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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ar 2018, 22:06:3603/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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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解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张跃然|2017-03-03

图片来源:电影《The Great Dictator》

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片段之一。它的兴起背后有着怎样的根源?这一问题,在我们今天面临的时代形势下,越发显出格外重要的意义。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往往用两种方式解释法西斯主义的起源。一种认为,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在进行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为了在全球市场中与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抗衡,有可能转向一种极端的政体形态来动员生产,因此走向法西斯主义。另一种解释则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爆发的表现,说明了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到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相容的地步,法西斯主义必然崩溃,顺便把资本主义一并埋葬了——这一观点在 1920 – 30 年代的欧洲共产主义组织 (尤其是第三国际) 中格外流行。

这两种解释貌似针锋相对,但根本上都是 「经济决定论」,或者说 「生产力决定论」。这种将政治现象简单归因为生产力发展程度的解释框架,不仅在概念上显得机械而缺乏美感,更与基本史实相悖——在二十世纪初,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极大,并不是都先进或都落后。

那么,马克思主义者是否还能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解释?著名政治社会学家尼科斯 – 普兰查斯 (Nicos Poulantzas) 于 1970 年出版的 《法西斯主义与专制》一书,通过分析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给出了一个极富洞见的答案。

普兰查斯希望,既能守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又能去除掉其中的经济决定论色彩。《共产党宣言》 的那句名言 ——「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成了他分析框架的出发点。在普兰查斯看来,一个社会的经济形态和生产力水平当然是重要的,但它们并不能直接决定历史发展的进程,而是创造出了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各个阶级。

历史发展的进程,取决于各个阶级在政治舞台和意识形态场域的斗争结果。阶级斗争的过程虽然被经济结构所影响,但本质上有着独立的政治逻辑。因此,普兰查斯认为,要解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就要回到德国和意大利的阶级斗争过程,仔细考察各个阶级的政治状态。

法西斯主义,根本上源自于阶级斗争所导致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危机。

法西斯主义的时代背景

要解释阶级斗争过程怎样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首先需要明确德、意两国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全球性时代背景之中。这一时代背景,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向帝国主义形态的过渡。

用列宁的话说,作为 「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代表着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一方面,在发达国家内部,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集中,自由竞争式资本主义势必让位于垄断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本国的垄断资本想要继续壮大,需要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有利位置,保证稳定的原材料供应和产品市场,这使得海外殖民主义扩张成为必然。

而普兰查斯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发展的过程中,势必需要一种新的国家形态:国家需要转变角色和组织方式,使自身能够满足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因此,资本主义国家逐渐从 「自由放任式国家」 向 「积极干预式国家」 转型,国家的主导权逐渐从议会向官僚国家机器转移。

这种转变当然不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其背后的推动力量依然是阶级斗争:大型垄断资产阶级需要攻克中等资产阶级的政治抵抗,才能成功转变国家形态,从政治上加速中等资本家的灭亡。

因此,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背后是 「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型」 的大背景,也体现了这个过程中的一般趋势和内在矛盾。

但是,在欧洲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向帝国主义转型的过程中,为何偏偏是德国和意大利倒向了法西斯主义?这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在走向帝国主义阶段的同时,都面临着同一个悖论: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不匹配。

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虽然开始得晚,但速度很快,在二十世纪初期,德国已跃升为生产力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资产阶级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毋庸置疑。然而,德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强势与其在政治上的弱势形成鲜明对比。出于对工人阶级的忌惮,德国资产阶级并未主导民主革命的进程;恰恰相反,德国的民主化和统一是由俾斯麦领导的国家政权自上而下推动的。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不得不受制于地主阶级的强大政治影响力。政治弱势的资产阶级,无法有效掌控国家机器、使其为自身的经济利益服务。

意大利的局面恰恰相反。二十世纪初期,意大利的工业化进程极度滞后,虽然金融资本已经崛起,但因为工业资本主义不发达,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一大部分依然是停留在封建生产方式的农业。然而,意大利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弱势与其在政治上的强势形成鲜明对比。资产阶级抓住了底层民粹主义运动提供的机会,主导了民主化和统一进程,最终掌握国家的政治主导权。然而,为了安抚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承诺不进行任何农业改革。这样一来,意大利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的经济差距变得越来越大。

资产阶级与法西斯主义

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形态过渡的进程,也就是垄断资产阶级崛起的过程。由于德国和意大利的特殊局势,垄断资产阶级的崛起严重地激化了各个统治阶级之间、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首先,垄断资产阶级的崛起与地主阶级的利益产生深刻冲突。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希望破除地主阶级的政治主导权,使得国家权力真正服务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在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希望能撤回之前对地主阶级做出的妥协,真正开启农业资本化改革。

其次,垄断资产阶级的崛起,严重威胁了中等资产阶级的生存。一旦垄断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施行一系列服务于垄断资本发展的政策,那么中等资本难逃被兼并、淘汰的命运。因此,中等资产阶级尝试从政治上压制垄断资产阶级的发展。为了实现这种压制,中等资产阶级选择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奉行 「阶级和解」 路线,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权益,以共同对抗垄断资本。

这种 「阶级和解」 路线,自然是垄断资产阶级所无法接受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将对于工人阶级的剥削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强度上、废除工人阶级已经取得的权益。对工人阶级的不同立场,也进一步激化了垄断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矛盾。

换句话说,正在崛起中的垄断资产阶级,希望在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全面建立领导权,但遭到了其他统治阶级 —— 尤其是中等资产阶级 —— 的激烈抵抗。统治阶级之间矛盾的激化,造成巨大的政治危机。

这一政治危机有两种具体的表现。

一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危机。由于德国和意大利的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建立过全面的领导权,因此他们也未能在各自国家建构一种纯粹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他们所奉行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封建意识形态残余、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各元素的奇怪混合体。而崛起中的垄断资产阶级,则试图用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取而代之,招致其他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代言人的强烈反对。这样一来,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陷入彻底的混乱。

二是政党组织层面的危机。在争夺政治主导权的过程中,各个统治阶级越来越与原先代表各自阶级利益的传统政党脱节。无论是垄断资产阶级还是中等资产阶级,越来越倾向于绕过政党、通过更加直接的组织形式来干预国家权力的运行。私下的政治网络开始潜滋暗长。私人武装组织和游说组织纷纷涌现。传统政党和议会无法有效组织、表达各个统治阶级的诉求,变得越发形同虚设。

这便为法西斯政党的崛起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当法西斯主义在小资产阶级当中建立起广泛的群众基础、成为颇有声势的群众运动之后,垄断资产阶级迅速察觉到,由于法西斯政党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底色,可以将它作为有力的政治工具,达到击溃其他统治阶级、建立自身政治主导权的目的。垄断资产阶级开始或明或暗地支持法西斯政党,帮助其一步步走上政治舞台。原本代表其他统治阶级利益的传统政党,在失去了原来的阶级基础之后,根本不堪一击,最终被法西斯政党击溃。

换句话说,崛起中的法西斯政党,为垄断资产阶级充当了政治打手,帮助垄断资产阶级实现了他们的政治诉求——一方面取代地主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独享政治领导权;另一方面大大强化了对工人阶级的镇压和剥削。

法西斯政权的建立,意味着国家形态彻底转变为 「积极干预式国家」,从根本上服务于垄断资本主义的整体利益。然而,法西斯政权为了巩固自身,同样需要安抚其他阶级,因此在具体的议题上,完全可能违背垄断资产阶级的意愿,向其他阶级做出妥协。

然而,还有一些问题困扰着我们:为什么法西斯主义一开始能在小资产阶级中间发展成蔚为壮观的群众运动呢?为什么工人阶级没能有效地反抗法西斯主义呢?普兰查斯进一步分析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扮演的历史角色。

小资产阶级与法西斯主义

在分析小资产阶级与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关系之前,普兰查斯先对 「小资产阶级究竟是什么人」 这一问题进行了说明。

在普兰查斯看来,抛开农村不谈的话,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是由在经济生产关系中占据完全不同位置的两群人组成的:一是自己占有生产资料的小规模手工业生产者和商业个体户,二是不进行体力生产劳动、从事文职工作、拿固定薪水的雇员。

这两类人虽然在经济生产领域没有任何共性,但他们在生产关系中占据的不同位置却给了他们相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他们一方面对资产阶级羡慕嫉妒恨,一方面害怕无产阶级革命夺走他们掌握的那一点点经济特权。因此,他们希望在资本主义的现有框架下进行改良,希望通过收入的二次分配达到他们眼中的 「公正」、而不是搞生产资料公有制,希望增加社会流动性使自己有成为资产阶级的机会、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阶级结构。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国家权力应该是客观中立地、高高在上地调和各阶级之间的矛盾以达到社会和谐,并认为自己是这种中立的国家立场的代言人。

普兰查斯顺便指出,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分析,充分说明了非经济因素在阶级分析中的重要角色。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的统一、而不是经济状况的统一,才是小资产阶级作为一股独立政治力量的存在基础。

在法西斯政党出现之前,德国和意大利的小资产阶级还不具备作为一股独立的力量走上政治舞台的能力,只能寄希望于代表各个统治阶级的传统政党能 「顺便」 代表一部分自己的利益。然而,随着统治阶级之间矛盾的激化,各个统治阶级开始抛弃他们原先的政党,这大大摧毁了传统政党的动员能力和影响力,使得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沦为一种 「无家可归」 的状态。

与此同时,在垄断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中,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遭到严重损害,其中的相当一部分被逼到了无产化的边缘。

小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双重困境,为法西斯主义动员小资产阶级提供了绝佳的条件。正如之前提到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法西斯主义,源自于随着垄断资产阶级兴起而出现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但它在传播过程中,又结合了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元素:本土排外主义、国家权力崇拜、对资产阶级财富积累过多的不满、对经济再分配的渴望。

意识形态动员的成功,使得法西斯主义受到小资产阶级的热烈欢迎。换句话说,在最初诞生之时,法西斯主义的面目是一场植根于小资产阶级的群众运动。借由法西斯政党,小资产阶级第一次作为一股独立的力量走上政治舞台。而法西斯政党,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短期经济利益。

然而,在垄断资产阶级将法西斯政党成功收编,把法西斯政党变成打击其他统治阶级、夺取政治领导权的工具之后,法西斯政党就彻底抛弃了对小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代表。尤其是在法西斯政权确立之后,国家从根本上服务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利益受损最大的就是小资产阶级。

但小资产阶级对法西斯政党和法西斯政权的支持却从始至终热情不减。这充分说明,经济利益不仅不是决定一个阶级政治立场的唯一因素,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连主要因素都不是。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对小资产阶级的强大吸引力,以及法西斯政党在组织结构中对小资产阶级成员的吸纳,使得小资产阶级坚信法西斯政党代表自身的利益。

工人阶级与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兴起之前的德国和意大利,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遭受了一系列惨痛的失败。1918 – 1919 德国革命期间,希望建立无产阶级苏维埃政权的斯巴达克同盟 (德国共产党的前身) 发动一波起义浪潮,最终被社会民主党政府血腥镇压。1920 年,以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为目标的意大利工厂占领运动同样遭到镇压,彻底失败。

在这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德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尝试组织了一系列罢工和暴力抗争,但几乎全部以失败告终。工人阶级的动员基础随之迅速恶化:工会成员规模急剧下降、共产党的影响力不断式微、工人运动的抗争诉求从政治场域 (夺取政权) 转向经济场域 (追求经济与劳动权益)。

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被一种强大的政治无力感笼罩。不过,工人阶级在之前一波波斗争中赢得的政治经济权益依然得以保全,掌握国家权力的中等资产阶级也愿意通过妥协路线来联合工人阶级、共同对抗垄断资产阶级。

但是,垄断资产阶级借助法西斯政党的力量,对工人阶级发起了最后的猛攻,以彻底夺走工人阶级手中硕果仅存的政治经济权益。法西斯政党一方面武力破坏工人阶级的组织,另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手段瓦解工人阶级的抵抗意识。

面对法西斯政党的进攻,工人阶级为何没能发起有效的抵抗?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工人阶级政治运动遭遇一系列惨痛失败之后,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危机随之而来: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号召力大大下降。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的梦想破灭后,各种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其浪漫主义、感伤主义的反资产阶级元素而受到一部分工人阶级的欢迎。而法西斯主义在动员过程中,充分嫁接上了这些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元素,取得了一部分工人阶级支持。另一方面, 随着夺取政权的尝试失败,许多工人阶级开始认同社会民主改良主义,希望在民主和法治框架内,以阶级协商的方式争取利益,因此转而支持社会民主党。

奉行社会民主改良主义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意大利社会党)虽然坐拥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支持,但根本无法阻挡法西斯政党的攻势。他们信奉阶级合作和妥协,支持渐进改良,希冀通过已有的议会制度和法律框架调和政治冲突。面对法西斯政党的兴起,他们希望在议会政治的框架内与其进行磋商,丝毫没想过通过制度外的手段对法西斯政党进行反击。这一路线的结果就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眼睁睁地看着法西斯政党的崛起而什么都没有做,直到被夺取政权的法西斯政党以一纸禁令解散。

而另一边,遭受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失败之后的德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组织动员能力被严重破坏,工人阶级支持者也不断流失。而更糟糕的是,相当一部分共产党人以一种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的心态看待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他们将社会民主党人视作历史发展的主要障碍,乐于见到社会民主党被法西斯政党消灭;而他们又天真地相信,法西斯政党一定不会长久,只需要等到法西斯政党不可避免地崩溃,无产阶级就可以顺势夺取政权。这样的判断,使得德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在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最初几年里采取了一种近似于绥靖主义的态度。

当共产党人意识到政治形势的真正走向时,他们终于扛起了反法西斯主义的大旗,开展了一系列反法西斯主义武力抗争,但为时已经太晚。不过,无论怎样,在法西斯主义兴起的过程中,共产党人是唯一进行过坚定反击的政治力量。他们不屈不挠的抵抗行动以及最终的惨烈失败,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

普兰查斯告诉我们,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够兴起,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 – 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大背景下,德国和意大利的各个阶级之间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不平衡状态,从而决定了一条灾难性的阶级斗争轨迹。它并非某一个阶级独自导致的结果,而是各阶级在互动过程中不知不觉养育的怪胎。

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小资产阶级最先陷入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困境,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是小资产阶级对自身困境的反应。而这股力量在初具规模之后,被垄断资产阶级发现、支持、利用,成为垄断资产阶级争夺政治经济领导权的武器。小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潜在的利益冲突和张力,贯穿法西斯主义崛起和巩固的全过程,成为法西斯政权中主要的不稳定因素。

而在法西斯主义崛起的过程中,工人阶级一直被一系列重大政治失败的创伤所笼罩,力量严重弱化,士气极其低落。动员能力的剧烈衰退和对于形势的判断失误,使得工人阶级无法有力地发起反抗。

在这段历史中我们看到,阶级斗争的路线和结果并不是被生产力发展水平所直接决定的,而是有着独立的逻辑。在这一逻辑中,两个因素——政党和意识形态——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代表各个统治阶级的传统政党的崩溃、社会民主党的保守妥协、共产党的动员能力下降和错误的策略,为法西斯政党铺平了走向政治舞台、夺取国家权力的道路。而统治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对小资产阶级的高度吸引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工人阶级的号召力消退,深刻地影响了各阶级在政治危机面前的选择。

虽然普兰查斯没有对农民各阶级在法西斯主义崛起过程中的作用进行系统、充分地考察,虽然他的某些具体论断被后来的法西斯主义研究者证实是与史实不符,但他所建立的整个理论框架,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脉络上一种极为重要的探索:如何让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在坚守其基本分析原则的同时,又能在不断解释经验现实的过程中焕发新的活力?

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从罗莎 – 卢森堡、列宁、托洛茨基到葛兰西,在试图解决他们那个时代所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时,都表现出这样一种分析倾向:拒斥生产力决定论,关注具体的阶级斗争状况,强调政党和意识形态的作用——简而言之,将 「政治」 带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当中。

而这,也是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面对今天的政治现实时,必须继续完成的使命。

参考文献

  • Poulantzas, Nicos.Fascism and Dictatorship: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and the problem of Fascism.New Left Books,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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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ar 2018, 04:55:3404/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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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ld Trump
Jim Watson / AFP/Getty Image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participates in a roundtable with women small business owners at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DC, March 27, 2017.

President Donald Trump participates in a roundtable with women small business owners at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DC, March 27, 2017.

(Jim Watson / AFP/Getty Images)
Bella DePauloSpecial to the Washington Post

I spent the first two decades of my career as a social scientist studying liars and their lies. I thought I had developed a sense of what to expect from them. Then along came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is lies are both more frequent and more malicious than ordinary people's.

In research beginning in the mid-1990s, when I was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my colleagues and I asked 77 college students and 70 people from the nearby community to keep diaries of all the lies they told every day for a week. They handed them in to us with no names attached. We calculated participants' rates of lying and categorized each lie as either self-serving (told to advantage the liar or protect the liar from embarrassment, blame or other undesired outcomes) or kind (told to advantage, flatter or protect someone else).

At The Washington Post, the Fact Checker feature has been tracking every false and misleading claim and flip-flop made by Trump this year. The inclusion of misleading statements and flip-flop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definition of lying my colleagues and I gave to our participants: "A lie occurs any time you intentionally try to mislead someone." In the case of Trump's claims, though, it is possible to ascertain only whether they were false or misleading, and not what the president's intentions were.

I categorized the most recent 400 lies that The Post had documented through mid-November in the same way my colleagues and I had categorized the lies of the participants in our study.

The college students in our research told an average of two lies a day, and the community members told one. (A more recent study of the lies 1,000 U. S. adults told in the previous 24 hours found that people told an average of 1.65 lies per day; the authors noted that 60 percent of the participants said they told no lies at all, while the top 5 percent of liars told nearly half of all the falsehoods in the study.) The most prolific liar among the students told an average of 6.6 lies a day. The biggest liar in the community sample told 4.3 lies in an average day.

In Trump's first 298 days in office, however, he made 1,628 false or misleading claims or flip-flops, by The Post's tally. That's about six per day, far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rate in our studies. And of course, reporters have access to only a subset of Trump's false statements — the ones he makes publicly — so unless he never stretches the truth in private, his actual rate of lying is almost certainly higher.

That rate has been accelerating. Starting in early October, The Post's tracking showed that Trump told a remarkable nine lies a day, outpacing even the biggest liars in our research.

But the flood of deceit isn't the most surprising finding about Trump.

Both the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community members in our study served their own interests with their lies more often than other people's interests. They told lies to try to advantage themselves in the workplace, the marketplace, their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just about every other domain of everyday life. For example, a salesperson told a customer that the jeans she was trying on were not too tight, so she could make the sale. The participants also lied to protect themselves psychologically: One college student told a classmate that he wasn't worried about his grades, so the classmate wouldn't think he was stupid.

Less often, the participants lied in kind ways, to help other people get what they wanted, look or feel better, or to spare them from embarrassment or blame. For example, a son told his mother he didn't mind taking her shopping, and a woman took sides with a friend who was divorcing, even though she thought her friend was at fault, too.

About half the lies the participants told were self-serving (46 percent for the college students, 57 percent for the community members), compared with about a quarter that were kind (26 percent for the students, 24 percent for the community members). Other lies did not fit either category; they included, for instance, lies told to entertain or to keep conversations running smoothly.

One category of lies was so small that when we reported the results, we just tucked them into a footnote. Those were cruel lies, told to hurt or disparage others. For example, one person told a co-worker that the boss wanted to see him when he really didn't, "so he'd look like a fool." Just 0.8 percent of the lies told by the college students and 2.4 percent of the lies told by the community members were mean-spirited.

My colleagues and I found it easy to code each of our participants' lies into just one category. This was not the case for Trump. Close to a quarter of his false statements (24 percent) served several purposes simultaneously.

Nearly two-thirds of Trump's lies (65 percent) were self-serving. Examples included: "They're big tax cuts — the biggest cuts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actually" and, about the people who came to see him on a presidential visit to Vietnam last month: "They were really lined up in the streets by the tens of thousands."

Slightly less than 10 percent of Trump's lies were kind ones, told to advantage, flatter or protect someone else. An example was his statement on Twitter that "it is a 'miracle' how fast the Las Vegas Metropolitan Police were able to find the demented shooter and stop him from even more killing!" In the broadest sense, it is possible to interpret every lie as ultimately self-serving, but I tried to stick to how statements appeared on the surface.

Trump told 6.6 times as many self-serving lies as kind ones. That's a much higher ratio than we found for our study participants, who told about double the number of self-centered lies compared with kind ones.

The most stunning way Trump's lies differed from our participants', though, was in their cruelty. An astonishing 50 percent of Trump's lies were hurtful or disparaging. For example, he proclaimed that John Brennan, James Clapper and James Comey, all career intelligence or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were "political hacks." He said that "the Sloppy Michael Moore Show on Broadway was a TOTAL BOMB and was forced to close." He insisted that other "countries, they don't put their finest in the lottery system. They put people probably in many cases that they don't want." And he claimed that "Ralph Northam, who is running for Governor of Virginia, is fighting for the violent MS-13 killer gangs & sanctuary cities."

The Trump lies that could not be coded into just one category were typically told both to belittle others and enhance himself. For example: "Senator Bob Corker 'begged' me to endorse him for reelection in Tennessee. I said 'NO' and he dropped out (said he could not win without my endorsement)."

The sheer frequency of Trump's lies appears to be having an effect, and it may not be the one he is going for. A Politico/Morning Consult poll from late October showed that only 35 percent of voters believed that Trump was honest, while 51 percent said he was not honest. (The others said they didn't know or had no opinion.) Results of a Quinnipiac University poll from November were similar: Thirty-seven percent of voters thought Trump was honest, compared with 58 percent who thought he was not.

For fewer than 40 percent of American voters to see the president as honest is truly remarkable. Most humans, most of the time, believe other people. That's our default setting. Usually, we need a reason to disbelieve.

Research on the detection of deception consistently documents this "truth bias." In the typical study, participants observe people making statements and are asked to indicate, each time, whether they think the person is lying or telling the truth. Measuring whether people believe others should be difficult to do accurately, because simply asking the question disrupts the tendency to assume that other people are telling the truth. It gives participants a reason to wonder. And yet, in our statistical summary of more than 200 studies, Charles F. Bond Jr. and I found that participants still believed other people more often than they should have — 58 percent of the time in studies in which only half of the statements were truthful. People are biased toward believing others, even in studies in which they are told explicitly that only half of the statements they will be judging are truths.

By telling so many lies, and so many that are mean-spirited, Trump is violating some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norms of human social interaction and human decency. Many of the rest of us, in turn, have abandoned a norm of our own — we no longer give Trump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that we usually give so readily.

Washington Post

Bella DePaulo is the author of "How We Live Now: Redefining Home and Family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Singled Out: How Singles Are Stereotyped, Stigmatized, and Ignored, and Still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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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ar 2018, 08:26:0004/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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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這十部精神病電影,整個人都精神了


看完這十部精神病電影,整個人都精神了




2017-02-26 由 拾條 發表于娛樂

近期武漢的一起惡性治安事件引發人們的廣泛擔憂。據報導,這次治安事件的當事人曾被當地民政部門鑑定為「精神殘疾二級」。對此,有媒體人認為,為公眾安全計,這類精神病患者就該都被關起來強制治療。這樣的觀點對不對呢?小編對此並不關心!。。給大家介紹幾個電影中的精神病,自己品味吧。

十、 《美國精神病人》

豆瓣評分7.7

派屈克·貝特曼(克里斯蒂安·貝爾 Christian Bale 飾)是華爾街的驕子,炙手可熱的股票經紀人,英俊迷人,談吐風趣幽默,年輕有為的他每天給自己的 客戶們賺進無數的美元。可當夜幕降臨時,黑暗的無邊恐怖喚醒了貝特曼雙重性格中的另一面。他將一個個獵物綁架到他的豪華公寓,一點一點折磨,看著鮮血慢慢湧出,獵物痛苦地死去,一種莫名的快感襲擊著他。他身份使得調查這一系列罪案的警官從未把他列為嫌疑對象,而另外一名同樣嗜血的殺人狂卻想作下一件更為血腥的案子,成為真正的殺手之王。貝特曼的雙重性格讓他終日忙碌。

...

精神病類型:人格分裂
就是一個人的內心腦海中,同時住了好幾個不同的人格性格,切換的時候人格和人格之間彼此可能壓根不知道別的人格存在。

九、《飛行家》

豆瓣評分7.9

本片根據Howard Hughes的生平改編,講述航空天才大亨的一生,推薦原因,好像應驗了上進青年熱愛當強迫症患者的理論,有強迫症的人,對於專業跟細節的追求,簡直變態!可人家最後....因連續工作、吸食毒品而精神錯亂,電影畫面很美,但也真的很神經病。

...

精神病類型:強迫症

強迫症(OCD)屬於焦慮障礙的一種類型,是一組以強迫思維和強迫行為為主要臨床表現的神經精神疾病,其特點為有意識的強迫和反強迫並存,一些毫無意義、甚至違背自己意願的想法或衝動反反覆復侵入患者的日常生活。患者雖體驗到這些想法或衝動是來源於自身,極力抵抗,但始終無法控制,二者強烈的衝突使其感到巨大的焦慮和痛苦,影響學習工作、人際交往甚至生活起居。

八、 《發條橙》

豆瓣評分8.4

《發條橙》是美國導演斯坦利·庫布里克所執導的一部相當引人爭議的電影,也被認為是電影史上最重要的電影之一。「發條橙(A clockwork orange)」一詞在英國倫敦地區俚語中用來形容奇怪的東西。小說作者取名如此的原意是——「它標誌著把機械論道德觀應用到甘甜多汁的活的機體上去」。

Alex(馬爾科姆•麥克道爾 飾)是一位無惡不作的少年,他的特殊喜好是邊聽貝多芬的交響曲邊姦淫女性,某次他進入一所別墅搶劫一番後,打殘了該別墅的主人,並用特殊喜好蹂躪了其妻子。後來因為殺了一名單身女子,Alex入獄並接受了特殊的人格治療,出獄後,他對淫樂之事產生徹底的厭倦。回到社會後的Alex發現已經沒有他的位置,並在社會上受到欺凌,最後在小說家復仇等種種問題中,Alex又恢復了暴力和性的熾熱。

...

精神病類型:人格分裂

七、《黑天鵝》

豆瓣評分8.5

不要被這部片子裡,滿滿的大牌好萊塢女演員給迷惑了,高顏值不是重點阿!芭蕾舞裙也不是重點,重點在片子當中各種的小細節,一個給予自己極大壓力的芭蕾舞伶,從白天鵝變身黑天鵝的掙扎過程,整部片當中埋了很多的隱喻,不看到最後真的搞不懂到底什麼是現實,每看一次都有新的一層體認。

...

精神病類型:人格分裂

六、《雨人》

豆瓣評分:8.6

相當經典的自閉症主題電影,這類電影一貫的溫馨家庭情感路線,強調自閉症患者高記憶力甚至是高智商高想像力的光環,講述喪父的壞兒子為了騙取傻兒子繼承的遺產,接近自閉症哥哥,最後在純真的手足之情當中,找回真善美的正能量故事。

...

精神病類型:自閉症
兒童孤獨症是廣泛性發育障礙的一種亞型,以男性多見,起病於嬰幼兒期,主要表現為不同程度的言語發育障礙、人際交往障礙、興趣狹窄和行為方式刻板。約有3/4的患者伴有明顯的精神發育遲滯,部分患兒在一般性智力落後的背景下某方面具有較好的能力。

五、《禁閉島》

豆瓣評分8.6

1954年,聯邦警官泰迪(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 Leonardo DiCaprio 飾)和搭檔查克(馬克·魯弗洛 Mark Ruffalo 飾)乘船來到波士頓附近的禁閉島精神病犯監獄調查一樁離奇失蹤案。手刃親生骨肉的女犯蕾切爾(艾米莉·莫迪默 Emily Mortimer 飾)從戒備森嚴的牢室神秘逃脫,藏匿於孤島深處。泰迪懷疑監獄的主治精神病醫師約翰·考利(本·金斯利 Ben Kingsley 飾)有意隱瞞內情,並向查克透露他上島的真實目的其實是尋找當年縱火燒死他妻子德洛麗絲(米歇爾·威廉士 Michelle Williams 飾)的管理員,並揭露美國政府利用精神病犯人進行人體科學實驗的罪行。但隨著調查的逐漸深入,真相卻變得越來越撲朔迷離……

...

精神病類型:人格分裂+精神分裂

四、 《沉默的羔羊》

豆瓣評分8.7

漢尼拔(安東尼·霍普金斯 飾)是一名精神病專家。他是智商極高,思維敏捷並有些精神變態的中年男子。他有著食人肉的恐怖嗜好。他沉著、冷靜、知識淵博而又足智多謀。警方雖然將他關在重精神病人的牢獄中,卻仍然不得不承認他超出常人的精神病學識,在協助水牛比爾殺人案之後他利用兩名警員給他送晚餐的機會成功逃離了監獄。其中,漢尼拔博士饞肉時候的呲呲呲的聲音簡直就像響尾蛇一樣的驚悚。安東尼·霍普金斯在該片只出現了16分鐘,成為獲得奧斯卡最佳男演員獎的最簡短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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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類型:反社會型人格障礙

三、《驚魂記》

豆瓣評分8.8

經典到不能在經典,一部明明是黑白片,還是1960年的老片子,莫名其妙55年後,依然可以把一票平常看多了重口味電影的年輕人嚇得哇哇叫,既然是驚悚片,那就別劇透太多了,只能說...扭曲黑暗的人性,比妖魔鬼怪更加令人毛骨悚然,此片還扯到了男權女權家庭教育影響,希區柯克的電影一如既往的充滿令人玩味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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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類型:人格分裂

二、《美麗心靈》

豆瓣評分8.9

本片是關於20世紀偉大數學家小約翰•福布斯-納什的人物傳記片。 小約翰•福布斯-納什(拉塞爾•克勞)在念研究生時,便發表了著名的博弈理論,該理論雖只有短短26頁,卻在經濟、軍事等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就在小約翰•福布斯-納什蜚聲國際時,他的出眾直覺因為精神分裂症受到困擾,然而這並沒阻止他向學術上的最高層進軍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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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類型: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是一組病因未明的重性精神病,多在青壯年緩慢或亞急性起病,臨床上往往表現為症狀各異的綜合徵,涉及感知覺、思維、情感和行為等多方面的障礙以及精神活動的不協調。患者一般意識清楚,智能基本正常,但部分患者在疾病過程中會出現認知功能的損害。說白話就是:看到不存在的人,聽到不存在的聲音,記得不存在的事情......

一、《搏擊俱樂部》

豆瓣評分9.0

傑克(愛德華•諾頓 飾)是一個大汽車公司的職員,患有嚴重的失眠症,對周圍的一切充滿危機和憎恨。 一個偶然的機會,傑克遇上了賣肥皂的商人泰勒(布拉德•皮特),一個渾身充滿叛逆、殘酷和暴烈的痞子英雄,並因為自己公寓失火而住進了泰勒破舊不堪的家中。兩人因緣際會地成為了好朋友,並創立了「搏擊俱樂部」:一個讓人們不戴護具而徒手搏擊,宗旨在於發泄情緒的地下組織。
俱樂部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全國性的地下組織,而泰勒也以自己個人的魅力,吸引著那些盲目的信徒。俱樂部的成員們到處滋事打架、大肆破壞,泰勒本人的行為也越來越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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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類型: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是一組病因未明的重性精神病,多在青壯年緩慢或亞急性起病,臨床上往往表現為症狀各異的綜合徵,涉及感知覺、思維、情感和行為等多方面的障礙以及精神活動的不協調。患者一般意識清楚,智能基本正常,但部分患者在疾病過程中會出現認知功能的損害。

有句話說的好,也許瘋的不是我們,可能是這個世界。管他真瘋假瘋,你瘋我瘋,還是一起好好看電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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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entertainment/vmp3pv2.html#.WocPOpSBuOs.facebook

Fred chiu

da leggere,
5 mar 2018, 14:36:3805/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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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疲憊 文明倒退?(文:許寶強) (09:00)

圖1之1

中共最近建議修憲,刪除國家主席及副主席任期限制,引出復辟帝制、終身獨裁的猜想和議論。公共輿論反映的一個主要憂慮,是擔心中國將陷進一次政治甚至文明大倒退。其實類似擔憂也見於當代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在俄國的普京、土耳其的埃爾多安、匈牙利的奧班、波蘭的杜達、美國的特朗普、菲律賓的杜特爾特等上台後。一位已故社會學者曾於上世紀末預言,21世紀將變成一個「專制威權的世紀」(century of authoritarianism)。回看世界各地近10多年發展,這預言的「表面證據」似乎成立。

向自由民主說不

德國Suhrkamp Verlag出版社編輯Heinrich Geiselberger,去年編輯出版了一本題為《大倒退》(The Great Regression, NY: Polity)的文集,邀請來自歐美的學者和評論員分析在全球化及新自由主義陷入危機的社會脈絡下,以情感主導的民粹政治如何乘時興起,而歐美自由民主政體和多元文化社會又如何不斷受到衝擊以至面臨解體。

文集第一篇文章是人類學者Arjun Appadurai的〈民主疲憊〉(Democracy fatigue),探討全球逐步離棄自由民主、投向民粹專政的當代趨勢。作者提出的核心問題是:為何從領袖到民眾都厭惡自由民主價值與體制?政治領袖貶抑自由民主,不難理解,因為多元紛雜的聲音、漫長的商議討論往往被認為會拖慢施政效率,掌權者自然嫌它阻手礙腳;而民眾不喜歡自由民主的原因則源自瀰漫於當代社會的焦慮、憤怒及妒恨等集體情緒。

「民主疲憊」現象在上世紀20和30年代也曾出現。正如已故歷史學者Eric Hobsbawm於《極端的年代》指出,20世紀初的歐洲見證了自由民主政體逐步走向衰敗,主要原因是自由民主政體所建基的4個必須條件——包括社會已建立根深柢固的自由民主共識、不同選民及社群之間願意共融商議、相對豐裕的經濟狀况、不需政府扮演積極主動的管治角色——於兩次世界大戰間相繼消失,造成法西斯和納粹等極權興起。

然而Appadurai認為,與上世紀不盡相同,當代民主退潮體現了3種新的社會脈絡,包括(1)互聯網及社交媒體興起和普及,製造出一圈圈同溫層,讓民眾愈來愈習慣於不需與不同政治立場社群商議討論,樂於活在同聲同氣的集體氛圍,建立一種與尊重多元差異背道而馳的虛幻公共領域;(2)經歷了三數十年全球化洗禮,一國之內的「經濟主權」正逐漸消失,政權愈來愈無能於回應及解決國內民眾面對的經濟風險、問題和焦慮,於是傾向轉移視線,將社會矛盾外化,縱容甚至鼓吹仇外、反移民、種族歧視、不容忍小眾、宗教極端主義,嘗試建立一種「文化主權」以置換喪失中的「經濟主權」,掩蓋了當代新自由經濟與權貴資本、專政統治合謀的底蘊;(3)伴隨全球化擴散的,是建基於歐美自由主義的人權意識形態為世界各地移民提供了一種最低保障,亦促成了近年困擾歐美國家的移民潮出現。

Appadurai進一步指出這3個新出現的社會條件,再加上全球經濟不平等擴大、社會福利倒退、金融化及伴隨而至的對經濟風險增加的焦慮,令我們對緩慢的民主商議、公平合理的程序等自由民主制度的支柱愈來愈失去耐性,同時對多元異聲不再容忍,最終投向民粹、專制甚至極權懷抱。

這富有洞見的分析有助我們理解當代正走上離棄自由民主之路的國家,其政治領袖由於無法控制國家「經濟主權」、實質解決民眾生活問題,往往只能借助排外及高舉白人至上種族主義,同時打壓國內文化小眾、異議聲音、平等多元價值,鼓勵宗教極端主義、性別歧視等方式,嘗試轉移視線;民眾方面則以選票或其他方式提出他們的不滿。票投專制強人或反民主政客的各地選民,主要表達的是對既有代議政制並未能照顧其利益和明白其情感的厭倦。

循此角度我們不難理解,特朗普最近倡議的進口關稅其實很可能只是中期選舉臨近的一種政治姿態。很難相信全球經濟已變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况下,美國政商領袖會容許全面的國際貿易戰。同樣道理,我們也不應期望失去「經濟主權」後的香港財政預算案,能夠提出方法認真而系統地回應、長期而全面地解決本地民眾生活訴求。因此為什麼最新財政預算案一出,招惹最多的回應竟是全民報考免費DSE(中學文憑試)及全民派錢(或回水)等建議。這些民間聲音自然不一定是深思熟慮的反響,更多的是一種不滿或憤怒的情緒投注。這大概也適用於分析為何仍有不少選民願意把手中選票投給反自由民主的建制派——以釋法DQ(取消資格)、修改議事規則禁止或打擊仔細質詢、司法覆核、拉布等維護程序公義、多元異聲的民主體制的政治力量。

告別「文明」的情感政治

《大倒退》中另外兩篇文章補充了有關民眾的情緒政治的分析。一篇是剛離世不久的社會學者鮑曼(Zygmunt Bauman)遺作,他借用了Umberto Eco的觀察指出當代民眾之不能容忍他者,建基的是一種對「未知」(unknown)的恐懼情緒。這種情感最危險之處是它並非依據任何明確的教條(或意識形態),而是衍生自一種存活於不確定年代的情感狀態,一種由政權不斷放棄其對國民生活和未來的責任(例如我們的財政預算案)而造成的前途未卜焦慮,並被轉化為仇外憤怒情緒、妒恨政治,造就互相不信任的社會氛圍。與Appadurai相似,鮑曼的分析也建基於全球化下一國之界限的逐漸失守,因此援用過去依據民族國家框架所衍生的政策工具,希望能回應新的文化、經濟的跨界聯繫及其產生的後果,只是緣木求魚。

另一篇題為「Decivilization: On regressive tendencies in Western societies」的文章,作者Oliver Nachtwey點出當代社會出現愈來愈多的建基於仇恨和報復的暴力,民眾已不再忌憚於直白表露各種過去被「文明」監控的情感,例如妒恨、憤怒。如果「現代文明」的根本,如佛洛伊德所說在於人類對自身七情六慾的規限、控制和管理,而壓抑自由民主的專制及伴隨而至的暴力則是反「文明」的標記,那麼近年湧現的經濟掠奪、赤裸仇外、欺凌小眾、濫用法律等政經暴力或可被視作「文明的倒退」。

面對這全球性的「文明危機」,《大倒退》的3位作者均嘗試思考可能的出路。Appadurai看到全球化在催生仇恨暴力的同時也打開了容讓民間跨界聯繫、作社會自救的窗口,從中我們可探討一種由下而上的全球化方向;呼應Appadurai的思路,Nachtwey強調在傳統社區消失、國家政權失效、社會福利解體的全球脈絡下,重建各類民間組織的重要性。因為面對前景不確定、風險處處的年代,日益原子化的個體往往只能在民間社群和組織中找到願意聆聽其聲音之所,從而生長出一種能夠掌控自身、介入社會的主體意識,孕育民主與文明的價值與行為。最後鮑曼補充,要發展出能有效回應當代社會與文化危機的具體方法和措施,並非一蹴而及的事,為此我們需要一場新的文化上的革命,當中包括長期思考與計劃、冷靜腦筋、鋼鐵意志和堅強勇氣,而最重要的是擁有一個全面而認真的長遠願景及大量耐性。

這些建議對於同樣正步入民主疲憊、文明倒退時代的我們,恐怕值得認真對待。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


Fred chiu

da leggere,
8 mar 2018, 09:19:1108/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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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我所痛心的是,刘小枫身上那种中国文人的劣根性

邓晓芒:

我所痛心的是,刘小枫身上那种中国文人的劣根性




慧小田哲思学 慧小田哲思学 2017-11-28 17:37:25

作者邓晓芒|节选自《做一个有反省精神的中国人》|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7年第9期

我与刘小枫的根本分歧,我觉得是他后期说的很多话不真实,我跟他没有很多的交往。前期,我很欣赏他,特别是他跟蒋庆的那种分歧,他跟蒋庆其实也是好朋友、同窗、同门,但蒋庆后来转向国学,而且是那样的一种国学,纯粹政治化的东西,我们有时开会,他老是讽刺蒋庆。他很聪明的,一句话说出来,觉得就是我们的心里话,所以我是很欣赏他的。他早期的一些著作我也很看好,如《诗化哲学》、《拯救与逍遥》。

但到了《拯救与逍遥》,我已经开始有些不太同意了,我准备与他讨论一番的,后来没进行,主要是自己也忙,再加上他那个东西很大,要从头说起,不是一两句可以说清楚的。再后来,越来越觉得他走向另一条路了。当时,就是萌萌还在的时候,我们还是在一条战线上的,不单是交情上,而且在学术上,在思想上,还都是同道。

记得当时萌萌发起读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要求我们每人要写一篇评论,最后就我写了一篇,周国平写了一篇,他们也都答应了,但后来都没写,也是很遗憾的事。当然各人有各人的事情。所以当年其实都是朋友,刘小枫也是。

后来刘小枫有很多转向,又到基督教,基督教也可以,基督教的精神,不管他信不信宗教,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这个我不管,人家说他是文化基督徒,这没关系,只要他把基督教的精神传过来,也不错。虽然我不信基督教,但我觉得基督教的精神可以弥补中国文化中的很多东西,虽然对刘小枫的介绍有些不敢苟同,就是他那种用中国文人的心情去体会基督教的爱,这个我不太赞同。

