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19 views
Skip to first unread message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Mar 18, 2015, 6:31:25 AM3/18/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
|
Posted: 17 Mar 2015 02:00 PM PDT
現今中共官場，已陷集體恐懼的狀態，官員惶惶不可終日的感覺日甚一日。如果說此前一個時期的大多數官員出於囚徒困境的心理，袖手旁觀甚至樂觀其他有涉薄熙來、周永康案件的官員被整肅而默不作聲、無所作為的話，那麼，那些惶恐於現行的令人難以捉摸的反腐規則的官員，眼見反腐範圍持續擴大而不知底線何在，危機感日益加深，因而越來越有可能在共同焦慮的作用下，通過整體化解反腐敗所帶來危機的方案而解決官員的個人危機。 這種可以化解反腐敗給中共帶來的官員人人自危危機的整體性方案是什麼？答案就是赫魯雪夫式的解決方案。 何謂赫魯雪夫式的解決方案？通曉蘇共歷史的人都知道，正是赫魯雪夫在史達林之後繼任蘇共總書記，在蘇共20大上發表了歷數史達林罪行的秘密報告，由此給整個蘇共和所有官員都帶來了空前的危機感。在由共同的個人焦慮和危機感的凝聚下，赫魯雪夫的同志們，以合法合規的程式解除了赫魯雪夫的職務，因此解除了蘇共及其官員的危機感。 赫魯雪夫之所以被其同志們毫不留情地通過合法程式解除職務，就在於赫魯雪夫的言行陷蘇共於不義，觸動並損害了幾乎所有官員的利益。赫魯雪夫的言行雖然在比較正義中占得優勢，且也取得了蘇聯民眾的支持，但是，由於共產黨一黨專權政治結構的封閉性和排他性，赫魯雪夫無法把民眾的支持化作制度性的制衡力量；同時又由於史達林長期的政治專制，赫魯雪夫也很難在黨內找到足夠多的沒有污點的同道共謀其事，所以，赫魯雪夫製造並擴散至蘇共及其官員中的危機與焦慮，就成了合法擴散的反對赫魯雪夫的政治動員。 誰能說處在集體恐懼中的中共官員，不會按照赫魯雪夫式的解決方案來釋放他們的危機與焦慮呢？ 當下中共政權與昔日蘇共政權的同構性相當大。來自民間的可作為抵抗和消解黨內官員政治反制的民粹支持力量，還只是一種影子力量，僅可對那些因腐敗而惶恐、但又不服想謀變的官員起到某種威懾和輿論牽制作用，並沒有可能被納入到一黨執政的體制之內，作為替換力量而起作用。不僅如此，剛剛結束的兩會也顯示出民間對反腐敗的支持也正處在困惑的當口。 這一點，從許多人在兩會上發問那些省下來的三公經費和收繳上來的貪官的贓款都去哪了的問題中，就可窺見一斑。這種問題的提出，說明民眾已經意識到反腐敗與其利益的增進沒有任何關聯。非常不幸的則是，這種已經流露且開始瀰漫的失望情緒，又被財長樓繼偉說三公經費時的「胡扯」，以及收繳的贓款用於國家財政再平衡的解釋而放大了。樓繼偉傲慢十足的官僚氣息，不僅讓民眾失望於舊有利益格局在反腐中並無結構性變動，也會讓民眾思考反腐敗在官場的可能結果，由此離間了民眾對反腐敗的支持。 當然，赫魯雪夫式的化解危機方案，除了由官員個人的危機感所凝聚起來的顯在卻並不外露的黨內共識外，也需要有人以黨統的名義振臂一呼。而對習近平而言，危險性正在於中共黨內恰恰不缺這樣集黨統、膽量和實力於一身之人。 在大陸，已有消息說，繼去年在海南登東山之後，江澤民果然再起於新春戲曲演唱會，並登台高歌一曲，以示其底氣尚在。東山、再起、登台，江澤民不甘寂寞的行為，在多大程度上會給那些焦慮中的官員帶來可憧憬的政治遐想，尚不可知。而習近平對此有何預備應對之道，亦難知曉。 (作者是大陸政治觀察家) ——世界日报  |
||
|
Posted: 17 Mar 2015 01:22 PM PDT
中国两会最重大的价值不是解决问题，而是给外部世界一个了解中国政治运行状况的重要机会。因形势不同，每年外部世界关心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就今年来讲，我认为最关心的问题有这么几个。首要的问题是，习近平如此大规模反腐，他能不能控制住局面？有没有遭到体制内有组织反抗的重大危险？ 针对这个敏感问题，习近平的敌人在海外放了一些消息，事实也证明，中共中枢的保卫确实有调整。不过，两会给外界的总体印像是，习近平对中国政治的控制是有效的，虽然权力集团对反腐非常不满，但对习近平的权力并没有构成外部能觉察到的威胁。最能说明问题的，恰恰是习近平最危险的政治对手曾庆红借两会表达不满的方式。他以前的大秘书施芝鸿通过批海外媒体来表达对习近平和王岐山的不满，一方面证实了习与曾的紧张关系，但同时也让外界看到，曾庆红拿习近平没有办法。而如果曾庆红都没办法，其他人就更难对习近平进行有效反抗了。 外部世界今年关注两会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危机会如何发展，会不会出大问题？从两会传递的信息来看，中国的经济危机虽然有加剧趋势，但由于美国经济复苏和油价大跌，对中国经济是有利的。更根本的原因，是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大家都可以通过增发货币来支持经济，哪怕是支持浪费性增长。也就是说，中国有印票子维持经济稳定的外部空间，关键是如何控制天量地方债带来的金融风险。 两会结束前，中国出台了允许地方发债来置换高成本债务存量的办法来缓解地方债务危机。这个办法让地方政府借新还旧，延后偿债时限，以赢得时间。这实际上是让纳税人为地方政府不负责任地借的大批高利贷买单。这个措施虽然不会像反腐那样得人心，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和反腐一样，为习近平赢得了时间。 这就联系到了外界普遍关注的另外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赢得了权力斗争，也赢得了一定时间和空间的习近平，有没有能力推动真的改革呢？我认为这次两会并没有提供任何让人对改革乐观的信息。这当然不是因为参加两会的人没有说出让人感到改革有希望的话，这些人本来就不是真的来参政议政，而是来摆样子的。关键是习近平和李克强的话语，没有带来真改革的信息。 事实上，这次两会传递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习近平正在用自己的一套空话来替代前任的空话。习近平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在说空话，但他还是选择了说空话，这说明他面临著改革改不动的困境。那么，改革改不动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反腐反不动了吗？是因为既得利益太强大了吗？还是习近平不想改革呢？ 我以为以上三条都不是主要的，习近平的反腐决心已经不容置疑，而且，他也认识到，不改革没有出路。问题出在习近平没有改革的能力，没有改革的本事。 沈大伟在两会期间发表的那篇唱衰中共的文章是意味深长的，因为沈大伟原来对中共的改革能力是抱有相当大信心的。那么，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呢？是什么因素，什么样的人让他发生这样的转变呢？ 我相信，研究中共出名的沈大伟一定认识不少中共的智囊人物。我因此猜测，他发现那些他认为有见识，有能力推动改革的人，并没有得到习近平的重用，而习近平看上的是张维为、周小平这类人。这种不用人才用奴才的用人之道，对改革意味著什么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这可能才是沈大伟一百八十度转弯最重要的原因。 总结起来，这次两会传递的信息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即习近平政治控制有效，经济危机能拖，改革不见希望。 ——RFA  |
||
|
Posted: 17 Mar 2015 09:53 AM PDT
 |
||
|
Posted: 17 Mar 2015 09:25 AM PDT
柴静纪录片《穹顶之下》引发举国热议的现象，让人回想起四分之一世纪前——八九巨变前的《河殇》播出。没人可以预见明日的历史会是怎样，正如人们无法预测雾霾会是多少，何时可最终消失。但人们对雾霾的忍耐似乎已逼近至一个新的临界点，这又是清晰可见的…… 新型中产阶层的一个宣言 柴静有关雾霾的影片在网上播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巨大的争论，柴静及其片子在受到普遍的好评和赞扬的同时也遭到许多批评甚至是人身攻击。似乎很久以来，中国的网络和媒体、社会整体没有就一个论题现象有过如此广泛的讨论。这本身已构成一个历史事件，不仅折射着中国当下的种种问题，也透露出许多有关未来的信息。在一个相对正常的社会里，象这类环保片也可能引发争论，但很难会受到如此众多的批评和指责。因此，是从这个角度看，柴静受到的批评所显露的东西远比那些对她的赞扬所展示的东西要来的深刻。这里尝试着做几点分析。 很显然，这种赞扬和批评的两极化，正如许多观察者所言，是中国社会共识破裂的表现。但什么人和为什么要批评柴静，显然可能又不是三言两语、用这种共识破裂所能全部解释的。首先，就风格来讲，这部片子从形式到语言、风格，具有明显的理性、都市文化、具较强的权利意识和较宽的全球视野等特征。片子本身及结尾时那句"历史就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创造的，有一天他们会说不，我不满意，我不想等待，我也不想推诿，我要站出来做点什么，我要做的事就在此刻，就在此地，就在此身"，在某种意义上讲，或许可视为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形成的新型中产阶层的一个宣言。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难理解也完全可以预见：在官方的某些机构出于环保的"政治正确"给于片子的摄制和播放一些配合后，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公共讨论，因片子的刺激连带的社会批判意识的高涨，官方的另外一些部门出于政治考虑必然会下令限制甚至是禁 播这部片子。也是从这个角度讲，将柴片视为中共维稳、推行某种政策、或是某种政治权谋的产物显然是难以成立的。 如果我们不能从国家机器内部的不同集团、部门和利益以及其运作的不同方式来分析理解现在这个政权的特征，我们大概是很难理解中国今日的国家政治的。事实上，柴片里关于与雾霾相关的部门的描述已经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柴片揭示的国家机构的问题与柴片代表的中产阶级文化和意识的崛起所对国家构成的挑战，都是未来岁月里中国的国家改革所不能不直面的课题。 "同呼吸"不"共命运"现象 其次，尽管此片主体上是以一种批判、检讨的立场出发拍摄的，但无论怎样讲，这批评者本人是这个时代的成功者之一。从社会心理角度来看，在那些利益严重受损，被社会边缘化的某些人士来 看，或许片中柴静那很西化TED演讲的方式都会是无法忍受的某种做作和表演，社会下层的愤怒和不耐，社会心理上的失衡是这次柴片事件中对柴个人及其片子的某些批评甚至是攻击产生的背景。事实上，中国当下也确实存在着种种"同呼吸"，不"共命运"的现象，进而让许多人情绪性地反感、抵触这部以"同呼吸，共（同面对雾霾）命运"为标题的影片。中国的民粹情绪正在酝酿和蔓延，从这次许多对柴的批评和攻击中我们能再次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而文化价值的崩颓和混乱，显然也为这类批评攻击准备了土壤。 此外，那些一直持自由派立场，因维权等这几年受到打压的一些人士尤其是其中较年轻者对现行体制因最近几年官方的持续打压和环境的恶化已逐渐持一种彻底的拒斥态度，任何与官方有关或者是某种合作的事业在他们的眼里都开始变得可疑，欠缺道义的合法性。如果在这种有关中国发展，涉及社会整体命运的事务上不抱持一种对体制直言强烈的批判态度，任何作品和个人都是暧昧软弱甚至是有帮凶之嫌的。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而造成这种局面上官方的责任也是显见的， 体制在造成中国当下各种危机上所具有的根本性的责任也是不容置疑的。但持这种态度的人士有时在对待国家的问题上显出的过分整体主义的态度显然也会是造成他们的某些被动甚至与社会大多数人感受分离的一个原因。这应引起这部分人士的注意。 还有，柴片中那些明显的自由派思想要素如强调公民社会、市场在治理雾霾上的作用、改革国家权力机构以便公民参与、信息开放的必要等等显然会让迷信国家、热衷中国模式的一些国家主义者不快。至于时时拿西方国家来作为治理雾霾努力方向、参照系，也一定会让那些民族主义情绪强烈，充满盲目的民族自豪感的人们愤怒不已，"柴静是美国间谍"说大概应是出于这类人之口。 从一个历史角度传递的重要信息 而最后，正如我们从这几天的各种反应中已经了解到，相关的利益集团是不会希望看到柴静这类片子影响到自己的利益，正如在中外历史上屡屡发生的，象片中那位中石油总工程师那样所言"不懂石油的人不能制订标准"，"搞不好会出大事"，会以各种政治和技术上的口实来为自己论证，对柴片进行批评甚至动用各种手段压制。 这从各种角度、立场构成的对柴静的不同的批评和攻击造成的巨大声势，事实上恰恰证明了柴片的意义和价值，就是它激发了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将雾霾这样一个关系民族命运人们生命副祉相关的问题凸现出来，引起人们的思考以及对未来中国变革方向的探讨。这是中国下一步变革的必须。笔者多年来一向有个直感，由于三十几年来中国社会的分化，环境和经济或许是能够从民间的角度触发整体性的大规模社会议题的两个领域。此次柴静"苍穹"一片，似乎给了笔者某种佐证。而这样一部片子引发举国热议的现象，也让笔者自然回想起四分之一世纪前——八九巨变前的"河殇"的播出。没人可以预见明日的历史会是怎样，正如人们无法预测雾霾会是多少，何时可最终消失。但人们对雾霾的忍耐似乎已逼近至一个新的临界点，这又是清晰可见的，没有人可以忽视的。这也许就是柴片从一个历史的角度给我们传递的最重要的信息吧！——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3月号  |
||
|
Posted: 17 Mar 2015 01:21 PM PDT
去年的三月十五日，全国人大"经年例会"结束的当天，病榻上的徐才厚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军纪委从病榻上拖走"双规"，即"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交待问题"。整整一年后，徐才厚又被"双规"了一次："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因'病'去世"。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郭伯雄靠行贿朱和平达到向张万年求官的目的》和前一篇文章《习近平要朱和平交待谁提拔了郭伯雄？》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过，徐才厚和郭伯雄之前的那一届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去世消息被公开报道的当天，军纪委即向他张万年的贴身大秘朱和平宣布了对他"双开"（开除党籍和军籍）同时剥夺少将军衔的纪律处分决定。 从张万年之死到朱和平被抓，局内人不由得会联想起当年的黄菊之死和他的大秘书王维工被判死缓的往事。黄菊在十七大前夕去世，可以说是死得其所，死得其时。就在当时的中共高层还没有下决心整到黄菊头上的时候，他及时去世了。 不久前，同样养了一个胆大妄为，打着"首长"的旗号坏事做绝的贴身秘书的张万年也及时去世了。从习近平对张万年的盖棺定论沿袭了当年胡锦涛为黄菊处理后事的做法看，张万年本人应该不会被追究了。所以张万年同样是死得其所，死得其时。 如今，又有一个前军委副主席及时地去世了，外界铺天盖地的评论文章有许多都是"夸奖"他徐才厚"死的及时"，"死的正是时候"。但若与黄菊和张万年两位的"死的及时"相比，徐才厚的"死的及时"可是意义大不相同。 无论是当年的黄菊之死，还是不久前的张万年去世，其"死的及时"都不过是个人意义上的，即保住了个人的党内"哀荣"——不太好想象习近平政权有一天会象邓小平当年对待康生一样用"取消悼词"的方式对黄菊和张万年鞭尸。顺带说一句，中共政权的党内"纪律处分"内容颇多，对死人的"党纪处分"最高一级就是"取消悼词"。 而如今的徐才厚之死，从个人角度当然是幸免了被用担架抬到军事法庭上的屈辱。笔者去年十月底曾在本专栏有过一文《徐才厚死不了，周永康跑不了》，文中说"头一天还因为徐才厚的大名没有写进四中全会公报而信以为是徐才厚案'办不下去了'的外界媒体，第二天就又因为中共官方毫无预兆地突然对外宣布军事检察院'对徐才厚涉嫌受贿犯罪案件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而热炒徐才厚是会被判死刑还是'无期'的话题。 "笔者的观点是，仅凭徐才厚的'认罪'态度与薄熙来的'负隅顽抗'形成强烈反差这一点，徐才厚就不可能被判得比薄熙来重。笔者标题上说的'徐才厚死不了'，不是说他不会因为癌症死在病床上，而是说他没有半点可能会死在军事法院的刑场上。" 如今，果不其然！ 而从大局着眼，把他徐才厚的"及时去世"形容为"危机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人民军队"，毫不夸张。 一篇新浪网刊出之后又很快"自律"掉了的文章《徐才厚死了，谁该感谢他？》中挖苦道： "徐才厚死了，谁该感谢他？ 一个人终有一死，或高于泰山，或轻如鸿毛。徐才厚恰如其分的死了，死得其所，死得好。 他的死，在2015年3月16日这一天，使得多少人得到了自我救赎。我相信，将来，有一天，终究会有人在他的墓前，给他送一朵小花，默默的对他说："你那天终于死了，要不我们可怎么办啊。" 一位内地网民在此文后面跟贴道："徐老虎病死了，是癌症，也是心病、思想压力病，全家人贪污受贿、买官卖官等等职务渎职犯罪所得有几十亿，东窗事发，由堂堂大将军成为阶下囚，判死刑几次都足够了。颜面何在？如何面对全党全军，如何对列祖列宗与先烈？只可惜的是，他的死又带走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又掩护了多少贪腐的官员？保护了几个违法犯罪的高官大员？" 伟大领袖习主席在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的党内军内反腐大革命的一开始就为运动要达到的目的定下了"调调"，即："查处一批人、挽救一批人、教育一批人、塑造一批人"。 "查处一批人"已经不在话下，徐才厚死前也是名列其中。"教育一批人"的目的官方宣传中都说已经达到，是否包括郭伯雄，王瑞林还有贾廷安之流，至今还没有正式消息。而如今因为徐才厚"及时死亡"能够为党和人民军队"挽救"出多少干部？从刚刚结束的政协会议上释放出的公开信息中即可略见端倪。 政协委员之一，前南京军区副司令王洪光表示："军队高级指挥员对军队腐败的认识更加深刻。我们这些军队的政协委员无论是会上发言还是会下聊天，都认为军队如果不反腐就完了，腐败的军队怎么打仗？整天想着升官发财的军官怎么指挥打仗？自身乾净，怕什么反腐？目前军队最大的腐败就是'吏治'的腐败，干部队伍管理上的腐败。" 原军事科学院住建部副部长杨春长在公开接受采访时痛斥军内贪官们说："他们权力太大了，人家一个大军区司令，给他送了一千万，再有一个送两千万的，他就不要一千万的。" 请注意，杨春长此时强调的是"复数"，即能够接受大军区司令上千万贿赂的贪官不止徐才厚一人。 杨春长还揭露说："上人家都知道，解放军，军队裡头，包括武警、解放军，入个党要多少钱，提个排级干部，连级干部、团级干部、师级干部都有行情，都有价码，太可悲了。" 朱德孙子"空军朱和平"也在公开发言中证实了杨春长所言句句实情。他表示："从当前的反腐败斗争的情况看，频发区集中在人事部门，涉及跑官买官要官，另外就是具体管钱管物的部门。从我们现在查处的腐败分子看，绝大多数都与此相关。再有就是'一把手'。不管是军队还是地方，'一把手'都是重灾区。" 具体是哪个或者哪几个大军区司令员给徐才厚及其他当时的军委领导人一送就是上千万呢？杨春长没敢讲，但老百姓要问，"广大党员和基层干部"更想知道。而如今受贿人一死，行贿人十之八九会被解脱。所以说因为徐才厚的"及时死亡"，被"挽救"的大军区司令员就绝不止一个。虽然徐才厚是不可能进八宝山了，但不管他将来会被悄悄葬到哪里，敬香上坟，感谢"挽救"之类者肯定是大有人在，而且其军内的级别都低不了。 依笔者之见，杨春长等人虽然在公开发言中一再称颂伟大的习近平主席及时发动党内军内反腐，挽救了军队挽救了党，但他们无疑是没有能够正确理解习近平主席为什么语重心长地强调这次反腐运动不但要查处一批人，更要教育和挽救一批人。 而最令中共政权颜面大失的是杨春长等人不但肯定了采访记者"军队就等於是他们家的"，而且还披露了徐才厚等人"把当时的军委领导人（当然是指胡锦涛）架空"，在外部舆论界引起渲然大波。就在此时此刻，中共高层紧急下令对"坚决拥护习主席军内反腐"的对内对外宣传立刻降温，并要求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报用一个团长的孤证对外界宣称军内腐败比例不大的同时，还要求对外公开报道徐才厚死讯时，对他的"确实是因病死亡"的"死因描述"越详细越好，"不要担心'越描越黑'，因为如果不描会更黑"。 基于此，无论是中国大陆网民还是境外舆论对徐才厚的"N种死法"的论证内容还真是有令笔者感觉"不是没有可能"之处，其中之一就是："如果不是今年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特别是全国政协的'例会'上把军队反腐的议题'吵过了头'，徐才厚虽然还是需要'死得及时'，但也不必要匆忙到李克强记者招待会结束的当天。" ——RFA  |
| You are subscribed to email updates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To stop receiving these emails, you may unsubscribe now. |
Email delivery powered by Google |
| Google Inc., 1600 Amphitheatre Parkway, Mountain View, CA 94043, United States |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Mar 19, 2015, 6:36:19 AM3/19/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余英时：走向独裁的习近平
- 余英时：从中国人大政协代表的财富看中国政权性质
- 鲍彤：举报一起显然和“全面依法治国”背道而驰的非法事件
- 鲍彤先生谈两会：反腐必须彻底改造产生腐败的土壤
- 未普：“亲北京”学者为何唱衰北京？
- 沈大伟：我为何对中共的执政前景不乐观（纽约时报）
- 茉莉：百年民族冲突之根源——谈中华民国“五族共和”之历史过错
|
Posted: 19 Mar 2015 12:05 AM PDT
中共的新的走向就是要习近平做独裁者，实行他的一党专政。因为一党专政最后必须要有一个强人在上面支配一切。像毛泽东时代或者邓小平已经倒了，但还是真正的强人，因为他是靠革命起家的，这样才能维持有效的极权统治。 习近平并没有这样的条件。他只是红色后代的一人。习近平上台两年后就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变化。他现在是靠打老虎起家，就是打贪污的人。这些贪污的人从最高权力的人周永康、徐才厚各种军队上的人，最近也有十几个将军被他打下来。他靠这个东西，外面有王岐山帮他的忙，所以他的声势很大， 而且得到老百姓的好感。老百姓并不知道他打的贪污并不是贪污本身而是反对他的人。反对他的人要用贪污的方法才能打下去。但是一般人并没有这样的分析能力，所以总觉得他很伟大。他可以不怕天、不怕地，用他们的话说敢打老虎。所以他得到某些一般群众或者老百姓的支持，获得佩服甚至于敬仰。因为有这个基础所以中共的宣传机器在这近一年多全力以赴地在制造一种个人崇拜。 这种个人崇拜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我们才看见过。邓小平是可以有个人崇拜可是他反对。在这一点上基本上还是值得称赞的，他不要做强人到底，而且安排自己早一点退休。虽然没有完全全退还是掌握军权，可是基本上他不算是中国的最高领袖了到最后死的时候，不过他的威望在那里。 但是习近平不同。习近平跟其他的第二代靠父亲起家的没有什么别的不同， 他并没有特殊的对革命的贡献，他也没有打过任何天下。也不是在才智或者某些方面超过别人，只是因为他接手了这个位置。我想他是主动地觉得会建立起一个一人专制的局面与新的制度不能维持一党专政的统治。他遇到的好像是这样的危机。所以我想是他同意的，甚至于指示宣传机器要做这种大规模的个人崇拜的准备。 个人崇拜的几点可以看出习近平怎么样想利用毛泽东当时想利用个人崇拜在中国掌大权的局面。第一个就是比如说一年以前北京有一个快餐店是卖包子的，叫庆丰包子店，习近平忽然之间去了，在那里吃了几个包子，然后就做大肆宣传，包子店现在就被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加以渲染，就变成了一个不得了的地方。你要玩北京，除了看长城、紫荆城或者天安门广场以外，这个地方不能不来。这个包子店你要不来的话你一定会后悔。就是这样的宣传。习近平伟大，就是跟常人一样，跟老百姓接近，这一点是做宣传的重点。这个当然也是仿照毛泽东的。毛泽东早年征服了大陆以后也在发展他的个人崇拜。他在天津的一个馆子吃饭，然后把这个吃饭的事情泄露出来，结果无数人到那个馆子前面，人山人海要看毛主席。这是他制造个人崇拜的一种方式。后来毛泽东在武昌的黄鹤楼也同样表现一次，他要上黄鹤楼然后让千千万万老百姓知道以后就人山人海地去看他，这样他就威风凛凛，变成全国一个神一样的人物。所以这就是习近平的主意。 另外，我们知道毛的照片是无所不在的。现在习近平也走这条路。不但是带着微笑的照片在各种商店、办公室甚至于崇拜他的人家里面挂着，而且还做一些纪念章，上面也印着他微笑的照片。一方面是他一方面是毛，两个人并驾齐驱，所以只有这两个人的照片可以在重行天下，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表现。所以他们强调的就是不怕天、不怕地，打一切老虎，而且跟农民是好朋友，又是个好丈夫，又是一个好家长等等。总而言之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接近神的一种人物。因此产生了许多歌颂他的歌。在我们看来是非常肉麻的。可是这些歌词在中国已经遍传人口。 最要紧的就是把他那个所谓中国梦加以普遍化，就是人人都做他同样的梦。习近平是绝对要跟着毛泽东走。鲍彤也有个说法，他说这个可以造成党内的不合。因为他到底不是毛泽东，他没有办法说他超过任何所有党内的人。这样党内是不是太支持他？原来支持他的是不是想另外想办法？这都是不可知的事情，所以从这种种看来，我们觉得他的真面貌出现以后中国的问题非常大，但是他想做毛泽东，自然很热切，恐怕这个梦也不容易实现。 ——RFA  |
||
|
Posted: 18 Mar 2015 11:54 PM PDT
中共政权它号称还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而事实上我们过去也已经指出它事实上在任何地方，从中国本身、中央一直到各地方，甚至于到香港，都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色，那就是大资产阶级最有钱的人专政。这个大家都知道。 现在正在开会的，所谓的两会，有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它们没有实际的作用的，只是给中共政权撑一个面子，好像是有立法的基础。事实上一切都是一党决 定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不必说。可是既然有了这两个组织，人代跟政协那多少它会起一点作用。所以两会的构成的是什么样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共政权的 真正的性质是什么？不用说基本上两会加起来大概有五千两百人，数目非常大，可是绝大多数大概都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很明显的现象就是人大和政协中间有两百 零三位最有钱的人或者是人代或者是政协，就是参加了他们共产党的表面的立法机构，人数在五千多人中大概可以有七分之一的样子。共产党现在用的人除了他自己 信任的地方的跟中央的各种干部，知识界领袖，此外就是最有钱的人。 实际上这二百零三个人代或者是政协并不完整，因为中国的地产是最大的一个财富来源，而这个财富是不公开的，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在这些人代和政协当中有 大富人，甚至于不在于这二百零三人之下的这些人到底有多少位？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把这个房地产的拥有者在人代和政协委员中间找出真实的数目来的话我想这个 数目远远超过二百零三人，所以这是应该是指出来的。这个二百零三个所谓最富的人有多少钱呢？根据报告说，平均数目是二十三亿美金，这个数目可以说是大得惊 人的。美国国会中间也有好像二十几个人是最有钱的。可是他们对每个人的钱，平均数目加起来也不过是一亿两千四百万。所以跟二十三亿比起来是相差二十倍左 右。所以可见中国的富人在两会代表的数字是很惊人的。 中国有钱的大资产阶级专政并不是普通大资产阶级。我们普通想找的西方市场的大资产阶级都是以平民个人身份，没有政治身份的。没有特殊的政治特权的。 可是这些二百零三位代表中间有许多可以说是99%都是有政治特权的人，都是党绝对信任的人。这些人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换句话说在立法机构中间要通过任何法 律，因为他们每年要通过几百种法律虽然不一定施行，但是通过这个法律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通过这些法律中间有些就会伤害大的企业。这些大的企业在里面就会 想办法阻止这种事情发生。如果政权本身跟他的企业、公司、机构起了冲突，他也有办法，因为既然是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身份就可以想办法沟通使他们不受影 响。换句话说，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专政不是单纯的大资产阶级而是赵紫阳所谓的权贵资本家。这个权贵资本家事实上还是太空泛，如果更具体讲的话就是党支持的或 者是直接从党内产生的资本家，所以换句话说共产党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它已经从所谓无产阶级代表的共产党人变成了中国所有资源都由他们掌握在手上的大资本家， 是党的大资本家专政可以说是共产党政权的一种性质。 在这种性质之下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所谓反贪污的问题。 现在反贪污是习近平很好的武器，这个武器给他建立起了很大的声誉，好像他要把这个反贪污的现状从中国抹掉，但是他能不能抹得掉？能不能做到很彻底地解决贪 污的问题，事实上是恰恰相反。这两年来至少是2014年贪污的人被受到惩罚的官员中间大概是七万两千人，我所得到的报告。在这个七万两千人中间有些是极有 钱的。但是也有些是普通的贪官，这些贪官现在也已经受到严惩。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向，这是国内的人跟海外的人都研究过的，国内人像一位 作家叫慕容雪村在纽约时报上有一篇文章，翻译成了英文的他的文章，他就指出跟习近平有关的这些人极少数受到反贪的影响。被双规的习近平的支持者几乎不存 在，有也是很轻微地解决。什么人支持习近平呢？他指出首先就是红二代。 换句话说，共产党的政权从它的中央掌权的情况来看，已经变成一种世袭制度，这个世袭制度就是集体的世袭制度，不是一个皇帝传到第二个皇帝，像北韩一 样，但是它是个集体的，就是主要的权力都要通过党来掌握。而这个党必须留在第一代的后代的手上，因为这个最早是陈云在向邓小平提出的。 唯一相信的就是党员。所以我们从这两个方面看起来，可以看到中共的政权是怎么一回事情，不用多说了。 ——RFA  |
