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hno Kenichi，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曾任职于IMF、筑波大学和埼玉大学。主要致力于亚洲和非洲的产业战略的比较研究，中信出版集团曾出版他的著作《从江户到平成》《学会工业化》。Nguyen Duc Thanh，越南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VESS）创始人和CEO，越南经济与政策研究院（VEPR）创始院长。Pham Thi Huong，越南经济与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本报告由越南国立大学越南经济与政策研究院研究人员联袂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发展论坛（GDF）合作编写。起草团队包括Nguyen Duc Thanh、Pham Thi Huong和Ohno Kenichi。作者感谢Tran Van Tho（东京早稻田大学）、Vu Minh Khuong（新加坡国立大学）、Pham Thi Tuyet Trinh（美国康奈尔大学）、Pham The Anh和Hoang Thi Chinh Thon（河内国民经济大学）、Duong Cam（越南统计局）在本项研究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Bui Thi Thuy Linh（VEPR）在第5章中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时在项目期间提供了有益的研究协助。作者从2019年3月举办的研讨会参与者的反馈中获益良多，并有幸在越南阮春福总理于2017年12月和2018年1月召开的可持续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全国会议上讨论了我们的研究结果。作者感谢越南政府办公室和共产党中央经济委员会探讨了各种生产率相关问题。特别感谢越南工商会主席Vu Tien Loc博士及其研究团队与我们合作，组织了有关生产率的研讨会和重要活动。感谢Umeda Kunio大使、Watanabe Go先生、Yamamoto Kohei先生以及日本驻河内大使馆经济小组其他成员的持续支持和实质性讨论。三菱UFJ研究咨询公司的Shimura Masumi女士提供了第6章关于新加坡生产率提高的信息。Vu Thi Thu Hang和Le Thi Minh Hien（VEPR）以及Iizuka Mieko（GDF）为编写本报告给予了宝贵而高效的行政、后勤和编辑支持。最后，作者感谢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KAKENHI项目（资助编号JP17K02006）、日本经济产业省（METI）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的财务支持。
编者按：
近年来，国内自媒体发表了不少视频信息和评论性文章，介绍越南的经济改革、越南如何成为全球产业链调整中的重要目的地以及由此带来的高速增长，但鲜少看到翔实的学术研究文献为我们提供全面可靠的越南经济发展图景。2022年，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越南政府顾问大野健一与两位越南经济学家完成了一份长达240页的《越南生产率报告》，概述了越南经济的发展现状，全面详细地评估了生产率增长这一影响经济增速和质量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将全文翻译并分三期刊载，供希望进一步了解越南经济发展的读者参考。
关键发现与介绍
生产率是关于经济增长和福利的重要概念。它衡量劳动和原料的投入量与商品和服务的产出量之间的关系。如果以小投入获得大产出，生产率就高，国家可以享受高的生活水平。如果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物质投入，却只能产生很少的价值，生产率就低，国家很可能落入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一些国家相对于人口规模而言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如石油、天然气、钻石、铜等），这使得它们能够在不付出太多人力的情况下获得高收入。但包括越南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缺乏这种先天优势，必须积累知识、技能和技术，才能一步一步攀登工业阶梯，达到高收入水平。对于这些国家，实现高收入和提高生产率本质上是一回事。这就是生产率提升对越南的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原因。越南只有大幅提高当前的生产率水平，才能实现高收入。
越南经济面临全球和区域一体化深化的影响，并持续承受未来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压力。尽管越南在过去25年取得了相当高的增长，但生产率和创新能力仍然很低，越南企业普遍没有获得足够的竞争优势以应对全球市场。本报告主要研究越南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FP）；重点分析整体经济、各个部门以及随时间变化的生产率增长过程，并与邻国进行比较。
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我们需要区分生产率水平和生产率增长率。两者都很重要，但指向经济表现的不同方面，我们将分别研究它们。在东盟国家中，越南的生产率增长率属于中等水平，但生产率的绝对水平依旧较低。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越南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跻身高收入行列。所以，必须从当前的低生产率水平开始加速增长。
其次，生产率是一种基于数量的衡量标准，它探寻每单位投入能生产多少商品和服务。除了数量，各国还必须追求质量和创新。生产率、质量和创新尽管有重叠，但仍然是不同的概念。原创和高质量的产品是发达经济体的标志，生产这些产品需要有专业培训和创新型人力资源。生产率、质量和创新都很重要，随着经济从工业化的早期阶段转向后期阶段，它们的相对重要性会发生改变。像越南这类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在外国的指导和管理下生产服装、鞋类、电子元件等出口产品，必须实现高效率才能融入全球价值链。接着，国家的产品组合必须从“廉价、普通和标准”逐步升级为“高端、原创和高质量”。最后，国家应该致力于成为全球热切需求的新产品和服务的创造者，为发明和商业化新产品、新服务的人带来高收入和利润。
本报告将集中讨论生产率问题。这并不意味着质量和创新对越南不重要，但越南目前是一个主要依靠模仿技术的中低收入国家，需要的是深入分析和有效的政策，注重生产率，而不是更宽泛、更雄心勃勃的研发。当大多数工人仍然缺乏技能、工厂运作始终效率低下时，越南很难以高质量和创新征服全球市场。必须按照适当的顺序应对工业化挑战，而不是跳过必要的步骤。我们不准备探讨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工业4.0等前沿技术，而是重点关注提高生产率的基础，如企业管理、工厂效率、工人的技能和态度、行政和物流效率等，这些直接影响生产率，但在越南尚未得到有效和广泛的实践。越南工厂以世界一流的效率运作，越南工人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当越南准备从中等偏上收入迈向高收入时，这些因素将变得至关重要。
报告的第一部分定义生产率，并讨论与生产率测量相关的问题（第1节），然后从整体经济和部门等层面检视越南劳动生产率的过去与现状（第2节）。根据越南国家统计局（GSO）、亚洲生产力组织（APO）等机构的数据，使用增长核算和偏离-份额分析法评估促进越南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因素（第3节）。我们还将越南的生产率状况与部分东北亚和东盟经济体进行比较（第4节），继而回顾越南过去和当前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做出的努力（第5节）。评估越南的生产率现状和革新后的政策成果，对今后的生产率政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部分探讨在适当的选择和调整下，抓住与日本更多的合作机会，将全球公认的日本提高生产率的方法引入越南的可能性。我们相信，如果得到有效和可持续的执行，这将成为越南提高生产率的一个关键支柱。我们研究了采用外国生产率模式时需要遵循的一般原则，并探讨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向日本取经的案例（第6节）。然后，我们解释十种具体的生产率工具和方法，它们起源于日本，在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日本生产力中心等日本公共和私人组织的帮助下推广到许多国家，以促进生产率提高（第7节）。
我们的主要发现可总结为以下八点。
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南整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但速度缓慢且不稳定。与亚洲其他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不同，越南没有经历过生产率快速增长，从而使经济起飞、实现高收入的时期。按绝对值（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从1990年每名工人1 829万越南盾增长到2019年每名工人6 840万越南盾，增长了3.74倍。1991—2019年，年均增长率为4.65%。然而，任何快速工业化的经济体都有望在25年内实现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长。1990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与越南相似，但到2017年每年提高8.98%，增长了9.4倍。所以，越南过去的生产率表现不错，但并不引人注目。正因如此，越南追赶高收入经济体的速度一直缓慢（第2节）。