基督教有很多种,天主教可能跟他更合拍一些,但是新教不是那么黏糊的,刘小枫是很黏糊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都还可以理解,都没有什么,而且很可爱。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他2012/2013年的国父论,当然他也有前面的铺垫,从廖平、康有为,卡尔施密特,列奥斯特劳斯,特别是施密特,这种完全政治化甚至是法西斯的东西,只讲分清敌我,不讲是非对错,这不是一个学者应该关注的事情,我觉得他有点走偏了,也可能文人的劣根性,他就带有文人气质。

文人气质在我的语汇里不是一个褒义词,中国人的劣根性在文人气质里表现的非常透彻就是这种自作多情和自以为纯洁

但是他早年我都还可以理解,也还欣赏,《拯救与逍遥》我非常欣赏,这几个概念抓得非常准,他凭感觉能抓住西方的拯救和中国的逍遥,非常准,几个字就概括了,我觉得他感觉特别准。还有他发表的一些文章,有些我都很欣赏。但他对鲁迅的那种批评,我是不能接受的。鲁迅对文人的批评恰好走出中国文人情结中的一个标志。

鲁迅是很看不起文人的,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文人,我也有同感,我对鲁迅是很认同的,但他对鲁迅没法理解,我觉得这恐怕有点问题,但是也仅仅是问题而已,这个都可以讨论的。

但是,国父论这个东西就必须认真对待了,这篇文章原来也是家琪发给我的,我接到看了以后,马上给他回了一封信,感觉这恐怕不行,这需要认真对待一下。家琪不做声,家琪有他的原则,但是我觉得在思想界,这必须要表个态,所以就花了十来天写了一篇文章。

在网上发了引起那么大的反响,我也没有想到。我知道会有反响,但没料到会有那么大的反响。因为有很多年轻人是他的粉丝,所以后来我几次采访我都反复说刘小枫很有才气的,其实我那个文章里头其实也讲到了,我说对刘小枫的这种变化我感到“痛心”,这么有才华的一个学术界标杆性人物,居然落到了为文革的这种东西去辩护,觉得太痛心了

我要思考的是这是为什么,这是归结到中国文人这种劣根性。中国有句老话“一为文人,便不足观”,就是一成为文人就没什么可说的,文人无行。所以我后来有一系列的怪论:自先秦就是“百家争宠”,中国文人的劣根性就表现在这里,百家争宠,不管你是什么观点,最终是为了争宠,以便获得权力。

中国文人,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走出这个文人情结。不要去争宠,迎合什么东西,捞一点什么话语权之类的东西,有什么意思?你还不如做点扎实的学问。但是刘小枫这个还是属于文人的范畴。

当然,我也有文人的一面,但我超出了文人的范畴,我用哲学超出了文人。刘小枫是喜欢哲学的,他也文人,当年是文艺青年,他至今还是文学青年,你让他讲哲学,他是讲不了的。所以我说他关心政治哲学,完全走错门了,不应该关心政治学,你去搞基督教都可以,你搞文学比较什么都可以,你不要涉及政治,也不要涉及哲学。你要搞政治,你的心太软;你要涉及哲学你必须要有长期的训练;你谈学理,你必须得有学理上的训练,这个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所以这方面,我觉得他完全是搞错了。他突然关心起政治来了。当然他本来可能就有这个情结,研究什么施密特、尼采,权力意志都包含有这个,文人“学而优则仕”嘛。

但是你不要直接的去跟政治挂钩,你谈一谈别的都可以,你谈孙中山、毛泽东做啥,不是你谈的,你守住你的那一块地,是很好的学问家,也是很好的思想家,他有思想的,《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的真》、《沉重的肉身》,这些书名都很好的,都非常有意义,大有深意的,我都很欣赏他,不管他里面写的什么,我可以不同意他,但就这题目,抓住问题了。

还有,我信批判主义,首先就是自我批判,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以为我是文革式的大批判,尽批判别人,不批判自己,这是误解。每个中国人,中国的文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应该从自我批判开始,来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这是我对当今文化界的一个总体期盼。

一个人如果没有自我批判精神,至少你要象巴金、韦君宜那样有自我反省,如果连这个都没有,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希望,你会衰落,越来越衰落,甚至灭亡。

我就是想绝地反击,死里求生,中国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能不能避免象埃及文化那样的绝路,埃及文化已经灭亡了,现在我们要考古学来挖掘,来考证埃及文化和印第安玛雅文化,中国千万不能像那样。那就要靠我们这些人有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精神,来超越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当我们的考古学者,第一个考古对象是自己。

我当然也是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虽然我家里不是什么书香门第,我父母是革命干部,满脑子五四青年的那些东西,革命传统的东西,但是仍然是中国文化。只要我看书、识字、想问题、用汉字,就是中国文化,就要反省。

所以我提出新批判主义,首先就提出批判自已,当然我提出批判自己,并不意味着我不当自己了,我还是自己,我还是中国人,但是要有一个反省精神

中国人要有这一点,而中国知识分子最缺的就是这一点。你不应该把自己变成西方人,我也基本上没有出过国,也不想成为西方人,我就是中国人,应该是一个有反省精神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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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剩爹
2017-11-28 19:06:05 狗剩爹 (只有天真的人能改变世界)

邓晓芒老师毕竟是过来人,对刘小枫的转变有着透彻的把握。刘身上确实有那种挥之不去的文人气,具体说就是那种自恋的精英主义情结+争宠式的叙拉古情结,这种情结在中西文人身上都有。

汤笑梅
2017-11-28 19:38:13 汤笑梅

中国人的思维是历史主义的 我们只注重是不是有效... 很难有超验思想

Black Star
2017-11-28 19:59:38 Black Star (不)

邓晓芒老师批判的“中国文人气质”是一针见血的。邓晓芒老师提倡的“批判主义”我觉得在中国不会得到很多人响应,中国文化学者能够自我批判的实在少之又少,现在似乎已经在逐渐飘起一股“反鲁迅”思潮了。国家力量在提倡“崇拜”、提倡拥护,加上“文人气质”的学者,肯定可以形成风潮。但邓晓芒老师给哲学推向“末路”的做法是不是太武断了一些呢?我知道邓老师学识渊博,但我斗胆猜测邓老师没有读过世界上所有新世纪哲学家的书,这样就下判断,还指点江山谁是大师谁不是,这种做法是不是也算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气质呢?

Princeps
2017-11-28 21:20:55 Princeps
邓晓芒老师批判的“中国文人气质”是一针见血的。邓晓芒老师提倡的“批判主义”我觉得在中国不会 邓晓芒老师批判的“中国文人气质”是一针见血的。邓晓芒老师提倡的“批判主义”我觉得在中国不会得到很多人响应,中国文化学者能够自我批判的实在少之又少,现在似乎已经在逐渐飘起一股“反鲁迅”思潮了。国家力量在提倡“崇拜”、提倡拥护,加上“文人气质”的学者,肯定可以形成风潮。但邓晓芒老师给哲学推向“末路”的做法是不是太武断了一些呢?我知道邓老师学识渊博,但我斗胆猜测邓老师没有读过世界上所有新世纪哲学家的书,这样就下判断,还指点江山谁是大师谁不是,这种做法是不是也算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气质呢? ... Black Star

毕竟peter singer也不是什么大人物。https://book.douban.com/review/7639344/

白鹇
2017-11-28 21:36:14 白鹇 (采山之铜)

文中“肖敏父”应作”萧萐父”。

慧小田哲思学
2017-11-28 21:46:40 慧小田哲思学 (人丑嘴坏心地善良。)
文中“肖敏父”应作”萧萐父”。 文中“肖敏父”应作”萧萐父”。 白鹇

已更正:)

罗比
2017-11-28 22:44:01 罗比

我在世也许见不到了,但后代人会实现的
我这辈子就是苦命,要干活干到底

Black Star
2017-11-29 02:26:04 Black Star (不)
毕竟peter singer也不是什么大人物。https://book.douban.com/review/7639344/ 毕竟peter singer也不是什么大人物。https://book.douban.com/review/7639344/ Princeps

我似乎明白了什么……

Bu'Bu
2017-11-29 06:38:13 Bu'Bu (肩扛大志)

好高深,虽然不懂具体在说什么,但是感觉学者间的互怼,好像农贸市场里农民朋友们挣抢摊位。 也许,类似《摊位与叫卖》、《走向土菜场的猪》、《沉重的注水肉》、《狗肉料理学》、《那一代人的吃与喝》的书对语文不好的初级阅读者来说更有趣吧 yummy~

Sying
2017-11-30 21:50:16 Sying
好高深,虽然不懂具体在说什么,但是感觉学者间的互怼,好像农贸市场里农民朋友们挣抢摊位。 也 好高深,虽然不懂具体在说什么,但是感觉学者间的互怼,好像农贸市场里农民朋友们挣抢摊位。 也许,类似《摊位与叫卖》、《走向土菜场的猪》、《沉重的注水肉》、《狗肉料理学》、《那一代人的吃与喝》的书对语文不好的初级阅读者来说更有趣吧 yummy~ ... Bu'Bu

不喜欢刘小枫,看了他的沉重的肉身,决定再也不看他的书

飘然思不群
2017-12-14 13:30:47 飘然思不群

刘小枫编了多套丛书,贡献之大,有目共睹。且著作等身。作为学者,无疑是优秀的。但国父论啥的,夹杂了太多东西,无疑是走偏了。


Fred chiu

da leggere,
12 mar 2018, 15:07:1912/03/18
a Yt Yt

On Decolonising Academics & Pathologies of Muslim Intellectualism

attasPhoto: MEHR News Agency

Dr. SYED FARID ALATAS is a sociologist who has done extensive research on alternative models of Sociology, especially based on Ibn Khaldun’s theories. He teaches a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His research area is fundamentally premised on the notion of decolonization of knowledge. His important books are: 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Indonesia and Malaysia: The Rise of the post- Colonial State and Alternative Discourses in Asian Social Science: Responses to Eurocentrism.

MUHAMMED NOUSHAD interviews Dr. Syed Farid Alatas in Calicut, Kerala.

I would like to begin with an autobiographical question. Your father Syed Husain Al Atas was one of the pioneers to write about the need for dewesternising knowledge. And your uncle, Syed Naquib Al Atas, has had the path-breaking work ‘Islam and Secularism’ with its ideological critique on the epistemological crises in the Muslim world. How did their thoughts influence you in developing an orientation towards “Alternative Discourses” against Eurocentrism?

Long time back, my father was very concerned about imitation and uncritical following of the west. He came upon the idea of “the captive mind” in the 1970s; he used to write several articles and give lectures. He put those ideas into practice when he wrote his seminal work, 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 which is a critique of the colonial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ves – the Malaya, the Javanese and the Filipinos – that they are lazy. This work which came out in 1977, was one of the works cited by Edward Said in his Orientalism. Said devotes a few pages to discuss my father’s work. So, when I was growing up, the atmosphere in the house was always very conducive. Though I often saw my father quite disgusted about the practice of imitating the west blindly, he was never anti-western. In fact, he was a great admirer of some western writers and sociologists. He was a strong apologist for uncritical imitation and slavish mentality towards the west, in terms of ideas and culture.

What I learned from my uncle was again about the problems of Orientalism. When I was a teenager, he used to criticize Orientalists whenever I visited him. Of course I didn’t understand what he really meant. When I started my university education, I started understanding what he used to tell me when I was a kid. He was mostly criticizing the way the Orientalists understood Islam, Muslims in South East Asia and how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west differed from the understanding of Muslims about certain practices of Islam. Naturally, I developed an appreciation towards the problems of Orientalism. My father led me to think about other possibilities. He practiced alternative sociology in his book with the theories of Ibn Khaldun. Since my childhood I had started hearing his name and was fascinated by it. But I never knew what he did and thought until I seriously read him in the university. I found myself very interested in him and started seriously working on him. For me, the importance of studies on Ibn Khaldun is that I am not just doing a critique of western sociology, but giving a model of alternative sociology, one can say the Khaldunian sociology.

Decolonization of knowledge often remains a vague idea for many people. What is it exactly? Is it synonymous with indigenization of knowledge?

I understand people have difficulty in understanding decolonization of knowledge and properly comprehending its concepts. I don’t think somebody has defined it in a scientific, systematic way. Decolonizing knowledge simply stand on the premise that our minds have been colonized in various ways. And we have to liberate our mind and its processes. Some people, a lot of people, do not use the term decolonizing knowledge, nowadays. They use other terminology, but all of them have almost the same thing in mind. Some people use decolonizing knowledge in the metaphorical sense; they don’t think the mind is virtually colonized. Throughout the third world, there are various movements, speaking about developing some kind of alternative to the dominant western social sciences. Some call it decolonization of knowledge, others call it indigenization. Some call it nationalization. In Taiwan, there was a movement to Sinicize social sciences. In some Muslim circles, it is Islamization of knowledge, which is also about dewesternisation. Christians have developed Christian social sciences. So, all these different ideas about alternatives don’t mean the same thing. For example, if you take the example of indigenization of sociology, what Taiwanese mean may not be equally shared by Indians or Filipinos. These are very amorphous ideas, often very vague. In many of the cases, the problem is they don’t actually do indigenization, rather they talk about it. But what does it exactly mean? There is a need for clarity. Is it about using indigenous terms? Does indigenization mean rejecting western social sciences or western concepts? Is it a problem that to be met in the level of epistemology or methodology or theories? These things are to be worked out by the people who talk about the need for indigenization.

Ibn KhaldunIbn Khaldun gives you a model of alternative sociology. 

Do you mean to say that the idea of decolonization of knowledge remains at the level of a proposal, whereas practically, as you have written at places, the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dependency upon the west continues? When a third world scholar makes a research plan, how could she devise a strategy to get rid of the west’s intellectual imperialism?

A third world scholar doesn’t need a particular strategy. If your mind is not colonized, if you are aware of the problem, you can make an effort to be intellectually independent and do the work. For example, in my work on Ibn Khaldun, I develope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rom his writings. At times, I have looked at it critically, too, recognizing the need to integrate concepts from western sociology. He has some very important and unique ideas and theories, particularly about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state. But the problem is that he doesn’t talk about economy. It is as if what he is talking about happens in an economic vacuum. As his use of economy is very simplistic, we need to bring in concepts from modern social sciences, for example, Marxism and its concepts on the mode of production. They can be combined with the Khaldunian model, so that you strengthen the Khaldunian theory. This can be done individually or collectively. No academic institution may ask you to do it. But as long as your institution allows you to do it, there is no issue. You can think about it, write it and even get published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so that you get recognition in all circles. That is not the issue. The problem is the method by which I do – in my case, I believe I have done quite a lot and my work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various languages – is not academically followed after. It has no impact on the university where I teach, apart from some of my students. The curriculum remains unaffected. What you have is the status quo. Our third world universities are aspiring to be the top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to be ranked in the international rating. Our Vice Chancellors are obsessed with international ranking, not with serious, genuine scholarship. When you model yourself after top western universities, you are not interested in dismantling the academic dependency. However, in many universities, they give you academic freedom. So you can work out alternative discourses. I think India has produced the most brilliant alternative voices in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s. There are scholars like Sudhir Kakar and Ashis Nandy and new disciplines like Subaltern Studies.

You’ve elaborately written about the issue of ‘relevance’ or ‘applicability’ of western social sciences to non-western societies. I am interested to know how the academic administrators responded to this call. Don’t you think those who are in power – educational ministers, university administrators etc – have to open up their minds to alternative ideas and discourses?

Of course, I think they have to. But they do not. Honestly speaking, they are not interested. For example, in my university, no administrator ever took an interest in discussing my ideas or works. Apart from a few colleagues, no administrator, none of the head of the departments, none of the people who had a role i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ever took an interest.

Does it mean that even at the top level of academicians there is a lack of awareness about academic dependency? Or are they just satisfied with the status quo?

They do not see the problem. I think they are aware that there are people who talk about academic colonization. They think that people like me are stuck in the colonial days. They think we have already transcended this problem, we are not imitators and there are no relevant problems of Orientalists.

In the larger context of decolonization of knowledge, how do you evaluate the Islamization of knowledge project, particularly Ismail Raji Farouqi stream?

I evaluate it as an extreme reaction to western knowledge hegemony. It is a kind of nativism, which is at the same time, lacked mastery and seriousness towards western knowledge. I believe when they proposed this idea, they did not have any serious understanding of the western social sciences. Those who talked about Islamic sociology didn’t have a serious knowledge of the existing body of knowledge that western sociology had created. Unless you are well-versed in the theoretical traditions of the western social sciences, you can’t even produce a convincing critique of that. At the same time, this school of Islamization of knowledge didn’t seriously look at the knowledge tradition of Islamic heritage, too. I think they had this simplistic idea of applying some basic Islamic concepts to western knowledge. It was a sort of naive understanding of Islamizing disciplines: Islamic sociology, Islamic economics, Islamic anthropology and so on.

Still, Islamic Economics appears to be practically successful, to a large extent.

The most successful attempt in Islamization of knowledge has been in economics. Successful in the sense that they have created a body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But this itself shows the weakness of the project. Islamic economics, in my mind, is conventional economics with all its faults, dressed up in Islamic terminology. The conventional economics has its hypothetical deductive model with its bourgeoisie nature. It is a product of capitalism and hence never critical of capitalism. Islamic economics also happens to be pro-capitalism. It doesn’t have a serious critique of capitalism, the kind of critical theories developed by Marxism and its thinkers. They have worked on the concept of alienation, understanding it as a basic sociological process of capitalism. They have a definition of exploitation, it is not just an emotional outburst, it has to do with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The Islamic economists haven’t done any of this. They don’t have a critique of capitalism, other than very shallow ones. They propose Islamic economics and Islamic banking system as alternatives, but to begin with such claims won’t be enough. They say capitalism allows differences and disparities, so we will fix it through zakat. This is naive. The west has done far better than many Muslim countries in terms of bringing about equality. In many Muslim countries, we don’t know how zakat is being spent. Anyhow, what Islamic economics tend out to be is an apology for capitalism. It is ideological in the sense that Islamic economics fits in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It can exist side by side, because it is abstract and theoretical and it has no impact. It doesn’t really challenge the system. The Islamic banking system, of course, is being put into practice as part of Islamic economics. But it itself is accommodated into capitalism.

I would like to get your comment on the way sectarianism has influenced Muslim intellectualism. 

2014+24smallSunnis will be intellectually poorer if they don’t understand what Shiites have to say about various things.

First of all, some of the sects do not have a vibrant intellectual tradition. Salafis and Wahabis are examples. In fact, their ways of thinking run counter to developing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They are so influential that they inhibit development of alternative, creative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in the Muslim world. That is one way to look at the problem of sectarianism in the level of knowledge. You often find un-intellectual or anti-intellectual orientations in Islam are spreading. Such anti-intellectual sects become dominant and influential with enormous resources. They influence universities and students and researches through funding. The other problem of sectarianism is to do with the Sunni Shia conflict. It is a big problem as it creates a big division in the Islamic scholarship. In the cases of normal sectarianism, you have the possibilities of mutual interaction, but here you lack it. You take the case of Shia Muslim social thought and Shia philosophy. There are great scholars like Ali Shariati, Murtaza Mutahari and Allama Jafari whose contribution to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theory and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s is vital. But they are generally not read in the Sunni world, which is a pity. Their writings are very erudite, relevant and very necessary for Sunnis to read. This hardly happens partly because Sunnis are prejudiced against Shias. They regard Iranian tradition of scholarship as an alien one. Even among people who are not overtly anti-Shiite, their view of Shiism is somehow strange and narrow minded. They are not interested to learn about Shia thoughts on various things. I think Sunnis will be intellectually poorer if they don’t understand what Shiites have to say about various things.

Now we have the stream of political Islam. How do you look at the influence and impact it made on Muslim intellectualism, particularly on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s? 

Generally, the political movements in the Islamic world, from Jamat-e-Islami to Ikhwan al-Muslimin have not been very positive towards developing alternative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or autonomous social sciences in the Muslim world. But it will not be fair to put all the blame on them. They were not positive because, first of all, it was not their primary intention to create alternative disciplines. Secondly, these kinds of movements are a normal feature of our society, so will you have them. You will have extremists and parochial religious movements in all societies. But yet, their presence doesn’t prevent the emergence of creative knowledge in those societies. Because, such societies provide you a space for alternatives. The problem in Muslim countries is not that there is political Islam. It is quite natural for political Islam to exist and we shouldn’t argue against them. The problem is there are no alternatives;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to politics and governments, the ruling elites. And there is no space for alternative knowledge, too. Sometimes, the governments even flirt with Islamic political groups in order to counter other groups and thus attain a balance. Saddam did this. Governments often let Islamic groups work legitimately so that they can watch them, use them and suppress other alternative groups.

Let’s look at the Arab Spring. Do you see an intellectual awakening? How is it going to influence the Muslim intellectualism in the long run?

Usually, intellectuals and great ideas precede revolutions. That is how it has always happened in history. Mao preceded Chinese revolution. Shariati preceded Iranian revolution. A host of French thinkers preced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Of course when a revolution takes place, if it is a genuine revolution, it develops in certain directions, and it produces a new generation of thinkers. But, I don’t see any thinkers preceding the Arab Spring. What happened there was not preceded by new ideas. Can we see any thinker like Shariati who came up with really new ideas and seized upon people and used those ideas to inspire them towards a different society? In Egypt or Yemen or Syria, this is not happening. I am not saying that what they are doing is not right. But it is not a revolutionary kind of thing.

You have an interest in inter-faith dialogue, too. Muslim world has a lot of preachers, but most of them, at least those who dominate, happen to be aggressively self-righteous in their attitude towards other faiths. Is it an ideal way? What kind of an inter-faith dialogue you propose to?

Of course there are aggressively self-righteous Muslim preachers and they have got a lot of followers and admirers. There are also a good number of Muslim leaders who are very committed to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They are all over the world. Some of them do very good work; some of them are based in the west. They have done a lot to improve the image of Islam and made very close genuine ties with the Americans and the British and people from other parts of Europe. That is there. One of the big obstacles or deficiencies is that in this dialogue, Muslims have not developed an expertise or mastery in other religions, whereas the leaders of other religions, certainly the Christians and Jews, have developed mastery over Islam. You will see a number of Catholic scholars and even priests who have PhDs in Islamic studies. For example, Father Thomas Michael is a Jesuit priest from America, who researched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Fazlur Rahman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He knows Arabic and his thesis was on Ibn Taimiya. There are several Catholic priests and Jewish scholars of his standing. How many Muslims are there? First of all, how many Muslim mullahs have PhDs? There are many ordained Catholic priests with PhDs in Islamic studies, which is a very good thing. How many Muslim scholars have PhDs in Christian studies, know Hebrew and read Greek commentaries of Bible? Extremely few. This imbalance is the problem. You cannot talk with equal erudition.

Is that why many Muslim preachers often behave with arrogance and aggressiveness, during inter-faith dialogues?

10389186_10204182694389052_4238034634827546756_nIf you are not erudite in another religion, you cannot have an equal dialogue; as a result, you’ll become aggressively self-righteous.

Because they are defensive. Then there are others who are not defensive, but they are not able to discuss ideas and discourse at the same level of the Christian scholars. For example, if we want to have a series of Christian Muslim dialogue, putting fifty Muslims and fifty Christians on two stages, there will be several Christian scholars who know Arabic and have PhDs in Islamic studies, but on the Muslim sides, how many scholars will be there with such status? One or two. Even they are not famous or established. The result is that you cannot have an equal dialogue. You know there are Catholic scholars who know the Quran very well; they will be familiar with the great tafsirs, Sufis and philosophers, having been read their works in Arabic and Persian. How many of the Muslims know the Bible that well? The dialogue will be uneven.

In one of your speeches, you mentioned that there is a noticeable shift in the old prejudiced attitude of Orientalist writings. Can you elaborate?

There is still Orientalism today, but it is not the same Orientalism that we had in the past in the 19th century or early 20th century. That Orientalism was characterized by Orientalist scholars having prejudiced, negative views about Islam, which clearly came across in their scholarship. They believed that Islam was a bad religion, a fake religion, and that Islam encourages violence, it is against women and human rights and so on. Quran is a confusing text, they thought. And very often we notice their researches had to do with the colonial powers and the colonial interests. Today, many of those western scholars who study Islam are studying out of genuine interest. I would say, many of them, probably most of them, are not against Islam. If they are against Islam, it doesn’t encroach on their scholarship. They keep it with themselves, and this is because of the training. They are trained to be objective and to set aside your personal views and at least not to affect your research. As a result, there are many objective researches done by western scholars on Islam, and if there are problems, it is not because of prejudice, but because of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So, the Orientalism today is not characterized by prejudice, rather it is characterized by a neglect of the non-western concepts. It was also true about the Orientalism of the past, but today enmity or prejudice is not a dominant feature. For example, when they study Ibn Khaldun, they praise him as founder of sociology, recognize his genius, but, restrict Ibn Khaldun and his work to itself, not as a source of new ideas to use and apply. That is a way of neglecting Ibn Khaldun altogether. That for me is a major feature of Orientalism today.

Muslims had a great tradition of establishing and running great centers of knowledge across the Muslim world. Where did Muslims leave that tradition and why they are left behind intellectually?

Those days, the great knowledge centers were supported by great rulers. Today, none of the rulers in the Muslim world are inspired by history. None of them are inspired by Harun Rasheed or Khalifa Maimum or any other Abbasid or Uthmaniya rulers. Most of the Arab rulers, for instance, are illegitimate rulers. Their primary concern is to maintain power. So, naturally, they are not interested in any other creative thing.

You mentioned that there are various streams in the decolonization project. What is the possibility of pluralism here? Could people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orientations work together?

Yes, of course. And such a joint effort is lacking. A lot of efforts are going on different parts – in Asia, in Latin America, in Africa. Indians, Filipinos and South Africans are very active in this endeavor. In Indonesia, Iran, Nigeria, Morocco and certain parts of Turkey, there are strong movements. We have people working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but with no coordination. People in these countries do not know each other and no idea about what others have been doing. This is the problem.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Islamicity.com: http://www.islamicity.org/4708/orientlism,-muslim-intellectualism-and-political-islam%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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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by mnous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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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omments

  1. Reblogged this on de frémancourt and commented:
    Fascinating exchange of ideas. I’m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the applicability and vital relevance of this discussion on decolonising academics and academia – especially academics in/from the global South) to a whole range of research and academic practice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ncluding, especially, my own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 billmurd says:

    Reblogged this on CREATIVE GRAPHIC DESIG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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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 chiu

    da leggere,
    13 mar 2018, 00:01:3213/03/18
    a Yt Yt

    姚松炎敗於「香港太好」

    撰文: 讀者來論 | 發佈日期: 13.03.18


     

    【撰文:何柃】

    今次九西姚松炎敗陣,不少人認為是新移民的聚居地及民協閂票倉所至。一直以來,大家把新移民和西環鐵票理所當然地扣在一起,這個我也不反對,但卻想起朋友和一個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對話。

    對於姚松炎敗選原因,各界意見紛紜。何君健攝

    那個女孩初到香港,問朋友:「香港人殺了人要不要坐牢?」 朋友一呆,回應道:「當然要,只是沒有死刑。」那個女孩聽罷,立時雙眼發亮,說:「怎會有那麼好的地方!在我那裏,犯法也好,殺人也好,花點錢就有人替你坐牢。」這個故事,正正帶出了從大陸而來的新移民,為何那麼容易成為建制派鐵票的關鍵。

    來自中國的新移民思維,與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截然不同;他們眼中的香港繁榮,是祖國的昌盛帶揳。他們不知道也不用理會,香港的發展其實是香港人營營役役,加上後殖民時代廉潔、健全法治、言論自由及良好管理制度建立得來。他們沒有經歷香港九十年代作為亞洲區國際大都會之一的盛世,只知道如今在不少土生土長港人眼中,已變得千瘡百孔的香港,相較於他們來的地方,在管理上文明進步,在生活上安全自由,福利完善,對人民財產有保障,仍是一個不折不扣天堂。不明白大家還要吵吵鬧鬧爭取甚麼。

    在來港後,他們又得到建制派透過新家園一類的組織「貼身照顧」,除了特快入住公屋,平日更有以小禮品、超市、平價旅遊、免費服務等小恩小惠,向他們提供好處,令其無論在衣食住行,得到特別的照顧和方便。因此,他們看到的不是香港的不好,而是香港人的「驕矜」和「不知足」。而且,要香港小孩學普通話,處處中國化,在香港人當然不明白新移民要這種生活,何以要來香港定居?但在他們眼中,把生活方式變熟識,有甚麼不好?在香港人眼中退步的地方,反而令他們更適應;再者,出來遊行甚麼的,又可以賺賺外快,又不用交心,從來對政治避之則吉的中國人,有利益就好,根本沒必要向泛民靠攏。

    另一方面,由於新移民完的公民意識單薄,不了解選舉制度對於民生發展的重要性。由歷屆選舉的疑似舞弊報導,及至早年港大大陸研究生朱科以微信紅包買選票事件,均反映在沒有普世價值的中國人眼中,一張選票的價值只是一千幾百的眼前利益,完全看不到它背後,其實是一個有份表決公共資源分配及重要政決執行的代議士。中國人經常仰慕的西方社會發展,正正源於選民手中一票選出有能力及向民眾交代的執政者。可惜,由於中國人對民主選舉的陌生,貪婪的性格深種,甘願以選票換取家中幾頓盛宴,而不是選出一個會在議會中為有利民生政策投贊成票的政治家。他們就像聖經中的以掃一樣,以紅豆湯,賣掉自己當家作主的長子的名分。而故事發生在今日香港,就成了建制鐡票。

    作為一個沒有香港價值的新移民,很容易跟著為他們提供利益的指揮棒走動,當中亦沒有任何仁義道德的心理負擔。但,新移民就是這麼可惡嗎?

    其實接觸過不少新移民,他們當中有很多是厭惡中共的邪惡,他們卑微的願望,只是想做回一個不用天天說謊、把持道德與良知也不用被懲罰的普通市民,不用靠關係和洗黑錢才可維持正常生活。當他們了解香港的情況後,更加樂意成為一個有香港價值的香港人,但我們當中有多少人曾經花功夫去接納這些新移民?

    今次九西的補選結果,不少人歸咎於新移民票倉和民協的袖手,卻沒有留意土瓜灣和黃埔區的情況。而這兩區的戰果,正好說明了接納新移民和走出網絡的重要性。

    民間組織「維修香港」幾年下來,在土瓜灣建立了良好社區關係與網絡。照片來源:維修香港Facebook 「維修香港」在街頭為姚松炎拉票。照片來源:維修香港Facebook

    土瓜灣其實有頗多基層的新移民居住,本來也是民建聯的票倉之一,一帶街坊也經常見到李慧琼親自拉票。但今次姚松炎在該區的得票佔多,多少與民間組織如「維修香港」等,幾年下來建立了良好社區關係與網絡有關。這些組織照顧了被邊緣化的老人、新移民及少數族裔,令居民重新發揮互助互信精神,又建立他們的公民意識,成為了不為蛇齋餅糉動搖的香港鐵票。這種深入社群,拒絶網絡圍爐的成果,不但改變了基層的投票傾向,對中產亦相當有效,這在另一個民建聯票倉黃埔區亦反映出來。

    政治新丁鄺葆賢醫生當選區議員後,植根社區,在黃埔區凝聚了不少政治能量。蘋果日報影片截圖

    幾年前的區議會選舉,首次成功擊退紅底候選人的政治新丁鄺葆賢醫生,在選舉時每天在街頭向市民躹躬拉票,而在決戰當日,亦可能因為配票機器要灌票拯救受游蕙禎狙擊梁美芬,而得以險勝。 但她當選之後,一直都保持與居民近距離接觸和服務,凝聚了不少政治能量及支持,亦令黃埔區的居民在政治上亦有所醒覺。而在政治背景與理念不盡相同下,鄺醫生亦有在街頭為姚教授拉票。結果,黃埔區的投票率超過百分之五十。若該區的鐡票已盡頃,黃埔區居民即勝了漂亮一仗。 

    在之前幾次選戰,無論是眾志的一班年青人,或是朱凱迪及梁天琦的選舉工程,真正發揮影響力的,是他們在街頭戰線,及發揮人與人之間的感染力。今次的戰果,反映了網上圍爐發揮的作用已達極限,香港人亦已麻木到沒有民怨的地步。如果要勝出下次選舉,深耕細作的街頭戰、啟發民智,灌輸香港價值,並重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相信均可為泛民的候選人增添勝算。

    姚松炎

    姚松炎

    鄺葆賢

    鄺葆賢

    維修香港

    維修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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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 chiu

    da leggere,
    18 mar 2018, 08:00:2418/03/18
    a Yt Yt

    安徒行傳﹕階級政治﹕被壓抑的回返?

    3月12日,范國威(左三)、姚松炎(右二)和民主派各板塊的代表,包括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左一)、被視為姚競選「軍師」的朱凱廸(左二)、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右一)及莫乃光(右三)等為失落九龍西議席、有負支持者期望而鞠躬致歉。 (蘇智鑫攝)
    圖1之1 - 3月12日,范國威(左三)、姚松炎(右二)和民主派各板塊的代 . . . . . . (蘇智鑫攝)

    安徒行傳﹕階級政治﹕被壓抑的回返? - 20180318 - 副刊 - 星期日生活





    【明報專訊】立法會出缺議席補選,民主派鎩羽而歸,失落四席只能取回二席,而原來被一致看好的姚松炎意外落敗,更翻出了初選階段的種種是非恩怨。有人歸咎於民協未盡全力,又有人反指指摘者欺人太甚。不過隨着連日來選舉數據研究者的分析,均指出縱然在某些原民協票倉中姚松炎失票相當矚目,但其實失票情况並不僅在民協地盤發生,事實上,其他深水埗民主派的樁腳區(當中大部分為公屋),姚松炎的失票率其實也相若。網上媒體「夜貓」也有文章分析,姚松炎失票最多的都是低收入區域,而失票最少的都是高收入地區。學者蔡子強更指出,與其說姚氏失票嚴重是「民協現象」,不如說是「公屋現象」。另外,也有其他報道,指港島區建制派陳家珮雖然落敗,但其支持率最高的地區要不是富人聚集,就是窮人區域。

    雖然這些分析暫時仍然比較零碎,有待學者進一步全面研究,但一幅階級因素如何影響對民主派支持度的圖像,已經有了一個輪廓——那就是中產階級的民主派支持者雖然一樣有流失,但大體仍然相對穩定,但低下階層對民主派的支持則在今次補選中快速流失。雖然這項觀察沒有什麼驚天動地,但已足夠向民主派發出嚴峻的警告,他們來自基層的支持已經大幅削弱。

    香港的民主運動起動於七八十年代的學生運動、工人運動與居民運動。上一輩的民主運動先行者本來就是從這些社會運動轉化而來。民主運動支持者的基礎,不是基層市民,就是上升中的新中產階級。當年那些晉升中的中產階級和帶領基層運動的領袖,提出民主運動的理念和價值,並且身體力行。

    雖然,當年因為麥理浩改革,大力發展公營房屋和新市鎮,孕育了一波又一波城市社會運動(urban social movements),具有以空間政治來改變香港階級力量平衡的潛力,然而,政府有限的民主化把居民運動的階級政治力量,安穩地收編在非政治性的地區行政架構和法定組織底下。漸次,居民組織亦演變成中產階級民主運動的輔助,削弱了自身的階級視野。

    中產與基層結盟裂解

    中產階級把自己想像成民主運動的主體,堅信自己的成功經驗可以無限複製。香港在回歸後實現民主,會把香港建設成公平競爭、人人均有發展機會的地方。由於民主可以讓基層領袖也能透過參選進入建制,基層權益也會得以伸張。這種中產與基層的跨階級結盟曾經是相當鞏固,因為他們提出的社會改革訴求要不是針對殖民政府官僚的庸懦無能,就是批判資產階級的貪得無厭。當其時,只有親英的資產階級才會敵視民主,視民主為洪水猛獸。

    可是,主權易手以來,穩定的「中產—基層」跨階級聯盟開始有裂解的趨勢。一來是主流民主黨派的中產定位一度突顯,甚至曾經有準備加入「執政者聯盟」或預備成為執政黨的想法,自動自覺地不時壓抑所謂「民粹訴求」,民主黨贊成公屋私有化政策及「領匯」上市即為一例。面對階級立場的差異,新的基層政團如社民連及工黨先後成立,與民協、街工一道,突出自己代表基層利益。但在民主訴求上,跨階級的聯盟,尤其在爭取普選的問題上仍然得以維持。

    對體制不滿 轉化對民主領袖不滿

    可是,1997年金融地產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基層一再被壓榨之餘更加被嚴重分化。在一個官商勾結橫行並且向資本財團利益嚴重傾斜的政制結構下,中共大力以向基層分派小恩小惠的方式交換他們對親建制政黨的支持,削弱民主派在基層紮下的根基。但隨着青年邊緣勞工的大量增加,對社會體制的不滿亦擴及對民主派領袖的不滿,訴諸民粹主義與本土主義來表達其階級位置的困境,促成近七八年以來激進主義政治的浮現。

    本土派側重族群 無視階級政治

    姚松炎是香港少有的進步學者,投身與土地正義相關的社會運動。這些運動本來就是上一代社區居民運動、城市社會運動的伸延,針對金融地產資本主義新階段給折射成土地正義問題的階級政治。但是,在本土主義日益側重於以族群身分為主題,並且愈來愈糾纏於世代衝突,階級之間結構性的不公和衝突雖然愈來愈尖銳,但階級政治卻愈來愈難以被命名。在某些流於民粹主義的表述當中,階級政治甚至因其「左膠」污名而差不多成了禁忌。於是,「基層」變成保守、老派、落伍政治路線的代名詞。在世代政治甚囂塵上,「廢青」與「廢老」的標籤四處游走破壞的今日,為守護基層利益儼然成了天生的保守派,但在公屋的老民運支持者眼中,這些「新人新事」卻又被視為「離地」及「傲慢」。在階級政治無法被命名的情况下,結構上本應站在相近立場的派別之間,日積月累的不是主體能動的「階級意識」,而是相互的敵意。

    「中產—基層」之間的跨階級結盟,曾經是香港民主運動形勢一片大好時代的美麗回憶。今日,結盟基礎的鬆散以至瀕於崩壞,實在是源於昔日中產眼中的香港發展美好願景早已失落。香港發展不能兼容分配正義,依附性的發展也否定了個人自由。舊有中產論述的廢墟留下一個巨大的論述與想像真空,難以回答新的政經格局下階級政治的動力會把香港帶往何處去。

    中產孤立困守 基層續碎片化

    兩年前呂大樂發表過一篇文章檢討雨傘運動,詰問雨傘運動既沒有預算過勞苦大眾的參與,又何可以高呼罷工罷市。固然,勞苦大眾其實並不需要組織者「預算過」才能參與運動(事實上「勞苦大眾」也並沒有缺席雨傘運動),可是,這幾年下來無論改換了幾多種新思潮、新主張,階級政治仍然是被忽略、被消音,甚至在「新人換舊人」的世代政治推進下被進一步邊緣化。一個統一完整的階級團結景象固然不可求,曾經存在的跨階級連結基礎也裂縫處處。中產階級擁抱核心價值困守危城,卻日益孤立。基層亦進一步碎片化,若非等待為蛇齋餅糉所收編,就是冷漠犬儒,日夜沉迷於對跨地權貴、中產精英無力地冷嘲熱諷。

    疏離蠶食民主運動 威權勢大好

    如果說,香港民主運動所需的是範式的更新,新的共同體政治願景應該被重新想像,以便應對威權主義接管的挑戰。那麼,填補當年嬰兒潮世代的中產階級(以個人主義為本)的浪漫香港發展想像失真後所留下的空白,在政治實踐中提升對階級問題的分析力和敏感度,實是當務之急。因為中產階級政治只能不斷複述一套過分簡化的「核心價值」,在階級權力嚴重失衡下,已日漸失去了描述現實的能力,亦不足以喚起具足夠能動力的集體意識以團結香港。這種新的共同體想像如果不能銜接變化了的階級處境,扣連惡化中的階級衝突的日常生活經驗,政治的疏離感將會一日復一日蠶食民主運動、社會運動的基礎,造就一個讓威權管治無礙地接管的大好形勢。

    文//安徒

    編輯// 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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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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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mar 2018, 07:20:2320/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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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爾·波蘭尼 | 我們過時的市場心態

    保馬王立秋2018-03-14 04:48:48

    編者按

    卡爾·波蘭尼1886年生於維也納,並在1924年至1934年擔任一家頂尖的金融週報《奧地利經濟學家》的記者。在教士獨裁開始的時候,他移民到了英國,在牛津和倫敦大學講課,1940年到1943年波蘭尼在伯寧頓學院工作。其著作《鉅變》(1944)作為對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困境的一種原創分析,吸引了國際的注意,本文是“個人的危機”系列的第十二篇文章。


    波蘭尼認為這篇文章代表了他在《鉅變》呈現的論題上的第一次顯著進步。文中論述了經濟自由主義的形成及其原則的確立,對經濟自由主義進行了批判。市場經濟及伴隨它的種種論斷並不像看上去那麼理所當然,它使得人和自然為制度上的機械裝置所控制,市場對社會體的生命起到了決定作用,完整的人被撕裂為物質的人和精神的人。最後,波蘭尼提出只有受一種有別於經濟的、一種總體的人與世界觀的規訓,才能走出這種困境。