||
|
Posted: 18 Mar 2015 10:12 PM PDT
事情就发生在今天——2015年3月18日：《炎黄春秋》杂志社的新春联谊座谈会已被当局宣布取缔。 《炎黄春秋》是以研究中国当代史料著称的刊物，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享有崇高的学术声誉和国际声誉。通过召开一年一度的新春联谊座谈会，发展编者与读者、研究者和撰稿人之间的交流和了解，是《炎黄春秋》的传统。 今年受邀的客人中，有革命老人如近百高龄的李锐和何方等，有著名的法学家如郭道晖和江平等，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杜光等，有已退休的政治家如杨汝岱等，有开国元老的后人如叶向真和习乾平等，都是海内景仰的国士级的精英。他们中间，有些人年事已高，今年也许未必能够亲临；但按照往年惯例，绝大多数贵宾都是能够拨冗前来的。少长咸集，群贤毕至，如能如愿，共聚一堂，必将一如既往，成为构筑和谐社会的一大盛举。 不幸，有关当局大概认为这是"非法"的，在最后一分钟下了取缔令。合法公民们的正常社会活动被拥有公权力的当局取缔了！ 这是今天下午一位境外记者通过越洋电话告诉我的。 我不能不因此震惊。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最高权力机关宣布"四个全面"以前，就已经是违宪的。何况它不是发生在过去，它就发生在眼前。这就不能不使人们有根据提出疑问："四个全面"在目前的北京市到底正在全面落实，还是全面落虚？ 人们有理由提问：在北京正在"全面建设"的"小康社会"里，到底有没有宪法保障的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有，还是没有，我请求能够公告周至，让国民都知道，免得人人手足无措。 在北京正在执行的"全面依法治国"里，政权剥夺公民权的行为，究竟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如果是"合法"的，我请求把适用的法律条文公之于众。如果是非法的，我要求最高领导对非法治国零容忍，把有关"当局"绳之以法。 这件事和我似乎没有直接关系，但既然和13亿公民人人有关，就不可能和我无关。作为公民，行使《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是我的责任。心所畏危，不敢不言，谨此举报，诸希亮鉴。 ——RFA  |
||
|
Posted: 18 Mar 2015 09:44 PM PDT
（希望之声2015年3月16日讯）中共两会结束，鲍彤先生表示，今年两会期间，罕见没有被封口。他认为中共官场已经全面腐败，当局反腐败难度很大，但是，不是没有办法，只要彻底改造产生腐败的土壤，就能断了腐败的根。 两会结束，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先生接受了希望之声的采访。 两会最后一天，现任中共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回答央视记者提问，中谈到"有腐必反、有贪必惩。一些所谓位高权重的人被依法调查和处理，成效是明显的"。 鲍彤先生认为大陆社会的腐败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 （录音）我很发愁，觉得很困难。因为现在的腐败不是个别腐败，是全面的腐败。我借用1959年彭德怀的那句话，叫作"浮夸之风吹遍全国各地区各部门"，现在我看是"腐败之风吹遍全国各地区各部门"。讲这句话一点都不过。如果吹遍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不就得反吹遍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吗？反得了吗？所以这个问题很难。如果不反，听任需要复兴的中华民族一天一天烂下去、一天一天腐败下去，那还了得？所以不能不反。但是要反，就触及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从军委副主席一直到小苍蝇。这玩意也是伤筋动骨啊！应该说"头上长疮、脚底流脓了"吧，所以这件事情很难。 反腐败难，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只要彻底铲除腐败土壤。 鲍彤（录音）就是它是从哪里来的，你把根源解决了，那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对不对？老虎苍蝇是从什么制度下长出来的？受到什么制度保护和纵容的？就把这个制度改变了，那不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吗？那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我赞成这样的办法（多党制、媒体、民众监督），如果人人都能监督、舆论都能监督、法律本身跟腐败分子一样，也都得到监督，如果这样（做），那就阳光了。黑暗、黑箱、不见天日的地方，那当然藏垢纳污，什么东西都会有。 反腐败的维权人士被迫害，那不是维护腐败了吗？ 鲍彤（录音）一抓起来不就是给腐败分子撑腰了吗？不就是给腐败分子拉起保护伞吗？这还叫什么反腐败？叫包庇腐败、叫帮助腐败向人民进军。 鲍彤先生也谈到大陆经济工作应该全面具体务实，比如，关于"小康社会"。 （录音）比方，我非常想知道，小康社会除了GDP指标以外以外，到底没有基尼系数？中国的贫富差距应该是什么目标，我应该知道吧。小康社会还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这是小康社会吗？如果不是那么回事也说清楚，小康社会的基尼系数应该是多少、而不应该是多少。可是两会我没得到回答。 空气污染问题。鲍彤（录音）我很想知道，小康社会对环境要求的内容是什么。这方面东西我是举例说，我不是讲一件事，我是讲，应该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条件、政治条件、文化条件、教育条件，应该全面的。举两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没有得到回答，无法评论。 今年两会一如既往，很多异议人士、上访人士被监控、关押，被旅游。鲍彤先生也在两会期间没有接受记者采访，他向记者纠正，他本人两会期间没有被剥夺发言权。 （录音）说公道话，没有人吓唬我不准说话。 记者：田溪  |
||
|
Posted: 18 Mar 2015 10:49 AM PDT
美国著名的中国研究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3月7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认为中共统治出现崩溃征兆，并已经开始进入残局。这番议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引起很大反响。对中国而言，他们一向以为对华友好的这位学者，突然转变了态度，令官方既恼又怒。对美国而言，中国通沈大伟对中国时局的看法，或许代表了当今美国学界新动向。 在中国，沈大伟被官方排为第二，是仅次于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的最著名中国通学者。由于沈过去对中共体制的一些正面解读，官方很待见他，给了他各种特殊待遇。譬如，中央编译局为沈大伟出版中文版学术专著《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官方频繁邀请沈出席高层次会议。仅2014年，沈就五次被邀参加中共中央资助的各种会议。此外，沈还是北大、复旦、社科院等中国著名学府和智库的座上宾，因而能够和中国的政治精英和学术精英，保持紧密联系。 中国方面给了沈大伟这么多特殊待遇，当然是希望他能为中共政权多多美言，而不是相反。因此，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对中国的激烈批评，令官方非常不爽。《环球时报》刊文"沈大伟突喊'中国崩溃'为哪般"称，美国主流学者以"过山车般的逻辑开展对华研究并引导美国舆论"，很令人失望。一些中国学者也认为沈的"学术突变"让人无所适从。 其实美国方面也在试图寻找和理解沈大伟思想转变的原因。３月１５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储百亮（Chris Buckley）对沈大伟的采访"沈大伟谈中共统治的风险"（"David Shambaugh on the Risks to Chinese Communist Rule"）。 从这篇采访中可以看出，除了在《华尔街日报》文中提到的五大理由，沈的转变还有这样几个理由：其一，对中共放弃政治改革失望。按照沈的看法，中共从大约2000年到2008年，在曾庆红主持下，试图实施动态的、开放式的改革与管理，并提出建立"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体制"的政治变革计划，以避免苏联解体的命运在中国发生。但在2009年中期，曾退休后，中共突然转向。 其二，沈对习近平上台后拒绝政改失望。沈认为，习把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看作是导致苏联党走向崩溃的重大原因，因此对政治改革抱有很深的敌意；但是，习抵制政治改革，会产生同样的戈氏效果。 其三，沈对习近平实施的政治压制非常反感。他认为，中国现在正经历著自1989年以来最严厉的政治压迫，而且已经造成一种普遍恐惧的气氛。另外，沈对围绕著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和习快速集权，打破自毛泽东以来中国领导层建立起来的维护集体协商的决策规范，也很不以为然。 从储百亮的采访和沈大伟历来的观点来看，与其说是沈大伟改变了对中共的看法，不如说是中共自己在变。一个愿意进行有限改革的党，现在拒绝任何有实质意义的政治改革，就连颇有民意基础的反腐也是关起门来反，拒绝一切新闻监督和人民监督，这应当就是沈大伟唱衰现行中共体制的根本原因。 那么，沈大伟的看法在美国是否有影响力？《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Michael Auslin在1月29日刊文"中国共产党的黄昏"（The Twilight of China's Communist Party）称，在华盛顿的一次外交人员聚会中，一位知名学者提到沈大伟式的观点，在场的人几乎都赞成。很多和中国有长久关系的中国问题专家，都对中国的未来持悲观态度。 对于中共是否真的处于崩溃的边缘，《China File》采访了几个中国问题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孔诰烽(Ho-fung Hung)说：他同意沈大伟所说，中共党内存在严重裂痕，然而这些裂痕是否将导致共产党统治的终结，很难预测。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霍华德•弗伦齐（Howard French）说：许多批评者认为沈大伟的观点耸人听闻，质疑他是西方唱衰中共的棋子，但是细看沈大伟多年的研究履历就知道情况绝非如此；沈大伟的研究显示，他的崩溃理论并非凭空臆造，而是这位诚实的学者观点不断演变的结果。 总之，沈对中国时局的新看法，在美国学界和政界，可能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一种共识。 ——RFA  |
||
|
Posted: 18 Mar 2015 10:14 AM PDT 储百亮 2015年03月17日 How Hwee Young/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3月5日全国人大开幕前，中国军警在天安门广场上执勤。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是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也是美国最著名的当代中国问题专家之一。他在中国也颇有名气。中国翻译并出版过他的著作，官方媒体也援引过他的观点。《人民日报》海外版还介绍过他；今年1月，在中国外交部下属的外交学院，研究人员把他列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的第二位，仅次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戴维·M·兰普顿(David M. Lampton)。沈大伟教授最近在《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的一篇文章引发了激烈辩论，这篇文章称"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共产党可能遭遇的覆灭"也许会是漫长、混乱、暴力的"。有些专家赞同他的观点，即在中国那有序而繁荣的面具下，掩盖着执政党面临的重大风险。也有人认为，与沈大伟的看法相比，中共在政治和经济上更为坚挺。在本次采访中，沈大伟回答了这篇文章提出的一些问题： 问：几年前，你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的书，强调了中国通过学习和适应，有潜力去克服或遏制其问题，比如腐败和受到削弱的权威等等。对于中共继续掌权的长期前景，你做出的最新评估显得黯淡了许多。是什么让你改变了看法？
答：我那本关于共产党的书完成于2007年，在2008年出版。出版年份很重要。正如你所说，当时我重点对中共采取的一些"调适"措施进行了分析，中共采用这些措施来实现合法化、重新制度化，并进行自救。我在书中详细分析了调适的原因——这主要是中国研究苏联和其他列宁主义国家的崩溃的结果，而且也因为我研究的那段期间，中国最高领导层有人推动这些措施，特别是主席和党总书记江泽民，以及他的盟友、副主席曾庆红，他们研究苏联倒台教训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中共必须采取有所改变的积极领导方式。 所以，这本书侧重在中共当时进行的"调适"上。但别忘了书名中的另一个词："收缩"。这个词很重要，我当时说，一党列宁主义国家和其他独裁国家都会在后期出现收缩状态，这是正常的、自然的，一向如此，现在我也仍然这样认为。而问题是：列宁主义政党要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应对收缩，延缓不可避免的衰落？基本而言，他们可以采取被动和防御性的做法——进行压迫式的统治——也可以采取主动和动态的方式执政，以开放的姿态，尝试引导和管理变革。从大约2000年到2008年，在曾庆红主持下，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后一种方式。但我认为，在2009年中期，曾庆红退休之后，中共的方向突然发生了转变。 你可以非常精确地说出逆转的时——2009年9月1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结束第二天。这个会议的主题是"党的建设"，它做出了非常进步的"决定"，基本上就是把曾庆红和党过去8年采取的所有措施纳入制度。当时我住在北京，在看到这次会议的报道时，我心想，"太棒了！"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在前一年的春夏，西藏和新疆爆发骚乱期间，中共实际上已经变得非常紧张。所以，我猜测，这个会议的文件是前几年改革工作的某种总结，必须发布出来，因为它的筹备工作已经进行了近一年，而且对中共而言，要改弦易辙，转向严厉的压迫式统治，并放弃积极的政治改革，这样的事情毕竟难以宣诸于口。但事实就是这样的。 对于他们改弦易辙的原因，我的看法基本上是这样：党总书记胡锦涛不必再应付曾庆红了，而一些强大的、可以在控制过程中享有利益的官僚机构聚到一起——宣传部门、国内安全部门，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国有企业，我称他们为"铁四角"——说服了胡锦涛，如果不进行严厉打压，并且在诸多方面更好地加以控制，中共就会失去控制权。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不过在中国政界，用官僚因素来进行解释通常是很重要的。这里面还关系到巨额资金，由于采取压制措施，这些官僚机构的预算都出现激增。 因此，对于中国和中共的统治战略和战术，我的看法发生了转变——这纯粹是因为中国和中共发生了转变！关注中国的观察家们都不会坚持那些已经失去实证基础的论点。其实在过去五年中，我一直在就这个变化公开发言、教学、发表文章。如果中共能回到曾庆红式的政治体制改革上，我会是第一个鼓掌的人。中共不是没有选择。打压可能是它的"默认模式"，但这不是唯一选择。它还可以采取开放姿态，主动管控政治变革。 诚然，如果他们尝试那么做，也仍然不能保证能够控制这个过程，改革可能会导致雪崩一般的失控，他们无论如何都会下台，就像苏联那样。因此，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一种进退维谷的局面。他们要么通过压制来自取灭亡，要么采取开放姿态，但这样也可能导致自己的覆灭。 但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也就是说，即使他们放松了压制，也还有其他因素在影响中共。经济和社会已经发生了大出血，到了他们可能无法扭转或阻止的地步。而这也就是精英大批离开，经济中的系统性陷阱出现的时候。我认为，导致公众对这个政权不满的其他因素还包括，社会高度不平等、公共物品供给不足、污染无处不在，以及工资随着经济增长放缓而停滞不前。所以我认为中国共产党进入了"最后阶段"。但是和《华尔街日报》那篇文章吸引眼球的标题相比，我对于中共收缩、衰落的这个漫长过程的看法，要更加细腻微妙一些。 问：2012年成为中共领导人以来，习近平有什么方面最出乎你的意料？当时，你曾判断他很可能因为竞争对手和党内元老的影响而受到束缚。这一点似乎并未成真，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 答：实际上，在大多数方面，习近平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十八大的时候，我是少数几个撰文指出以下观点的观察者之一：我们不应该指望习近平展开改革，而且2009年以来我们看到的情况，也很可能会愈演愈烈。 我想，事实正在证明我当时的判断基本准确。不过，习近平的确有一个方面出乎了我的预料，那就是他巩固自身作为中国领导人的个人权力的速度。与多数观察中国的人士预计的一样，我本来认为会有一个两到三年的缓慢的权力巩固过程。真实情况显然与之不符。然而，就像我在《华尔街日报》文章中写到的那样，我们不应该混淆习近平个人权力的巩固与党的总体生命力，甚或是混淆这种巩固与他个人对权力的掌控。在我看来，这两者都相当脆弱。 问：你提出，习近平决心不去重蹈戈尔巴乔夫的覆辙，但他还是可能最后产生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效果。可以解释一下其中的理由吗？在我们的观念里，戈尔巴乔夫是一位较为开明的领导人，不管怎么说，他开辟了政治松绑的道路，而习近平似乎很反对这样做。那么，这两位领导人的命运可能会发生怎样的重合呢？ 答：我的文章里在这方面的看法相当地简单：习近平之所以对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改革深恶痛绝，而且毫无兴趣进行类似的改革，是因为他认为这些措施会导致党和国家的崩溃。我的看法是，通过抵制政治改革及大力进行严厉的压制活动，他或许会得到同样的结果。我认为，压制正在让本已出现问题的体系严重承压，很可能会加速它的崩溃。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我将习近平拿来与戈尔巴乔夫进行比照。两人殊途同归。 问：当评价中共对民众及党内上下的掌控在不断减弱的时候，你写到了自己的一次参会经历。会议无聊至极，而体制内学者似乎跟你一样厌倦。不过，在胡锦涛执政时期，他们肯定也这么机械吧？党正在传播一些较为宏大的概念，尤其是在习近平治下，它们难道不会对许多人产生某种向心力吗？比如，党宣称，只有自己才能给中国带来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进而让国家变得繁荣富强。 答：我在文章结尾说的是："未来，中国观察人士应该关注这个政权实施控制的工具和那些被指派使用这些工具的人们……我们应该拭目以待，有一天，这个政权的宣传机构和内部安全机器在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命令时开始松懈——或者他们开始认同异见人士。" 我说的是未来这个政权的执行机构在执行命令时变得松懈的可能性。我并不是说宣传机构、媒体、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监控人员以及公共和国家安全机构现在已经如此。迄今为止，这些执行机构没有表现出松懈或公民不服从的迹象。 你指的似乎是我对体制内"知识分子"的看法，以及他们"机器人"般的行为——我同意你的这个说法——是否比胡锦涛统治时期更加明显。是的，我认为确实如此，而且自从习近平上台并于2013年夏天发起群众路线活动以来，在更加因循守旧的方向上发生了一次质变。 我每年参加好几次这样的会议——2014年参加了五次，其中三次是中央党机关主办——多年来也一直如此，这对我观察中共"知识分子"和干部长期的行为变化特别有利。我从2009年到2010年都住在中国。除了"民族复兴"的说法，我不认为习近平的口号，以及你所说的"更为宏大的概念"，引起了全体民众的共鸣。在中国与我交流过的人里，根本没人被宣传系统提出的大量口号所"鼓舞"，虽然许多口号据称来自习近平本人。 民族振兴的叙事似乎有更大的吸引力。但我要提醒你，自清代以来，几乎每一位中国领导人——李鸿章、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直到习近平——都强调了这个文化基因。因此，这并不是习近平特有的。重新强大起来，在世界上获得尊重，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人的最强烈的渴望。 人们似乎还非常反感围绕习近平建立的越来越严重的个人崇拜，以及他对集体决策和协商一致的惯例的打破。自从毛泽东时代完结以来，中国的领导人一直努力建立和维护这种惯例。 问：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针对异见人士、独立公民组织以及大胆前冲的新闻媒体发起了强大的攻势，你也写到了这一点。你为什么觉得这最终会让中国共产党自食其果？目前来看，政府似乎消灭了许多潜在的批评或反对声音的来源，也没有引发什么严重后果。你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改变吗？ 答：请看我之前的回复，我提到了打压行动对体制造成的压力，以及密切关注这些领域打压行动的执行机构的必要性。如果——我是说如果——他们的行动开始松懈，中共的体制就会迅速瓦解。但就目前来看，就像你一样，我发现我所说的"打压机构"相当强大，有效地开展工作。这对中国来说并非幸事，但现实就是如此。 问：如果中共选择一条政治自由化的道路，结果可能会怎样？你说这是习近平避免垮台的最大希望，而且他可以恢复对更大的参与度和开放度的尝试，就像江泽民甚至胡锦涛执政时那样。但中共领导人似乎确信，政治自由化会激发一些社会需求和压力，让自己走向灭亡。所以说，如果实施政治自由化，他们注定在劫难逃吗，而如果不实施政治自由化，是否也是同样的结局？ 答：回顾一下中共2000年到2008年在做些什么。可以想象，中共可以带领中国回到政治改革的道路上，逐步加强政治开放和改革，同时不会失去控制和权力。根据我对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的了解，我认为与他们现在正在实施的默认的打压选项相比，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好得多的选择，虽然这一点也并不确定。因此，我希望这种情况会发生。 但实际上，我非常怀疑它能否实现，原因是习近平、刘云山——负责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的中共领导人——以及其他领导人思考政治改革的方式。不过，我要指出，自从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政治经历了一系列开放和封闭的循环（中国人常说的放和收）。正常情况下，开放阶段会持续五到六年，封闭阶段会持续两到三年。我们目前在一个"封闭"阶段的第七年。乐观人士会说，我们早就应该迎来一个开放期了！我想要保持乐观，但遗憾的是，我的分析判断却让人难以乐观。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 ——网友推荐 SINOSPHEREQ. and A.: David Shambaugh on the Risks to Chinese Communist RuleBy CHRIS BUCKLEY March 17, 2015How Hwee Young/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Chinese paramilitary officers marching on Tiananmen Square before the opening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n March 5. David Shambaugh, a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is one of the United States' most prominent experts on contemporary China. He has also been prominent in China. His books have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there, and his views cited in the state media. He was profiled by the overseas edition of People's Daily, and in January researchers at the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which comes under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named him the second-most influential China expert in the United States, behind David M. Lampton at the 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Hence the intense debate ignited by Prof. Shambaugh's recent essay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where he argued that the "endgame of Chinese communist rule has now begun" and the Communist Party's possible "demise is likely to be protracted, messy and violent." Some experts have endorsed his view that China's outward order and prosperity mask profound risks for the ruling party. Others have argued that the party is more robust,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than Prof. Shambaugh asserts. In an interview, he answered some questions raised by his essay: Q: Several years ago you published a book titled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which highlighted the party's potential to overcome or contain its problems, such as corruption and eroded authority, through learning and adaptation. Your latest assessment of the party's long-term prospects of surviving in power seems much bleaker. What prompted you to shift your views?