第二，越南的劳动生产率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高速增长阶段（1991—1995年）、停滞阶段（1996—2012年）和复苏阶段（2013年至今）。在第一阶段，越南稳步消除市场壁垒，果断融入国际社会。这些努力是越南劳动生产率最初显著增长的原因，1995年达到峰值7.13%。这表明，经济增长已经摆脱过去的压制，回到了国家应走的路径上。随着取消对私营企业活动的限制，各个行业都出现了效率追赶（“在有效范围内”），资本密集度也日渐提升。同时，劳动力的质量和数量保持相对稳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二阶段，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扰乱了越南经济。更重要的是，增长越来越依赖大量资本投资，而资本效率却在下降。低迷的生产率表现持续到了新千年。2000—2012年，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仅为3%~4%。进入第三阶段，情况渐有好转，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接近第一阶段（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越南乃至全球经济）。2011—2019年，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高达73%，但资本密集度的贡献有所下降。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从大量投资转向真正的效率提高。只是，这一可取变化的原因目前尚不明了（第2节）。
第三，从广义的三次产业分类看，劳动生产率上升最快的是工业和建筑业（第二产业），其次是服务业（第三产业）。同时，农业、林业和渔业部门（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水平最低。即便如此，以全球标准衡量，工业和建筑业部门（合计占越南GDP的近42%）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并不令人瞩目，甚至在2001年左右开始减速，当时越南仍然是低收入国家。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快速增长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在21世纪头10年一直停滞不前。这种放缓为时过早，因为制造业的活力应该至少再持续数十年，才能使国家达到高收入水平（第2节）。
第四，按所有制类型划分，从21世纪初开始，外国直接投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显著下降，国有和非国有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稳步上升。外国直接投资部门劳动生产率低甚至下降令人惊讶，因为外国直接投资本应给越南，特别是越南企业带来高技术和全球竞争力，而这显然没有发生。很大一部分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了制造业部门。21世纪初，外国直接投资制造业项目的构成，从资本密集型急剧转变为人均生产率相对较低的劳动密集型项目。外国直接投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表现令人失望，可以很大程度上解释为什么越南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自2001年以来几乎没有提高，以及为什么越南企业仍然无法实质性地参与全球价值链。人们怀疑，大多数外国制造商都将越南视为从事非技术劳动密集型生产（比如缝纫、食品加工、零件组装和其他简单工序）的地点，而越南政府也并未出台政策，通过大力提升国内价值来对抗这种意图。即使经历了25年的全球一体化，制造业生产率低下的局面依然存在。越南似乎停留在微笑曲线的底部，该曲线显示上游（研发）和下游（全球营销）创造的价值高，中游（加工和装配）创造的价值低。此外，国有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国有企业的精简和股权化等一系列改革。这一过程消除了低生产率的国家活动，将高度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留在公共部门，从而推高了该部门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尽管近年来有所改善，但非国有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仍旧很低（第2节）。
第五，偏离-份额分析（shift-share analysis）表明，1991—2015年劳动生产率的驱动力是内部效应（各个部门的改善），但在2001—2010年间，偏离效应（跨部门的劳动力流动）是主导因素。然而，尽管越南大部分劳动力仍然留在农村地区，从事低生产率的农业，工业化也远未完成，但这种偏离效应最近已经消退。跨部门劳动力流动过早放缓或许表明，存在劳动力流动的障碍，譬如劳动生产率高的部门的生产和市场规模较小，或者越南工人缺乏技能，无法满足全球竞争力行业的劳动力需求。从积极的角度看，通过排除这些障碍并刺激劳动力跨部门流动，越南还有很大的空间提高整体生产率。东北亚和新加坡等早期工业化经济体的经验表明，要保持生产率高速增长，首要的内部效应和偏离效应应该是动态的和相互作用的。在越南的发展阶段，即中低收入阶段，这两种影响都需要重新激活（第3章）。
第六，与部分东北亚经济体和东盟国家相比，尽管过去25年越南的经济增长率较高，但其劳动生产率依然很低。2017年，越南9个部门（根据亚洲生产力组织的行业分类）的劳动生产率处于或略高于该地区的最低水平。越南在建筑业以及运输、仓储和通信业的劳动生产率最低。在农业、林业和渔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和水供应，批发、零售和贸易、车辆维修和家居用品、酒店和餐馆，以及社区、社会和个人服务部门，劳动生产率排名倒数第二，仅高于柬埔寨。对比之下，越南在采矿和采石业，以及金融中介、房地产、租赁和商业活动方面的表现接近平均水平（第4节）。
第七，越南推行政策措施以提高劳动生产率，1997年越南生产力研究所（VNPI）成立，为提高国家生产率（也称为“质量增长”）创造条件。在第一个质量十年（1996—2005年），越南企业引进了一系列外国生产率方法，在保证质量的同时提高生产率。第二个质量十年（2006—2015年）扩大规模，同时试验了更多的模型。2010年，国家“712计划”提出，到2020年，全要素生产率对GDP的贡献率至少要达到35%，而这一目标已于2018年实现。经过20年的努力，越南制定了政策框架，各机构和专家也积累了经验。然而，越南的生产率提高仍然是局部的和分散的，只发生在某些商业部门，仅涉及生产率的某些方面。如上所述，越南的生产率仍然徘徊在该地区的底部，生产率提高是自上而下的，并非由个人、企业和社区团体积极推动。生产率机构及其任务分散在不同的部门，这使得政策协调变得困难。需要在国家层面整合生产率政策，办法是，建立国家生产力委员会或类似的高级别机制，拥有强大的权力以指导和监测执行情况（第5节）。
第八，通过国际合作，特别是来自日本和亚洲生产力组织的协助，为提高生产率提供了支援。这极大地促进了越南的生产率提高，但仍需更加努力，因为目前的生产率表现远未达到理想水平。本报告列举了日本的十种生产率提升方法，这些方法在日本和许多亚洲经济体乃至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良好效果，但尚未正式引入越南。越南应认真研究这些方法，并根据自身的现实情况，选择其中的一些按照适当的顺序加以执行。越南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生产率提升方法，但最好从日本开始，毕竟日本政府愿意进一步合作，日本企业界也乐见其成。同时，绝不能被动学习，而应由越方切实主导和推动。越南可以向外国学习提高生产率的技术知识，但传播优良做法的行政和制度机制必须本土化，因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因国而异。复制外国工具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超过这个度，就需要一套真正的国内制度，以最适合越南的方式设计和执行。越南的生产率提高必须是“越南制造”（第6节和第7节）。
1.劳动生产率的定义与测量
生产率是衡量经济效益的一个关键指标，它揭示如何有效组合及利用资源，以实现预期的和希望的结果（Bain，1982）。可以从整体经济、行业或组织等不同层面考察生产率；甚而可以把它应用于工厂、部门和个人（Prokopenko，1987）。
劳动生产率是衡量生产率最常见的指标之一；它是商品和服务产出与生产这些产出的劳动投入之比。另一种方法是测算资本生产率，它是商品和服务产出与实物资本投入之比，通常以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衡量，即一单位资本投资支持的GDP增长。第三个衡量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TFP）。这是一种产出量，不能用生产中使用的各种投入数量来解释，它显示投入的利用效率。较之前两种不全面的生产率指标，全要素生产率反映生产函数中尚未计入所有要素投入的产出量，因此是一个综合指标。但是，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是一项复杂的统计工作，对模型和不同的参数假设十分敏感，研究人员往往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果。