     

    感謝本文譯者王立秋老師授權保馬原創首發。

    Karl Polanyi

    我們過時的市場心態

            ——文明必須找到一種新的思想模式

    王立秋 譯

    機器時代的第一個世紀就要在恐懼和戰慄中結束了。它巨大的物質成功,乃是出於人對機器的需要的意願的,的確也是充滿激情的服從。


    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實際上就是人對工業革命的最初回應。為允許大規模使用複雜、強大的機器,我們把人的經濟,轉變為一個由市場構成的自我調整的系統,並按此獨特創新的模具,來塑造我們的思想和價值。

     

    今天,我們開始懷疑這些思想中的一些的真理性、和這些價值中的一些的有效性。在美國之外,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可以說已經不復存在了。在一個機器社會中,如何組織人的生活,是一個我們再一次面臨的問題。在正在消失的競爭資本主義的構造背後,潛伏著一種工業文明——及其令人麻木的勞動分工、生活的標準化、機械享有的高於有機的和組織享有的高於自發性的無上地位——的凶兆。科學本身也陷入了精神錯亂。這一直讓人感到不安。

     

    但僅僅是迴歸過去世紀的理想,是不可能給我們指示出路的。我們必須勇敢面對未來,儘管這可能讓我們捲入這一嘗試,即,改變工業在社會中的地位,以吸收機器的無關的事實。對工業民主的追求,不像大多數人想象的那樣,是在追求一種解決資本主義問題的方案。這一追求,是在追求工業本身的答案。我們文明的具體問題就在於此。


    這個新任務要求一種內在的自由,而我們還不具備這樣的自由。我們發現自己被市場經濟的遺產搞得愚蠢不堪,這個遺產留給我們的,是關於經濟系統在社會中的功能和角色的,過度簡化的看法。如果要克服這個危機,我們就必須重新把握一種更加現實的人類世界觀,並根據那種認識,來塑造我們共同的目的。

     

    工業主義是一個不穩定地嫁接到人長久存在上的幼枝。這次實驗的結果,還懸而未決呢。但人不是一種單純的存在,他可以以不止一種方式死去。我們這一代人如此激情地提出的個體自由的問題,不過是這個焦慮的問題的一面罷了。事實上,它只形成一種更廣、更深的需求——那就是,對機器的總體挑戰做出新迴應的需求——的一個部分。


    基要的異端

    我們可以這樣描述我們的境況:

     

    工業文明可以毀滅人。但因為我們不可能、不會,的確,也不應當自願地放棄人造的進步環境的歷險,所以,人要繼續在大地上存在下去,就必須解決在這樣的環境中調整生活以適應人類存在的需要的任務。沒有人能夠預言這樣的調整可不可能,或人是不是一定會在這樣的嘗試中死去。因此也就有了憂慮的黑暗底色。

     

    同時,機器時代的第一個階段已經過去了。它涉及一種對社會的組織,這種組織得名於其核心機制,市場。這個系統在退步。然而,我們的實踐哲學,卻又是壓倒性地,為這段景觀式的插曲所塑造的。關於人和社會的新概念開始通行並獲得了公理的地位。這些概念是:

     

    關於,我們不得不接受這樣的異端:人的動機,可描述為“物質的”和“理想的”,而作為我們日常生活的組織基礎的誘因,源於那些“物質的”動機。功利主義的自由主義,和大眾馬克思主義都支持這樣的看法。

     

    關於社會,類似的學說也被提了出來:社會的機制是由經濟系統所“決定”的、這種意見在馬克思主義者那裡,比在自由主義者那裡更流行。

     

    在市場經濟下,這兩種論斷當然都是真的。但也只是在這種經濟下如此至於過去,這種看法不過是不合時宜的觀點而已。至於未來,它僅僅是一種成見。不過,在當前各種思想流派的影響下,再加上科學與宗教、政治與商業的權威的強化,這些有嚴格時限的現象,被認為是永恆的,被認為是超越了市場的時代的。

     

    要超克這些約束我們的心智與靈魂,並極大地增加了救命的調整的困難的學說,我們需要一場意識的改革。


    市場的創傷

    自由放任的誕生,對文明人對自己的看法造成了一次衝擊,而他也一直沒能從此次衝擊的影響中恢復過來。逐漸地,我們才意識到,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和一個世紀前那麼近。

     

    自由主義經濟,也即人對機器的首次迴應,是對先於它的各種條件的一次暴力的突破。一種連鎖反應也隨之而啟動了——先前的一個個孤立的市場,如今變成了一個自我調節的市場系統。隨著新經濟的出現,新的社會也就應運而生了。

     

    關鍵的一步在於:勞動和土地變成了商品,也就是說,人們這樣對待它們,就好像它們是為銷售而生產出來的那樣。當然,它們不真是商品,因為它們要麼不是被生產出來的(如土地),要麼,就算是被生產出來的,也不以銷售為目的(如勞動)。

     

    然而,沒有一種虛構,比這種“商品虛構”更有效的了。通過自由地買賣勞動和土地,市場的機制也就被應用到了它們頭上。現在,勞動的供給有了,勞動的需求也有了;土地的供給有了,土地的需求也有了。相應地,使用勞動力,也有了市場價格,這個價格被稱為工資,使用土地,也有了市場價格,這個價格就叫做地主。勞動與土地是和它們自己的市場一起出現的,一如真正的商品,也是在其市場的幫助下被生產出來的。

     

    如果我們記住,勞動只是人的另一個名稱,而土地只是自然的另一個名稱的話,我們就可以估算出這一步的真實作用範圍了。商品虛構把人和自然的命運,交給一種按其軌道運作、為其規則所統御的自動裝置來遊戲。


    《摩登時代》中呈現的機械對人的異化

    這種情況是前所未見的。在商業體制下,儘管假裝市場的創造,但相反的原則,卻依然在起作用。勞動和土地並沒有被交付給市場;它們形成了社會的有機結構的一部分。在土地可被出售的地方,作為規則,留給政黨決定的就只有價格了;而在勞動服從合同的地方,工資本身也經常是由公共權威來評定的。土地在莊園、修道院、市鎮的習俗下,在關於不動產的習慣法限制下;勞動受反流浪和乞討的法律、關於勞動者和工匠的法規、濟貧法、行會與地方條例的管制。實際上,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所認識的所有社會,都把市場(的適用範圍)限制在嚴格意義的商品上。

     

    因此,市場經濟創造出一種新型的社會。在這裡,經濟或生產系統被交付給了一臺自動的裝置。於是一種制度上的機械裝置,控制了人類的日常活動,和自然的資源。

     

    這個物質福利的工具,只受飢餓與收益這些誘因的控制——或者,更確切地說,只受對缺乏生活必需品的恐懼,和對利潤的期望的控制。只要無產者在不首先把他的勞動拿去市場上出賣的情況下就不可能滿足他對食物的渴望,只要無產者不被制止在市場上低價買入高價賣出的行為,這種盲目就會為人類而生產出越來越多的商品。工人對餓死的恐懼,利潤對僱傭者的誘惑,將使這套建制一直運轉下去。

     

    如此,也就出現了一個所謂的“經濟領域”,這個領域與社會中的其他機制有著明確的界分。因為沒有一個起作用的生產裝置的話,那麼,沒有一個人類集合體能夠倖存下去,故而,它(這個生產裝置)在這個獨特的、單獨的領域中的化身,也就起到了這樣的效果:它使社會的“其他領域”都依賴於經濟這個領域了。而再一次地,這個自治的區域,也受控制其運作的那個機械裝置的管制。結果,市場這個機械裝置,就開始對社會體的生命起到了決定作用。無怪乎新興的人類集合體,都是一個“經濟”社會了——以往是不可能有近乎於此的狀況發生的。“經濟的動機”在自己的世界中行使著至高無上的統治,而個體,則在被強大市場踐踏的痛苦下,被迫按這樣的動機行動。

     

    這種被迫的、向功利主義世界觀的轉變,致命地歪曲了人對自己的理解。


    登上王位的飢餓與收益

    這個新的“經濟動機”的世界,建立在一個錯誤的基礎上。本質上說,飢餓與收益不比愛或恨、傲慢或偏見更“經濟”。沒有什麼人的動機本身就是經濟的。就人可以有宗教的、審美的、或性的經驗而言,成一類的經濟經驗也是不存在的。人的宗教經驗、審美經驗或性經驗會產生泛泛地說,以引起類似經驗為目標的動機。而就物質生產而言,這些術語就缺乏不證自明的意義了。

     

    潛在於所有社會生活下的經濟因素,不會比同樣普世的重力法則更能引出確定的誘因。當然,如果我們不吃飯,我們肯定會死,就像我們會被墜落的石頭砸傷那樣。但飢餓的陣痛不會自動轉化為生產的誘因。生產不是個體的、而是集體的事。如果一個個體飢餓的話,那麼,對他來說,是沒有什麼確定的事情可做的。在被逼到絕望之後,他可能會去偷、會去搶,但這樣的行動,很難說是生產性的。對人,政治的動物來說,一切都不是自然給的,而是社會環境給的。使十九世紀的人認為飢餓和收益是“經濟的”的,不過是市場經濟下對生產的組織而已。

     

    這裡,通過“掙得收入”的需要,飢餓和收益和生產關聯起來。因為在這樣的系統下,人,如果要活下去,就被迫要到市場上去購買商品,而購買商品用的是他的收入,這個收入又是通過在市場上賣掉別的商品而的來的。這些收入的名稱——工資、地租、利息——按拿出來賣的東西而各不相同:勞動力的、土地的、或金錢的使用權;那種被稱為利潤的收入——企業家所獲的報酬——靠的是賣能賣回高價的商品,而不是用來生產這些高價商品的商品。因此,所有收入都源於銷售,而所有銷售又——直接地或間接地——對生產做出貢獻。後者(銷售對生產的貢獻),實際上,是掙取收入帶來的意外結果。只要個體在“掙取收入”,那麼,他就自動地,對生產做出貢獻。

     

    顯然,這個系統只有在個體有理由沉溺於“掙取收入”的活動中的時候才起作用。飢餓與收益的動機——分開來講、合起來講——給他們提供了一個這樣的理由。因此,這兩個動機與生產密切相關,相應地,也就被稱為“經濟的”了。這個表象是如此地令人信服,以至於飢餓和收益變成了一切經濟系統都必須依賴的唯一的誘因。

     

    但這個假設是沒有根據的。俯視人類社會,我們發現,飢餓和收益,作為誘因,是不能吸引人生產的,而在它們有這樣的吸引力的地方,人們也是把它們和其他有力的動機混到了一起。

     

    亞里士多德是對的:人不是經濟的,而是社會的存在。人的目標不是通過獲取物質所有物來確保他的個體利益,而毋寧說在於保障社會的善意、社會的地位、社會的資產。他主要是把所有物當作服務於那個目的的手段來珍視的。他所服從的誘因,具有“混合的”特徵,與獲得社會認可的努力有關——生產方面的效果,不過是此誘因的意外產物罷了。一般來說,人的經濟,是浸沒在他的社會關係裡的。從這種情況,到一個相反,沉浸在經濟系統裡的社會的變化,是一種全新的發展。


    事實

    在這點上,我覺得,我應該引入事實的證據了。

     

    首先,是關於原始經濟的發現。兩個人鼎鼎大名:布羅尼斯勞·馬林諾夫斯基和理查德·圖恩瓦爾德。他們和其他一些研究工作者徹底改變了我們在這個領域的構想,並在這麼做的同時,創立了一門新的學科。個人主義的野人的神話,在很久之前就被曝光了。粗魯的自我主義,和虛構的以物易物、用手推車裝載物品來交換的習性,甚至迎合個人的自我的脾性,都沒有任何證據。但同樣不足信的,是關於野人的共產主義心理的傳說,他所謂的,“缺乏對自己個人利益的理解”。(粗略地說,看起來,在所有時代,人在很大程度上說是差不多的。不要孤立地看他的制度,把這些制度相互聯繫來看,你就會發現,他以一種大體上可為我們所理解的方式行為。)看起來像是“共產主義”的,不過是這個事實,即,(在原始人那裡)生產或經濟系統往往以一種不危及任何個體,不會讓他們餓死的方式來安排。他在篝火前的位子,他在公共資源裡的那一份,對他來說是安全、有保障的,無論他碰巧在狩獵、放牧、耕作或園藝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波蘭裔人類學家布羅尼斯勞·馬林諾夫斯基

    這裡有一些例子:在南非的卡菲爾人的柵欄土地(Kraal-land)系統下,“貧窮是不可能的:需要幫助的人都會無條件地得到幫助”(L.P.邁爾[L.P. Mair]:《十二世紀的一個非洲人群》[An African Peopl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34)。沒有一個誇丘特爾人“會有一絲一毫捱餓的風險”(E.M.洛布[E.M. Loeb],《早期社會中金錢的分配與功能》[The Distribution and Function of Money in Early Society], 1936)。“在活在生存邊緣的社會裡沒有餓死一說”(M.J.赫斯科維茨[M.J. Herskovits],《原始人的經濟生活》[The Economic Life of Primitive Peoples], 1940)。實際上,除非作為一個整體的共同體陷入困境,否則,個體是不會有餓死的危險的。正是這種個體貧困危險的闕如,使得原始社會,在某種意義上說,比十九世紀的社會更人道,也更不“經濟”。

     

    對個體收益的刺激來說也如此。同樣,讓我們來看一些引文:“原始經濟的特徵是,人們沒有任何從生產和交換盈利的慾望。”(R.圖恩瓦爾德,《原始共同體中的經濟》[Economics in Primitive Communities], 1932)。“在更加文明的共同體中經常刺激人們去工作的收益,在起初的天然條件下,卻從來沒有起到激勵工作的作用”(B.馬林諾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1930)。如果說所謂的經濟動機對人來說是自然的,那麼,我們就不得不把所有早期的、原始的社會判斷為完全不自然的了。

     

    第二,在這方面,原始社會與文明社會也沒有差異。無論我們轉向古代的城邦國家、專制帝國、封建主義、十三世紀的城市生活、十六世紀的商業政權、還是十八世紀的調節學派——我們總能發現,經濟系統是沉浸在“社會(the social)”中的。誘因有各種各樣的來源,如習俗和傳統、公共的職責和私人的承諾、宗教的順從和政治的忠誠、司法的義務和行政調節(君主的、市政的、或行會的)。品級和地位,法律的強迫和懲罰的威脅,公眾的讚譽和私人的聲望,(這一切)確保了個體會對生產做出自己的貢獻。

     

    對剝奪的恐懼或對利潤的喜愛不必然是完全闕如的。市場在所有種類的社會中出現,商人這號人物,也為許多類型的文明所熟悉。但孤立的市場,還沒有關聯起來形成一種經濟。收益的動機為商人所獨有,一如英勇之於騎士,虔誠之於牧師,自豪之於匠人。使收益的動機變得普世的想法從來沒有進入我們祖先的腦袋。在十九世紀的第二個四分之一前,市場在社會中的功能還只是從屬性的。

     

    第三,這一變革驚人的粗暴。市場的支配地位再出現時不是一個程度問題,而是種類的問題。市場——在沒有市場的情況下本應是自足的戶主,在市場出現後就必須通過市場來處理他們的剩餘了——既不指導生產,也不給生產者提供收入。只有在市場經濟中才會那樣,在那裡,所有的收入都來自銷售,商品也只能通過購買來獲取。直到大概一個世紀前,勞動的自由市場才在英國誕生。臭名昭著的濟貧法改革(1834)廢除了家長式政府給乞丐的簡陋但夠用的救濟。濟貧院從窮困者的避難所,變成了一個充滿羞辱和精神折磨的居所,與之相比,甚至飢餓和悲慘都更可取了。留給窮人的選擇是要麼餓死,要麼工作。因此,一個競爭的、全國範圍的勞動市場被創造出來了。在短短十年裡,銀行法案(1844)建立了金本位制度;造錢這件事情不再由政府控制了——不管這會對就業水平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同時,土地改革法也使土地流動起來,而穀物法的廢除(1846)也創造出一個世界谷池,因此也就使不受保護的歐陸小農-農場主屈服於市場的淫威。

     

    如此,經濟自由主義的三大原則也就確立起來了,市場經濟正是在這些原則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的:首先,勞動應該在市場上找到它的價格;其次,金錢應該由一個自我調節的機械裝置來供給;再次,商品應該自由地從一個國家流動到另一個國家,而不管這樣會帶來怎樣的後果——簡言之,即勞動市場,金本位制度,和自由貿易。由此,也就催生出一個自我煽動的進程,這個進程的結果就是,先前無害的市場模式,拓展成了一個社會暴行。


    錯覺的誕生

    這些事實粗略地概述了“經濟”社會的譜系。在這樣的境況下,人的世界必然看起來是由“經濟的”動機決定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

     

    把你喜歡的,無論是哪一種動機單獨拿出來,並以這樣的方式(即使那種動機成為個體生產的誘因)來組織生產,你就會引入一幅這樣的圖景,其中,人完全被那種特定的動機給吸收了。要是那種動機是宗教的、政治的、或審美的;要是它是驕傲、成見、愛、或嫉妒;那麼(在這樣一番操作後)人看起來就會是這樣的了——他在本質上是宗教的、政治的、審美的、驕傲的、有成見的、沉溺於愛或嫉妒的。其他動機,相形之下,也就顯得遙遠、暗淡了,因為它們不可能是生產這門至關重要的生意賴以進行的基礎。如此,被選出來的那種特定的動機,也就再現了“真實的”人。

     

    事實上,只要加以相應的安排,人會出於各種各樣種類繁多的理由而勞動。僧侶會出於宗教的原因而去做生意,修道院也曾是歐洲最大的貿易機構。人類所知的最複雜的物物交易之一,羅布裡恩德群島島民的庫拉貿易,也主要是一種審美上的追求。封建經濟是在習俗的基礎上運行的。而在誇丘特爾人那裡,產業的主要目的,看起來是滿足榮譽方面的需求。在商業專制主義下,產業的計劃,往往是服務於權力和榮耀的。相應地,我們也傾向於認為,僧侶或農奴、西方的美拉尼西亞人、誇丘特爾人、或十七世紀的政治家,分別受制於宗教、審美、習俗、榮譽、或政治。

     

    聖米凱萊修道院

    在資本主義之下,每一個個體都必須掙取收入。如果他是工人的話,那麼他得按當前的價格出賣他的勞動;如果他是業主的話,那麼,他就必須創造儘可能高的利潤,因為他在他同伴面前的地位,將取決於他的收入水平。飢餓與收益——哪怕是間接地——讓他們耕地播種、紡紗編織、挖礦、開飛機。結果,這個社會的成員,就會認為他們自己是為這兩個雙生動機所統治的。

     

    實際上,人從來就不像理論要求的那樣自私。儘管市場這個機械裝置凸顯了人對物質商品的依賴,但是,在人那裡,“經濟的”動機從來就不是其工作的唯一誘因。經濟學家和功利主義的道德學家們徒勞地勸說人去低估生意中“物質”之外的一切動機。加以更加細緻的考察,我們就會發現,人還是按顯然是“混合的”動機來行動的,他並沒有把他對自己和他人的義務排除出去——也許,他還會祕密地,因為工作本身而享受工作。

     

    無論如何,在這裡,我們關心的不是人實際的,而是假定的動機,不是人真實的心理,而是生意的意識形態。作為基礎決定人們關於人的性質的看法的,不是前者,而是後者。因為一旦社會預期其成員一方做出某種確定的行為,且主流的制度大體能夠強行推行那種行為,那麼,關於人性的意見,就傾向於像鏡子一樣反映那個理想了,無論它與現實是否一致。

     

    相應地,飢餓和收益被定義為“經濟的”動機,而人,則被認為理應在日常生活中,按這兩個動機來行動,與此同時,人的其他動機也就顯得更加縹緲,並被移除到他單調的存在之外了。榮譽和驕傲、公民職責和道德義務、甚至自尊和普通的體面,如今,都被認為與生產無關,都被意味深長地總結為“理想”這個詞了。因此,人們開始相信,人由兩個部分組成,一個部分更關乎飢餓和收益,另一個部分則更關乎榮譽和權力。一個部分是“物質的”,另一個部分是“精神的”;一個部分是“經濟的”,另一個部分是“非經濟的”;一個部分是“理性的”,另一個部分是“非理性的”。功利主義者還走到了這一步,他們識別出兩套術語,並因此而賦予人的性格的“經濟的”一面理性的靈光。拒絕想象自己只為稻粱謀的人因此也就被認為不僅是不道德的,更是瘋狂的。


    經濟決定論

    市場這個機械裝置還創造出在作為所有人類社會的普遍法則的經濟決定論這一錯覺。

     

    當然,在市場經濟下,這個法則是成立的。的確,在這裡,經濟系統的運作不僅“影響”了社會的其他部分,更是決定了社會——就像三角形裡,邊不僅影響,更決定了角那樣。

     

    以階級的分層為例。勞動市場上的供求,分別等同於工人階級和僱傭者階級。資本家、地主、佃戶、掮客、商人、專業人士等的社會階級,分別是由土地、金錢、資本及其使用(權)、或各種各樣的服務的市場所決定的。這些社會階級的收入,被市場固定了,而他們的品級和地位,則被他們的收入固定。

    這是對世俗實踐的徹底的反轉。用梅因著名的表述來說,“合同”取代了“地位”;或者,就像滕尼斯更喜歡說的那樣,“社會”取代了“共同體”;又或,用本文的話來說,與經濟系統內嵌於社會關係相反,如今,是這些關係內嵌於經濟系統了。

     

    社會階級直接為市場這個機械裝置所決定,而其他制度,則間接地受制於它。國家和政府,婚姻與育兒,對科學與教育、宗教與藝術的組織,職業的選擇,居住的形式,定居的形態,私人生活的審美本身——這一切,都得服從功利主義的模型,或至少不干涉市場裝置的運作。但因為幾乎沒有什麼人類活動可以在真空中進行,甚至一個聖人也需要他的支柱,所以,市場系統的間接影響,也就非常接近於“決定了整個社會”了。要避免這個錯誤的結論——因為“經濟”人才是“真正的”人,所以,經濟系統才是“真正的”社會——也就幾乎不可能了。

    卡爾·波蘭尼《鉅變》


    性與飢餓

    然而,說“基本的人類制度厭惡純粹的動機”要更真實些。正如個體及其家庭的給養不都取決於飢餓動機那樣,家庭制度也並非是建立在性動機的基礎之上的。

     

    性,和飢餓一樣,是單獨拿出來說(即在把它從其他誘因的控制下釋放出來、在不受其他誘因制約的時候),最強大的誘因之一。這很可能也是為什麼所有形式的家庭都不會以間歇而多變的性本能為中心,而是結合了大量有效動機(這些動機防止性破壞這個人類如此之多的幸福仰賴的制度)的原因。性本身永遠不會生產出任何比妓院更好的東西,而就算那樣(為把妓院搞成),它也得援引一些市場裝置的誘因。實際上主要依賴飢餓的經濟系統,將和建立在赤裸裸的性衝動的基礎之上的家庭系統一樣變態。

     

    把經濟決定論應用到所有人類社會上的嘗試並不美妙。對於社會人類學的學生來說,沒有什麼,比這更明顯的了:我們已經發現,各種各樣的制度與生產的在實踐上相同的工具是兼容的。只是因為,市場得以把人的構造碾壓成月表所受的腐蝕那樣無特徵的、整齊劃一的形狀,人在制度上的創新才因此而中止了。如此,人的社會想象表現出疲軟的跡象也就不奇怪了。情況可能會惡化到這種程度:他將不再有能力恢復他的野性天賦的彈性、想象財富和權力。

     

    我意識到,我再怎麼抗議,也不免會被認為是“理想主義者”。因為看起來,批評“經濟”動機的重要性的人,必須依靠“理想”動機的力量。不過也不可能存在比這更糟糕的誤解了。飢餓和收益沒有任何特別“物質”的地方。另一方面,驕傲、榮譽和權力,也不必然比飢餓和收益更高。

     

    我要說,這個兩分本身就是任意的。讓我們再一次引入性的類比吧。當然了,這裡是可以在“更高”和“更低”的動機之間做出顯著區分的。不過,無論是飢餓還是性,都是有害於人類存在的“物質”和“理想”成分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的。至於性,這個對於人完整的本質來說是如此重要的真相,長久以來就已經被識別出來了;它就在婚姻制度的基礎那裡。但在同樣重要的經濟領域,性就一直被忽視。後一個領域是作為飢餓與收益的領域,從社會“分離”出來的。我們對食物的動物性的依賴一直是赤裸的,而對餓死的不加掩飾的恐懼,也不受任何束縛。我們所受的可恥的,“物質”的奴役——一切人類文化都是為了緩解“物質”對人的束縛而設計出來的——被蓄意地弄得更加嚴格了。這就是陶尼警告我們的,“貪婪社會的疾病”的根源。而羅伯特·歐文的天才,也在他在一個世紀前,把利潤動機描述為“一個完全不利於個體和公眾的幸福的原則”的時候,得到最好的表現。


    社會的現實

    我請求恢復那些在日常活動中影響作為生產者的人的各種動機的統一,請求把經濟系統重新納入社會,請求創造性地調整我們的生活方式,以適應工業的環境。

     

    綜上所述,自由放任的哲學,及其得出的市場社會的必然結果,是失敗的。它要為此負責:因為它,人的生命統一體被撕裂成一個服從物質價值的“真實的”人,和一個“理想的”更好的自我。它通過或多或少無意識地促進“經濟決定論”的偏見,麻痺了我們的社會想象。

     

    它已經完成了它對工業文明那個已經在我們身後的階段的服務。它以使個體貧困的代價,豐富了社會。今天,我們面臨的,是恢復個人生命之完整這樣一個生死攸關的任務,即便這可能意味著一個在技術上不那麼有效的社會。古典自由主義正在不同的國家,以不同的方式為人們所拋棄。右派左派和中派都在探索新的途徑。英國的社會民主黨人,美國的新政,還有歐洲的法西斯主義者和美國那些被打上各種“管理主義”標籤的新政反對者,都拒絕自由主義的烏托邦。眼下的政治情緒——即拒絕俄國的一切——也不應讓我們盲目,必須看到,俄國人在創造性地調整自己以適應工業環境的一些基本方面上取得的成就。

     

    泛泛地說,共產黨人對“國家消亡”的預期,在我看來,結合了自由主義烏托邦主義的要素,和實踐上對制度自由的冷漠。至於消亡的國家,不可否認的是,工業社會是複雜社會,而沒有一個複雜社會能在中心沒有組織化的權力的情況下存在。不過,再一次地,這個事實也不成其為共產黨人忽視具體的制度自由問題的藉口。

     

    也正是在這個現實主義的層面上,我們遇到了個體自由的問題。沒有一個人類社會是可能的,若社會中沒有權力和強制的話;沒有一個世界是可能的,若其中武力沒有功能的話。自由主義哲學給我們的理想指示了一個錯誤的方向:它看起來許諾說,這樣本質上屬於烏托邦的預期(即無權力的社會,無武力的世界)終會實現。

     

    但在市場系統下,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依然是不可見的。任何人都可以想象自己不用為那些他個人是拒絕的、受國家強制的行為負責,或想象自己不用為他個人沒有從中獲益的失業和貧困負責。就個人而言,他並沒有捲入權力和經濟價值之惡。他可以無損於良知地,以他的想象的自由的名義,否認他的現實。

     

    的確,權力與經濟價值,是社會現實的一種範式。權力、和經濟價值都不源於人的自願選擇:對他們來說,不合作是不可能的。權力的功能在於確保團體生存所需的一定程度的一致:就像大衛·休謨已經展示過的那樣,權力的根本來源是意見——什麼東西能夠幫助人持這樣或那樣的意見呢?在任何社會中,經濟價值都確保了被生產出來的商品的有用性;它是蓋在勞動分工上的印章。經濟價值的來源是人的欲求——怎樣才能預期人偏好一個東西多過另一個東西呢?無論我們生活在什麼樣的社會之中,一切意見或慾望,都會使我們成為權力的創造、價值的構造的參與者。任何不這麼做的自由,都是不可能相信的。把權力和強制禁絕到社會之外的理想,本質上就是無效的。通過忽視人的有意義的希望的這一侷限,市場的社會觀揭示了它本質上的不成熟。


    自由問題

    市場-經濟的崩潰危及兩種自由:一種是好的,一種是壞的。

     

    剝削同胞的自由,或在不為共同體提供相應服務的情況下賺取過度收益的自由,保護技術發明、不讓它用於公益事業的自由,或從為私利而祕密謀劃的公共災難中獲益的自由,可能會和自由市場一起消失,這是好事。

     

    但滋生這些自由的市場經濟,也生產出一些我們高度重視的自由。良知的自由、言論的自由、集會的自由、結社的自由、擇業的自由——我們珍視這些自由本身,而不是為了別的什麼。不過在很大程度上說,它們只是那個也要對上述那些邪惡的自由負責的同一種經濟的副產品。

     

    社會中分離的經濟領域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在政治與經濟之間,在政府與工業之間創造出一道本質上是無人之地的間隙。就像主權在教皇與皇帝之間的分化留給中世紀的君主們一種近乎於安那其的自由境況那樣,十九世紀主權在政府與工業之間的分化,也允許(甚至是)窮人享受那些部分是對其悲慘地位的補償的自由。

     

    眼下關於自由未來的懷疑主義,在很大程度上便依賴於此。那些像哈耶克那樣的人認為,因為自由制度是市場經濟的產物,所以,一旦那種經濟消失,自由制度就會讓位給農奴制了。另一些人,比如伯納姆,則斷言,某種新形式的奴役,即所謂的“管理主義”,是不可避免的。

     

    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哈耶克

    像這樣的論證,僅僅證明了在何種程度上,經濟主義的成見依然氾濫。因為這樣的決定論,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不過是市場裝置的另一個名字罷了。這樣的論證很難說是符合邏輯的:你不能用它存在引出的經濟必然性,來論證它不在時會產生的效果。而且這樣的論證肯定是有悖於盎格魯-薩克森經驗的。勞動的凍結、和選徵兵役,都沒有消除美國人民本質上的自由,就像任何在1940年到1943年這關鍵的幾年裡在美國各州待過的人所見證的那樣。戰爭期間的大不列顛也引進了全盤計劃的經濟,並拋棄了政府與工業之分(十九世紀的自由便源於這一分離),但公眾的自由沒有一個時刻,比這時,即在緊急狀態最高峰時,更根深蒂固的了。實際上,我們將擁有的自由,和我們渴望創造和保全的自由一樣多。人類社會中不存在單一的決定因素。個人自由的制度保障,與任何經濟系統都是兼容的。不過讓經濟裝置來立法,是隻有在市場社會中才會發生的事情。


    人Vs.工業

    在我們這代人眼中看起來是資本主義的問題的問題,實際上,是更大得多得多的,工業文明的問題。對於這個事實,經濟自由主義者是盲目的。在保衛作為經濟系統的資本主義時,他忽視了機器時代的挑戰。然而,今天,帶來最大震盪的危險,超越了經濟。對信任破產和泰勒化的田園牧歌式的擔憂,已經被廣島所取代了。科學的野蠻主義正在追趕我們。德國佬正計劃用一個裝置來讓太陽發射死光。我們,事實上,已經生產出可以把太陽抹去的死光。但德國佬有一種邪惡的哲學,我們有的,則是一種人道的哲學。在這裡,我們應該學會看我們危險的象徵。

     

    在那些意識到問題的多個維度的美國人那裡,我們可以察覺到以下兩種傾向:一些人相信精英和貴族,相信管理主義和公司。他們覺得,社會的政體應該更密切調整自己以適應經濟系統,他們希望經濟系統維持不變。這是勇敢的新世界的理想,在這裡,個體習慣於支持比他更明智的人為他設計的秩序。相反,其他人則相信,在真正民主的社會中,工業的問題,會通過生產者和消費者自己的有計劃的干涉,而自行得到解決。的確,這樣有意識且負責任的行動,是複雜社會中自由的一種體現。但是,正如本文內容所指出的那樣,除非受一種不同於我們從市場經濟那裡繼承而來的觀點的,總體的人與社會觀的規訓,否則,這樣的努力不可能成功。

     

     


    [注]譯自Karl Polanyi, “Our Obsolete Market Mentality Civilization Must Find a New Thought Pattern”, Commentary, 3 (1947), p. 10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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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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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mar 2018, 20:40:1720/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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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殖民主義-原住民族領導人與環團裂痕擴大

    images原住民族部落表示,受夠環團入侵土地、誤導議題,還使計攻擊反對者


    生態殖民主義-原住民族領導人與環團裂痕擴大




    作者:克勞蒂亞 卡特尼歐

    金融郵報(Financial Post, 2018/1/4): goo.gl/2cpkRv

    加拿大卑詩省中北部的Nadleh Whut’en第一民族保留區的世襲領袖Martin Louie,留著一頭長髮相貌堅毅,身著傳統服飾,不僅在幕後主導監督,更身體力行在前線帶領族人抵制北方門戶(Northern Gateway,譯註:北方門戶,即安橋公司Enbridge所屬的油管計畫)油管計畫。

    過去他曾在聲明稿中控訴聯合國,也曾直接公開反嗆投資者。環團Stand.earth提到原住民族反對安橋公司(Enbridge)油管事件時,甚至以「海報男孩」形容他。

    但去年安橋公司這項鋪設油管計畫的70億賠償案破局時,Louie並不樂見。在雙方攻防中,這位領袖只是希望能為窮困部落爭取更多補償,而不是油管公司只提供1年「荒謬」的7萬元而已。

    images (1)2012年,Martin Louie 發起抗議反對安橋公司的北方門戶油管計畫。Louie 表示,他不是要搞垮那個已經撤銷的計畫,而是為自己窮困部落爭取更好的條件。

    Louie的經驗,恰好展現原民與環團間,對於自然資源的認知落差,特別在卑詩省,美國政府大量投資綠能發展,連帶限制了當地石油與天然氣出口。

    過去,原住民族常被認為主張反開發,與綠能運動結盟,但部分原民領袖驚覺,如果天然資源的開發計畫受阻,部落將逐漸被排除在主流經濟外,且再也回不去。

    他們在過去訪問中就曾透露,已經受夠環團人士大舉入侵,誤導議題帶風向,找來傀儡濫竽充數,造成分裂與對立,甚至用盡心計攻擊反對環團的原住民。

    「用生態殖民主義來形容最恰當」,卑詩省西南部Klahoose第一民族保留區前世襲領袖Ken Brown表示「在了解環團組織運作情形後,第一民族的領袖們逐漸覺醒,大家都看在眼裡」。

    舉其中一個例子來說,Louie現在是雄鷹公司(Eagle Spirit)油管計畫的主要支持者之一,這項計畫預估價值170億,受到第一民族部落的支持,用來取代北方門戶方案。

    Louie表示「當我對安橋公司窮追猛打時,目的是希望為我的族人爭取更多福利」。

    Louie回憶當時表示,與安橋公司立場分歧,耳語很快就傳得沸沸揚揚,之後,不少代表環團的律師就主動接觸,表示願意提供協助及資助。

    fp0106-gs-eagle-spirit2Calvin Helin是第一民族部落及民眾都公認力挺的雄鷹公司油管計畫主席兼會長。

    但Louie與環團最後不歡而散,因為雙方目標相互牴觸,Louie希望爭取更多福利,但環團人士則希望油管計劃就此停止。

    北方門戶案宣告破局,引起原民領袖擔心,這只是冰山一角。還有「太平洋西北」與「極光」液化天然氣計畫也不見得談得成,而跨山延伸油管項目(Trans Mountain,金德摩根Kinder Morgan公司所屬計畫)及其他有前景的液化天然氣計畫也不斷面臨挑戰,正當環團歡欣鼓舞慶祝計畫破局,第一民族保留區內原住民族的工作機會及收入也同樣被犧牲了。

    另一邊,雄鷹能源公司(Eagle Spirit)也同樣遇到瓶頸,由原民律師Calvin Helin發起,且獲得第一民族部落力挺,油管路線預計將通過卑詩省北部,但如果聯邦政府順利將油輪禁泊令送出議會執行,計畫最後恐怕會胎死腹中。油輪禁泊是去年政府為了保護大熊雨林,也就是卑詩省北部及中部大範圍沿海區域所訂下的命令。

    以上兩個行動,都被環團視為輝煌成就,但引發第一民族,如Lax Kw’alaams部落族人抗議,他們認為還團沒有經過妥善協商,就擅自行動,造成族人生計陷入困境。Ken Brown曾與環團人士接觸過,他的經驗可追溯到10年前,當時他是部落領袖,並且支持河流水力發電計畫。

    該計畫被「拯救我們的河川」(Save Our Rivers)及 西加野生委員會(Western Canada Wilderness Committee)抨擊,指稱可能危害魚類棲息地,Brown一群人被指控是「背叛、沒肩膀的人短視近利」。

    「這是多強烈的指控。有些高層根本沒到過那個地方,而且論調如出一轍:天要塌下來了,留著你沾滿血的錢、財團是邪惡的」。現在是顧問公司老闆的Brown表示,類似策略也同樣用來攻擊其他計畫。Brown表示「如果第一民族願意遵守環團信仰的既定的生態論述,他們就會被大肆稱讚獎勵,但如果不從,就會被無情攻擊」。直到現在,Louie還能感受到反彈聲浪的威力。在Louie向環團人士表達不滿之後,他的說法只是被環團利用來加強反開發的論點,Louie表示自己已經被徹底否定。

    他表示「工人之間流傳我不是個好人,說我會破壞生態環境,說我是為了賺錢,外界說得好像我從大家身上拿走了好幾百萬,如果真是如此,我何必為了買不起車而苦惱」。 Louie表示,他加入雄鷹公司計畫,完成了在北方門戶無法達成的境界:幫助部落經濟自主。

    螢幕快照 2018-03-07 下午2.12.41.png「他們把我塑造成,好像從大家身上拿走了好幾百萬,如果真是如此,我何必為了買不起車而苦惱」

     

     

    加拿大薩克其萬大學(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原住民族權利研究中心主任Dwight Newman表示,近年,環團與原民部落發現彼此有相同動機,攜手反對部分計畫案、對抗資本主義對環境的衝擊。因為原住民族擁有獨特法律權利,環團與原住民族合作,比孤軍奮戰更容易擋下開發案。加拿大憲法第35章指出,聯邦政府有責任要與第一民族、依努特族、梅蒂族部落諮商,並預期會產生不利影響,盡可能適當調整政策。

    Newman表示,到目前為止,這些原民相關法律一直被拿來阻擋開發, 但之中還有變數,也就是原民部落是否也有權引用相同的法律追求經濟發展,以改寫過去阻擋各式開發計畫(如雄鷹公司)的環保法令。Newman在美國麥克唐納勞里埃研究所(Macdonald-Laurier Institute)擔任資深研究員,他曾寫文章指出「遲早,那些論點都會進到法院,不管是要求行使權利的主張,或主張要求針對某些權利行使諮商權,都會在法庭上被討論。」。這些論點實實在在顛覆了許多自認為是自由派人士的期待,這群人實際上還是站在家父長式角度,認為第一民族就應該被保護免於開發。

    螢幕快照 2018-03-07 下午2.14.48.png「這些論點實實在在顛覆了許多自認為是自由派人士的期待,這群人實際上還是站在家父長式角度,認為第一民族就應該被保護免於開發。」

     

    因為美國的稅法及有錢慈善家多到數不清,這些錢為許多保護運動提供穩定金援。在溫哥華從事研究的學者及部落客Vivian Krause,透過對報稅制度的分析,追查美國團體挹注大量經費到加拿大,對抗油管及天然氣計畫。Krause表示,最大資助者「戈登貝蒂摩爾基金會」(Gordon and Betty Moore Foundation)已經贊助1.9億元,給第一民族及卑詩省環團等組織。Krause表示,摩爾基金會的最大獲益者是加拿大潮汐基金會(Tides Canada),該基金會拿到其中至少7000萬元,扣除組織內基本開銷後,再補助給其他團體,如第一民族等組織。

    其他美國資金還有來自洛克斐勒兄弟基金會(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威廉及佛羅拉惠雷特基金會(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以及皮尤慈善信託(Pew Charitable Trusts)。Krause表示,這些美國利益團體想盡辦法阻擋計畫,最好的方法就是利用第一民族在法院裡的憲法權利。

    之前曾在聯合國工作,Krause表示自己投入研究的原因是,原民領袖提出需求「希望能有工作及社經發展」,且他們「已經對到處抗議的走路工感到厭煩」。原民領袖Gary Alexcee就是其中之一,他是靠近阿拉斯加的尼斯加民族(Nisga’a Nation)世襲領袖,也是雄鷹領導人委員會成員。他對聯邦政府失望,因為比起原民部落需求,環保主義者聲音更受到重視。

    Gary Alexcee表示「 油輪禁泊令出乎意料,我們都給嚇了一跳,因為政府聲明稱會納入第一民族」,但「沒有人被諮商過」。Gary Alexcee表示,雄鷹公司創造工作職缺與提供就業機會「前所未有」,對該地區民眾而言,其他產業如捕魚、林業以及生態旅遊收入都不如預期。

    images (2)阿拉斯加附近的尼斯加民族世襲頭目Gary Alexceew表示「油輪禁泊令出乎意料,我們都給嚇了一跳,因為政府聲明稱會納入第一民族,沒有人被諮商過」

     

