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问题与某教授商榷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这么快，人民生活改善这么多，可以毫不夸张来讲，是我们在农业方面破除了大寨模式，工业方面破除大庆模式的结果。

——题记

　　最近看了一位教授的讲座视频，这位教授一再说我们不应该诋毁“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大寨和大庆没拿国家一分钱就把经济搞起来（这个符合事实吗？），这反映了中国以劳动力取代资本维持工业化的优势，我们不应该说它们是极“左”，这是没有良心的做法。

　　笔者听完很吃惊，一是惊讶这种观点竟然出自一个令人尊敬的、有丰富三农问题理论实践经验的知名大学资深教授之口，二是我们过去都认为是公众常识的很多东西，现在却被逐渐颠覆，竟然又需要重新论证一遍。

　　笔者认为对大寨和大庆应进行两分法。大寨和大庆早期的艰苦奋斗和自力更生精神，以及他们干事创业的智慧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随着“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展开后，大寨和大庆都被裹挟到极“左”政治中去，他们自身都发生很大异化。尤其是大寨在“文革”中堕落成为极“左”先锋，早已经是忘了初心；“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这两个运动，也在“四人帮”集团主导下，成为在农业和工业战线兜售极“左”思想的政治工具。所以，我们对大寨和大庆，还是理性谨慎地看更为好。

　　先说大寨。进入“文革”后，大寨及其所在的昔阳县，就已经不是那个艰苦奋斗、朴素的大寨，异化成为阶级斗争和夺权造反的急先锋。陈永贵成为山西省造反派领袖人物，最后当上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到处插手武斗，起到很坏的影响，陈永贵有句名言“学大寨、赶大寨，手中无权学不开”。据1980年8月13日的《人民日报》报道，由于“文革”中陈永贵在昔阳县大搞“清理五种人”，1300多人遭受迫害，迫害致死141人，其中62人上吊、36人投水自溺、6人跳崖，还有2人栽进自家水瓮窒息而亡，可见当时阶级斗争的残酷。

　　1967年9月，山西省委和阳泉地委主要领导被押到昔阳批斗，陈永贵一口气讲了6个小时，控诉他们“反大寨”行为，称他们是“中国赫鲁晓夫和山西省、晋中地委、昔阳县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是大寨人民的死对头。”其实大寨这个典型是这些领导发现并竖起来的。批斗中，省委书记赵玉亭被扭断胳膊，副省长刘开基不堪忍受折磨，大叫：“快给我一枪毙了吧”，地委副书记苗枫被踢破膀胱，不久就去世。（见当时担任《山西日报》总编辑吴象的回忆）

　　大寨和昔阳出名后就越来越“左”，消灭一切农民的经营自由，不断没收收自留地、关闭集市贸易、取消家庭副业，提出：“搞农业是社会主义，搞工业是资本主义；农业超过工副业是社会主义，工副业超过农业是资本主义；集体搞是社会主义，个人搞是资本主义；直接服务于农业的工副业是社会主义，和农业不能直接挂钩的是资本主义；不赚钱或少赚钱是社会主义，无利不干是资本主义”。这种荒唐的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准，其实质就是鼓吹贫困、保守、闭塞、愚昧，反对任何社会进步。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昔阳县把在外地从事运输、建筑和副业的几千名劳动力和几百辆马车都召回，美其名曰“车马归队、劳力归田”。大寨出名前，社员们各有住房，各家都有自己的厕所、猪圈和自留地，但是这些后来被认为是“私字大本营”，大寨村房屋改建时，干脆把以前独立分散的农户都集中起来，修成一排排火车厢式的窑洞，并且取消了庭院，也就实现了让“房前屋后资本主义”在大寨的“绝种”。

大寨标志性的“火车皮”窑洞建筑，家家户户没有了庭院，这样也就消除了“庭院资本主义”

　　“文革”中，中央号召全国学大寨，尤其是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以来，大搞“普及大寨县”的运动，这是对全国农村经济的一个严重伤害，很多农业发达的地方，农村经济比较多元化的地方并不适应大寨模式。“农业学大寨”中到处强调“战天斗地”、“以粮为纲”，做出了很多违背自然的事情，比如围湖造田、乱垦梯田、乱伐森林、滥垦草原等。“文革”结束后，中国森林覆盖率降到历史最低点，很多湖泊被填平，导致旱涝灾害频繁，“农业学大寨”要负有很大责任。

山区在“农业学大寨”中乱垦梯田，导致严重水土流失

　　就是大寨本身，除了给陈永贵等少数人带来政治地位和荣誉外，大寨生产也没有得到什么根本改善。“文革”中大寨建成的水利设施、窑洞和招待所等，都是县社专业队、机关干部和解放军分别帮助修建的，据估算，总共投入了七万个工。昔阳县所谓的粮食增产，事后也证明是虚报的，从1973年到1977年虚报粮食产量达1.36亿斤之多。

　　所以，大寨精神诚可贵，但是大寨经济模式对中国农业来说是死路一条。1978年，著名农业专家，同时还是农业部副部长的杨显东，到大寨参观后大失所望，回京后，他在政协会议上尖锐提出：“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向歧途，是把农民推入贫困的峡谷！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农业科学家，我要对八亿农民负责。如果再捂盖子，我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这才揭开了大寨问题的盖子。

