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在我幼时起，就充满了无限神圣的光环和热烈的向往。大寨这个名字伴随着我的农村生产和生活，伴随着我的成长，其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我家在粮棉之乡的晋南万荣县，县境有一座山，名曰孤山，也叫方山，相传是二郎神挑着两筐土追赶太阳，从筐里掉出来的一颗土坷垃。我们村在孤山西边，距离孤山脚下有20多里路，清晨观看太阳从孤山顶峰冉冉升起，有时阴云缓慢地遮盖住山头，就预示着要下雨了，谚云“孤山戴帽，社员睡觉”。农业学大寨那阵儿，因为是伟大领袖发出的号召，有关部门耗费人力财力，在孤山上面用石块和白灰砌出了“农业学大寨”五个大字。天气晴朗的时候，站在我们村的田间地头，这五个大字也看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
我的家乡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土地是平展展的沙土地，下点雨水易于保墒，只要施足农家肥或化肥，精耕细作，风调雨顺年景，可谓种啥收啥。这里属于一年一熟或两熟，所谓一熟，比如播种冬小麦，第一年秋后播下种子，到了来年夏天收割后，将土地翻过，任凭日晒雨淋两三个月，期间耙耱保墒，名曰“歇地”，等到秋后再播种小麦。
如果种植棉花，则是春天下种，秋后棉花收获后，把土地深翻“歇地”一冬天，来年再行播种。说两熟，是在小麦收割后，抓紧时机抢播点玉米、绿豆、谷子等杂粮，等深秋收割后，再赶种冬小麦。不过这样两熟种植使得土地得不到休眠，疲惫不堪，粮食产量也不高，每年所占的地块不到三分之一。
学大寨搞得最凶的就是修大寨田。村里多数地块长度都超过一百多米，小时候我手持镰刀割小麦，钻在麦垄间，烈日当头，口干舌燥，累得腰酸背疼，手上还磨出血泡，望眼前金浪翻滚，漫无边际，直叹息何时才能割到地头？学大寨运动一阵紧似一阵，上级提出在我们那儿也要修大寨田，还要修什么“人造小平原”、“海绵田”。什么是大寨田？大寨田怎么修？大队干部削足适履，挑选出一些面积稍小一点的地块，即便是小地块长度也达几十米，跟落差一两米左右的相邻地块相互起高垫低，拓展成一片面积比此前大的地块，是谓大寨田也。
大队干部迫于上面压力搞形式，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在选好的地块上，集中三个生产队一二百名青壮年劳力一起上马，形成较大规模的造田阵势。一时间，田野里红旗招展，人声喧嚷，镐锹飞舞，车辆奔驰。表面看似声势浩大的工程，其实干活非常简单，就是将高地块的土壤铲下来，运往低处地块，把两块地高低拉平。
除了夏天割麦子，在当时，修大寨田是最苦最累的活计。修整的地块是刚种过庄稼的虚土，用小平车装满一车土，从南头拉到北头，一趟又一趟，肩膀吃力，脚步沉重。为了提高劳动效率，每个工地还办起一个简易灶房，给修地社员烧开水、熬稀饭、做菜。菜通常就是水煮白菜、胡萝卜，上面漂一星半点油花花。
修大寨田的社员早晨上地时，从家里带上冷馒头，中午饭一人一碗菜汤，一碗稀饭，圪蹴在地头吃。饭后稍作休息，然后一直干到天黑才收工。
修大寨田一年分为夏冬两次。夏季是小麦收割后，烈日炎炎，炙烤大地，社员们抡锹舞镐，拉车运土，一天下来，人被太阳晒蔫了，也被累蔫了。冬季是从秋后开始，原本该是在家猫冬时节，却让社员修大寨田，大地封冻，铁镐用力砸向地面，只能啃出几颗白点点。拉车运土，实车出去汗浸棉衣，空车返回冰冷贴身，实在难熬。
有一年冬天，我正在地里干活，生产队的政治队长告我，为迎接上级领导参观检查，让我负责布置一下修大寨田现场的政治气氛。在空旷的田野上，我们拉来几块门板竖起来，用作张贴宣传标语和壁报。第二天早上，我跟生产队会计找来报纸和笔墨纸砚，把报上的学大寨文章抄了几大张，拿到地里张贴。
那料想，寒风凛冽，冷气逼人，刚刚熬好的浆糊一涂抹到门板上，瞬间冻成一个个冰疙瘩。写好的纸张一拿出来，就被大风撕破了。几个人七手八脚，弄来弄去，怎么也把壁报贴不上去。正急得火烧眉毛，只听见人群大喊：“看啊，参观的领导来啦！”