应该使用哪种生产率衡量标准取决于研究的目的和数据的可用性。如果对潜在增长过程有疑问，或者资本存量的数据不可靠，那么劳动生产率是检验中短期（大约十年或更短时间）趋势的最合适指标。假若这些问题是次要的，则全要素生产率在研究长期趋势方面更可信（Sargent and Rodriguez，2001）。所以在评估经济增长的短期和长期变化时，应同时考虑这两项指标。
1.1劳动生产率的测量
我们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劳动生产率，这是全球最常用的衡量标准，特别是在越南。全要素生产率也将受到关注，尤其是在涉及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分解时。
依照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定义，整个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是指特定参考期内，总劳动投入（以就业总人数衡量）产生的总产出（以GDP衡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OECD）则将劳动生产率定义为：以GDP或总增加值衡量的产出与以总工作时数或总就业人数衡量的总劳动投入之比（OECD，2001）。因此，通过对产出和劳动投入的可用估计，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劳动生产率。实践中，根据国际比较的目的和数据的可用性，劳动生产率通常以每小时工作或每名员工的实际GDP（一种增加值概念）来衡量。
然而，数据的准确性以及定义投入和产出的方法可能会影响所计算的劳动生产率指标。第一个限制与产出的定义有关，即产出是总量概念还是净值概念。总产出衡量的是在不扣除中间成本的情况下生产新产品和新服务的所有经济活动，增加值则是总产出减去中间成本后获得的净产出。以当前价格计算增加值相对容易，以不变价格计算增加值较为困难，因为需要对销售和投入用不同的价格指数进行缩减处理。由于一个经济单位往往使用各种服务投入，价格指数难以算出，因此对投入进行价格缩减的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而测量总产出极其简单，只需获取可观察销售商品的价格指数（Steindel and Stiroh，2001）。另一个问题出现在劳动投入的计量上。不同国家使用不同的概念和统计来源测算这项指标，所以可能会妨碍国际可比性。原则上，劳动投入的计量应考虑工人在教育、资历、技能和经验方面的差异。但在实践中，许多国家只有工作时数或员工人数的数据。
本文使用下列简单的公式计算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产出÷就业总人数
产出以经济层面的GDP和产业层面的增加值来测量。下一节将讨论两种常用于分解劳动生产率的理论，包括增长核算法和偏离-份额分析法。
1.2分解劳动生产率增长
1.2.1增长核算法
新古典增长核算框架由索洛于1957年首创，随后得到广泛使用。在这个框架下，劳动生产率增长被分解为两个主要部分：资本深化（单位劳动资本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效改进，有时也被视为创新）。亚洲生产力组织（APO）在其年度报告中也采用了这种双向分解。此外，亚洲生产力组织将资本投入分为两个子类：信息技术资本（IT资本）和非信息技术资本。
乔根森和斯蒂罗（Jorgenson and Stiroh，2000）使用生产函数框架，将劳动生产率增长分解成三个部分：资本深化、劳动力质量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他们认为，劳动力质量是指边际产出较高的工人工作时间占比的变化。因此，劳动力质量的提升将增进劳动生产率，劳动报酬也会随之上升。武明姜（Vu Minh Khuong，2014）同样采用三向分解法，认为劳动生产率反映劳动技能的提高以及技能与工作之间的恰当匹配。
不过，由于数据的局限性，本研究使用更普遍的双向分解，将劳动生产率增长分解为资本深化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见专栏1.1）。此外，越南没有关于总工作时数或按教育水平和技能对劳动分类的信息。
1.2.2偏离-份额分析法
在这一分解中，整个经济的生产率是每个部门的生产率按部门就业份额加权的总和。然而，各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会随时间变化，工人也在不断地跨部门流动。为了反映这两个过程，偏离-份额分析法将劳动生产率增长分解为三个要素：（1）内部效应，（2）偏离效应，（3）交互效应（见专栏1.2）。
内部效应反映各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对整个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偏离效应衡量劳动力再配置到生产率更高（或更低）部门产生的影响，以及劳动力跨部门流动导致的生产率变化。交互效应刻画劳动力再配置对生产率增长（不一定是高生产率）部门的影响，换句话说，生产率增长是部门内部生产率提高和劳动力再配置的综合效果（Timmer and Szirmai，2000；Alam et al.，2008）。
一些研究发现，偏离效应是发展中经济体劳动生产率的关键驱动力。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流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比如从传统农业流向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有望提高整个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然而，一旦非生产性部门收缩或完全被淘汰，这种“横向”经济扩张将不再可行。另一个问题是，由于缺乏基本知识和技能，即使工人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或服务业，他们也可能会继续在低劳动生产率下工作。倘若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局限于只使用非技术劳动力的简单加工或装配工作，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内部劳动力迁移对整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始终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为了加快劳动生产率增长，发展中国家需要将各个增长部门的生产率提升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而不是仅仅依靠内部劳动力迁移（Timmer and Szirmai，2000；Alam et al.，2008）。
内部效应取决于技术知识的增进和生产过程的创新。为此，必须对工人开展知识和技能培训，同时推动外国技术转让或购买外国技术（Molnar and Chalaux，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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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越南劳动生产率现状
在这一节中，我们使用越南国家统计局（GSO）的二级数据计算和评估越南的劳动生产率，同时确定1991—2019年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增长的主要趋势。我们首先剖析整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状况，其中包括农业、工业、服务业三大经济部门，以及它们的子部门和所有制类型；然后探讨关于越南劳动生产率的四个显著且相互关联的事实，涉及（1）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迁移和刘易斯拐点，（2）制造业和外国直接投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停滞，（3）非技能劳动力的持续存在，（4）无力实质性地参与全球价值链。
2.1随时间变化的劳动生产率
自经济革新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以来，越南的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但步伐不稳定，也没有突破到很高的水平。按绝对值（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整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从1990年每名工人1 829万越南盾上升到2019年每名工人6 840万越南盾，仅增长了3.74倍。在东亚和东南亚，任何快速工业化的经济体都有望在30年内实现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所以，越南过去的生产率表现虽然不错，却并不引人注目。也正因如此，越南追赶高收入经济体的速度一直很慢。
