個不耐煩的就是知識界的聲音和社會文化的活力。"一打三反"，"清除精神汙染"，以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兩個中心一個基本點"等口號，他的標誌就是毫不手軟。無論他和胡耀邦私交如何，黨內關係如何，後人發掘這段歷史，都可以發現，這是八十年代中期，他們兩人之間最大的不同。胡耀邦保留了"還政於民"的願望，而鄧小平已經開始播撒"穩定壓倒一切"的種子。這也是鄧小平不可能從六四血腥鎮壓中切割出來的原因。 二、人道立場與政治內涵 因其突發且持續時間相對短暫，八九民運這個特定的全景式歷史事件中，具體個人的作用相對有限。除了官方不惜一切清場鎮壓的最後決定以外，包括趙紫陽、閻明復、方勵之、嚴家其、劉曉波、王丹、吾爾開希在內的許多個別人，對這一點應該都深有體會。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再次肯定鄧小平有關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的觀點。也因此，我們有理由質疑那些認為柴玲是個例外的意見。很多當年的參與者，面對血腥屠城下的慘敗，寧可認定事情都是壞在柴玲一個人手裡。上世紀九十年代，這類意見還是伴隨著對政府罪行的譴責。隨著時間流逝，類似意見發生變形，先是有要求"雙方"各自讓步以求和解的聲音出現，其後又有官方身段放軟、民間不再追究的輿論趨勢，特別是在高校學生等青年一代中，官方和抗議者各打五十大板的意見漸漸佔據主導。 這種趨勢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首先，二十四年來，六四紀念在大陸和香港逐漸有強調人道立場的調整（例如，天安門母親群體和海外的"我要回家"造勢），客觀上削弱了對八九抗爭政治含義的認知。其次，歷年來對八九民運史實的梳理認識，越來越受到中國經濟成長的困擾，在需要更深入分析認識八十年代大趨勢的時候，卻少有成果，今年香港羅永生的紀念文章涉及這個理路，值得注意。再次，在持續的嚴厲控制打壓下，紀念者對官方有了相對固化的歸類和譴責，也造成反思和分析的能量總是單方面地投射在學生這邊，其中就包括上述那種怪罪柴玲的意見。這三個因素的共同作用，既將八九六四尖銳衝突中的當局一方，推到了事件背景的陰影中，又將其提昇到作為較長階段歷史角色的高度，令其俯瞰當年的抗議者，而不是平衡審視衝突雙方。美國學者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一書，是這個趨勢最突出的代言人之一。 這個趨勢的另一面，就是日趨放大譴責柴玲等人的聲音。六四屠城之後，鄧小平及其擁戴者一直在為軍事鎮壓辯護，聲稱開槍是迫不得已，並指認學生和抗議民眾才是造成傷亡的直接責任者（毋庸置言，這種辯護決不會言及那些遭到判刑關押及其他後續迫害的人士）。隨著以鄧小平為首的當局一方形象有所轉變，這種反咬一口的強詞奪理，在謊言重複千遍的狀況下，竟然逐漸被許多人接受，似乎只要能做實柴玲等人的錯誤，屠殺的責任就真的應該由和平的抗議者承擔。同時，晚近各種譴責柴玲的版本中，有些同時包括李录和吾爾開希，甚而以刻意的曲筆，將當年參與者原本很少提及的港支聯（香港人民支援大陸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一併列舉。這種歷史敘述，相當於將港支聯指認為導致六四鎮壓的幕後主犯，直接間接打擊港支聯每年堅持紀念六四的信用與威望。今年港支聯紀念口號以"愛國"開頭，引起不安反響，也可以看作是這個趨勢的一種反映。好在港支聯立即做出調整，重申堅持多年的結束一黨專制等口號。可知，紀念六四，必須要堅持還政於民的基本立場。 三、"見好就收"與妥協的藝術 由於這些新趨勢，有些問題需要重新探討考量。 六四之後不久，胡平提出"見壞就上，見好就收"，認為民主運動面對壓力時要敢於頂風上，見到成果時又要能及時收束，以求鞏固成果；而天安門遭遇清場，就是因為沒有做到這一點。這種策略思路有二十世紀的時代色彩，未必適用於今天國內的狀況。對照八九民運的發展進程，可以說，"4.26"社論之後，頂著市委層層下傳到各校的壓力，"4.27"大遊行獲得巨大成功，贏得全面輿論優勢，就是一個見壞就上的成功例子。"見壞就上"比較容易實現，因為"壞"往往能激發出同仇敵愾、不怕犧牲的精神力量。困難的是在政治運動中如何確認見好就收的"好"已經出現。 實際上，這種策略思路有二十世紀政治組織的時代色彩，因為要確認策略轉折所需要的"好"已經出現，運動必須要有相對成熟的政治組織，有相對明確的宗旨，有確定的基本目標和言說策略。從中共的革命黨邏輯看，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和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相輔相成，才能保證實際運作過程中收放自如。在歷史演變中，中共這個邏輯成了在大方向正確的前提下，可以不擇手段。發展到現在，不擇手段成為常態，大方向正確與否完全成了公關處理，不再有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內涵。改革以前成長起來的一代，容易接受這種邏輯。但是由於中共對政治結社權利的嚴厲打壓，直至今日，中國民眾都難以在運作政治組織方面積累起碼的經驗和資源。八九年包括學生組織高自聯和工人組織工自聯在內的各個團體，同樣缺乏這樣的積累。有一個政治組織，具備收放自如的運作能力，能夠有效實施見好就收──這在廣場當時的局面下，可以說是過於奢侈的期望。 但是，如果考慮到當時運動的意識形態號召主要不是團結一致步調整齊，而是自由和民主，再參考二十多年來世界各地的顏色革命和茉莉花革命，絕大多數都不是基於民眾方面強有力的政治組織，則"見好就收"很可能本來就不是這種運動的選項。八九年因胡耀邦逝世而爆發的大規模民眾抗議，長遠目標固然是實現民主化政治改革，但因其以自由民主為號召，抗議運動內部在手段和程序上不能不受到一定約束，有著與革命黨完全不同的邏輯。當時出現的民眾組織，如高自聯工自聯或市民聯合會等，追求的正當性（legitimacy）是自下而上的民主自治；再如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合會，將正當性建立在公民自主聯合、共同維護憲法的基礎上。這些組織內部運作的邏輯，基本上都是追求共識而不是強化紀律。因此，是否已經見到"好"，本來就是當時很多人無時無刻都在不停辯論的問題，並不是說這些表層組織的核心人物內部決策就可以確認。 近年來，與此類似但更為流行的說法是，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天安門學生不懂得妥協，所以造成血案。這種說法以模糊泛化、似是而非的論述，將屠城歸罪於學生，與胡平那種有明確前提立場的討論有根本區別。問題在於，血案究竟是由於誰不願考慮妥協，是學生還是中共當局？絕食開始以後，學生的要求其實就是兩條："立即直播［對話］；不是動亂"。按說這些並非闡述運動宗旨或方向，也不是要求立即實施民主化。顯然，如果學生方面"妥協"，就等於承認前幾個星期的運動確實是"動亂"，那麼，不要說絕食，就連曾迫使當局（袁木、何東昌等人）著手與學生對話的4.27大遊行，也將變得極為可疑。 面對這些幾乎是策略性的要求，中共統治者的首要考量，卻是絕不在言辭上退讓，拒絕公開承認"4.26"社論說錯了。文革後的思想解放和反思，本來就是從大膽承認錯誤開始，對胡耀邦來說，這是基本原則；可是在鄧小平那裡，卻成了權宜之計：一旦權力鞏固，就不再退讓。這才是血案發生的最根本原因。在某種意義上，1987年初胡耀邦下台，已經標誌了"經改政不改"的新方向，尚未絕望的民眾與鄧小平為首的權力集團之間，遲早要爆發一次激烈對抗，才有可能令民眾死心，消極接受"穩定高於一切"，積極參與"發展是硬道理"，在暴力威脅下忘卻政治改革的必要。 四、策略爭論 這並不是說學生當時只能一味堅持自己的要求，沒有策略選擇餘地。除了正式提出的立場和抗議要求以外，抗議者一方在若干層面上都有策略選擇的可能。二十四年來，柴玲飽受詬病的主要原因，就是主張堅守廣場，反對撤離。不過， 是否堅守廣場固然是重要的策略爭議點，但主觀上希望將抗議學生帶出廣場的人，也曾出現訴諸"激進"手段的情況。我們需要釐清的是：柴玲當時在廣場上是否完全個人獨大，一言九鼎；如果並非如此，她是在什麼意義上、什麼程度上受到制約，這些制約又為什麼會被以往的討論忽視。