    70歲的Alexcee表示,部落中許多人不支持綠能活動,大批環團人士來到這裡,選出幾個傀儡成員,只是要達成自己的目的。在魯伯特王子港附近,Lax Kw’alaams第一民族領地,當地原住民族人與環團人士的關係惡劣。部落原本反對由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Petronas)主導的液態天然氣計畫,因為開採勒魯島(Lelu Island)可能危害年幼鮭魚。經過協調,原住民族同意擁有更多福利且重新選址後,部落轉向支持該天然氣計畫。

    但仍有小部分反對派持續抗爭。打前鋒的是Donnie Wesley,自稱是世襲領袖並發起占領行動。Lax Kw’alaams市長John Helin表示,此舉讓環團人士趁隙介入,提供組織成員資金及幫助,打擊高知名度的目標。甚至有數十名「職業示威者」從加州遠道而來,帶來SkeenaWild保護信託(SkeenaWild Conservation Trust)的資金,其實也是來自潮汐及摩爾基金會。 John Helin表示「他們多少都會稱我是叛徒」。

    螢幕快照 2018-03-07 下午2.19.46.png「每個人都說不喜歡我替安橋工作,你是敵人,你是背叛者」

     

    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去年夏天取消了360億投資,也代表40多年來部落獲利20億的生意從現在起泡湯了。Lax Kw’alaams 族人譴責Wesley誤導外人稱自己是世襲領袖,這起部落代表爭議後來鬧上法院,Wesley被判敗訴後提起上訴。卑詩省SkeenaWild在特瑞斯(Terrace)的執行總監Greg Knox表示,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取消液化天然氣計畫時,原民部落意見各有不同,部分人認為失去了機會,另有人鬆了口氣,認為保護了鮭魚免於受危害。

    Knox表示「這項計畫的地點很糟」。同時也有其他液化天然氣計畫遭質疑,但「就單獨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特別引發憂慮及強烈抗議」。Knox團隊也對抗北方門戶計畫,支持油輪禁泊命令,他表示,對雄鷹公司沒有意見,因為還沒有足夠資訊能判斷。儘管Stand.earth在自己的網站上吹噓,把目前延遲或停滯的21個「骯髒的油管及鐵路計畫」功勞全都往自己身上攬,但在溫哥華貿易委員會(Vancouver Board of Trade)公開活動上,面對金德摩根執行長Ian Anderson,不斷宣傳價值74億元跨山延伸油管時,還是需要倚靠Tsleil-Waututh 第一民族部落成員Will George出面抗衡。

    根據部落團隊發出的聲明稿指出,George表示「我不歡迎你來我的領土、我的土地不歡迎你,沒有Tsleil-Waututh族人同意,你勢必無法做生意。」Stand.earth 活動策畫Hailey Zacks表示「這真的可以說是因為原住民族維護自己的土地權,才使我們贏得勝利」,還特別點出,美國及加拿大共150名第一民族族人反對該計畫。但就金德摩根的角度,還是有42名受到影響的原住民族寧願支持油管延伸,並且簽署互惠協議。

    螢幕快照 2018-03-07 下午2.22.30.png「就我所知,我接觸過的部落族人共同想法就是盡力讓計畫暫停」

     

    對此,Zacks無法回應,但他表示「就我所知,我接觸過的部落族人共同想法就是盡力讓計畫暫停」。而Haida Gwaii則是身處開發險境,但選擇勇敢支持的部落之一。世襲領袖Ray Jones,66歲,曾遭嚴厲斥責,指稱他與北方門戶進行協商,協商內容包括往來亞洲的油輪….等可能對島嶼造成負面影響的內容。Jones曾是漁船船長,對海岸周遭相當熟悉,66歲的他表示,不只支持石油與天然氣運輸,也支持其他急需就業機會的族人。他表示,與安橋公司合作,包括建立島嶼部落與公司的溝通橋樑。

    但Jones同時也面對強勁的反對勢力,他表示,Haida Gwaii與環團人士關係密切的領袖,「他們一整群」,特別是來自大衛鈴木基金會(David Suzuki Foundation)的人經常造訪,影響當地民眾。本報想訪問該基金會,但該基金會至今沒有回應。Jones表示,部落對其他意見非常謹慎,不太想了解他與安橋公司的合作內容。

    他表示「每個人都說他們不喜歡我替安橋工作,你是敵人,你是背叛者」,「我的兩個姊姊不跟我講話,有人說我是村裡的小丑,很多負面用詞,我的輪胎被劃破,車子被到處亂劃,狀況很糟」。他說,這樣的心態扼殺部落其他人的工作機會,把年輕人往外推,而空洞的部落無人能替補。Jones表示「我不斷提醒自己的孫子,好好上學取得文憑,因為我不知道你們會遇到甚麼狀況,我們曾經活過美好時光,但那些日子已過去。」。


    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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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mar 2018, 10:32:3124/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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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懼習帝】北大三君子「拒做犬儒」網上發文即劈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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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更新: 0324 17:37 / 建立時間 (HKT): 0324 13:08

    習近平在全國兩會上順連任,而且任期沒有限制,可以一直連任,習帝登基。北京大學元培學院常務副院長李沉簡,前日發表一篇題為《挺直脊樑拒做犬儒》的文章,借戊戌變法、北京大學建校120年,紀念前校長蔡元培的機會,發文指「高級知識分子裏的無恥之徒絲毫不比普羅大眾少」,「自由是有骨氣的人們付出沉重的代價換來的」,可是,文章迅速被刪,學院的公眾號被關閉,3名教師辭職,校內老師則逐一要求學生刪除已轉發的文章。

    這篇文章前日在該學院的微博公眾號「大帥直通車」上發出,李沉簡在文章中指出,「兼容並包,思想自由」是北大的精神火炬,代代相傳,外表謙謙君子的蔡元培,早年組織反抗清朝,暗殺清官,任校長後先後8次辭職以示不滿,認為他是「一個挺直脊樑、拒絕做犬儒的男子漢」。

    文章分析稱,「自由從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有骨氣的人們付出沉重的代價換來的,其中北大的先人多有這樣的典範」,但歷史上「有脊樑的畢竟是少數,更多的是軟骨頭甚至為虎作倀」,「多少人是精明地昧著良心、為自保而誣陷同事、為加官進爵而落井下石」。

    為甚麼犬儒和無恥何以盛行?文章認為除了人性中「固有的懦弱和卑微」,社會「幾千年來對敢言者的持續絞殺」,是甚中一個最主要原因。文章最後呼籲讀者「承載着北大人的傲骨,公民的尊嚴」,「我們即使做不到振臂一呼,以筆為旗與懦弱卑微做不妥協的抗爭,也至少做到不出賣人的起碼尊嚴和思想獨立」。

    文章被發送後,李沉簡便辭職,通識副院長張旭東、院長鄂維南亦一同辭職,學院的微信公眾號被要求關閉,院內老師以微信語音、打電話等方式,逐一要求學生刪除轉發文章。

    「終究有人豁出命去講幾句真話!」「又見知識人的骨氣!」不少網民看過這篇文章後,都大讚李沉簡,可是卻有網民直言內地的現實情況:「挺直腰桿,不易!拒做犬儒,艱難!」


    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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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mar 2018, 00:15:2726/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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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故鄉納稅、青年返鄉、百億預算──「地方創生」對抗人口流失,日本全國動員「玩真的」,台灣呢?
    故鄉納稅、青年返鄉、百億預算──「地方創生」對抗人口流失,日本全國動員「玩真的」,台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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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3/21 Work Life in Japan 5.2K

    50 年後,日本人口數推估會從現今 1.2 億減少至 8 千萬人,若不改善,日本的勞動力、GDP 總額,以及在地文化,也會跟著這 4 千萬人一同蒸發。因此,日本現在全民卯起來推動「地方創生」、「地域活性化」,讓政策、人才、資金到位,在鄉鎮展開一場場「地方革命」!

    去年三月在台灣播出的日劇「搶救拿破崙之村」(ナポレオンの村),描述一位超強的熱血公務員,排除萬難反轉滅村的命運,他的這股傻勁也感動了村民、公務員、地方官員、移住者等,讓大家願意團結一心,大步邁進。

    該劇的熱血公務員其實真有其人,是一位名叫高野誠鮮的「石川県羽咋市農林水産課」的公務員,當時他僅用預算 60 萬日幣,打造「神子原米」品牌,並獲羅馬教宗讚揚,此舉不但讓神子原米一炮而紅,也成功吸引更多年輕入投入耕種,讓村落四年後擺脫「限界集落」(指 65 歲以上的人口超過半數的村落)的困境。

    日劇「搶救拿破崙之村」(ナポレオンの村)。圖/TBS

    50 年後推估日本人口少三分之一

    近年日本政府推動的「地方創生」,可算是全民共感,因為日本整體人口正在下滑當中,若不改善,根據日本內閣府統計,預估在 2060 年,人口會少將近 4 千萬人,且其中有近四成人口超過 65 歲,隨之而來的勞動力不足、GDP 成長緩慢、高齡化社會、文化傳承不易等,都是十分棘手的問題。

    日本將來各年齡人口推計。圖/日本內閣府


    因此現在在日本,不管是電視劇也好、學界、產業界、地方與中央政府,都全員動起來一起「地方創生」,安倍晉三首相更提到「地方是日本活力來源」、「地方沒有活力,日本就沒活力」,並在 2014 年任命石破茂內閣大臣,成立「鄉鎮、人才、工作創生本部事務局」(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本部事務局),由中央開始揮起地方創生的旗幟。

    中央送人送錢到地方

    日本總務省砸下大筆預算,讓地方公開募集「地域活性協力隊」(地域おこし協力隊),提供 20 萬日幣不等的月薪(在日本約等於大學畢業基本薪資),在鄉鎮地方執行活絡計畫,為期三年。此舉希望能把人才從都市吸引至鄉下,協助農產品六次產業化(註)、空屋改造、創業育成、宣傳行銷等工作。據統計,2015 年日本政府號召了超過 2,600 青壯年返鄉,花了超過 100 億日幣預算,希望能解決想去鄉鎮地方工作,卻找不到適合工作的窘境。

    另外,日本政府也推出「故鄉納稅」(ふるさと納税)的政策,讓國民能將自己應繳的稅金,直接繳納給喜愛的地方政府,並獲得自選的在地農產品當作謝禮。此政策在日本國民當中人氣不小,2015 年給予地方的寄付金(捐款)也高達近 1 千 5 百億日圓。

    地方創生總司令官

    有人有錢之後,還要有出力的營運團隊,此時地方政府的角色便十分重要,需活用外部的捐款、補助金,一同與在地青年、企業,挖掘原有的資源,創造更多可能性。此時,「從地方發起」、「為在地人而生」的概念十分重要。當中,也有不少地方政府會委託地方創生專家、顧問或學者,構思作戰計畫,例如以策劃大地藝術祭、由北川富朗領軍的「Art Front Gallery」,以及以社區設計為核心、由山崎亮主導的「Studio L」等,都曾成功祭出漂亮的全壘打。

    巧妙結合自然、藝術與人的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圖/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 網站


    復甦地方為企業責任

    另外,日本不少大企業也將活絡地方作為企業的 CSR 方針,像是日本電信電話株式会社(NTT)也利用「資訊及通訊科技」(ICT),支援在地育兒、教育、老人照護、觀光等。ANA 航空的機上餐也推出日本各地的鄉土料理,讓國內外乘客感受日本豐富的飲食文化。麒麟啤酒配合在地飲食、風土與口味,研發出 47 都道府縣的在地啤酒,更找來當紅偶像團體嵐代言。



    振奮學界案例如雨後春筍

    日本學界也建立許多地方復甦成功的案例,收錄在「地域活性學會」每年出版的研究誌等,同時也開發各種實驗性高的地方振興手段,如慶應大學的系統設計與管理研究所,推動以「系統設計思考」思維,從中洞察「社會系統」的問題點,並在各方參與的工作坊中,構思創新方案。

    一個人也行 在地創業正夯

    現在不少日本年輕人在工作數年後便會 U-Turn 或 I-Turn 移居到鄉鎮,進駐在地的創業育成中心,或成立網路公司、設計事務所、顧問業等。「U-Turn」意指在大都市磨練後,返回原出生地工作;「I-Turn」則指從外部移住至其他鄉鎮。這兩類人才通常能帶入外部的新技能、新人脈,能與在地人激發出更多新想法。對移住者來說,在自然裡生活、生活費低、育兒環境佳等要素非常吸引人。廢校改造而成的秋田「五城目町馬場目」創業基地,就是一個活力十足的成功案例。

    一間教室就是一間辦公室,目前有 13 間公司進駐,月租只要 2 萬日幣。圖/五城目町地域活性化支援センター 臉書專頁


    日本的現在 台灣的未來

    根據台灣國家發展委員會 105 年度的人口報告推估,台灣 2021 至 2025 年即達到人口高峰,往後便會逐年減少,並於 2026 年邁入超高齡社會(老年人口超過 20%),此老化速度與低生育率都遙遙領先日本與歐美各國。然而,日本的種種案例也僅供參考,每個國家、鄉鎮其實都有不同的問題脈絡。

    回望台灣,台灣現在不少鄉野地方,也開始有理想抱負的年輕人移住,像是青農、第二代接班人,以及年輕民宿老闆(如天空的院子),或在地方舉辦有趣活動(如稻田裡的餐桌),值得期待的例子不勝枚舉。

    然而,台灣的地方發展例子多半規模偏小,國際化程度也相對不高,仍有很多發展空間。再者,台灣民眾對於人口減少的危機感仍普遍偏低,應即早凝聚個人、政府、產學界的力量,設計出專屬台灣每區的「地方創生」方案。

    雖然地方創生非一蹴可幾,常需要 5 到 10 年不等才會看到成果,然而台灣的優點是地理面積小、基礎建設完善,且人文地理多元,因此,一日城鄉兩邊跑並非難事,相信也期待,台灣能在人口下滑特快車啟動之前,已在台灣各角落,有遍地開花的地方創生正在發生。

    原文收錄於 Rakko.me:〈日本擋得住人口減少特快車嗎?全民總動員的地方創生計畫〉  

    註:六次產業化 = 農業生產(一級) x 農產加工(二級) x 直銷(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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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閱讀》
    自然、藝術、人三角完美結合—2015 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 Echigo Tumari Art Triennale 大地の芸術祭 越後妻有アートトリエンナーレ

    《關聯閱讀》
    【Daniel Lin@台灣】致農委會主委曹啟鴻:用品牌模式經營台灣「大農業」,讓返鄉青年以世界為舞台
    小國小城,一樣有說不完的故事──珍惜在地歷史,芬蘭人教我的事

    《作品推薦》
    「北上」日本工作生活,也可以響應「新南向」政策?──不劃地自限的新創案例
    日本政府推動「超值星期五」,要用改善勞權「拚經濟」:一石二鳥?還是硬湊的"PPAP"?

     

    執行編輯:YUKI
    核稿編輯:張翔一


    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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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mar 2018, 10:11:1826/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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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劉紹華

    移動作為生命的方法:你是在旅行中體驗差異,還是複製相同的世界想像?

    2017-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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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柬埔寨之旅是我生命中首次大跨度的移動。屈指數來,在柬埔寨的時空中稱得上是「第一次」的移動實在很多,它們讓我的生命、眼界與心防洞開:在異鄉長期生活、見識普遍的赤貧、認識眾多文盲、在漫長的爛路破橋上開車、看見這麼多被地雷炸傷的身障者、知道這麼多的愛滋患者生活在周遭、拜訪以茅草竹片為牆的監獄、在這麼多白人的酒吧中與不同國籍的東南亞小姐打交道、見識台商「包二奶」是怎麼回事、遇見遠赴柬埔寨茶館淘金夢滅的中國姑娘、和「黑道」打交道、在高腳屋裡生活、挑河水洗澡、與這麼多明明過得辛苦卻總是微笑的高棉人相交。這麼多的第一次,我若沒有改變,不是悟性太低,就是固性太強。所幸,我雖非天才,亦非蠢才,中庸尚可,由裡到外都改變許多。

    在不同的時間、空間、人群、文化、社會位置中移動而形成的眼光,讓我得以在柬埔寨的日子裡認識異文化的世界,也體驗出自己的可能與限制。於是,我也才有勇氣在日後進行更大跨度、更為困難的移動,從柬埔寨到非洲到中國涼山。我心知肚明,如果沒有柬埔寨的生命移動經驗,不可能成就我後來的涼山體驗,我可能也沒有能耐把一個動盪的故事盡可能心平氣和地寫出來。

    這本書於2005年在台灣出版,十餘年後才要在中國出版,主編要我寫些多年來的變動想法。這世界瞬息萬變,我也許久未曾重返柬埔寨,能寫甚麼?面對十多年前自己的心情故事,今日的我也不想交出白卷,那就聊聊近年來看到的新興現象,順帶讓當年沒寫出來的回憶重見天日。

    當東南亞成為世界熱點

    十餘年過去了,柬埔寨乃至整個東南亞,從對東亞人而言似乎不是那麼令人瞧得起的區域,已成為舉足輕重的世界板塊。東南亞的勞工、女性、文化、語言、飲食、電影、政治影響、市場規模、經濟發展等,令身處東亞的我們不得再漠視鄰近區域的人事物。台灣早已從過往只朝北半球看,而逐漸轉向關注南半球。

    對於東南亞的關注,台灣最值得提及的民間努力之一是2006年創刊的《四方報》,這是一份以越南文、泰文、印尼文、菲律賓文、緬甸文、柬埔寨文為書寫語言的月報。當年的創刊總編輯張正,是我大學時期的學弟,和副總編輯廖雲章是夫妻。兩人離開《四方報》後,又開設台灣第一家東南亞的主題書店「燦爛時光」,甚至舉辦「移民工文學獎」,並將獲獎文章翻譯成中文,雙語並列出版,也許值得未來中國的民間工作者參考。

    當然,並非所有人都如此真心善待東南亞,主要看重的還是當地的經濟效益。在台灣,學習東南亞語言似乎已成大學畢業生的就業保障。台灣房地產投資客在自家炒房還不夠,繼買進破產的美國加州地產後,東南亞的房地產已成為熱錢湧進的新目標。每天早晨我開車上班途中都聽到收音機裡傳來「海外房地產投資首選,我推薦柬埔寨」之類的洗腦廣告。台北街頭更不乏見巨幅廣告「金邊房地產,投資報酬率7%」。中國人也早已帶著重金進入東南亞架設高鐵與開闢經濟特區,還夾帶著中國式管理的文化特色。

    他們看到的,是文化還是經濟?

    從中國與美國兩大經濟體的競爭煙硝中,更可聞出東南亞的經濟重要性。美國自從主導《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後,一直排除中國加入。2016年2月初,12國簽訂協議時,美國總統歐巴馬再度發表聲明,表示:「TPP讓美國,而不是像中國之類的國家,來書寫21世紀之路的規則,這對亞太地區尤其重要。」而中國,也積極與東南亞國協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密切往來。台灣媒體即以「中美搶東協如搶奧運金牌」來形容中國與美國在東協中的激烈競爭。

    兩大經濟體爭相拉攏東南亞,以壯大各自在全球體系中的政治經濟影響力,說明這個區域的重要性。但是,除了市場與經濟價值外,有權有勢者真心看到與珍惜東南亞的文化意義嗎?還是,對東南亞文化的欣賞仍是以經濟觀點來評價?

    舉例來說,泰國是個虔誠的小乘佛教社會,孝順與敬老是社會美德,但這些美德並非西方社會所崇尚,也在原以大乘佛教為主的東亞社會中逐漸式微。如今,在全球化的時代,貨幣交易與流通無國界,文化及承載文化的人作為商品,也一樣無遠弗屆。於是,東南亞勞工大量輸出東亞照顧老人,西方白人則移居泰國退休養老,享受泰國服務者對老年人的親近與貼心照護。經濟因素伴隨著文化特性,讓東南亞的文化與勞工和外界交互移動得更為頻繁。

    你是在旅行中體驗差異,還是複製相同的世界想像?

    另一種更常見的交互移動便是旅遊。東南亞的貨幣相對而言仍是弱勢貨幣,東亞旅客來此消費十分划算。可能正因如此,許多東亞華人旅客,即使是年輕人,到柬埔寨旅遊亦常住進高級觀光飯店,享受在自己國家或去發達國家旅遊時難得的消費活動,儼然從東亞向東南亞移動的過程中,自己的社會經濟位階倏忽由下而上。

    殊不知,如此不察地躋身全球性的社經位階排序,仍停留在原本的世界想像與嚮往秩序,可能錯失了解當地文化與生活方式的機會,無緣探索不同層面的移動驚喜。最終返程回家時,才由高處落地回到現實,馬車變回南瓜,全靠照片來追憶海市蜃樓般的華美。如果年輕時期就如此依照社會經濟體系的階序築夢,而缺少認識差異的真心與體驗嘗試,年輕人最擔憂的不平等未來,能有機會改變嗎?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年輕時代都對世界心生嚮往,對改變世界的不公不義有過自我期許。但實際投入行動的,可能只是少數。誠然,對於行動的定義可能因人而異,但不論如何界定,我想關注與理解應是所有行動的基本出發點。在經濟榮景之外的東南亞其他面向,也值得我們關注,如同我們希望自身面臨的結構性不平等與改變未來的可能性也被世界關注一般。我們自身和東南亞,在全球架構下其實一體相連,都被捲入也積極參與那個無以名之、卻無所不在的全球化影響。

    在柬埔寨遇見黑幫老大

    東南亞至今仍是個悲苦與希望同時並存的世界。當然,東南亞之大,很難概括討論。就談柬埔寨,這是東南亞最困難的國家之一。這個讓亞洲熱錢躁動湧進的國家,2016年的國民人均產值其實不過美金1,000元出頭而已,換算起來,平均每日不到3美元。柬埔寨的鄉間仍埋藏著無數不明下落的地雷,號稱經濟起飛的首都金邊周圍仍充斥著撿拾垃圾維生的貧民。眾多的愛滋患者缺乏生機。天堂與地獄的寫實,就如同吳哥窟的石雕故事一般,上演著人世歷史中的喜怒哀樂、罪與罰、墮落與超脫。

    這些寫實所透露出的光怪陸離,我在書中寫過,如今景況應該更具張力。不過,有一則故事我未曾寫入。滄海桑田,如今提筆,應該已無傷於人。

    台灣著名的黑社會組織「竹聯幫」出過一位傳奇領袖陳啟禮,我在柬埔寨工作期間,曾受惠於他的協助。長話短說,一名台商佔用了我們工作站的車子,我無計可施,轉向一名在柬埔寨闢地耕稻的台灣媒體前輩求援。該名前輩告訴我只有陳啟禮能治這類台商,但他也說像我們這種從事國際援助的民間組織是「白道」,而陳是「黑道」,白道不方便直通黑道,所以由他幫我去說。沒幾日,車子就還回了。這真是幫了我一個大忙。

    我自然明白黑白兩道分流的道理,但事後陳託人轉達邀請我們去他家時,我仍欣然攜禮上門致謝。陳啟禮很明白地說,他非常佩服我們在柬埔寨的工作,有任何需要可以直接找他,也歡迎我們隨時去他家玩,包括使用他家的游泳池。他對我們的善意,就像許多台商對我們的誠意一樣,表達出與尋常台灣人往來的鄉愁。

    但我在柬埔寨期間沒再上門過。世事難料,我最後一次拜訪陳啟禮的金邊住家,竟是離開柬埔寨之後的事了。

    黑道大哥的失算落馬

    後來我回台擔任記者,2000年6月,柬埔寨台商會長遭人殺害,攪動台灣與柬埔寨的政治經濟神經,各種傳言四起。我被報社派去金邊,一大群台灣媒體也同時出動,語言不通、文化與政治差異懸殊,但台灣電子媒體在異地仍慣常採用台式採訪風格,見到柬埔寨檢警出來,便蜂擁而上,以麥克風撞向人臉,然後七嘴八舌提問,有人甚至用中文,沒錯,用中文詢問。

    該名檢警臉色大變,旁邊的警察憤而拿起真槍實彈的步槍,一副你再鬧我就上膛的架式。台灣媒體在自家當老大慣了,出於慣性與無知,沒在怕的樣子。但柬埔寨可不是民主國家,那些軍警的怒臉在我眼裡真是令人膽顫心驚。我馬上趨前採用柬式禮儀,使用尚可溝通的高棉語跟那些荷槍實彈的軍警道歉,並拜託台灣媒體趕快閃人。本來那些大無畏的台灣記者似乎還不想撤,直到我說:「你們再不走,到時他就算不抓你,也會沒收你的攝影機。」勇敢的台灣媒體才悻然退離。

    該名台商會長被殺的新聞,在此不贅言,總之是件複雜的商人內鬥。欠缺當地消息管道的台灣媒體大多無計可施,只能等待柬埔寨警方的消息。記者出差在外,沒有新聞傳回台灣,不好交差。於是,有媒體提議去採訪陳啟禮的住家。說也奇怪,向來甚少接受媒體訪問的陳啟禮,居然毫無猶豫地敞開大門,親自迎接像觀光團一般的台灣媒體,帶領大家參觀住處,而且幾乎有問必答。

    可能是氣氛太好了,突然,一名無線電視台的菜鳥女記者要求參觀陳啟禮的「軍火庫」。聽到這請求,我很訝異,沒想到陳啟禮居然立刻微笑答應。我還記得自己走在人群後面,和陳啟禮當時身邊最親近的小兄弟在一起。我低聲問:「給這麼多人看槍枝,這樣好嗎?」小兄弟難得地回我話:「不好!」然後面色凝重地看著前方簇擁的人群。

    我當時的感想是,陳啟禮就算仍是江湖大哥,也老了,想家了,他八成想與媒體親善,看看能否增加他獲准返台探望老母的機會。只是,該家台灣無線電視台的新聞在柬埔寨也能夠透過衛星收看,隔天,陳啟禮家中藏有軍火的新聞畫面就傳遍柬埔寨。不論陳啟禮當時與柬埔寨高層有何瓜葛,光是他以軍火示人、公開挑戰柬埔寨政府權威,就足以讓他倒台,立刻被柬埔寨武裝警力抓入大牢。

    那條我謹守的黑白界線,結果卻……

    我清楚地記得,當陳啟禮從警局出來被帶進車子坐在左方後座時,我就站在車子旁邊,他認出我,雙手被扣住的他自然也沒權利打開車窗。他貼著車窗對我用唇語說:「幫我找律師。」我愣在那裡,心裡五味雜陳。我是個客觀中立的記者,也曾是受惠於他的民間組織工作者,我能接招嗎?我有何能耐接招?更令我困惑的是,他怎麼會找我呢?他已經無路可走、急病亂投醫了嗎?顯然是的。

    陳啟禮終究未能以活虎之姿離開柬埔寨,2007年病重,赴香港就醫未果逝世。當年遺體返台火化,喪禮驚人地隆重,治喪委員會名譽主任委員就是當時台灣立法院院長王金平。我曾經守著那條白道黑道界線的謹小慎微,在看到新聞的那一瞬間,就對照著現實的台灣政經戲台,成為我心中自嘲的笑話。

    這段往事,為我的柬埔寨經驗下了適切的註腳:我對移動可能造就的善與不善,體驗深刻。人情冷暖與世事道理並非黑白分明,但貧窮與炫富、不堪與光彩、期望與夢碎卻常寫實得令人疼痛。台灣或其他地方華人對異文化的無知與不尊重,也常令人瞠目結舌。

    人類學於我,是一種生命眼光,遠勝於一類學術語言。但我對人類學精髓的衷心體悟,是在柬埔寨開花,「後柬埔寨時期」才陸續結果,《柬埔寨旅人》與《我的涼山兄弟》都是受惠於柬埔寨移動經驗的花果。從柬埔寨到凉山,我以不同姿態嘗試探索這個世界,以腳跨越,用心理解,借文字表意。我有幸看到的這個世界,充滿了苦痛與驚喜,滋養了我,讓曾經年輕困惑的心逐漸昇華。

    書寫是我理解這個世界與介入不平的方式。只希望不是發洩自我的主觀與情緒,而期待記錄自己理解差異後的感想與反省,才不負我曾大言不慚地說過:「人類學活在我的眼睛與血管裡。」

    (本文修改自《柬埔寨旅人》簡體版新版序,三暉/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

         

    好書推薦:

    書名:柬埔寨旅人
    作者:劉紹華
    出版:允晨文化
    出版時間:20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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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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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mar 2018, 21:39:0026/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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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se Magic Kids

    Emma González speaks at the March for Our Lives Rally in Washington, DC.

    Today has been a day of awakening for me, and I suppose it has been for many of my age-contemporaries, too. As a fifty-one year old man, I don’t cry much, but, wow, have I been a weepy mess all day today watching these magic kids. And that’s the term that keeps coming back to me: These kids are magic.

    They somehow don’t seem real. They seem more like fully formed wizards who just popped into existence, as if the shooter who tore through their high school just showed up expecting sheep and found warrior-paladins instead.

    But then it makes even less sense, because they aren’t just from Stoneman Douglas in Parkland, Florida. They are kids from everywhere. And they keep demanding that the media recognizes that they are from everywhere. These kids, these magic kids, keep saying to the interviewers, GO TALK TO THE OTHER KIDS. GO TALK TO THE BLACK KIDS. GO TALK TO THE POOR KIDS. GO TALK TO THE LATINO KIDS.

    Then, as happened time and again today, when the cameras finally turn to the black kids and the Latino kids and the poor kids, THEY talk about other kids.

    This isn’t a story about Parkland, Florida and a really smart AP class with great prospects. It’s about a full-on generation shift that caught me, and I’m guessing you, totally by surprise. These magic kids are from EVERYWHERE.

    Which begs the question: If they came from everywhere, then how did they happen?

    The NRA and their sad, angry ilk have a readymade explanation: They’re actors. They’re following a script. They’re shills of Big Peace. Whatever. All that is insane, of course, but you can almost understand the confusion. The kids just don’t seem normal. They aren’t what we understand children to be, which of course is to say, “They aren’t like us. They aren’t like we were when we were kids.”

    And so we cast about for an easy answer.

    But perhaps the answer isn’t easy at all. Perhaps the answer is through a mirror darkly.

    Millennials (who, believe it or not, are now in their thirties) and these Gen-Z kids have been painted with the most unflattering colors by my Gen-Xers and the Baby Boomers before us. We’re the ones in positions of power in the world and what do we do? We call them all a bunch of crybabies. We give them endless grief for their constant insistence on things like “white privilege” and “non-binary sexuality.”

    We mock them for their safe spaces and their sensitivity to being triggered by language. We tell them they need to toughen up. We tell them that the world is a harsh place, as if we know better than them that brutal truth.

    I think the reason we are so surprised by these kids is that we’ve spent so many years telling ourselves that they were “snowflakes” who were going to get blown away by the real world, that we missed the coming storm.

    God, were we wrong.

    The truth is these kids didn’t spontaneously erupt from Florida a month ago. They have been deconstructing the bullshit of our generations for their entire lives, and now they’re ready.

    Not for nothing, these are the kids that were born, literally, in the months after September 11, 2001. They came into a world at war. They grew up in the shadow of ever-threatening “Red Alert Levels” and endless “Active Shooter Drills” and the ubiquity of “Rekt” videos on 4Chan. They did not know one day of school before Columbine. They did not know one day of life without the threat of terrorism. They have not known one day of their nation in peace. Like it or not, they have lived every day of their lives, twenty-four-seven, on the battlefield.

    We give them endless grief for playing video games. We tell them they should be outside, at school — but for so many of them, the schools and their streets are “soft targets.”

    God, I’d stay in and play games where the bullets weren’t real, too.

    These kids grew up with the native ability to parse the OBVIOUS racism of Trayvon Martin’s murder, of Tamir Rice murder, of Philando Castile’s murder, of African American teenagers in McKinney, Texas getting the shit kicked out of them by police for being in a “white” neighborhood for a pool party. Just two days ago, they watched Stephon Clark get put down by over-amped, trigger-happy police while he was in his grandmother’s backyard. They can see with their own two eyes that our society is grossly unjust — and so when the camera focuses on David Hogg, we shouldn’t be surprised that this smart-dressed white boy says, TALK TO THE CHILDREN OF COLOR, as he did just yesterday in an interview with Axios. We shouldn’t be surprised when he says “Our parents don’t know how to use a fucking democracy, so we have to.”

    They’ve seen how badly we’ve screwed up a free society for their entire lives and they are, in their own beautiful way, “calling bullshit.”

    The kids didn’t magically arise in a fortnight; their whole lives have been calling bullshit.

    They are digital natives with an ability to see the whole grand world. As such, they note that we’re the only economically advanced nation in the world where 30,000 people die from gun violence every year. They aren’t cloistered in their own communities playing kickball, so they know that those deaths are skewed all to hell in the obviously racist, classist ways that are evidenced in the above mentioned state-sponsored crimes of racial bias. They know that Trayvon, Tamir, Philando and all the others aren’t aberrations in the data set.

    These kids might just be learning to shave, but Occam’s razor is intuitive. You need to train yourself into NOT believing obvious truths. Maybe Gen-Xers and Boomers have learned to bend themselves into a knot over that, but these kids? Not a chance. Of course they call bullshit on that.

    When the “adult” generations sit on our hands and say we can’t just get rid of AR-15s because of the NRA and their power, of course they call bullshit on that.

    When politicians who are blatantly sucking money from horrible people who manifestly make their world worse, of course they call bullshit on that.

    We adults — and FINALLY with some level of self-consciousness in these matters, I’m speaking as a middle-aged, white, privileged, man — have been so busy lampooning their beliefs, that we missed the point where they just went ahead and actually included everyone into their generational tribe — regardless of their race, gender-identity, sexuality, religion, or class. We’re still arguing about gay wedding cakes and we’re still OBVIOUSLY treating kids of color worse than white kids. Of course they call bullshit on that.

    What we missed, and why we’re so surprised that they have “magically” appeared, is that these kids threw our bullshit overboard years ago. They don’t need our rigidity. They don’t ever again need to hear someone say, “Hey, everyone is a little bit racist.” They have no time for our “God-hates-the-gays bigotry.” They have no place for our transphobia.

    Grow up on a battlefield and you lose your illusions. They’re well over our befuddling myths of the way the world must be.

    Moreover, they know they’ve got a fight ahead of them.

    They are looking square into a future denuded of the possibilities we older folks took for granted. They can see, quite clearly, that like plagues of locust, our grown-up generations have stripped the nation’s resources, beshitted the global environment like we had a spare planet tucked in the garage under a tarp, presided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our own middle class, and for a kicker, welcomed a parade of nationalist buffoons with fascist tendencies back into power.

    These kids can see the tribalism and they know that soon they’ll be ascendant.

    Their tribe is different than mine or yours. For now, they’re young, but for all the rest of their time on this planet, they will be multiracial, non-binary, non-dogmatic, digitally native, omnivorously curious, and significantly bigger than either the surviving Boomers or the aging Gen-Xers.

    These kids didn’t spring suddenly from nowhere. They’ve been watching us and learning from our nearly countless, self-imposed mistakes. They’ve seen us run in pointless ruts, like cattle through an abattoir, and they’ve decided that’s not for them, and so they called bullshit.

    They’re calling bullshit and they’re not making any safe space with their language for us if you consider this withering fusilade of truth from Mr. Hogg.

    It is truly saddening to see how many of you have lost faith in America because we certainly haven’t and we are never going to. You might as well stop now because we are going to outlive you.”

    Yes, thank God, you will. But for as long as I can, I’ll follow you into the future. I just hope I can keep up. I have so much to learn.

    #Enough

    #NeverAgain

    #MarchForOurLives

    #BlackLivesMatter

    #Ge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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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mar 2018, 23:17:5226/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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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我們需要藝術?──演化論觀點丨于千

    作者:于千

    於上篇,我簡述過了吉爾的人類學觀點:藝術是一種社會互動。然而,為甚麼我們會建立出藝術這種社會交流?換另一個追問方式:為甚麼我們是藝術能動者(artful agent)?人類學家愛倫.迪莎納婭克(Ellen Dissanayake)把這些提問推到了生物學上的面向,提出了所謂「生物行為觀點」(the biobehavioral view),試圖為「何解需要藝術?」提供答案。

    生物行為觀點?

    迪莎納婭克在她的書《藝術是為了甚麼?》(What Is Art For?)中,首先提出了生物行為觀點。這觀點假設了人類的行為基於生物學演化原則(principles of biological evolution),繼而研究人類作為其中一個物種的演化狀態。因此,藝術作為一種社交行為,它亦基於生物學演化原則。

     Ellen Dissanayake, What Is Art For?

    Ellen Dissanayake, What Is Art For?

    然而,迪莎納婭克並沒有排除社會文化對人類行為的重要性,她認為,當人們論及藝術時,「演化」這個名詞往往還意味著「文化演化」(cultural evolution)。因此,「生物行為」並非只有純生物原理的面向,這個名詞想要澄清的,是人類這個物種的行為。

    在1975年,演化論學者艾德華.威爾森(Edward Wilson)出版了著作《社會生物學:新綜合理論》(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提出物種的基因,是影響其社交行為的主要因素。當然,我們早就知道,基因指引著生物的行為(主要是直接跟生存相關的行為,例如:睡眠習慣),但威爾森的研究是更進一步,把行為延展到社會的面向。

    但人類的基因、本性又是什麼?迪莎納婭克一開始就明言過,對於很多人而言,他們總是對人類的本性避而不談,甚至認為這種想法本身就是危險的。 道德哲學家瑪麗.米珍莉(Mary Midgley)就曾指責一些存在主義哲學家,說他們不談人類本質是不智的。當然,在一定程度上,迪莎納婭克支持基因具有影響人類社交行為的能力 ── 在基因上,我們確實是智人 (Homo sapiens)。

    但在另一方面,她認為基因並不具有絕對的決定性,她說,我們應使用「能力」(“powers”)和「傾向」(“tendencies”)來描述基因對人類行為的作用。在某種層次上,文化也是生物學的適者生存條件,也就是美國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 ,於《文化闡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所說:「沒有所謂脫離文化的人類本質。」

    在生物行為觀點下,藝術的價值是甚麼?

    本文的上篇介紹了吉爾的觀點,簡單來說,在人類學的觀點下,藝術是一種社交行為。吉爾說明過,這種社交行為的推動力基於人類的認知狀態,是認知心理學研究的範疇。現在,經迪莎納婭克的進一步建立,我們又把對藝術行為的注意力放在人類的本質上。

    但說到底,在生物行為的觀點下,藝術是怎麼樣的社交行為?顯然地,我們很難只說:「為了要滿足某種心理需要。」之類的解釋;現在,我們必須要為藝術活動加上生物學上的意味 ── 把看似不必要的和非理性的行為,提供一個生物演化上(包括文化)的解釋。

    從以上的理論基礎看來,讀者需要注意一個要點,就是:藝術行為的根本價值,是取決於演化論上的價值。假如讀者把這點搞錯了,他們大概沒有站在迪莎納婭克的方法學上思考。這思考的起步點,顯然地跟大部分社會學家和哲學家不同 ── 舉例說,上篇提及到的藝術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大概會告訴你,藝術價值只從屬於經濟和意識形態的價值。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法國社會學、人類學、哲學家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法國社會學、人類學、哲學家

    其次,一般美學家都論及藝術時,他們其實是假定了藝術是好的藝術,不只是嘗試作藝術行為。換句話說,假如我只是嘗試歌唱、跳舞,一般美學家大概不會認為我的行為有藝術價值;但迪莎納婭克的生物行為觀點則不一樣,她甚至說,定義甚麼為之好藝術,是哲學家和藝評家的工作,而不是動物行為學家的所解答的問題。

    有了這些立足了,迪莎納婭克聲稱,「甚麼是藝術?」其實等於「為甚麼人類需要藝術?它有甚麼演化論上的好處?」

    藝術的用處?