越南的劳动生产率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高速增长阶段（1991—1995年）、停滞阶段（1996—2012年）和复苏阶段（2013年至今），如图2.1和表2.1所示。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越南大力消除市场壁垒，果断融入国际贸易。这些努力是最初越南劳动生产率大幅上升的原因， 1995年达到峰值7.13%。这主要表明，几乎所有部门的生产率提高均得益于经济约束和控制被大幅移除后，效率明显低下的现象日益减少，资本密集度逐渐上升，进而激励了包括制造业在内的所有部门的产出和投资。这应该被视为从经济压制到经济自由化的一次性飞跃。建立多元市场经济、刺激企业参与以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诸多政策措施，是早期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1.20世纪90年代，越南为市场经济奠定坚实法律框架的标志是颁布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其中包括《私营企业法》和《企业法》（1990年）；1992年《宪法》承认私有制；1995年《民法》对私有制做出法律界定；《促进国内投资法》（1994年）；《国有企业法》（1995年）；《外国投资法修正案》（1996年）；《商法》（1997年）；《土地法》（1987年）及其修正案（1993年）。此外，1992年越南与欧盟签署贸易协定，促进了国际贸易和投资；1995年与美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以及加入东盟（1995年）和亚太经合组织（1998年）。）与此同时，在20世纪90年代，越南劳动力的质量和数量基本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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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劳动生产率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减速。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扰乱了越南经济。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增长严重依赖资本投资，而资本效率却在不断下降。低迷的生产率表现持续到了新千年。2000—2012年，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3%～4%。其间，中国从与越南相似的收入和经济态势起步，在这一时期迅速崛起，劳动生产率超过了越南。2008—2009年，另一场全球金融危机令越南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下滑至2.6%。可是，外部冲击并非表现不佳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更根本的原因是，新千年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虽然在数量上对就业和创立企业形成了积极影响，但在质量、生产率或竞争力方面未能产生显著效果。（*1.《企业法》（2000年）消除了企业注册的障碍，简化了程序，降低了市场准入成本，创造了更加有利的营商环境。国有企业股权化步伐也在加快。与美国签署双边贸易协定（2001年）、建立证券交易所（2000年）以及加入世贸组织（2007年）进一步拓展了新的商业机会。）
最近，劳动生产率增长自2013年前后开始回升，趋近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从其分解看，随着劳动生产率增长对整体增长贡献的上升，就业增长贡献的下降，之前的低迷趋势也发生逆转。2015—2019年，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保持在6%左右。近期生产率飙升的原因及其可持续性尚不明确；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以确定私人部门活力、政策改进和外部因素的相对贡献。如果最近的良好表现归功于前两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那么经济结构可能已经向好，未来或可保持高增长率。但假如纯粹是运气或有利的外部冲击使然，则一切可能只是昙花一现。我们可以说，同其他国家和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增加以及中美贸易摩擦为越南带来了正面影响，但这些都属于外部效应，我们必须弄清其具体的影响程度。另外，2010年启动的“712计划”是第一个国家生产率计划，旨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整体增长的贡献。它对长期生产率趋势有多大影响，同样值得研究。
2.2经济活动的劳动生产率
各部门劳动生产率对整体经济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与各部门雇用的劳动力数量成正比。部门层面的分析对理解一国的劳动生产率动态至关重要。我们不妨提出以下问题：哪些是高生产率行业，能够维持生产率增长，应该予以维护和加强；哪些是低生产率行业，会拉低总体生产率增长？本文将使用越南国家统计局的标准行业分类系统进行相关探研，如表2.2所示，这是我们的数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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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三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
总的来说，三个主要经济部门：（1）农业、林业和渔业，（2）工业和建筑业，（3）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近年来都有了显著改善（见图2.2）。其中，农业、林业和渔业的劳动生产率绝对水平最低，工业和建筑业的劳动生产率最高。后一个部门涵盖劳动生产率较高的活动，如采矿和某些制造业。2019年，工业和建筑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是服务业的1.1倍，是农业、林业和渔业的3.49倍。这种跨主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结构与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的预期活力契合；在越南，工业是结构转型的主要驱动力。
但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并非一帆风顺。从2000年开始，工业和建筑业以及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逐渐放缓，这两个部门对GDP的贡献最大，约为86%（见图2.3）。下面，我们将从子部门层面检视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以获得更深入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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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2010年以前，越南国家统计局报告了按市场价格计算的部门产出，其中包括间接税减去补贴。从2010年起，统计局把间接税减去补贴单独列为一个新类别，并报告了扣除该类税收和补贴后的部门产出。这造成了数据序列的不连续性。我们尝试将间接税减去补贴的这个部分重新分配给2010—2019年包含此类税收和补贴的部门，从而消除这种人为差距。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越南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而得，并对2010年数据缺口进行了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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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农业、林业和渔业
农业、林业和渔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最低，但增长率最高，多年来呈稳步上升趋势（见图2.4）。2005年的激增可能是数据的问题，并非真正的生产率冲击所致。如果忽略这一暂时的异常，农业、林业和渔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似乎遭遇了国际冲击、市场波动以及其他外部条件的影响，比如有利的天气、GDP高增长率和良好的出口条件。特别是，越南2007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近年来签署的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为农水产品的出口创造了便利。（*1.加入世贸组织后，越南签订了《越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VJEPA，2009年）、《越智自由贸易协定》（VCFTA，2014年）、《越韩自由贸易协定》（VKFTA，2015年）、《越欧自由贸易协定》（EVFTA，2019年）等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这些自由贸易协定旨在扩大商品市场并降低关税，使越南的农产品和水产品受益；这些产品相比外国产品普遍具有比较优势。）