必須說明，這裡關注的，並不是如何評價柴玲這個人，尤其不牽涉她流亡海外之後的言行。 當年，學生是否要佔據廣場，之後是否撤離、何時撤離、如何撤離，從胡耀邦追悼會開始到六四清場，有關這些問題的爭論貫徹始終，到處都有熱烈的討論，積極貢獻意見者所在多多，不計其數。其中最突出的兩個情節，可說是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牽頭設立的"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和六月二日開始的劉曉波等"四君子"絕食。這兩次的參與者事後直至今日，都聲稱當時目的是要將學生撤離廣場，可惜功敗垂成。但他們事與願違的原因，卻並非都因為柴玲或其他"激進"學生。 從自覺選擇的手段來看，聯席會議在內部討論說服柴玲等人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五月二十四日在廣場中央的紀念碑上召開"保衛天安門廣場誓師大會"，宣佈成立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而且"任命"柴玲為總指揮。會上宣讀的時局聲明，明確地說，我們已經沒有退路了。事後衡量，這些措施哪一個也不像是要讓廣場上的抗議群眾做好撤離的準備。"六二絕食"聲明語氣上有所不同，著重在呼籲政府和學生都要反省各自的不足；但現場實際效應，幾乎有過之無不及，數萬人興奮地圍觀，無異於為焦慮疲憊的人們打了一劑強心針。 再看文本，廣場指揮部誓師，用的是檄書口吻。四君子則兼有檢討和規勸。他們的現場動員效果，更多來自明星效應，而不是文本理性說服的力量。問題在於，如果文本的目標讀者是廣場上的民眾，如果作者希望民眾聆聽之後能夠增加道德的和理性的自信，增加適應策略靈活性的承受力，則比較有效的進路，恐怕需要"成績講夠，缺點講透"。當時廣場上大喇叭每天散播渴望又無奈的焦慮，已使一些人意識到這方面的問題，開始思考適當的出路，可惜沒有能夠真正著手處理。戒嚴後知識界介入的這兩次，目的與手段如此大幅脫節，很值得後人省思，也顯示出單純指責柴玲的不妥。 五、形式民主是關鍵 對柴玲堅守廣場的簡單化批評，直接關係到如何看待八九年的民眾抗爭運動。二十多年來，知識界的公開言說和官方的隱晦導向，常常似是而非地指責說，廣場上的學生組織等級森嚴，要是真上台了，肯定也是搞專制，可能還不如共產黨。這些言論潛移默化的影響，似乎已使很多不了解當年情況的青年在心目中否定了這是一次民主運動。這裡有四點需要討論說明。首先，這些言論的最大謬誤在於，爭取政治權利、要求參政議政的群眾性民主運動，與一個國家的民主化進程，是兩個雖有關聯卻並不等同的事物，台灣和經歷過類似民主化進程的政治社會，早已將這二者的關係向世人展現得清清楚楚。 其次，當時的所謂等級森嚴，只是廣場上（特別是紀念碑上面）糾察隊維持秩序給人留下的印象，其實學生群體內部的自治會或籌委會等，組織架構都非常鬆散，當時高校學生中，始終有層出不窮的各種小分隊、小團體；前面提到的關於策略和戰略大方向的論爭，也是多頭並進。有絕食學生後來曾回憶並埋怨說，絕食期間廣場上糾察總指揮漫天飛。那是因為絕食開始頭三天，廣場人群急遽膨脹，糾察隊學生得不到替換，餓著肚子維持秩序，比絕食學生還要辛苦。包括天津來聲援的大學生，都很快就加入了各校自己臨時組織的糾察小隊。這種狀況後來有所緩解，才會有廣播站周圍和紀念碑上面"等級森嚴"的印象。但即使後期，學生們仍然主動採取各種行動。例如，五月十九日晚發佈戒嚴令、絕食團宣佈結束絕食（一個跟"見壞就上"反其道而行的步驟）之後，從豐台到安定門，環城各大路口都有學生和市民一起擋軍車，可是沒有幾位是廣場指揮部或者高自聯有計劃地派去的。 再次，這就關係到廣場上核心組織的正當性來源。雖然沒有甚麼組織紀律的約束，而且學生自發活動的空間那麼大，積極性那麼高，可是廣場上即使在政府方面似乎有意不動聲色的時候，都沒有發生山頭林立的爭權惡鬥（所謂"綁架"柴玲封從德夫婦的小插曲除外），原因何在？胡耀邦四月十五日逝世引發學生運動，到五月十三日絕食開始時已延續將近一個月，學生自治組織公開活動也有將近三周，其間藉以支持自身合法性的根本基礎，就是通過各種形式的選舉體現出來的校園基層"民意"。當絕食以脫離高自聯組織的個人名義發起並移師廣場時，這個民意基礎曾受到威脅，給人以學潮是基於個別領袖魅力的表面印象。但事實上，堅定絕食者很快就發現了這個問題，及時召開了各校絕食代表出席的廣場營地會議。這個會議雖然沒有過多少真正的討論，但每天聚會時都有提案和投票表決的程序，在形式上建立並鞏固了絕食團內部的權力架構。這也是絕食團在絕食開始兩天後，得以成功拒絕更多自願者加入的根本原因（當時絕食人數已經從一百多人猛漲到三千左右）。 但是，一旦絕食結束，這個正當性來源就消失了，高自聯遂成為廣場上唯一享有權力正當性的組織，而其正當性仍來自於絕食前的校園民主程序。五月二十二日深夜，重返廣場的原絕食團指揮部成員和高自聯在廣場的代表（筆者本人）達成協議，高自聯回校園整頓，將廣場領導權力移交給當時建立的"廣場臨時指揮部"（基本由以柴玲為首的原絕食團指揮部成員組成）暫行管理三天。顯然，絕食團人員當時對於自己權力的正當性也缺乏底氣。就是在這三天裡，聯席會議插手進來，給柴玲戴了"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這頂大大的帽子。高自聯完全沒有意識到這個新發展，還在以北大校園為基地，重建各校認定的關係，重組常委會，試圖重建合法性的形式基礎。但三天後重返廣場時，已為時過晚，廣場指揮部已經完全不予理會，即使在香港聲援者的多次撮合下，仍最多只愿表示同意合作。 問題是，聯席會議雖然經手催生了廣場指揮部，卻沒有意識到，聯席會議本身的政治權威，其實缺乏建立在起碼是表面民主形式上的合法性基礎。與聯席會議諸公不同，指揮部成員已經有過絕食團的經驗，立刻抓住這個機會，重新設立了廣場上的營地會議，作為 雖然粗糙但有民主程序表象的權力基礎。正是這個營地會議，行使了否決聯席會議決議的權力，賦予了柴玲改變撤離承諾的正當性，而聯席會議諸公面對這個"政變"，不但當時束手無策，而且事後至今都不情願從權力合法性來源的角度去反省。 最後，必須補充說明，八九年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領袖"們，不管當時或以後名聲多大，一般都有缺乏底氣的弱點，其實都在努力尋找可以賴以立足的"組織"，尤其是具備民主形態的組織。唯一的例外，據筆者觀察，是並非漢人的吾爾開希。一直到六四凌晨決定是否撤離時，絕食四君子中的劉曉波、侯德健等人都能夠以個人身份做出決定並出面與不同勢力交涉，而指揮部中，柴玲卻無力面對廣場上的學生，完全自我消音了，最後決定還是要由封從德以非常不可靠、但仍然具備形式民主表象的"同意"喊聲來支持。 六、紀念八九民運，堅持還政於民 柴玲等廣場指揮部人員對形式民主的依賴，最好不過地表明了八九年抗爭的民主性質。當時的學生和市民，對此都有雖未明言但相當默契的認識。作為公民個體，每個人都有本應受到憲法保護的權利，去通過民主途徑參政議政。這是民眾得以激發出極為高昂的參與意識和犧牲精神的根本原因，普通人內在而罕見的公民精神的昇華，最終譜寫出了六四抗暴可歌可泣的壯美，至今感動著全世界嚮往正義愛好和平的人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毫無愧色地堅持說，這是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 毋庸置疑，柴玲等人主持的廣場營地會議，只是一種虛假的民主，因為那不是基於一般包涵衝突立場的社會單位。當時仍然堅持在廣場上的人們，是經過了自我篩選、政治意願高度一致的人群。何況，他們所秉持的名義，是各自所在學校，他們遵循的所謂民主形式，卻排除了考慮反對意見的可能性。這是營地會議民主表象下的致命缺陷，但慣於以個人身份行動的聯席會議諸公，既沒有注意到柴玲立場反覆的"體制"支撐基礎，也沒有能夠看到這個基礎的虛假性。他們的失敗，其實不是敗在柴玲這個年輕女生的手裡，而是敗在他們自己缺少對民主的敏感性。 對比營地會議，高自聯依賴的形式民主的組織基礎要強很多。絕食初期，當參與者堅持說他們只是以個人身份加入絕食時，高自聯作為一個組織形態，曾被動地取消了有效的行動能力。但除此之外，高自聯始終是有可能抵制營地會議並轉變事態的唯一組織機制。可惜，當時極為熱心參與、幫助協調的首都聯席會和香港來的朋友，注意力幾乎完全被與政府的博弈佔據，都未能重視運動內部民主機制的關鍵作用。