我们也顾不得贴壁报了，随声望去，只见参观检查的车队一溜几十辆绿色小吉普车，浩浩荡荡开到了工地。不知是领导怕冷，还是赶时间，人家连车也没停一下，在地里绕了一个大圈子，就匆匆忙忙开走了。车队后面卷起一路风尘，夹杂着社员们的嘲讽和骂声。
就这样干活还不算，那时革命口号震天响：“一颗红心，战天斗地”，“农业学大寨，万荣变江南”，“一口气干到腊月二十九，正月初一吃罢饺子就上工”。一年四季把社员捆绑在土地上，有的地方还把大批判会、演样板戏、甚至青年男女的婚礼搬到修大寨田工地上。学大寨成为农村压倒一切的政治运动，凡是能够想出的最最革命的花样，就绞尽脑汁地尽情表演。
如此这般修成的大寨田，地块面积无疑是扩大了，但是，却把两块地原有的活土层全部破坏了，甭说当年种庄稼不长苗，此后三年也长不好庄稼。这不是搞形式主义是什么？这不是搞劳民伤财是什么？其实，干部和社员心知肚明，当面不敢说，更不敢反对抵制，只能背地里发发牢骚，那时候一顶反大寨的帽子，能把人压死。
学大寨的另一做法是搞政治运动。“大批促大干”，“大公无私”，“狠斗私字一闪念”，“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奇怪的是，大伙儿都在拼命干活，一心努力为集体，集体经济却怎么也富裕不起来。
我所在的生产队二百多口人，集体的全部家当，就是七八百亩土地，几间仓库饲养室，几十头大牲畜，几辆大车和一些农机具。“以粮为纲”，每年只允许种植粮食和棉花，生产的粮棉除了极少数留作口粮、种子外，全部要按照国家制定的价格卖给国家，卖下的钱扣除全年的生产成本，剩余利润才给社员分红。
各个生产队情况不同，一个劳动日高的能分七八毛钱，低的仅一两毛钱，还有的辛苦一年，社员还得倒贴生产队钱。我所在的生产队，以前每个劳动日尚能分红七八毛钱，学大寨十多年，分值一年不如一年，1978年我上大学时，分值只有8分钱了。如此这般，人们越干越缺乏积极性，出工不出力，干活投机取巧，耍滑作奸，“大锅饭”养懒人，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现象。
人哄地皮，地哄肚皮。饿急了的社员，便思谋如何能沾点集体的便宜。某村一个生产队会计，在支出账上记了一笔：买毛驴一头，支出300元；在收入账上又记了一笔：卖驴皮一张，收入20元，一来一去，就将280元装进自家口袋了。你说，这集体经济咋能壮大得了？
生产队工值为什么那么低呢？一是只准许种粮棉，不许种其他经济作物，粮棉又低价卖给国家，收入有限；二是一年四季的无用工太多。我在生产队担任过几年记工员，就是大家每天一窝蜂似地出工，如锄草、翻地等，我跟大伙一道干活，下工时掏出小本本，当场记下每个人的名字，男劳力一天挣10分工，女劳力一天挣8分工。
那时候经常召开政治学习和批判大会，白天开会工分照记不误，每晚参会的社员有时达到五六十名，每人记2分工。这样一遇到开会，生产队里能走动的社员都来了，在会场男的抽烟打瞌睡，女的做针线活，管你主席台上干部讲些啥，来开会的目的就是为了挣工分。
当时我们家三口人，我和父亲是全劳力，每人每天挣10分工，母亲每天挣8分工，有一年辛苦到头分红53元钱，然而生产队没钱，一时还不能兑现。我们生产队劳力多的家庭，一年也就分个七八十元，村里每年分上百元的农户极少极少。
最惨的是那些人口多劳力少的家庭，一年到头不仅分不到红，还欠下生产队一屁股债。惩罚他们的手段就是扣下口粮，但这些人心里有个老主意，反正不能饿死人，口粮扣上一段时间又给分了。
而且，多数欠款户都是贫下中农成分，是搞阶级斗争的主力军，虱子多了不咬人，他们也不着急，每年上级拨下的救济款，还要先救济他们。他们没粮食吃了，天天找大队干部或公社干部，干部被缠得没法，只好批个条子让给他们分口粮，你拿他们有啥办法。于是，有的欠款户一年一年积累下来，到了一定时候，生产队只好把债务全部免掉了。
生产队粮食产量上不去，该交的爱国粮却一粒不能少。社员口粮不够吃，上级号召大量种植红薯，因为红薯高产。秋季分红薯时，按5斤红薯折算1斤粮食，一户人家能分到几百上千斤红薯，家里遍地堆放的是红薯。做饭蒸的是红薯，拌菜拌的是红薯，熬稀饭里面煮的还是红薯，红薯吃多了，胃口难受，直吐酸水。