农业是农业、林业和渔业这个大部门中最大的增加值创造者（2019年为76%），其次是渔业（20%）和林业（4%），如图2.5所示。尽管多年来呈现改善趋势，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绝对值始终偏低，2019年仅占整个经济的38%。由于1991—2019年的快速推进，渔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2019年是林业的2.19倍，是农业的1.46倍（见图2.6）。渔业的劳动生产率对国际局势很敏感，因为越南的渔业和水产养殖大多以出口为导向，出口占总销售额的80%以上（Vietfirst Securities，2018），主要市场是美国和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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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和建筑业是经济中劳动生产率最高的部门。20世纪90年代，其生产率增长相对强劲，但在21世纪头20年遭遇了衰退和停滞（见图2.7）。
在这个大部门中，制造业是关键子部门，2019年占大部门增加值的53%（见图2.8），被认为在就业创造、经济增长和转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自2001年以来，其劳动生产率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几乎没有增长，越南这样的工业化经济体发生这种现象实在令人震惊和失望（见图2.9a）。具体而言，2001年以前，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一直稳中有升，但在21世纪头10年却骤然跌落。随后它恢复了上升势头，但偶尔仍会遭受挫折，直到最近才恢复到20年前的水平。从1990—2019年的长期平均水平看，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仅为2.01%，而整个经济的年增长率是4.65%。导致这种不寻常停滞现象的原因将在后文给出更全面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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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位居这一主要部门的榜首，2019年每名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为12.2亿越南盾，在21世纪头10年中期经历了较低的生产率增长，甚至出现滑坡，但从2009年开始大幅回升（见图2.9b）。要解释这一趋势，就必须了解越南这个子部门的特点：它基于自然资源并面向国内市场；此外，还有一个普遍事实，即采矿业是一个资本劳动比很高的行业（VNPI，2016）。在越南，矿产是出口限制产品（2010年《矿物法》第3条第7项），《发展计划》规定了矿业产品的年产量（2010年《矿物法》第10条），煤炭、铁矿石、石灰石和玄武岩等一些矿产的价格受国家控制，因为它们是电力、水泥和钢铁等价格稳定商品和服务的关键投入品。由于产量和价格由政府掌控，采矿业的劳动生产率取决于每年动员的工人数量，而工人数量的波动很大。
建筑业的劳动生产率在这一部门中最低（见图2.9c）。近年来，建筑业出现了劳动生产率的负增长，这可以解释为就业增长快于增加值增长。此外，建筑业的表现与国民经济的投资和信贷周期高度相关，其劳动生产率下降源于建筑和基础设施投资放缓。政府的信贷紧缩政策，比如提高利率和商业银行准备金率，导致房地产市场的产出和价格急剧下跌，对建筑业造成了严重的震荡。2009—2015年，银行系统内普遍存在的不良贷款阻碍了资本顺利流入建筑业，进而降低了该子部门的价值创造。这可能是近几年建筑业劳动生产率显著滑落的主要原因。
电力、燃气、蒸汽和空调供应的劳动生产率，以及供水、排污和废物管理的劳动生产率也见图2.9。鉴于它们大多由政府管理，其劳动生产率不受市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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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服务业
1991—2015年，服务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徘徊在每名工人6 000万越南盾左右，然后在2019年上升为每名工人8 630万越南盾（图2.10），并未出现任何强劲上升趋势。批发、零售和维修业约占该部门增加值的25%，其他子部门各占5%～10%（见图2.11）。多年来，服务业的增加值结构保持相对稳定。2010年的明显跃升可能是由于我们对当年越南国家统计局处理“产品税减去生产补贴”的变化做了不够完美的调整，所以主要是人为所致（见图2.2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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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2010年的统计差异外，批发、零售和维修业的劳动生产率在整个时期未曾出现长期的上升或下降趋势，而是存在中期周期（见图2.12a）。这主要是因为越南消费者以及迎合其需求的人具有特殊性。据2017年的经济普查，这个子部门由非法人个体贸易商主导，其数量是商业企业的11倍。个体贸易商的增加值通常无足轻重，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趋于减少。它们的经营规模很小，平均资本规模为1.365亿越南盾，劳动力规模为1.5名雇员，不同普查年份的情况基本相同。它们的业务是自发的、零散的，缺乏现代化的商业方法。然而，这个细分市场吸引了大约330万卖家，为消费者提供便利，在他们的住所附近供应各种价格合理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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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金融、银行和保险业是服务业乃至整个经济中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两个子部门（见图2.12e和图2.12f）。不过，这两者都表现出显著的波动性。2003—2009年，越南经济在房地产泡沫和高通胀下蓬勃发展，房地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一路高扬。类似于建筑业，房地产业的表现与宏观经济的繁荣和萧条、投资强度和信贷增长息息相关。同时，其他子部门也出现了中期波动，而长期改善甚微。除运输和储存（见图2.12b）有轻微上行趋势外，服务业及其子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几乎没有任何稳定的提升。
2.3按所有制类型划分的劳动生产率
本节分析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劳动生产率，包括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和外国直接投资部门（FDI）。
在1991—2019年的逾25年时间里，外国直接投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1.19倍，非国有部门增长3.34倍，国有部门增长4.24倍（见图2.13）。然而，这种“端到端”的比较掩盖了不寻常的中间发展，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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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1年到2001年，各所有制类型的劳动生产率都在逐步提高，尽管初始水平不同。其间，外国直接投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两类国内所有制部门。不过在2003年，情况突然发生改变，外国直接投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连续几年出现显著下滑。到2016年，它被国有部门超越。这个意外结果将在后面单独一节中深入分析。
另一方面，国有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稳步增长可归功于两个原因。首先，政府实施一系列国有企业改革，成功减少了国有企业的数量，只保留了效率最高的国有企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带有“赢家”偏向的选择自然而然地提高了国有企业部门的平均生产率。其次，留下的国有企业往往规模庞大、资本密集度高，享有政府的支持和垄断定价权，这让它们能够产生明显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而大多数私营企业规模小、资本密集度低，市场竞争激烈。从某种程度上说，维持特权比国有企业改革成功更为关键，国有部门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并没有真实反映效率的改进，只是折射了高资本密集度和国家保护带来的人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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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非国有部门劳动生产率稳步增长，但始终远低于其他两个部门，且没有超越的迹象。这一部门是传统企业和现代企业的混合体，前者在数量上占主导地位。越南有一些富于创新和充满活力的私营企业，但它们的优秀业绩无法弥补大多数规模小、资本少、经营方式落后的企业。非国有部门是就业人数最多的部门，应该在多元化市场经济中发挥引领作用，创造价值，提升竞争力。这一部门生产率持续低下的问题必须引起决策者的严肃关切。