同時，我們也必須指出，高自聯有其自身內在的局限性。即使這個學生自治組織能夠如願以償地存在下去，大學校園仍然不是最"自然"的公民聚居區域。就像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當年大學生在校園內的生活，實際是脫離實際社會環境的短暫非正常時期。這一點，當時高自聯的一些活躍分子已經有所認識。 八九民運和六四抗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極為重要的一頁，也為生活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留下了極其寶貴的政治遺產。這個歷史，絕不容中共當局永遠遮蔽掩蓋。 ──二零一三年六月四日 於 法國南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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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Jun 2013 11:03 PM PDT
最近一个月以来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些事件令人感到国内形势似乎有质的变化。这些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所谓“七不讲”问题。
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2013年9号文件至县团级“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同时据说伴随着另一文件是“当前意识形态七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值得注意”。这“七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就是：1。普世价值；2。新闻自由；3。公民社会。4。公民权利的梦；5。党的历史错误；6。权贵资产阶级；7。司法独立。据说这两个文件中只前一个文件（“------情况通报”）是直接传达给高校教师的。而第二个文件（“------七个方面------”）则只是校方在开会时口述通知。仅仅华东政法大学教师张雪忠在新郎微博上称该校传达了“七个不要讲”的内容简称。
于是这就引起了人们的猜疑：到底这个“七不讲”是否真有其事呢？中共官方队此不吱声。但从习近平上台后嵌制舆论越来越紧的趋势看，这是符合中共不择手段延长其一党专政制度的倾向的。
简而言之，我对这一事主观的估计是：中共的确要搞这个“七不讲”。但是关于“七不讲”是否有一个文件下达到所有高校教师则不见得。即使有白纸黑字的文件也不会让其和每一个教师见面。估计传达时只是向文科（马列，党史，现代史，德育，教育学，伦理学等专业）的党员教师（或是口头的）传达。再让这些党员教师向这些专业的非党员教师“授意”即可。至于理科教师则“免了”。如果有哪名教师胆敢“不听党的话”，胡嘞嘞，学生中的“信息员”会举报你的。那你就等着瞧吧：评职称，涨工资，分住房时还有你的份儿吗？说不定干脆把你调出学校就得了。
我为什麽这样想呢？因为我在国内退休前长期是一名中学和高校教师，“领教”过中共在这方面的一些做法。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1964年春天我是黑龙江省绥化县第一中学的一名教师（教俄语）。开学后第二周的星期一早晨就接到通知，从即日起两周内每天下午都是政治学习，全校教职员工一律参加。这是全县教育系统的统一部署。学习内容是中共中央的三个重要报告。先是用一个下午在县委礼堂听一个报告，然后用三个下午进行讨论。这三个报告的第一个是“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第二个报告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若干具体政策问题（草案）”--即“后十条”。在听这前两个报告时要求大家注意听，并认真记笔记。这都很正常。但是听第三个报告时就奇怪了:第三个报告题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这是中苏两党分歧但还没有完全撕破脸皮的时期。据说有的人是不被允许听这个报告的。更奇怪的是在宣讲这个报告时却通知只许听，不许记笔记。这个报告好像是在论述前苏联变“修”的过程，其实只不过是对赫鲁晓夫进行个人攻击的大杂烩而已。例如：报告中说赫鲁晓夫曾经管斯大林叫做“亲生父亲”等等。在各班级讨论这些报告时，教师们也得随班级参加讨论。在讨论这第三个报告时我注意到班主任（党员）手中拿着一份这个报告。我趁他如厕时翻阅了一下这份文件。于是一个因素使我感到惊奇：在这个报告的封面上只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宣传提纲”，但是没有署名！这是中共中央的文件吗？这有点像在厕所墙壁上辱骂人的下流话那样。“作者”是从不署名的！
试想想：近半个世纪前中共干这种事都这麽老练。现在要“又达到目的，又不尴尬”，岂不是驾轻就熟吗？听说现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对某事下令不许报导时已不用文件，一个电话你就得执行了。
另外中共御用文人们正在叫嚷的事情似乎也在配合这个“七不讲”。这里面最明显的是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撰文说什麽毛泽东时代反右派斗争没有处死一个人（接着有人问，那麽林昭是怎麽死的），大跃进饿死3，000万人不是事实等等。堂堂社科院副院长居然把老得没牙的谎言也搬出来。党刊“红旗文稿”发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晓青的文章”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认为：“宪政”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专政。5月22日，官媒“环球时报”社评“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公开否定宪政。看来中共的确是黔驴技穷了。它懂得，强调宪政必然导致削弱和最终否定“党的领导”。它受得了吗？
国内形势另一个有质变涵义的事件是京温事件：安徽省来北京打工的姑娘袁利亚5月3日夜在京温商城坠楼身亡。8日数千安徽乡民聚集京温商城讨说法。北京警方出动武警，特警，直升机，大炮，装甲车监视。这告诉人们这已不是一般的群体事件了。安徽人说：一个袁利亚是弱小的，但是安徽人民是强大的。其实中共权贵集团早已不只得罪了一个安徽省的人民。它难道没有得罪贵州，四川，湖南，湖北等省的人民吗？如果十多省的人民都起来反抗，你的武警，特警，直升机，大炮和装甲车还能有用吗？近来中共的御用学者们纷纷拔高奥巴马和习近平即将在美国加州某庄园会晤的“意义”。其实人们都纪得：当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冰岛会晤后不久，前苏联就解体了。
综合当前形势的特点看应是：一方面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不但不准备搞任何政治改革，反而加强了对舆论的控制和对人民的镇压。而人民的反抗似乎也在升级。即民主与专政之间逐步走向“对决”。如果把今天的中共和崩溃前的苏共作一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中共内部不会有真正的改革派的。（19年前的“朱令事件”重新提出，有人提出中共“瘦身”和中共官员纷纷互送“2014年大崩溃”一书等也反映中共权贵集团内部斗争加剧。这也会促成中共集团的瓦解）。中共权贵集团的面前只有两条路：死顶和“跑”。死顶的意义是：他们不是不知道世界潮流是走向民主的大势，他们也知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和“防民之口，等于防川”的道理。但他们的处境决定了他们要和这个世界潮流死顶住。他们可以依靠目前手中还强大的国家机器对抗人民和世界潮流到最后。但一旦顶不住了，反正许多人已经把老婆，孩子和财产都转移到国外去了。他们到时候就一走了之。因此我估计一旦火山爆发时，不见得会有全国规模的大冲突的。中共巨楼轰然倒塌，树倒猢狲散而已。