A: My book on the Communist Party was completed in 2007 and published in 2008. The publication date is important because, as you note, I emphasized in that analysis that the party was taking a number of "adaptive" steps to legitimize, reinstitutionalize and save itself. The book analyzed in detail the reasons for the adaptation — largely the results of the party's study of the causes of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other Leninist states, but also because the party had persons in the top leadership during the period I studied, notably the president and party leader, Jiang Zemin, and his ally Zeng Qinghong, the vice president, who derived the main lesson from the Soviet post-mortem that the party had to be proactive and dynamic in its leadership. So, the book was mainly about the "adaptation" the party was undertaking. But remember the other word in the subtitle: "atrophy." The reason that is important is that I argued then, and argue now, that atrophy of late-stage, single-party Leninist, and other authoritarian, states is a normal, natural and ever-present condition. The question is: What do Leninist parties do to cope with the atrophy and stave off inevitable decline? Essentially, they can be reactive and defensive — ruling by repression, in effect — or they can be proactive and dynamic, ruling through opening and trying to guide and manage change. From roughly 2000 through 2008, under Zeng Qinghong's aegis, the party chose the latter. But in the middle of 2009, after Zeng had retired, it abruptly shifted, in my view. One can date it very precisely — Sept. 17, 2009 — the day after the Fourth Plenum of the party's 17th Central Committee closed. That plenum meeting, which was on "party building," put out a very progressive "decision" basically codifying everything Zeng and the party had been undertaking the previous eight years. I was living in Beijing that year, and when I read it I thought, "Great!" But it was not to be. The party had, in fact, already grown very nervous during the previous spring and summer with riots in Tibet and Xinjiang. So, my guess is that the Plenum document was a kind of summary of previous years' reforms, but had to be released because it had been in preparation for nearly a year and it was difficult to publicly announce that the party was going to reverse course, turn towards harsh repression and abandon the proactive political reforms. But that is what happened. I have my theories about why they reversed course, essentially having to do with the coming together of strong bureaucracies that have a vested interest in control — propaganda, internal security,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People's Armed Polic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 what I call the "Iron Quadrangle" — being able to persuade the party general secretary, Hu Jintao, who no longer had to deal with Zeng Qinghong, that the party was losing control if it did not crack down and get better control over a variety of spheres. There were other factors as well, but in Chinese politics bureaucratic explanations are usually important. There is also big money in repression. Those bureaucracies' budgets all ballooned as a result. So, there has been a shift in my views of China and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rule — simply because China and the party changed! No China watcher can remain wed to arguments that have lost their empirical basis. I have, in fact, been speaking publicly, teaching and publishing along these lines for the past five years. I am the first one who would applaud a return to Zeng Qinghong-like political reform. The party has choices. Repression may be its "default mode," but it is not its only option. Opening and proactively managing political change is an alternative. True, if they tried that — again —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they could keep control of the process and, as in the Soviet Union, the reforms could cascade out of control, and they would fall from power anyway. So, they have a kind of Hobson's choice or Catch-22. They can repress and bring about their own demise or they can open up and still possibly bring about their own demise. But it is not quite so simple. That is, even if they lightened up on the repression, the other elements affecting the party, economy and society are already hemorrhaging to the point that they may not be able to reverse or halt the slide. This is where the exodus of the elite and the systemic traps in the economy come in. I would add other factors that are contributing to public discontent with the regime: high levels of social inequality, inadequat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pervasive pollution and stagnating wages along with a slowing economy. For these reasons, this is why I see the "endgam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s being underway. That said, my views about the protracted process of atrophy and decline of the party are more nuanced than the catchy headline used b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Q: What has most surprised you about Xi Jinping since he became Communist Party leader in 2012? At the time, you judged that he was likely to be shackled by the influence of rival leaders and party elders. That doesn't seem to be the case, so far at least. A: In most ways I am actually not surprised by Xi Jinping. I was one of the few observers to write at the time of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that we should not expect reform from Xi and were likely to get much more of what we had been witnessing since 2009. I think that judgment has been proven largely correct. The one area where Xi has surprised me, though, is the rapidity with which he has consolidated his own personal power as China's leader. I expected, like most China watchers at the time, a two-to-three-year protracted process of power consolidation, which clearly has not occurred. But, as I argued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piece, we should not mistake Xi's personal consolidation of power either with the overall strength of the party or even his own grip on power. I see both as very fragile. Q: You say that he's determined not to follow Gorbachev's fate, and yet he may end up having the same effect as Gorbachev. Could you explain how? We think of Gorbachev as a liberalizing leader who, for better or worse, opened the way to political relaxation in a way that Mr. Xi appears set against. So where do the two leaders' fates possibly converge? A: My argument on this point in the article is very simple: Xi has deep animosity about what Gorbachev did in the Soviet Union with his reforms and has zero interest in pursuing similar reforms, because he thinks that they would lead to the collapse of the party and state. My argument is that he will likely have the same effect by resisting political reforms and by embracing harsh repression. I believe that repression is seriously stressing an already broken system and could well accelerate its collapse. That is why I compared Xi to Gorbachev. Different tactics, same likely result. Q: In your assessment of the party's faltering political hold on the population and its own apparatchiks, you describe your experience at a mind-numbingly dull conference where party scholars appeared as bored as you were. But surely they were no less robotic under Hu Jintao? Don't the broader messages spread by the party, especially under Xi, have some holding power over many people — such as the party's claim to be the means of national unity and rejuvenation that will bring China prosperity and strength? A: What I argued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is that: "Looking ahead, China-watchers should keep their eyes on the regime's instruments of control and on those assigned to use those instruments. … We should watch for the day when the regime's propaganda agents and its internal security apparatus start becoming lax in enforcing the party's writ — or when they begin to identify with dissidents. …" That is future tense — the potential for the regime's enforcing agents to become lax in their enforcement. I was not arguing that it has already occurred for the propaganda authorities, media,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monitors and the Public and State Security apparatchiks. Thus far, these enforcers are showing no such signs of lax enforcement or civil disobedience. What you seem to refer to are my observations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system and whether their "robotic" behavior — your term but I agree with it — is more pronounced than under Hu Jintao. Yes, I think it is and that there has been a qualitative shift in the more routinized direction since Xi came to power and launched his Mass Line campaign in the summer of 2013. I participate in several such conferences per year — five in 2014, including three sponsored by Central Committee party organs — and have been doing so for a number of years, so I am in a pretty good position to monitor change over time in the behavior of party "intellectuals" and cadres. I lived there from 2009 to 2010 as well.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 narrative, I do not find that Xi's slogans and "broader messages," as you put it, are resonating with the population. Everyone I talk with in China is not at all "inspired" by the unrelenting tsunami of slogans pouring out of the propaganda system, many attributed to Xi himself. 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 narrative seems to have had greater traction. But I would remind you that virtually every leader of China since the Qing dynasty — Li Hongzhang, Sun Yat-sen, Chiang Kai-shek, Mao, Deng and every leader up to Xi – has asserted this meme. So, Xi is hardly unique. To be strong again, and thereby respected in the world, has long been the primary craving of Chinese. People also seem very put off by the mounting personality cult around Xi and his breaking of the collective and consensual decision-making norm that the Chinese leadership has worked so hard to build and maintain since the days of Mao. Q: Under Mr. Xi, the party has waged an intense offensive against dissent, independent civic groups and maverick news media, which you note. Why do you expect that will ultimately come back to haunt the party? For the time being, the government appears to have extinguished many sources of potential criticism or opposition with little backlash. Do you expect that to change? A: Please see my previous reply about repression stressing the system and the need to carefully watch the enforcer-agents of repression of these sectors. If — and that is if — they begin to get lax in their enforcement, then the party system could all unravel rather quickly. But, for the time being, like you, I see what I describe as the "coercive apparatus" as being quite strong and doing their jobs effectively. It is unfortunate for China, but it is the reality. Q: What is likely to happen if the party opts for a path of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You say that it's Mr. Xi's best hope for escaping a crackup, and he could resume the tentative embrace of greater engagement and openness that you say China saw under Jiang Zemin and even Hu Jintao. But party leaders appear convinced that liberalization would stir social demands and pressures that could seal their demise. So, are they damned if they do liberalize, and equally damned if they don't? A: Again, go back to examine what the party was doing circa 2000-2008. A return to that politically reformist path could conceivably be managed by the party, implementing step-by-step, incremental political opening and change without losing control and falling from power. It is not certain, but given what I know about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and society, I think it is a far better option for the party than the default repression option they are currently exercising. So, I am hopeful this might occur. But, actually, I'm very doubtful it will, because of the way that Xi Jinping, Liu Yunshan — the party leader responsible for ideology and propaganda work — and other senior leaders think about political reform. Still, I would note that Chinese politics since Mao has undergone a series of opening-closing cycles (known in Chinese as fang and shou). Normally the open phases last about five to six years and the closing cycles two to three years. We are currently in year seven of "closing." An optimist would say that we are well overdue for an opening period! I would like to be optimistic, but my analytical judgment, unfortunately, tells me otherwise.  |
||
|
茉莉：百年民族冲突之根源——谈中华民国“五族共和”之历史过错 Posted: 18 Mar 2015 10:07 AM PDT 如果当今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不想要割断历史的话，他们就应该承认，他们的前任——曾在大陆执政几十年的中华民国政府在西藏等边疆民族问题上所犯下的严重错误，其中包括：制造"五族共和"之泡沫，虚构"中华民族"之名义，不经边疆民族同意，单方面宣示对他民族的主权，给中共后来武力攻占西藏等民族区域、强行行使国家主权提供了所谓的法理依据，从此酿成百年冲突，给边疆民族带来了百年厄运。 多年来笔者从人权角度关注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为藏地自焚的火焰而心碎，为新疆维吾尔族的刀光血痕而惊恐，也为内蒙古的蒙古族人在文革时期所遭遇的大屠杀而震撼，……。所有的这一切，都根源于大汉族主义者的"大一统"观念，归因于强势民族的利己主义。 ◎ 从"共戴一君"到自命为"共主" 追溯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历史，我们会深感历史之吊诡和荒谬。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宣言书中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而在此之前的1905年，孙先生的同盟会提出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政治纲领： "驱逐达虏，恢复中华。"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中）在南京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这前后两个政治纲领之不同，在汉人看来似乎是很有道理的转变，但是，西藏、蒙古和回疆等边疆少数民族的命运，却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一改变酿成至今无休无止、愈发激烈的民族冲突。 两个政治纲领的根本区别在于，孙中山早先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目的只是追求"汉族单一建国"，各边疆民族都是被排除在"中华"之外的。当时排满的汉人认为，我们中国有22个省就足够了，你们那些蛮夷想要怎么过就怎么过吧，我们不要管你们的事。这和后来中华民国政府宣布的"民族统一"、"五族共和"是完全相反的。 按照现代民族权利观念来看，孙中山早先"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在在民国之前，汉族和其他民族都被满清殖民，都是被迫"共戴一君"的被压迫民族。作为殖民地，汉人有权经过斗争，赢得自己独立复国的权利。 可是民国的汉人在掌权后，却不甘心仅仅只恢复汉人的中华了，他们擅自宣布"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那么，由谁主持将各个不同的民族合为一国呢？读孙中山的宣言书，他的表达很清楚，这合为一国的主语是"我"，即我汉族的中华民国政府大总统。这样，汉族领袖就自命自封地成为统治各边疆民族的"共主"了。 在中国古代，"共主"即各个王国、诸侯国共同承认的中央政权，现代称为宗主国。这种多国共戴一君的现象，在欧洲有的是因为传统的君位继承法，例如丹麦在十四世纪曾和瑞典、挪威共戴一君; 有的是征服者在征服地建立起政权，自任为征服地政权的元首。满清对汉族和其他各民族的统治，即属于后一类情况。 那么，孙中山是否有传统的君位继承法支持他的"共主"地位，使他能够毫无顾忌地"共和"各边疆民族呢？没有。中华民国宣称他们实行的是共和制，不是君主制。共和制的特点是，国家元首并非世袭的皇帝，而是民主选出，民众有参与国家决策的权利。因此，孙中山无权不经其他各民族的人民许可，擅自接管原宗主国的殖民地。 同时，孙中山也并未使用传统的征服的方式，来获得本来不属于汉族的疆域，从而成为各民族的"共主"。但1914年5月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却规定："中华民国之领土，依从前帝国所有之疆域。"那么，如此辽阔前帝国之疆土怎么就被囊括在民国之中了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创建中华民国的革命党人凭借汉族的军事、人口与经济实力的优势，无视其他各个被殖民民族的独立自主的要求，以强横的态度发出宣言，将本来不相统属的各民族"合为一国"。这样，他们就全盘照搬了旧的殖民体系，擅自接管满清留下的属于他民族的主权和领土，在摆脱自身被殖民地位的同时，汉族革命党人在新的政体中，成为新的殖民主义者。 ◎ "五族共和"未获边疆民族承认 最初，中华民国使用的国旗是五色旗，旗面为红、黄、蓝、白、黑五色，表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五族共和"被认为是民国时期重要而先进的思潮，被解释为：合汉满蒙回藏五大地域组成一国，国民则由汉满蒙回藏五族所组成，彼此平等无分轩轾。 这个名称和解释看起来都非常美好，但经不起一点点深究。既然如汉族精英们所说，这是"怀抱宽广的胸怀，涵容五大民族共赴国事"，那么，在孙中山宣布中华民国这一统一政纲之前，有没有邀请各族领袖前来"共赴国事"? 各方是否有过协商或谈判? 有没有签订各方赞同统一的契约？是否举行过全民公投，让边疆民族的人民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 按照社会契约论的政治权利原理，约定是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主权在民，主权是公意的运用，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约定。在孙中山宣称"五族共和"、将各周边民族合为一国之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已经和各个边疆民族谈判协商过，并获得他民族人民的承认。中华民国的"五族共和"政治纲领因此缺乏合法性。 据一位西藏历史学者说，当时（1912年1月）远在高山僻岭、消息闭塞的西藏噶厦政府，甚至不知道自己已被汉族革命党人"统一"到中华民国去了。后来藏人知道了，立即态度坚决地表态，拒绝与汉人合为一国。1913年，流亡归来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抓住机会，正式声明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1929年6月，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决议："派员分赴蒙古、西藏，宣达中央扶植蒙藏民族之政策与决心。"当时的西藏噶厦政府否认与中华民国有任何政治上的从属关系，不予接纳。1934年，国民政府趁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机，终于第一次派出官员带团进入西藏，但西藏政府明确地向国民党官员黄慕松表示："五族共和"不适合西藏政教制度，不能合作。 蒙古人作为满族的盟友，比较清楚地了解辛亥革命之变化。其时驻京蒙古王公仍然态度强硬地尊戴清室，反对与汉族革命党人共和。辛亥革命不久，外蒙古就宣布"独立" ，并在宣布独立之后马上向列强派去使节。1913年1月11日，西藏和蒙古甚至签订《蒙藏条约》，互相承认独立主权地位。 被汉族革命党人列入五族之一的"回族"，在那时似乎是指全部中国回教人（包括新疆维吾尔族）。当时中国西北西南的的回族因常与汉人发生民族仇杀事件，因此被迫采取"争教不争国"的消极政治态度。至于满族人，在辛亥革命"驱逐达虏"之时遭到报复性屠杀，人口急剧减少。当时失败的"鞑虏"只求活命，很多人改名换姓，自称汉人，因为他们满人早已被汉化了。 由此可见，被认为倡导民族融和、民族平等的"五族共和"，从来没有为汉族之外的边疆民族所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似乎也不认为有必要考虑其他民族的意愿。因此，这个美丽动人的提法，只是大汉族主义的包装，是一种吞并、同化边疆民族的策略。它只是给国民党和共产党殖民各边疆民族提供借口，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 @ 立宪派之明智与革命党之颟顸 最早倡导"五族共和"的并非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孙中山本来并不认同"五族共和"的理念，甚至指"五族共和"是"无知妄作"、"欺人之语"。真正推动"五族共和"成为一种流行理念的，是清末民初以汉人为主体的政治界与思想界，最初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  清末民初思想家梁启超曾主张君主立宪制。 在满清帝国大厦将倾之际，康有为等立宪派为保全中国领土，防止分裂，主张实行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在当今中国民族冲突激烈之时重读历史，笔者深感百年前的立宪派见识之明智。 立宪派认为："欲保全蒙、回、藏，则不可不保全君主。"可见他们对边疆局势有清醒的判断，并尊重各边疆民族原有的对满清的国家认同。