2.4劳动力市场与刘易斯拐点
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假设，劳动力充裕的传统社会主要通过现代工业的扩张来实现工业化，而现代工业通过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Lewis，1954）。如果这一过程进展顺利，最终将消除闲置或未充分就业的工人。这就是刘易斯提出的国民经济中劳动力过剩转变为劳动力短缺的“拐点”。越过这个点，工资开始上涨，工资总额扩大，收入分配向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移动。然而，如果农业不能为城市工人提供足够食物，如果工业增长太弱或太有限，无法吸收农村劳动力，抑或出现其他任何原因，这一过程可能就会停滞。对于越南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了解本国在刘易斯增长轨迹上的位置，以及劳动力市场何时开始收紧、工人的工资与福利何时开始上涨，是非常重要的。
1991—2019年，越南的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见表2.3）。劳动力从农业、林业和渔业转移到了工业和建筑业以及服务业。这段时期，占据大部分工业活动的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总劳动力份额从11.2%增至30.1%。单单制造业，该比例就从7.7%上升为20.7%。按所有制类型划分，同期国有部门就业人数占比从12.9%降至9.8%，外国直接投资部门就业占比从0.8%升至8.2%。非国有部门工人的比例较为稳定，整个时期保持在84%~87%。因此在越南，不同产业和所有制部门之间的劳动力再配置似乎对提高国民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文的偏离-份额分析将为这一结论提供更具体的证据。
国内劳动力流动加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对外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2001年12月与美国签署双边贸易协定后，仅2001—2002年，新批准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数量就增加了46%，从555个增至808个。自2007年越南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外国直接投资进一步增长，此后每年外国直接投资项目的数量从未低于1 000个。2008年，注册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价值718亿美元，是2002年的24倍。这类外国直接投资项目大多集中在工业和建筑业，截至2019年12月，这些行业占累计注册外国直接投资资本的70.6%（越南国家统计局数据）。由于巨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大量农业用地不得不转为工业用地。在这一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工人为寻求更高的收入迁往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不少人最终进入了工业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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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5描述了城市工人相对于农村工人数量逐渐增加的趋势（数据从2005年开始提供）。但是，工业和建筑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低于这种劳动力流动的速度，给劳动生产率制造了下行压力。显然，农村工人和以前的农民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努力来调整工作方式，以适应新的工作要求，提高生产率（这一过程可由其他分解模型的内部效应刻画）。但令人担忧的是，非技能工人与技能工人的比率不降反升。据阮巴玉和范明杜（Nguyen Ba Ngoc and Pham Minh Thu，2014）的研究，2007—2013年，缺乏技能的劳动力（按工作职责和所需认证定义）比例在农业领域从7.1%升至11.1%，在工业和建筑业从55.5%升至65.5%，在服务业从30.5%升至56.4%。技能培训落后于对技能工人迅速增长的需求。尽管越南人口众多且相对年轻，但劳动力仍然大部分是非技能工人，向技能工人的转变也十分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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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是否正在接近刘易斯拐点，或者至少正朝着这个点前进？如上所述，劳动力已经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和建筑业以及服务业，但这种转移的速度既不迅速，也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工业劳动力需求。在大城市，工资不断上涨，劳动力严重短缺；在农村和偏远地区，劳动力依然大量过剩。河内和胡志明市或许已经跨过刘易斯拐点，但越南其他地区似乎仍处于劳动力过剩的状态。造成这种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可能原因包括：（1）尽管劳动力持续过剩，但由于过去的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减少；（2）农村工人获取现代工业所需技能的激励或机制不足；（3）农业和城市工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足以引发劳动力迁移；（4）一些成本、摩擦或政策障碍阻碍了劳动力跨部门和跨地理位置的顺利迁移。
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统计数据可能高估了农村地区的劳动力份额。许多人从农村迁入城市工作，但根据他们的法定户籍，可能仍然被官方统计为居住在自己的家乡。此外，大量人口驻留农村并不代表所有人都在务农。农村家庭的收入结构表明，越南的村庄转向非农活动的速度比人口数据显示的要快。根据越南家庭生活水平调查，纽曼和金汉（Newman and Kinghan，2015）发现，从全国平均水平看，农业、林业和渔业收入占比从2002年的28.6%逐渐下降到2014年的19.9%，我们对2016年的计算再次证实了这一趋势，当时该比例降至17.7%。仅就农村家庭而言，农业收入占比从2002年的43.4%降至2012年的31.8%，而自2010年以来，工业部门的工资收入超过了农业收入。表2.4显示，2008—2016年，专门从事农业的家庭减少了7.4个百分点，从事农业和雇佣劳动的家庭增加了4.3个百分点。另外，在2008—2012年，同时结合农业收入和企业活动的家庭大幅减少，2016年略有回升，但尚不清楚这种恢复是不是新趋势。其他收入类别保持相对稳定。这份数据表明，农村收入的主要来源正在从农业转向工业和服务业，基本上是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实现，而不一定需要离开农村或放弃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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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和农村之间赚钱机会的差异，是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动机。然而在越南，这两个大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日渐缩小，更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半期趋向稳定，显然有利于实现共同增长（见表2.5）。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迁移并不像现代工业数量扩张有望带来的那样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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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数据可以推断：在持续工业化的推动下，目前越南的劳动力正在从农业流向工业和服务业，而不论人们是否真正迁往城市。一些人的确是永久、临时、季节性或不定期地搬到了城市，另一些人则是在不离开农村的情况下从事非农工作。这是东北亚和东南亚经济体快速增长期间普遍存在的现象。在越南，这一过程尚未完成，因为越南全国，尤其是农村地区似乎仍然存在过剩的劳动力。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越南整个国家还没有达到刘易斯拐点。不过，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工资压力大、跳槽现象频繁，河内、胡志明市及其周边地区长期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困境。问题是，为什么从农村流出的年轻工人没有更大规模地流向河内、胡志明市及其周边地区，填补那里的劳动力缺口，就像人们在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以及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中国观察到的那样。越南确实出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迁移，但速度貌似很稳定，或者至少没有加快。我们已经提到过可能的原因，比如农村地区出现劳动力短缺，工人不具备工业技能，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以及存在一些阻碍劳动力顺利迁移的障碍。