对于人民大众（包括知识份子）来说，“七不讲”和京温事件应该是一份强大的清醒剂，帮助他们打消对中共的一切幻想。可以这样说：如果在单项的群体事件中人民和军警对峙时，人民似乎是鸡蛋，而中共似乎是石头，人民不能“以卵击石”。但是从今天的世界大势看，中共其实是“鸡蛋”，而世界大势和13亿人民则是“石头”了。最近不断有人给中共算命，说中共还能存活5年，10年甚至20年呀!这些估计也是可能的。但决定因素还是那世界性形势的发展和13亿人民的觉醒程度。只要人民觉醒的更快一些，中共这个“鸡蛋”也可能提前“完蛋”的。
2013年6月1日于美国费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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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Jun 2013 10:54 PM PDT 
亲爱的同胞们，朋友们：
大家好！ 又是一年过去了！首先请允许我向全美学自联以及从各地赶来参加纪念活动的人士致以衷心的感谢，这是发自一个“六四”遇难者母亲的心声。 今年的纪念地点就在中国驻美使馆的草坪上，这样可以让使馆的工作人员、让崔天凯大使以最近的距离倾听到你们的声音。 美国学者傅高义在其新著《邓小平时代》中披露：1989年戒严开枪之前，邓小平就曾以他独特的语言说过：“西方人会忘记的！” 。对这短短的一句话我是这样解读的：邓笼统地讲“西方人”不准确，应该是西方的那些见利忘义的政客而非所有的西方人。这二十多年来我所接触到的一些西方政界、商界和学界的人士，他们既没有忘记89民运，更没有忘记“六四”屠杀。再有，邓所说的“忘记”，我以为并非一般生理意义上的“Forget”，而应是“不予理会”。也就是说，知道有一个“六四”，但不再提起。 时间一长，中共屠杀者们采取的“高压+淡化”的政策就奏效了，不仅西方有些人从其切身的利害得失考虑“不予理会”（不再提起）“六四”这一事件，就是我们在海内外的不少同胞也故意别过头去“不予理会”，甚至有极少数人如今又奔跑在前向至今未有丝毫悔意的“六四”施暴者或得益者示好。 人们不会忘记西德前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犹太人遭纳粹屠杀的纪念碑前下跪谢罪的那一刻。这一刻已镌（捐)入了历史的记忆之中。这一体现人类正义、良知与普世价值的经典瞬间，无论未来的世界变得多么迅速多么巨大，人们都不会把它忘掉。 在这里，是与非、善与恶，一清二楚。 也正因为如此，成立于“六四”大屠杀后的全美学自联，二十四年来年年都要举行“六四”纪念活动，年年都要为当年的“六四”死难者点燃烛光。我作为“六四”死难者的母亲也总会在这个场合为亡灵表达我的祈愿。这份旷日持久的坚持弥足珍贵啊！ 今天，我还想把我这些年来的一些感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我们在“六四”十五周年时提出过一个口号：“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这个口号至今没有过时。但是，又快十年过去了，我常常想，这个口号表达了我们当年的愿望，但今天看来还不完整。假如中国再遇到类似89年那样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每一个人将何去何从？我想，今天的青年和壮年，男人和女人，以及80后、90后，都必须勇于思索、善于思索。我们要继承伟大的“八九”天安门民主精神，但不能局限于当年的这种精神。在我的理解中，当年的天安门民主精神，其精髓在于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切中时弊，喊出了久压于人们心中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渴求，奋起抗争，因而得到了首都百万民众乃至全国各地民众的声援和支持。但是，这场伟大的民主运动最终还是被中共以屠城的方式镇压下去了。失败就是失败，谁也无法改变这冷酷的事实。对失败需要勇气，必须勇于反思，善于吸取教训。现在我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已经记录在案的二百零二位死难者的名字，以及更多、更多暂时没有找到但确凿无疑的“六四”死难者和失踪者，他们的阴魂不散，需要得到慰藉。 中国已经过去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现在我们要面对的，还是一个二十四年来拒不承担罪恶，对民间要求“平反”六四的呼声置若罔闻，对一切抗争者包括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使尽惩罚、打压之能事的中共政府。我们必须思索：究竟是什么让今天的中共政府拒不承认“党的历史错误”。“六四”不仅是一家一户的不幸，而且是整个民族的不幸。 纠正这种不幸，难道就会天下大乱？对今天的中国来说，真正的问题不是“强国”、“强军”，而是实行“宪政”。宪政涉及到所有人的实际利益，包括所有海内外“六四”受害者的利益。就像我们在2008年《天安门母亲的呼吁》中说的，“其救赎之道，既不能靠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过的以暴易暴和阶级拼杀，也不能靠今天执政者反复宣示的所谓“三个代表”或“亲民路线”，而是要以和平的方式在中华大地上结束传统的专制政治，以确立现代民主、宪政的权威，要使每一个公民摆脱皇权时代遗留下来的依附性性格和历史的惰性，在观念上确立人类普世价值的地位。” 现在中国已到了习近平时代，已不讲“三个代表”和“亲民路线”了，而是讲实现“中国梦”。“中国梦”不应该是别的，而应该是“宪政”。除“宪政”外，中国没有路可走。 谢谢大家！ 丁子霖 2013.5.30.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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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Jun 2013 10:49 PM PDT
今年4月23日，位于中国新疆喀什地区巴楚县的色力布亚镇，发生官民暴力仇杀事件，共造成21人死亡，包括官方的12名警察、3名社工人员。对抗的维吾尔人一方，则有6人被杀、8人被捕。
当局挑事，不准戴花帽蓄胡子披面纱 中国政府的解说是，当局社工人员走访一户居民，发现可疑人员和管制刀具，社工人员遭这家居民控制并被杀，由此引发对峙与枪战；境外维吾尔人组织反驳说，是当局粗暴闯入居民家中，首先挑衅，当局武装人员开枪打死一名维族青年。当局所谓“社工人员”，其实就是政工人员，就是便衣警察。 前往当地走访的外国媒体，从当地居民或目击者口中获知，事件是由中国官方扼杀当地民众宗教信仰而引发。官方在当地禁止男人蓄胡子、禁止女人披面纱。色力布亚镇的这一家人不从，政府官员就不断上门骚扰，最终酿成这一惨祸。 自2009年“七五”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管控日趋严厉，不仅限制他们的民族权利要求，更限制他们的宗教信仰，甚至限制他们的服饰，推行赤裸裸的汉化政策。比如，当局通知所有企事业单位和学校，上班或上学，不得戴花帽——维吾尔人的传统服饰之一。3月间，在乌鲁木齐第23中学，传出因维族学生戴花帽而遭集体罚站和威胁开除事件，激起维吾尔人愤怒。文化灭绝，等同于另一种形式的种族灭绝。 治疆怪事：维稳在先，出事在后 而论因果关系，还有直接的一环。4月12日，当局在新疆召开“维稳大会”，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会上号召：要“以铁的手腕、铁的决心，主动出击、重拳打击，坚决把暴力恐怖犯罪打掉在预谋阶段、消灭在行动之前。”