如果当时的中国继承清朝的法统，再以君主立宪的政治手段建立一个现代国家，那么，这种做法就可能使各边疆民族甘心情愿地留在中国。 封建的清王朝在对待边疆民族的政策上不是没有可值得称道之处，那时朝廷只对西藏等边疆民族实行名义上的统治，即实行宗主权。 然而智者可以认识现实、预见未来，却无能扭转局势。待孙中山等革命派废除君主、建立民国，为了大汉族的利益与扩大领土与势力的需要，他们立即废弃自己原来的"汉族单一建国"主张，将昔日论战对手立宪派的"五族共和"之口号拿来为己所用。但革命党人不明事理，他们不懂立宪派所称的"五族共和"是在君主立宪政体下才能实现的。 当然，在共和制度下，不同民族和谐共存也是有可能实现的，但这种真正的"五族共和"必须基于各方的自愿同意，以和平的方式缔结跳跃，建立类似"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 当时中国建立联邦制的可能性在于，清王朝崩溃之后，各边疆民族都有增强军事安全保护和谋求共同发展的深切需要。当然，在联邦产生之前，必须先有一部各方都能接受的宪法，使加入联邦的成员在把各自的部分权力让渡给联邦政府后，仍然能够保留部分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力。 当时世界上已经有不少国家选择了联邦制，并借助联邦制建立了稳定的共和政体。梁启超早在1901年向中国人介绍瑞士联邦制，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地方自治传统，如果能采用联邦制，中国许多难题都容易化解。但是，曾留学日本，并拥有美国国籍的孙中山并不考虑采取联邦制。由于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中央集权型的单一制国家，拥有悠久的"大一统"传统，这个传统禁锢了民国思想家和政治家设计新制度的魄力和想象力。 当孙中山以颟顸的态度宣布毫无根基的"五族共和"之时，各边疆民族的危机就开始了，它给至今仍然绵延不息的民族残杀、自焚悲剧和暴恐事件埋下了伏笔。 ◎ 虚构"中华民族"作为吞并借口 前面提到民国思想家对设计新的合理的政治制度缺乏想象力，但他们却在如何维护中国大一统、吞并同化边疆民族方面却殚思竭虑，极尽微臣献言之道。 这些汉族思想家对大汉族主义的一个荒唐的贡献是：创造了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如梁启超所说："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为什么要人为地合成这样一个大民族？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就使中国变得强大无比，"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后，接过了汉族思想家们创造的"中华民族"之旗号。过去 "中华民族"一词曾专指汉族，到此时已经成为泛指中国各民族的一个概念。 然而，"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很不真实的，这个虚构的名称不符合民族学对"民族"的定义，因为汉族和各边疆民族并没有"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孙中山本人早年就是一个民族主义原生论者，他说："能结合成种种相同民族的道理，自然不能不归功于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这五种力。"这位革命领袖就是用这种民族原生论来号召汉人"驱逐达虏"的。 时过境迁，孙中山从一个民族原生论者转变为一个民族建构论者，即不再认为民族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刻意建构的产物。是什么促成革命领袖这样惊人的转变？这是由于辛亥革命胜利，昔日反抗外族的被殖民者成了统治外族的"共主"，为了巩固和扩大主权，他再次乞灵于民族主义-----一个由汉人建构出来、涵括各边疆民族的"中华民族"。 因此，"中华民族"只是统治者构想出来的一个政治概念，一种企图吞并他民族的政治手段。孙中山毫不隐讳他的目的是同化边疆民族，说："把汉、满、蒙、回、藏五族同化成一个中华民族，即通过融合、同化五族，使之成为单一的中华民族。" 在宣称融合五族成单一的中华民族时，孙中山也不觉得需要征求其他四族的同意。因为他们认为汉族天生就优越于其它边疆民族，改造其他落后民族的使命必须由大汉族来承担。这种对弱势民族的歧视性的态度，就如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所说："民族主义导致集体的自我崇拜。" ◎ 中共以主权践踏弱势民族 尽管孙中山等早期国民党人雄心勃勃，强行向各边疆民族宣示主权，要以"五族共和"与"中华民族"等虚构的词汇同化各边疆民族，但行格势禁，中华民国在大陆执政期间，一直处于内外交困的处境中，无法有效地行使他们所宣称的对边疆民族的主权 在上个世纪上半叶，西藏、蒙古和新疆的少数民族不断对中央的统治提出挑战，边疆地区的独立运动此起彼伏。如前所述，西藏人在1913年声明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外蒙古在辛亥革命后实行了独立，内蒙古的德王也曾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试图使内蒙古也独立。 可见，孙中山在中华民国成立时针对各边疆民族的单方面的主权宣示，在当时是空洞而毫无意义的。 但是，这个空洞的宣示却给共产党后来以大炮铁蹄攻占西藏，提供了所谓的"法理"基础。 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中共曾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大唱"民族自决"先进思想之高调，宣称"蒙古，西藏，新疆都可以从中国独立出去"。但在中共建国时，他们却自食其言，再也不提"民族自决"之理论，反过来继承被他们打垮的国民党的大一统纲领，仍然以"中华民族"的这个虚假招牌，吞并、殖民各边疆民族。 在中共强权殖民统治之下，国家暴力酿成了无数血腥的灾难。各边疆民族的厄运真正开始了。这些民族逐渐丧失自己的自主权与土地，其文化、宗教权利被剥夺。六十余年来，被欺凌被践踏的边疆地区从未安宁。 1950年10月，中共刚建国不久，解放军就进攻西藏，强迫西藏政府签订丧失主权的"十七条协议"。1959年，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被迫逃亡印度。自2008年西藏发生骚乱，至今已经有一百三十几位藏人自焚，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惨烈的抗议浪潮。  1959年，无法与中共合作的达赖喇嘛（中）逃往印度。 1949年，中共将军王震率领十万官兵进军新疆，杀人如麻，他甚至用大炮轰平维族村庄。因此长期以来，新疆发生过无数大小规模的暴力以及民族冲突事件。血腥的暴力袭击事件甚至扩大到新疆之外的汉人地区，例如北京和昆明。此后中共当局对维族人的镇压和控制加剧，导致大量维族人外逃。据最近的报道说，每月大约有5000维族人偷渡到东南亚。 在1968年到1969年内蒙古自治区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蒙古族精英被摧残殆尽。而后内蒙古不断发生小型的抗争活动。2011年5月，因为蒙古牧民死亡事件，內蒙古发生抗議示威冲突。 面对如此惨痛的历史和现实，我们不能不追本溯源，在指控中共欺压弱势民族的罪恶之时，也应该追究中华民国政府的历史责任，他们当年为获得大一统的疆土而制定的"五族共和"政治纲领，虽是一纸空文却留下了无穷后患。 那么，未来会怎么样呢？在当今中国的这种专制体制下，我们看不到有任何解决民族问题的希望。只有当中国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现代国家，才有可能可以借助联邦制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正如现代共和主义的奠基人孟德斯鸠所认识到的，联邦制对于小国获得安全、大国实现自由有其价值。只有在中国实行高度自治的联邦制，才不会存在对于弱势民族的奴役和压迫。 －－－－－－－－－－－－－－－－－－－－－－－－－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5年二月号，发表时有删节。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Mar 20, 2015, 6:28:15 AM3/20/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管见：“新常态”外衣勉强包装现实
- 裴敏欣：美政商学界看中国走势
- 高新：徐才厚因何事“死不瞑目”？
- 林保华：中国是否即将崩溃？
- 曹长青：亲北京学者预言中共崩溃
- 张轶东：袁贵仁只不过是习近平喂养的一条狗而已
|
Posted: 19 Mar 2015 11:00 PM PDT
习近平喜欢表现他的平易近人，乐于使用较富于生活气息、较为时尚的语言。但说到较为重大的问题，他还是不能不显露出保守而平庸的本色，套话连篇，充满陈词滥调。 习近平显露保守而平庸的本色 习近平上台两年多，给人的印象是，他很精通共产党人的思维方式与工作方法。例如，他熟悉毛泽东的语录和诗词，谈起中共思维的传统教条来，可以说是运用自如。 最近的表现之一，是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而触及到具体时，习近平不无自豪地告诉人们，"我们提出要准确把握、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就是适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辩证分析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作出的判断。" 这些话里，还算有些意义的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判断。然而它包裹在一堆套话之中，不免让人觉得，习近平这里说的"判断"并非他多次论述过的"新常态"，而是对待"新常态"的做法，即所谓"要准确把握、主动适应"。这就颇为奇怪，因为这样的"判断"可以适用于各种情况，而正常人大概不会得出"不必准确把握、不必主动适应"的"判断"。 看得出来，习近平喜欢表现他的平易近人，乐于使用较富于生活气息、较为时尚的语言。但说到较为重大的问题，他还是不能不显露出保守而平庸的本色，套话连篇，充满陈词滥调。如此这般，或许他是为秘书们所误，却也很可能，其实表现出他本人的真实水平。不客气地说，无论习近平本人，或他的秘书，他们谈论毛泽东的思想可以头头是道，而要运用辨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及其方法论，毕竟是难为他们了。 畸形市场：过剩与短缺并存 至于所谓"经济发展新常态"，应该说算得上是"辩证分析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作出的判断"。不过，近年来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关于中国产能过剩等相关论述越来越多，人们对中共以政府控制、国企垄断扭曲市场经济，以环境生态恶化、社会矛盾激化为代价追逐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看得越来越清楚。习近平标榜他的所谓"辩证分析"，其实做这种分析的，早已大有人在，而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直到经济增长放缓的现实清晰起来，其数字表现已无可置疑，才被迫承认他们面前的变化，实在算不得有多么高明。 从马克思学说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阶段上进入其高级状态，这时，生产和社会福利这两个杠杆难以结合起来，因为生产力和产品必须先转化为资本，生产力才能发挥作用，产品才能流通，然而，生产力和产品过剩会阻碍这种转变。生产相对过剩，现在一般称之为"产能过剩"或"需求不足"，依然是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表现形式。即使现实中造就出现代金融业，构造出极其复杂的金融产品，体现社会基本矛盾的生产相对过剩，还是会顽强地表现出来。 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历尽坎坷。在漫长的岁月里，它的基本状态是，市场"毛细血管"系统逐渐发展，甚至相当发达，然而"动脉"、"静脉"的主系统在官府压制下难以生存或伸展。中共实验其"计划经济"时，市场"毛细血管"系统也日益萎缩，不过，"计划经济"毕竟是建造在市场的基础之上，政府主导的投资需求旺盛，而社会消费需求因为普遍的贫困而持续不振，在畸形的市场环境里显现为特殊的矛盾状态，过剩与短缺并存。 到改革开放时，市场化逐渐成为主导，国内市场的狭小更为明显，于是"大进大出"的"大循环"应运而生，向国际市场寻求出路。以此发端，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谓经济增长的"奇迹"实际上基于市场化的活力，其途径，一方面国内市场有所发展，同时更以全球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为其现实舞台。不过，外部市场发生变化，"内需"增长缓慢，以及增长模式转型空喊多年却难以推进的现实，就再度突出。 "中国廉价资本或将涌向全球"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商品向国际市场倾泻的同时，近年来还有新的变化──中国在全球资本市场上也越来越活跃，已经跃升为对外投资的第二大国，与外资流入的地位相当。说得形象些，就叫作"中国廉价资本或将涌向全球"。 四十年前，美国左翼学者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就试图论述利润增长理论。他们指出，现代垄断资本经济中的利润率下降规律，不妨碍其出现剩余增长的趋势，而他们论述所谓"剩余的吸收"，实际上已经触及到剩余价值规律的现代形式，即剩余资本在全球化中的支配作用。 资本在全球市场中运动，或曰"游资"，或曰"热钱"，它们桀骜不驯，兴风作浪，酿成各种各样的波动。而中国在经济增长放缓之际，似乎柳暗花明，其资本运动有了合乎规律的动作变化。然而，资本毕竟有其本性，它们与中共的控制本性如何持续互动，实乃观察"新常态"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若外部市场永远有利，中共恐怕很难正视增长放缓之势，现在实在没办法，不得不承认，则将其包装为所谓"新常态"，似乎它真有什么独特的"辨证分析"及其"判断"。然而，市场依其规律而运行，而变化，中共或无视或曲解，或诡辩或自吹，其实都无关紧要。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3月号  |
||
|
Posted: 19 Mar 2015 10:57 PM PDT
华盛顿—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简称GW）的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3月6日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表述了他对中国、尤其是中共前景的看法。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沈大伟之所以将"中国共产党统治结束的大戏已经开演"这样的观点公之于众，是因为美国的政界和学术界，已经对中国以及中共的前景达成了共识。 美国究竟是否这样的共识？出生于中国的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者裴敏欣就此对美国之音谈了他的看法。裴敏欣目前在美国加州克莱尔蒙特·麦克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担任政治学教授兼该校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对中国看法变化中 问：您认为美国政界和学术界有没有这种共识？ 答：我想这种共识并不存在；因为在美国的中国学界，对中国的总体的判断，一直是有很大分歧的。所以像沈大伟这样的文章出来，有人会赞同，有人会提出各种各样的疑问；所以这种共识可能是一种虚幻的假象。 但是我必须指出，美国的学界对中国走向是否看好、还是不看好，在这个问题上，最近出现了一系列很重要的变化，特别是在薄熙来事件之后，在美国的中国学界对中国的看法起了很大的变化——对中国看好的人，开始比较少了，对中国的前景比较悲观的人，开始多了。但是所谓大部分人对中国看法的"共识"，那是不存在的。 问：为什么薄熙来事件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 答：最主要的是薄熙来事件披露了中国高层内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 在毛泽东时代，这种政治斗争使共产党遭受了很大的打击；在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国的高层一直是十分努力企图在高层保持团结，但是薄熙来事件说明中共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的这种努力是失败的。 最近习近平做的一系列的反腐的事情，他的反腐运动进一步揭示了中共内部的团结可以说是十分脆弱的。可以说中国、中共高层内部的团结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前景就使人十分担忧。 中共倒台还是转型 问：中共倒台、或者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中国朝着民主化转型，不正是外部世界和中国内部民众都想要看到的么？ 答：有许多人希望中共、中国能够和平民主转型，但这其中一定要有一个修正：人家并不是说希望中共倒台——倒台你要有一个定义； 一种是被革命运动推翻，一种是自我改造，平安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有根本区别的。 我看大部分人都是希望中国能够进行和平民主转型，而并不是像阿拉伯之春这种经过十分动荡的革命运动来实现的民主转型，因为前者的民主转型是比较有希望的，而后者的民主转型风险很大，弄不好又会出现军人统治，甚至是短期的政治混乱。 人家提起中国的民主前景，基本上都是希望中共采取像台湾、甚至南韩、墨西哥这一类从专制到民主的平安转型，就是精英自己主导下的和平转型，而并不是经过暴力、或者是群众运动的(更为动荡的)转型。 问：你说的"人家"指的是……？ 答：美国国内对中国比较关注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界精英。 中共"精英"心态 问：中共内部对这一点是否真正了解？ 答：共产党里面有许多"精英"根本就不想转型，因为在中国，控制了政治权力，俗话说，就可以"发大财"，就可以掌控许多经济资源，那种政治权力他怎么可能放弃呢？所以，他根本就不想要进行和平的民主转型。（这些人）为了要向中国老百姓有一个交代，往往会说"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对外的官方说法就是"西方希望中国乱、希望中国分裂"，而实际上，西方真正有脑袋的人根本就不希望中国乱、根本就不希望中国分裂。因为中国分裂和乱，对整个世界是有很大的负面冲击的，而西方是不想看到这种局面的。 但是，西方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同时也知道，中共现在是一个没有合法性执政基础的政权，它的长期的稳定和持久性都是不可能的。 中国现在基本上是靠两个手段来执政。一个是靠暴力、靠镇压，所谓"维稳"；一个是靠经济发展，来向人民显示中共是一个执政有效的政权。 第一个手段代价很大，第二个手段不可持续，因为经济上的表现一时好，一时坏，长期下去，这种政权它必须面对自己合法性缺失这么一个问题。 问：习近平属于哪一类精英？ 答：习近平目前的政策显示，他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强势的政治手段来使共产党的执政能够长期保持下去。他是属于这种"要使共产党的红色江山永保万代"这样的精英。 中共政权的寿限 问：沈大伟的那篇文章，最终要说的是什么？ 答：他说的就是习近平的这种努力最终是要失败的，而且中国现在已经出现系统性的不稳的预兆，就是从各种矛盾——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经济矛盾、精英之间的矛盾、甚至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矛盾，都体现出中国现在，或者说是在今后5到15年之内，会面临很大很大的危机。 问：你同意沈大伟文章中的观点吗？ 答：他讲的都是事实，中国出现这些矛盾是无可争议的， 唯一不能判断的，就是这些矛盾是否能够导致中国的政权更替、是否会导致共产党下台，以及通过什么方式下台，这是没法判断的。因为这么一个充满矛盾、充满内部不稳定因素的政权，有时候只可以持续几年，但是有时候也可能持续很久。这是一个很难确定的问题。 这方面我个人认为，根据比较历史、以及我们对专制国家转型的了解，中国今后10到15年是一个共产党政权的高危期、即危险程度（系数）很高的这么一个时期。因为一党专制一般寿命都不超过75年左右，而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是65年左右了。而且，在人均收入一到1万5千美元这种情况下，保持专制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在历史上没有先例，除非你是一个产油国。所以从历史来看，今后10到15年，中国出现政权更替的可能并不是没有，而且相对比较高。 XXX 裴敏欣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80年代中期来美后先是到匹兹堡大学研读写作，之后获得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一度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政治学，并长期出任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目前除在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任教以外，还兼任另外一个智库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高级研究员。裴敏欣著有两本政治学书籍：1994年出版的《从改良到革命：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体制的终结》（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2006年出版的《中国掉入陷阱的转型：专制发展政权的局限》（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 ——VOA  |
||
|
Posted: 19 Mar 2015 08:03 PM PDT
徐才厚出庭未及身先死，同样在中共军中也引起渲然大波，以至中央军委紧急通知解放军报"立刻拿出一篇'有强烈说服力'的东西来"。于是，报社政治部、评论部的"秀才"们在接到命令之后据说只花了九十九分钟的时间便拼凑出了那篇至少获得了海外舆论界强烈好奇的《其人已盖棺，反腐步不停》。文中说：徐才厚，那位曾经声名显赫的戎装上将，却因贪腐而身败名裂，在被监管的病榻上结束了他可悲可耻的一生。他的生命虽已终结，但其带来的深刻教训值得深思。 作为军队历史上因腐落马职务最高的将领，徐才厚死讯公布后，我朋友圈里先是愕然，继而哗然，其中不乏一些"貌似合理"的分析和"来源神秘"的流言，诸如"救治不力""政治迫害""同党灭口"等耸人听闻之说……这当中有人们对国家建设、军队反腐的疑虑担心，有国人热衷八卦政治秘闻的心理，也不排除别有用心的推波助澜，正所谓"政治流言背后有推手，经济流言背后有利益"。 业内人士都知道，这篇文章之所以署名"谢正平"，是因为这个"笔者"是"解政评"的同音，即"解放军报政治部、评论部"的简称。所以，文中的"我"其实不是一个人，也就是说，对徐才厚的"死法"之质疑和"流言"，同样来自于解放军报社的"秀才"们的"朋友圈"里。 "谢"文中还说：中国历来有"人死账消"的说法，基于这种传统，人们有理由担心，徐死后相关案件还能否彻查下去，那些与其沆瀣一气的贪腐分子，又是否会因此逃脱党纪军法的制裁……好在，流言止于智者，更止于公开。军方新年已两度发布查处重大案件信息，不再把这些"高度敏感、有损形象"的贪腐之事捂着掖着，而是自揭家丑、刮骨疗伤，主动回应世人关切，这彰显了本届领导人的高度执政自信，也反映了军队肃贪反腐的坚定自觉。军队对待腐败的态度，决定着这支军队的兴衰荣辱。唯有彻底与腐败划清界限的军队，唯有以打胜仗为使命的军队，才有勇气和魄力做出这样的回应。对徐才厚的查处，不过是军队重拳肃贪、铁腕反腐的延续和必然，当然这是个更具标志性的案件。2014年3月15日启动组织调查，6月30日开除其党籍，7月30日开除其军籍，10月27日公布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可谓雷霆之势、令人侧目。我相信徐虽因癌症而死，但其他涉案人员决不会不了了之。因为强国强军的大业需要轻装前行，哪能被贪腐分子逍遥再拖累？ 既然解放军报社中的"我"，即政治部、评论部的全体"秀才"们都相信"（徐才厚）其人已蓋棺，（中共军中）反腐步不停"，"徐虽因癌症而死，但其他涉案人员决不会不了了之"，我们估且也跟着相信一把，讨论一下，习近平政权"决不会不了了之"的徐才厚案的"其他涉案人员"除了已经被抛出最高为中将的"小猫（中猫？）三两只"，还会有哪一位或者哪几位现役或者退役上将？徐者厚即使不是死于"同党灭口"，但"同党"是哪一位甚或哪几位？ 刚刚读过一篇在中国大陆境内网站公开张贴的网文《军队反腐今年为何还会更热闹？》，文中说：徐才厚把持军队政工、人事大权十多年，其间卖官鬻爵，经他之手违规提拔的不知有多少，而徐才厚靠"批发"官帽敛得多少财物，如不系统、认真查究，已不可竟数。此前，军事科学院杨春长、罗援、姜春良少将等接受采访时，曝光徐才厚卖官内幕，称军队入党提干皆有价码，从排级到师级行情不等，曾有大军区司令向徐才厚行贿2000万。 徐才厚生前曾执掌解放军政治和人事大权，在这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军队中排名第三，仅次于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和另一位副主席郭伯雄。在徐才厚去年落马之前，军方还从来没有因贪腐查处过一名上将级别的将领，更不用说一名中央军委副主席了。 如上妙文，妙就妙在巧妙地一边提醒读者徐才厚在中共军中"卖官鬻爵"、"'批发'官帽"的持续时间长达十年之久，一边巧妙地点出郭伯雄的名字，提醒读者不要忘了这十年时间里郭伯雄可是徐才厚的上级。 当然，文中也点出了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的大名，但正如中共驻港媒体已经借中共解放军退役将领之口对外承认的那样，当时的胡锦涛在军委层面已经被架空。 如今无论中国大陆境内舆论还是境外媒体，议论和炒作江泽民或者江泽民家族有贪腐之嫌的说法层出不穷，但对胡锦涛的负面评价则只是集中于"不作为"或"没作为"角度，而从贪腐以及女色方面，不但是零绯闻，而且不乏正面评价。所以，讨论徐才厚疯狂"卖官鬻爵"的十年间，其上级只负"失察"之责还是必须被置以"同流合污"之罪，焦点只集中在郭伯雄一人身上就对了。所以，有必要再确定一下郭伯雄和徐才厚共掌中央军委的整整十年时间里，到底是谁的官大和是否有过角色互换的事实发生。 查阅一下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的原始记录即可证实，徐才厚的军委副主席上任时间首先是要比郭伯雄晚两年，进入中央政治局的时间要晚五年。 人们应该都还记得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不交军委主席的政治败笔，当时的十六届一中全会公布出的军委领导名单，江泽民依然是主席，副主席为胡锦涛、郭伯雄和曺刚川，徐才厚在军委委员中名列第一。 两年之后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已经连普通中央员都不是的江泽民居然以"看望"的名义到场接见全体与会者并"发表重要讲话"。 该次会议闭幕当天对外发布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关于调整充实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调整和充实之后的名单如下：主席：胡锦涛；副主席：郭伯雄 曹刚川 徐才厚；委员：梁光烈...... 也就是说，徐才厚不但出任军委副主席时间比郭伯雄要晚整整两年，而且在十七大召开之前的三年时间的军委副主席名单中，徐才厚大名不但排在郭伯雄之后，也还排在曺刚川之后。 习近平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十七届一中全会上，徐才厚和郭伯雄同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书记处里已经不再有徐才厚的大名了。同时对外公布的军委副主席名单只剩两名，郭伯雄仍然排在徐才厚之前。 日后有外界媒体在中共的公开会议报道中发现徐才厚的大名被排在了郭伯雄之前便大惊小怪，并据此得出郭伯雄"因病让位"的结论，但事实上在郭伯雄和徐才厚同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在一些所有在京政治局委员均有出席的会议场合中徐才厚的大名被在会议报道中排在郭伯雄之前，是因为政治局委员的排名从来都是"按姓氏笔划"排列。"徐"姓和"郭"姓凑巧都是十划，所以才在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中并列在一起。但按规矩"徐"的左偏旁比"郭"的左偏旁笔划少，自然是"徐"前"郭"后。 事实上正如笔者在前面的文中已经提及的，郭伯雄从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开始即接替了张万年军委第一副主席的位置，是所有同届军委委员的上级，也是排名其后的其他军委副主席的上级。 同样道理，习近平统领的十八届中央领导层里，两名军委副主席中范长龙是排在许其亮之前的，但按姓氏笔划排名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中，许其亮的名字当然会排在范长龙之前。 熟悉中共军队组织系统的人士都知道中共军中实行的是所谓的"双首长"制，即所谓"军政首长"。但是，与地方上的所谓"党政领导"的先后次序相反，军队里的军事长官是排名政工首长之前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无论是二炮部队还是空军和海军，都是司令员出任军委委员，政委只是正大军区级待遇。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也是如此，其部长都是中央军委委员，而政委也只是正大军区级。 曺刚川退下去之后，十七大上产生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即是"军政双首长"，而其中之一，特别是排名在后的那位副主席要想架空军委主席，没有平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第一副主席的支持和配合，难以想象。这就是为什么徐才厚"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因'病'死亡"之后的军内"流言"内容之一就是：徐才厚已死是千真万确的，但却是睁着眼睛去世的。"致死不能瞑目"的原因不是因为家中宝藏已经被全部查没无以陪葬，而是因为"郭副主席为什么就不被追究？" ——RFA  |
||
|
Posted: 19 Mar 2015 08:02 PM PDT 这些年来每年北京的两会，都是向全球显示中共的团结与崛起，还有外界一系列赞颂的声音。但是今年情况有点不同，至少是从美国方面，传来质疑的杂音。 今年2月，哈佛大学研究共产党高层政治的学者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在香港大学发表演讲，并且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的采访，畅谈他对习近平的看法。他认为习近平铲除腐败的运动蕴藏着危险，习近平要挽救共产党，但他的运动却对共产党的未来造成了风险。 3月6日，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长篇文章列举中国即将崩溃的5大理由，指出共产党在中国统治的残局已经开始，习近平的无情手段只能让国家更加靠近崩溃点。 如果按照中共的惯常思维，这一定是这些学者配合美国政府的重返亚洲，或者叫做亚洲再平衡政策而唱衰中国，为美国的政策制造舆论。 过去也有美国保守派的学者预测中国的崩溃，结果不是那样，中国不但没有崩溃，而且更加"强大"。这次再重谈老调，是否毫无新意？但是如果从这两个学者的身份来看，马若德是专门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习近平这个文革知青一代而且言不离毛泽东的中共领导人，自然会将他与毛泽东作对比，将目前中共高层的内斗与文革做对比而有其特别的认识。而沈大伟长期亲中，说中国的好话，如今突然转变立场，自然也是因为他有特别的感触而出现急转弯。因此他们的看法自然不能忽视。 他们的共同点都在指出中国反贪带来的内部斗争给中共带来崩溃的危险。但是同样，这不是唯一的原因，西方的价值观也是对中共带来威胁的重要因素。这也让我想起当年邓小平所鼓吹的"两手硬"政策，虽然这两手的内容略有不同。但是邓小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打击与习近平对异议人士的抓捕都是这个独裁政权一脉相承的手法。然而30多年下来，他们消灭不了异议人士，改革与反贪也没有取得多少真正的成绩，因为他们所反的，只是不同派系的贪污犯而已。 不过他们两位的分析还是有些不同的地方。马若德着重意识形态，共产党依靠的"粘合剂"有儒家、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但是现在似乎都很模糊，拿不出一个象样的意识形态，因为连民族主义也会杀伤自己。这是它最危险的地方。 的确如此，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来说，现在要推翻的难道不是中共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与裙带资本主义制度？而与日本的暧昧关系也说明民族主义走向困境。也许，儒家对自己的的杀伤力比较小，但是却与毛泽东的"批儒"唱反调，那就很难把自己打扮成毛泽东的继承者了。 沈大伟也谈到高层的政治斗争，但是在第五点专门谈到中国的经济问题："中国的经济前景未容乐观，而对国家企业的改革将牵涉大量利益冲突，举步维艰，令中国难以真正转型为有创意、能发展高科技的知识型经济。" 这也是"两会"承认中国经济下行的趋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可以说，一旦中共特权集团可以瓜分的大饼变小了，无疑会加剧内部的权力斗争。这也将导致，即使反贪有重大的风险，也必然要反下去，从而导致难以预期的结果。 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难以用西方观点来准确分析中国是否即将崩溃，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六四以来中共党内最激烈的权力斗争。习近平也感受到了这个风险，所以他的人马已经制造他将会成为"蒋经国"的舆论，因为蒋经国也经历过非常独裁而被人痛骂的阶段，最后却是翻转台湾历史。然而习近平的辣手，已经让自由派丧失对他的期望，连沈大伟也对他失去信心。难道习近平还可能出现戏剧式的急转弯？ 面对中共的困境，最要紧的却是代表西方价值观的美国与欧洲西方国家，该如何促使中共的崩溃或改革，而不是因为乌克兰与中东的问题而再度放纵中共。作为全球最大、最狡猾与最野心勃勃的专制国家，如果西方国家可以抛开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团结一致，共同向中共施压，乌克兰与中东的问题其实也就不必看中国在联合国的脸色而比较容易解决了。 而中国红二代、官二代纷纷到美国等西方国家为自己留后路，也等于西方国家抓到中共的软肋。中国只能讹诈而不可能对西方国家发动战争，连对日本都不敢，何况美国！ ——RFA  |
||
|
Posted: 19 Mar 2015 07:11 PM PDT