    藝術的用處是甚麼?這個問題的答案在不同時間和地域上,答案也不盡一樣,畢竟不同情況下人類有不同的演化條件。舉例說,在原始的社會,歌唱和跳舞的行為或以用來嚇怕敵人;身體彩繪可以是為了隱藏行蹤;洞穴的圖畫可能是某種宗教儀式。

    迪莎納婭克花了不少筆墨描述宗教儀式對人類的作用。但是,畢竟我們已經不再像繪畫洞穴壁畫的原始人;再者,藝術在原始人的時代是作為溝通的工具,我們已經不需要依靠圖像作為符號般的構通工具。在現代的意義下,符號似乎只是為了一種藝術上的詩意。簡而言之,以上所說的似乎都跟我們現代人對藝術的理解,和所關心的不太相關(例如:我歌唱、跳舞根本不會為了嚇怕敵人 ── 假如沒有作為副產品地嚇怕敵人的話)。

    但現代人所關心的又是甚麼呢?相信大多數人也會說,藝術是為了情感的表達,或是情緒的釋放;藝術因而是一種心理的渴求。這是非常對的,不少心理上的渴求都有著演化論上的原因(性慾與食慾是明顯的例子)。因此,在演化論的框架下,人類學家必須要找到,藝術行為這種心理的渴求的原因。

    說到情緒的表達和釋放,我們當然會想起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根據亞里士多德,悲劇的作用在於引起觀眾的憐憫和恐懼,從而把這些負面的情緒淨化。雖然《詩學》中關於喜劇的部分失傳了,但相信亞里士多德會認為,喜劇也是為了類似的工用 ── 情感的淨化似乎有著生理上的作用。一些學者則認為,藝術是一種強化人類意識的訓練,技藝的培養也增進我們對世界的理解。

    亞里士多德《詩學》

    亞里士多德《詩學》

    然而,單是為了情感的需要,似乎不一定需要透過藝術行為來實踐,就此而言,藝術行為似乎並不必要。所以,我們很自然需要追問,情感有所謂的藝術情感嗎?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迪莎納婭克也沒有嚴格地把藝術情感從其他情感中區分開來,但讀者可以從兩個角度思考。首先,假如一種情感只能在藝術中找到的,那麼它就是一種藝術情感(這是一種類近於唯美主義(aestheticism)的觀點)。但問題其實比我們所想像的複雜,是藝術上的一個大問哉。當我們論及藝術情感時,往往還把各種情感包攬其中(如以上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憐憫和恐懼),這種把各種情感包攬其中的觀點,可見於後來的托爾斯泰(Leo Tolstoy),以及各種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的藝術中。

    說到底,迪莎納婭克對情感的看法,其實很容易把情感表達視為一種儀式。畢竟,我們不太知道甚麼是藝術情感,我們只能知道,傑克遜.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在繪畫的時候,很有意識地把情感投放在畫布上,然後宣稱它是藝術品。但假如一個原始人作類似的事,我們或許不會認為他的行為是藝術。因此,一行為是否藝術,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會如何去看待它。

    美的演化論功用

    當我們論及藝術,不少人會很自然地把這個概念跟美一併思考。這也非合符合我們的常識 ── 美感似乎跟藝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加上,如果我們把美感視為藝術中其中重要的元素,似乎就能回應上述論及情感時面對的問題(假如原始人情感表達的作品,跟波洛克的抽象表現主義作品一樣美,我們大概會認為它是藝術品)。

    但是,迪莎納婭克並沒有這樣想。她同意美感的享受確實是存在的 ── 例如,一個原始人在唱歌跳舞的時候,她似乎是在享受著,聲音和韻律為她帶來的愉悅(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甚至認為,韻律所帶來的快感源於性慾,由此觀點看來,韻律的美感跟生育和繁衍後代有了密切關係)。然而,迪莎納婭克之所以反對美感享受,是因為她認為美並沒有社會功能性,其本質不像宗教儀式等具有明顯功能的社會活動。

    但迪莎納婭克的想法能否被質疑呢?我認為是可以的。比喻說,我們當初又為甚麼會進化出能享受美感的腦袋?難道,美就像孔雀的尾巴一樣,被一些論者認為是無用的演化論副產品?

    其實,當亞里士多德論及藝術的用處時,其內容已經暗暗地指向了人類對審美的一個面向。他說,我們需要繪畫模仿現實的畫作,因為,在一些時候,現實中的東西醜陋得令人難以直觀。而他所舉的例子,是死人的屍體。問題是,為甚麼我們會認為屍體是醜陋的?同時,當我們走近一具屍體,為甚麼又會覺得它的氣味令人作嘔?一些演化學論者認為,因為屍體通常帶人病菌,而我們人類漸漸演化出避免接觸屍體的機制。

    再把這個機制推進一步,一些美學家認為,它們其實構成了人類基本的審美判斷。


     

    參考讀物

    Dissanayake, Ellen. What Is Art For?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2.

    Geertz, Cliffor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Basic Books, 1973.

    Tolstoy, Leo. Tolstoy on art. Edited by Aylmer Maud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4.

    Wilson, Edward Osborne. 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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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mar 2018, 14:57:4330/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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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早已忘記,我們曾擁有超過 7 千種稻米」印尼食農先驅 JAVARA 保存食物多樣性,將在地農產推向國際

    2018.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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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李沂霖

    印尼擁有豐富的食物多樣性歷史,其中包括 7 千多種原生水稻品種、香料、草藥、熱帶水果等採用傳統與人工農法生產的農產品。然而,隨著時代變遷,許多原生品種與傳統農法瀕臨滅絕甚至已經滅絕,對於依賴它們維生的農民而言產生了負面的影響。

    許多人嘗試改善這個情形,卻僅專注於價值鏈中的單一環節——在生產端協助農民提高產量、提供補貼等形式,但無法保障農民發展的永續性,因此,依然有數百萬名小農戶及食品加工商無法於國內外市場中受益。

    10 年前, Helianti Hilman 創立「JAVARA」,一肩扛下保存食物多樣性之重責,並貫串從生產到銷售的完整價值鏈,致力將小農的產品推向更廣闊的市場。

    (Helianti Hilman 創立 JAVARA,一肩扛下保存食物多樣性之重責,並貫串從生產到銷售的完整價值鏈,致力將小農的產品推向更廣闊的市場。來源:JAVARA

    「成立 JAVARA,可以說是一場意外。」Helianti Hilman 的故事,從她與原住民農夫(indigenous farmer)的相遇開始。

    「當時,我遇見了以『古傳種子』(heirloom seed)耕種的原住民農夫,他們遊走主流市場的邊緣,難以銷售他們的農產品,我與他們共同生活了一段時間,親身貼近他們的耕種日常,我學到的不只是農耕的過程、更是他們對於自然的尊重與景仰。」

    讓 Helianti Hilman 十分難忘的一次經驗,是在西爪哇省的加魯特(Garu),「當我正準備要進入田地時,一名農人帶著我禱告,要求我脫去鞋襪、赤腳感受土地,接著他問我『妳今天的心情如何?』」Helianti Hilman 分享,農民告訴她:

    「如果妳心情不好,就不能進入農田,因為這樣也會影響到作物。唯有當妳以愉悅之心對待土地時,大地才會以美味的食材與豐碩的收成回報。」

    深受農民的智慧啟發, 2008 年 Helianti Hilman 辭去顧問工作,成立 JAVARA,建立從產地到市場的農業價值鏈,目標不只是協助在地的小農獲利,更要保存那些印尼傳統、原生的農作物,避免被主流市場上的農產品所取代。

    「JAVARA 為『冠軍、第一流』的之意,代表我們所提供的,是印尼第一流的農夫所產出的最佳農產品。」

    回溯至 1970 年代,發展中國家興起運用改良種子以大幅提高土地生產率的「綠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其特色為:推廣現代高產品種、大量使用化學物質(化肥和農藥)與灌溉用水。據經典雜誌報導,綠色革命下,印尼原本平均每公頃產量 1.8 噸的稻田,在引進了由菲律賓研發的新品種後,產量就快速提昇到 5 噸以上。

    然而,新品種雖能提高產量、帶來收入,許多印尼原住民農夫卻拒絕加入這波農業現代化浪潮,仍堅持使用傳統的方式以及古傳種子耕種。

    「1960 年代的印尼,我們擁有超過 7 千種不同的稻米,但如今人們早就忘記了,大多數人早已習慣於紅米、白米或黑米的選擇。」

    而在 JAVARA的農夫網絡中,那些古傳種子種出的作物,則能提供廣泛而多元的營養,「當作物擁有更大的多樣性,也就能具備更強的韌性。」Helianti Hilman 以稻米為例:「從森林陰影處、沼澤地、內陸湖泊到鹽鹼海岸,不同的品種可於不同的環境條件中生長。」

    「食物多樣性的意義,不僅僅是讓熱愛多元美食的人受益,更與氣候變遷息息相關,很可惜我們卻在不知不覺中逐漸失去了。」

    如今,JAVARA 與超過 5 萬名農夫以及 3 千名食物匠人(food artisans)合作,販售超過 600 項優質的天然手工食品,包含米飯、麵條、香料、油、鹽、蜂蜜等,成為印尼社會企業的領導品牌。

    (JAVARA 與超過 5 萬名農夫以及 3 千名食物匠人合作,販售超過 600 項優質的天然手工食品,成為印尼社會企業的領導品牌。來源:JAVARA

    成立 10 年來,JAVARA 逐步建立起完善的農業供銷鍊。首先在生產端,JAVARA 串連小農形成在地網絡,支持他們實踐具備永續以及經濟效益的農法,例如輪耕(crop rotation)或間作(inter-cropping)。此外,JAVARA 也提供小農各項加值的服務,例如提供設備添購貸款、協助農夫取得有機認證,並幫助他們發展高市場價值的產品等。

    接著在製造端,JAVARA 為超過 3 千名手工食品製作者提供基本管理訓練及生產建議,以確保食物的最佳品質與安全。最後是銷售端,JAVARA 收購這些產品,並協助推向國內外市場,目前已與國內、外超過 60 個夥伴合作,包含零售商、高級超市與飯店等,足跡遍佈歐洲、美國與亞洲。

    (成立 10 年來,JAVARA 逐步建立起完善的農業供銷鍊。來源:JAVARA

    以銷售印尼多樣化食物為定位,JAVARA 如今已打下良好的品牌知名度,更被視為國家品牌大使。2014 年,JAVARA 獲美國商業雜誌《富比士》評選為全球 20 個崛起新星之一,並在 2016 年獲頒 Primaniyarta Award「新市場先驅獎」(Pioneer on the New Market)。

    無疑地,Helianti Hilman 的名字已與成功社會企業家劃上等號,並常見於各國知名媒體上。在 2013 年及 2015 年分別獲得 EY Indonesia 與施瓦布基金會的年度社會創業家,也登上 2014 年《富比士》「The Inspiring Women Honor Roll 」名單之中。

    然而即便身上被賦予的光環越來越多,Helianti Hilman 最深植人心的形象,仍是那位赤著腳踏入農田、誠心願為印尼食農領域付出心力的先驅者。

    在 Helianti Hilman 的眼中,多樣性不僅存在於食物本身,更展現在人們的生活之中,「食物擁有許多面向,從社會文化、生態、政治、經濟到娛樂,食物觸及每個人的生活,並將人與文化聯繫在一起,打破國與國之間的邊界;而正是這些特質,使得食物成為一個如此鮮明、蓬勃並值得投入的產業。」

    核稿編輯:金靖恩

    參考資料

    延伸閱讀
    >> 他從科技新貴變為飲食革命家,Tesla 創辦人弟弟獲選 2017 年度社企家!
    >>【走訪慢食】專訪慢食創辦人談「吃」的危機:「消費者就是擊倒巨人的大衛!」
    >>「如果我們不保留,苦茶樹也許會在這世代消失」:茶籽堂立志用20年,找回台灣最好的苦茶油!


    享譽印尼的食農教育先驅 JAVARA 創辦人暨執行長 Helianti Hilman 將於 5/5 來到「明日亞洲 – 2018 亞太社會企業高峰會」,分享如何保存印尼食物多樣性,將在地農產推向國際,趕快按此進報名網頁!

    「人們早已忘記,我們曾擁有超過 7 千種稻米」印尼食農先驅 JAVARA 保存食物多樣性,將在地農產推向國際 | 社企流 | 台灣第一個華文社會企業資訊匯流平台 Social Enterprise 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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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mar 2018, 06:18:4631/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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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蝸藤專欄:中美「不公平」「不對等」貿易 已到非得解決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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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蝸藤 2018年03月28日 07:00:00

    用川普的話來説,就是中國一直在占美國人的便宜,已到了「無法容忍」的地步。(湯森路透)

    美東時閒星期四中午(3月22日),美國總統川普,根據去年8月對中國知識產權政策進行「301調查」的結果,在白宮外交辦公室正式簽署「中國經濟侵略」總統備忘錄,指示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在15天之內整理出名單,對中國100個類別總值至少600億美元的商品徵收25%的關稅,又指示美國財政部在60天內公佈限制中國資金投資美國的名單

     

    就在同一天,美國貿易代表宣佈,幾個美國的同盟國家(包括歐盟、阿根廷、澳大利亞、巴西和南韓)將會列入早前宣佈的「鋼鋁關稅」的豁免名單

     

    中國隨即開出一份主要針對美國農業產品的計劃加稅名單,涉及約30億美元的商品。根據中國的説法,這只是針對鋼鋁關稅的回應。對美國即將公佈的301調查名單,中國表示已經準備好回擊措施。醖釀經年的對中貿易戰正式打響,一時間引起市場恐慌,道瓊斯指數大跌700點,中國、香港的股市也大跌。

     

    筆者原則上反對貿易戰,但貿易戰從來不是無緣無故的。

     

    中國對即將到來的中美貿易戰的主流敘事,可以用《環球時報》的一系列社評為代表。筆者在《社會主義巨嬰誰之過》中曾分析,中國傳統近代歷史敘事的套路可以歸結為三個詞:「自古輝煌」、「近代國恥」、「民族復興」。有關貿易戰的論述基本秉承了此套路,以陰謀論+國恥教育+民族主義的核心:

     

    1)美國過去一直佔中國便宜,「十億雙襪子換一架飛機」,剪中國羊毛。

     

    2)中國現在「厲害了我的國」,美國轉而要遏制中國崛起,欺負中國。

     

    3)中國是全球貿易的支持者,不挑起貿易戰,也不懼怕貿易戰,勝利屬於中國人民

     

    這類敘事模式缺乏客觀、公平地理解貿易戰。美國一定要「發動貿易戰」,核心問題在四點。

     

    拿棍子捅鳥窩 鳥都要叫一下

     

    首先,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已經大到不得不解決的程度了。

     

    在過去十年,美國的外貿逆差不斷增大,去年達5660億美元,占美國GDP總值的2.8%。而當中,對中國的逆差占極最大頭。2017年,美中貿易逆差達3750億美元之巨,一個國家占美國全球貿易逆差總值的67%。這個數字還在每年增長中。

     

    中國對外貿易順差全球首屈一指。2017年,貿易順差達2.87萬億元人民幣(約4300億美元,按6.7人民幣對1美元的比率計算)。於是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占其全球順差的87%。這是相當驚人的數字。

     

    用川普的話來説,就是中國一直在占美國人的便宜,已到了「無法容忍」的地步。當然,川普的話並不全面。中國的廉價商品也為美國人提供了實惠。但從國家的角度,赤字造成讓美元大量流出,雖然美國擁有國際貨幣美元與最受歡迎的國債,可以通過印發美元以及發行國債從海外回籠美元以維持平衡。

     

    但隨著美國國債不斷增長,目前已經超過GDP總值,支付利息已經成爲不可忽視的負擔,此模式能維持多久讓人懷疑。因此,改變目前的貿易格局乃是維繫美國國運的必須。

     

    在全球化年代,貿易不平衡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中國記憶猶新的上一次「貿易不平衡」,就是鴉片戰爭年代。英國需要向中國輸出鴉片,才能彌補貿易不平衡的損失。而這一來,貿易不平衡的天平轉到中國一方,輪到中國財富大量流失。中國於是禁絕鴉片,中英戰爭就因此而起。

     

    中國雖然一直說「沒有刻意追求貿易順差」,但事實勝於雄辯,在中國最大個幾個貿易夥伴(歐盟、美國、東協、香港、日本)中,衹有日本對中國有微小的順差,其他都是巨大的順差。中國進口物多是原材料與中間物,出口物多是最終消費品。這是典型的重商主義經濟運作模式。

     

    美國要求與中國解決貿易嚴重不平衡的問題由來已久,「民粹總統」川普上臺後就足足花了一年,要求中美在「百日計劃」解決問題,但不是杯水車薪就是遠水近火。無論這次川普是真要發動貿易戰也好,希望借此施壓讓中國減少1000億美元的順差也好(即便減少後,中國仍然有將近3000億美元的順差)。在美國看來都不得不為。

     

    中國重商主義的路線絕對行不通,也和中國一直宣稱的「推動全球化」背道而馳。這樣搞下去,只能是絕大部分其他國家都會被中國「吸乾」,遲早會惹起公憤。正如中國的毛澤東所言:「你拿棍子去捅樹上的鳥窩,樹上的鳥都要叫一下。」

     

    其次,製造業空心化已影響美國的社會穩定。

     

    中國貿易順差大有客觀原因,在全球化生產體系下,中國在過去二十多年發展為世界工廠。很多美國公司都搬到中國生產,不少美國從中國入口的商品一般都被認爲是「美國貨」。光蘋果一家就為中國提供巨額的貿易出口數字。如2016年,中國出口iPhone 7到美國總值157億美元,占當年中國對美國順差的4.4%。這種模式下,製造業的進出口商品不再像「前全球化」那樣主要是最終消費品。

     

    以電子產品為例,中國製造電子產品,要從韓國、日本、臺灣等進口不少電子元件,在中國組裝再銷售。如果以「增值貿易額」(value-added trade)來計算,2014年中國對美的順差是2000億美元,只是當年「總順差」(3150億美元)的63%。即便如此,這也是非常龐大的數字。

     

    中國製造業發達就造成其他國家製造業「空心化」。在過去二十多年的全球化進程中,美國製造業大量外流到工資低廉的發展中國家,產業萎縮,大部分失業工人無法轉向新經濟謀出路,收入停滯不前,是全球化的受害者,損害美國利益。

     

    置放在中國江蘇省港口等待出口的鐵管。(湯森路透)

     

    美國傳統工業州的變成「鐵鏽州」,就是這種全球化的產物。2016年總統選舉中,川普就以主張貿易保護和支持產業工人利益為口號。正是這些人的支援,川普才可以在北方三州獲勝(賓夕法尼亞、密西根、威斯康辛),是其總統選舉獲勝的關鍵。

     

    中國變成世界工廠,除了「雁行模式」國家中具備的勞動力低廉等一般性因素之外,還有本身的追求「最齊全的工業體系」 情結,又有強調「自力更生」的不安全感。於是,中國什麽都要自己搞,比如引起很大爭議的化工PX項目,堅持上馬一方的論點就是「依賴外國進口」。中國人喜歡打價格戰,其津津樂道的名言是「走別人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什麽東西一搞就「白菜價」,用價格競爭進一步「擠死」 外國企業。

     

    中國不顧及勞工權益,(以前)不注重環境保護等都是能搞成「白菜價」的重要原因。這種不考慮維持貿易平衡,處處「不給別人一條生路」的行爲,怎麽可能不引起外國反彈?

     

    當然,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的提高,環保意識的增強,中國原先的優勢已經大大減少。製造業已經開始從中國轉移到「下一個」勞動力低廉國家。但對急性子的川普來説,耐心已經不夠用了。川普迫切要解決的問題是,通過關稅,連同國內的稅改,把大批美國公司(甚至其他國家公司)在中國的工廠搬回美國。

     

    第三,中美貿易中的「不公平」、「不對等」之禍害,已經到了不得不解決的程度。

     

    中國在製造業取得的成績,除了有中國人勤奮努力的因素,也有很多不公平競爭的因素。

     

    中國單方面的全球化

     

    中國沒有完全遵守其入世時的承諾。雖然,2010年8月,中國商務部、財政部先後正式宣告:中國加入WTO的所有承諾已全部履行完畢。2011年,中國政府發佈對外貿易白皮書,正式宣佈入世承諾全部履行完畢。但到去年,有媒體列出了中國在多個項目上不遵守世貿承諾,令人大爲喫驚。

     

    中國宣傳自己是「全球化的推手」,但在過去十八年,中國推動的是「單方面的全球化」,金融、通訊、能源、農業、交通等諸多市場,都不對外國企業開放。這些年的經濟增長點互聯網產業,中國又以所謂「網絡安全」的緣故,把外國的互聯網產業巨頭(如Google,Facebook等)通通擋在中國「防火墻」之外。中國的互聯網三巨頭「BAT」之所以能壯大,相當程度得益於這種貿易保護。沒有這種保護,所謂「新四大發明」,大概就只剩下高鐵一個了。

     

    這使那些真正開放市場的國家都對中國的投資保護主義很不滿。2017年,中國在各國的壓力下才提出要「大力優化外商投資環境」,操作包括「進一步放寬服務業、製造業、採礦業外資准入」、「支持外商投資企業在國內上市、發債,允許參與國家科技計劃項目」,「對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

     

     

    有很多情況,就算中國真的遵守了WTO承諾,也難以平息「不公平」的指責。中國在入世之初,用「發展中國家」的身份,獲取巨大的優惠,以「保護國產工業的市場」。世易時移,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二經濟體,「厲害了我的國」,財大氣粗地「橫著走」。但在貿易上,還利用「發展中國家」的身份,繼續獲得「不公平」的優惠。這種不合時宜的優惠,顯然是各國要求改變的原因。

     

    中國「免運費」的真相

     

    這裏舉兩個例子。第一是汽車,汽車是美國最重要的製造業產品之一。但美國汽車出口到中國要徵收25%的關稅(這是中國入世承諾),美國對入口汽車的徵稅才2.5%,是中國的十分之一。算上中國的17%的增值稅與各項雜費,一部吉普「切諾基」在中國的價格是美國的兩倍。美國名牌哈雷摩托車,中國設立的關稅是45%,更加不得了。

     

    第二個是郵費。最近幾年,美國ebay上多了很多中國賣家。他們用「免運費」為招牌向美國買家出售產品。但美國賣家,通常要加上6-7美元的運費。這個運費差距讓大批美國賣家叫苦不迭,很多人做不下去。爲何在美國國內運費,居然比地球另一邊的中國運過來還貴呢?

     

    原來國際郵政協會有一個協議,爲了促進發展中國家的運輸,規定在某個重量之下,從發展中國家到發達國家的運費不得高於1美元。而中國就是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他們衹要承擔1美元的運費,就可以「免運費」了。你説美國同行如何競爭?

     

    總之,中國的關稅堡壘與產業補貼(即使有的是符合WTO承諾的),令海外商品在中國價格昂貴。很多中國人喜歡「海淘」,甚至在外國品牌,原因就是在外國這些商品都比中國價格低,是中國的關稅拉高了這些商品的價格,出口補貼降低了這些商品在外國的價格。

     

    2017年,美國、日本、歐盟等紛紛拒絕讓中國在入世15周年後自動承認獲得「市場化經濟地位」,「不承認中國市場化經濟地位」。中國商務部才在去年底宣佈進一步降低關稅。如中國的消費品關稅,在2017年12月1日起,平均稅率才從17.3%降到7.7%。

     

    假貨比真貨質量好

     

    最後,知識產權是美國目前最關心的東西,是美國在新興產業保持先手的重要手段。

     

    中國長期漠視知識產權保護,這不是什麽秘密。盜版電影、電視、軟件橫行令外國廠商蒙受巨額損失。雖然近年來情況有所改善,中國人曾愧疚地集體喊出「欠周星馳一張電影票」,卻從沒聽説誰説過「欠比爾蓋茨一份軟件錢」。軟件破解碼在淘寶很方便就能買到。在網上非法傳播外國電影電視的一個「字幕組」去年才在日本被抓。阿裡巴巴的馬雲公開說:假貨比真貨質量好,是新的經濟方式

     

    但這類知識產權對美國戰略來説,現在大概都退居次要地位。目前,由於人工智慧、大數據、機械人等產業的興起,世界經濟處於關鍵的轉折點。哪個國家在新興產業上奪得先手,就在國家競爭中奪得先手。

     

    以前,中美經濟基本互補,但現在中美卻要在新興產業上競爭。中國近年來技術突飛猛進,在美國看來,違反知識產權規則、甚至盜取美國的知識產權是重要的原因。

     

    疑似中國通過間諜活動竊取美國知識產權的例子太多,但中國一般不承認,這裏暫且不提。

     

    中國利用市場地位「以轉讓技術作為市場准入門檻」,獲得以前難以企及的技術被視爲違反知識產權規則。最好的例子是中國的拳頭項目,號稱「新四大發明」的高鉄。在十幾年前,中國根本沒有高鉄,但依靠市場要求外國賣家轉讓技術,才在這基礎上突飛猛進。中國後來固然可能有不少創新,但如果沒有起初的外國技術為基礎,是絕對無法如此成功的。

     

    中國取得技術進步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通過並購外國的高科技企業掌握其技術。但同類的企業,中國絕對不允許外國人購買(誰能買中國的華為?)這種行爲已經被美國與西方警覺,川普要求限制中國在美國的高科技投資,就是最明確的反擊信號。

     

    一切還剛剛開始

     

    此外,中國提出雄心勃勃的《中國製造2025》,列出的10大重點領域,包括航空航太裝備、機械人、海洋工程裝備、先進軌道、電動車及生物醫藥等,要在2025年成爲「製造強國」。這固然是中國的權利,但中國在這個過程中,集中花大錢,以舉國之力進行扶持。用「國家隊」去對付外國的私企。這又是顯而易見的不公平。這樣,美國準備用國家的力量反制,也無可厚非。

     

    當然,中美貿易戰的核心問題,還是中美關係的根本轉變。中國的種種「不公平」,「不對等」的行爲,放在以前美中實力差距很大的時候,美國多是隻眼開隻眼閉。由於多種原因,中國已經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再無法視而不見。可以預見,這次針對600億美元的關稅,「一切還剛剛開始」。

     

    ※作者為旅美學者

    黎蝸藤專欄:中美「不公平」「不對等」貿易 已到非得解決程度--上報




    Fred chiu

    da leggere,
    31 mar 2018, 23:37:3431/03/18
    a Yt Yt

    【打貓好過日】民雄式麵食:最愛是磅皮

    早晨的民雄市場。
    上一集「打貓好過日」https://sosreader.com/riceheav...結尾,阿聰我正從市仔後(tshī-á-āu)、也就是後門,滑步入民雄市場https://www.google.com.tw/?gws...
    那往往是清早起床,刷牙洗臉時就飢腸轆轆,噗噗噗摩托車穿越縱貫路與平交道,來到街市的味覺輻輳點。諸位可以想像,阿聰猶如麥可.傑克遜,施展太空漫步,緩緩地往市場的中心而去。
    那兒,有家麵攤,配備著親切的台式吧檯,一排清簡四腳木椅,正等著我落座。
    多加五塊錢磅皮的搦仔麵。

    早晨的元氣

    我是特地網路搜尋,才知道此攤名「澤雄https://www.facebook.com/marke...」,民雄人都稱「市場彼擔賣麵--ê」。
    賣什麼麵呢?那可精彩了,油麵、意麵、米粉三選一,烹調方式二選一,煮的是湯麵,炒的當然是乾的。只見老闆在吧檯就砧板切肉絲與洋蔥,刀法俐落,丟入大鼎大火炒,直接起鍋的是熱騰騰帶鼎鑊味的炒麵,煮的另外加高湯,起鍋舀入傳統花紋點綴的大瓷碗中,滿滿的肉絲與洋蔥,湯頭濃郁,承裝一整個早晨的元氣。
    但此家的招牌寫「六仔麵」,店招的「六」旁有提手邊,就是台語http://twblg.dict.edu.tw/holod...(la̍k),意思是掌握、用手去捉取。同樣是大鼎大火,將油麵、豆芽、蔥炒熟,倒入淺鍋用一素布蓋著,保持溫度。待客人點買,布撩開,徒手將麵捉入瓷碗,搦搦咧(la̍k -la̍k-leh),指頭理一理,再淋上滷汁與磅皮,稍稍瀝一瀝,端上這碗「搦仔麵」。
    澤雄麵食攤,湯鮮料美。

    大地的湯品

    要吃碗麵,滷蛋可有可無,但不能不湯。
    透過澤雄麵食攤的湯品,猶如望見民雄這遼闊田園的物產。除了常見的魚丸湯,清排骨與排骨酥湯,一清煮一酥炸;蔬菜有冬瓜與筍干,即可想像菜園中那肥碩的冬瓜,田疇旁丘陵地竹林森森的模樣。而且,無論清排骨/排骨酥與冬瓜/筍干怎樣排列組合,全置於小碗中,推入蒸籠中悶熟,肉與菜的精華盡粹於斯,此即台灣湯品中最奧秘的http://twblg.dict.edu.tw/holod...路(tūn-lōo),小吃名著《彰化小食記http://www.books.com.tw/produc...》所稱的「燉露」。
    行文至此,各位讀者的心思與口水,恐怕已經飛翔於嘉義平原之上。阿聰我還沒說完啊!還有「苦瓜丸湯」,乃選肥美的白苦瓜肉,鑲入魚漿豬絞肉內餡。這道湯讓阿聰又愛又恨,雖然「苦瓜丸」非民雄獨有,但那稀奇性總引我忍不住點來吃,苦瓜肉咬下去,有咬齧的奮力感,苦味的後座力隨之而來,不耐吃苦的阿聰受不了,連忙喝口湯伴肉沖淡苦味⋯⋯就這樣,在苦味與肉味之間折返,阿聰的味蕾就升天了⋯⋯
    此攤吃食的組合變化實在太多,阿聰我從乾瘦如筍干的孩子吃成磅皮大叔。也看著精壯有禮的老老闆,將棒子交給兒子,再娶了個善解人意的太太。猶記得新婚燕爾的兩人,還跟我分享偷閒去看電影的浪漫滋味。轉眼間,長成大人樣的女兒、第三代也來幫忙了。

    日前網路流傳一張圖,列出二十四小時內吃二十二家嘉義火雞肉飯https://www.facebook.com/LoveC...的行程表,挑明了給暴食饕餮來挑戰。
    阿聰認為,歹路不可行,吃起來太撐,卻透顯嘉義人餐餐無不火雞肉飯的「慣性」。
    在民雄,你也可以照三餐吃「磅皮麵」。
    什麼是磅皮呢?問起店家,個個都說足厚工https://www.moedict.tw/'%E5%8E...。豬皮從嘉義東市場批來,洗淨後熱水煮開,用刀刮去多餘肥肉,太陽底晒好幾天,乾燥無水分,拿去炸得豬皮http://twblg.dict.edu.tw/holod...(pōng)起來,撈出放涼,再入滷鍋,得http://twblg.dict.edu.tw/holod...(phòng)起來才好吃。真正的好吃的「磅皮」,得相當具彈性,吸附著滷汁,咬下去要有那肉汁爆開的口感,這才符合民雄人的超高標準。
    我曾訪問民雄的刀子(to-tsí,即總舖師https://taiwanlanguage.wordpre...)秀琴師,她說「磅皮」在北港稱「假魚肚」。是辦桌時煮魚翅焿的食材,是為了取代昂貴的鮸魚http://twblg.dict.edu.tw/holod...肚(bián-hî-tōo),有句俗語:「有錢食鮸,沒錢免食」。
    但民雄獨立了出來,成為阿聰這個打貓人認為,最能代表民雄的平民麵食。
    若來民雄,可別錯過磅皮麵啊。

    照三餐挑戰

    民雄磅皮麵有三家,客倌們可以早、中、晚各吃一家,小小的挑戰。
    澤雄麵食攤只到中午,當然是第一家;而東榮路磅皮麵http://wings30222.pixnet.net/b...,搬遷過三次,都在民權路上,第三代已經執勺,生意越來越興隆。
    這家磅皮𩚨http://twblg.dict.edu.tw/holod...(khiū),滷汁美妙,油蔥獨到,氣味走清淡風,不僅民雄人愛,這一帶的大專生與外地人更絡繹不絕。只有麵與米粉之湯乾兩種,阿聰我定要加貢丸,還有滷得極入味、大如鵝蛋的鴨蛋,咬開後,將蛋黃攪拌入麵,憑氣味望見鄉野啊!  
    入夜,就到復興路與民權路交叉口、古稱雜間仔的廟街磅皮麵https://www.youtube.com/watch?...。店名「廟街」可大有來頭,以前攤位在大士爺廟https://zh.wikipedia.org/wiki/...旁的飲食街道,走的是濃郁深沈的老滋味,可是阿聰我磅皮麵的初體驗。
    想起小時候,在窄隘溫馨的廟街,就著微弱的燈泡吸吮麵條,將湯面浮泛的油與香菜舀入口,那情景多麼動人⋯⋯隨著廟街攤販群拆遷,味道也走入了我回憶的幽黯處。
    補充一下野知識:以上三家皆於油麵上淋上磅皮,都可稱「磅皮麵」,但烹調方式不同。搦仔麵是先炒熟,點餐後再用手抓取,所以叫又稱搦仔麵。但東榮街與廟街兩家,則是將麵置於「麵摵仔」https://www.moedict.tw/'%E9%BA...滾水燙熟,撈起後上下用力搖晃,台語此動作叫https://www.moedict.tw/'%E6%91...(tshi̍k),所以是「摵仔麵」的一種,也就是俗稱的「切仔麵」。

    簡單最悠長

    但阿聰在家鄉吃麵,還有一個獨門心法:清湯!清湯!清湯!
    嘉義地區的清湯,受到日本文化影響,多是大骨熬製的柴魚湯。阿聰最愛的,也是原設攤廟街、現於民權街的「南扁食意麵https://www.google.com.tw/maps...」。
    相較於油麵的光滑鮮亮,意麵因微微捲曲,更添入口的滑溜(詳見《台麵魂http://www.books.com.tw/produc...》)。這家民雄意麵,淋上自家的肉燥,數十年如一日,而且有各式滷蛋、滷味,鴨血、鴨翅、鴨爪等等,不以肥嫩而以皮骨的香氣取勝,當然啦,貪心的阿聰往往一舀再舀清湯,我就愛那豬骨高湯,且嚼一嚼飄浮其上的柴魚片,越簡單越悠長!
    此外,在民雄吃麵,還有阿吉麵攤、民雄麵攤、鴨肉麵等等選擇,廉宜又過癮!

    人生宵夜場  

    而說到嘉義地區的麵食,不能不談鱔魚炒麵,可跟台南的路數不同。陳俊文《嘉義小旅行http://www.books.com.tw/produc...》有最傳神的比較:「府城南派作法,以勾芡、烏醋與糖燴麵,湯汁濃郁酸甜;而北派的乾炒鱔魚麵以嘉義為主(中略)……以爆炒、乾燒,佐以辛香物,讓油香、炭香、焦香帶出鱔魚的鮮與脆。」
    民雄就兩家,阿國https://www.facebook.com/pages...阿堂https://www.facebook.com/pages...,都是傍晚開賣,炒鱔魚麵與炒肉絲麵皆擅,搭配炒青菜或豬腳。阿國的風格清簡,阿堂則深厚入味,兩家各有所長,阿聰我都愛。
    而我和阿堂師感情較深,本於廟街賣肉圓,將攤子讓給弟弟後,曾賣筒仔米糕,最後以炒鱔魚麵名聞打貓。反正,阿堂師賣到哪兒,我就跟到哪兒,同樣是肉絲,也不知是何處批來的豬肉的哪個部位,阿堂師的就是特別好吃。更別說其家傳醬汁與天生的烹調本領,讓阿聰我死忠追隨著。
    歲月更替,人生的挫折與奮起與哀傷與喜樂流轉者,化作阿堂師的絲絲白髮。大火猛炒短短十多秒,鼎鑊味高溫凝聚,歲月啊!人生啊!也跟著蒸氣升騰、匯聚、消散於夜深的打貓街市啊⋯⋯
    讓阿聰拜倒的阿堂師。
    攝影:鄭順聰
    編輯:宅編

    Fred chiu

    da leggere,
    3 apr 2018, 05:34:5603/04/18
    a Yt Yt

    日治時期原住民是這樣被對待:為了回到被日人奪走的家園,他忍痛交出兒女當人質

    Posted on 2018/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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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為什麼選這本書:橫斷記

    橫斷記書名取自日本總督府官員寫於 1914 年日軍征討台灣東部原住民的《台灣中央山脈橫斷記》。這本書以影像紀錄日本帝國如何「收服」原住民,紀錄下日本殖民時對台灣造成的傷害。

    有看過《賽德克巴萊》的讀者,對於日本統治過程如何迫害原住民應該有些概念,這篇文章則是介紹另一個鮮為人知的《大豹社》事件…..(責任編輯:黃靖軒)

    文/高俊宏

    為要活出日本的理想,請先把這個國家埋葬掉吧!──矢內原忠雄

    從 1900 年到 1907 年,大豹社與日本軍警之間歷經了七次戰役。長年征戰導致社眾人數從上千人銳減到三百多人,下場淒涼。

    戰爭的最後一年,日方為了追剿撤到桃園一帶的大豹社,興建了「臺北-桃園橫貫隘勇線」,從烏來龜山的發電廠拉來電力,鋪設最高防衛度的高壓電防線,並在關鍵地點設置山砲、臼砲、野砲與重機槍陣地以為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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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按:

    大豹社事件為清領時期到日治初期,大豹溪一帶(今新北市三峽區南部山區)為原住民泰雅族嵙崁大豹社的居住地。1900 年,日本總督府開訪樟腦業者進入山地開採資源,與當地原住民爆發衝突。

    大豹社頭目瓦旦·燮促率領族人反對日人伐木製腦的「理蕃政策」,與日本人展開浴血奮戰。西元 1921 年左右,族人被日人逼迫集體遷居到桃園市復興區詩朗、志繼一帶,原本 1000 多位居民,僅剩 25 戶。資料來源:wiki

    殘餘的大豹社眾逃到泰雅族時務那奧社(今日復興鄉雪霧鬧)後方,擠在一個叫做泰亞(tayah)的險坡高地避難。最後,看到族人面臨斷糧的危機後,頭目瓦旦.燮促決定步行到角板山,正式向日方投降。關於這段過程,傅琪貽老師寫下了這段令人動容的描述:

    Watan Syat(瓦旦.燮促)獨自離開走到角板山,欲與日警和解(subarai)談判。

    據說當時他攜一女兒作不再反抗的人質,但日方要求交出兒子當人質。Watan Syat 將八歲的 Losing Watan(樂信.瓦旦)和七歲的 Tage Watan(塔格.瓦旦)兄弟交給日警時,要求讓他的族人「回歸故土」。

    然而 Watan Syat 根本不知道三角湧原大豹群所有領域,早已變更為日本財團三井合名會社的經濟開發用地。但不知情的 Watan Syat,獨自停留在志繼(squi)的耕作地等待日方的答覆。其實他絕不可能獲得日方任何善意的答覆。

    因為 Watan Syat 的部落與領土早已從地圖上消失不存在,所以即使他花了晚年所有的時間等待,也永遠等不到日方的讓你「回歸故土」的回應。1908 年間,Watan Syat 病逝在角板山名叫 kijai 的工寮內。

    蕃人的教化

    瓦旦.燮促等待日方「回應」的日子,想必受到極大的煎熬,才會讓一位曾經統帥北大嵙崁泰雅族的大頭目,在短短一年的「等待」之中死去。很可能燮促之死對日本人而言,比一隻動物的死亡還不重要。

    日本早期對原住民是極為貶抑的。除了安井勝次視蕃人為「飛禽走獸」之外,也是法學背景出身的臺灣總督府參事官持地六三郎,也在 1902 年的 〈關於蕃政問題意見書〉 裡主張:「只見蕃地而不見蕃人」、「國家對此叛逆狀態的生蕃擁有討伐權,其生殺予奪,都在我國家處分權的範圍之內」,主張蕃人為類似禽獸的劣等人,面對原住民傳統領域,必須完全以經濟觀點視之,必須要清除「蕃害」。

    法學家岡松参太郎也主張「日本帝國與生蕃之間不具國法上的關係,只有國際法上的關係」, 認為蕃人並不應該像漢人一樣定位為日本國內的居民,進而主張蕃地是「敵國的領土」,而蕃人甚至因為不具有國際法的「人格」,而可以任意殺戮之

    上述,特別是持地的觀點,受到當時總督兒玉源太郎的高度重視,持地也因而被任命為「臨時蕃地事務調查掛」的掛長(組長),進一步治理蕃地的事務。

    什麼時候蕃人才真正被當成「人」來看待?其中也經歷了不少轉折。理蕃戰爭結束後,多數的原住民傳統領域仍直接由警察管制;能不能轉變為普通行政區,端視該地方的原住民有沒有成為「化蕃」(進步光譜中的受教化者)的可能。

    例如,1915 年南投廳向總督府建議,將霧社納入普通行政區,其所持的理由便帶有人種學的進步化約論觀點:(一)富有同化意願;(二)教育已稍有進步;(三)頗從事牧牛農作勞役等;(四)經濟思想進步,對適用蕃產物交易規則感到痛苦;(五)頗有與內地人及本島人結婚之風氣;(六)行政上各種管理亦不會困難。

    此外,總督府對於化蕃如何再進一步「脫胎」成為本島人,也做了說明:

    「當化蕃智識的程度、風俗的改易、其他服從關係達到與本島人同一之程度時,脫離蕃人之境遇,視為本島人處理。」

    至於改造蕃人的作法,則不一而足。舉例來說,從唐澤孝次郎等人的《復命書》裡,可以看出主張透過「有形的化育」,贈與原住民文明的物質來改造其心。但是贈品不應該太精細,例如不能送當時蕃人喜歡的紅棉布,而要送木棉線或者真田線之類的原料,否則無法激起蕃人的好奇與勤奮、發明之心,亦無從「進化」蕃人。

    《復命書》裡是這麼說的:「恰如嬰兒發育之初,應給予簡單粗糙之玩具,逐漸及於複雜精細之玩具 」。可以說,如此這般對「勞力智能」的開發,是與懲罰體系一體兩面存在的治理技術。

    此外,從上述南投廳對霧社納入普通行政區的意見,則可看出,同化、教育、能吃苦、經濟思想進步等界定詞中,對日方最重要的意義在於,進化的蕃人在「行政上各種管理亦不會困難」。

    換言之,上述各項蕃人進化的目標,最終就是要簡化管理的程序 ,這點業已預現了當代新自由主義強調文明化、自我管理化的生命政治企圖。

    伊能嘉矩認為,臺灣乃帝國武備與殖產的要地,必須講求如何治化、保護與獎挹「蕃民」。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先透過博物學式的知識考察,「依其人類之研究,以觀察其形而上下,並探地理,且及於自然之關係,然後應用其結果」,最終希望對蕃人能夠「濟日潛之禍機於未然」。