“进一步明确对恐暴分子的现场处置原则。” 一个“主动出击”，佐证当局挑衅在先；一个“现场处置”，证明有意杀人灭口。无须调查取证，无须公开案情，甚至无须司法程序，只须用一顶“恐怖主义”或“ 恐怖分子”的大帽子，就能将维吾尔人的任何诉求牢牢罩死、彻底封杀。 维稳在先，出事在后，张春贤治疆，与王乐泉治疆，原是一个模子。实际上，这才是恐怖主义——源自于权力中枢的国家恐怖主义；这才是恐怖分子——以反恐之名 、行恐怖之实的国家警察。 就像把几乎所有中国异议人士的政治活动都称为“违法犯罪”一样，中国政府把几乎所有少数民族争取权益的行为，都称为“恐怖活动”。4月23日发生的这起最新血案，照例再次被中国政府定义为“严重暴力恐袭”事件。 讲理也好，对抗也罢，中共一律镇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疆巴楚事件，紧接在美国波士顿爆炸案（4月15日）之后 ，中国官方媒体刚刚以嘲弄的口气，奉劝美国：集中力量对付自家后院的恐怖攻击 ，不必重返亚洲。孰料，仅仅一周之后，在中国的新疆，就发生死亡超过美国波士顿事件七倍的中国巴楚惨案，正应验《红楼梦》那句经典名言：“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 对源于中东原教旨主义的极端势力，货真价实的恐怖分子，中国官方舆论表现出同情、甚至纵容，视之为牵制美国的势力；对新疆境内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稍有抗议，中国政府就一律指其为“恐怖分子”。内外有别，双重标准，难免无信于天下，也难免失信于天下。 信奉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西藏人，坚持和平抗争，宁愿自焚，也不伤及他人，遭遇的却是，牵连镇压、漫长徒刑、甚至当场射杀；即便只是谈问题、写文章、表达个人观点的民运人士，也动辄遭遇重刑加身，如刘晓波、高智晟之例。 看上去，对中国政府而言，这一切都一样。不论民间以哪种方式，温和也好，激进也罢；劝进也好，批评也罢；讲理也好，对抗也罢；和平也好，暴力也罢；当局都不分青红皂白，统统镇压，监狱，酷刑，迫害，一样不少。于是，摆在中国民众面前的一道考题是，面对政府暴力，如何应对？ 对和平主义者而言，暴力终究不是好事，不论发自攻击方还是还击方。然而，相比于汉人、藏人，维吾尔人表现得更有血性。维吾尔人以牙还牙、以血偿血，究竟是报复行为？还是为现实所逼？中共始祖毛泽东有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观察新疆形势，斯言信哉？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3年6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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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Jun 2013 10:45 PM PDT
随着"六四"24周年的到来，中国大陆掀起了又一轮对民间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的打压高潮，许多人或被传唤，或被软禁，或被绑架，或被拘押。如此年复一年全国性的定期疯狂非法侵权情况，已经持续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因此涉及群体之广，受害人数之多，实为世所罕见。其中被打压尤其严重的群体是"八九"一代，甚至他们的亲属也受到株连。"维权网"对这种长时间、大规模、持续性地针对"八九"一代的歧视性的违法侵权行径表示强烈抗议并予以严正谴责！
今年"六四"到来之际，5月22日，曾参与八九民主运动的徐向荣、李维国、李文生三人依法向广州警方递交"六四"游行申请，结果被拘押；深圳曾参与八九民主运动的民主人士余刚因制作纪念"六四"横幅遭传唤，5月27日被软禁家中并被断网；人权律师唐荆陵5月29日被强迫外出"旅游"；独立作家野渡家门口有人把守，网络被切断；广州街头民主人士徐琳也被两名治安人员24小时监控，并且要求不得离开其所在的南沙区。
在湖南，5月23日，邵阳市新宁县国保将曾参与八九民主运动的维权人士罗茜带走囚禁于一宾馆，不提供足以充饥的食物，使其处于挨饿境况；5月27日，怀化市曾于八九年被判刑的民主维权人士张善光被溆浦县国保带走，与外界失去联系；同市的另一维权人士黎建军也被国保带走控制。 在陕西，曾因支持八九民主运动被开除公职的民主维权人士马晓明，于5月底就被西安国保强迫外出"旅游"；5月30日，八九学生领袖杨海和人权律师张鉴康被西安国保强行带到外地"旅游"。 在北京，大批上访维权人士"六四"前被强行遣送出京，还有一批维权人士如邓志波、赵广军、吕动力等多人被刑拘。一批独立学者和维权人士如张祖桦、许志永、胡佳等"六四"前一个月就遭到严控，被软禁于家中。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纷纷传出因"六四"维稳而侵犯人权的种种情况。 如果说这种"六四"期间全国性打压已经成为惯例，使世界习以为常的话，那么其中"八九"一代中许多人因坚守"反腐败、争民主、要人权"的信念，践行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监督、结社等等的基本权利，24年来反复多次被判刑入狱，甚至他们的亲人也受到株连的情况，值得世界高度关注！ 例如：赵常青，陕西商洛人，1989年因六四事件被关北京秦城监狱4个月；1997年，他在陕西地方人大选举中指出当地官员违反选举法，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3年徒刑；2002年因起草致中共十六大公开信，提出平反六四等要求，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5年徒刑；2013年4月17日因要求官员公布财产被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刑拘，后被逮捕，现关押于北京第三看守所等待定罪判刑。 陈西，贵州省贵阳市人，1989年因组建贵州爱国民主联合会声援六四事件，而被判入狱3年；1995年，因公开要求平反六四，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2011年12月26日再次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0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 刘贤斌，四川省遂宁市人，1987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因参与1989年民主运动，于1991年4月15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关押在秦城监狱，后于1992年12月28日被北京市中级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2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 1999年7月7日因参与申请组建中国民主党被遂宁市公安局刑事拘留，8月6日被遂宁市中级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2010年6月28日，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2011年3月25日，被四川遂宁市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0年有期徒刑，并处剥夺政治权利2年零4个月。 