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刊出专稿：中共即将崩溃的五大理由。作者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David Shambaugh教授。这位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沈大伟"的美国学者，是当今美国非常知名丶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 美国专家预言中共将垮台，并不罕见，像章家敦（Gordon Chang）多年前就曾着书《中国即将崩溃》，认为中共专制朝不保夕。但章是知名的保守派，常在美国电视上评论（批评）中共政权。 沈大伟就不同了，他跟章不同阵营，被视为亲北京派，在美国被叫做"红军"（Red Team，像傅利民丶奥克森伯格丶包道格丶蓝普敦丶史文丶麦利凯等都属于此阵营）；而像章家敦那样强调中共崛起威胁世界丶力挺台湾的学者，被称为"蓝军"（Blue Team），包括保守派智库的学者，《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的编辑，还有反共议员等（美国国务院很少蓝军）。 现在，由亲北京的"红军"成员出面撰文斩钉截铁地说，中共政权将崩溃，还详述五条理由（根据），并在美国发行量最大的《华尔街日报》刊出，随后很多媒体转载报导，就比较罕见了。 美国的亲北京学者不仅多，且很有势力，相当影响美国的对中国政策。早在四十年代，在国共两党内战之际，就有美国国务院官员（作为美军观察员被派驻延安）谢伟思（John Service），亲共到几乎成为毛泽东的传声筒。他在延安时跟毛泽东谈话50多次，完全被毛洗脑。他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几乎都是替毛讲话，贬低当时的国民政府和领袖蒋介石。 谢伟思等左派外交官丶写了歌颂红军的《西行漫记》的埃德加.斯诺等左倾记者，再加上认为共产党代表新的进步文化丶后来成为美国研究中国问题权威鼻祖的费正清等学者，就形成了美国很强大的亲北京（红色政权）的声音。 后来的美国国务院的中国专家，多都是费正清的弟子。沈大伟也属这个派别。而且他的学术"出身"更左，他是美国着名的亲共学者迈克.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的弟子。 卡特总统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愚蠢丶无能的总统，不仅他的大政府高税收的国内政策造成美国经济困境，更因为他的对外绥靖政策完全失败。这里既有卡特本人对共产邪恶等无知，还跟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左倾有关。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是布热津斯基（主要负责对苏联政策），中国事务助理就是奥克森伯格（他跟布热津斯基联手负责跟毛的中国建交，抛弃中华民国）。 奥克森伯格左到这种程度，曾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美国应学习中共监狱改造罪犯的经验样板。中国发生六四屠杀，全球一片制裁声，奥克森伯格却独排众议呼吁"不要孤立中国"（实质是不要孤立中共屠夫）。1997年他还促成卡特前总统到北京访问（让他看到所谓的中国进步），结果卡特回来后就在《纽约日报》发表"将中国魔鬼化是错误的"一文。 1992年我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做访问研究时，正好是奥克森伯格从卡特政府卸任后在那里当总裁，更近距离知道不少他的左倾故事。当年《纽约时报》唯一的保守派专栏作家罗森绍（A.M. Rosenthal）曾相当抨击奥克森伯格对北京的绥靖和浆糊头脑。 据统计，奥克森伯格作为导师总共指导了中国研究领域内的70多位博士生和150多位硕士生。他的左倾，可能濡染了很多学生，沈大伟就是其中之一。奥克森伯格到卡特政府做幕僚时，也把得意门生沈大伟带到了国务院，后又进入国家安全委员会，可见师徒两人关系之密切，观点之一致。 费正清丶奥克森伯格等那一代所谓"中国通"（其实是"中国不通"）之后，基本就是沈大伟这一代的天下。沈大伟又很勤奋，至今已发表了研究中国问题的19本专着。绝大多数作品，对中国正面评价居多；尤其早期写的两本中共领袖的传记性作品，更是明显赞颂，一本是写赵紫阳（当然是赵当总理得势时）。一本是关于邓小平。 但在近年，这位被誉为"中国研究权威"的沈大伟对中国的看法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或者说是"成熟"了，能透过中共宣传的表面而看到红色长城的内在真实。 沈大伟的这个变化可从其撰述看出，尤其是在习近平掌权之后更加明显。2012年初，在习被确定为胡锦涛接班人丶来美国访问前夕，沈大伟就撰文"十问中国的预备领导人"，掌权后会不会走向政治改革丶市场经济丶对新闻松绑丶对西藏新疆实行人性化政策，不再煽动民族主义丶反美等。 可能正因为沈大伟对中国新领导人有相当期待，所以习近平上台后的倒行逆施，刺激他更看清中国（与习近平）。 在2013年，沈大伟连续发表文章，对北京政府相当批评。该年三月，他在《纽约时报》撰文"中国名声在全球范围内恶化"，引据皮尤研究中心及BBC的民意调查，指出过去欧洲公众对中国的评价是全球最负面的，但如今美国和亚洲对中国的负面评价赶上了欧洲。甚至在中东和非洲，中国的声望也出现恶化。 该年8月，在北京官方媒体热衷鼓吹什么"中国模式"走向世界时，沈大伟却发表"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模式'"，指出在政治上，"中国的制度是不可对外移植的，因为它是苏维埃式体制的混合体"；在经济方面，中国的体制也是个混合体，虽然私营经济比重升至40%左右，但国家仍主导着经济生活。 该年他出版了新书《中国走向世界：部分影响力》（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指出北京砸巨款做国际宣传，但没获什么所谓"软实力"效果。外部看到的中国，仍是官员腐败权斗，社会贫富悬殊，环境污染严重，富人纷纷转款移民。而且"中国在国际上的综合表现，检视起来其实也很差劲"。沈大伟的这本专著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为"年度最佳着作"之一。 2014年，沈大伟的文章更多对习近平中国的批评：在六四事件25周年之际，沈大伟在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发表了"中国是纸老虎还是狮子王"的文章，从外交丶军事丶文化丶经济丶国内因素等五个方面剖析中国，指出所谓中国将主宰21世纪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中国虽然"很多指标在数量上令人印象深刻，但质量上并非如此。缺少高质量的实力，让中国缺乏实际影响力。" 沈大伟的上述结论很像当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说法：中国可以出口电视机，但无法出口电视节目。因为专制中国没有能够影响世界的思想，怎么可能主宰世界？他的结论是："中国充其量只是一个不完全的全球性大国。"不是狮子王，而可能只是纸老虎。 今年2月底，沈大伟在美国民间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话："中国存在国际定位危机"。指出中国目前对"自己究竟是谁，想要什么"并不明确，存在相当程度的身份定位危机。特别是习近平上台后，中国抛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战略。 从"周边外交"到"新亚洲安全观"等，一步步在挑战二战后美国领导的国际政治丶经济和安全体系。"'敷衍'或'冻结'美国"。 今年3月初，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这篇被很多媒体转载的"中国将崩溃"（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的专文。不少媒体根据内容把它意译为："共产党即将分崩离析的五大理由"。沈大伟分析说，习近平极力阻止自己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执意集大权于一身，结果反而让共产党一步步迈向分崩离析。 沈大伟承认，过去有些"中国通"预言中共将垮台，结果落空，影响了他们的学术声誉。但这次，他却确信（预言）中国共产党的"终局"（endgame）已经开始。他不知道结局会是如何，但有可能相当混乱与暴力，亦不排除习近平会在政治斗争或军事政变中下台。这些都是中共"这个外强中干的政党所不能承受的"。 当亲北京的"红军"学者，师从奥克森伯格那样左倾（甚至亲共）的，现都反戈一击，直言批评北京，甚至大胆预言中共将崩溃，看来共产党的气数真的快到了。 2015年3月12日 ——RFA  |
||
|
Posted: 19 Mar 2015 05:49 PM PDT
这样的文章标题是不是对于袁贵仁本人的污辱呢？不是的！请回想一下1980年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时江青是怎样喊叫的："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网上查到的袁贵仁的简历只是：1950年生于安徽省固镇。1969年5月（19岁）参加工作，1975年（25岁）入党，即他在文革时期那种不是"牛鬼蛇神"家庭出身的。后来他"北师大哲学系"毕业，而且是研究生学历。这应该是文革末期或文革后的事了。那个时期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而且是哲学系的）到底学到了什麽知识，只有天知道了。据说袁贵仁还出版了一些"著作"，不知道是由一些什麽狗屁文章和狗屁谈话凑在一起的。 本来中共的"教育部长"和北洋政府时期（如蔡元培）和国民党时期的（如顾毓秀）的教育部长是不能同日而语的。那是货真价实的学者。而中共的教育部长们只是一些党棍子。例如那个连说话字都吐不清的白痴李鹏还一度兼任"国家教委"主任哩！ 袁贵仁当上教育部长的2009年是胡锦涛的第二任时期。那是三年中习近平集团与薄熙来集团争夺皇位逐渐激烈的时期。这时袁贵仁这样的部级干部可能面临严峻的"站队"问题，袁贵仁这时如何站队我们无法可考。但这时他还说了一些"开明言论"。例如他在2011年曾说："改革动力不足，应该引进外来资源，让中国教育感到外来压力"。同年三月他又在"京华时报"上称："更多引进外国资源都没风险，因为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还派那麽多人出去，在资本主义国家窝里都不受影响，还怕自己在这里受影响"。 但是仅仅3—4年之后，袁贵仁的"主人"变了，接着他的"吠声"也变了。2015年1月， 袁贵仁在一次会议上说："中国高校是对抗法治公民社会和人权等概念的'意识形态前沿阵地'------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里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个种不良情绪带给学生。" 这麽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引起了社会上尤其是高教界人士广泛的热议和围攻。汕头大学研究生海伦.吴说："一个教育部长一点风骨都没有，竟然沦落到这样迎合高层。"亲爱的海伦.吴同学：你完全错了。袁贵仁哪里是在迎合高层（一条狗有资格"迎合"吗？）。这是高层命令他杀气腾腾地威胁大学老师们闭嘴而已。如执行不了，"提头来见"。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质疑袁贵仁言论的谈话已被屏蔽。我感觉大学老师们和袁贵仁争辩也没有意义。人不和狗斗嘛！ 当然，为习近平卖命唱赞歌反民主的混混有的是，如什麽周小平，花千芳，徐岚，朱继东之流。但是袁贵仁的角色最重要。习近平给他的是"军令状"，他不得不咬牙露齿地大声犬吠而已。 江青和毛泽东是夫妻，江青作毛泽东的狗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愿的。而袁贵仁在2012年习近平"登基"之后就是"奴才"（清朝官员对皇帝的自称）。这条狗你愿意得当，不愿意也得当。 因此，我觉得在民主与专制的斗争中，打击袁贵仁的这一仗很有战略意义。但是在战术上对民主一方提供了一个打击袁贵仁的"软肋"。这就是给习近平来一个"将军"，要求他派出工作组调查袁贵仁的儿子袁昕将本无送审资格的"袁氏教材"审查通过牟取暴利一事。 袁贵仁的儿子袁昕（1978年生），任北京出版社教材中心总编辑。将本无送审资格的12套袁昕主导的"袁氏教材"顺利送交教育部审查，且能全部整套一次通过审查。牟利100亿。这麽大的问题难道不应该马上调查吗？袁贵仁不是以权谋私的腐败分子吗？ 最近又揭露出袁昕曾收受北大方正贿赂股票，价值5，000万之事。 最新揭露出袁贵仁本人的事更重大了：2009年5月，河南教育学院邀请袁贵仁（时为教育部副部长）来郑州，对河南教育学院进行考察，答应支持河南教育学院专升本。2011年该院党委书记白威海，原院长现党委书记刘金海，向袁贵仁等官员行贿4，000万元。2009年10月袁贵仁当上教育部正部长。2010年，2011年白，刘二人又多次进京向袁贵仁活动。"专升本"最终失败。但袁贵仁等并未退还贿款。 这可能成为民主与专制斗争的一次大战役。在战略上打击的方向不是袁贵仁（一条狗并不值得一打），而直接是习近平和整个中共的一党专政制度。战争中的战术关键是集中力量打击对方的薄弱环节。不是和袁贵仁争辩，而是动员全国大，中，小学教师（因为"袁氏教材"的内容主要是中小学课本）一齐起来，强烈要求习近平立刻派出中纪委调查组进驻教育部系统，调查袁贵仁受贿和"袁氏教材"的出版是怎麽回事！抓住袁昕和袁贵仁本人的那些受贿的事紧咬不放，一追再追！ 这一下就可能把习近平"将军"住了：如果习近平迟迟不回应，或呼衍了事地调查一下"袁氏教材"等问题，那麽他就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出了他的反腐是有选择性的，他包庇自己的"家犬"。如果习近平真正调查，忍痛牺牲袁贵仁，那麽袁贵仁放的那些屁是袁贵仁自己的，还是他通过袁贵仁放的自己的屁呢？ 总之，不论调查不调查，紧追袁贵仁受贿等事件，在习近平的统治防线中就会出现一个大缺口。民主一方可以趁机扩大这个缺口并扩大自己的队伍。或许这将成为民专决战的第一场大战役。全中国和全世界一切希望中国实现民主的人们，彻底丢掉对中共的一切幻想，投入战斗，一齐来敲响中共的丧钟吧！ 2015年3月1日于美国费城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Mar 21, 2015, 6:19:35 AM3/21/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Posted: 21 Mar 2015 12:15 AM PDT
两周前，沈大伟教授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即将瓦解"的文章，称"结束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大戏已经开始"，并且认为"习近平鲁莽的政策正在将中国带入崩溃的边缘"。沈大伟的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了中外政治分析家的激烈争论。其实，沈的文章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主要不在于文章的观点，而在于沈大伟本人关于中共前途的观点的急剧变化。 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中，沈大伟历来被划入亲北京的阵营。他曾经发表文章，论证中国共产党统治的"调适性"和长期执政的可能性。但是，在中国政府在各级官员中大张旗鼓地"打虎拍蝇"的时刻，在常人认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政治权力日益巩固的时刻，这位历来亲中共的美国学者，突然认为习近平正在带领他的党和国家走向覆灭。正是他的剧烈的观点改变，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沈大伟试图从多个角度论证他的观点，其中包括：中国的经济精英们大量逃离中国；习近平在完全丧失信心的情况下，不得不全面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体制内官员们对习近平政策的违心应付和消极抵抗；习近平的"选择性反腐"加剧了党内派系之间的争斗，从而进一步损害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中国经济正陷入系统性的危机，且看不到出路。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推行的"党国制度"，肯定是一种违反现代文明的制度，是一种与争取自由权利的人性背道而驰的制度。对于这一点，并不需要太多的论证。只要看看中国的执政者是多么辛苦地警惕和镇压来自民间的不同政治观点，看看他们是如何不惜成本地对媒体、学校、意识形态，以及全社会进行处心积虑控制，就不难看出连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个制度是如何的不得人心。 这样的制度被一种符合人性的制度所取代是迟早的事情。至于这种变更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发生，则有多种可能性。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执政党越是顽强愚蠢的反抗，所引起的社会动荡就会越大，老百姓为转型所付出的成本，就会越高。习近平上台以来进一步集中权力、进一步压缩不同意见的表达空间、进一步拒绝宪政的鲁莽政策，正在将中国继续引入这种高成本的转变轨道。 习近平正在不惜代价地证明，他要充当挽救一个走向没落的集权制度的英勇"男儿"。他可能还为此充满了使命感。但是在旁观者看来，他只不过是一个不知深浅、一味蛮干的鲁夫，与其他那些志大才疏的"太子"们没有任何不同。没有人会在乎习近平个人正在走向一条危险的政治旅途；但是，他正在将中国带入一条危险的旅途，这一点许多推崇他的人还没有清醒地认识到。 在我看来，习近平的危险在于，他最终将成为一个既没有民间拥戴者，又没有政治盟友的孤家寡人。他的反腐口号是得到民间的欢呼的，但是这种欢呼更多的是出自于民众对腐败官员的仇恨和对现有制度的嘲弄。当最终的刺激成为过去，尤其是当人们意识到执政党的反腐只不过是另一场的权力场游戏的时候，民间的欢呼将会消失，反腐的舞台上将只剩下习近平一个人。 对习近平更危险的是，他已经成为了腐败官员的"头号公敌"；腐败的官员则是这个制度的主体；而习近平却坚持在维护这个制度的前提下反对腐败。正因为如此，假如习近平真的有反腐动机而又想维护这个制度，他是在打一场打不赢的战争；如果习近平的反腐真的是权力游戏，由于他触动面已经超过了他能控制的范围，官员们先是消极等待，继而群起反击的可能性极大。 总之，习近平正走在危险的征途上。他的个人的政治前途不足为道；他正在加速这个党的灭亡，这个党的灭亡也是人心所向。但是，在执政党灭亡的过程中，习近平和他的同事们拒绝任何可以替代的政治力量，从而正在将这个国家引向危途。我想，这就是越来越多的分析家们"看衰中国"的逻辑所在。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
|
Posted: 21 Mar 2015 12:12 AM PDT
第一句，过去的这一年，总的感觉是历史的步伐加快了。更确切地说，还不是加快了，而是从不能挪步到可以挪步了——横在前面的那堵墙开始松动了。那堵墙就是在过去十几年停滞时期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和权贵集团。有那堵墙横在那里，往哪去都动不了。即使往左往右，也绕不过这堵墙。过去这一年的举措，特别是反腐|败，我首先关心的还不是能不能有效解决腐败的问题，而是形成的对那堵墙的冲击，是开始撬动那堵墙。那堵墙出现了松动。由此，历史开始了。 第二句，今年这一年，充满着不确定性。美国政|治风险谘询公司欧亚集团的报告，将中国改|革的不确定性列为2014年全球10大风险的第三位。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为什么？前一段时间我在微博上说过一句话，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挑战还没有真正到来。在这次改|革启动的时候，人们都在强调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这确实不能否认的。过去几年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这一点。但我觉得，这种阻力也不能估计得过分，不能夸大。这次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反抗是相对微弱的。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上层选择用反腐|败的方式破局的策略是奏效的，另一方面可能也说明，其实既得利益集团也是一帮怂人。说是集团，其实到时候谁也不愿意出头反对改革，因为谁出头谁倒霉。这也说明，中国看起来很难的那些事情，其实也像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既得利益集团或权贵集团对改革的威胁，是在改革启动之后。 应当说，那堵墙现在还只是有所松动，能不能真正撬动，鹿死谁手，还很难说。如果不出所料的话，今年下半年或明年，将可能会出现胶着状态。破局的势会出现钝化，而大面积的消极怠工，阳奉阴违，暗中抵制，扭曲变形，都可能出现。如果做出让步，权贵集团的空间就会加大，改革将进入困难时期。要注意到，权贵集团作为整体行动的能力并不强，但形成整体意识和默契的能力是很强的。特别是在追逐个人利益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充分的发挥。这时，历史性选择的关口出现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改革只有很窄的路可走，而且充满陷阱。前一段时间，我就在讲两个陷阱，左陷极权，右陷权贵。为了压制住权贵集团，很容易走到极|权的路子上去。但如果权|贵占了上风，很可能又是一场对社会和民众财富进行掠夺的战|争。无论哪一种，结果都不堪设想。 出路在什么地方？关键是能不能实现一次重要的跨越，即将反腐|败打开的缺口转变为对权贵恶政的系统清理。通过这种转换，重造改革的动力，实现真正的制度变革，由此确保改革目标的实现，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对于权贵恶政，我以前有过概括。要看到，在过去几十年的停滞时期，权|贵集团不仅大肆掠夺社会和民众财富，而且形成了一种系统的恶政。这种恶政的三大表现就是：维稳、强拆、纵容贪腐。由此造成四大灾难：两极分化、法治倒退、社会溃败、生态灾难。而从体制要素看，表现为三要素：无所不在的总体性权力，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双重机制，暴力与阴损招数并用的治理手段。只有在系统清理权贵恶政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新体制的建立。 孙立平，网易博客 , 网友推荐  |
||
|
Posted: 20 Mar 2015 11:54 PM PDT
面对老老虎大老虎们负隅顽抗的自保与反攻，是乘胜追击、挖树断根还是维持旧制如故？如果拒绝现代政治文明，打压民主政治的空间，为腐败分子留下伺机反扑的祸根，进而浇灭民众刚刚燃起的反腐热情，那"中国梦"也不过昙花一现。 中共反腐进行时正值高峰期，第三代新生力量与党内盘踞了二十多年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两军对垒，呈胶着状态"（王岐山），受老老虎庇护的大小贪腐粉墨登场，硕鼠正被围剿清场，胜算似无悬念。回顾习李新政两年，多少有些超乎预期，是在一片GDP世界第二的喝彩和"中国模式"的光环背后，却不惜自曝其丑，给世人展现出了一幅上至国家军队政法权力机关、下至地方政府部门滥用权力市场寻租、掏空国库，上下勾连形成的"贪赃枉法权贵横行，巧取豪夺逼良为娼"的群魔乱舞图。 中国特色乃中共腐败的总根源 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原本如此，那些过去被封杀追究的有损党和政府形象的"国家机密"、"政治谣言"，今天俨然成了街头巷尾人们评头论足的微信话题；过去走向街头绝食反腐、争取民主政治权利，却被军队弹压的公平正义诉求，今天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历史的验证。 的确，中共的反腐，无异于是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宣传主旋律真相的自我暴露，家丑的走光外泄，以至于中国政府"三个代表"的清廉形象在透明国际那里一下子滑落了20位，几与朝鲜和索马里并列成为全球最腐败国家。好在，中国政府对此以"自我纠正彰显道路自信"作了勉强的回应。 不过按坊间的说法，中共从2012年底开展"八项规定""纠正四风"到当下"打虎拍蝇"的反腐运动，是对中共国家政体性质的一次大揭底。尽管目前的反腐的目的不过是自纠自救，暴露的问题，也只是冰山一角；但规模之大、财富之巨，早已触目心惊。这就把反腐的核心问题摆在世人面前：反腐自救的目的，不仅要切割廉洁新政与贪腐利益集团的政治纽带，为深化改革扫清障碍；更要摆正执政党自身与人大、政协以及宪法司政之间的关系，扎牢制衡权力的铁笼子。须知：不讲政治透明、不讲权力制衡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式腐败的总根源！ 旧梦落幕，新梦又碎 在当今世界宪政潮流中，中共保持执政党地位而又能真正被人大授权，被社会其他政治力量的监督，被独立司法系统肘制，那才真正是创造了世界政党政治的例外，真就要被公认为新的"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了。可惜的是，旧梦落幕，新梦又碎，刚刚期盼着享受反腐红利的民众，却发现高调反腐的背后，仍然是"加强党的领导"的舆论控制，是按照传统"政治正确"理念搞变相的选择性反腐，习李新政以来形成的"上不封顶，下不护底，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共识，正在被传统的皇权意识形态消解。 表面看两军对垒胶着厮杀，反腐的威力十足，但胜负却实难预料。因为这不光是一场中共反腐自救的决战，更是一场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生死大搏斗。既得利益集团身扛大旗，手执钢鞭，维稳捍权一路负隅顽抗。前有薄熙来"我们哪里出点事，西方敌对势力就会可劲儿地忽悠、造谣"的欲盖弥彰，后有周永康"要高度警惕企图搞乱中国的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抵制西方价值观"的痴人说梦，再有吴邦国"五不搞"的慎重重申和刘云山"七不讲"的精心炮制，近又有教育部长袁贵仁关于高校"绝不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一纸谕令，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牛二嘴脸。普世价值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岂能是周永康、薄熙来鼠辈之流反得了的？正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贪腐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每当腐败权力受到威胁时，权贵者们就会攻守同盟抱团拉大旗作虎皮，使出"唱红打黑"的狼牙棒。但常识告诉人们，腐败就是腐败，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是政府的还是官员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贪腐，没有西方价值与东方价值的差别。 面对老老虎大老虎们负隅顽抗的自保与反攻，习李新政是乘胜追击、挖树断根呢还是维持旧制如故？如果拒绝现代政治文明，打压民主政治的空间，为腐败分子留下伺机反扑的祸根，进而浇灭民众刚刚燃起的反腐热情，那"中国梦"也不过昙花一现。反腐战略是否能顺势而为自我转型，还是死执板法自毁前程？人们拭目以待！ ——原载《动向》2015年3月号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Mar 24, 2015, 6:12:24 AM3/24/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Posted: 23 Mar 2015 11:33 PM PDT
自1911年清王朝结束到1949年共产党接管中国，中华民国几乎一直陷于内忧外患。那个时期的西藏因而获得了一个宽松空间，得以维持长达四十年的独立。此前西藏虽可通过"架空"方式得到实质独立，但是身边有颐指气使的驻藏大臣，境内有耀武扬威的清军，总是不免掣肘。而那四十年的独立，除了与国民政府来点虚与委蛇的周旋，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甚至那时的西藏还一度用武力收复了昌都、德格等康区很大领土，把边界大大向东推进。 民国之初的二十年是中国最弱而西藏最强的时期。十三世达赖喇嘛历经政治起伏的考验和两度流亡的的磨练，成为伟大的民族领袖。他对藏军进行大规模扩充改编；引进英国、日本和俄国的训练方法；聘请外国教官；派藏族军官进英式军官学校学习；进口新式武器；发展本土兵器工业；西藏第一次向西方派出留学生；还建立银行，发展矿业、邮政，促进贸易等，推动西藏迈向现代化。 不过，一二百万人的西藏面对几亿人口的中国，无论如何不可能高枕无忧。即使民国全神贯注于内部事务而对西藏无暇以顾时，仅为对付川边地方军阀，西藏负担就十分沉重。1931年藏军与汉军在康区和青海的战争中惨败，丢失大片领土，汉藏边界再次西移。精明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及时做出与中国修好的姿态，玩起平衡游戏。但是在他内心深处，巴不得中国一直四分五裂。在那段时间与他接触密切的英国人查尔斯·贝尔回忆，当十三世达赖喇嘛听到日本向中国使用军事手段时，"他的脸上闪耀着愉快的神情"。十三世达赖喇嘛没有活到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一天，否则那一定是值得他庆祝的日子。"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向中国大举进攻。国民政府不得不把收复西藏的打算放在一边，全力抗日。事实上，如果没有日本侵略中国，西藏很可能在民国时期就会重新被中国占领，而不会拖到共产党执政。 1933年年底，57岁的十三世达赖喇嘛逝世。他执政37年，领导了──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西藏独立的事业。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到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的18年间，履行摄政职能的西藏政府遵循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方针，一方面对中国口头迎合，另一方面坚定地保持西藏独立。 1949年国民党军队在中共军队强大攻势前节节败退，引起西藏上层对共产党可能占领西藏的担忧，同时又被噶厦政府视作辛亥革命以来又一个可利用的时机，提出一个冠冕堂皇却逻辑牵强的理由──汉人中的共产党会把解放军引进西藏，因为共产党皆在秘密状态，隐藏甚深无法辨识，因此保险起见，只有将全部汉人驱离西藏。噶厦随之派兵包围国民政府驻藏各机构，封闭电台，限制汉人活动自由，分批将所有汉人押解至印度驱逐出境。西藏又一次彻底割断了与中国的所有联系。而那时自身难保的国民政府不可能做出实质回应，即使是软弱的口头抗议，也拖了近一个月才发出。 不过，西藏虽然有四十年的独立，但是因为中国人比西藏人更早进入国际社会，接受了西方的主权标准并且学会了处理国际事务，在那四十年中一直不停地向世界宣称西藏属于中国，以各种外交场合的咬文嚼字坚持对西藏的主权。同时西方国家也不能无视作为一个大国的中国，尤其又是二战时期的盟国，于是也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国地位，为后来的中国占领西藏奠定了法律基础。而西藏却仍然是东方式思维，既然获得了实际独立，就宁愿把自己封闭在雪山深处，不再理睬外部事务，也不认为有必要在国际上和中国人争论口头的概念。后来的十四世达赖喇嘛这样批评那个时期的西藏："西藏是完全地忘了要自我建设……整个社会、宗教界、政治圈甚至摄政本身都太无知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外界到底发生些什么事情。他们依旧以为西藏是块神仙地，因此高高在上不会受到人世间各种纠纷的波及，真是盲从瞎信。" ——RFA  |
||
|
Posted: 23 Mar 2015 11:25 PM PDT