    簡單說,就是透過教化來減少「蕃害」的發生機率。

    雖然伊能的觀點傾向不以武力討伐,且至少沒有像總督府法學界對蕃人做出等同於飛禽走獸的界定。但我們亦可看出,帝國的概念仍然是優先於人類學的調查,形成一種「前見」,徘徊在殖民地知識場域的邊緣;知識的生產與帝國的死生綁縛在一起,形成命運共同體。

    我們甚至可以大膽地說,帝國主義時期的各種知識類型,無論法學、人類學乃至於美學、自然科學,幾乎都是有意識地在產生某種國族審美。教化蕃人的工程,實質上也等同於節省、縮減帝國在懲罰系統上的耗損。

    當代社會對人所發出的自我管理要求,某方面是從古老的懲罰體系內部變革而來的,並將之施行於監獄以外。例如,歐洲在十九世紀末,刑罰體系已由單純的懲罰,逐步轉為對人的「改造」。

    米歇爾.傅柯對此的描述是:「通過一套完整的人類學」,用一種膨脹過的人類學視野來取代對犯人單純的身體懲罰。律法系統因此朝向「個人化」的膨脹與發展,所注重的是對人犯的改造。因為,單純的懲罰,意義太過瑣碎了,必須連帶著對犯人的改造,並且使其他人能夠引以為戒,才能彰顯出律法系統的意義。

    從這裡看來,被總督府視為潛在的危險族群,或潛在犯罪者的蕃族,在武力鎮壓之後轉向教化而使成為「化蕃」,表面上是希望將他們從動物改造為人,實際上則與當代國家普遍尋求節約、節省的新自由主義治理邏輯有關。

    樟腦戰爭

    人的新自由主義化相仿,日人對臺灣的山野土地,也絕不會以「荒地」視之。在瓦旦.燮促等待「回歸故土」期間,日本早已將大豹社的傳統領域轉給「三井合名會社」(以下簡稱三井)來砍伐樟樹。

    早在殖民初期,扮演臺灣蕃地行政重要角色的有田正盛,便已主張,臺灣所有的林野地,除非農民具有明確的地契,否則應全部納為官有林野。這就是所謂的「無主地國有」政策。這個政策所針對的,就是樟腦的利益。

    有田甚至認為,臺灣的樟樹可以經受得起一百年的輪流砍植、每年可產出六百萬公斤的樟腦,因此力主開發隘勇線,建立交通要道。如此可知,樟腦的龐大利益,殖民政府早有所悉:1895 年 6 月領臺後,臺灣總督府自然會掌握這個(按:樟樹)龐大利益。

    9 月,民政局長水野遵在《臺灣行政一斑》的 〈殖產〉 裡,即強調:培養富源第一項是「樟腦之製造」,並認為有必要實行樟腦官有公賣,10 月 31 日即發布「官有林野及樟腦製造業取締規則」,以課稅方式由各地方廳管理。

    在塑膠工業尚未成熟以前,樟腦所提煉的賽璐璐(celluloid),是民生工業的重要原料(用以再製為玩具、電影底片、梳子等物)。同時,樟腦還有能夠製成無煙火藥,具「射程穩、速度快,殺傷力更強」等特質,是現代戰爭工業的重要原料。

    對於大豹社戰役期間新佔領的山野,總督府引入三井企業,一面砍伐樟樹一面著手造林,其墾殖面積也隨著隘勇線的推進而不斷擴展。從 1907 年總督府殖拓局函覆三井代理臺北支店長齋藤吉十郎的文件裡,可以看出三井經營新佔地的概況:

    桃園廳下三角湧方面蕃地大豹社全部
    官有森林原野 2385 甲 3 分
    預計作為樟樹造林及製腦
    獲准承貸之區域皆位於核准當時之隘勇線內
    租金為一年一甲一錢

    總督府殖拓局准許三井墾殖大豹社傳統領域的範圍(綠色部分)(遠足文化提供)

    從該份公文的附件圖,清楚顯示了兩個時期的兩條隘勇線,上方是 1905 年白石按山戰役打出來的隘勇線,下方紅線則是 1906 年毀滅大豹社的「加九嶺-熊空-大豹隘勇線」。

    日方將掠奪來的大豹社傳統領域,即刻以獎勵造林的名義低價交給三井。《三峽鎮誌》記載,直到 1910 年,三井以「真樟灶」製腦方法,光是在三峽地區,每月就可產出樟腦 10 萬臺斤、樟腦油 20 萬臺斤之多,壟斷了日本在臺的樟腦產業。

    雖然一面砍樹一面造林,希望將樟腦設定為百年產業,但是因為樟腦需求量太大,不出幾年大豹社傳統領域的成片樟林就被砍伐殆盡。

    日治時期原住民是這樣被對待:為了回到被日人奪走的家園,他忍痛交出兒女當人質 | BuzzOrange




    Fred chiu

    da leggere,
    3 apr 2018, 06:58:5503/04/18
    a Yt Yt
    【是他提醒我們注意生態帝國主義】
    Alfred W. Crosby(1931-2018)
     

     
    這個月幾位跟文學有關係的人過世了,這幾個人在我生命某些時期都影響過我(當然有些是負面的),但我受影響最大的是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
     
    接觸自然書寫以後,第一個震撼我內心的是土地倫理學家李奧波(Aldo Leopold),接著便是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從戴蒙的書單裡,我讀到了克羅斯比,他在環境史這個學門裡,著作的份量非比尋常。
     
    我讀到的第一本關於環境史的書是《鱈魚之旅》(彭優慧譯,新雨,1999),這本書從鱈魚戰爭寫起(從1958年開始斷斷續續直至1976年結束,時間跨度近20年),提到中世紀歐洲人以豆類為主食,新鮮魚貨是很珍貴的。在天寒地凍只能吃魚的日子裏,中世紀歐洲各地菜市場上充斥著用鹽腌過以後風乾的魚乾,其中絕大多數是由居住在今天法國與西班牙交界處的一個神秘種族——巴斯克人帶來的鱈魚。
     
    一直到大航海時代,西班牙人率先到達了南美洲,並且在那裏找到了豐饒的白銀。1496年,英格蘭國王亨利七世派遣約翰‧卡伯特朝北大西洋方向航行,35天之後,發現了巴斯克人的秘密——鱈魚,聚集在一處土地周遭的海域。據說這裡的鱈魚密密麻麻地游在船的四週,多到了能踩著魚背從船直接上岸的程度。卡伯特遂把這塊土地命名「新發現之地」(Newfoundland)。從此以後,巴斯克人壟斷鱈魚的時代結束了,歐洲人挾著航海技術進入北美,建立了城市。
     
    與此同時,西印度群島的製糖業正在蓬勃發展,從非洲擄掠來的奴隸每天工作,但唯利是圖的莊園主們不願意浪費土地來種糧食,於是便以便宜的鱈魚乾做為他們的主食。北美移民還把鱈魚乾運到非洲交換奴隸,持續把奴隸運到西印度群島生產蔗糖,再將糖蜜運回波士頓釀酒。這樣的運作方式產生了一批「鱈魚貴族」。而西印度群島的民眾,則用裝載鱈魚的木桶當成樂器,演奏身為被殖民者的哀歌。
     
    當時讀這本書的時候,我隱隱然有一個想法:都說歷史是人的歷史,都說小說的主角是人物,這難道不是一種人類中心主義式的偏見嗎?生物與環境,以我們過去忽略的方式,參與了人類歷史。
     
     
    之後我又讀了克羅斯比的《哥倫布大交換》,這本書談到大航海時代之後,歐非之間的物種如何因為人的力量產生了巨量的交流。可可、煙草、火雞、南瓜往歐洲流動,綿羊、橄欖、義大利蜂則往美洲流動,物種大交換不但改變了生態史,也撼動了人類的經濟與政治。
     
    航海者讓牛遇上了袋鼠,愛爾蘭人遇上了土豆,科曼契人遇上了馬,印加人遇上了天花──所有這一切都是頭一遭。「旅鴿、大安的列斯群島與塔斯馬尼亞島本地人滅絕的倒計時便開始了。以豬、牛、某些雜草和病原體以及因與泛古陸裂隙的另一邊陸地接觸而從中首心受益的那些舊世界民族打鬥的某些物種開始在這個星球上大量而廣泛地擴張起來。」
     
    那些真正的航海者雖然自己沒有意識到,卻是在做著參與造化的事。
     
     
    但更吸引我的是他的《生態擴張主義》(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這本出版於1986年的書,延續《哥倫布大交換》的觀點與材料,談到人類的殖民,不只是政治、文化與經濟層次,還會連帶把生態景觀也一併改造。
     
    當波里尼西亞人(Polynesians)在一千年到達紐西蘭時,整個紐西蘭都布滿森林。然而,那並不是歐洲式的森林,而是溫帶叢林,以及多樣化的附生植物。約瑟夫貝克(1769年到紐西蘭的植物學家)在前四百種看到的植物中只辨識出了十四種,有89%的植物群落是紐西蘭獨有的。不過這樣的景觀在歐洲人來到之後全面性的改變,他們把這塊土地改造成「家鄉」,成為廣闊的放牧地。
     
    克羅斯比認為,「也許歐洲人由於其在武器、組織和狂熱方面的優勢而成為贏家,但到底什麼是蒲公英帝國太陽永遠不落的原因呢?或許,歐洲擴張主義的成功有生物學和生態學的成分吧。」
     
    他也以氣候來思考文化傳播的問題,「為什麼新大陸文明進展得這樣緩慢?大概是因為美洲的長軸是南北向運動的,因此,所有新大陸文明所賴以存在的美洲印第安人的糧食作物得通過明顯不同的氣候去傳播。這不像舊世界的大宗作物,它們總的說來是通過氣候大體相似的地區東西向地傳播開去……」
     
    更重要的是不同文化觀對待動物的態度大有不同。「美洲印第安人對動物的評價高得令人卻步:他仍將這些動物視為與人類同等的甚至比人類優越的同類,而不是視為潛在的奴僕。與舊世界的眾神(至少是其中較為廣泛傳播中的一位)形成對照的是,新世界的眾神並沒有授予人類『支配海裡的魚、空中的飛禽和地上一切能活動的生命的權力。』」
     
    克羅斯比以批判的角度看待這一切,他認為如果歐洲人只帶著技術卻沒帶上家畜來到新大陸和澳洲大陸,那麼,他們所造成的變化就不會像帶上馬、牛、豬、山羊、綿羊、驢、雞、貓等等到來所造成的變化大。因為這些動物是自我複製者,它們得以用來改變環境、甚至是大陸環境,其效率和速度優於我們迄今為止所已設計的任何機器的效率和速度。
     
    克羅斯比把這一切稱為「歐洲化」,指的是一種持續分裂和瓦解的狀態:「用犁耕過的土地,砍光的森林,過度放牧的牧場,焚燒過的牧場,荒棄的村莊和擴大中的城市,以及人類的離散,動物、植物和微生物相互間突然的親密接觸。它指的是一個短暫的世界。」
     
    在這樣「歐洲化」的過程裡,原住民族甚至被迫要扮演轉變自己家園的「積極角色」才能存活,因此,他們便不可避免地淪為少數民族。而殖民者便遂行了「生態殖民」。
     
     
    我無法重述二十年前我讀到這樣觀點的奇特、刺激,與痛苦。因為我檢視臺灣的生態時,不可避免地發現移民者也同時在臺灣參與了「造化」之事,我將這觀點寫進我對臺灣自然書寫的研究裡,而不再停留於「文本分析」或「文學中心主義式」的分析。
     
    當然,克羅斯比的學說並非沒有引發批判,生態帝國主義似乎在為歐洲殖民者的霸權緩頰(重點在病菌,不在那些殘酷,不把新世界的生命當成生命的殖民者),但當時這幾本著作,確實改變了歷史、生態,甚至是文學研究。
     
    克羅斯比在3月14日過世了,書寫者最好的歸宿就是以他的理念活在另一個人的心臟裡。

    Fred chiu

    da leggere,
    4 apr 2018, 08:37:3904/04/18
    a Yt Yt

    撒古流獲國藝獎 頭目頒獎喊原住民不缺席

    發稿時間:2018/04/03 18:20

    最新更新:2018/04/03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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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記者鄭景雯、汪宜儒台北3日電)第20屆國家文藝獎今天頒獎,得主都邀請對自己有重大影響的對象擔任頒獎人。為撒古流.巴瓦瓦隆贈獎的部落頭目謝榮祥表示:「我們是台灣原住民,我們不能缺席。」

    穿著排灣族傳統服飾現身的藝術家撒古流.巴瓦瓦隆,是這次的美術類得主,他邀請了部落太陽家族頭目謝榮祥頒獎。

    謝榮祥引領年輕時的撒古流飛向部落之外的世界,對撒古流來說如師亦友,更以撒古流得獎為傲,他一登台就以中氣十足的嗓音說:「我們是台灣原住民,我們不能缺席。」

    長年透過書寫、思考及創作進行全方位藝術社會實踐的撒古流,從文化到教育推廣,創立部落學校,展現文化自覺,他穿梭傳統與當代之間,悠遊於族群過往的藝術與圖像,展現多重藝術能力與當代社會的省思。

    撒古流的文化自覺早在1970年代末便已開啟,他將耆老們的記憶,透過圖文手稿進行系統性的蒐集、描繪與整理。撒古流致詞時表示:「這個獎項好比一棵果子累累的大樹,足夠讓自然界的朋友們,以及我的人和朋友共同分享,尤其生活在大地上的原住民族,猶如入冬季節,樹梢上最動人美麗的葉片般,給了入春時的豐厚養分。」

    音樂類得主、作曲家金希文邀請了自己在美國就結識、在音樂路上一直相知相惜的小提琴家蘇正途擔任頒獎人。

    金希文的作品著重於探索如何在作品中融入台灣元素與意象,音樂內容的邏輯敘述、作曲構思的嚴謹度,是台灣代表性的音樂創作者,國家管弦樂團出國演出時,經常選用他的作品,作為推介給歐美的台灣代表作品。

    金希文致詞時表示:「藝術的力量能使事實成為真理,使黃土轉為唯美。」NSO音樂總監呂紹嘉透過介紹影片也表示,金希文寫的交響曲「台灣」高度藝術化,即使用民謠旋律,也會複雜化、藝術化,「他的曲子具有世界性,裡面有很深的台灣情感,但又是對世界發聲」。

    戲劇類得主陳勝國是明華園首席編導,19歲開始編劇的他,在1982年的「全國地方戲劇比賽」獲得導演獎,那時的評審之一,就是他今天的頒獎人、戲劇學者邱坤良。他的劇本特色充分掌握語言、表演、場面、技術,手法靈活又親近觀眾,為台灣傳統戲劇開創新局。

    陳勝國說,自己是個在廟口講戲的、做戲的人,向來是躲在舞台旁邊角落的,得國家文藝獎,是沒想過的事。但因為得獎,他可以知道如何持續跟舞台神明溝通、與觀眾對話,「對觀眾、對歌仔戲、對明華園,我都無愧了」。

    他說40多年來寫的劇本,都是為明華園量身設計,在歌仔戲的世界其實是狹義的做法,「我希望好作品,不論作者是誰,都能引起同業同好的興趣,一起切磋討論,增廣見聞」。

    陳勝國也趁機跟台下的文化部長鄭麗君說明劇團演出、經營的困境,「劇團的負擔是沈重的,每一齣戲,都投入很多預算與時間、人力,卻經常演完兩天三場,就草草收攤,可能也不會再演。」他希望政府更盡力協助劇團創作、演出,合理評審制度。(編輯:陳怡璇/吳協昌)107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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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 chiu

    da leggere,
    5 apr 2018, 09:13:3605/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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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讀自然】災後5年 重建才開始!《防天災 禦人禍:原住民抗爭與台灣出路》

    ──訪陳永龍、丘延亮提示幾個重點

    發表日期 2014/09/03
    上稿編輯: 洪郁婷
    作者:林倩如

    莫拉克風災屆滿5週年,伴隨推動災後重建所制定的「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於8月29日畫下句點,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也將解散,與災後重建相關各項事務亦回歸相關部會及各級政府單位接續辦理。官方卸牌宣示任務告一段落,災民身心與家園重建有成的新聞字眼令人夏暑發冷,加上去年88news暫停腳步,可供發聲的管道變更少,災害逐漸被(誰)淡忘之際,重建的腳步其實不曾歇息……

    被政府遷下山的新好茶部落在八八風災全數掩埋在溪床裡。圖片提供:台社。

    《防天災 禦人禍》集結了兩位作者知踐於行之學思理路,丘延亮和陳永龍互為夥伴,自1993年籌辦原住民口述史與民族誌田野研習營起,經九二一地震、八八風災,長期參與原住民部落重建及各項協力工作。丘延亮嚴肅表示,不能由八八講起,必須追溯九二一從頭到尾的建設,很慘痛的經驗,至少這次災民不是欠下幾百萬來重建家園;邵族是個正面經驗,不管有多麻煩最後讓族人住在一起了且不欠錢,得避免九二一的錯誤。

    你以為的「重建」僅是「安置」

    陳永龍(以下簡稱陳):前幾天才在立法院開廢止重建會的檢討公聽會。嚴格來說,到現在還只是某種程度的「安置」階段。說救災不力應變無方過程牛步化都好(何況真正救災的也不是政府,是靠社會民間自力救濟),更明確來說,特別條例廢止後,把人禍性質的框框架架全部拿除,回到原民主體性,生活重建才有可能,重建才有機會開始!最好連永久屋契約、特定區域、安全堪虞區域等等劃定都一併廢除!

    原民對於選址、如何重建早有想法,這些好的想法被從中央到地方的國家機器不斷否決,拉扯、一直退後妥協,但原住民部落迄今並沒有真的完全輸掉。群性的他們沒有瓦解,仍是聚集住在一起,社會關係是重整了,但沒有被擊破潰散而流落離散。天災只有當下,論述重點在「人禍」,既然是人禍,就可以消滅。所以如果是災後遷村,就該恢復原始生活方式包括耕地獵場公墓等規劃,而未來如何重簽違反人權、造成難回原鄉的三方契約為下一波進程。

    丘延亮(以下簡稱丘):救災,不是房子問題,部落一旦變成房子,重建就完蛋了。時任行政院院長劉兆玄宣佈永久屋政策,然八八雖然在諸多不合理的條件之下,至少達成聚居的先決條件,在此意義上,安置跟九二一是不一樣的;歷經多年,它還是沒有辦法消除部落主體對於生活所做出的具體努力,可以看到希望和生計,堅實地點滴恢復著。不只是政策的檢討或攻擊,在立法院鬼打牆,實際地肯定、推廣讓更多人看見原民創造性的適應、傳統生態知識的重要。不合理的都要廢止,讓孤立的案例不再孤立(指第二篇〈部落再生成與另類出路的各個側面〉),成為一段重建的原則。

    (左)丘延亮、(右)陳永龍。攝影:林倩如。

    永久屋新思維×上下部落空間

    陳:永久綑綁的烏龍事件,簡稱永久屋。被永久屋綑綁著,族人想要活出跟土地產生連結的生活,變得滯礙難行;比較慘的反而是當初為了孩子就學把戶籍遷移到都市的原住民,老家被毀了回也回不去,永久屋的配置也沒他們的份。然而,幸運的是部落多數的家戶都還住在一起,所以原本的社會互助系統依舊在運作;因此,不能只看到社區表象型態,而該把永久屋用另一種邏輯理解,亦即主張「上/下部落」的社會空間,永久屋乃部落集居「工寮」之中繼概念。以前原民在山上有獵寮落腳以狩獵動物,今天變成到城市獵工資,永久屋如同集體獵寮;但上山、回家的路一定還要在,慢慢復原山村生態,部落為什麼一定要辦尋根就是這原因,重返幼時記憶裡情感之地,心靈依歸的祖靈地。何況不管劃定什麼,線是死的,即使看不見,族人照樣活得好好的。

    原住民幾千年來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累積了靠大地維生、共同演化的智慧,現代人與自然的分離,則產生一大堆問題。因此,原住民的原始生計模式,提醒我們應該重新與自然取得互動,從居住材質到社會互助系統,於此過程中降低物質需求。同樣的,部落永遠都存在政治,選舉時期尤其典型,是一種比漢人系統複雜又糾結的家族性政治,多數人搞不清楚,不過該網絡還在。

    丘:用詼諧的角度來看,野人自然活出與野外共存之道,原民被漢人服貿了60幾年也沒有垮啊。像大社幾戶人家為維護文化主體性一直住在舊部落,他們撐住了,這很重要!現代的社會關係遠比古代複雜,像禮納里有9個教會,針對不同議題以不同社會組織相應,文化政治的精細,對立或消解,嗅得到裡面的細節,其存在是必然的,也不是好或不好的問題。

    有機循環的重建份子

    這本書切分三大篇,第一篇藉八八風災後民間自主力量的生存抗爭和原住民面對災禍的主體重建和部落再生成,爬梳〈天災/人禍的認識與理述〉;第二篇借取相關理論架構與重要概念,建構生計社群和家園政治的論述,以4個田野報告補充回應;第三篇〈我們的社會要走到哪裡去?〉則以原住民家園政治、部落再生成和生存抗爭的個案,強調屬文化主義的生活共同體和生計社群的重要,以此映照發展主義下非關服貿的台灣出路。原住民之於家園政治的自治行動,化成希望的資源,呼應著行動者歸來及日常生活踐行。

    丘延亮表示,災難於部落具有兩面性,一是過去依賴政府資源導致斷絕人和自然的關係,遭逢壓迫時釋放出創造力,比如Sa'owac Niyaro' 撒烏瓦知部落;一是因此被摧毀。在在提醒著台灣政經局勢處逼危殆困境,如何轉化學習原住民長久被(文化)殖民卻活出來的不思議韌力,一步步踏實台灣社會載體之永續再造。

    而八八重建錄同時啟示了環境裡作為生態人的三種維繫,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超自然。災後也冒出不少NGO、聯盟,覬覦資源分配,五年過後,消蹤掩跡自顯慈善真假,然「搞清楚誰是/不是也不重要了,外界資源退場,現在真的才是重建的契機!重建不用大張旗鼓,或許也不希望被看見。重建組織應該事情做完後就腐爛,非常有機,以自我消滅為主。」陳永龍說。的確,形式或實質何必自擾,會消失的就該消失,道法自然。

    《防天災 禦人禍:原住民抗爭與台灣出路》書籍封面

    封面作品〈百步蛇的老朋友〉,出自排灣族藝術家Sakuliu Pavavalung 撒古流‧巴瓦瓦隆。一條百步蛇凌空穿梭數張旗面,近500年世界史自荷蘭、西班牙、葡萄牙、明鄭、晚明、大清、日本到中華民國等等外來政權出入統治台灣/原住民時間流淌,招呼一聲都是老朋友啊,超越譏諷帶點幽默實則自信,就算改朝換代,傳承文化守護者/智者的百步蛇精神,不會隨之更替、消亡。

    原住民/災難政治,台灣/國際,人類/一個地球,《防天災 禦人禍》沉吟對照如此深邃的多元省思,由部落再生成宏觀擴散至天地四方,並期待回音韻唱。


    《防天災 禦人禍:原住民抗爭與台灣出路》

    作者:陳永龍、丘延亮
    出版社: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出版日期:2014年7月30日


    Fred chiu

    da leggere,
    8 apr 2018, 11:24:5808/04/18
    a Yt Yt

    Dismantling neoliberal education: a lesson from the Zapatistas

    • April 4, 2016

    Autonomy & Authority

    The non-hierarchical education of the Zapatistas cries dignity and suggests that the suffering of the neoliberal university can be withstood and overcome.

    I’ve said it before—in contrast to those traditional stories that begin with ‘Once upon a time…’ Zapatista stories begin with ‘There will be a time…’

    — Subcomandante Galeano (formerly Marcos)


    Excerpted from Levi’s chapter ‘Zapatismo versus the Neoliberal University: Towards a Pedagogy against Oblivion’, in the forthcoming book The Radicalization of Pedagogy, edited by Simon Springer, Marcelo Lopes de Souza and Richard J. White.

    The story of the Zapatistas is one of dignity, outrage, and grit. It is an enduring saga of over 500 years of resistance to the attempted conquest of the land and lives of indigenous peasants. It is nothing less than a revolutionary and poetic account of hope, insurgency and liberation—a movement characterized as much by adversity and anguish, as it is by laughter and dancing.

    More precisely, the ongoing chronicles of the Zapatista insurrection provide a dramatic account of how indigenous people have defied the imposition of state violence, oppressive gender roles and capitalist plunder. And for people of the Ch’ol, Tseltal, Tsotsil, Tojolabal, Mam and Zoque communities in Chiapas, Mexico who make the decision to become Zapatista, it is a story reborn, revitalized and re-learned each new day, with each new step.

    It is with this context in mind that I provide a brief overview of how the Zapatistas’ vibrant construction of resistance offers hope to those of us struggling within-and-against the neoliberal university.

    For Sts’ikel Vokol and Casting Out

    Power was trying to teach us individualism and profit…We were not good students.

    — Compañera Ana Maria
    Zapatista Education Promoter

    Before we dive too deeply into things, I have a confession to make. I have absolutely no faith whatsoever that the academic status quo will ever be reformed. Audre Lorde tells us that “the master’s tools will never dismantle the master’s house,” while Emma Goldman notes that “the most violent element in society is ignorance.” Most universities, after all, were assembled using an ignorant master’s racist and patriarchal logic. That is, the academy was broken to begin with, and remains that way.

    1Hence, when it comes to the existence of any entity or institution that emerges from the colonizer’s mindset, like neoliberal education, I agree with Frantz Fanon, who states that “we must shake off the heavy darkness in which we were plunged, and leave it behind.”

    In short, neoliberalism, the world’s current “heavy darkness”, must be cast out, and the universities in which it is being taught must be pummeled into ruin. And despite the fact that such a comment may seemingly be replete with cynicism and despair, it is actually deeply rooted in yearning and hope — for resistance.

    When speaking of “resistance” one must tread lightly because it is, indeed, an intensely contested term. Resistance can mean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to a lot of different people. For this piece then, I draw from (what I feel is) perhaps the most fertile and most evolved source of resistance that exists — the Zapatista insurgency.

    The analysis that follows is thus informed by the Tsotsil (indigenous Maya) concept of sts’ikel vokol, which means “withstanding suffering.” And when resistance is defined in this manner possibilities blossom. Possibilities that resistance can mean empathy and emotional labor, as well as compassion and mutual aid, regardless of one’s calendar and geography… or even university.

    Death by a Thousand Cuts”

    The basis of neoliberalism is a contradiction: in order to maintain itself, it must devour itself, and therefore, destroy itself.

    — Don Durito de la Lacandona
    Beetle, Knight Errant

    Neoliberalism is a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 Globally, it is exacerbating dependency, debt and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on a widespread scale through the proliferation of free trade policies, which slash the rights and protections of workers, environments and societies alike.

    On a personal level, it convinces people that individualism, competition and self-commodification are the natural conditions of life. Consequently, civil society is compelled to accept, through manipulative capitalist rhetoric, that the world is nothing more than a market in which everything, and everyone, can be bought and sold. The misery of others, then, is deemed to be merely collateral damage of an inherently bleak and fragmented world. Chillingly, higher education is not immune to such malevolent tendencies.

    3The debilitating effects that neoliberalism has on higher education have been written about at length. The pathological obsession on generating income that university administrators (and even some faculty members) give precedent to (in lieu of encouraging critical thought, self-reflection and praxis) is also well documented.

    Less attention, however, has been paid to the psychological injuries inflicted upon people by the disciplinary mechanisms of the neoliberal university, like scholarly rankings, impact factors, citation metrics, achievement audits, publication quotas, pressure to win prestigious grants, award cultures, getting “lines on the CV”, and so on.

    If one listens to colleagues or friends working in the academy, it will not take long to hear stories of acute anxiety, depression and paranoia, as well as feelings of despair, non-belonging and hopelessness. Life in the neoliberal university has thereby become a proverbial “death by a thousand cuts” — just ask any mother working within it.

    One of the most disconcerting, and overlooked, products of neoliberal higher education is how students are treated by it. “Learning” now consists of rote memorization, standardized tests, high-stakes exams, factory-like classroom settings, hierarchical competition amongst peers, the accumulation of massive debts to afford rising tuition costs, and patronizingly being scolded that “this is what you signed up for.”

    6

    Students must navigate this neoliberal gauntlet while also simultaneously being pressured into enthusiastically performing the grotesque bourgeois role of “entrepreneur” or “global citizen”. Paulo Freire said there would be dehumanizing days like this.

    Without question, neoliberalism has launched a full-fledged assault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faculty and students alike, not to mention the well-being of heavily-exploited, contracted, typically non-unionized workers in the food service and maintenance sectors of many universities. These nearly impossible circumstances are often the only choices many have in simply making a go of it in life. And a situation in which it is compulsory for people to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mselves, as well as others, into becoming hyper-competitive, self-promoting functionaries of capitalism is — as a Zapatista education promoter so vividly put it — olvido: oblivion.

    Decolonization, autonomy and the Spirit of Revolt

    The battle for humanity and against neoliberalism was and is ours, and also that of many others from below. Against death — We demand life.

    — Subcomandante Galeano
    (formerly Marcos)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the ongoing project of Zapatista autonomy is the direct result of indigenous people’s self-determination, as well as their decision to engage in highly disciplined organizing against a neo-colonial elite. More pointedly, the Zapatistas sacrificed themselves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and safer place.

    Fittingly, one of the most widely seen phrases scattered across the rebel territories of Chiapas reads: Para Todos Todo, Para Nosotros Nada (“Everything for Everyone, Nothing for Us”). In the face of global capitalism, such a statement is as profound as it is humble. It explicitly foregrounds cooperation and selflessness; virtues the Zapatistas have integrated into their autonomous education system.

    As indigenous rebels, the Zapatistas astutely refer to state-sanctioned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as “corrals of thought domestication.” This is due to the emphasis that government-legitimated institutions place on coercing students and faculty into becoming docile citizen-consumers. The Zapatista response to the prospect of having to send their children into such hostile learning environments was open and armed revolt.

    Thus, on January 1, 1994, the Zapatista Army of National Liberation (EZLN) rekindled the spirit of Emiliano Zapata’s revolutionary call for Tierra y Libertad (“Land and Freedom”), cried ¡Ya Basta! (Enough!), and “woke up history” by taking back the land they had been dispossessed of.

    Given their foresight and actions, one cannot help but be reminded of anarcho-communist geographer Peter Kropotkin, who in 1880 stated: “There are periods in the life of human society when revolution becomes an imperative necessity, when it proclaims itself as inevitable.”

    4In successfully liberating themselves from belligerent edicts of the Mexican government (el mal gobierno, “the bad government”), the Zapatistas now practice education on their own terms. They are not beholden to the parochial oversight of managerialist bureaucracies like many of us in neoliberal universities are. On the contrary, Zapatista teaching philosophy comes “from below” and is anchored in land and indigenous custom. Their approach is best illustrated by the duelling axiom Preguntando Caminamos (“Asking, We Walk”), which sees Zapatista communities generate their “syllabi” through popular assembly,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and communal decision-making.

    These horizontalist processes advance by focusing on the histories, ecologies and needs of their respective bases of support. Zapatista “classrooms” therefore include territorially-situated lessons on organic agroforestry, natural/herbal medicines, food sovereignty and regional indigenous languages. Given the geopolitical context of their movement, then, Zapatista teaching methods constitute acts of decolonization in and of themselves.

    This leaves one wondering if the neoliberal academy might learn a thing or two from the Zapatistas in regard to endorsing both indigenous worldviews and place-based education as essential to any program of study. And even given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the Zapatista’s “curricula,” the goal of their rogue pedagogy can be summed up as trying to instill one thing: a capacity for discernment, which they foster through Zapatismo.

    Zapatismo as Liberation Geography

    Liberation will not fall like a miracle from the sky; we must construct it ourselves. So let’s not wait, let us begin…

    — Zapatista Pamphlet on Political Education

    A kind and good-humored education promoter explained the notion of Zapatismo to me on a brisk and fog-blanketed weekday morning in the misty highlands of Chiapas. In describing it, they noted: “Zapatismo is neither a model, nor doctrine. It’s also not an ideology or blueprint, rather, it is the intuition one feels inside their chest to reflect the dignity of others, which mutually enlarges our hearts.”

    Additionally, as loyal readers of ROAR’s Leonidas Oikonomakis will recognize, Zapatismo is also commonly comprised of seven principles:

    1. Obedecer y no Mandar (to obey, not command)

    2. Proponer y no Imponer (to propose, not impose)

    3. Representar y no Suplantar (to represent, not supplant)

    4. Convencer y no Vencer (to convince, not conquer)

    5. Construir y no Destruir (to construct, not destroy)

    6. Servir y no Servirse (to serve, not to serve oneself)

    7. Bajar y no Subir (to go down, not up; to work from below, not seek to rise)

    These convictions guide the everyday efforts of the Zapatistas in the building of what they refer to as Un Mundo Donde Quepan Muchos Mundos (“A World Where Many Worlds Fit”). Zapatismo, then, can also be thought of as the collective expression of a radical imagination, the manifestation of a shared creative vision, and a material liberation of geography.

    5What it gives rise to in terms of pedagogy are possibilities for establishing respectful method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at champion the recognition (and practice) of mutuality, interdependency, introspection and dignity.

    These non-hierarchical/anti-neoliberal facets of Zapatista teaching are evident in the grassroots focus they take. Local knowledge is so central amongst their communities that many of the promotores de educación (education promoters) often come from, and remain in, the same autonomous municipalities as the students. There are no sessional contracts and teachers are not disposed of after only a few months on the job.

    In the spirit of equality, Zapatistas maintain neither hierarchical distinction nor vertical rank amongst their “faculty members.” Everyone is simply, and humbly, an education promoter. This jettisoning of professional titles and institutionally-legitimated credentials highlights how the Zapatistas are able to thwart assertions of ego/hierarchical authority and abolish the competitive individualism that so often corrupts neoliberal universities. Fundamentally, they are unsettling the rigid boundaries dividing “those who know” from “those who do not know” — because there is nothing revolutionary about arrogance.

    7Even more radically, the Zapatistas incorporate gender justice (like Zapatista Women’s Revolutionary Law), food sovereignty, anti-systemic healthcare, and queer discourse (like using the inclusive terms otroas/otr@s, compañeroas/compañer@s, and so on, as well as “otherly” as a whimsical and respectful compliment) into their day-to-day learning.

    They also do not distribute final marks to signify an end to the learning process, and no grades are used to compare or condemn students. In these ways, the Zapatistas underscore how education is neither a competition, nor something to be “completed”. These transgressive strategies have essentially aided the Zapatistas in eradicating shame from the learning process, which they deem necessary because of just how toxic, petty and vicious neoliberal education can become.

    To conclude, the academic status quo is punishing — and must be abandoned. Neoliberalism has hijacked education and is holding it hostage. It demands ransom in the form of obedience, conformity and free labor, whilst also disciplining the curiosity, creativity and imagination out of students, faculty and workers. The neoliberal university itself is sterile, negligent and conformist; as well as suffocating, lonely and gray.

    Collective resistance is exigent because we need a new burst of hope amidst such a “heavy darkness” — and Zapatismo nurtures hope. Not hope in an abstract sense of the word, but the type of hope that when sown through compassion and empathy, and nourished by shared rage, resonates and is felt.

    Dismantling neoliberal education: a lesson from the Zapatistas




    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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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pr 2018, 22:16:4408/04/18
    a Yt Yt

    異域之美:梵高如何借鑒日本藝術?


    異域之美:梵高如何借鑒日本藝術?




    梵高Image copyrightVAN GOGH MUSEUM, AMSTERDAM (VINCENT VAN GOGH FOUImage caption梵高,《藝妓(仿英泉)》局部,創作時間:約1887年。

    阿姆斯特丹的梵高美術館(Van Gogh Museum)有著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梵高收藏,策展人巴克(Nienke Bakker)正在為該館的最新大展做開展前的最後收尾工作。這個展覽由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風景畫和肖像畫構成,整體效果眩目令人著迷。跟其他的藝術家比起來,梵高的熱情來得更為濃烈。他讓你怔怔地邁不動腳步,會把你吞沒。

    乍看起來,這些作品在選擇上似乎沒有相似之處,但它們有一個共通點:靈感都源自日本藝術。這個展覽在日本的東京、札幌和京都引起了轟動,現在它回到老家。此次展覽的亮點包括《包扎著耳朵的自畫像》(Portrait with Bandaged Ear),它收藏於倫敦的考陶爾德畫廊(Courtauld Gallery),這是自1930年以來,這幅畫首次回到梵高的故鄉荷蘭。

    梵高從未去過日本,但他癡迷於日本藝術,後期的作品更是深受日本藝術影響。鮮明的深色輪廓和明亮的色塊——他作品中的這些決定性元素與他對浮世繪的青睞遙相呼應。這給他的作品帶來了卡通般的質量,令其從其他歐洲藝術家當中脫穎而出。這是他的特色。

    梵高Image copyrightTHE SAMUEL COURTAULD TRUST, THE COURTAULD GALLImage caption梵高,《包扎著耳朵的自畫像》,創作時間:約1889年。

    1886年,梵高發現了日本藝術,當時他生活在巴黎。經過數個世紀的閉關鎖國,日本終於向歐洲商人開放了。在巴黎,甚至在整個歐洲,日本風潮都風靡一時。人們用日本飾品裝飾家,穿著和服參加化妝舞會。巴黎到處都是浮世繪。梵高買了好幾百張。他本來是想倒手掙些錢,但一直沒有脫手。他太喜歡這些畫了,實在捨不得賣了它們(他不是個合格的商人)。

    梵高買不起精品浮世繪,他的收藏中沒有葛飾北齋(Hokusai)的作品。他買了不少相當不錯的藝術家的價廉物美之作,這對於一個學習日本藝術的窮學生來說再合適不過了。"他喜歡強烈的色彩,這些浮世繪中的顏色就非常濃烈,"巴克說道。那些鮮艷的顏色,很快就滲入到他的作品中去了。

    《蒲田的梅園》Image copyright© NATIONAAL MUSEUM VOOR WERELDCULTUREN, LEIDENImage caption二代目歌川廣重,《蒲田的梅園》,創作時間:約1857年

    梵高本來是通過臨摹像米勒(Millet)這樣的歐洲大師作品來學習繪畫。後來他開始臨摹浮世繪。這給他的作品帶來一種不同的聚焦點。看上去,就像是他拿左手畫的。「與我們西歐的傳統比起來,日本人看待世界、描繪世界的方式非常不同,」梵高美術館館長魯格(Axel Ruger)說道。「他欣賞日本人對細節的關注。在他們做的每一件事情上,他都看到了完美。」

    《梵高與日本》的展品包括他臨摹的作品,還有許多他收藏的浮世繪(梵高買下了600多幅浮世繪,梵高美術館擁有其中的500餘幅)。比較日本原作與梵高的臨摹之作,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你會看到他離開了自己之特長,學著用一種新的方式畫畫。

    「這幫他強化了色彩,簡化了構圖,」巴克說。「他想讓作品有更多的光線和更多的色彩。他想提高自己的繪畫風格。」梵高看到了信筆而為卻又分毫不差日本藝術家,他們能夠寥寥數筆就抓住事物的本質。

    「這給他指明瞭一個新方向——下筆更有控制力、更有力道,」巴克說。「這對於他的藝術風格的成型,是至關重要的。」

    梵高Image copyrightVAN GOGH MUSEUM, AMSTERDAM (VINCENT VAN GOGH FOUNImage caption左:梵高,《雨中橋》(仿廣重),創作時間:約1887年;右:歌川廣重,《大橋安宅驟雨》,創作時間:約1857年。

    梵高對日本藝術的迷戀並不限於臨摹。「他不僅是模仿,」巴克說。「而是用它來加強自己的風格。」他後來的風景畫,都有一種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覺。

    他運用日本的技巧,把一個大型物體放在前景,後方是遠景。他的作品中,聚焦點並非集中在某一個物體上,而是分散的。這與同時代歐洲藝術家的觀點完全不同。

    梵高從巴黎去了法國南部的阿爾勒(Arles),尋找光線與色彩。「我到日本了!」他驚呼。這跟梵高說過的很多話一樣,當不得真。他只看過一些風格化的日本木刻作品,所以並不能確定阿爾勒就真的像日本。其實,它一點也不像。

    然而,他希望它像日本,這才是真正重要的。正如展品所呈現的,他用一種東方的方式來描繪阿爾勒。

    梵高Image copyrightVAN GOGH MUSEUM, AMSTERDAM (VINCENT VAN GOGH FOUImage caption梵高,《藝妓(仿英泉)》局部,創作時間:約1887年。《盛開的桃花》Image copyrightTHE SAMUEL COURTAULD TRUST, THE COURTAULD GALLERY,Image caption梵高,《盛開的桃花》,創作時間:約1889年。

    距離阿姆斯特丹一個小時車程的海牙,是一座漂亮的荷蘭城市,梵高美術館在這裏有一座姐妹館梅斯達格收藏館(The Mesdag Collection)。它正在舉行一個平行展:《梅斯達格與日本》(Mesdag & Japan)。這個關於日本藝術和手工藝品的小型展覽,可以作為《梵高與日本》的背景參考。

    梅斯達格是一名傳統的風景畫家,比梵高年長一代,他不僅在商業上取得了成功,也得到了評論界的讚譽,而這兩樣都是梵高生前未能得到的。

    他住在海牙的一幢豪華別墅裏,也就是現在的梅斯達格收藏館所在地,館藏包括了梅斯達格及其他藝術家的大量作品,比如荷蘭畫家德榮(Pieter de Josselin de Jong)。梅斯達格還收藏了日本家具和瓷器。這些收藏構成了《梵高與日本》展的基礎。

    梵高在海牙住過一段時間,當時他是一位不成功的藝術家。他尊敬梅斯達格的畫作,但也禁不住羨慕他的財富和名望。梅斯達格的收藏包括梵高仰慕的畫作,以及他永遠也買不起的那些日本藝術品。

    然而,當你在梅斯達格富麗堂皇的故居徜徉,會忍不住想——如果梵高取得了像梅斯達格那樣的成功,他還會成為偉大的藝術家嗎?他還會研究日本藝術,並加以利用嗎?或者會像梅斯達格那樣,純粹為了消遣而收集這些作品嗎?