陈卫，四川省遂宁市人，1988年考入北京理工大学，因参与1989年民主运动被捕入狱，次年获释；1992年因参与组织中国自民党而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2011年3月29日被四川遂宁市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同年12月23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9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2年。 刘晓波，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文学博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因参与1989年民主运动，当年6月6日被捕，在关押一年半后，1991年1月被判"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但免予刑事处罚释放；1995年5月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监视居住"的形式单独关押在北京郊区，到1996年2月才被释放；1996年8月，以"扰乱社会秩序"被处劳动教养三年，被关押到大连劳动教养所；2008年12月8日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2009年12月25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以上仅是参与八九民主运动者24年来因践行宪法权利、担当公民义务而遭到反复判刑的几个例证，而全国受到类似迫害者不胜枚举。不仅这些"八九"过来人被当局长期歧视性地反复判刑入狱，而且其中许多1989年没有受到过刑事处罚，也就是没有被从法律上剥夺权利的人，也被歧视性地剥夺教育、经济发展等基本权利。 如原陕西师范大学学生赵常青，1989年虽然被关押，但没有受到刑事处罚，1995年他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研究生时，被北大以他参与八九民主运动政审不合格为由剥夺了其读研究生的资格；原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王德邦（王治晶），1993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时，因参与八九民主运动政审不合格被人民大学剥夺读研究生资格。类似赵常青、王德邦这些八九年并没有受到刑事处罚的学生，仅仅因为参与了八九民主运动而被剥夺读研的教育权的情况在全国多有发生。直到2012年，"六四"过去23年后，湖南新宁县原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罗茜，在参加司法考试通过后，仍被司法部以他曾参与八九民主运动为由而取消司考成绩，剥夺他成为执业律师的资格。 同时，在经济发展上，曾参与八九民主运动的学生在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许多人都经历过被各种管理部门刁难、严查，甚至被以一些莫名的理由查封的情况。如浙江六四学生薛振标在广西南宁从事经营时，在2001年前后就经常受到当地工商税务等部门刁难，最后促使其无法经营而返乡；2012年底，原北师大八九学生领袖之一的陈天石经营一家幼儿园，结果也反复被当地有关部门前往调查，使一些原本到园的孩子受到影响而不敢再到该幼儿园上学。24年来因"六四"问题而遭到清查的公司在全国发生过很多，可见"六四"参与者经济活动权利遭歧视与被肆意侵犯的情况。至于八九民主运动参与者们24年来在政治领域更是倍受歧视，那些保持当年八九理想与责任的人普遍被限制性使用，难于得到提拔重用。 24年来，不仅当年参与八九民主运动者们的基本人权、经济及政治权利受到歧视与侵害，而且他们的家人也屡屡受到株连。 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的夫人刘霞长期被软禁家中，被阻断与外界联系；安徽八九受害者张林的女儿，2012年欲到合肥上学而因张林历史问题被国保绑架回家，被剥夺到合肥上学的权利；四川遂宁民主维权人士刘贤斌的女儿，2010年6月28日，年仅13岁时，在没有监护人在场的情况下，被警察在学校询问威胁，后来孩子到美国求学后，刘贤斌妻子2012年春节欲前往探亲，也遭到当地国保阻止；遂宁另一位民主维权人士陈卫的妻子与女儿2013年欲办理护照出国旅游时，遭到国保阻止；中国著名琵琶艺术家王范地2013年3月已获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邀请，到香港担任5月29日举行的琵琶比赛的专家顾问，但在出发前夕突然遭到北京警方阻拦，原因是王范地的妻子张先玲是天安门母亲成员。如此种种侵害八九一代人的亲属们权利的行径，24年来在这片土地屡屡发生。 中国大陆24年来对八九一代及其他们亲人们的歧视和权利的侵害，严重违反《世界人权宣言》"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第七条"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人人有权享受平等保护,以免受违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视行为以及煽动这种歧视的任何行为之害"，第九条"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 第十三条"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第二十条"㈠ 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第二十六条"㈠ 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违反《人权捍卫者宣言》第 1 条"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和国际各级促进、争取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第 2 条"1. 每个国家负有首要责任和义务保护、促进和实现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除其他外，应采取可能必要的步骤，在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其他领域创造一切必要条件，建立必要的法律保障，以确保在其管辖下的所有人能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实际享受所有这些权利与自由"， 第 8 条"1. 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不歧视的基础上得到有效机会，参加治理国事，管理公共事务。2. 这特别包括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向政府机构、机关和负责公共事务的组织提出批评和建议，以便改进其运作，提请人们注意其工作中可能阻挠或妨碍促进、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任何方面"；同时还违反中国《宪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三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维权网"强烈要求： 一、尽早结束对"八九"一代和他们的亲属的政治迫害，调查公布"六四"真相，平反"六四"冤案，医治民族伤痛，恢复八九民主运动的名誉，肯定八九"反腐败、争民主、要人权"的精神； 二、对24年来受到侵害的八九一代及他们的亲属进行国家赔偿，对持续制造人权灾难的部门和个人追究责任； 三、尽快开启以宪政民主为内核的政治改革，切实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承诺，真正做到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培育和壮大公民社会，实现国民的宪政期待！ 维权网 2013年6月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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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Jun 2013 12:22 AM PDT