在共产主义"神圣家族"里，与毛泽东言行举止最相近的人其实是斯大林；在中国历代帝王中，与毛泽东极其神似之人则是明太祖朱元璋，故毛是"斯大林加朱元璋"；习近平欲走毛泽东的回头路，崇祯皇帝就是他的政治路标。 斯大林加朱元璋 毛泽东曾自比"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不恰当。毛是心狠手辣的政治流氓、权谋大师，马克思只是埋首书斋、愤世嫉俗的激进思想家，二人的性格修养、精神气质格格不入；作为草莽"革命家"、山大王，毛泽东的人生经历、为人处事与天潢贵胄秦始皇亦相去甚远。 在共产主义"神圣家族"里，与毛泽东言行举止最相近的人其实是斯大林；在中国历代帝王中，与毛泽东极其神似之人则是明太祖朱元璋。毛自比"马克思加秦始皇"是自我膨胀、自我陶醉，与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寓自勉自励之意完全不同，试想，一身而兼祧古今中外之主义宗师、帝王魁首，岂非世间"伟光正"之极致？然而，说毛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实不如说毛是"斯大林加朱元璋"，或"中国的斯大林、现代的朱元璋"更加传神，更加入木三分。 毛泽东神似朱元璋 关于毛泽东与朱元璋的相似之处，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写道："就性格言，两人尤为肖似，都是阴狠、猜忌、残暴兼而有之。除了语录、红卫兵、整肃干部，以及因自卑感而迫害知识分子等仿制品之外，毛泽东师法朱元璋有时甚至到了亦步亦趋的境地。例如他所提出而在大陆上一度广为宣传的口号'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便完全是抄袭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毛泽东与朱元璋的相似乃至雷同之处实在是不胜枚举：都是农民出身；都是打游击起家；都是自学成才的半调子读书人；都是战争中学会战争的军事统帅；都是靠内战得胜而开国建政；都精明强干而心胸狭隘；都残忍嗜杀，喜用严刑峻法；都是玩阴谋、弄权术的专家，诛功臣、整文士的高手；朱元璋以谋反之罪屠戮开国元勋，毛泽东搞"路线斗争"打倒中共元老；都好色、多欲、好大喜功；都轻视生命、蔑视文化、贱视下属、"毁人不倦"，一个发明了廷杖——当众打大臣的屁股，一个发明了整风——公开凌辱兼自我羞辱；也都是一脑门小农意识，闭关锁国，重农轻商；都缺乏敬畏之心，自我中心、自以为是，厚今薄古、亵渎圣贤，一个删孟，一个谤孔……简言之，毛泽东与朱元璋的"丰功伟绩"与"晚年错误"大抵雷同，除了时代背景相异，剩下的差异只在数量级的高低——比如说，朱元璋欠下的命债以百万计，毛泽东制造的冤魂以千万计，《大诰》发行了一千万本，《毛主席语录》发行了50亿本。 朱毛之治大抵雷同 除了性格、癖好、"建国大业"、屠杀功臣基本相同之外，朱毛二人的治国方略也大抵雷同： 朱元璋信奉平均主义，与毛一样，也曾打土豪、灭富强，洪武一朝"富室或死或徏，声销尾灭，荡然无存"，郭桓案全国追赃，导致"民众中中等以上富裕的人家大抵皆破"（《明史》）。相较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朱元璋的仇富暴政更加酷似毛泽东的暴力土改、"阶级斗争"； 朱元璋也热衷于控制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他发明了强制性、世袭性、等级性、分裂性的户口制度，堪称中共户口制度的祖师爷。此举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经济成长，因为它使国民的创业活动和社会流动失去了基本自由； 朱元璋防臣子如防仇寇，他规定文臣武将不得往来，内臣外臣不得交结，给事中、御史、锦衣官不得与文武大臣交通；"一字不可改易"的《皇明祖训》剥夺了皇家子孙的基本人权，朱家的藩王们虽然锦衣玉食，却丧失了人身自由，不许进京探亲，不许交朋结友，诸王终生不许相互见面，甚至不能随便出王府，连出城扫墓也得向皇帝"请而后许"。这与毛泽东严控高层同僚，不许政治局委员相互串门，动辄以"反党集团"将"亲密战友"构陷入罪，连总理周恩来住院开刀也必须毛亲自批准如出一辙； 朱元璋也爱搞群众运动，他发动全民学习皇帝语录《大诰》，动员"民间高年有德耆民"将扰民官吏"拿赴京来"，洪武十九年甚至发布了一项令人瞠目结舌的最高指示：任何臣民均可冲进官府，捉拿他不满意的官员。若非当年通讯闭塞、交通落后，否则"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造反运动很可能早在六百年前就已经轰轰烈烈地发生了。 以上种种，朱元璋就像是毛泽东的前世，毛泽东简直就是朱元璋之再生。 可叹朱明劣制至今犹存 朱元璋大概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最恶劣的"开国领袖"——除了毛泽东之外，也有比这二人更劣质的，如后梁国朱温，如大西国张献忠，但那些"国家"开国不久就亡国了，且名声很臭，对中华民族的伤害反没有朱毛这般严重。明朝重"祖制"，清又承明制，毛又复朱制，结果，朱元璋所创设的政治制度及其所玷污了的政治文化反而垂之久远，差不多是国史上最长寿的。 《明史纪事本末》如此称颂朱元璋所创之制："观其官制、典礼、律令、宝训、女诫、卧碑、木铎、祖训，大言炎炎，至文郁郁，义监三代，法备三千，共贯同条，金声玉振"，光读这几句，还以为是后儒颂周孔，哪知是史家歌颂半文盲起家的朱元璋呢，这说明明清两代多数学者的政治鉴赏能力也差不多退化到分不清好歹了。与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汉族王朝相比，明朝既无汉唐的自信、开放，也无宋朝的发达、"现代"——宋朝虽说军事不敌周边蛮族，但文化科技傲视世界，社会与经济结构以及人文自由精神都已经颇有资本主义"现代"范儿，中国之被西方世界远远甩在身后，正是从明朝开始。明朝以前做一个中国人或多或少令人羡慕，彼时中国不仅一向比周边各国更加文明、富庶，也不比同时代的西方国家更加贫弱——共产党宣扬"中国封建落后了几千年"、"穷了几千年"在横向比较的意义上当然是不成立的，是厚今薄古、压低古人以抬高自己的政治谣言。 清王朝本是异族入侵，入关之后政治体制汉化，诚然是好事，不幸的是，史上帝王数百，满族人却拜错了师傅。顺治帝认为，"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划详备，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康熙帝盛赞朱元璋"治隆唐宋"，说明清朝最初这两代"领导核心"均见识短浅，只知有明，未识唐宋。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说，清朝的确开了中国历史的倒车，但此倒车并非相对明朝而言，相反，"清王朝最大的错误是过分承袭前朝"。于是乎，朱元璋创造的恶法劣制也就由明而清、由清而毛，六百余年传承不绝，至今犹存，这实在是中华民族之大不幸。 习近平如崇祯 自朱元璋、朱棣以降，明朝诸帝在智力、能力方面呈单调下降趋势，或愚鲁低能，或偏执变态，或疏懒成性，大抵一代不如一代。这个王朝"基因"有问题，出不了明君圣主倒也不必苛责，然而到了万历、天启年间，就连做昏君、暴君也做得越来越不成体统了。万历帝晏居深宫三十几年拒不上朝，除了日日饮酒淫乐之外，唯一的兴趣就是派出太监担任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地搜括钱财；天启帝无知愚蠢，只爱做木匠，无心当皇上，把国家大事几乎全都推给了被捧成九千岁的文盲太监魏忠贤，致使满朝遍布魏氏党羽，全国兴起学习"厂臣"系列重要论述《三朝要典》并为其歌功颂德建生祠的热潮。 明朝末年的情形与当今中国颇相类似，体制内外皆萎靡不振，中央地方均腐败透顶，上上下下全都是些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的主儿。直到崇祯皇帝朱由检上了台，似乎是回光返照，明朝又在它的最后时光重现了太祖时代的高效专制风采。 毛似洪武，习如崇祯。崇祯皇帝与习近平一样，一反几代先帝怠政惰治、"抱着炸弹击鼓传花"的传统，焦心求治，"夙夜在公"。《明史》说他"忧勤惕厉，殚心治理"，明朝遗老怀念他"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反前弊，黜邪党，励精谋治，勤勤然有中兴之思"。那么，崇祯皇帝究竟做了哪些大事儿呢？让人印象最深的事情有两桩，一是即位之初不动声色清除了魏忠贤及其腐败透顶的"阉党"团伙，此案牵连进去的"大老虎"多达258人，这可是天字第一号的"打虎"工程——因为魏忠贤虽然名义职务只是"厂臣"，实际上却是掌握最高实权达七年之久、党羽遍天下的"代理皇帝"；二是己巳之变，杀害忠臣良将袁崇焕，此举等同于自断手足，替皇太极除去一劲敌。至于崇祯为什么要杀袁崇焕，史家多以为是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但以崇祯之英察睿断，应不至于被满人儿戏一般的反间计所骗，"通虏谋叛"或"贿赂辅弼"（有御史诬举袁崇焕贿赂钱龙锡）都是遮人耳目的欲加之罪，崇祯的杀机源于内心阴暗，他忌惮袁崇焕的勤王之师"兵薄城下"，故捏造罪名杀之以绝后患。 回头路即是亡国路 毋庸置疑，崇祯皇帝一片"救我大明"之心可鉴神明，正如习近平一片救党保权之心可昭日月。崇祯急于将被他爷爷万历皇帝、哥哥天启皇帝糟塌得不成样子的大明江山"矫枉振颓"，这也没什么不对，他不对的地方是不应该走回头路，一味模仿开国皇帝朱元璋。他乱世用重典，反腐动真格，但只治标、不治本，只反腐、不改制，结果，反腐也就沦为无休无止的恶性党争；他自视甚高，刚愎自用，内心阴暗，用人生疑，又只肯听颂歌，不肯听批评，文臣武将动辄得咎；他像朱元璋一样，廷杖随便打，诏狱随意定，官员随便杀，直到上吊自杀之前仍然责怪"诸臣误朕"、"文臣可杀"，似乎忘记了这些大臣均是他亲自选拔；他做事急躁，旦夕操切，经常只问动机，不顾后果，比如改革驿站，原为杜绝腐败陋规、节省国库开支，但钱没有省下来一文，却让驿站数万失业民伕从此走上革命道路——逼得他煤山上吊的大顺皇帝李自成即是原驿站民工。 崇祯皇帝很委屈，"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其实他一点也不冤。朱元璋所创制度削内阁，夺相权，皇帝独揽大权，是有史以来专制程度最高的绝对君主制度，这种制度对皇帝智力、能力、精力的要求很高，所以非常脆弱，很难持续正常运转。明朝诸帝中有终生做顽童的，沉湎酒色不务正业的，畸恋老保姆的，修道炼丹走火入魔的，这正是对朱元璋之制报复性的隐形修正——换言之，正因为有那些不称职、不敬业的朱家皇帝，才让明朝的绝对专制制度有所松驰，而得以延续，一旦回归了朱元璋之制的原教旨主义，反而大事不好，亡国在即。崇祯的错误就犯在这里。毛泽东所创一党专制体制也正是因为邓、江、胡腐败集团的变通改易而苟且延续，习近平欲走毛泽东的回头路，崇祯皇帝就是他的政治路标。 2015-3-4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3月号  |
||
|
Posted: 23 Mar 2015 11:21 PM PDT
中国珠海——十四岁那年，我因为逃课被老师逮住了。这位老师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彪形大汉，而我当时只是个小矮子。他揪着我的衣领，把我从宿舍一直拖回教室，不时在我后脑上扇一巴掌，同时大声斥责我的无耻行径。当时正是课间时分，几乎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看到了这一幕。 两天后，在全年级大会上，这位老师把我叫出队列，当着所有人的面读了一篇大约600字的检讨，在这篇检讨中，我承认自己"懒惰""不守纪律""对不起老师和家长"。所有的同学听了都笑，那位老师满意地点着头，而我，感觉就像被当众剥光了衣服。 这种事在中国的学校中并不罕见，从小学到大学，我见过无数次当众检讨，因为打架、做弊，或者是某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有可能触发这种检讨程序，然后你就必须站到众人之前，从道德上、品质上，毫不留情、甚至是极度夸张地贬低自己。而只有当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你才能体会那是多么严重的羞辱。 "把坏人抓出来示众，并且公开地羞辱他们"是共产中国的固有传统。在习近平上台之后的两年间，更是玩出了许多时新的花样，这种公开的羞辱差不多已经变成了艺术上的杰作，就像我们精美的丝绸和瓷器。 与过去那些血腥暴力的公开批斗会不同，现代中国的电视悔罪看上去更温柔，更真挚、更富于道德感召力。这些频发的案例可以说明，这个号称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是多么不在意人民的权利、尊严和隐私。 中国政府的头号媒体CCTV报道过多起悔罪事件，其中有商人、有编剧、有明星、有编辑和记者，以及任何在共产党为维护其一党统治而发起的运动中站错了队的人们。这些人坐在栅栏之内，穿着土黄色的囚衣，一些人剃了代表囚徒身份的光头。他们在镜头前面色沉重，甚至泪流满面。 和世界上大多数的电视台不同，在中国，CCTV有着难以想象的权势和能量。它的记者可以进入守卫森严的看守所，让白发苍苍的老人讲述自己的嫖娼经历和特殊癖好，让妙龄女郎讲述自己如何私会嫖客和每次的收费金额。更重要的是，当时这些案件都还没有进入审理阶段，CCTV的报道就已经预先为他们定了罪。 几乎所有的悔罪报道都是为了配合政府的某项运动。2013年9月，在政府清剿网络言论之时，CCTV播出了风险投资家、知名博主薛蛮子的嫖娼自述。他是一位互联网投资家，在新浪微博上极为活跃，拥有超过1200万名粉丝。 在习近平持续整顿媒体之时，CCTV播出了记者陈永洲、高瑜和受人尊敬的编辑沈颢的悔罪镜头。这些有影响力的媒体人在全国观众面前，被迫或者承认自己敲诈企业，或者出卖国家机密。 70岁的高瑜因涉嫌泄露国家机密被捕。她身穿囚服，对着镜头说："我认为，我做的是触及法律的事，危害了国家的利益，我这一点做的是非常错误的，我是诚心诚意地接受教训。" 在此后的采访中，她的律师说她之所以悔罪，完全是因为政府威胁她的儿子。至于薛蛮子等人，我们没有证据证明政府也对他们做过同样的事，但考虑到他们当时的处境，拒绝CCTV的采访可能需要巨大的勇气。 共产国家都过分强调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而忽视个人的权利和尊严。在共产党统治中国的66年中，这一点从未变过，近两年更有愈演愈烈之势。薛蛮子等人的经历证明，为了某种宏大的目标，个人的权利、尊严和隐私都是可以牺牲的。 对公民的权利和尊严──哪怕是那些做了坏事的人──保有最低限度的尊重，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底线。但中国政府显然对此并无多少认识。虽然中国已经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作为国民，我们的自由并没有增加多少，甚至还有不保之虞。 在中国的大街上，随处可以看到"中国梦，强国梦"的巨幅宣传画，要求我们为了中国的强大和复兴而奋斗。在中国，"国家"一词常常指的是政府，对我而言，假如自由没有随之增加，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国家"可实在算不上什么美梦。 2014年4月16日，当时61岁的薛蛮子因病取保，从看守所回到自己的家中。两天后，他发了几条微博，首先向自己的家人和1200万粉丝道歉，然后说自己不会再转发那些未经核实的消息，要"发挥正能量"，还要帮助年轻人实现"中国梦"。 慕容雪村是中国小说家和博客作者，出版有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本文英文版发表于《纽约时报》，由Harvey Thomlinson翻译。  |
||
|
Posted: 23 Mar 2015 10:53 PM PDT
《穹顶之下》经历了旋风般的几周。这是一部以中国严重的大气污染危机为主题的类似TED演讲的纪录片，由曾在中国的国家电视台CCTV担任调查记者的柴静制作并担任旁白。2月28日周六的时候，人民网等机构发布了这部片子，并且附上了对柴静的专访。第二天，新上任的环保部长陈吉宁将该片比作中国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宣称"柴静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从公众和健康的视角，换取公众对环境的关注，值得我们敬佩。" 然而，两天后，上海市委宣传部下发指示："对纪录片《苍穹之下》（网上流传的指示截图中原文如此——译注）和该片作者……各级各类媒体……一律不再报道。" 不过，就在柴静这部环境方面的揭露性影片的命运开始逆转之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3月5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发言，"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要铁腕治理。" 到了第二天，北京却进一步加强了之前的指令："视频网站删除《穹顶之下》，注意控制有关评论。" 就在同一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明确无误地传达出自己在环境方面的坚定承诺，表示"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不能手软，不能下不为例。" 让人困惑吧？为什么会如此反复无常？一定程度上，这显示出，与许多外部人士的看法不同，北京的一些人的确意识到，污染已发展为一种引发民众普遍担心的危机，必须加以应对。然而，说到底，在所有这些相互矛盾的信号背后，隐藏着一个现实：党的领导人害怕的是，环保热潮演化为有组织的全国性运动之后所带来的政治后果。 《穹顶之下》是部强有力的纪录片。在104分钟里，柴静在一面大屏幕前来回走动，将图表、数据、生动的图片、访谈和个人经历融合成一个有关中国污染危机的动人故事。 正如其他一些人指出的那样，这部片子并未提供多少新信息。观众听到的是：燃煤与汽车是污染的主要来源；至少有50万中国人因心血管与心肺疾病早逝；中国有许许多多的环境法规，但执法薄弱，甚至不存在；环保部人手严重短缺，资源极度匮乏；全国各地的地方官员常常对污染行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权有势的油气行业——其中多数为国企——对提高燃油标准相当抗拒，因为它们担心提高的生产成本会落到自己头上。 柴静小心处理，以免让主要话题淹没在大量的数据中。她还给片子增添了浓重的个人色彩，将中国的大气污染与自己女儿的健康问题结合起来。可以说，这是一部牵动为人父母者心弦的片子。 截至3月2日周一的时候，《穹顶之下》在优酷和腾讯等视频门户网站上的点击量过亿，还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可观的讨论，光是新浪微博上就出现了2.8亿条相关帖子。在网络上被删除之前，有逾2亿人观看了该片（中国的网民总数约为6亿）。人们都纷纷去观看它、讨论它。 这又不是一部探险、科幻或成人片。那么，一部基于事实的关于大气污染的纪录片为何会瞬间走红？一些分析人士将《穹顶之下》定性为中国关于污染问题的全国性对话的开端。不过，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公众已然被唤醒了。过去两年间发生的种种事件，共同提升了民众对污染问题及其灾难性健康后果的意识。当《穹顶之下》在网上推出的时候，观众已经准备好了。 毕竟，污染已经影响到个人生活——日复一日的雾霾、口罩、空气净化器、学校停课的日子、不绝于耳的咳嗽声，儿童医院的就诊。所以，人们才会如此频繁地走上街头，抗议造成污染的工厂和发电站。人们迫切想要了解这些正在威胁自己健康、甚至子女健康的有毒物质：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它从何而来，它们会产生哪些影响，如何才能保护自己？他们想要从某个自己尊敬的人那里得到答案。柴静符合这个要求。 我猜，这部纪录片对政府的批评态度，也是它能够吸引人们疯狂传看的一个原因。公众都深信官员腐败是普遍现象。听柴静讲述那些暴露官场腐败现象的事件，不仅印证了自己的看法，或许还有宣泄的作用。当她质疑政府为何未能有效实施环保法规和执行现有的明文规定时，这个问题引起了共鸣——因为许多观众也一直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心理学家唐映红关于这部视频的吸引力的文章引人思索，她说："人们观看、传播和讨论，并不是观念上的更新，而是情绪上的宣泄和感受上的释放。" 因此，《穹顶之下》可能为中国民众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公共"空间，使他们可以集体宣泄对政府的不满，因为后者在应对民众每天呼吸的有毒空气这个问题上展示了自己的腐败和无能。 审查机构突然封杀这部视频的原因，可能就是它对大众的这种吸引力。政府曾经展示出对网络抗议甚至街头抗议的一定程度的容忍——只要它们是地方性的邻避运动(Not in My Back Yard, NIMBY)。在北京的领导人眼里，《穹顶之下》这部视频能够刺激2亿到3亿人，并让他们投入到共同的事业里。 2006年，在切尔诺贝利核灾难20周年之际，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在文章中写道："切尔诺贝利的灾难打开了让言论自由大大增强的可能性，以至于我们从前所了解的那个制度再也无法维系。" 可以肯定的说，中国的领导人注意到了他的上述言论，正在尽一切可能确保对污染的普遍愤怒不会导致自己的覆灭。 从《穹顶之下》的例子中还能得到另一个教训。再次与许多人看法相悖的是，政府绝不是铁板一块。部长们在博弈，党内的利益集团在博弈。《穹顶之下》支持了那些赞成从经济增长或"GDP崇拜"转向环境治理的部长和利益集团。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环保部积极推动了这部视频的制作，希望向中国的内阁国务院施压，增加目前十分稀缺的对环境保护的资金支持。 然而，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这样的强大部委可能不会喜欢这样一部视频，因为它把经济增长塑造成了这个国家环保工作的敌人，还谴责了中石化等国有企业把利益置于中国人民的健康和福祉之上。一些有影响力的官员早就准备好了在这个视频成为麻烦时把它删除，而它也的确成了一个麻烦。 去年，李克强总理宣布"向污染宣战"。中国政府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十分严肃。但要赢得这场战争，需要工业领域、各级官员，以及全体人民的共同参与。封杀《穹顶之下》不会让人民团结起来支持政府的事业；这样做更有可能只是加剧了政府打算消除的不满。 丹尼尔·K·伽德纳(Daniel K. Gardner)是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的德怀特·W·莫罗历史学教授。他即将完成一本有关中国环境污染的专著。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
||
|
Posted: 23 Mar 2015 10:49 PM PDT
前中央电视台主播柴静拍的《穹顶之下》轰动中国网络，据说点击率愈亿，各方评论褒贬不一。本来对官方支持、在人民网等喉舌刊登出来的东西不看好（后来听说又被撤），但有朋友特别推荐，说应该看一下。粗略看过一遍，有这样几点感想： 一 般来说，谈环保的议题，在西方都是政治正确的东西，所以都得到主流媒体（实质是左翼媒体）的叫好。因为这种题材，往往都是站在道德高地，替全民说话，替孩 子着想，替未来担忧。正确无比，深得人心。像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就热衷这种题材，他拍的《令人不安的真相》（说全球气候过暖）就拿到西方大奖：人道主义特别 奖，奥斯卡纪录片奖，他本人还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柴静的《穹顶之下》是谈中国的空气污染（雾霾）问题，也属于这种替天行道的议题，自然也会受到老百姓的欢迎（戈尔的纪录片创了美国票房纪录）。 美国CNN在报导《穹顶之下》时，还真的把它夸赞成是中国的《令人不安的真相》，就差没说柴静是中国的戈尔了。 我 对戈尔和其《令人不安的真相》有过很多批评（请见"地球过热，还是左派头脑发热？""是全球过热，还是财迷心窍？""人都冻死了，还全球过暖呢"等），指 出像戈尔这种西方左派热衷夸张气候过热，实为热衷意识形态，正如对"全球过热说"批评最强烈的政治家、前捷克总统克劳斯（Vaclav Klaus）所指出的，"过热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反对资本主义，限制人类的自由。克劳斯曾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面临危机的是自由，而不是气 候"，指出今天世界的危机，是人们被剥夺选择自由。 柴静的《穹顶之下》虽然也是谈环保，但跟戈尔的《令人不安的真相》至少有两点不同： 第 一，戈尔谈的是假议题。因全球气温过去100年才增加一点三度（还是华氏），并不构成问题。戈尔等夸大其词，故作惊人之语；另外这增加的一点三度，是人类 行为（工业发展释放的二氧化碳）导致，还是太阳辐射变化导致，在科学界有争议，没有定论。十年前戈尔曾惊人预言：到2014年因全球气候过热而导致北极圈 融化，海水将淹没纽约、伦敦、孟买、加尔各答等沿海城市。可2014年已过去两个多月了，北极圈既没融化，洛杉矶、纽约、伦敦等，都敦敦实实的，毫发无 损。所以伦敦法院曾裁决戈尔的影片有重大错误，英国曾拍出纪录片，援引全球众多一流科学家指出戈尔的全球过暖片是"大骗局"。 而 柴静谈的是真议题。因为任何普通中国人都知道雾霾问题，他们就生活在其中，空气恶劣，任人皆知。柴静触及了中国家家户户面临的问题。有人曾说，中国有太多 不平等，面对有毒食品，政治局高官们有特殊有机食品基地特供，只有在污染的空气面前人人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们也无法屏息（不吸）。 第二个不同是：西方戈尔们的目的很清楚，是利用"气候过暖"等环保议题，意在反对资本主义，抵制市场经济，要通过政府力量统筹规划人的生活，即克劳斯说的"环保共产主义"，带有迈向极权的倾向。 而柴静拍的这部环保片，没渲染这个主题，反而鲜明提出，要解决中石油的垄断，必须开放市场，更多自由竞争，包括像美国那样允许外国车厂等外企进入本国市场；强调的是自由化、市场化、公平竞争化，其实就是更多个人自由的资本主义化，而不是更多政府控制的社会主义（国营化）。 虽然雾霾问题涉及千家万户，人们生活其中，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柴静的纪录片有一个多小时的讲解，提纲挈领地讲明白了三件事：什么是雾霾？它从哪里来的？怎么解决？ 影片解释：第一，雾霾是被污染的空气，是人为造成的；第二，雾霾主要由三点造成：中国的燃料中煤炭比例高；煤炭没有经过清洗（净化）；增多车辆释放的废气（缺乏严格检查限制）。 怎 样解决这三个雾霾来源，柴静的纪录片也提出清晰的方案：第一，降低煤炭使用比例，增加天然气和石油的开采。纪录片比较指出，英国也曾发生严重雾霾，最后把 不那么污染的天然气变成主要燃料（现已占24%；中国现占5%），从根本上扭转了局面。而中国要打破这个局面，首先要打破国营大企业"中石油"的垄断。柴 静举了很有力的例子：美国的天然气石油公司有6300家，而中国只有3家，这三家中，"中石油"一家的资源就占70%，可谓绝对一统天下。这个国企垄断局 面不打破，中国不会有天然气的更多开采。而按柴静引述的能源数据，中国地下有大量天然气储备。要打破中石油的垄断，不仅是允许中国有更多的私营企业进入石 油行业（竞标），更应允许外国石油公司进入中国（竞争）。 柴静还特别举了洛杉矶的例子：当地曾空气污染严重，最后环保立法时，遭汽车制 造业抵制，说影响其产量。但外国车厂说我们能生产出限制废气、达到环保要求的汽车。当外国车厂被允许进入竞争时，美国的车厂只好接受环保条件。最后是"公 平竞争"阻止了废气，保护了环境。也就是市场经济的铁律：优胜劣败！ 有人批评柴静的片子提到"从我做起"是转移责任（把政府责任转到个人），但柴静片子提出的第一个方案，就是要降低国企垄断，这明显是指向政府责任的问题、国有化制度的问题。 第二个方案，仍是指向政府：因为煤炭没有清洗（净化）当然还是企业和政府（管理）的责任。柴静举例说，像英美等西方国家，煤炭都事先经过清洗，去掉了煤灰成分（英国煤炭95%被洗净）。而中国的煤炭很多没有经过这个程序，甚至还大量使用褐煤（煤灰比重大）。 第 三个方案，还是跟政府有关：中国汽车数量增加是事实，尤其是废气量很大的柴油机车等。但中国没有建立严格的立法限制废气，更没有严格执法。用北京执法部门 的说法，北京的车辆90%"全面造假"，即谎报过关。这个"造假"所以能盛行，跟政府机构不严格执法、甚至贪赃枉法有直接关系。 柴静的片子用大量数据，包括跟英国、美国等曾发生空气严重污染的国家和城市平行比较，令人信服地提出：雾霾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首先要有新闻自由，可以公开报道（揭露）和讨论（包括批评）；然后要有环保立法；形成比较健康的市场经济，自由竞争，打破国企的官方垄断。 对于那个愚昧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丁仲礼为代表的观点（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为加快发展，污染是必须付的代价），柴静的片子用英国和美国的例子证明，英国的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导致煤炭使用量下降，天然气量上升，不仅没有影响经济，反而使国民生产总值（GDP）翻了几番。 柴静的雾霾片是相当成功的。即使拿到西方，在内容和形式等制作方面，也是颇为专业的。它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很多这种新闻专题片。但一般都是记者采访专家、现场，配上资料画面等。很少有记者亲自在台上演讲，因为那容易给人以太自我中心的感觉。 不过柴静采取的是新科技创始人介绍新产品的方式，穿牛仔裤、T恤衫在舞台悠然演讲，下面有听众，屏幕上穿插她的采访和专家分析等。由于有很多她独家的采访 画面，包括她本人经历（童年住房，老家变化，需打手电照路的五星级酒店等），并用她生病的孩子贯穿片子头尾，这样就降低了她一直在台上可能给人造成的"太自我"的感觉，反而缩短了影片内容跟观众的心理距离。 有 人批评柴静在片中用了自己的孩子（泄露隐私）。但这倒是该纪录片构思的匠心之一：从生病的孩子开始，到为了千家万户的孩子，为了未来的孩子，我们必须保护 环境，创造一个人性化的生存空间。一般环保片，都是强调为了孩子，为了未来。所以这里柴静用自己的孩子开始，又以后代结束，符合这部片子内容的需要。 这部片子还引述前能源局长刘铁男在接受庭审时说的一句话："要想遏制高发的腐败，就要把本来应该属于市场的权利还给市场。"事实上，不仅是腐败、环保，在政治制度选择上，更存在一个"还给市场"让人民选择的问题。这才是盖在《穹顶之下》的根本性问题。 这样的影片，在正常国家，应由大电视台来做，而在中国，却是由一个离职记者自掏腰包来做，这本身就说明中国媒体的不正常。它的最后被禁，更说明中国政治环境的不正常，"雾霾"更严重。 柴 静呼吁"我从做起"不应被看作是推卸政府的责任，而是呼吁每个中国人承担历史责任，发出监督的声音、不平的声音！就这部影片，与其猜测拍片人的动机等，不如像柴静那样，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弄出一点"动静"。来自民间的动静大了，就会形成风，形成啸，不仅会改变自然的环境，还有助于冲散更窒息的政治阴霾，让 中国出现一个可以真正自由呼吸的蓝天！ ——RFA ， 网友推荐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Mar 26, 2015, 6:34:10 AM3/26/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鲍彤：我对中国有信心
- 鲍彤：反腐败和中国的命运
- 王军涛：习近平政变与中国政坛风暴前景
- 梁京：英国走了一步妙棋
- 程映虹：日本法西斯主义是怎样炼成的？
- 茉莉：在写作中凤凰涅槃——读齐家贞《黑墙里的幸存者》
|
Posted: 26 Mar 2015 12:23 AM PDT 沈大偉教授发表了一篇举世瞩目的好文章，把风行一时的"中国模式"之研究，推进到新的阶段，使中国模式的"末日"成为新的聚焦点。 这不是占卜。任何严肃的学者都不会预测"中国模式"死亡的日期。正如沈大偉教授在文中所说，"我们无从知道从现在开始到它结束前的路会是什么样子。"文章只是指出了某些"可能性"，例如"它的死亡很可能是长期的，混乱而暴力的。" 我赞成用"死亡"这个科学的概念，这是人人都懂的老百姓语言。有些信奉毛泽东的人可能会因此难受，不过毛本人在他神志还算清楚的时候，倒没有讳言过党和国家"死亡"的大结局。 沈大偉教授从多种大的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中看出了"残局"。我想就同样的素材提出一个问题：现在的中国人，还有谁对中国模式依旧抱有信心？ 中国模式是金字塔。被压在塔底的穷苦大众有信心吗？ 中国模式是不公平不公开的竞争模式。最大的受益者是因邓小平南巡讲话而先富起来的富豪。他们本来同样一无所有，因不公平不公开的竞争而成了幸运儿。他们现在的"信心"，不在嘴上，而在脚下，他们正在用脚投票。这是他们内在的"信心"的真实而不做作的外部表现。 金字塔的中间有两部分。一部分人渴望走新路，他们正在受到二十年来最严厉的打压。打压能增强他们走老路的信心吗？ 另一部分是负责自上而下"灌输"（ "灌输"是列宁的发明）和实现党的意志的人。沈大伟教授生动地描写了他的直接观察所得。我没有这种幸运的机会，但也听到了最新的流行语："官不聊生"。既不能走寻租腐败的老路，又不准探索公平公正公开的新路，请问应该何以为生？ 最后的问题是金字塔的顶层，这顶层有没有信心？主旋律正在高奏三个自信进行曲，恐怕是自欺欺人。倒不是因为它的发明者是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那位声名狼藉的衣局长；也不是因为它具有独特的夸张的声势；只因为当局的所作所为泄漏了顶层内在的心理状态。 富豪的信心不在嘴上，顶层的信心也不在三个自信中。在什么地方呢？在他们的判断和行动上。打压不同意见的决策基础，不是自信，只能是丧失自信。把艺术家柴静女士志在净化天空的作品封杀在"网络维稳"之中，把历史杂志《炎黄春秋》的编者、作者、读者和爱好者视为敌对势力而禁止聚谈，可见草木皆兵到了无法理喻不可思议的程度。视忧国忧民的公民为所谓敌对势力，假若不是出于风烛残年朝不保夕的恐惧，那就只能是精神病患者无法自拔的悲歌了。健康的人，不可能如此变态！ 所以我说，三个自信是装出来的。 茫茫中华，谁能告诉我，谁对中国模式有信心？ 已故的习仲勋副委员长对中国有信心。是他建议制定《保护不同意见法》。他不愧为中流砥柱。敢于保护不同意见，是大无畏精神的表现和升华。他认定，坚定地依靠全体国民的理智和主动，为各种不同意见的充分表达提供法律保障，是长治久安的基础。 我因此受到教益。我也对中国有信心。 很可惜，今年两会的全体代表及其主席团的衮衮诸公，好像把习老人的遗愿不当一回事。难道又得浪掷一年？ ——RFA  |
||
|
Posted: 26 Mar 2015 12:21 AM PDT 2013年以来中国新领导最吸引眼球的政绩是反腐败。两年来打出了几十只省、部、军级以上的大老虎，以及数以千计的县、市、处级的小苍蝇。毛、邓、江、胡不想做或没有能力做到的事，习近平正在做，而且做得热烈，紧张，镇定，有秩序，有成果，给世人以深刻的印象。老百姓中，我听到的，口碑甚好。 但是哈佛大学的马若德（麦克法夸尔）教授担心其中可能有大风险。他的逆耳之言，良药苦口利于病，值得重视。 马若德先生不是不赞成反腐败。问题是用"打老虎拍苍蝇"那种办法，反得了中国的腐败吗？中国历史上的"皇帝"，除了那些无所作为的以外，为了维护江山的稳定，个个都是既打老虎也拍苍蝇的践行者。特别是明朝，从太祖开国到崇祯覆亡，决心不可说不大，手段不可说不狠，对腐败分子连"剥皮揎草"之类的极刑都用尽了，但是，没有一个皇帝能够遏制得住，更不要说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了。赫赫大明如今安在哉！ 腐败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它是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社会的必然产物。又要维持这种制度，又要杜绝这一制度繁衍出来的有机物，是不可能的。 现在淋漓尽致展现在世人面前的这种中国特色的腐败，就是举国奉行邓小平教导的结果。 邓小平是把"发展"说成"硬道理"的第一人，可是大跃进本来就是毛泽东原创的中国梦。大跃进需要引擎。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引擎，企图靠它实现大跃进，进而争当世界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失败了。超英赶美失败了。以毛为主帅、以邓小平为副帅的第一战役——大炼钢铁一败涂地，没有攀上年产1070万吨钢的高峰，倒饿死了至少三千万同胞，尽管党史至今不敢承认这一反人类的罪孽。 在向"翻两番"进军的战斗中，阶级斗争那架引擎不应该再用了。必须有新的引擎。本来，如果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公平公正公开的引擎是有可能出现和完善的。但邓小平用六四镇压果断地一举扼杀了政治改革。 为了避免"死路一条"，邓小平在强化党权的大前提下放活经济，结果当然是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的竞争到处盛行。当局把这种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的竞争叫做"市场经济"，其实它只是"官场经济"，"权力经济"，"党领导的经济"的变种，至多只能算"半吊子市场经济"。诚然，这半吊子引擎也比阶级斗争好使。在凭借全球最丰富最廉价的自然资源和劳力资源的优势下，它在实现"中国崛起"奇迹的同时，创造了中国腐败的奇迹。 腐败是中国现行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经过二十多年（堪称一代人）的适应，已经可以用"头上长疮，脚底流脓"来打比方。当年彭德怀元帅批评浮夸之风吹遍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今天应该说，腐败之风有过之无不及。有人用浪漫主义打比方，"体无完肤，国无净土"，应该不算太夸张。 有研究者推测中国的老虎加苍蝇至少是一支数以百万计的腐败大军。有研究者估算光是核查腐败的"存量"，就需要举全国之力，至少办它一百年的案。（试看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腐败案，立案一年，人已病死，尚未提起公诉，可见办案之难。）如果从今以后什么都不干了，聚全国之力，办腐败之案，那么，也许坎坎能对腐败的"存量"作一清理；但是"增量"怎么办，又堆积成山了。 能不能搞"选择性"反腐呢，比方说，只反敌我矛盾之腐败，不反人民内部之腐败？说得堂皇点，叫做"区别两类矛盾"；说白了，就是想反就反，不想反就包庇，随心所欲，打几场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的混战。那是儿戏，不可取。 可不可以宣布反腐败到此为止呢？那是祸国殃民。须知反腐败是当前全国民望所归，鸣金收兵势必丧尽民心。"上马容易下马难"，乃是反腐败的规律，好比中国象棋中的"卒"，过了河就没有回头路了。 打老虎拍苍蝇不是反腐败的主路。它孕育着现实的风险。中国反腐败的主体建设工程，应该是在阳光下，以公民社会为主体，遵循宪政民主的规范，建立公平公正的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这不是万能的，但迄今为止，相对而言，是比较有效、比较稳健、风险比较小，比较靠得住的建设工程。 何去何从，关系着中国的命运；就中也将决定中国共产党能否获得新的活力，即生命力。 【附录】  |
||
|
Posted: 26 Mar 2015 12:13 AM PDT