    令人難過的是,梵高只剩下了幾年的時間,在作品中發揚來自日本的影響。他於1890年自殺,年僅37歲,距離他在巴黎買下那些浮世繪不過四年的光景。

    如果沒有接觸日本藝術,他會不會死得更早?「研究日本繪畫讓他很開心,」巴克說。「這些繪畫用美麗的顏色呈現出一個美麗的世界——是一個極好的觀光之處,哪怕只是在你的腦海里。」

    普赫利工作室日本手工藝品展海報Image copyrightVAN GOGH MUSEUM, AMSTERDAM (VINCENT VAN GOGH FOUNImage caption德榮,普赫利工作室日本手工藝品展海報,創作時間:約1886年

    《梵高與日本》,阿姆斯特丹,梵高美術館,3月23日~6月24日;《梅斯達格與日本:收藏遠東》,海牙梅斯達格收藏館,6月17日結束。

    梵高Image copyrightVAN GOGH MUSEUM, AMSTERDAM (VINCENT VAN GOGH FOUNDImage caption梵高,《盛開的杏花》,創作時間:約1890年。《神奈川衝浪裡》Image copyrightRIJKSMUSEUM, AMSTERDAMImage caption葛飾北齋,《神奈川衝浪裡》,創作時間:1829年~1833年前後。《樹林中的兩個人》Image copyrightCINCINNATI ART MUSEUM, BEQUEST OF MARY E. JOHNSTONImage caption梵高,《樹林中的兩個人》,創作時間:約1890年前後。


    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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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pr 2018, 06:23:0209/04/18
    a Yt Yt

    BBC 承認紀錄片《Human Planet》造假,新畿內亞部族樹屋其實是攝製隊搭建的

    Mary
    2018 年 4 月 9 日

    BBC 最近承認 2011 年播出的紀錄片《Human Planet》系列入面,其中有關巴布亞新畿內亞 Korowai 部族生活的內容,涉及造假。

    《Human Planet》一共 8 集,是 BBC 首次以人類為主角的自然紀錄片,通過展示人類如何適應地球不同環境,探討人類與大自然之間的微妙關係。紀錄片其中一集採訪新畿內亞的 Korowai 部族,紀錄他們以樹屋為家的獨特生活方式,內容包括族人爬上樹屋、圍在樹屋內生火等鏡頭。

    相關片段:

    不過,BBC 最近在製作新的紀錄片《My Year With The Tribe》時,有族人向攝製隊透露,《Human Planet》裡出現的樹屋其實是特意搭建出來的。BBC 承認做法違反編採守則,並表示會在編輯標準和價值觀方面,加強對員工的培訓。

    除此之外,媒體又發現《Human Planet》系列中還有其他造假的內容,包括以被馴養的狼扮成野生狼羣,上演「蒙古牧民打獵不果」的一幕。近年有關紀實攝影的操守爭議愈來愈多,《Human Planet》攝製隊搭建樹屋,或者是想塑造大部份人心目中的「族人形象」,畢竟如果發現原來族人和我們一樣住在地面小屋,觀眾就會覺得索然無味了。這會否反映了我們總是期待看到「與自己不一樣的文化面貌」那種思想呢?

    BBC 聲明全文:http://www.bbc.co.uk/mediacentre/statements/human-planet

    延伸閱讀:

    國家地理雜誌承認:其封面及標題在 130 年歷史以來都帶有種族主義傳統

    紀錄攝影師在孟加拉要求當地人擺拍的片段,引起紀實攝影的操守爭議

    分析講解 BBC 之類的「自然生態紀錄片」到底是怎樣造假

    Via The Guardian

    BBC 承認紀錄片《Human Planet》造假,新畿內亞部族樹屋其實是攝製隊搭建的




    關於作者

    Mary-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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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pr 2018, 21:49:5509/04/18
    a Yt Yt


    自由撰稿人。前端傳媒、明報周刊記者,想成為人類學家,步伐正邁向台灣。文章散見於端傳媒、明報周刊、南方人物周刊、報導者、經典、換日線。
    Dec 16, 2017

    靈魂的事:從學者到祭師,巴奈·母路為什麼「不得不上路」?

    找到巴奈·母路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在10月。每年10月,是花蓮阿美族里漏(Lidaw)部落的祭師團體 Sikawasay 舉行巫師祭的時間,祭師每日都要沉浸在儀式中,不可遠行。年近60歲的巴奈·母路,是這個僅剩6人的祭師團體中,最年輕的一個。

    記者是部落的外人,因巴奈·母路引薦,得到祭師們集體同意之後,得以參加兩日的巫師祭。出發前收到這樣的提醒:「你來可以,但記得在儀式前一天晚上開始,直到儀式結束,都不要吃雞肉、雞蛋、蔥蒜、蔬菜、水果、魚類。」即便是觀者,也要守儀式的禁忌。到場之後先mibetik(告靈)喝下米酒,才算跨入神靈的場域,正如阿美族常說的一句:「酒是我們的路。」

    以米酒叩門,來到花蓮溪與太平洋交界附近的東邊部落,遇見巴奈·母路的第一個晚上,她不談學術。她在花蓮做了近三十年田野調查的民族音樂學家,目前是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的副教授。可是兩年前,她的一個決定,讓她可以隨時拋棄這一切,包括學術、理論,乃至這個人間。

    阿美語Sikawasay,字根kawas意為「靈」,si意為擁有及承載,say意為「XX的人」,巴奈·母路決定成為 Sikawasay,就是「擁有神靈的人」。Sikawasay原本是她的民族音樂學田野,從研究者到自己也成為Sikawasay,記者問她何以「下海」,她卻答是「上路」,靈魂的路。

    在原漢混居的部落與客家孩子一起長大,她曾是不說母語、努力擺脫原住民身份的台北大學生,在基督教會司琴的「天使」。半生過去,她厭煩了在學術圈過人間的日子,轉身在靈的世界中與Sarakataw「走路之神」相互擁有。

    她成為最資淺的第四階級祭師 Suday,也成為基督徒眼中的瘟疫與魔鬼,但她不在乎。「我可以不要這個世界了。」還沒脫下黑色祭師服的巴奈·母路喝了一整天的米酒,但不是在說醉話。她選擇去處理靈魂的事。

    穿黑衣服的阿美族

    73歲的Lali’自前一天晚上開始,就完全沒有吃過東西,下肚的只有米酒。她是巫師祭這一天的主人,必須遵守斷食禁忌。今年的10日儀式中,6人祭師團只來了5人,還有一位年邁的祭師因臥病而缺席。米酒、祭壺、檳榔、荖葉、糯米糕和生薑被擺在地上,儀式從早上10點多開始,一直持續到晚上7點才結束,最後三日還要分別去田間曠野、河海交界,以及海畔進行冷卻祭。

    初來乍到的人很難看懂祭師們在做什麼。火焰燃起,巴奈·母路跟在老祭師身後,時而旋轉,又蹲下,像是要鑽過什麼。這是在祭拜這一天的最後一位神靈,Lali’的母親留給她的Lalebuhan(火神)。巴奈·母路解釋她們的動作:「我們先要經過Lalataan(削碎木頭的神),和Tilamalan(點火的神)的路段,過三道門,才能到達Lalebuhan。」

    抵達不同的神靈場域需要走不同的路,面向不同方位的吟唱、轉圈、動作組成繁複的儀式。而每位Sikawasay都有自己的主神,擁有神靈越多的祭師階級越高。優雅的儀式動作配以動聽的吟唱,但原來連祭師的親人都無法知曉其中含義,因為此阿美語非彼阿美語,而是專用於祭祀的靈語。如此艱澀難懂,為何能吸引一個受了完全漢化教育的巴奈·母路呢?

    最初, Sikawasay對她來說只是一群穿黑衣服的阿美族。很遙遠的記憶中,她大學畢業後,從台北回到花蓮,開始做國中音樂老師。她的部落是花蓮吉安的薄薄社,她常在週末騎著腳踏車,穿過隔壁的里漏部落去海邊。有一天,她騎進了里漏部落的一條小巷子,突然發現了一群穿黑衣服的人。「我說奇怪,阿美族的部落怎麼穿黑衣服?不是應該穿紅衣服嗎?」腳踏車越來越靠近,黑衣人的眼光卻不友善,怕外人影響了儀式的進行。

    那時她只知道阿美族有豐年祭,卻從沒聽過這些黑衣人口中吟唱的,像是阿美語又不像是阿美語的,憂鬱深沉的歌。打聽才知道,原來這是巫師團體,Sikawasay。

    信仰基督教的家人告訴她,Sikawasay是魔鬼,不可以碰。她忍不住,硬是要去,卻很不受歡迎。父親是民意代表,大家都知道她是誰家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她來自基督徒家庭。

    她回憶,突然加入,「人家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吃了什麼亂七八糟的東西」,例如雞肉、蔬菜、魚,可能影響儀式。她盡量保持低調,每年寒暑假都希望能加入,默默在一旁架設小台DV機,一邊做筆記,幾乎沒有聲音。但她被罵過、被轟出來過,甚至有人摔過她的DV機。

    沒人真能轟得走她,她太好奇了。「我會故意找各種機會去靠近她們,聽她們的歌謠,逐年靠近她們。」磨著磨著,老祭師們終於逐漸接受了她的存在。一有了發問和互動的機會,她更是看不過癮,索性連工作也辭掉,大大小小儀式都去看,再讀一個音樂碩士,把所有儀式的聲音都寫成樂譜記下來。

    她本來覺得,身為阿美族學音樂的孩子,這樣就已經夠了。可是後來發現不行,因為歌還有歌詞,歌詞也要記下來。記完歌詞,發現還有舞蹈。

    為了記下歌詞,她幾乎是從零開始學習阿美族的靈語,一個音一個音拼出來,再去問老祭師是什麼意思。記錄舞蹈的時候,她又發現不能簡單寫逆時針幾圈、順時針幾圈,原來轉圈是「有密碼的」。她在旋轉她的虛擬空間,從人間這個俗世的空間到神聖的空間,都靠不同的速度和旋轉方向來決定。

    「那個靈是存在的,她知道風是在哭還是在笑。」

    記錄著記錄著,她自己也結婚生子,碩士畢業,甚至去了福建讀博士,又進入東華大學工作,但始終無法忘記Sikawasay的事。「我的心在那裏,我一直沒有辦法忘記部落的那些,一張張像神靈一樣的老人的臉。」在福建三年,她請丈夫代她去看儀式,用電話給她聽歌謠的聲音。生了孩子,她抱著一大一小的一雙小兒女去,妹妹還是嬰兒,得多帶一個奶媽。她的田野筆記後來成了家庭回憶冊,因為隔幾頁筆記,就有兒子女兒的畫。

    她還記得自己第一次看到老祭師和大自然的靈做互動,「那是非常surprise的,就是哇,風一吹,她就說巴奈,你聽,matawa ko bali(風在笑)。」

    「那個靈是存在的,她知道風是在哭還是在笑。」她太受感動了,漸漸發現,繁複的儀式背後,是她這個漢化了的阿美族小孩從來沒聽過的,龐大的宇宙架構,裏面住著8個不同方位的178位神靈,風林山海,無處不在。所以那些固定的、不固定的、部落性的、私人性的20多種歲時祭儀,包括祖靈祭、慰靈祭、播種祭、田祭、殺豬祭、祛病祭,都是為了與神靈互動。那是充滿意義的。

    而最珍貴的是,這居然就是她自己民族的文化。她過去從未發現,甚至在最初20年的生命中,一直因為原住民受歧視的緣故,不想做一個阿美族。

    拋棄漢名「林桂枝」,我叫「巴奈·母路 」

    直到結婚生子,巴奈·母路都還不叫巴奈·母路。她叫林桂枝,受日本教育的母親不會說國語,叫她Kiku(桂子)。她在部落長大,本來以為自己很會聽阿美語,真的到了山裏的奇美部落才發現,根本聽不懂老人的話。

    那又怎樣?年少的她,根本不想當原住民。「我討厭部落。」她說。

    她覺得部落的人不上進,愛喝酒,於是努力讀書,努力學國語,努力彈琴,就是為了考上好大學,要比部落的原住民「高一等」。

    那是原住民深受歧視的年代。小時候,老師會因為原住民學生說了母語而體罰,或是罰款。她也連帶覺得部落的人不上進,愛喝酒,於是努力讀書,努力學國語,努力彈琴,就是為了考上好大學,要比部落的原住民「高一等」。到了大學,她努力的方向是西方音樂,跟原住民完全沒有關係,可偏偏遇到一個老師,愛叫她「阿美公主」。

    這位老師是台灣音樂家許常惠,難得有一個原住民學生,特別寶貝。可巴奈·母路卻說,「我恨死他了,上課的時候整天對著我說,你們阿美族的音樂怎樣怎樣」。她排斥自己的阿美族身份,「我就覺得我好不容易遠離了,你又要把我拉回去?」

    直到一年夏天,她大學剛畢業,老師突然跟她聊起,你知道你們阿美族有個部落的豐年祭,第一天晚上不睡覺的嗎?她覺得太天方夜譚了,豈料一查,卻是真的。她心裏過不去了:「怎麼總是老師來告訴我說我的文化是怎樣?」一股勁上來,她騎著機車就走到東海岸,一路往豐濱鄉的貓公部落開。媽媽在後面哭著追她:「你不要去啊,你要去哪啊,你一個女孩子去怎麼辦啊!你不怕鬼也得怕人啦,萬一被人強暴怎麼辦啊!」

    媽媽當然追不上她,她在晚上10點到達貓公部落,「哇,都在跳舞!」真的有個徹夜不眠的豐年祭。她覺得自己是學者,就拿著攝影機和錄音機一夜狂拍狂錄,發現全場老老少少,只有她一個女的,大家都看著她。早晨5點半,她就被提到人群中央接受「盤問」了。中央一張長凳放著三大碗米酒,本來是給部落青年喝,兩個彪形大漢把她提起來,雙腳懸空,押到長凳前,她這才怕了。

    「你是誰?」老人家用阿美語問。 「我是北邊的阿美族的小孩。」她用國語答。 「你叫什麼名字?」「我叫林桂枝。」 「你是漢人嗎?外省人嗎?怎麼叫這個名字?你再講一次叫什麼名字。」 這次她用台語答:「林桂枝。」 老人家說:「你不是阿美族小孩,你怎麼一直講別的名字,你媽怎麼叫你?」 「我媽叫我Kiku(桂子)。」她老實回答。

    老人家聽不下去了。因為在這種傳統的場域,無形的靈都是聽母語的,沒有母語的名字怎麼行?「那這樣好了,」老人家說,「我看你神似我家裏一個叫巴奈的老人,叫你巴奈可以嗎?」她就這樣獲得了巴奈的名字。回到家她就告訴媽媽,說山下的老人家給我取名字叫巴奈,可不可以?媽媽說,可以,姑婆就叫巴奈。再加上她父親的名字母路,作為阿美族的巴奈·母路才真正誕生了。

    不過,即便獲得了新的名字,她還是沒能徹底扭轉對部落的印象,直到接觸了Sikawasay的祭師文化。她愛和老祭師們在一起,看她們的臉,聽她們唱歌,哪怕是講最低俗的笑話,都讓她覺得很有魅力。

    就算是郊遊,祭師們也隨身攜帶米酒和杯子,如果感應到這段路上有認識的靈群,就會下車祭祀。阿美族的米酒,禮敬無形的靈者,山裏的、海裏的、大自然的、隨處的……她從來沒有發現自己的民族這樣美麗。

    「從來沒有人可以這樣,用靈魂的方式去活。」她覺得自己看到了一個民族很細緻的、不為人知的部分,然後也慢慢地,開始看到自己。

    她決定真的改名字,改身份證上的名字,還逼著自己太魯閣族的丈夫也去改回母語名字。她焦急地表達對自身文化遲來的認同,拋棄漢名,「我不知道我為什麼姓林?」她要做一個真正的原住民。從此,花蓮吉安的薄薄部落,再沒有林桂枝,只有巴奈·母路。

    拋掉宗教與學術,選擇「靈的世界」

    在貓公部落獲得了名字的那一天,23歲的巴奈·母路在人群中央喝下長凳上的三碗米酒,開始不能自控地大哭。那個賜她名字的老人家說,你是女孩子,今天不該出現在這裏。她誤入的是豐年祭的第一晚,阿美族的男人在黑夜中體會母親子宮裏的黑暗,直到泛白的太陽出來,像是初生嬰兒見到母親的臉,大家便歡唱:「太陽媽媽!」女性是媽媽,是太陽,怎麼可以和男性一起出現在黑夜呢?

    她回憶自己的哭,覺得是因為靈魂首次與祖靈相遇,誤入了神靈的禁區。做田野調查的時候,她就常夢見已故的祭師們。「在夢裏,一直唱,床邊有一堆人跳舞,床的地板都『咚咚咚』,也不知道是醒的還是夢的,半夢半醒。」第二天,她找老祭師解夢,對方不敢明言,只說:「妳最好少夢這些。」

    那時候只有大祭師Kamaya,最早認定巴奈·母路會成為祭師。那是在20年前,巴奈·母路抱著她的小嬰兒,帶著奶媽一起去看Sikawasay,做田野調查,大祭師突然對她說:「來來來,進來,衣服脫掉,穿這個衣服。」

    她雖然心中有疑惑,還是順從穿上了。直到2013年,Kamaya大祭師去世,其他的祭師們才告訴她:「我們早就知道,她那個時候就想讓你慢慢留下來。」

    成為Sikawasay是一件很辛苦的事。絕大多數的Sikawasay都是因為自己或家族有人生病,才不得不履行天職。「神靈喜歡你,才使你生病,要你把靈魂交給祂牽制。」Sikawasay沒有收入,一年365天不能拒絕部落的任何儀式請求,終生禁食雞、蔥、蒜、羊、狐、兔。儀式期間禁食蔬菜和魚類,且不能與異性互動,不碰生水,不可遠遊。

    巴奈·母路雖然研究Sikawasay多年,但真要成為「全職」的Sikawasay,她從一開始就是抗拒的。更何況她出生在基督教家庭,信仰上的拉扯讓她很痛苦。「一邊是我親愛的爸爸媽媽,一邊是我親愛的族人。」她掙扎,也被家族質疑。家人說,Sikawasay是偶像崇拜,神靈一百多個,都是偶像,所以Sikawasay是魔鬼。家族中還有數位牧師,無不反對她和Sikawasay接觸。

    多年來,爸媽總幫她解釋,說她只是去做記錄研究。但家族中暗流洶湧。她在家族中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從小學三年級,她從單手伴奏開始一直在教會司琴,直到大學畢業,曾是人見人愛的「天使」。可是越接近Sikawasay,家族的人就越是罵她「魔鬼」,「看到我就跟瘟疫一樣跑掉,閃開,眼神都很不友善。」

    和基督教不同,Sikawasay的信仰是泛靈信仰,老祭師說,多一個耶穌也可以祭啊,多一個神靈,有什麼不好呢?在困惑中,巴奈·母路又問自己的外婆,才知道原來外婆的母親也曾是部落中很厲害的大祭師,只是從外婆這一輩起,家族才改信了基督教。

    她開始慢慢與自己和解,明白泛靈信仰是所有的靈去關照你這個人的靈,而基督教則是從耶穌的靈才看得到所有的東西,本質上都是同一件事。

    「哪個宗教都一樣,處理的都是靈魂的事。沒有一個宗教會讓有靈魂的人與有靈魂的人不和,是不是?」她稱這個決定性時刻為,自己對靈的概念「通了」。從此她再沒有阻礙,可以放下心來,去成為Sikawasay。

    剛開始做Sikawasay的田野調查時,她又讀碩士,又讀博士,寫了許多文章,到處出席發表會,是為了成為原住民裏的知識分子,記錄和保存部落文化,做有文化使命感的學者。成為Sikawasay以後,她把這些都放下了。

    「我不太喜歡『學者』這個詞。」她說。「我文章寫得很不好,不按學術規格,又很多阿美族的文法。要命,我一個沒有文字的民族,你跟我要求這個我還真無奈。那些規格與我何干呢?」

    她被不止一個老師催促,說你做了那麼多「浪漫的田野」,卻不整理成論述。那就寫吧,她把儀式中的每一個動作和聲音代表的含義都寫下來,「可是人家還覺得我囉嗦呢,他就覺得,你的文字在搞什麼?他們要的是理論、論述,可我希望寫這些對你的靈和生活有用的東西。」

    既然如此,她索性放下了,只做「一個原住民小孩對老人家交的功課」,就是做儀式。她慢慢回到非學者的狀態,她也想和老祭師們一樣,過一種充滿儀式的美好生活。「我可以不再談學術,可是我一定要做儀式。」她說。

    從田野調查開始,直到完全改變了自己的生命路徑,她找到了「安置自己靈魂的生活方式」。成為Sikawasay的決定,「與世界無關,跟我自己有關,跟我的生命有關,跟我的靈魂有關。」兩年前,她正式成為一名祭師,靈名Sarakataw,來自於曾囚禁她靈魂的神靈,「走路之神」。

    不得不上路

    靈的世界雖然美好,但成為Sikawasay的人都有些「不得不」。因為成為Sikawasay,往往是從生病開始,中西醫都無法醫治的怪病。老祭師們每個都有生屬靈的病的經歷,祭齡最長的Sera,更是從3歲開始就因病成為祭師。

    「我們是不得不上路的,有一點天命。」

    巴奈·母路的病也持續了十多年,是奇怪的頭暈之症,總會莫名其妙地暈過去。送到醫院,既不是偏頭痛,也不是低血糖,全身檢查都沒事,她丈夫是西醫,也診斷不出來。到2014年,她在短短半年當中連續遭遇兩次車禍,大難不死,老祭師說她不可再拒絕神靈的意思。

    過去3年中,她經歷了mipuhpuh(袪病式)、patebu(尋靈式)和misapangcah(殺豬式),才得以成為最初級的祭師。在尋靈式中,老祭師們發現她的靈魂被Sarakataw「走路之神」囚禁,於是請神靈接納巴奈·母路做神靈的孩子,以換取她的靈魂回到驅殼。神靈答應了,Sarakataw就成為她的靈名。

    不少老祭師都會說,她們一生都在抗拒成為Sikawasay。「神靈愛我,要我去。我只有去。」巴奈·母路也這樣說。「我們是不得不上路的,有一點天命。」

    里漏部落現在的祭師團隊中,90歲的Epah最為年長,在她年輕時,部落中曾有40多位祭師,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而在巴奈·母路剛剛接觸Sikawasay的20世紀八九十年代,祭師只剩下30多位,再到2012年,已經不足10位。

    「我曾經目睹過部落每一張老人的臉,就像神一樣。」巴奈·母路說。阿美語中,祖靈叫tu’as,和老人matu’asay同義,老人就是「將成為祖靈的人」。只要儀式中一唱歌,巴奈·母路的眼前就全是這些老人的臉。

    老祭師們相繼去世,直到今年剩下6個。她還記得和老祭師們一起到曠野做儀式,悼念已故的祭師。大家開始念悼詞,各報姓名,說我們來祭你了。曠野的風太大,巴奈·母路差點站不穩,其中一位老祭師就說:「等我們都死了,就只有一個連風都擋不住的瘦排骨巴奈,來祭我們所有的人。」

    「完了,我立刻飆淚,那個眼淚是永恆的。」巴奈·母路說。「這太傷了,你知道前面的人都要走,你知道後面可能都沒人,可你知道你永遠在。那個感覺是非常非常……,」她難過得說不下去。

    為什麼是我?她問。這是她的不得不,可也讓她重新找回阿美族存在的方式。她要披上跟老人們一樣的東西,從這些已故的阿嫲、阿公永恆的愛當中,去累積出她現在的樣子。「我是阿美族的小孩,我是Sikawasay的小孩,我是非常飽滿的。」

    老人們的不斷故去,也讓她幾次萌生給老人留下影像的念頭。就在大祭師Kamaya去世的前一年,巴奈·母路在東華大學認識了電影《賽德克·巴萊》的助理導演楊鈞凱,3年後,楊鈞凱得知巴奈·母路自己也要進去祭師團體,答應補她原來的位子,站在外圍拍攝儀式。紀錄片今年問世,是第七屆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的閉幕影片,就叫《不得不上路》。

    影像留下了,可里漏部落的Sikawasay會不會後繼無人,還是未知數。巴奈·母路曾為此焦慮多年,現在看開了。「就這樣。」她說。老祭師們也說:「就這樣。沒了就沒了。」她們甚至還對巴奈·母路開玩笑,說我們都死了,你就再回去信你的耶穌啊。巴奈·母路又氣又笑。

    颱風逼近,花蓮下起小雨。談了一整晚,巴奈·母路有些渴了,水遞上,她吞下一口說:「應該給我酒。」黑色祭師服上沾滿儀式殘留的米酒香氣,酒是她們的路。「有靈魂的人和有靈魂的人在一起,就要喝酒。」

    「沒有靈魂的人看不懂一朵花。」

    過幾日她就要去海邊做最後的儀式。20多年前,還叫林桂枝的她也是這樣穿過里漏部落去海邊,可是全然不知靈魂的事。她笑當年的自己,也笑他人:「何其美好的靈,讓你知道什麼叫永恆,人活著卻把這個都擺在一邊。」

    「其實如果現在死我很開心,因為我覺得這個世界不值得活。人那麼壞,空氣那麼髒,世界那麼亂,對不對?各懷鬼胎,不美麗,不可愛,不永恆,都在說人的事情,我覺得快窒息了。」

    那什麼才美麗、可愛、永恆?她眼睛很亮,說:「靈。沒有靈魂的人看不懂一朵花。你有了以後,你就覺得你永遠不寂寞。」

    原文:《靈魂的事:從學者到祭師,巴奈·母路為什麼「不得不上路」?》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1214-taiwan-panay-mulu-sikawa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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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llian 金其琪

      自由撰稿人。前端傳媒、明報周刊記者,想成為人類學家,步伐正邁向台灣。文章散見於端傳媒、明報周刊、南方人物周刊、報導者、經典、換日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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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 chiu

    da leggere,
    10 apr 2018, 08:57:5910/04/18
    a Yt Yt

    What Stands to Reason: Isabelle


    https://sydneyreviewofbooks.com/wakuwal-another-science-is-possible/

    Stengers and Peter Botsman

    Wakuwal-Dream by Peter BotsmanWakuwal (Dream) 
    by Peter Botsman 
    Valentine Press 
    228pp 
    $33 AU 
    Published November, 2017 
    ISBN 9780994515711Another Science is Possible by Isabelle StengersAnother Science is Possible: A Manifesto for Slow Science 
    by Isabelle Stengers, (translated by Stephen Muecke) 
    Polity Press 
    163pp 
    $35.95 AU 
    Published December, 2017 
    ISBN 9781509521814

    Who am I? Ha! My name is unimportant, for I have many names. I am one of the daione sidhe.

    So begins Peter Botsman’s tale of ancient lore and transient peoples. The voice here belongs to a shape-shifting spirit whose journey begins in the ancient terrain of Éire and follows a peasant woman as she makes the convict’s journey to the Great South Land in the 1880s. There, the narrative consciousness becomes infused with the spirit – or spirits – of Aboriginal land, and takes off on a journey of its own, deep into a mythos as ancient as that from which it was born.

    Peter Botsman’s profile on The Conversation website describes him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public intellectual.’ He has held a number of significant positions including Director of the Evatt Foundation, Professor of Public Policy at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Brisbane Institute and Director of the Whitlam Institute and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For the past forty years, Botsman has been a prolific and cogent writer on public policy.

    For someone with this track record to embark on a work of mythic narrative is an intrepid move. Wakuwal (Dream) is, as Botsman states in a brief preface, a quest for common ground between European and Aboriginal Australian traditions of spirituality, born of a conviction that there is need for a change in the national psyche. This, as he envisages it, is a change that involves re-engaging with atavistic mythologies belonging to the pre-colonial traditions of those who have migrated here and finding in these the ground for rapprochement with the mythological heritage of Aboriginal Australia.

    The challenges of such an enterprise are obvious. Mythic narrative calls for an entirely different kind of language from that of public documents and critical essays.

    A non-Indigenous man, Botsman is also taking risks with cultural protocols. A recent article for Guardian Australia by Indigenous novelist Claire G. Coleman reaffirms long-standing resentments of cultural appropriation: ‘White people’s practice was to ask Indigenous people for our stories, write them down, get them published and claim the royalty and copyright for themselves.’ Coleman further writes, ‘Indigenous stories are fundamental to Australia’s understanding of itself’ and in Wakuwal, Botsman is seeking access to this understanding. Wakuwal invites the question: are there ways to find some meeting ground between mythologies, without making intrusions on territory that is not ours to enter? Botsman takes a stringent line on the protocols, opening with a caveat: ‘please use this book with care.’

    The provenance of its story line and his own credentials as the tale teller are explicitly set out. During the 1980s, Botsman witnessed Aboriginal ceremonies in North East Arnhem Land and developed friendships with the Yolŋu elders who presided over them. This unlocked a series of dream visions from his own ancestral tradition, as a fifth generation descendent of Irish migrants. Subsequent dialogues with Aboriginal friends and family persuaded him that he should attempt an experiment, weaving together the legends of the daione sidhe of Ireland with the story lines belonging to the first peoples of the Great South Land. Botsman does not attempt to tell Yolŋu stories, but rather to enter the imaginative domain of the story telling,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se friends and elders. ‘Many Yolŋu eyes have helped this text as best they can,’ he attests. The scrutiny involved working closely with S D Gurruwiwi, co-author of the online dictionary of the Yolŋu language.

    Daione sidhe (pronounced doina shee) are faerie people, invisible to most humans most of the time – but they will manifest themselves in situations of their choosing, individually or as a clan. They are pranksters, shapeshifters, healers and seers, able to travel at lightning speed through dimensions of time and space, yet ‘earthed’ in a literal sense, through their habitation in ancient mounds. Their relationship to modern consciousness fascinated the poet W.B.Yeats, who collected local accounts of them in The Celtic Twilight (1893), a work based on diaries he kept during a walking trip through the western counties of Ireland. Scepticism might be spreading, he observed, ‘but no matter what one doubts, one never doubts the faeries, for… “they stand to reason.”’

    That’s a nice provocation, with a continuing potential to stir up the hornet’s nest of contentions about what constitutes reason, science and the forms of contemporary intelligence claiming to be constituted by them. ‘What, now, of animism?’ asked Isabelle Stengers in a presentation she gave for the Sawyer Seminar Series at UC Davis in 2013. Stengers, one of Europe’s premier scholar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wants no easy answers to the question of who or what stands to reason. The conventional scientific view of animism, she argues, is couched in the progress narrative of scientific modernity: propelled by the advancement of knowledge, civilisation moves from superstition to skeptical enlightenment and ‘thou shalt not regress’ becomes a commandment. Under this commandment, she says, we are faced with 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modern world.

    In the context of an academic seminar ‘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modern world’ comes across as a certain kind of theoretical avant-gardism, associated with a body of work published by Stengers and her co-speaker at the seminar, Donna Haraway. For their audiences, the disenchanted world is the default option, and Stengers poses the question, ‘How can we accept a return or regression to supernatural beliefs?’

    There is a response to that question in the unorthodox literary experiment of Wakuwal, but from a very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 For a society in which Indigenous traditions of knowledge co-exist with those of scientific modernity, very real consequences are attached to the processes of disenchantment.

    This is Botsman’s concern as he seeks to promote an engagement between the polarised cognitive worlds of contemporary Australia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a mythos in which Australian and Celtic traditions of animism are interwoven. From a literary point of view, the exercise is hazardous. While it is not uncommon for an academic writer to branch out into fiction, Botsman is attempting something that moves outside the bounds of modern literary convention. Although there are Joycean elements, Wakuwal is closer in genre to the mediaeval dream vision than to the modern novel. Yeats was alert to the challenges of supernaturalism even within his own tradition, and curious about how attempts to engage with it would result in rambling sentences or a proliferation of allegoric figures. There was, he admitted, a ‘vast and vague extravagance at the bottom of the Celtic heart.’

    Against this, the Yirrkala Church Panels that are Botsman’s acknowledged inspiration for the Aboriginal dimensions of his story exhibit extraordinary aesthetic precision and narrative density. The panels, two four-metre strips of masonite painted with sacred designs of the Yolŋu clans, were installed in the Church in 1962 as counterpart to its Christian iconography. Now also recognised as a land rights statement, they formed the basis for the Yirrkala bark petition presented to Parliament in 1965, in protest against an application to license bauxite mining on Yolŋu land. Ultimately, the decision went against the Yolŋu, though with provision for compensation and monitoring. Such are the processes that decree the primacy of one knowledge tradition over another, and such are the consequences.

    The Yirrkala Panels illustrate the predicament at the heart of Botsman’s enterprise. Aboriginal stories are told in song, dance and painting. The intricate structure of the panels, their elaborately cross-referenced symbolism, the minute detailing of their narrative frames, are impossible to replicate in literary form. What kind of language will serve to communicate the fusion consciousness he seeks to evoke? What kind of voice will convey the presence of an entity that can take on the form of a dog, or ride on the shoulder of a human being, or rise in atmospheric haze to conduct dialogues with ‘Old Man Fog?’

    Lyric writing, as Yeats understood perhaps better than anyone, may come across as spontaneous effusion but requires subtle control. Two lines from Yeats’s ‘The Countess Cathleen in Paradise’ serve as an epigraph for the second chapter of Wakuwal:

    Yet she goes with footstep wary
    Full of earth’s old timid grace.

    The wariness exercised so sternly on the matter of cultural protocols is not always matched by restraint in the style of Wakuwal.  The footsteps must at all times retain their timid grace. Faeries inhabit beings and forces that are other than human, and human thought processes do not map onto them. Inevitably, some form of cognitive anthropomorphism creeps in and the mental world inhabited by the narrative voice is cluttered with elements that belong to a twenty-first-century cosmopolitan awareness. How would a transhuman entity ‘see’ the massive global transitions taking place through the later decad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sweeping overview, the lyric mode wears thin: ‘Irish and Russian dynasties would merge in the great jigsaw puzzle of life and criss-cross again with Germany, county Mayo, county Clare and the wild Westmeath territory.’ A few pages later, there’s further slippage, into the zone of twentieth-century pop psychology: ‘As ever, there were great blockages of ego and selfishness.’

    My purpose here is not to slight, but to stress that this is a seriously difficult kind of writing to pull of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consciousness comes under new kinds of pressure in every phase of the narrative. What does this being know, and on what terms? There are passages where Botsman experiments with a Joycean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running across pages in succession with hardly a paragraph break. Some readers might feel that it doesn’t work, because the payoff in stylistic virtuosity is not sufficient to compensate for the density of the prose, but we should not be too quick to evaluate experiment, or to assume we know where it is going.

    The book opens with a vision of the aerial spirit rising into the stratosphere where all consciousness of time and space is lost. ‘Through cracks and holes the universe unfolds.’ It’s an inspired way of suggesting that the material transmigrations of the spirit arise from an essential emptiness, which is the enabling condition for a migration between spiritual traditions. To attempt a liaison between mythologies from opposite sides of the planet, however imperfectly it is realised, is an act of courage involving profound imaginative commitment. Sometimes remarkable things happen on the page: a narrative line, a turn of phrase, or a perspective that has the ring of truth. At the start of the third chapter, Botsman embarks on an alphabetical invocation the names of all the traditional peoples of Australia – Indigenous and non-Indigenous – inviting the reader to speak them aloud, slowly, to allow the vibrations to arise and, along with them, a world seen with new eyes. A stream of words in search of consciousness – that’s another stretch of literary convention, but stretching of some kind is what this is about. For twenty-first-century century small-screen addicts who are bound in a nutshell, captured by illusions of infinite space, this is an exercise that makes radically unfamiliar demands.

    Stengers might recommend it as an exercise in reverse ethnography, a step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more open and expansive knowledge economy she advocates in her latest book, Another Science is Possible. Its subtitle, A Manifesto for Slow Science, is shared with a 2010 German manifesto that calls for a break with four hundred years of technologically-driven science whose forward momentum is responsive to that of an industrially-driven economy, and a return to modes of enquiry that would allow the scientist time to think. But Stengers has a more ambitious agenda. She envisages a slow science that could be part of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imperialist disqualification of non-modern ways of understanding nature.’

    This raises the question of who she is writing for. Who might have ears to hear in the laboratories where cultures of training lead to ‘arrogant and naïve forms of communication, devoid of the critical thinking they so often boast about,’ and where much vaunted commitments to experimental research are bound up with ‘cultivated disinterest in the messy complications of this world.’ Whether they are listening or not, Stengers writes with a stern admonition for all of us who are believers in the hierarchical knowledge economy over which they preside – and the word ‘believers’ here is used advisedly.

    One of her rhetorical strategies is to reverse the evaluative terminology of nineteenth-century colonial science, to accuse laboratory scientists of living in a Peter Pan fantasy conjured up with promises of a future they can never deliver. Instead of the smooth-running, infinitely producing world they persist in imagining, their efforts have left us in an unholy planetary mess that gets worse by the year. And as for their history of purporting to represent the higher levels of cognition that are the defining component of ‘civilisation’ in its opposition to the ‘barbarism of those cultures still wallowing in a state of intellectual backwardness… well they must learn to present themselves in a civilized manner. And that means recognising that others have ways of finding meanings, tracing connections, and making things matter.

    Ultimately, the appeal is addressed to the public as adjudicators. In place of the academic term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Stengers proposes a public intelligence of the sciences. We the people should think about what concerns us without being over-ruled by claims from experts about ‘what we know.’ Questions about the public and its intelligence, though, are of a kind philosophers of science love to wrestle with. Everyday conversations don’t often move in this direction. ‘Professionalism has been mated with progress’ is a great catchphrase for a lecture, but one that is unlikely to get the conversation moving up a gear at a backyard barbeque.

    Stengers is trenchant on the issue of ‘esoteric’ and ‘exoteric’ relationships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Esoteric’ communications take place within disciplines, amongst those who are credentialed insiders in a particular field of enquiry. Exoteric dialogue occurs in the public domain, between scientists and laypeople who cannot expect to know or understand the sophisticated terms of front-line scientific enquiry. In such dialogues, the listening public is typically regaled with summary accounts of ‘what we know,’ and expected to take them on trust. A determination to challenge this dichotomy might have led to a different kind of book, one directly addressed to the general reader, and offering some specific ideas about what might constitute an intelligent line of questioning on a particular scientific matter. But such writing does not come naturally to Stengers. She is a philosopher through and through, and her own engagements have been predominantly esoteric, in the form of seminars and lectures held within the academy.

    That’s not to suggest that this is a difficult book. The lines of argument are clear and well illustrated. At just over 150 pages, it is quite succinct and the translation by Stephen Muecke gives ease and fluency to the prose. Interested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ith some guidance in the relevant disciplines should have no difficulty with it. It is, though, essentially a book for the academy, because its arguments are contextualized within debates in science and philosophy. It is also, fundamentally, a plea for universities to play a different role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one that fosters the ‘slow science’ approach to all areas of enquiry. Ten years ago, Stengers writes, she was ready to declare that the academy was a dying institution, ‘richly deserving its fate.’ Today she sees things differently. The destruction of the academy would eradicate resources needed to address the future, not as the never-never land promised by biotechnologists, but as one in which the earth itself is under imminent threat.

    A central paradox in her argument is the proposition that slow science is the necessary response to an overwhelming urgency. The reasoning goes something like this. Ours is a time of confusion, anxiety and perplexity. Our ecosystems are in crisis, all around the planet. And here she introduces the word Gaia, the name James Lovelock and Lynn Margulis used to invoke an Earth that is something more than ‘the totality of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for our use.’ Gaia is no passive victim in Lovelock’s polemical mythos; she takes revenge. Or as Stengers puts it, ‘“We” face a devastating power suddenly intruding into the stories we tell about ourselves.’  ‘“We” here extends beyond the academy, to a general public who are both victims and beneficiaries of what we have been taught to call scientific advancement. We have endorsed a great divide, she says, between ‘peoples’ project their beliefs onto nature, and a more clinical order of consciousness that sees through such backwardness.

    Gaia is her challenge, precisely because the term, with all its mythological associations, has been such a sticking point in scientific culture. Naming Gaia, Stengers insists, signals the irruption of a transcendence we can no longer be denied by those who equated human emancipation with the denial of transcendence. What does it take to break the commandment ‘thou shalt not regress?’ To begin with, it takes time. It requires an apprenticeship in knowledge traditions that have never undergone a divorce from animism. Botsman has evidently undertaken just such an apprenticeship, one that, in Stengers terms, involves ‘weaving relations with different peoples and nations.’ Ursula Le Guin, who died earlier this year, made a similar call in her 2014 speech at the National Book Awards:

    Hard times are coming, when we’ll be wanting the voices of writers who can see alternatives to how we live now, can see through our fear-stricken society and its obsessive technologies to other ways of being, and even imagine real grounds for hope. We’ll need writers who can remember freedom—poets, visionaries—realists of a larger reality.