六四不可能不了了之。
我不预测将来会如何解决六四问题。我只能作這樣的預測：问题的解决或将取决于两个前提：一，公民对六四真相的自由获得；二，公民对六四评价的自由表达。 当今世界，如果没有信息的自由流通和民意的自由表达，任何重大问题恐怕都难于解决。 六四不是孤立的。因此，凡是为自由表达和自由交流而付出的各种努力，在我看來，都是对解决六四问题的贡献。同样，彻底解决六四问题，也正是中国走向文明社会不可回避的关隘。 新领导人本来不必对六四负责。但他们无权阻挡中国进入信息自由流通和民意自由表达的状态。如果他们继续封锁有关六四的史实，查禁有关六四的书刊，压制有关六四的言论，那只能证明他们在用现实的行动把自己和过去捆绑起来了。 倘若看到领导人陷入误区而不能自拔，作为公民，我们的责任在于向他们施压，帮助并迫使他们回到正路上来。为了解决六四镇压这类重大的历史问题，同样为了解决腐败、堕落、社会断裂诸如此类重大的现实问题，我们中国的匹夫们，人人有责，担当起向领导施加压力这种很有意义但也有点危险的重任。 区区浅见，肯定不可能全面，欢迎批评指教。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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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启蒙运动的历史意义和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 ――《赌活人头集――杨十郎另类杂文集》序言 Posted: 01 Jun 2013 11:50 PM PDT
（一）
自从洋务运动开启国门以来，民主和专制的矛盾就逐渐成为支配我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基本矛盾。在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中，启蒙运动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近现代的世界历史表明，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由封建专制向民主的变革，首先需要社会意识的转变。欧洲的三大革命——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宏扬人性、人本主义，提倡自由、平等、博爱，使人们的思想从神权和王权的枷锁里解放出来，从而为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创造了必不可少的社会条件。
中国民主革命的成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同启蒙运动的兴衰密切联系着的。洋务派和维新派关于西方政治制度、工业文明和先进理念的介绍，对于清王朝统治走向的探索，都带有启蒙的性质。虽然启蒙的对象主要是王族、士大夫和少数知识分子，但它推进了我国最早的民主主义革命——百日维新和君主立宪运动，在民主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五四运动”是比维新运动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启蒙运动，它提出的“德先生”、“赛先生”，就是民主革命的两大旗帜。可惜的是，它还没有深入发展就被暴烈的革命打断了，“民主”和“科学”被革命弃如敝屣。没有经过充分的启蒙运动，是我国近百年来只能在“民主革命——专制复辟”的怪圈里循环的重要原因。
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是现阶段民主革命的主要形式。它的主题是革除经济的垄断和政治的专制，代之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与启动改革开放相伴随，恢复大学教育，大量翻译出版西方的理论著作，为新时期的启蒙运动敞开了大门。尽管专制维护者采取各种措施加以阻挠，如禁止“西单墙”、批判《太阳与人》、批判人道主义、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但十年启蒙还是培育了一代民主公民。1989年春夏之交飚兴的民主运动，足以惊天地、泣鬼神，它主要是十年启蒙的成果。
1989年对民主运动的暴力镇压及随之而来的清查运动，把体制内外的民主力量一网打尽。专制压倒了启蒙，但它同时也种下了新的启蒙种子。“89 镇压”唤醒了老中青三代人的良知，使九十年代成为思考的十年，觉醒的十年，酝酿着新启蒙的十年。
进入新世纪后，许多从迷思中陆续省悟过来的长者或著书立说，纵论是非，或撰写回忆录，把自己一生的体验和感悟，记录下来，流布于世；还有更多关心国家前途的中青年，从不同的角度指点江山，臧否人物。这一切构成为当代启蒙的重要元素。虽然由于当局厉行文化专制主义，大量具有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的著作和文章，不能正式出版或在报刊上发表，只能自费印刷或送到境外出版，大大限制了这些思想成果的传播；另一方面，却又由于有了互联网，人们得以在这个自由的园地上畅叙自己的见解，交流彼此的观点，实现真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网络已经越来越普遍地成为启蒙的重要工具，这是当代新启蒙的一大特点。
当代新启蒙的另一大特点是群众性的相互启蒙。欧洲的启蒙运动，得力于一批启蒙大师。而在我国，由于文化专制主义扼杀了孕育文化大师的生机，60 多年没有产生出一位可以称之为文化大师或思想家的人物，维新运动有康有为、梁启超，五四运动有陈独秀、胡适、蔡元培、李大钊，现在有谁呢？因此，当代的新启蒙只能是相互启蒙。所有忧国忧民、心怀民族复兴大业的仁人志士，都应该积极参与，把自己的所得所见，公之于众，贡献给社会，让涓涓细流，汇入新启蒙的大潮。
没有一场群众性的遍及体制内外的启蒙运动，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完成的。所谓启蒙，既包含启封建主义、专制主义之蒙，也包含启假社会主义、假马克思主义之蒙，更需要启唯上、唯权的奴隶主义之蒙，以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现代观念，取代一切僵化停滞的落后观念。只有经过广泛深入的启蒙运动，民主主义才能在同封建专制主义的矛盾与斗争中，由劣势逐渐转变为优势，最终取代封建专制主义。
杨十郎在2000年出版的《玩死人头集》和这一本《赌活人头集》，都是他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的观察、思考的结晶。它虽然只是汇入新启蒙大潮的细流，但也有着不可忽视的社会意义。我们都知道“滴水穿石”的成语，经久不息的水滴可以把坚硬的石块滴穿，对于“穿石”这个成果来说，每一滴水都是不可缺少的。这就是杨十郎的杂文集的意义所在。
