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生物技术领域展现出巨大的经济潜力，日益受到各国的关注和重视。在特朗普任内，美国政府开始将更多生物技术置于出口限制和监督之下，凸显对该领域的战略考量。

2018年8月，特朗普签署《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授权美国商务部和其他当局确定“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基础技术”，并对其出口实施许可要求。2018年11月，美国商务部将生物技术列入其针对关键技术和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框架。此后，美国商务部已建立38个新兴技术管制，其中两项涉及生物技术。

除了出口管制，特朗普还加强对中美生物技术互动的审查力度，为中国投资者设置了路障。2018年8月，美国出台《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生物技术的商业和贸易受到冲击。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是一个机构间小组，负责审查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外国投资和收购，而该法案进一步扩大了CFIUS的权力。

CFIUS早在1988年就开始审查美国与外国竞争对手的重点商业交易，然而，特朗普的FIRRMA将其权力扩展到新的领域，使其可适用于涉及个人数据、关键基础设施和关键技术的美国企业的非控制性外国投资，生物技术即被涵盖其中。尽管这些法律适用于所有贸易国，但中国是2019年审查交易最多的国家（75项），其次是加拿大（49项）。

拜登对中国生物技术的相关政策调整更为集中，使中美生物技术竞争与合作态势进入新的阶段。

这一方面是生物技术本身对于药物研究和生产、农业发展等领域的贡献日益突出所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新冠疫情反映出中国生物技术的竞争力以及美国医药产业链对中国制造的依赖，重塑美国的生物技术领导力成为拜登政府的重点之一。

在2022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提出了美国技术领导力的新愿景，认为生物技术是国家安全的关键。沙利文表示“与计算有关的技术、生物技术和清洁技术是整个技术生态系统中真正的力量倍增器”，“在这些方面的领导地位是国家安全的当务之急”。

进入2022年后，拜登接连推出新举措，加强美国的生物技术创新和生产能力，以保障美国生物技术在全球的绝对领先地位。2021年12月，拜登政府宣布对中国生物技术公司以及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和相关研究机构实施制裁。

拜登政府生物行政令

2022年9月12日，美国白宫公布《关于推进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创新以实现可持续、安全和可靠的美国生物经济的行政命令》（生物法案），启动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倡议（NBBI），除了提出推动美国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的发展之外，尤其强调保护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和经济竞争力。

本月16日，美国司法部和商务部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工作机制——“颠覆性技术打击力量”（Disruptive Technology Strike Force)，以对美国关键技术和数据实行管制，其中包括生物科学、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兴技术。

一方面，为了维持美国的生物技术领先地位，美国将生物经济与生物数据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要求加以保护。行政令中明确指出“外国对手和战略竞争者都利用合法和非法手段获取包括生物数据在内的美国技术和数据，威胁到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

另一方面，美国欲通过加强美国本土生物基础设施和生物制造的发展，以国内强大的供应链取代国外脆弱的供应链，“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在该法案之下，美国加强了对与中国有关的生物技术并购活动的审查，增加中国获取先进生物技术的难度。

美国司法部和商务部成立“颠覆性技术打击力量”工作机制

此外，拜登政府依据《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NDAA）成立了12人组成的新兴生物技术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on Emerging Biotechnology）。2022年12月30日，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等最后四位委员名单公布，主席和副主席分别由生物公司Ginkgo Bioworks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杰森·凯利（Jason Kelly）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前技术和国家安全主任米歇尔·罗佐（Michelle Rozo）担任。

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在于审查新兴生物技术、生物制造和相关领域的进展以及与生物技术的军事用途有关的风险和威胁，并就美国如何在该领域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提出建议。预计成员们将在委员会成立后一年内向国会国防委员会提交初步调查结果，并在两年内提交最终报告。

美国众议员斯蒂芬妮·比奇（Stephanie Bice）曾在其任命声明中强调中国是一个关键焦点，“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尤其是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持续将生物技术纳入其战略发展的时候”。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看待中美生物技术合作与竞争的视角在不断变化，有些观点担心“脱钩”，因为两国围绕生物技术展开的商业互动受到国家战略竞争日益严峻的冲击。