2.5制造业和外国直接投资部门：为什么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
制造业在工业化经济的追赶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其劳动生产率增长有望引导国民经济的整体表现。实际上，这正是许多表现优异的亚洲经济体发生的情况。在越南，2019年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为每名工人7259万越南盾，比整个经济体的平均水平高出6%。然而，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在过去20年间几乎没有提高（见上文第2.2.3节图2.9a）。它曾大幅下跌，直到最近才恢复到以前的水平。
另一个惊人的发现是，外国直接投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多年来显著下降并停滞不前，如上文第2.3节图2.14c所示。20世纪90年代至2001年，外国直接投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国有或非国有部门，且增长强劲。然而，它在2002年忽然开始急剧下滑，持续若干年后才出现了微弱的复苏。接着，2015年左右，外国直接投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再次下降，并被国有部门超越。其他研究也证实了我们的发现。有学者（Nguyen Tien Dung et al.，2017）分析越南企业普查的微观数据后称，2004—2015年，外国直接投资部门每名工人的增加值每年仅增长0.7%，而同期私营和国有部门的人均增加值每年分别增长8.5%和9.7%。外国直接投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这种戏剧性和出乎意料的发展颇值得探讨。
制造业和外国直接投资部门的上述两个现象密切相关，因为很多外国直接投资公司从事制造业。据越南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9年底，累计外国直接投资的59.1%流入制造业。外国直接投资部门的生产率表现令人失望，可部分归因于采矿业（特别是石油业）的萎缩。越南的原油产量在2004年达到峰值后急速下降。这一下降，加上全球石油价格疲软，严重打击了包括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在内的石油生产部门。但是，能源和矿业危机并不能解释制造业中外国直接投资的低迷表现。外国制造商理应把先进的管理、技术和营销方法引入发展中国家，释放强大的溢出效应，继而推动后者的经济发展。但这些都没有在越南发生，我们需要问一问为什么会这样。换言之，我们可以探寻为什么越南吸引了大批外国制造商，其制造业生产率却几乎没有提升？
外国直接投资部门劳动生产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21世纪初发生了重大的部门转移。张广雄（Truong Quang Hung，2012）指出，20世纪90年代之前，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流入采矿业和进口替代行业，如汽车、摩托车和耐用消费品。然而自2000年开始，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大规模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突然剧增。其中不少公司从事服装、鞋类、电子产品和食品加工，在生产线上雇用了大量非技能工人。两年内，外国直接投资公司的员工人数翻了一倍多，从2001年的33.91万人增至2003年的77.09万人，这日益导致胡志明市及其周边地区出现劳动力短缺；几年后，河内及其周边地区重蹈覆辙。其间，该部门的增加值仅增长1.18倍，从2001年的1293.3亿越南盾增加为2003年的1531.8亿越南盾。这刚好解释了2001—2003年外国直接投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急剧滑落（见图2.14c）。
随后，从2006年前后起，外国投资者渐渐更多地关注服务业，部分服务业实现了高增长率，外国直接投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开始回升。从GDP的构成看，尽管近年来劳动生产率表现疲弱，但外国直接投资部门的贡献始终稳步增长，哪怕增长幅度不大（见图2.16）。2019年，外国直接投资部门占GDP的23.1%，非国有部门和国有部门分别占51.6%和25.3%。产出和就业的数量扩张抵消了外国直接投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停滞不前，从而导致其在GDP中的份额不断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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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转向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制造业外国直接投资（特别是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外国直接投资）的劳动生产率一直低下。阮越浩和沙希·乔达里（Nguyen Viet Khoi and Shashi Chaudhary，2019）的一项研究表明，这可能是因为外国投资者选择在越南从事全球价值链上生产率最低的活动，如缝纫和切割、手工装配以及其他的简单流程，它们都处于著名的“微笑曲线”的底部。（*1.“微笑曲线”是一条U形曲线，横轴表示从上游到下游的供应链流程，纵轴表示价值创造的数量；它揭示上游（研发、设计、高科技材料和零部件等）和下游（营销、品牌、零售等）创造的价值较高，中游（简单的装配和加工）产生的价值较低。在越南擅长的许多制造业领域，如服装、鞋类和电子设备组装等，情况普遍如此。）许多外国投资者将越南视为中游工场，而不是上游或下游工序的执行人（后者创造的价值更大），因此并不寄望于越南经验丰富的工程师或技能工人，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对他们进行培训。于是2003年前后，随着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涌入，制造业中外国直接投资的劳动生产率开始明显下降，甚至近几十年里维持在较低水平。这种解释如果正确，即可说明为什么即便外国直接投资蜂拥而至，越南也没有实现制造业生产率的大幅提升，以及为什么许多外商投资企业对当前情势感到满意，毫无动力做出改进或要求越南政府加以纠正。
在外国直接投资主导的工业化早期阶段，国内价值创造较低是后发经济体的共同特征，但大多数政府都会出台政策，诱导外国直接投资公司创造更多的国内价值。马来西亚和泰国很早以前就已经采纳这种战略。相比之下，接受制造业外国直接投资超过25年的越南既没有启动这类国家战略，也没有综合出台必要的政策措施。促进支持性产业是必要的政策措施之一，但越南尚未在这方面取得明显成果。此外，还需要采取其他措施，包括提高国内工人和企业的总体水平，选择性地吸引创造价值的外国投资者，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公司转让知识和技术，在大学和研究中心推广应用科学和实用工程，引进外国技能劳动力，支持技术学习、专利使用和科技研发。
应当补充的是，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别和子部门也很重要。大约从2003年起，主要是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公司开始在越南积极投资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特别是服装、鞋类、智能手机和其他电子产品，继而导致外国直接投资部门劳动生产率呈下滑趋势。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入驻的日本直接投资，更多地集中在摩托车、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替代进口的工程类工艺领域，以及这些工艺所需模具和其他金属、塑料部件的制造。日本企业还从事服装、打印机、小型电机等产品的生产，但比重相对较小。
最后，谈谈转移定价（transfer pricing）问题。这是一种非法的会计做法，跨国公司不申报进口材料和中间投入品的真实成本或出口产品的真实收入，以便尽量在全球范围内减少或免除纳税。通过向国外的母公司或集团公司虚报进口成本或少报出口销售额，外国子公司可以人为压制它们在东道国应纳税的收入和利润。越南当局已经发现很多这类案件。从事服装、皮革、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常常报告经营亏损。在胡志明市，高达90%的外国服装生产商“无利可图”，而同一子部门的大多数国内生产商却能盈利。2012年，胡志明市税务局检查并发现了26885亿越南盾的虚假申报和868亿越南盾的不正当减免税，最终处以26110亿越南盾的罚款和追溯征税。在某起事件中，仅仅检查了16家涉嫌转移定价的服装企业，胡志明市税务局就宣告3678亿越南盾的账面亏损无效，追收了113亿越南盾的额外税款（Nguyen Thi Thu Hoai and Duong Van An，2015）。转移定价不仅在服装行业盛行，可能也蔓延至其他许多行业。鉴于越南的外国直接投资公司普遍存在转移定价，其国内价值创造以及劳动生产率显然都被低估了。