充当穿石的滴水，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不可推诿的责任。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分子以自己的知识为资本，独立地在各个领域发挥才能，在养家糊口的同时，也为社会作出贡献。他们已不再是必须附在其他阶级身上的毛，而是肩负着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责任的先进阶级。这个阶级的社会特点，决定了他们必然是中外历史和文化的承接者和传播者。在承传的过程中，他们有必要过滤、清除落后的糟粕，吸取、宏扬先进的精华，同时也有责任面向社会，开蒙启智，引领整个民族的发展和进步。我希望越来越多的当代知识分子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把一生的体验和感悟贡献出来，汇进相互启蒙的大潮，为滴穿封建专制主义的顽石而齐心合力，共同开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二）
在这本《赌活人头集》里，第一部分的10 篇是批判“三个代表”的文章。“三个代表”只不过是三句偈语式的套话，理论上站不住脚，实践中了无新意。但经过不断吹嘘，如黄菊恭维它是“新世纪的《共产党宣言》”，江泽民自己把它吹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官方媒体和一些无耻官僚更是不遗余力地加意逢迎，给它戴上“重要思想”的桂冠，最后居然写进党章、宪法，把耻辱柱当做功德碑，成为世界性的笑柄。人们对这个无聊的把戏嗤之以鼻，但敢于公开批判的却很少。杨十郎写了十篇文章来批判“三个代表”的假、大空、谬，反映了他的胆识和勇气。他是用理论思维来衡量“三个代表”的，“这不是‘内心激动’的成果，而是十分冷静思索的产儿。”他指出：先进生产力包括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掌握这种工具和先进技术的人，它的发展要求有它自身的内在规律，共产党不是科学党，不是技术党，“它历史上不曾、今后也不能充当生产力或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全世界也没有任何政党具有任何科技的品格”。至于文化，它多姿多彩，有着自己的历史品位，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尺度判定它们孰先进孰落后；文化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和特征，谁也不能说我代表它的前进方向。
对于第三个代表，即“始终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杨十郎主要是用历史事实来揭示它的虚妄。他特别指出：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饥荒饿死三千多万人，其中有许多人是被残酷迫害致死的。“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人数就达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短期拘留的达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更令人愤慨的是，就在大量饿死人的1960年，我国却向阿尔巴尼亚提供5万吨粮食，援助几内亚大米1万吨，刚果小麦和大米1万吨。又据解密文献，当时苏联决定援助我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毛泽东却一口回绝，甚至大言“哪怕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一粒粮食”。1962年2月，美国提出允许中国用硬通货向美国购买500万吨小麦，而且硬通货可以在情况好转后再结算，也被毛泽东拒绝，理由是中国人民“不会拿原则做交易”。在毛泽东的眼中，他的原则比人的生命更重要；而失去了生命的人，还有什么根本利益可言呢？杨十郎列举当局草菅人命的例子后说，这是打在“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的几记耳光，所言不虚，他有理由自豪。
十几年来，歌颂“三个代表”的文章书籍成千累万。我刚才搜索百度，关于“三个代表”的信息竟有6140万条之多，从2000年2月提出到现在，平均每月有将近40万处提到“三个代表”。可见对“三个代表”的歌颂是何等热烈。杨十郎从大量吹捧“三个代表”的作品中，选取了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历史可以作证》，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批判。我无意重复杨十郎的批判，却很愿意选几句本书引用的经典谀词，与读者“共享”。
《历史可以作证》序言：“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崭新的世纪，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些成就正是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取得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时期中国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新世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然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指导思想。这是人民的心愿，是时代的必然、历史的必然、发展的必然。”
《历史可以作证》正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我们时代理论创新的最高成果，作为我们时代的最高真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吸收了中国历史上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世界上其它国家、民族历史上优秀的文化成果，以及当代国内外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
“‘三个代表’……内容博大、精深、深刻、丰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科技、教育、党建等方面的内容。”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这三位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人……”
好啦，够啦！在六千多万条谀词里，前面引的这些连零头都算不上，但窥一斑可知全豹，看了这几条，大概就不难想象那六千多万条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废话。六千多万条信息，该有多少书籍文章在论述“三个代表”？为了宣扬这个假、大、空、谬的“最高真理”，吹捧一个“无尺寸之功”的庸才，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啊！
本书的其它文章，我就不加评述了。杨十郎在他自己写的序言《希望以后不再赌什么》里说：“我对当前统治思想提出了质疑，但我不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我只是站在体制内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的角度，从一般常识出发，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顽强地不愿在谬误面前低下我理智的头。”这几句话反映了他写这本杂文集的意旨，也体现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品格。希望读者能从他的这本书里，得到一些启发，引起一些思考。我相信这也是作者所希望的。
2013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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