但中美在生物领域合作非常广泛，短期内双方很难在生物领域完全实现技术脱钩。

从客观角度来说，生物产业有其内在发展规律，对生物技术的保护主义措施将违背一个高度全球化、跨行业的产业的规律。现在的商业生物技术涵盖了从发酵蛋白质到生物制药非专利药物的所有内容，越来越多的生物公司跨越洲际边界以扩大市场。

中美两国更在研发和商业方面存在很强的生物技术联系，虽然中国的生物经济增长得益于过去多年来自美国的技术和专业知识转让，但这两个经济强国之间的关系亦是双向的。以基础生物技术研究为例，中国公司和研究人员通过设在美国的研发中心和孵化器以及企业和学术界的合作，在美国的生物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各国在美国拥有的制药合同制造设施情况

当前，中美生物技术领域的诸多实体已经通过投资和合作彼此内嵌。例如，美国生物技术巨头安进公司（Amgen）持有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百济神州（BeiGene）近20%的股份，中国公司无锡生物制品公司也对其美国业务进行了大量投资，其中包括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建立的价值超过6000万美元的生物制品实验室和生产设施；百济神州等中国生物公司也吸引了美国的顶尖人才加入他们的队伍，双方的联系更加紧密。

在非商业合作领域，中国和美国实体之间也在生物技术领域存在广泛合作。例如，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和以及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Chinese Thoracic Oncology Group）共同合作，推动中国和美国监管机构更快地批准癌症药物，以向两国癌症患者更快地提供新型高效药物及治疗方案。

就主观而言，中美生物领域的业内人士并不都对美国对华技术遏制战略持支持态度，相反，无论是出于经济利益还是全球卫生治理的价值考量，不少人认为中美生物技术合作所带来的益处远大于相互竞争和提防。

首先，投资中国生物公司仍有利可图，使得美国政府打压中国生物技术的企图并不能完全被商业市场贯彻。尽管美国政府发出的信号显示，其对中国生物技术领域的打击可能更为直接，但美国投资者似乎准备继续支持与中国有关的生物技术公司。硕迪生物在美上市，募集资本的速度远超预期表明美国资本市场和投资者仍看好中国生物企业的发展。国防情报公司Janes的高级分析师克莱尔（Claire Chu）透露，支持美国政府监督从美国流向中国的资金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其中一些提议引发了行业团体的抵制，他们认为过于宽泛的限制可能难以实操且对美国经济造成反弹，损害美国竞争力。2022年美国国会提出旨在审查基础设施和医药等关键行业的对外投资的提案时，就曾遭到美国商会和美中商业委员会等团体的抵制。

其次，中美生物技术脱钩给美国造成的成本引起美国国内担忧。瓦萨学院的助理教授阿比盖尔·科普林（Abigail Coplin）也指出，拜登政府对中国的生物技术公司实施更严厉措施的影响将与芯片行业的情况有所不同。科普林表示“我现在在美国的许多政策中看到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将用于半导体行业的政策拿来假设它们也适用于生物技术，但实际上它们并不适用。生物技术不存在像半导体那样的先发优势，因为它是由基础科学驱动的，且与基础科学相辅相成”。此外，恰如科普林所言，美国对中国生物技术的单边制裁对美国经济和技术的反噬作用仍未可知，“虽然政客们极力将技术安全化，但并没有大量讨论这样做会对美国的产业成本带来什么”。根据白宫的数据，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注册的药物成分生产设施中，超过70%在国外，在中国的占13%，而建设本地制造业和其他基础设施需要数年时间。分析人士透露，替代中国生产将导致美国制药商一次性成本高达180亿美元，每年还将额外增加120亿美元的劳动力成本。

最后，生物领域的从业者普遍认为中美生物技术合作的利大于弊。2023年2月7日，在纽约举行的2023年BIO首席执行官和投资者会议上，艾伯维（AbbVie）业务发展和收购总监史蒂文·拉德（Steven Ladd）表示“在过去几年中，中国涌现出了许多优质资产和公司，中美合作不仅对商业有利，对患者护理也有利”，“当我们试图思考和驾驭政治时，超越跨境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医疗保健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此外，新冠疫情证明卫生保健是全球性的问题，而非国家性的问题，也已成为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