2.6持续存在的非技能劳动力
接下来，我们探究导致制造业和外国直接投资部门生产率表现不佳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本节讨论的非技能劳动力问题；第二个是下一节阐释的在全球价值链中缺乏生产性和实质性参与的问题。
过去，越南以拥有大量年轻、灵巧、勤奋的工人而享有良好声誉。时至今日，这种说法大体上也还是成立的。但是，经历了35年的经济革新和25年的全球一体化之后，越南无法再指望仅仅凭借这一劳动力特征，就能在全球市场有效竞争进而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中一个原因是越南的人口必定会老龄化，未来劳动人口的比例将日渐缩小。更严峻的是，经过多年的快速工业化，越南劳动力的素质除了年轻、灵巧和勤奋，并没有太大的提高。越南没有培养、政府也不曾帮助培养足够数量的具备专业知识和经验、能够与世界有效竞争的科学家、管理者、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越南劳动力的改善速度足以跟上新兴产业的需求；但有迹象显示，情况正好相反。
如前所述，阮巴玉和范明杜（2014）报告称，2007—2013年，从未接受过职业培训的工人比例只升不降。制造业和建筑业的这一比例从55.5%升至65.5%，服务业从30.5%升至56.4%。2007年前后，越南股市和城市房地产市场浮现巨大泡沫，促使很多人为追求短期资本收益从事投机活动。这一事件似乎导致素来耐心、勤劳的越南人民变成了短视的物质主义者，不再为长远目标学习技术。2015年左右，越南北部地区技术职业院校的报考人数骤然大幅减少，以致这些院校面临经营困难和破产风险。在日益紧缩的城市劳动力市场，高中毕业生争相寻求容易赚快钱的工作，而不是再接受几年学校教育以获得专业技术能力。越南年轻人的这种心态令人担忧，因为它并不利于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工业国家。
2.7有限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参与全球价值链将可为越南提供更多的价值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在全球经济中的适当定位和专业化，进而带来提高国内能力的技术和管理溢出效应（Taglioni and Winkler，2016）。然而，这些福利不会自动或自然生成；它们必须由国内企业和政策制定者通过良好的规划和认真的努力来追求和赢取。本国从中获得多少收益，差异悬殊，取决于该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和方式，该国是否以及以多快的速度从低价值流程转向高价值流程，国内企业和政府是否制定了更深入、更有效参与全球生产系统的战略。
阮越浩和沙希·乔达里（2019）将“后向参与”定义为一国总出口中国内生产的中间产品和服务占比，将“前向参与”定义为一国总出口中在国外赚取的增加值占比。“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是这两个比率的总和。根据他们的定义和计算，越南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从1995年的34.2%跃升至2015年的55.6%（见表2.6）。但是，这一增长仅来自后向参与的提升，而非前向参与；后者20年间一直保持在11%~14%的低水平（除了2000年的短暂增长）。这个事实非常有趣，也与上文讨论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停滞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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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后向关联的兴起或可视为支持性产业的发展，发生在计算机和电子设备、服装和鞋类、食品和饮料以及电气机械等领域。我们可以判断，促进支持性产业的政策至少在这些产品上产生了良好效果。但是，这些行业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中游活动，如缝纫、切割和手工装配，属于“微笑曲线”的最低部分。此外，越南建设的支持性产业基地很少，并主要由外国零部件供应商组成，而不是越南的零部件供应商。因此，这些出口导向的子部门对越南出口总值的贡献很大，但对国内增加值的贡献很小。
为什么这种情况会持续这么长时间？一种解释是，20世纪90年代越南获得世界简易装配工厂的地位后，基本上没有能力（或没有做出足够努力）提升自己，从而摆脱这种地位。另一种解释是，外国投资者和买家都在小心翼翼地保护“越南制造”的出口产品生产中的高价值流程，譬如产品开发和设计、原材料采购、物流和分销以及品牌推广和营销。他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压力把这些流程交给越南方面，除非越南的管理人员和工程师极大地提升自己的技能，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提供高质量的产品进而取代外国人。这两个原因相辅相成。除非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否则越南将永远停滞于装配平台的角色。结束这一劣势的动力必须来自越南一方，因为大多数外国公司没有任何明确的激励改变和升级越南；毕竟，他们有其他投资目的地可以迁移。
2.8小结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南整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有所攀升，但与东亚和东南亚已实现高收入高技术的经济体相比，其绝对水平依旧很低。越南的生产率表现其实不差，但在各区域经济体中处于普通水平。这个国家尚未经历生产率快速增长，从而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并迅速迈向高收入的时期。因此，越南赶超其他区域经济体的速度一直缓慢。
从部门来看，工业和建筑业的劳动生产率最高，服务业次之，农业、林业和渔业的劳动生产率最低。工业和建筑业占GDP的42%，但劳动生产率表现普遍疲弱。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在21世纪初期止步不前，并没有强势崛起继而引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与此同时，占GDP较小份额的部门，如采矿业，金融、银行和保险业，生产率水平和增长率都较高，但它们对商业周期、价格波动和其他特定部门的冲击非常敏感。
从所有制类型看，外国直接投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起初强劲上升，然后急剧下滑。相比之下，国有和非国有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更加稳定。即便如此，非国有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绝对值仍然很低，尽管多年来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国有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部分源于一系列国有企业改革，这些改革对许多国有企业进行了精简和股权化，只保留表现良好的企业，从而提高了它们的平均生产率。国有部门劳动生产率取得较好进步的其他原因还包括资本劳动比较高，以及政府提供了各种特权和保护。
另外，第2节阐述了关于越南劳动生产率、劳动力市场以及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四个重要事实。
第一，越南的劳动力市场仍未达到刘易斯拐点，在这个拐点上，对产业工人的旺盛需求会消除全国范围的劳动力过剩，并带动工资上涨。越南农村地区仍然有剩余劳动力，但这些劳动力仅适度转移到城市或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尽管后者的劳动力严重短缺。
第二，在21世纪初期，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外国直接投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大幅滑落，这一发生在越南这种快速工业化经济体中的现象令人惊讶和沮丧。我们怀疑，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许多（如果不是全部）外国投资者和买家将越南视为简单加工和组装的平台，并不期望越南的工程师和工人具备良好的能力和专业素养。政府始终没有出台政策矫正这种不良局面。越南需要做出巨大的国家努力才能挣脱这个陷阱，向前迈进。
第三，越南工人的素质未能迅速提高，甚至有数据表明，近年来工人素质日益恶化。这表现为工人缺乏技术培训，国民趋于短期投机而非长期学习，年轻人对入读技术职业学院缺乏兴趣。
最后，即使有活跃的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越南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能力依然有限，无法大力提升国内价值。这些年来，参与程度有所提高，但这只是由于后向参与的增长（支持性产业发展，其中大部分由外国直接投资的零部件供应商推动），而前向参与（海外物流和营销）仍旧薄弱。这一结果与前述事实相符，即越南一直从事微笑曲线上的低价值活动，大多数外国投资者并没有动力改变这种现状。（未完待续）■
（颜超凡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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