　　主持农业改革的原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也曾说：学大寨实际就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搞穷过渡，所谓普及大寨县，不仅要农业学大寨，连工业、财贸、文教、卫生都要学，大寨有什么工业？据说中学生都没有几个，大部分是文盲，怎么值得全国学习？（ 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我所知道的万里》）

群众运动式的生产组织方式，效率低下，极其浪费人力物力

　　再说工业学大庆。由于大庆油田是中央直管的企业，又由周总理、余秋里和康世恩亲自来抓，所以，“文革”中大庆保持了基本的稳定。但是大庆油田亦曾在“文革”中扮演了不好的角色，以“中共大庆油田委员会”、“大庆油田工人革命大批判组”的名义在“两报一刊”上发表了大量鼓吹阶级斗争的文章，当然也有可能是“四人帮”集团盗用了大庆油田的名义，大庆油田只不过是身不由己的被利用者。

　　“工业学大庆”的内容除了提倡学习大庆的奋斗精神外，更多是主张在工业领域“反对洋奴哲学”、“反对唯生产论”、“反对专家治厂”，也就是排斥知识分子、外资技术、外国设备的作用。六七十年代对大庆的宣传，只提工人阶级的作用，不提李四光、黄汲清等地质学家的作用，没有这些地质学家和工程师团队，大庆油田能建设起来吗？

　　而提倡的那些又都是违背了基本经济规律和管理常识的东西，比如，工厂管理重点强调依靠工人，坚持“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原则，大家都知道工业企业管理是很专业化的事情，这种只强调群众，而排斥专家的做法是搞不好工厂管理的；再比如号召工厂“坚持五七道路，工人以工为主，兼搞别样，在有条件的地方搞好农林牧副渔生”，把企业办成什么都有，不需要任何物质交换的小型“乌托邦”，这大大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又不利于经济发展。

　　“文革”结束后，华国锋也曾经一度对“工业学大庆”非常感兴趣，认为通过学大庆可以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把“工业学大庆”推到历史最高峰，提出了在全国普及“大庆式企业”的要求。一时间全国上下各行各界大学大庆经验，争创学大庆的典范，全国评选出上万个“大庆式企业”。这又反映了“工业学大庆”背后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以及强力计划干预的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的思维缺陷。

　　历史已经证明“工业学大庆”，并没有给中国工业发展带来出路，以创造了“鞍钢宪法”（其实是大庆模式的前身），又是全国最响当当的“大庆式企业”的鞍山钢铁厂为例。从1966年到1975年，鞍钢的钢产量仅仅从505万吨增长到563万吨，增加约11%；生产总值增长更有限，仅仅从25.4亿增加到25.9亿，增幅不到2%；劳动效率则明显下降，人均产值从1.88万元跌倒1.42万元。这还是在当时计划经济下，不计劳动报酬成本和原料成本的结果，如果用市场经济核算方式，则是完全亏损企业。

　　所以总体来说：“文革”前的大寨精神、大庆精神值得肯定，但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不值得肯定；大寨和大庆的早期创业史值得肯定，但是其全部历史不可以被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这么好，人民生活改善这么多，可以毫不夸张来讲，是我们在农业方面破除了大寨模式，工业方面破除大庆模式的结果。

　　今天大寨的繁荣，恰好是对过去“大寨模式”最好的否定。大寨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有一段时间的彷徨低落，但是1992年郭凤莲回大寨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在邓小平南巡讲话搞市场经济精神的指引下，大力发展村集体企业、旅游业等，用了不到10年，大寨就成为“亿元村”。今天农业收入在大寨村集体收入中比重不到千分之一，这不是对过去大寨模式莫大的讽刺吗？2018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郭凤莲感慨地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大寨”。（参见2018年11月16日《中国妇女报》专访《郭凤莲：改革开放让大寨再次辉煌》）

　　今天的大庆模式也是对“工业学大庆”的最好否定，1976年大庆油田产量为5030万吨，而这些年油井枯竭，2020年只有3001万吨，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庆油田可以跨区域、跨国经营，可以发展全产业链经营，以最大自由发挥自己的优势。最终，其效益不降反增，劳动生产率从1976年的4万元/人，增长到今天的130万/人。

　　1980年和1981年中共中央分别下发文件（即1980年第83号文件和1981年第49号文件），专门认真总结“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的经验教训，并检讨了中央在这两件事情上的错误，做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的决定，历史已经证明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是经受住实践检验了的。

　　但是，这些年来社会上对“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的赞美越来越多，我们反对一些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全盘否定前十七年经济建设成绩的做法，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确对发展经济有很多值得称赞的智慧和贡献，需要重新挖掘和解读，但是也反对这种将“左”的错误简单化、溢美化、浪漫化的做法。

　　甚至一些人视改革开放成果不顾，认为还是过去的体制好，安邦智库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吃着市场经济的饭，做着计划经济的梦》，是对这种思潮的最好总结。中国目前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国民经济出现下行趋势，这种冲击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基本共识的做法，无疑将增加经济发展转型的风险。

　　谨以此文与这位教授商榷，如果有人觉得有不合理之处，也请指出，我们愿意本着尊重历史事实的原则，做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