我读高中，是在30里外的运城地区阎景中学住校，事先把生产队全年分的口粮全部交给公社粮站，不管口粮分多分少，学校一律按照每月32斤口粮供给学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学校灶上的饭吃不饱，就得从家里拿馒头贴补。
可是口粮都交粮站了，家里哪有多余的粮？许多同学就拿来红薯，放在网兜里让食堂蒸熟吃，遇到下课晚了，蒸好的红薯就被别的同学拿走了。为了消化红薯，人们想出各种办法，晾晒红薯干，做红薯粉面、红薯粉条，那几年一看见红薯都发怵。
我们生产队长是个庄稼活样样在行，又有经营头脑的人。公社曾组织他上大寨参观过一次，回来告我说：哼，人家大寨粮食不高产才怪哩，每天那么多参观的人，光拉屎拉尿都把地养肥了。
这话一点也不夸张。我大学毕业到报社当记者，某次去与昔阳县相邻的和顺县采访，惊异于这个偏远县城的县委招待所盖得如此豪华气派。县委书记告我，这是沾了学大寨的光，那几年来大寨的参观者浩浩荡荡，能在昔阳县周边几个县招待所住宿，已经十分幸运了。
一个生产队能选出一个好队长，把庄稼调整得有板有眼，把农活安排得井井有条，社员们跟着就能享点福。也有差劲的，当选上生产队长，料理不了农活，生产队几百口人，粮没粮，钱没钱，一年干不到头，社员就吵着要他下台。
有一个生产队长，家里孩子多，没粮食吃，春天早晨他敲钟召集社员，把农活分派好后，自己拿个布口袋，偷偷跑到很远的村庄讨饭去了。你说荒唐不荒唐！那时候政治运动把人搞怕了，大小队干部利用职权多吃多占的是极少数，不是不想贪，而是不敢贪。
学大寨还有一个做法是“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可怜的一点自留地，只准种粮食，种经济作物就是搞资本主义，宣传说大寨人就没有自留地，也不养猪养鸡。乡村传统庙会也被取缔了，社员出售自留地种的萝卜蔬菜，买个猪仔，也没地方去了，小孩上学的学费、购买油盐酱醋的零花钱也没了。
有一年，我们生产队几个胆子大的社员，冬天摸黑骑自行车跑到相邻的临猗县买来棉花，拿回家后在本地悄悄出售，中间赚一点差价，用以养家糊口。此事不知被谁举报了，驻村工作队干部和大队干部将此事作为反对学大寨的典型事件来处理，把那些倒贩棉花的社员关押进大队部，办学习班，交代问题，深刻检讨。
我们的生产队长呢，因为对此事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开大会宣布撤销他的队长职务，并责令其写出深刻检查。生产队长文化水平低，写不来通顺句子，就找我帮他写检查。我是他提拔使用的记工员，他落难了，我不能不讲良心，更不能落井下石。于是，我上纲上线，密密麻麻替他写了好几页检查。
他递交上去后，驻村工作队队长一眼就看穿不是他写的，问道：哈哈，你的检查还挺深刻嘛？这是不是你的真实思想啊？队长回答是的。秋天大忙季节，生产队没了队长，群龙无首，工作队顺水推舟又让他“官复原职”了。倒贩棉花的社员被关了十几天，也“无罪”释放了。
学大寨的荒唐事，说也说不完。很多年后，我有机会上大寨参观，蹬上虎头山，看到大寨人修的大寨田，最大的人造小平原，地块也没有我家乡的地块大。回想我参加修大寨田的痛苦经历，不禁感慨万端。
大寨人本身并没有错，错在举国上下把学大寨这本经给念歪了，错在把学大寨泛政治化，错在大搞一个个政治运动，错在用一个农村模式来指导大江南北的农业生产。我们村同样是那片土地，人口还增加了不少，多少年来，靠念学大寨这本经，社员们总是解决不了温饱问题。改革开放一实行联产承包制，不仅温饱问题解决了，生产的粮棉还发愁卖不出去。
上世纪90年代，我们村农民在祖祖辈辈种植小麦棉花的土地上，改为栽种苹果树，一片片苹果林漫无边际，每年出售苹果收入十多万元的农户十分普遍，成为远近闻名的苹果村、富裕村。
今昔对比，岂不发人深省吗？
2013年7月3日于凌空书屋
2017年7月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