中国不是没有民主化机遇，最缺乏的就是对民主化的真实机制的认知和应对必然伴随民主化机遇而出现的乱局。民主化是权力和利益博弈中逐步引进的规则。民主化是在乱局和风险中探索建立新的规则的尝试。 2015年两会前，中国政坛频传政变谣言。深知中国传统专制政治和共产党权力斗争的人都知道，中共高层正在发生残酷的权力斗争。即使这些传言是假的，也是政治斗争中故意释放的信息。这类信息的释放本身就是权争白热化和殊死化的征兆。考虑到中国极权政治体制和目前存在的社会矛盾危机，权争激化会迫使争斗者采取政变方式整肃对手，结果是打开封闭体制，并有可能提供政治转型机遇。中国政坛正在酝酿一场风暴。 起自习作为但源自中国政治危机 就表面看，中国目前这场政治风暴起自习近平反腐导致的官场地震。自2012年底习近平上台后，提出一整套重整中国的施政规划。这一规划的立意是通过精心布局的顶层设计和实施，重新打造一个新的文化、制度和社会，彻底全面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这一方案体现在前年中共18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深化改革的方案和去年19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依法治国的方案中。在习近平的方案中，反腐虽然不是最重要的要素，但却是推行方案的主要手段。通过反腐，习近平要重洗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任核心在他继位前20多年中建立的人事布局。如果这一布局继续存在，习近平无法通过正常的程序运作实施他的重整河山的规划。因为江胡两朝的布局不仅是主要问题的人事根源，而且掣肘到无法做事。不论习近平反腐之初是否有底线，但最终导致与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人事格局全面碰撞冲突，将党内权争带入不死不休的境地。 早在习近平接任之初，中国政治研究院的讨论会上就有专家指出，习近平要想实现大抱负必须进行政变。所谓政变，就是以实力非程序地改变人事布局。不过，虽然此次中国政坛风暴起自习近平的反腐，但即使习近平不反腐，中国也会最终出现政治风暴。但机制、方式和后果会很不同。因为中国政治风暴的根源是邓小平的建国方略必然导致的危机。邓小平纠正毛泽东失误，以威权党国暴力维持稳定、保改革促发展，造就高度集中的权力，为腐败和滥用暴力提供条件。到胡锦涛交接权力前夕，朝野都知道一场危机正逼近中国。围绕如何解决危机中国各种力量空前活跃。各个地区、领域和层面的社会冲突和政治斗争日趋激烈。习近平接管中共核心后，如果接受江胡的权力格局和施政架构，危机必然以大规模社会骚乱引发政治革命的方式爆发。习近平不甘心这样的结果，想以红色理念大规模改革，解决问题，化解危机。这样，与既定的权力格局和利益结构发生严重冲突，一步步被逼向摊牌。 民众支持成为未来政局演变关键 为了彻底解决问题，习近平需要重洗人事格局，而重洗人事格局必须跳出程序，这是习近平设立一系列领导小组和反腐的主要原因。通过这些小组和反腐以及以野战军特种兵替代中央警卫部队，习近平建立了一个凌驾于党章国之上的权威。习近平是通过集权反腐，中国权力结构中决定政局走向最关键的运行都已经不再按照正常程序了。 习近平反腐必然遇到官僚集团的强势反弹。最近有关政变的传闻虽然更该是习近平制造理由主动出击清除异己，但政变反扑习近平的势力、机制和可能都存在。在与党政官僚集团发生冲突后，习近平会如何选择，将是中国未来政局走向关键和重要看点。一种方式是继续目前的非程序运作和集权反腐。且不说会遇到各种消极或积极的程序化抵制，导致执政能力削弱，引发经济和社会危机。过去两年我们可以看到，每当有重大庆典或例行协商时，习近平都会让步或退却。最严重的是党和国家的权力机关的大会，可能会推翻习近平的决定。这是习近平在此次"两会"前以查处政变为由清洗中央警卫局的可能动机，这样才能确保两会不翻车。 另一种解决正当性的方式就是寻求民意的支持。现代国家的政变、改革和革命能够最终成功的都是在民意的基础上修改程序和制度。然而，寻求民意支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把自己打造成民粹领袖，另一种方式就是在民意的支持下改组国家宪政结构，建立新的制度化权力中心和运作程序，替代旧的程序和权力机制。后者往往是宪政或民主的程序。20世纪建立威权或极权政体的政治变革都循第一种模式。目前，习近平也有这种倾向。如果习近平采取这种模式与威权政体摊牌，虽然可能暂时赢得权争，但可能会给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带来更大的损失。因为这类民粹主义的超级领袖领导的运动，往往会滑向反理性、反制度和反人性的方向。这种运作还很难成功。即使毛泽东发动文革建立超级人气民粹领袖，还是在死后最终败给官僚集团。现在中国现代化程度更高，正常的制度管理社会和官僚集团更加不可或缺。 人类政治史上真正建立起长治久安、公正有效的制度方式，是通过宪政民主重建合法性基础。循这种方式，习近平只要利用这些暂时的小组再一次性通过一些制度设施，使得民意可以经常合法参与决策和制约就可以了。他的压力不会很大，他可以利用短暂的非程序运作的时间和有限空间，建立今后长期得到民意支持的程序。这些程序最重要的是提供渠道让公众参与听证、决策、监督和制约。 民主化的前景与困境 除非习近平继续目前的东厂特务反腐模式建立新威权，不论他采取何种政变方式寻求民意支持，都给中国政体变革带来变局，也都给宪政民主带来机遇。按照民粹主义的运动模式重建合法性是不稳定的。民粹主义的运动会颠覆物质、制度和文化的建设性事业，还会危及超级人气的强人地位，最终会被结束。这一过程各种力量都有机会建立替代民粹主义的强人政治的机会。如果习近平采取制度化模式建立民意基础，那么最直接便利并且能得到朝野和中外支持的就是宪政民主的程序。 许多人对现代宪政民主程序不理解，总是高估利益集团对宪政民主的阻挠意志，低估宪政民主的可能性。其实，宪政民主不过是争权夺利的规则。在利益博弈中建立的宪政民主才是稳定可靠的制度化程序，才有可行性。第三波民主化的研究者有个共识，民主化更多的是权势集团在博弈中为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和减少损失而采取的行动策略。权争死斗常常将权势者逼到最初从没想过的选择方向。 中国不是没有民主化机遇，而是主要的参与者缺乏必要的知识和心态。这里最缺乏的就是对民主化的真实机制的认知和应对必然伴随民主化机遇而出现的乱局。民主化不是简单纯粹的理念实现，而是权力和利益博弈中逐步引进的规则。民主化是在乱局和风险中探索建立新的规则的尝试。 （作者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3月号  |
||
|
Posted: 26 Mar 2015 12:10 AM PDT 英国决定不顾美国反对，申请成为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创建成员国，带动了法、意、德等欧洲国家也纷纷申请，是一步很有想像力的妙棋。之所以这样判断，有这么几个理由。 第一，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需要进行重大变革，才能适应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对实力大增的世界经济新格局，但美国领导这一变革，心有余而力不足，除了难以超越自身的利益，更大的问题是美国国内党争大大削弱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英国事事跟著美国跑，未必对自己有利，但英国国力有限，必须借力中国等有实力的发展中国家，找到自己的角色。中国挑战美国的领导权，建立亚投行，为英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老到的英国人及时出手，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第二，中国挑战美国在国际金融秩序的领导权，虽然有情理可依，但也带来巨大的全球风险。两霸相争，很可能殃及众多国家的利益，包括殃及英国和欧洲的利益，因此，英国选择积极参与，有可能减少中美对抗给英国和其他国家带来的风险。 第三，正如叶檀评论指出的，英国带著一帮发达国家参与亚投行的组建，阻止了亚投行成为中国自娱自乐的金融机构。这可能让中国一些人大吃一惊，而且很不高兴。因为整个游戏规则，尤其是潜规则，将因此而被改变。中国原本设计亚投行的一些人，显然是要把亚投行变成中国外交的工具，现在英国人进来就就难说了。英国这步棋妙就妙在，虽然各国出资比例可能差别很大，但开起会来，一国只能带一张嘴。这就大大增加了英国折冲樽俎，发挥其外交特长，让中国人守文明规矩的机会。 第四，中国主办亚投行，有一个大家都看得见的小九九，就是输出自己过剩的生产能力。这未必一定就是坏事，但完全可能给别国带来伤害。英国带领其他发达国家加入，有可能主持公道，减少这种机会。 总之，英国介入，既是对中国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一种支持与合作，也是一种文化软实力的挑战，看中国能不能玩文明游戏。对此，中国很难说不，但要改变自己的野蛮习性，改变一贯的零和博弈思维，实在是比吃苍蝇可能还要难的事情。 英国有没有别的选择？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迁就"中国，与这只性情难以捉摸的巨龙共舞？英国人不会不知道，与龙共舞的感觉不会太好，搞不好，空忙一场，甚至被巨龙踏伤。我的理解是，英国人认为自己已经别无选择。 首先，不管其它国家愿意不愿意，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实力，必然让中国获得像美国那样发行国际货币的权力。中国有三种运用这个权力的可能，一，运用这个权力来推动互惠共赢，第二，"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以盘剥国人，取悦外人来维持专制政权和少数权贵的利益；第三，自伐，也就是采取一种自杀性的货币政策。 无论发生何种可能，对英国来说，参与都是上策。第一种可能，英国的参与于己于人都是有利的，第三种可能如果 发生，英国不参与也许无法改变什么。关键是第二种，就是中国的统治者最容易选择的"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我以为目前是中国最大可能，因为整个生产能力过剩都与中国的统治层不愿意提升国人的收入和福利有直接关系。 那么，中国当局要维持畸形的投资和经济结构，大规模输出过剩的生产能力或产品，英国亚投行参与会有什么好处呢？英国会获得其中的商机，这是很自然的，比如配套的技术和设备。但我以为英国的参与，能够增强对接受投资国家的保护，因为英国的参与，将受到英国民主政治的监督，从而使的整个过程有更高的透明度和规范性。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方面对于英国参与带来的这个前景，是否愿意接受，如果当初设计亚投行的时候，当局完全没有料到英国人会来这样一手，中国现在并不想接受西方国家参与其中，那么英国的这步妙棋，就真的是将了中国一军。 ——RFA  |
||
|
Posted: 26 Mar 2015 12:08 AM PDT 【摘要：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臣民"身份认同上的"皇民"意识，使得八千万日本人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对国家政治毫无批判意识，沦为军国主义的炮灰。很多人在战败时甚至选择自杀来对天皇"尽忠尽孝"，因为他们相信战败将带来天皇制的毁灭。】 文章原标题：日本军国主义简明读本——《臣民之道》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感性地回顾和加深对暴行的记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理性地了解当年日本何以会走上这条邪路。这不但有助于从一个方面正确判断今天日本是否又在步入歧途，而且对于国际社会吸取历史教训也具有借鉴作用。 阅读二战中日本第一手的文献，尤其是一些特别具有宣传意义的言简意赅的公开文件，可以回归当年的话语环境，为思考这个问题提供历史教科书难以容纳的原汁原味的材料。这里向读者推荐的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为了全国总动员，尤其是向各级学校灌输军国主义伦理，日本政府文部省向全国各级学校颁布的爱国主义教育大纲《臣民之道》，它堪称了解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简明读本。 "西方—日本"：文明本质的不同 《臣民之道》的序言开宗明义告诉日本学生:与世界多数国家的制度不同，天皇制是日本国体之本，"与天地共存"，永世不易。这个特殊的国体比日本国家和民族本身更重要，没有天皇制就没有日本。以天皇制为本源的日本国体"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而是基于历史和每日的实践。国家民族的生命和活动全部围绕增强帝国基础这个任务"。 序言回顾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说日本在寻求富强的同时，各种西方文化观念涌入，削弱了国本。现在只有高扬以服务国家为基本义务的臣民之道，才能肃清西方思想，维护国体。当时还有军部人士就所谓西方思想对日本的渗透这样说："我们必须首先抛弃美国心、英国心，清除这一切洋夷思想，回归于'大和心'。此乃当务之急"。 《臣民之道》简要地向学生介绍世界和日本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为军国主义扩张做宣传的政治文件，它的立论并不是日本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是一番关于世界文明的宏大话语。它把近代世界划分为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和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西方文明的基础就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和唯物主义"，它们"信奉弱肉强食，无限地追求享受和奢侈，鼓励物质主义，刺激对殖民地的竞争和对贸易的控制，把世界投入形形色色争斗和流血的地狱。" 日本是截然不同的东方文明。以天皇制为国家民族之本源的日本社会崇尚家族血缘关系，以"和谐"为本，"天皇和他的子民亲如一家"。和西方文明相比，日本文明推崇以对天皇的忠诚为核心的价值，"家国"一体，"国家"一脉，而不是承认和鼓励个人主义。维系日本社会的是家族和长幼亲情的纽带，它甚至惠及在日本的异邦人，将他们同化进日本民族。 "王道"对抗"霸道" 《臣民之道》说日本和西方文明的这个根本差别就是今天日本和西方国家冲突的根源。现存的世界秩序是由西方建立在个人本位之上的丛林法则规定的，而"日本的使命"是要把自己文化中家国一体的美德引入国际社会，建立以"德治"为本的"国际新秩序"，从日本一国的"和谐"达到天下的"和谐"。 在其他的文件和宣传中，这套话语引用中国古典政治概念中的"霸道"和"王道"，说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是"霸道"，依靠的是力;日本主张的国际秩序是"王道"，诉诸的是"德"。 中国人熟悉的抗日样板戏《红灯记》中日寇宪兵队长鸠山那套"王道乐土"的说教是有历史真实性的。 这个"西方文明"和"日本文明"的对立，被《臣民之道》用来解释日本面临的内外危机。国内是明治开国以来这些形形色色的西方"主义""渗透国家生活的各个层面"，使得"祖先传承下来的民族特色和美德及风俗受到了损害"，危害了国本。现在要对这些西方观念做系统的清理。国际上，欧美弱肉强食的霸权把亚洲民族逼到了毁灭的边缘，西方那套基于个人主义的观念瓦解了亚洲传统文化，日本的政治使命是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来帮助亚洲人民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精神上解放自己，恢复独立。 《臣民之道》用这样一套"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或者"王道"对抗"霸道"的话语来解释日本对外战争的历史。它说日俄战争"开始改变欧美统治世界的趋势。。。。日本的胜利导致了匍匐于英美影响下的亚洲国家的觉醒，开始了要求独立的运动。"日俄战争后日本受到西方的压制，"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民族生命受到长期压抑后的爆发。""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事变就是日本朝向建设以道德原则为基础的世界的一步。"它说中国被英美引入歧途，视蒋介石政府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傀儡，声称"中国问题"的解决不止是要推翻中华民国政府，而且是要把中国完全并入以"道义原则"为基础的大东亚共荣圈。 苏联、德国和意大利：日本治道的榜样 《臣民之道》把世界描绘成一个英美文明和日本文明从哲学到政治二元对立的决斗场，但也没有忘了告诉臣民们吾国之道不孤。当《臣民之道》下达到各级学校时，日本早已和德国以及意大利订立了反共产国际的同盟，和苏联则刚刚签署了友好中立条约，结束了十多年的紧张关系甚至在外蒙的武装冲突，使得它可以放手侵华，在太平洋对付英美。在《臣民之道》中，这三个国家是日本在全世界仅有的盟国或是友邦。 为什么是这三个国家呢?《臣民之道》不是从国家利益和国际战略的角度，而是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说明的。它说"增强总体战机制的基本目标"就是"让每个天皇臣民完成由他们各自的社会责任所规定的任务"。虽然"满洲事变"后日本的"民族精神逐步提升，但人民对国家政治整体之基本原则的理解和其天皇臣民的意识还有待于加强"。从这个角度，日本可以借鉴苏联、德国、意大利的体制。 《臣民之道》把"社会主义"列为西方意识形态来拒绝，但这并没有妨碍它肯定号称社会主义的苏联的治道，说苏联要"通过共产主义实现对世界的统治，为此制定了用阶级独裁来凝聚全国力量的政策。"对统治世界的帝国主义野心(姑且不论这是否是当时苏联外交的目的)的谴责让位于对国内"凝聚全国力量"的赞赏，说明《臣民之道》真正关心的并不是什么国际正义，而是有助于"凝聚"本国国民的手段和在国际上展示的力量。 对纳粹德国，《臣民之道》则远不止是赞赏，而是无条件地推崇和认同。"基于于血脉和土地的原则，德国的目标是要摧毁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对世界的统治和它强加于德国的压力。。。。为达此目的，它已经在整个民族中建立起对纳粹统治的信心和服从，并正在贯彻总体主义【即极权主义】。意大利的理想是恢复伟大的罗马帝国，它为达此目的采取的政策和纳粹基本相同。" 中国学者的批判 对于体现在《臣民之道》中的军国主义思想，中国学者其实很早就有深刻的分析，只是这种学术工作没有普及，导致大众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认识很大程度停留在感性的水平。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前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所长朱庭光先生主编的《法西斯主义体制研究》是国家资助的项目，其中对于《臣民之道》中大力宣扬的日本"国体论"的批判非常有力。 书中说："以国体论为核心的日本主义是日本军政权势集团推行内外法西斯政策的主要思想武器。法西斯文化统制首先在于自上而下地向国民灌输国体论、日本主义，同时取缔、压制一切有碍于这种灌输的思想、言论和倾向，而国体论又是用来打击、摧残一切异己文化的棍子。首先是盲目鼓吹日本传统文化的无比优越性，大肆宣扬日本精神，同时只对德意的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表现好感，让极权主义思想在国内泛滥，而对英美文化采取断然排斥的态度。排斥英美文化是同反对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相联系的。英美被看作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发源地，英美文化被看作一切现代社会弊端的根源。。。。政府采取各种手段，竭力削弱、杜绝英美文化对国民的影响。" 对于《臣民之道》中同样大力鼓吹的"家族国家"，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李卓教授在1997年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的论文"家族国家观--近代日本政治的误区"中指出，"家族国家观是近代日本的统治者为维护天皇制和推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运用日本传统家族制度的原理，将家族关系与政治关系等同起来，以实现天皇对国民进行统治的国家伦理观。" 文章分析说，西方国家的一些启蒙观念在明治年间得益于文明开化的开国政策，在日本受到一定的传播。但后来"德国国家主义哲学和日本传统的儒学道德相结合"，"决定了明治政权的思想基调。从此，人们所重视并积极实践的是以德国的国家主义来纠正明治初年以来盛行一时的英美功利主义思想和法国的民权思想，在此基础上恢复了曾被启蒙学者猛烈批判过的儒学。传统的家族制度和家族观念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借助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威力得到进一步增强，从而形成家族国家观的。" 《臣民之道》的根本谬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到世界范围内民主思潮的冲击，日本大正天皇时期曾经有过一定的议会民主制和党派政治，社会舆论也一度十分活跃，甚至可以说是"众声喧哗"。但进入三十年代，在日本军部、财阀和民间极端势力的合作推动下，明治晚期兴起的军国主义和皇权专制思想的影响迅速上升，占据了社会思潮和政治讨论的高地，自由民权思想受到全面压制。这个历史的急剧转变最终使得《臣民之道》这样的政治宣传成为帝国唯一的意识形态。 今天回顾那段历史，我们应该看到侵略暴行毕竟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展的最终结果。对军国主义的认识应该上溯到什么是军国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又为什么有吸引力这个历史的深度。在这个意义上，《臣民之道》的思想和逻辑非常有代表性。它在国内和国际意义上有两个根本谬误。然而在当年政治和经济危机下的日本，这些谬误也正是它能够迷惑人之处。 在国内意义上，它拒绝接受现代社会"公民"的概念，用"臣民"来定义个人身份和个人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这个"臣民"虽然没有公民根据宪法所拥有的各项个人权利，但却有来自天皇和国家的深切关爱，他们每个人都是皇国血缘的一分子，组成一个"大和民族之家"，大和子民的相互关系是兄弟姐妹，他们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小辈与长辈之间的孝顺和慈爱。接受这个"臣民"身份的人相信宪法规定的个人权利会分裂这个大家庭，而家-国纽带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把他们结合在一起。 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臣民"身份认同上的"皇民"意识，使得八千万日本人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对国家政治毫无批判意识，沦为军国主义的炮灰。很多人在战败时甚至选择自杀来对天皇"尽忠尽孝"，因为他们相信战败将带来天皇制的毁灭。没有了天皇制，日本就国将不国，它的子民也就没有了家。 在国际意义上，它给人们留下了更多的思考。它用"文明"话语把世界一分为二，"西方文明"本质上是邪恶的，"东方文明"本质上是善良的。日本和英美之争是善恶之争，背后是哲学理念、人生观甚至宇宙观的不同。这种善恶二元论完全是对人类文明史的歪曲。 它以批判英美的帝国主义霸权为名，完全否定现实中起码的或者正在发展中的国际秩序，说它不过是丛林法则，可以弃之不顾。 它把一套由日本传统文化来定义的含含糊糊的"道德"话语推向国际社会，取代各国都听得懂的国际关系的语言和概念，争夺国际话语权，以此为根据另搞一套。总之，玄而又玄的"文明"话语就这样为现实中的"大东亚共荣圈"和"王道乐土"的霸权政治服务。 它对自己明治维新时期虚心当西方的小学生、在制度和技术上向西方学习并获益巨大的历史闭口不谈，否认自日俄战争以来被西方接纳进强国俱乐部、尤其是在一战后成为世界五强(英美法意日)的事实，把自己说成一直是被西方国家压制，以至连中国正常发展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在它眼里都成了英美扼杀自己的工具。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批判在它那里完全成了自己公然作恶的借口，甚至颠倒黑白，把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对英美帝国主义的反抗。 对反映在《臣民之道》和其他类似文献中的这些话语和说教有一定的了解，有助于深入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和观念的层次，知道它们究竟是如何为侵略战争辩护，如何让自己的人民心甘情愿做炮灰，又是如何欺骗和迷惑国际舆论的。 只有对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有相当的理解，对具体的战争暴行的历史记忆才会更牢固、更鲜活，对类似的历史现象才会更敏感和具有免疫力。 (原载《凤凰周刊》2015年第八期)  |
||
|
Posted: 25 Mar 2015 11:55 PM PDT 如果把文学作品比作食物，那么齐家贞的这部著作不会是高贵的豪华大餐，也不是那种软绵绵的可口的美味小吃，它是来自山坡带着苦涩味的野菜，是来自田野的粗犷而壮实的高粱、稻谷和玉米。这一类食物可能有点让人难以下嚥，但它却是中文作品中的健康食品。经过细细地咀嚼，中文读者会从这部书中获得对于当代中国历史及人生命运的真实认知，从而在精神上变得深刻、丰富而坚韧。 @ 个人历史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缩影 《黑墙里的幸存者》是一部自传体的作品。作者齐家贞以绝对真诚的笔调，娓娓道出自己家族的两代人在中国专制制度下人生毁灭的故事。自传是人和自己的过去的对话，是对逝去的生命历程的自我回顾，它同时也蕴含人对生命意义的探究与追求。读这本自传，我们就走进了齐家贞的人生，和她一起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去凝视那一道道历史遗留下来的沧桑血迹。 这个故事一开始，就把人带到中国的一个荒诞的特殊时期。那是一九七零年六月上旬，一个春夏交接的凉爽的清晨。当时中国的政治领袖们为了所谓的"备战"，把四川省第二监狱一两百多号女犯和就业队的女就业员，从重庆清扫到农村。齐家贞细緻地描绘了女犯被押送带外地的情景。那些被被剥夺了一切自由的女人，甚至失去了按时大小便的权利，有些人不得不把粪尿拉撒在身上。最后是一幅奇特的景象：在全副武装的男性军警的监视下，公路边的草丛裡，露出"两百个白翻翻的屁股"，"汇合出震天的喧声"。  齐家贞，一位天资聪颖好学，立誓要成为中国的"居里夫人"的阳光女孩，为何在她二十岁的如花年华，陷入如此痛苦的十年牢狱之灾？?械淖镒矗徊还窍胍龉笱В虼吮蝗烁婷芟莺Γ慌兄匦淌辍Ｔ谔傅阶约罕换倜鸬拿篮眉彝ィ爰艺晖辞械厮担骸?18岁我高中毕业，卖自己的血、卖母亲的浪琴表，两次去广州寻找'叛国投敌'门路；我毁了父母，毁了四个弟弟，毁了同学朋友，也毁了我自己，包括十年劳改后我的爱情婚姻。" 而齐家贞的父亲齐尊周，一位曾留学美国的铁路高级管理人才，为了建设中国铁路回到家乡，却因为莫须有的罪名两次陷狱，共拘禁、劳改二十三年，直到晚年才走出监狱重获自由。齐家贞的母亲，在严酷的时代长久地守望她监狱裡的丈夫和女儿，守望她被人们歧视被社会排斥的四个儿子之后，终于垮掉了，没能等到家庭团聚的一天。 笔者作为中国的前政治犯，深知齐家贞这令人悲痛欲绝的家族故事不是孤立的案例，而是中国共产党统治下很多家庭的共同命运。齐家贞所叙述的那一段政治迫害史，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缩影。直到今天，中国还有大批的政治犯在经历相同的苦难。因此，当齐家贞真实地叙说了自己家族的生平，她已经充当了那些与她同命运的、发不出声音的被压迫者的代言人，已经身不由己地为社会代言了。 @ 本色作家文字自然天成 尽管内容如此沉重，但齐家贞的作品却能让人一口气读下去。这要归功于她天生的语言才能和生动描述事物的能力。 齐家贞可以归为本色作家一类。这类作家的写作特点是"我手写我心"，写自己所思所想，语言自然天成，毫不凋琢，富有生活趣味。对于齐家贞来说，一些有地方色彩的民间谚语、精彩并富有哲理的比喻，几乎是信手拈来，给作品增添了可读性。 澳洲艺术家老乐在为该书作序时，忍不住要摘录书中一些妙不可言的表达。例如，"人的头脑是两根铁轨，我的思维是铁轨以外的荒野，无规矩可循。""好像风也参与了告密，干部的消息非常灵通。""在中国，人比竹笋还要便宜。" 只有来自社会底层，有着丰富的生活积累的人，才能用如此奇妙的比喻去描绘那暗无天日的生活。正因为如此，她的作品毫不枯燥。作为读者的我们比较容易进入她所描述的生活，和她一起体验内心的挣扎与煎熬，一起面对个人与社会现实的尖锐冲突。理解她的迷惘、愤怒和焦虑。她的非正常生活，她在时代重轭下的喘息，才能如此地感动我们。  齐家贞在台北新书发布会 @ 在爱情里寻找温暖灵魂的火苗 齐家贞是相信爱情的。在此书中，她用了不少的篇幅，回忆她的父亲与母亲之间情深意笃相亲相爱的情景。虽然那对苦命夫妇被迫长久分离，至死没能团聚，但他们的真挚情爱感动了女儿，使女儿能够在备受摧残的冷酷人世中，仍然怀抱一星残留未熄的爱之向往，那种向往是温暖灵魂的一丝火苗。 监狱裡的爱情，也是齐家贞讴歌的内容。她说："战争扼杀不了爱情，监狱也扼杀不了爱情。有土壤就有花朵，有男女就有爱情。"她回忆女大学生马丽清如何送一个红丝线编的同心结，向一位男右派大学生表达表达爱慕之意。他们如何千方百计私下幽会，却连手都来不及碰一下。齐家贞最欣赏的是厂部一位女干部爱上男犯余维礼的故事，这位女干部被批斗了四五十次，仍然不肯放弃她的爱情，最后被清洗出公安队伍。善于形容的齐家贞因此赞叹说："爱和被爱都美丽得烈焰飞腾，监狱也无法遮挡她的光辉。" 然而齐家贞本人却不太幸运。在狱中，她被一个女犯热烈地爱上了。这辈子第一个疯狂追求她的，竟然是一个有丈夫有孩子的女人，这不免令齐家贞难堪。这个叫段淑贞的女人陷入同性爱情的深渊，她甚至在丈夫和孩子探监时拒绝与他们会见，在刑满释放的时候因为难捨难分而哭泣。这种扭曲变态的情爱带给齐家贞不少烦恼。 在齐家贞的另一部回忆录《红狗》里，齐家贞毫不隐讳地书写她对爱情的强烈渴望。她说："从劳改队里走出来，内心里的一切，希望、美梦、前程、友谊......都被掏空了，只剩下一点点私人情爱的渴求。连这一点点渴求也被捣毁了，那，我就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然而她的情路也如命途一样坎坷，出狱后与之结婚的丈夫是一个冷淡自私的人。直到离婚后，年近半百的她才在一间简陋的小黑屋里，与一位暗恋已久的有妇之夫偷偷结合，获得了梦想中的炽热情爱。但后来，他们不得不结束这一段不可能有结局的感情。 @ 在澳洲的阳光下她灿烂开放 如果把齐家贞本人比作植物，她应该是一种从石头缝隙里弯弯曲曲地挣扎爬出来的草。这种草生命力极强，它可以长久地忍受乾旱和匮乏，但只要给它一点雨露，一线阳光，它就立即灿烂开放。 澳大利亚毫不吝啬地把它的阳光洒向这位苦命的中国女人。 1987年8月，齐家贞离开中国，到澳大利亚就读英语初级班。澳大利亚湛蓝的天，雪白的云，碧绿的草，万紫千红的花，令齐家贞如在梦中。 《黑墙里的幸存者》一书到此嘎然而止，但在其他的一些文章裡，齐家贞都用一种无限感恩的心情，赞美澳洲把她"当作人"的社会制度，表达她对那块土地的热爱。一位高大的澳洲男人伊恩将个子娇小的她拥入他阔大温暖的怀抱裡，迟来的青春和爱情终于降临到齐家贞身上。 挣脱了那个陷害她的残忍体制，享受自由的齐家贞感叹自己"我太幸运，活着，活在澳洲，我有笔。" 她发誓要用自己的文笔来为历史作证。一本又一本，齐家贞书写她的家族辛酸的历史。她的这本《黑墙里的幸存者》犹如凤凰涅盘，从苦难的灰烬中浴火重生。 －－－－－－－－－－－－－－－－－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5年一月号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Mar 27, 2015, 6:26:45 AM3/27/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林忌：「港獨」與「建設民主中國」
- 李兆富：世界不用第二个李光耀
- 程映红：干脚、湿脚、泥脚和悬脚——古巴人的脚与美国梦
- 吴敬琏：改革就要打破党国大公司
- 陈迹：党国政治的旋律
- 唯色：与高峰净土网站谈与流亡歌手的合作
- 胡平：“反党集团罪”重新出笼
|
Posted: 26 Mar 2015 11:03 PM PDT
自從香港大學刊物學苑發表了《香港民族論》之後，有關「港獨」的議題首次在香港成為了認真討論的焦點；誠然，香港是否應該獨立，以今日的國際形勢以至香港與中國的現實來說，只是一種學術上的討論，根本不存在發生的條件；然而，作為一種政治主張，港獨是否真的有如空中樓閣呢？是否真的完全不可能呢？為何有這麼多香港年輕人竟然會開始討論這種事情？ 乃中共倒台后的前途与命运选择 抽起對年輕人的藐視，「港獨」必須與「建設民主中國」一起審視；對於香港的未來前途有四種的政治主張，第一種認為中共會自然演變，如產生蘇聯戈巴卓夫般的領導人，全國民主化；第二種認為中國沒有民主，香港也沒有民主，因此要先推翻中共，建設民主中國，香港才會有民主；第三種認為香港沒有民主，中國也不會有民主，但我們只應集中在香港民主，爭取香港自治以至獨立；第四種則相信即使中共不倒台，香港仍然有可能和中共達成協議，擁有民主自治，有如二次大戰之後的「芬蘭模式」。 今日不是1989年，中共的和平演變幻想，似乎和最後一種中共會容許香港有如芬蘭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建國，然後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獨立和自治，兩者都一樣機會極低；因此多數機會，都建基於一個假設－－即中共倒台，被革命所推翻。因此所謂「港獨」以至「建設民主中國」，分別只是究竟中共倒台後，香港人應該如何決定自己的前途與命運而已。在極權的共產黨統治之下，現時兩者也沒有方法做得到。 事實上「港獨」或者「建設民主中國」，都只停留在思想與言論上；的確，香港如支聯會及其成員，常支援中國大陸的民運人士與維權人士，但事實已證明了，在中共的所謂「超穩定結構」當中，這些微弱的個體與信念，距離孫中山在外國籌款回中國搞武裝革命，相距甚遠；香港即使民主派，在這方面也遠遠不如學聯領袖對「革命」的質疑－－準備好為革命而死嗎？準備好為革命而坐五十年監嗎？事實上，香港的老民主派，和那些說要港獨的年輕人，雙方都沒有為了「民主中國」或者「港獨」坐五十年監的準備，雙方都只是在旁邊叫陣，鼓動風潮希望加速中共倒台而已。 命運，只給予抓住機會的人 歷史告訴我們，當一個獨裁共產政權倒台的時候，往往沒有任何先兆，是突然土崩瓦解－－例如蘇聯；對於一些「港獨」人士來說，波羅的海三小國的歷史借得借鏡－－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苑，分別都是鐵定了心，待蘇聯倒台決意離開「獨聯體」而完全獨立，成功建立民主政制，今日經濟繁榮成為「波羅的之虎」；至於那些幻想可以 「建設民主俄羅斯」的，如今卻仍活在普京的獨裁制度之下，反對派領袖涅姆佐夫竟公然在街上被槍殺。 命運，只給予抓住機會的人；中國幅員之廣與問題之複雜，更甚於前蘇聯；即使中共倒台，以中國的人口、環境污染、人民教育質素與品德，要成功變成一個民主中國，其實千難萬難；自從自由行以來，香港年輕人目睹今日大陸國人的質素，慢慢開始質疑「民主中國」的可能性與可行性，網上所見大陸人不斷抹黑攻擊香港與香港人，則更質疑即使有民主制度，香港的前途交由這十三億人去決定，又是否比起七百萬人自行決定更明智。因此，年輕人腦內產生出一個脫離中國的念頭，作為真正關心香港未來的人，其實應該要有－－歷史機會出現時，香港是否應該效法波羅的海三小國，還是要繼續留在中國之內呢？中國真的會好過俄羅斯嗎？抽離「愛國情感」或「本土民族主義」，大家當應從歷史中找到答案。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3月号  |
||
|
Posted: 26 Mar 2015 10:35 PM PDT
有人认为盖棺定论，公众人物的功过，在他离世的一天，就可以下判断。不过，历史的矛盾在于，任何一件事，一个人，影响力可以延续几十年，甚至上一个世纪。太早为一个人定功过，难免显得短视。 时间过得越长，虽然越看得清人和事往后的影响，但是，当多数有亲身经营过一个时代的人离开这个世界，后人可以用来衡量历史的资料，往往只是片面的第二手讯息，当中难免有筛选和主观的成份，稍一不慎，后人对历史的判断，其实都是被某些前人的观点左右。 我相信，后世对李光耀的评价不会差到那里，尤其是在华文世界，像他这种强人，总有一定的仰慕者。就算未来的新加坡出了甚么变数，后人都会说，假如李光耀仍然在生，就不会出乱子。 历史唯一不变的教训，就是历史没有如果。人，总有一死；李光耀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吧。一个强人，可以管得了一个国家半世纪，已经了不起。不过，真正的伟大，在于建立出一个合乎道义的社会伦常；至少传统中国儒家中的三纲五常，就是这种对秩序的渴望。 新加坡长期处于一个高压的环境，人民却彷佛习惯了。新加坡人甚至认为，没有这些箝制，就会礼乐崩坏。事实上，有些对人民生活的琐碎管制，本来无可无不可。不过，当一个政府连香口珠也可以禁，还有甚么不可能禁？再进一步，不如连制造和销售这些产品的公司也监管吧，反正也不是甚么重要经济支柱，监管也不会有人反对吧？再下一步，禁止这些产品的广告吧。禁止这些广告，对社会知情权没有太大打击吧？噢，传媒少一点收入吗？不打紧，政府资金多的事。 极权政府不是建立于一天，当中有个过程。最危险的状态，就是人民宁愿放弃自由以换取安逸，因为他们最终两者都得不到。总有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政府不事生产，要来慷他人之慨的种种好处，还不是从社会中揸取回来？只不过，经过千百年的演进，政客和官僚在抽取社会资源的技巧高明了许多，不用脑去思考的人，很易被骗。 此外，新加坡是一个很自由的经济社会吗？当一个地方最主要的经济活动，最大的资金来源是政府，这个地方还称得上是自由市场吗？讽刺是，在两大智库的自由经济排行榜，新加坡总是紧随在香港之后；其实，我一直都很期待有个地方可以最终堂堂正正挑战新加坡和香港，但只怪其他地区自己不争气。 正所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我们又不是生在乱世，为甚么要期待强人的出现？难道嫌世界太过太平？  |
||
|
Posted: 26 Mar 2015 10:16 PM PDT
很多人相信体型的差别对人的命运有很大的影响，手相有时也是如此。但在美国海岸警卫队和移民局的人员看来，每个进入他们业务范围的古巴人的命运却是由脚来决定的。 很多人相信体型的差别对人的命运有很大的影响，手相有时也是如此。但在美国海岸警卫队和移民局的人员看来，每个进入他们业务范围的古巴人的命运却是由脚来决定的。在他们眼里，古巴人可能有四只不同的脚。他们在经历了冒险犯难甚至以生命作为赌注离开古巴之后，如果幸运地拥有其中两只中的一只，他们就可以在美国留下来。如果是第三只则面临遣返，而第四只可能是前途未卜。 古巴人踏上美国就能留下来 最近美国和古巴之间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很多人以为美古之间既然没有外交关系，美国又一直封锁古巴，所以两国政府之间没有往来。其实这是大错特错。世界上没有外交关系又是敌对的国家相互可以在一些特殊问题上长期合作，其中最密切的还要数美国和古巴。 美国和古巴两个国家之间的特殊的密切合作关系就体现在古巴难民问题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写到这里觉得"众所周知"这四个汉字真是奇妙无比，举重若轻，省掉了巨量笔墨)，自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古巴数百万的总人口中每年都有成千上万想到美国去，最多的一年有十几万出走到美国（60年代初离开古巴前往美国和西班牙的几十万还不算）。 美国对古巴移民网开一面，特别优惠，几十年下来国会、最高法院和移民局"出台"了很多法规、政策和判例，虽然内容复杂，但用中国话来说其"精神"很容易掌握：原则上古巴人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能踏上美国土地，就能用庇护的身份留下来。留下来后过两三年就成公民，可以帮直系亲属申请移民。而其他国家的移民首先要通过合法进入美国这一关，不然就在美国"黑掉"，成非法移民。即使是合法移民，其等待身份转换的时间也很长。而古巴人不一样，他们甚至没有"非法移民"这个概念。 美国政府坚称这是出于人道原因对那些在"共产主义专制政权"下受难者的保护。而古巴政府当然会说这是煽动颠覆，尽管要脑筋急转弯才能理解这个说法——真要颠覆的话，应该把最想离开的人留在或派回你的国家啊! 就像1961年中央情报局支持的猪湾入侵，其成员多半是1959年卡斯特罗革命后逃到美国的古巴人。把这些人都接出来，不是帮着卡斯特罗巩固政权吗？但对于那些拼死也要离开自己祖国的古巴人来说，这种移民特权总是诱惑和福音。 几十年下来古巴人在绞尽脑汁横渡佛罗里达海峡上想出的绝招，比起同时代的东德人或是飞跃或是掘地道或者直接偷偷在柏林墙上挖个洞的行动技术含量要高很多，更是那些同时代的只会游到香港去的中国人没法比的。 "干脚"和"湿脚"决定去留 既然如此，那么美国和古巴怎么会合作呢？这是因为美国既要"颠覆"又没法来者不拒照单全收，总要弄个界限，划一条杠杠。这对于在各种各样的"政策"下长大的中国人很好理解。这样的划分对于当事人是毫无道理的，但在这个制度或者处境下又常常是必须的。而从古巴方面来说，对于那些不能进入美国的古巴人，也还是要当成自己的公民将他们接回，总不能让他们在鲨鱼出没时有飓风的海上做现代鲁宾逊。 这里就要说到古巴人的第一只脚了。美国规定古巴人只要踏上美国土地(多半情况下是礁石或沙滩)，那就可以留下来了。这个规定简称"干脚"，哪怕你的脚其实还是刚刚拔出海水湿淋淋的。如果当巡逻的美国海岸警卫队截住你的时候你还在哪怕是很浅的海水里跋涉，你就会被遣返，更不用说还在海浪中的各种交通工具上颠簸了。这后一个规定就是古巴人的第二只脚，简称"湿脚"。 至于实际上谁在古巴的处境更艰难、更应该被留下来，美国方面到了这一步就不问了，什么"迫害"和"庇护"都不管了，这就是政策的杠杠。只图主事者在技术上方便易行，不管是否合理是否人道，简单到看脚的干湿就可以了，比过去划分阶级成分还要武断。我怀疑这是美国人向某些他们一直要颠覆的国家学的。 被划入"湿脚"的，美国海岸警卫队会通过和古巴海军方面的特殊渠道，在海上将他们遣返。这个遣返听上去很简单，在实施和技术细节上却有无穷的讲究。而且美国方面还要古巴方面保证，这些遣返者不会受到任何刑事处罚或者政治迫害，美国移民局会保留这些人的档案，以便向古巴方面查问。 美古双方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就此举行的谈判和会商不知有多少次了。用中国话来说是可以说这是双方"斗智斗勇"，但又"斗而不破"的过程。双方都明白，一旦斗得过分，对方甩手一拆烂污，就会给自己留下一个烂摊子，蒙受联合国和国际人权主义者的谴责。这样的合作，其配合程度，不亚于两个友好国家之间的关系。 "泥脚"和"悬脚"——边缘案例 除了"湿脚"和"干脚"，古巴人还有"泥脚"。这就是近些年少数先通过蛇头安排偷渡到墨西哥，再从那里进入美国的古巴人。既然美国当初规定古巴人只要踏上美国土地就可以留下来，没有说是从海里还是走陆上或是不能经过第三国，这些古巴人当然应该被接收。一些古巴人就是这样风尘仆仆迈着一双泥脚踏上美国南部三个州的土地，然后主动寻找美国边防和海关"自投罗网"，而同行的墨西哥或者其他中美洲国家的非法移民则在蛇头的安排下人间蒸发。 那么，什么是"悬脚"呢？这是一个更特别的案例。2006年一月某日，美国海岸警卫队在佛罗里达海岸外一段废弃的长桥上发现20多个古巴人攀在上面，包括妇女和儿童。运载他们来的交通工具已经不知所踪了，可能已经沉没。由于这段长桥孤悬在海中，本来连着海滩的部分已经没在水下，所以海岸警卫队经过和移民局商量后，说这些古巴人都是"湿脚"，将他们当中的15人先行遣返，其他的待遣。 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这个做法在佛罗里达的古巴人社群中激起了轩然大波，他们发起抗议，向国会和最高法院情愿，举行绝食。一个月后，联邦法院一个法官做出裁决，说美国政府（海岸警卫队和移民局都属于美国政府，法院要判就要拿美国政府做涉案人）的这个决定不近人情，责成它和古巴方面打交道，确保那15个被遣返的古巴人能直接拿到移民签证前来美国。很快，15个古巴个人中有14个拿了这个签证到了美国。 这个判决突破了传统的"干脚"和"湿脚"的划分，美国移民当局还没有给它一个便于官僚机构文牍操作的简称。在不知道这个判例有没有正式被援引时，我姑且用"悬脚"一说，既描绘了这些古巴难民在废弃的桥上不着地不沾水的艰窘，又形容了他们前途未定的身份焦虑。 中国人知道古巴人有这么多"脚"吗？ 有人可能不解：这些古巴人被遣返回古巴了，怎么会拿到美国移民签证的呢？这里就牵涉到美国和古巴之间另一层合作了。 美国和古巴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但在哈瓦那有联络处（原来由瑞士大使馆代办），就像70年代设在北京的一样。美国在哈瓦那联络处的主要业务是处理移民申请，这是古巴政府同意的。除了大量亲属移民的案例，还有移民抽签摸彩，所有古巴公民都可以参加，每年都有一定的名额，曾经有几年名义上每年有2万名额，但可能是由于古巴政府方面对申请者的古巴公民资格设限未能实现。另外，为了奖励为争取自由而冒险犯难的人，那些因"湿脚"而被遣返的古巴人在申请移民签证时有时也会享受到特殊照顾。美国方面有他们的名单。 卡斯特罗的古巴在中国的国际政治话语中经常代表着一种伟大叙事，比宏大叙事更厉害。在那个伟大叙事中，人们看到的古巴人要么双手高举着"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死亡"的标语牌，要么双拳愤怒地挥向90英里以外的那个霸权国家。至于他们的双脚，一般是看不见的，更不用说看清楚是它们干是湿，是沾满尘土还是悬在空中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3月号  |
||
|
Posted: 26 Mar 2015 10:08 PM PDT
我一直反对政府越位干预市场，这几年，政府又在大力补贴技术创新，但科学和技术是两码事，科学研究是有外部性的，没法说发现某一个数学定理你就能得多少钱的回报，所以应该由政府负责投入，但技术创新是由市场奖励的，政府拿出几千万、上亿的钱去奖励一种技术是没有道理的，技术创新为什么要政府拿钱去奖励呢？ 政府有什么本事判断哪一种技术是有前途的呢？你可以说某种技术本身也许是先进的，但它在市场上能不能成功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我们现在都是政府说要发展什么技术，然后就大量地给钱，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看看我们的光伏产业已经成了什么样了。 不止光伏，现在全国都在做LED，最厉害的可能是我的家乡常州，要成为LED世界之都。但是，因为资源是稀缺的，给了这个企业资源，那个企业就拿不到。 现在整个江苏都是这个情况，光施正荣就有200亿元资金窟窿，所以政府也拿不出钱来支持LED产业。昆山一家LED公司想到外地融资，广东那边说，你把公司搬到广东来我们就可以投钱，但当地政府说你不能搬走，你搬走我给你的几个亿就白给了。所以这种政府介入投资的模式本身就极不正常。 政府是一个一个地方的，肥水不流外人田。科技部搞了一个电动车的十城千辆计划，现在大概有20多个城市都在搞。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拿一部分钱来补贴，十城千辆总共就是一万辆轿车。目前，两三万辆车应该说就达到了最低的经济规模了，可是现在一点儿用都没有，各地都把单子给本地企业了。二十几个一千辆，就达不到有效规模，这个钱是白花了。制造业只要规模上去，成本就下来了，但每个企业都拿一千辆的订单有什么用？ 这种事情因为节约能源、减少污染，政府是可以给补贴的，一般的原则是一进入竞争就不能补贴了，但我们不是，政府还会决定把钱给哪个品牌，这是违反公平竞争法的。按市场经济的做法，应该补贴需方，然后通过市场购买，哪家好买哪家的。 家电下乡也是有问题的。有些品种本来就已经要淘汰了，因为家电下乡，实质上维持了它的生命周期，但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所以还牵扯到所谓分配改革的问题。分配改革上的问题很大，老是说要政府掏钱，结果是税加得那么重，哪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些小企业主私下里也跟我反映(他们不敢公开说)，说我们这些行业领头的人都得到政府很多关爱，但他们根本体会不了我们的困难。我2004年到浙江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从省里一直到县里，都有要扶植的企业名单，这本身就违反了市场竞争的基本原则，但是大家见怪不怪，认为当然的，这表示政府多么注意扶持民间企业！ 刚才讲到分配改革，分配制度有什么问题呢？根本问题是我们的增长模式有问题。从投入方面看，资本的比重越来越高，劳动的比重越来越低。结果在分配上，资本的收入就越来越高，而劳动的收入越来越低。而资本又是普通老百姓根本拥有不了的，资本的拥有者第一位是政府，第二位是企业，企业又以国有企业为主，私营企业是一些受到政府扶持的企业，结果收入分配就向政府倾斜，向国有大企业倾斜。 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就是要降低投资在整个增长中的贡献，要提高效率，或者技术进步。具体来说，就是要提高在增长中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力的比重和专业人员的比重。从分配上说就是劳动者的比重要进一步提高。 转变增长模式不是喊个口号，党中央做个决定就行了，那是要做很多工作的。除了市场上要优胜劣汰之外，对劳动者要进行培训，要普及义务教育。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开始重视教育，搞了两三代人经济才起飞，我们现在大量的农民工连九年义务教育都没有接受。 广东大量的农民工子弟，(当地政府没有将农民工子弟的教育与本地人子弟的教育一视同仁)当地政府说，农民工子弟应该回到家乡去读书。现在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子弟哪回得去了？结果社会问题就不断发生，打群架什么的在广东经常出现。外地人的孩子也无法就业，本地人靠房子获利，儿子、孙子根本不用工作，也不学习，赌钱，所以一个小事就能引起几千人打起来。 现在有些企业主动办职业技术类大学，目的就是培养高水平的技术工人，尽可能实现生产自动化。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有的民办大学是打着办学的名号拿地。这事很复杂，你说哪个企业该表扬也很难说。 我们在互联网应用方面有几个数字，已经连续三年在世界的排名下滑。我们现在的平均带宽还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80%，上网人数占全民的比例正在下降，到40%(5亿人左右)增长就很慢很慢，但人家还在增长，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信息化成本太高，比如说我们的光纤基干网，以我们的人数，1条就够了，算上战备，2条就够了，但我们全国过去弄了6条，现在正在另建广电的1条。政府把市场分隔了。 搞电子政务的时候，各个机关都搞自己的系统，最后这些系统连不起来，而且有意不让它连起来，比如说公安部掌握的企业信息和商务部掌握的互相不通，都作为自己的财产垄断起来。 根本的问题在于，政府不应该管那么多。美国就一个商务部，商务部是管市场的，不管企业，我们不是，一直管到企业去了。不仅是商务部，科技部、财政部、工信部都这样啊，因为有了权就有钱。 为什么要顶层设计呢？就是因为存在这些问题。整个改革如果不能向前推进，要一个个解决这些问题根本没有办法。现在问题又成堆，所以需要研究，需要从问题出发去找出体制的原因，然后梳理，根据轻重缓急、配套关系，搞出一个所谓的路线图。 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今年要拿出路线图来，要明确提出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我认为这事不可能由国务院来做，还是要由党中央直接来做。当然有些同志主张恢复国家体改委，但根据过去的经验，1984年那一轮改革方案也不是国家体改委做的，是成立一个方案办做的，1991-1993年那一轮是党中央直接做的，1993年那个总体方案起草组是中央直接领导的，起草组组长就是当时的中办主任温家宝，另外配合的有16个调查组，调查组是中财办派的，当时中财办主任是曾培炎。那次是党中央直接抓的，这次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我曾经说过，改革就是要打破列宁所说的"国家辛迪加"，其实所谓"国家辛迪加"问题，不是一个国企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我们的体制就是列宁斯大林体制。列宁把它叫"国家辛迪加"，东欧的改革派经济学家用了更加现代的说法，叫做"党国大公司"。 中国现在的发展，就是列宁在1921年所说的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它的特点是：一方面有市场，另一方面，国家掌握着所有的"制高点"，"制高点"在中国的翻译叫"命脉"，这个东西是我们要改的。 经过几轮改革，到了上世纪末，我们宣布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个体制其实有很沉重的旧体制的遗产，特别是在本世纪初，很多领域的改革有倒退，比如"国进民退"，所以中国是个半市场经济国家，这要继续发展下去，就是权贵资本主义。 现在有两个问题绕不开：一是旧的增长模式绕不开。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十几、二十几年了，问题愈演愈烈。从浅的方面来说，就是造成了资源短缺、环境破坏；从更深层面说，造成了劳动者的收入提高缓慢。靠大发钞票来支撑增长，造成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通货膨胀压力正在持续走高，我们现在的货币流通量马上就要到GDP的200%了，而世界上超过100%的国家都很少。二是权力介入经济领域以后，腐败愈演愈烈，现在已经深入骨髓。 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很可能发生很大的问题，中国社会也很可能发生很大的问题。所以，最近一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不改革就注定要发生很大问题了。 但我认为，改革共识已经形成，我所谓的共识就是：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必须重启改革。过去我的一些言论在网上反对的人比赞成的人多，这次90%的人赞成，这就是我说的共识。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届四中全会，改革方向一直是市场化，如果加上"十六大"，那还有政治上的，就是法治化和民主化。所以，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这是一个过去曾经有过的主流。只是到了本世纪，开始冒出另外一批人，过去都是小打小闹地反对，递几次万言书，到了本世纪就比较厉害了，正式提出了纲领，加上有代表人物，像薄熙来，还有"中国模式"派的出现。在实际行动上，2006年前后，国资委[微博]的文件就调转方向，向另外一个方向走了。 改革的方向是不坚定的，但是形成共识则是最近这一年的事。最近有几件事，一个就是高铁，高铁号称是"中国模式"创造的奇迹，是个什么奇迹？很清楚嘛。另外一个"中国模式"突出的表现就是重庆嘛，重庆政治上很清楚了，经济上你看看它最拿手的"八大投"，你看看不雅照里有多少个"投"的"头头"在里面？ 其实最近一年来，北京的整个气氛在变化，包括一些部长，私下讲的跟我们是一样的。 当然，政治改革直接关系到权力和利益，既然叫做"党国大公司"，"党国"的代表者当然有很大的利益在里面。我不主张一般地说既得利益集团就是我们现在改革的阻力，其实我们这些人也是既 改革以前我们住什么地方？住在筒子楼里面，男厕所在一楼，女厕所在二楼。我们现在也得到改革之赐了，能够住到这样的房子了。我一般都是用特殊既得利益者即利用权力发财致富的人们来论述改革的阻力。他们利用权力得到财富，他们当然要反对改革。但是人的思想也不完全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 有些人可能希望保持现在的地位，但形势有时候比人强，说非要坚持这一套也不行。北京的空气污染，他们去年还嘴硬啊，我们的环保部副部长说，美国人你不许再监测了，这是干涉我们内政，他现在还敢说这个话吗？到底呼吸这片土地上空的空气的主要是美国人还是我们老百姓啊？你们家里可能都安了空气净化器把微尘清除了，我们不行啊。 我们这些人是体制内的，我们不想革命，希望稳定。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我研究事情发展的规律性，顺应历史潮流，能够做多少做多少，而不是先去估量我有可能成功还是不能成功，但是我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不改革是死路一条。 (本文整理自中国企业家专访，作者萧三匝) ——《中国企业家》原题：必须重启改革，网友推荐  |
||
|
Posted: 26 Mar 2015 11:05 AM PDT
习近平以"反腐败"为名，持续不断地清洗党国官僚机器，同时不动声色地削弱"团派"力量，正在改变先前的权力格局。另一方面，习与其他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共领导人一样，绝不敢仿效毛"文革"式群众运动，而是回到斯大林模式，以党国机器压制和镇压成长中的公民社会。 反腐：迎合民意的外包装 习近平领导中共"反腐败"，先是以打倒卸任高官，突破了所谓"刑不上常委"，现在又摆出新的架式，据说要整顿央企，似乎要触及"红二代"权贵了。 不过，倘若真的是对腐败"零容忍"，那么，所谓"巡视"，还有先前所谓"群众路线教育"，其实早就应该从现任及前任常委做起。更不用说，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在中国垄断权力半个多世纪，早就成为腐败势力之大本营，反腐败早就应该从中共自身做起，从它的高层做起，且须在其党章，在国家宪法中，清除一党专政的规定。 这样的正经事不做，只是以党机构的力量整肃卸任高官，打击官僚体系和红色权贵中的个别集团，那就意味着，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共寡头，是在有选择地打击其政治对手，而所谓"反腐败"，只是迎合民意的外包装而已。此外，"零容忍"依然在打折扣，而其范围逐渐扩大，其实是更清晰地映照出不可触动的少数寡头的身影。 可以说，这是一种颇具特色的党国政治。 胡锦涛半真半假的心声 斯大林掌握权力，即运用党机构的力量，反复清洗布尔什维克党，只有他身边的小圈子相对安全，而除了他本人之外，这些少数人是否安全，取决于他们是否绝对效忠于他的个人独裁。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方式未能防止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他的"文革"实践，据称是"终于找到"了"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然而，毛泽东奋斗二十多年，清洗对手，打击官僚，煞费苦心阻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改革浪潮蔓延到中国，一旦他逝世，中国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毛泽东的影响根深蒂固，其突出表现就是，中共党内敢于阻挡历史潮流的人，至今层出不穷，代代相传，且盘根错节，势力极其强大。现在，习近平代表"红二代"掌握权力，更是表现得无知无畏。他无视改革开放对毛泽东的否定，径自宣称中共专政的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并对苏共解散、苏联解体耿耿于怀，指责苏共"竟无一人是男儿"，而他本人，则绝不会放弃螳臂挡车的老传统。于是，当他大权在握，就着手大动干戈清洗中共，拍"苍蝇"打"老虎"，忙得不亦乐乎，发誓要再造中共的"男儿"之气。 习近平如此行事，与其前任形成鲜明对照。胡锦涛是典型的团派官僚，在党政官僚机器中湮没了个性。他学着江泽民的样子，将"科学发展观"作为其印记载入中共史册，已是他最具个性的表现。他访日时面对日本学生童言无忌的问话，答称他本不愿当国家主席，身居高位乃服从"党和人民"的意志。这个话里，固然有虚伪的成份，倒也很可能是他半真半假的心声。 胡锦涛表现得软弱，或许是他运气不大好。他的前任江泽民，突然间被选中赴京就任中共总书记，其前途看上去比胡锦涛更为凶险，但是他把老同事曾庆红调来身边，而曾某人是"红二代"中有很大能量的谋略家。胡锦涛也是被党内老人选中，但他又身为"团派"代表人物，这样的身份，似乎妨碍他象江泽民那样与"红二代"结盟，于是，他表面上大权在握，实则窝窝囊囊，难有作为。 习近平回到斯大林模式 中国社会变革需要有魄力有担当的政治家，而胡锦涛当政十年，尽显官僚本色，自然不如人意，这样，许多人支持薄熙来，许多人期待习近平，"红二代"无意中面对着一个相当宝贵的历史性机会。 然而，习近平踌躇满志，对毛泽东顶礼膜拜，一手抓军权，一手突出强化党机构权力，且得到许多"红二代"鼎力支持。他运用党机构的力量，以"反腐败"为名，持续不断地清洗党国官僚机器，对"红二代"的某些权贵看来也要谨慎地下手。同时，他不动声色地削弱"团派"力量，正在改变先前的权力格局。另一方面，习近平与其他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共领导人一样，绝不敢仿效毛泽东实践"文革"式群众运动，而是回到斯大林模式，以党国机器压制和镇压成长中的公民社会。 这样一来，这位高喊反对"团团伙伙"的新君，及其"红二代"支持者，因为四面树敌，就与"弱势"的胡锦涛有了某种类似之处，或者，与当年毛泽东与其江张姚王等少数支持者的孤立境地，也颇为相似。中共宣传机器的种种动作，例如推动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以及一再就其"反腐败"表态与发狠，或许都与此有关。 可笑的是，习近平一心想要象毛泽东那样"伟大"，成为一个大政治家，无奈本事有限，只学得个猴气十足，动辄任性行事，举手投足之间，不免显露出党国红卫兵的本色。最近，象变戏法似的，几个"治国理政"的口号拼凑在一起，弄成个所谓"四个全面"，居然就被誉为"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愈发的让人看不懂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3月号  |
||
|
Posted: 26 Mar 2015 11:01 AM PDT  我去年在拉萨住了三个多月。应该是秋天的时候，创办"高峰净土（High Peaks Pure Earth）"网站的Dechen Pemba啦——与我有着深厚情谊已分别六年多的友人，如往常给我发来邮件。这次是要我谈谈与著名的流亡歌手札穹啦（Techung）在音乐上的合作。以下是Dechen啦与我的对话： Dechen啦问:你为什么要跟札穹啦合作？ 我答：我最早是从一些电影中听到札穹啦的歌声，如故事片《Dreaming Lhasa》和纪录片《Tibet: Cry of the Snow Lion》等等，札穹啦的吟唱有着图伯特的传统歌乐如卡鲁、朗玛、堆协的韵味，却因现实中整个民族的丧失之痛而充满苍凉。2008年12月10日，札穹啦在台湾参加了"自由之音~西藏之声"音乐会的演出，我是在网上看到这场音乐会的，当即有了一个想法。我写过一些歌词，其中的一首《在路上》是多年前在拉萨写的，表达的是对尊者达赖喇嘛的思念。我思忖，如果由流亡藏人歌手谱曲并演唱，那将有着深刻的意义。 Dechen啦问：你是怎么联系札穹啦的？ 我答：我是在Facebook上与札穹啦联系的。我很直率地将我的想法告诉了他，并表示这是境内藏人与流亡藏人之间合作的一次展示。札穹啦立即回应，欣然应承。那是2008年的年底。随后，我请了一位在大学任教职的安多友人将《在路上》的歌词译成了藏文。 Dechen啦问：你与流亡藏人合作过吗？ 我答：音乐方面，在跟札穹合作之前，我没有跟其他流亡藏人合作过。写作方面，与学者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RFA藏语部、作家更特东珠、高峰净土网站（High Peaks Pure Earth）合作过，都是涉及文章与书的翻译；茨仁夏加先生为我的记录之书《鼠年雪狮吼》写了序言；高峰净土网站几年来一直在将我的文章翻译为英文，影响甚广。艺术方面，曾为艺术家Losang Gyatso的作品《Signs from Tibet》写过评论文章，画展时，Losang Gyatso朗读了我的文章。 Dechen啦问：你为什么认为跟札穹啦合作是重要的？你们交流时碰到了什么问题？ 我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札穹啦是流亡藏人的象征。札穹啦的故乡在境内藏地，但出生于印度。与成千上万有着相同命运的藏人一样，当家园被占领、寺院被摧毁、喇嘛被流亡，他的父母双亲不得不别离故土，而札穹啦本人从未能回到故土。 我写过，正如绵延的喜马拉雅横亘于被殖民者划定的边界上，遭到阻隔的藏人有了"境内"与"境外"之分。然而音乐是有翅膀的，可以飞越任何人为的障碍。所以我希望与札穹啦的合作，打破某种历史的、现实的障碍。 但是我与札穹啦的联系是有困难的，而这是由于语言造成的。札穹啦会藏文、英文，而我只会中文，我给他留言总是要通过Google翻译，这肯定是有语病的。所以我们之间联系并不算多。 Dechen啦问:你为什么选了《在路上》？你觉得札穹啦唱的《在路上》好听吗？ 我答：前面我说过，《在路上》是献给尊者达赖喇嘛的歌。这首歌最初是一首诗，写于1995年5月从卫藏一个风景优美却遭到破坏的地方返回拉萨的路上。后来，我将这首诗改成了歌词，很希望有一位天赐的歌者能为之谱曲、将之传唱。而札穹啦正是天赐的歌者。他曾在一首歌中颂赞尊者达赖喇嘛是"希德岗森"，即和平雪狮。 大约是在2011年，札穹啦将完成的歌寄给了我，而这正是我由衷希望的歌——在以扎念、笛子等图伯特乐器的旋律中，札穹啦唱得深情而婉转，当我反复聆听这首歌，悟觉到这首歌正如同歌词中写到的"人世间最美的花朵"，可以奉献给尊者达赖喇嘛。2012年7月6日即尊者达赖喇嘛77岁华诞之前，《在路上》正式演唱，并录制成唱片。这首歌终于以歌唱的方式替我实现了完美的、永久的奉献。 Dechen啦问:你有没有打算以后跟流亡藏人合作？ 我答：有这样的想法。我本是诗人，虽然诗与歌词是不一样的，但我还是写过一些歌词。不过目前只有两首歌词被翻译、被谱曲并演唱。《在路上》是由札穹啦谱曲并演唱的。另一首歌词《誓言》是由境内歌手才让东珠演唱的，谱曲者是谁还不知道。我希望我写的歌词，将来还有其他流亡藏人音乐人谱曲并演唱。 当然不只是在音乐方面。作为一位写作者，我更希望在写作方面能与流亡藏人合作。 Dechen啦问:你喜欢听什么流亡藏人音乐？你最喜欢的歌手是谁？ 我答：现代的。如Karma Norbu Emchi的歌：《Shapaley》、《Made in Tibet》等。 传统的。如葛萨雀吉（Kelsang Chuki）的歌。 最喜欢的歌手是札穹、普布朗杰（Phurbu T.Namgyal）、葛萨雀吉、丹增确杰（Tenzin Choegyal）。其实我也非常喜欢普布朗杰和丹增确杰的歌曲，并与他们在facebook上有过联系。 Dechen啦问:你有信息要给流亡歌手的？ 我答：境内藏人歌手很多，不少歌手具有非凡的勇气，正如Dechen Pemba所写："面对高度危险和中国的严厉审查，藏人歌手唱出对图伯特的爱"。我非常喜欢他们的歌曲，也为此写过文章。希望有一天，境内外藏人音乐人能够携手合作，共同表达对图伯特未来的关切。 2015年3月 ——RFA  |
||
|
Posted: 26 Mar 2015 11:00 AM PDT 3月18日，最高法发布年度报告白皮书，首提周永康、薄熙来等"搞非组织政治活动"。所谓"非组织政治活动"这种提法其实并不新鲜，它不就是毛时代流行的"篡党夺权"和"反党集团"吗？ 3月17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的文章，首次提出周永康、薄熙来从事"非组织政治活动"。 这位周强真是狗拿耗子。所谓"非组织政治活动"，顾名思义，是指一个组织的成员，在组织规定的程序和纪律之外搞政治活动，它只涉及组织的纪律，是政党的家务事，并不涉及国家的法律，和你最高法院院长何干？这当然不是说一个政党的家务事法院一概都无权过问——如果政党或其成员做了违反法律的事，法院当然是该过问的。例如中共的"双规"，分明就是私法私刑，可是最高法院却不闻不问，该管而不管。再有，周强身为最高法院院长，却把他的文章首发在政党的纪检媒体上，也是角色的错乱。政党和国家不分，纪律和法律不分，莫此为甚。 3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4）》（白皮书），其中也提到周永康、薄熙来等"搞非组织政治活动"。 "非组织政治活动"是一个新提法，故而引发了种种议论。据官方媒体报道，著名党建专家、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往的研究中，从未接触过"非组织政治活动"一词，过去的提法一直是"非组织活动"。比如今年1月13日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上的讲话，也是强调"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不得违背组织决定。" 按照中共党章规定，在党内搞"非组织活动"，将受到从严重警告到开除党籍的党纪处分。但是搞"非组织政治活动"呢？党章对此并无明确规定。但仅凭常识即可知，"非组织政治活动"显然要比"非组织活动"严重得多。张希贤认为，政治活动涉及政治方针、政治方向，非组织政治活动应该是指和党组织的政治方向背道而驰的，甚至违反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的政治活动，有反党、背叛党的宗旨的基本属性。 在我看来，所谓"非组织政治活动"这种提法其实并不新鲜，它不就是毛时代流行的"篡党夺权"和"反党集团"吗？在毛时代，伟大领袖清除异己，强化个人独裁，最常用的手段就是给别人安上"篡党夺权"搞"反党集团"的罪名。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如果在下面对党的方针政策或重大人事安排交流过看法，提出过不同意见，伟大领袖就说他们妄图"篡党夺权"，就说他们搞"反党集团"。 在毛时代，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有一大串，例如：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反党集团；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毛泽东一死，四人帮被抓，于是又有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除了党政军外，其他领域也打了不少反党集团，例如文艺界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除了中央，地方也打了很多反党集团，例如，四川重庆的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等人，因向中央反映四川大量饿死人的真实情况，被打成"萧、李、廖反党集团"。 文革后，当局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绝大部分"反党集团"都摘掉了帽子，给平了反，只剩下"高饶反党集团"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2010年第9期《炎黄春秋》，发表了中央党校郭德宏教授的文章"中共历史上'反党集团'的命运"。文章写道，中共在历史上打的反党集团是很多的，而且绝大部分都是错误的。作者归纳出几点原因：一是对什么是"反党集团"从来没有党纪或法律的明确界定；二是对什么人、什么机关可以打"反党集团"也从来没有明确的规定和法律的界定；三是对要不要法律机关的审判才可以打"反党集团"也从来没有明确的规定和法律的界定。作者还指出，中共的打"反党集团"是受到苏联共产党的深刻影响。 最后，作者写到："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内打反党集团是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出现的历史现象。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多少人被打成反党集团。这是社会的进步。愿这样的历史现象以后不再重演。"然而，"非组织政治活动"提法的出现，意味着"反党集团罪"借尸还魂，死灰复燃。 在三年前薄熙来刚被免职时，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且看当局如何给薄熙来定性？》。文章说，薄熙来的问题本来是政治问题，流行的说法是说薄熙来不服气十八大的既定人事安排，向中央叫板。要是在毛时代，那就给薄熙来扣上"野心家"的帽子，扣上"篡党夺权"的帽子了。"但问题是，这套说法今天还灵吗？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凭什么不该实行有竞争的选举呢？如果用这套说法给薄熙来定罪，自由派、民主派会出于理念、出于原则而反对，毛左派则会出于对薄的支持也会反对。今日的中共当局，若只是不敢接受开放选举的理念已然是极大的错误，要是再退回从前那就错得更远"。结果到头来，当局避开政治问题，给薄熙来判的经济罪。 去年年初，周永康垮台，"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被打破，于是上层的关系变得很紧张。当时我写文章说，周永康（和薄熙来）的问题本来是政治问题，如果习近平用政治罪名收拾他们，比如说给他们安上个"篡党夺权"、搞"反党集团"的罪名，那就不会对其他在位的和退休的常委构成威胁。可是在今天，像"篡党夺权"和"反党集团"之类的罪名又实在拿不上台面，所以习近平不能不祭出"反腐败"之类的经济罪名。然而在中共高层，腐败问题人人有份，再说，习近平一派在周永康问题上大做文章，本来也是为了强化自己权威，威慑其他的异己。这就必然威胁到其他党国大员，因此必然会引起其他党国大员的联合抵制。 如今，最高法院首次提出周永康、薄熙来等搞"非组织政治活动"，"反党集团罪"重新出笼。一方面，它可能是暗示其他在位和退休常委：打倒周永康其实是因为政治问题，是因为他和薄熙来不满于十八大人事布局，搞"反党集团"，妄图"篡党夺权"，其他大佬既然不曾参与，故而都会平安无事。特别是江泽民、曾庆红，当初是力推习近平上位的恩主，所以绝对安全。不过这也难说，因为从另一方面看，周永康和薄熙来毕竟都是以经济罪名拿下的，"反腐败"这支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还悬在其他党国大佬的头顶上。 更重要的是，"反党集团"罪的重新出笼，表明习近平力图恢复毛泽东式的对全党、首先是对高级同僚的严厉控制；当然，这也表明了他对来自党内的不满，乃至于被搞下台、被政变的疑惧。联系到近来有关上层异动的种种动向和传言，不能不使人感到山雨欲来。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3期 2015年3月20日—2015年4月2日）  |
Reply all
Reply to author
Forward
0 new mess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