    Reading Another Science is Possible and Wakuwal in succession, I am struck by the thought that Stengers and Botsman have written the same treatise in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from different places in the human psyche. They issue the same call for a tectonic shift in the cognitive landscape.



    Fred chiu

    da leggere,
    13 apr 2018, 21:30:2813/04/18
    a Yt Yt

    沈榮欽專欄:習近平只能先發制人-中國必然走向獨裁嗎(系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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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榮欽 2018年04月14日 00:00:00

    專制國家中,缺乏強而有力的制度約束最有權力的人,因此除非最具權力者能夠對與其結盟的菁英許下可信的承諾,確保日後不會遭受獨裁者濫用權力的傷害,否則雙方的結盟缺乏長久穩定的可信度。(湯森路透)

    從古至今,絕大多數人在絕大多數時候,都生存於獨裁體制中,自雅典實行民主體制後,歷史上僅有極少數國家實行民主,直到1990年之後,隨著蘇聯解體,民主國家的數量才大幅增加,要到1996年之後,才首次有半數人類生存於廣義的民主體制下,從人類歷史上看,民主是例外,獨裁才是常態。

     

    一般咸信習近平的修憲,將中國由集體領導的專制體制轉變為個人獨裁,但是專制政體中,獨裁者的地位高於憲法,即使林彪作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曾經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及1970年憲法草案,但並未替林彪帶來任何的保障,就在林彪名字寫入憲法草案的同時,他與四人幫發生權力鬥爭,惹怒了毛澤東,隔年中共便宣稱林彪政變失敗,墜機身亡。如果在獨裁者面前,黨章猶如斷爛朝報,憲法不過聊備一格,何以人們對習近平修憲如此戒慎恐懼?

     

    憲法面對獨裁者未必完全沒有約束力

     

    首先,憲法未必完全沒有約束力,或許在毛澤東的時代,憲法對於毛澤東不過是聊備一格,但是隨著中國領導人逐漸由傳統型與魅力型領袖,轉為法理型領袖時,不同的法律具有不同的約束力。我們可以將共產黨的文件等級由高而低排列,最高一級的是憲法,其次是黨章,以此類推,越高層級的文件,具有越大的約束力,能夠約束越高層級的官員,因此憲法的規定並非毫無意義。例如江澤民執政時的的一個核心議題是如何使得共產黨的組織能夠因應改革開放後的日益擴大且多元的社會菁英,特別是如何將資產階級與新興企業家放入既有的共產黨思想體系中?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可以視為是江澤民與資產階級等新興社會菁英的契約,約束中共保障資產階級的利益、尊重財產權等,三個代表其實真正代表的是江澤民對新興社會精英的承諾,後來三個代表也正式列入黨章與憲法中。

     

    但是這種說法的問題在於,無論是憲法、黨章或三個代表的承諾,真正的效力在於約束江澤民的行為;不過在獨裁社會中,是否執行這些規則,與如何解釋這些規則,都掌握在獨裁者手中,這些規則最終是否被遵守,仍取決於獨裁者的意願。否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國公民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等權利,但事實上以上所有的權利均受到嚴重破壞,憲法的規定不過聊備一格。這裏的悖論在於憲法要真正具有效力,必須要超越獨裁者之上,但是憲法一旦超越獨裁者,獨裁政權也就不那麼獨裁了,結果是三個代表雖然是江澤民對新興社會菁英的承諾,但卻不是可信的承諾。

     

    三個代表雖然是江澤民對新興社會菁英的承諾,但卻不是可信的承諾。(湯森路透)

     

    這個問題既然會發生在憲法,也會發生在別的地方,廣義地說,制度是一套規則,憲法是一種制度,國會也是一種制度,如果憲法有可信承諾的問題,那麼國會也會有相同的問題,獨裁國家的各種制度可能都有類似的問題,那麼獨裁者要如何處理這個問題,才不至令國家的制度崩潰?

     

    讓我們從Jennifer Gandhi和Adam Przeworski的解答開始,他們認為獨裁者為了維繫政權,必須同時應付來自內部權力菁英與外部民眾的挑戰。為了避免權力菁英政變,獨裁政權往往設立元老會、國安會、軍事執政團、政治局等機構,以消除內部權力菁英的威脅;為了避免外部民眾起義,則會設立國會或是民意代表組織,以抵消外部社會中各團體的威脅。

     

    從這個角度而言,獨裁政權設立類似民主國家的國會等制度的原因,在於廣納代表,納入社會反對勢力,以便吸收社會菁英進入體制,增加政權的正當性,並降低外部民眾革命的威脅。準此而言,中國人大與獨裁時期的台灣國會,雖然都是民意代表機構,但卻有著十分不同的涵意。

     

    申紀蘭矛盾談話的脈絡

     

    中國的全國人大納入所謂的八大民主黨派,即使這些民主黨派已成為花瓶,人大仍試圖在那些有限的非黨政官員的席次中,挑選出不同的社會代表,雖然名義上中國國家主席是由人大選出,但事實上人大的對決定領導人等功能十分微弱。89歲的申紀蘭是中國唯一連任十三屆的全國人大代表,十九大時記者訪問她人大代表的任務,她回答是代表人民的利益,當記者追問她是否與選民接觸時,她回答從不接觸,因為她乃是用民主的方式選出,代表人民的利益;當被問到如何代表人民的利益時,她說聽黨的話,從來不投反對票。

     

    申紀蘭(如圖,翻攝)看似處處充滿矛盾的話,只有在共產專政的脈絡下才能理解。

     

    申紀蘭看似處處充滿矛盾的話,只有在共產專政的脈絡下才能理解,因為就共產黨的領導理論而言,領導人最重要的任務是實現人民利益,人大代表最重要的任務是代表人民利益,但是人民利益並非由人民定義,而是由領導決定,因此對申紀蘭而言,她是代表黨的領導所指定的人民利益,而非選民自我定義的利益,因此她從不與選民接觸,她的當選乃是遵循黨的人民民主方式選出的,而非西方概念的選舉,因此當她聽從黨的指示從不投反對票時,就是在實踐身為人大代表的職責。申紀蘭自認誠實,卻引來西方記者的不解與嘲諷,這不能僅僅是當成孔恩理論中不可共量(incommensurability)的兩種典範,其實也代表著中國人大的封閉性格與失去吸納反對勢力進入體制的功能。

     

    對比台灣的獨裁時期,有著比中國人大更不可思議的國會,這些以「法統」為名而無需改選的萬年立委與國代,已經不能僅以獨裁理論解釋,而是只有殖民政權才可能產生的體制。儘管如此,在國內外的壓力下,當時執政的國民黨決定開放部分名額進行「增額選舉」,讓台灣本地菁英有機會進入國會,但是這也造成了當時在野人士爭辯的「雞兔問題」:以新潮流為主的年輕人批判以康寧祥為首的公職人員,認為進入國會的在野人士容易受到誘惑而疏於挑戰體制,所以應該繼續堅持街頭路線;四十年後,新潮流成為民進黨內的最大派系,擁有民進黨的半壁江山。獨裁時期的國民黨,雖然僅僅開放微不足道的國會名額,但卻比龐大的中國人大更具有吸納反對勢力與社會菁英進入體制的效果。

     

    獨裁者必須透過結盟降低政變機率

     

    這也暴露出Gandhi和Przeworski論點的弱點:即使獨裁者以國會席次引誘反對人士進入體制,但是為什麼反對人士要相信獨裁者的承諾而放棄街頭,進入體制對抗?既然獨裁者具有超越國會所制訂出的法律的能力,反對人士如何能夠相信獨裁者的承諾?萬一反對人士放棄民間街頭的力量後,獨裁者出爾反爾,反對人士又能奈獨裁者何?況且獨裁者依舊掌握有國會多數,反對人士如何能期許進入國會後發揮監督力量?無論是國會、憲法還是其他的制度,在獨裁者的國度中,如果無法克服承諾的可性度的問題,就無法達到維繫與穩定獨裁政權的目的。

     

    因此獨裁者的制度設計中,必須解決承諾可信度的問題。例如Beatriz Magaloni曾經考量如何以政黨作為一種確保獨裁者可信承諾的制度。為了避免內部權力菁英政變的機率,獨裁者必須與其中某些人結盟,但是為了取信盟友獨裁者不會背叛結盟,翻臉不認人,獨裁者可以將決定某些權力位置與享受國家特權的控制權,授權給一個政治組織(也就是政黨),藉由放棄提名某些權力菁英進入政府位置的權力,獨裁者可以對與自己結盟的夥伴發出可信的承諾,那些投資在自己身上的人不會遭到獨裁者的背叛,必定得以分享權力與獲得特權利益。只要這個政黨能夠長久存在,並能夠有效控制提名權,就能夠令獨裁者的承諾可信,而獨裁者也因結盟而降低政變的機率。這也意味著,即使獨裁者可以擁有超越一切的權力,有時仍必須與其他權力菁英分享權力,以換得政權的穩定。

     

    習近平修憲的任期規定,是一個對外界釋放出由集體領導轉變為個人獨裁的訊號。(湯森路透)

     

    習近平修憲的任期規定,是一個對外界釋放出由集體領導轉變為個人獨裁的訊號,這個訊號是否可信,取決於他與其他權力菁英的結盟是否穩固,因為憲法對於獨裁者只有有限的約束力量,所以權力菁英之間的結盟競合更形重要,而獨裁者與權力菁英的結盟是否穩固,又取決於習近平能否放出可信的承諾,取信於他的盟友,形成穩定的權力結構,降低其他權力菁英政變的機率。

     

    現在我們可以延續前面討論的鄧小平繼承制度,來談談習近平與其他權力菁英結盟競合的動態,追問習近平修憲究竟是因為權力大到得以不懼他人對終身獨裁的誘惑而政變,還是小到對卸任後的生活與延續政治遺產缺乏自信,以及習近平走向獨裁是必然的嗎?

     

    無法取信權力菁英 集體領導走向個人獨裁

     

    Tullock認為專制政體有自集體領導走向個人獨裁的傾向,由於獨裁者的利益較其餘菁英超出甚多,權力集團中最有權力者可能會設法鬥垮他人,嘗試獨裁,一旦成功政體就由集體領導轉變為個人獨裁,萬一失敗,則會自權力集團中除名。接著又展開一輪新的獨裁嘗試,直到最後有人成功為止。

     

    Daron Acemoglu等人則批評Tullock的集體專制必然走向個人獨裁的論點是錯誤的,權力菁英彼此競合結盟,不必然收斂至一人獨裁,權力集團中的多個結盟不僅可能同時存在,而且相當穩定。因為Acemoglu等人的賽局模型相當複雜,為了簡化起見,我們可以用以下這個三人結盟的例子,闡述其原理。假設政治局中有三位常委(A, B, C)集體領導,假設三人的權力大小數量化後分別是:

     

    (A, B, C)=(2, 3, 4)

     

    代表A的權力值是2,B的權力值是3,C的權力值是4。在這種情形下,按照Tullock的理論,權力最大的C會設法嘗試獨裁,即使C失敗了,B也會繼續嘗試。但事實上在這種情形下,個人獨裁是不可能的,集體領導會穩定的存在下去。

     

    原因如下:僅僅C一人的權力不足以獨裁,因為A和B兩人結盟的權力總和超過C(2 + 3 > 5)。假設A和B為了避免C獨裁而決定先下手為強,兩人結盟以除去C,因為2 + 3 > 5,所以AB結盟的確可以除去C。但問題在於A會思考:一旦C被除去之後,只剩下A和B,此時B的權力優於A(3 > 2),這時如果B要除去A而獨裁,A完全沒有能力阻止,反而讓自身從權力集團中除名,情況比不除去C更為不利(從2變為0),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雖然任何兩人結盟都可以除去第三人,但是接下來權力低的人會緊接著被排除,結果是三人集體領導成為一個穩定的均衡,不會走向個人獨裁,與Tullock的預測相反。

     

    會發生這樣的情形主要是因為專制國家中,缺乏強而有力的制度約束最有權力的人,因此除非最具權力者能夠對與其結盟的菁英許下可信的承諾,確保日後不會遭受獨裁者濫用權力的傷害,否則雙方的結盟缺乏長久穩定的可信度。這時缺乏具有實質約束力量的制度,雖然正是獨裁者之所以能夠獨裁的原因,卻也是獨裁者難以獨裁的原因,在無法取信其他權力菁英形成穩定結盟的情況下,最有權力的人無法改變體制,由集體領導走向個人獨裁。

     

    那麼要如何解釋習近平由集體領導走向個人獨裁呢?讓我們以這個模型說明中國領導人的繼承規則與權力動態,如何走向個人獨裁。假設在習近平任內,江澤民、胡錦濤與習近平各自派系的權力值為:

     

    (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 = (6, 5, 8)

     

    江澤民、胡錦濤及習近平三人的權力結構處於穩定的狀態。(湯森路透)

     

    這個式子乃是代表各派系在權力機關(例如政治局常委或是人大)中的權力總和,而非個人的權力,例如「江澤民」代表以江澤民為首的江派的權力總和,「胡錦濤」代表以胡錦濤為首的胡派或團派的權力總和,「習近平」則代表以習近平為首的習派權力總和。習近平是現任總書記,擁有最大的權力值8,江澤民有次高的權力值6,胡錦濤的權力值最低為5。注意在這個結構下,江澤民或胡錦濤誰擁有較大的權力並不重要,即使兩人的權力值互換也不影響結果,只要當習近平想要獨裁時,江澤民和胡錦濤聯合起來比習近平的權力更大(6 + 5 > 8),就可以避免習近平的獨裁,使得這三人的權力結構處於穩定的狀態,維持集體領導的模式。

     

    但是如果這時引進孫政才(或胡春華)成為下任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與孫政才四人的權力值分別為

     

    (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孫政才) = (6, 5, 8, 4)

     

    孫政才因為是儲君,所以權力值只有最低的4。縱使孫政才的權力最低,習近平依舊擁有最高的權力,但是引進孫政才卻打破原先穩定的權力平衡,最終將促成個人獨裁。因為這時習近平最可能被其他三人的結盟罷絀,江澤民、胡錦濤與孫政才聯合起來勝過權力最大的習近平(6 + 5 + 4 > 8),而江澤民、胡錦濤與孫政才三人又可以達到權力均衡(雖然胡錦濤與孫政才結盟可以勝過江澤民,但這樣一來,又只剩下胡錦濤與孫政才,孫政才又不保矣),因此引進孫政才會使得權力結構不穩定,最具權力者反而最容易遭到其他人的聯合淘汰。

     

    引進孫政才將導致中共權力結構不穩。(湯森路透)

     

    習近平的唯一選擇就是先發制人

     

    在這種情形下,習近平的唯一選擇就是先發制人,避免權力結構走向這種不穩定的局面,並且改變現有的權力平衡:首先,習近平可以避免孫政才加入賽局,也就是拒絕他成為下一任接班人,如果能夠以貪污罪令其入獄則更佳。但是僅僅排除孫政才並不足夠,因為遲早會有新一任的接班人上任,一勞永逸的做法是藉由打貪改變原有的派系權力分配,例如:

     

    將(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 = (6, 5, 8)

    變為(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 = (5, 4, 10)

     

    在這種情形下,習近平個人的權力值便超過江澤民與胡錦濤的總和,均衡的結果將由集體領導改為個人獨裁。

     

    當然,這樣的模型說明僅僅是啟發性的,未必代表真實的情形,其中的結果取決於各派系代表權力值的大小與派系聯盟的數量(穩定的派系聯盟數量必須是2k – 1,其中k是整數,也就是聯盟的數量必須是1, 3, 7, 15,…)。儘管如此,這個簡單的模型卻有助於幫助我們釐清幾個關於習近平修憲的論述。

     

    第一、習近平的權力大小。如前所述,本次修憲有些人認為習近平因為大權在握,藉由反貪除去政敵,有自信足以抵抗因終身制所增加政變的誘因,所以才大膽修憲,走向個人獨裁;但是持相反意見的人,則認為習近平修憲乃是一種缺乏自信的表現,由於反貪得罪太多人,卸任後必會遭受報復與清算,因此才修憲獲取保障。透過我們簡單的模型可以看出,這兩者看似相反的論述,或許未必如表面般互斥。在我們的例子中顯示,即使習近平依舊是中國最有權勢的人,並無法確保他不會失去權力,當引進下一代領導者時,只要習近平的權力不足以打敗其他所有人的總和,權力的平衡就此遭到破壞,人人自危,這時只有其他人聯合起來除去最有權力的人,才是令權力結構重回均衡的唯一辦法。如果習近平預見這種可能,那麼透過打貪排除政敵,不在十九大立下一代接班人、擴權以改變權力均衡,由集體領導走向個人獨裁,就成為他唯一的選擇。

     

    鄧小平的繼承制度促成習近平走向個人獨裁

     

    第二、鄧小平的繼承制度是否促成習近平的個人獨裁?在以上的模型中,鄧小平的的隔代指定接班人制度極大化了現任領導人與前後任領導人的權力衝突,因此江澤民在任時會不斷地擴大權力,與胡錦濤展開無止境的權力鬥爭。理論上習近平應該與江澤民關係較近,雙方容易結盟,但是江澤民與胡錦濤的權力鬥爭,令胡錦濤成為一個弱勢元首,如果習近平有足夠的野心,要擴大自己的權力基礎,終究不可避免與江澤民發生衝突;這時如果加上非自己指定的下代接班人,習近平必定成為最先被淘汰或是弱化的領導人,這些因素終究促使習近平走上個人獨裁的道路。換句話說,與一般的認知相反,鄧小平的繼承制度與習近平的個人獨裁並非彼此替代的關係,而是鄧小平的繼承制度促進了習近平走向個人獨裁的歷程。

     

    習近平由集體領導走向個人獨裁,其實是模型下不得不然的結果。(湯森路透)

     

    第三、習近平走向個人獨裁是不可避免的嗎?由以上的討論可以看出,習近平由集體領導走向個人獨裁,雖然是在我們的模型下不得不然的結果,但是我們的結論取決於我們對各派系指定的權力值大小。儘管如此,只要在鄧小平的繼承制度下,隨著前後任領導人不斷惡化的權力鬥爭,隨著中國缺乏高於領導人的制度化權力交接,因此傳統的老同志派系依舊具有廣泛的權力,在這個越來越長的領導人權力鬥爭表中,即使不能說必然走向個人獨裁,但是的確有相當高的機率走向個人獨裁,即使不是習近平,仍有可能發生在未來的領導人任內。雖然這個說法並未考慮一般考慮中國領導人權力的各種因素,例如國內外的政經情勢、國營與私營事業的比重、國家與社會力量的消長、統治的技術、中產階級的比重等等各種因素,但是這個模型的確提醒了我們在這些常見的因素之外,領導者之間的權力動態,是討論這個問題時所不可忽略的因素,而不能完全侷限於以上傳統理論所涵蓋的變數。

     

    從習近平的修憲出發,為了討論中國領導階層的繼承制度與個人獨裁之間的關聯,我們已經走了相當長的路,分析了各種獨裁體制下各種繼承制度的限制與影響,我希望這個討論能夠作為傳統中國研究的一個註解,分析中國時,除了各種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討論之外,對於規則與權力動態的分析,或許也該是中國研究的一小個部分。

     

     

     

     

    沈榮欽專欄:習近平只能先發制人-中國必然走向獨裁嗎(系列完)--上報




    Fred chiu

    da leggere,
    13 apr 2018, 23:00:3113/04/18
    a Yt Yt
    Inline image这场让鲁迅弃医从文的战争,中国为何成了“在场的缺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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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line image这场让鲁迅弃医从文的战争,中国为何成了“在场的缺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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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遭遇了“幻灯片事件”——画片上的中国人,一个因为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头,其余的在一旁围观。这幻灯片呈现的,正是日俄战争中的情景;这件让鲁迅刻骨铭心之事,发生在日俄战争结束前后。


    日俄战争是指1904年至1905年,日本和俄国为争夺朝鲜半岛和辽东半岛而进行的战争,陆地战场主要在中国东北。长久以来,我们的研究者似乎总是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将其一笔带过,关注者很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在中文学术界近乎空白。在这种情况下,三联书店最近出版的和田春树教授的皇皇巨著《日俄战争》就非常醒目。


    《日俄战争》

    作者: [日] 和田春树 

    译者: 易爱华 / 张剑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18-2


    为什么这场对近代史有重要影响,而且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战争,留给我们的历史记忆如此稀薄呢?



    清华大学中文系的王中忱教授就此接受了青阅读记者的专访。

    为什么我们不太关注日俄战争?

    2004年,日俄战争开战100周年的时候,我在山东威海参加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曾说到这个话题。那时候日本有特别热闹的讨论,和田春树教授的《日俄战争》就是那年开始写的,但中国没有人做这个。在这个领域,我们是一个“在场的缺席者”,虽然当年日俄双方交手的主战场在中国。

    这当然也不奇怪。日俄战争的史料主要在日本和俄国,我们不占有直接的档案和文献,客观条件使得研究者缺少这块视野。不过,辽宁省档案馆编过一册《日俄战争档案史料》,收集了中方的相关文献,1995年由辽宁古籍出版社出版,但学界没有充分地利用和讨论。

    日俄战争中的奉天会战

    日俄战争源于两国争夺朝鲜半岛。和田先生的书,上卷有相当篇幅是讲1894年发生的甲午战争(日清战争),这场战争最初也是从朝鲜半岛开始的。结局如所周知,中国被日本打败,从朝鲜半岛完全退场,之后自然就在日俄战争中缺席了。

    由于这种缺席,我们的近代史叙述就把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连续性给忽略了。其实即使从最基础的层面看,日本之所以在甲午战争十年之后有能力对俄国开战,必然用到了甲午战争后中国的赔款。甲午战争的胜利使得日本国力增强,获得的巨额赔款对它的经济、工业、军事等各方面的发展都起到了作用。对日本来说,日俄战争不是一次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一场总体战。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调停下日俄双方签署停战协议

    今天,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日俄战争的世界史意义,和田先生的著作把它视为一个世界性的事件。包括甲午战争,我们常常从中日关系或者最多是东亚历史的角度去看,实际上今天也应该看作一个世界性的事件。

    1840年代,英国殖民者等等开始进入中国沿海地区,但战争规模没有那么大,基本是通过战争来获取通商特权,是所谓自由贸易型的帝国主义时代。而到了1870年代,欧洲列强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越来越激烈。和田先生在书中谈到一个观点,认为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意味着“大日本帝国”的开幕。也就是说,从1870年代起,日本开始搭上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争夺殖民地这班车,到了1890年代的甲午战争,取得了比较重大的胜利,到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则是决定性的胜利,正式进入列强行列。

    日俄战争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这场战争实际上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日俄战争前后,有很多中国人流亡或留学于日本,很多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当时的政治进程,知识阶层的思想和精神,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日俄战争的影响。

    在日本当时的舆论中,日俄战争是日本战胜了欧洲的帝国,是黄种人战胜了白种人。发源于欧洲的文明论、进化论就此发生了一个“颠倒式的复制”,新的世界史由此开启——非欧洲、非白人也能成功实现资本主义,也能进入帝国主义行列。另一方面,当时的舆论也把这场战争视为一种制度的胜利。日本在1889年颁布了明治宪法,翌年开设帝国议会。日俄战争的胜利,被视为日本的“文明政体”对俄罗斯的“野蛮政体”的胜利。我们可以看到,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正是在日俄战争之后。清末新政受到多方面的刺激,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日俄战争期间在华的日军司令部内合影

    中国的知识人普遍觉得应该学习日本。早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随着俄国的军队侵占中国东北,国内和留学生中就掀起了“拒俄运动”。日俄战争初期,更是有很多留日学生和流亡的政治家都支持日本对俄作战,都站在日本一方,期待日本获胜。

    反映日俄战争的日剧《坂上之云》的剧照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小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其中有一段情节,写两个留学欧洲的青年回国闹革命,他们到了山海关,决定去被俄国人占领的旅顺看看,于是一路目睹俄国人怎么横行霸道欺负中国老百姓。有意思的是,这篇小说有一条注释,说这些描写的材料依据来自日本的报纸——1902年、1903年正是日本舆论极力宣扬俄罗斯威胁论之时。《新小说》还连载了罗普的小说《东欧女豪杰》,写的是俄罗斯民意党人试图推翻沙皇专制的革命故事。罗普是康有为的弟子,当时在东京留学,他也是看了日文材料写的这个小说。也就是说,当时这些中国知识人有关俄国的知识来源,主要也是日本。值得注意的是,罗普等人从这些间接辗转的材料中,捕捉到了俄罗斯“革命”的信息。

    日俄战争后,中国知识界像梁启超、蔡元培等人,都对战后的结果有一个很深的失望和反省。包括鲁迅1906年离开仙台,弃医从文,也是在日俄战争之后。

    日俄战争的战场在中国东北

    造成了哪些后果?

    战争当然给当地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此外,从东北区域社会形成的角度来看,日俄战争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是现代东北区域社会形成的一个关键时期。

    东北是清王朝的“龙兴之地”,但在其入主中原之后,八旗的大部分都随之入关,东北地区一时人口骤减。盛京(沈阳)作为留都,有各部机构和八旗驻防军队,加之曾有意招募民人,辽东地区人口有所恢复,但东北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北部吉林黑龙江地区,很长一段时间被列为封禁之地,禁止汉人农民垦殖。

    1905年的盛京将军府

    这种封禁状态后来慢慢有所改变。由山东、河北流入东北的民人由少而多,还有的蒙古王公在自己的封地主动招募民人开垦,人口越聚越多,清政府也不得不设置相应的民事机构进行管理。如嘉庆五年(1800)在郭尔罗斯前旗的长春堡设置“长春厅理事通判”,就是一例。而这个“长春厅”,也可说是后来长春市的由来。

    1858年中俄签订《瑷珲条约》以后,清朝政府开始改变原来的封禁政策,推行移民实边,也就是通过鼓励移民来充实边疆,从而有更多关内民人迁徙而至。到1890年代,甲午战争之后,发生了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事件,迫使日本把通过《马关条约》攫取的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而俄国也趁机通过签订密约方式,获得在中国东北地区修筑铁路的权利,并于1897年开始在东北修建中东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跨越东三省至旅顺;向西经满洲里可与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相连),这条铁路作为现代交通大动脉,进一步带动了人口的流动和聚集,深远地影响了东北的区域社会形态,也对东北亚国际格局产生巨大影响。铁路竣工于1903年,1904年日俄开战,两者之间关联明显。日俄战争之后,双方谈判,俄国原来租借的旅顺、大连和中东铁路的南部权益都让渡给了日本,南满铁路(长春到旅顺)划归日本,俄国保留北满铁路(哈尔滨到长春)。

    从史料上可以看到,中东铁路实际上使俄国陷入了一个矛盾。俄罗斯人口不足,西伯利亚铁路开通后就面临移民太少的问题。修建中东铁路需要劳动力,关内大量人口因此聚集而来,而俄罗斯的移民其实数量有限。铁路修成了,中国人在铁路沿线聚集起来,主要城市也分布在铁路沿线,东北城市的兴起和中东铁路直接相关。

    日俄战争前,清政府在东北实行的一直是将军制,所谓旗民分治,其实政府关注的重点在八旗驻防。日俄战争以后,清政府意识到经略东北的重要性,1907年开始在东北导入行省制度,并设置东北总督,徐世昌出任第一任总督,推进东三省一体化,中央政府对东北的行政管辖能力也逐渐强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

    最后一任黑龙江将军程德全

    可以看出,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之后,东北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口充实了,关内的人占了主流,和中央政府关系紧密了,东北的内地化程度提高了。加强内政与侵略者带来的外部压力有关。从日俄战争到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空间,铁路线和最发达的港口城市被日俄占据,在这样复杂困难的局面下,应该说中国政府和东北地方社会争取和维护自己主权的努力是非常艰辛的,也是比较成功的。

    对当年的日本帝国而言,中国东北具有战略意义。日俄战争时期,日本人在朝鲜半岛修了一条战时铁路,用来运兵,从丹东(安东)到沈阳(奉天),战后这条安奉线成了常规铁路线。这就把日本、朝鲜半岛和东北紧密地连起来了,日本也就从一个海洋帝国,变成了一个海陆两栖的帝国,侵占中国东北,也改塑了日本的帝国形态。


    其实,无论从海洋还是陆地的角度看,东北都具有战略性,它也有一个很大贸易圈。现在,我们的东北史研究,没有足够大的格局,还停留在地方史的层面上,这非常可惜。

    《日俄战争》一书有何特点?

    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一部非常严谨的学术著作。和田先生对目前世界上的日俄战争先行研究做了相当充分的调查,使用了日、俄、韩三方的文献史料,非常充分,他发掘出的一些俄文史料,连俄罗斯的学者也未曾注意到。

    这部书的亮点之一在于对朝鲜半岛的论述。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乃至二战之后的抗美援朝战争,都是从朝鲜半岛开始的。朝鲜半岛一直是冲突的焦点。作为历史学家,和田先生的这个着眼点非常厉害。做单一国别史研究的学者,就不见得有这样的眼光。

    作为一个左翼的历史学家,和田先生始终在反思日本近代化道路造成的问题。从书里可以看出,他很重视历史和人的复杂关系。他的研究既有结构性的视野,又能看出人的能动性,人的介入对历史造成的影响,以及历史的某些偶然性。还有,他在书的序言里说,对中国资料的研究仍显薄弱,这当然是谦虚的说法,他实际上是给中国学者提出了一个课题,这个工作应该中国学术界来做。

    采访手记


    和一个“神话”战斗


    二战后的某一年,年少的和田春树写下一句新年寄语——“太平之春”。“太平”取自中国北宋大儒张载的名句“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在昭和天皇的“终战诏书”中亦曾被引用。那时,日本社会处于战后的转型期,建设和平国家成为人们向往的目标。少年的寄语,就是祈愿和平。

    《日俄战争》作者和田春树教授在清华大学演讲

    时光荏苒。和田春树早已从执教多年的东京大学荣休,他是著名的俄罗斯史和朝鲜研究专家,也是一位左翼社会活动家,在日本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地位。4月10日晚,八十高龄的和田教授就其著作《日俄战争》,在清华大学进行学术演讲。老人一丝不苟地把演讲稿念了一遍。他精心研究百余年前的战争,而他一上来谈的是“和平”,是对战争的反省,包括那场日本人普遍视为“正义”的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2010年由日本学术出版的旗帜岩波书店出版,2013年获得由东亚出版人共同推举的“坡州图书奖”。经过数年的翻译校订,中文版日前由三联书店出版,上下两卷,连同附录厚达1000多页。这部大书,日文版加印四次,总计3000册,这对日本的学术出版而言不算一个糟糕的数字;而中文版的成绩想必出乎和田教授的预料,面世不久就加印到18000册。责任编辑冯金红说,对于中国读者,《日俄战争》具有“填补空白”和“前沿研究”的双重意义。

    “我是为了批判《坂上之云》这部小说写了《日俄战争》。”和田教授在演讲中说。《坂上之云》是司马辽太郎的著名历史小说,前些年还拍过大河剧,几十年来对日本人理解日俄战争有决定性的影响。和田教授写《日俄战争》,就从解读《坂上之云》起笔,他质疑司马辽太郎将日俄战争描绘为日本“为了生存而竭尽全力展开的防卫战”,批评司马辽太郎完全忽略了朝鲜的立场。他细密地铺陈了日、俄、韩的大量史料,展示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前后,各国围绕朝鲜半岛展开的复杂交涉,以及日本怎样为了攫取朝鲜半岛而走上战争之路。

    日剧《坂上之云》的海报

    据说,岩波书店出版《日俄战争》后,日本学术界“都装看不见”。重新打量和清算这场对本民族而言堪称“神话”的战争,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从和田教授身上,能感受到日本战后左翼知识分子的传统,职业学术生涯的背后,有倔强的精神底色和强烈的现实关怀——反思日本的近代化之路,追问战争责任,关注弱者立场,维护永久和平。

    《坂上之云》剧照

    “二战后,日本有反省侵略的潮流,但人们会认为日俄战争是绝对正义的。和田先生的书完全颠覆了这个看法,他认为日俄战争的起因是日本想吞并朝鲜。朝鲜是全书的核心。”冯金红说,“这本书通过大量史料说话,充分呈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它完全不管交战过程,就讲‘起源和开战’,追究这场战争的起因,作者是在反省日本的责任。可以说,从史料到观点,《日俄战争》都站在当代学术的前沿。”

    “和田先生对日俄战争的看法,对日本人来说无疑很有冲击力,但在我们当代中国人的历史理解中,日俄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侵略战争,这是没有争议的问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学者李志毓觉得,《日俄战争》另有发人深省之处,“从传统革命史的角度,国别史的角度,或今天流行的地缘政治的视角,都不能充分理解这部书的意义。它提醒我们,日俄战争是一个与中国有关的大事件,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反省和再出发,把它纳入对中国的历史理解。”

    很巧,在推出《日俄战争》的同时,三联书店还出版了两本近代史方面的著作:《蹇蹇录》——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的回忆录(系新译本);《灵台无计逃神矢》——描画了甲午战争后中国留日学生的精神世界。如果把它们与《日俄战争》合而观之,恰好呈现出一种历史的连续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动荡的东亚世界扑面而来,政坛风雨、时代思潮与个体经验相互映照。历史不会消逝,百余年前屈辱痛苦又磨砺人心的岁月,仍在召唤我们前行。

    文|  尚晓岚


    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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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pr 2018, 23:21:3814/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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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China making a trillion-dollar mistake?

    By Jonathan Hillman April 9

    Opinion | Is China making a trillion-dollar mistake?




    https://img.washingtonpost.com/wp-apps/imrs.php?src=https://img.washingtonpost.com/news/theworldpost/wp-content/uploads/sites/67/2018/04/Hillman-Bpage-1.jpg&w=1484
    A Chinese surveyor at the site of a bridge project in Kazakhstan. Sept. 16, 2015. (Adam Dean/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img.washingtonpost.com/wp-apps/imrs.php?src=https://img.washingtonpost.com/news/theworldpost/wp-content/uploads/sites/67/2017/10/WaPost-WP-Banner-1-1.jpg&w=1484

    Jonathan E. Hillman is a fellow at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here he directs the Reconnecting Asia Project.

    China’s $1 trillion push to build infrastructure across Asia evokes romantic comparisons to the ancient Silk Road, but there is a more recent chapter of history that urges caution. More than a century and a half ago, the United States was a rising power racing westward, building transcontinental railways that delivered limited benefits and exacted a high cost from society.

    Today, China has taken on that role. The parallels are striking — and troubling. Mixing economic and strategic aims, America’s transcontinental railways became an unquestionable national imperative. Their actual construction, however, catered more to elite interests than collective wellbeing. Political favors trumped economic fundamentals thanks to shady financing, excessive subsidies and a heady dose of n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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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z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government and large corporations made the railway expansion possible. In 1862, President Abraham Lincoln signed the Pacific Railway Act, which issued land grants directly to corporations for the first time. Among other subsidies, the government provided a series of land grants that, if combined today, would be the size of the third-largest state.

    Corruption was common. In perhaps the most infamous example, the construction company Credit Mobilier inflated its fees and bribed American politicians with cash and discounted stock. Among those paid were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the vice president and four senators. Kickbacks also secured the support of state legislators and judges, who threatened to hold up projects.

    Speed was prized above safety. U.S. land grants and loans required completing projects, which incentivized using temporary wooden structures and other short-term solutions. Railway executives publicly challenged their competitors to see who could build fastest. In 1869, the head of the Central Pacific Railroad company won a bet by pushing his workers to lay 10 miles of track in a single day.

    But it wasn’t long before the emphasis on quantity over quality showed. Bridges failed, engine boilers exploded, and trains derailed. Mismanaged timetables and single-tracked routes even led to train collisions. In 1880, one survey reported over 8,000 accidents for U.S. passenger trains alone.

    Building first and troubleshooting later was a distinctly American practice. During the same period in Britain, railway engineers painstakingly ensured tracks were as close to level as possible. The process was slower and more expensive in the short term. But these projects lasted longer, and incredibly, some of the bridges and tunnels that were built in Britain then remain in use today.

    America’s rail race developed its own momentum. Main lines branched into trunk lines, which gave way to local lines. During the 1860s alone, 22,000 miles of new track were built in the U.S., a feat that was nearly doubled the following decade. Construction begat construction. Few people, if anyone, understood how all the pieces fit together.

    As more track appeared than the market needed, nearly everything the railways carried became distorted. New land was eagerly exploited, and wheat, cattle, coal and silver production skyrocketed. Towns like Dodge City, Kansas grew rapidly as they were connected to markets in the east. But as the railways moved further west and closer to sources of cattle and other commodities, many of these boom towns went bust.

    The Dakotas became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state support, as Stanford University historian Richard White explains in “Railroaded,” a book that should be required reading for Chinese policymakers. In South Dakota, railways emerged over a longer period of time to meet demand, and farmers avoided marginal land. But in North Dakota, land grants and subsidies encouraged rapid construction, driving up land prices and over-settling unproductive land.

    Economic missteps gave way to environmental disaster. Land was over-farmed and over-grazed. Mining companies dammed rivers, dynamited mountains and poisoned the soil and water. Hunters killed buffalo for their hides, meat and merely for sport, driving them to the brink of extinction. During an 18-month stretch, a Kansas Pacific Railway contractor, William Cody, killed 4,280 buffaloes to feed workers, earning him the nickname “Buffalo Bill.”

    America’s transcontinentals were not kind to those who lived in their path, nor to those who built them. Carrying troops and settlers, the railways expedited the breakup and deaths of western Native tribes. Railway workers endured long hours and dangerous conditions for little pay. Many of them were foreign, including thousands of Chinese workers, who were discriminated against and forced to pay for their own lodging, food and tools.

    China’s new Silk Road

    Indeed, the U.S. transcontinental railways are part of China’s own global history. But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under President Xi Jinping’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cho many of the same mistakes. Financing is often opaque. Heavy subsides fuel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rojects favor speed over safety, breaking ground quickly and dealing with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concerns later.

    Responding to criticism about their current infrastructure efforts, Chinese officials might recall this history and cry hypocrisy. After all, today’s developed countries were not required to meet high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standards when they were developing in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I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now setting a higher bar, or a double standard?

    That sense of unfairness is understandable but dangerously misreads history. The U.S. developed not because of its railway misadventures but in spite of them. Had U.S. railway construction proceeded more slowly, reflecting market needs rather than insider interests, the U.S. could have enjoyed more of the railways’ benefits with fewer of its costs.

    To be sure, there are important differences. China is already a world leader in building infrastructure. Transport technologies are more mature. But arguably, China’s journey west will be more difficult. Rather than operating only within its borders,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ims to connect nearly 70 countries, each with its own challenges and risks.

    Most striking is how China’s efforts are infused with nationalism.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central to Xi’s plan for achieving the “Chinese Dream” and making China a leading global power by 2050. Last November, the effort was enshrined in the Communist Party’s constitution.

    Likewise, America’s westward expansion was rarely questioned after it began. As Harper’s reported in 1867, “The work is now one of such national importance that the people insist upon its vigorous prosecution as positively as they insisted on the prosecution of the last war.” There was no turning back and no slowing down.

    Eventually, America’s railway excesses brought the U.S. economy to its knees — not once, but twice. In 1873, a stock market crisis in Europe led investors to sell U.S. railway bonds. Unable to find more buyers for their bonds, many railway companies failed, as did one of the nation’s largest banks. The railway bubble burst again in 1893, leading to the deepest depression up to that point in U.S. history.

    China could learn from America’s mistakes. That starts with understanding that building infrastructure is not an end in itself. Greater transparency can reduce corruption and prevent inefficiencies. Quality matters as much as quantity. Built poorly, infrastructure can destroy more value than it creates.

    This was produced by The WorldPost, a partnership of the Berggruen Institute and The Washington Post.

     103

     


    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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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pr 2018, 00:28:2115/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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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過哈貝馬斯的書房…
    尤爾根·哈貝馬斯鄭作彧·譯 
    譯者前言:這是德國蘇爾康普出版社的官方圖書資訊網Logbuch Suhrkamp,在2018年3月9日刊登的訪談。記者到哈貝馬斯家中聊聊哈貝馬斯的藏書,還有多張哈貝馬斯家中藏書的照片,相當有意思。原文網址:http://www.logbuch-suhrkamp.de/juergen-habermas/durch-die-bibliothek-habermas/
    記者:
    您是怎麼整理您的書呢?
    哈貝馬斯:
    你真的想知道?你應該要問,我還有沒有可以放書的空間了。我和我老婆共用的書櫃,放的是文學、歷史著作、畫冊和相冊、哲學和科學的書。她把書櫃每層格子都放得滿滿的,按照語言類別來整理。然後她會留一些書架給我放哲學的書,從古典哲學到叔本華和黑格爾學派。歷史學的書她則是放到她的書房。我書房放的是當代哲學,(廣義上的)政治學,神學和宗教社會學(我最近在研究這方面的主題)的書。不過大多的書是其他種類的,這些書得另外擺在樓下一間休閒室。那間休閒室很漂亮喔,我用了一些藥櫃把它改裝成了圖書館。這些書我會根據學科類別來整理(從社會學和發展心理學,到語言學和國家法學)。只有一些當代、但已經變得相當經典的哲學書我會根據出版年份來排列,像是狄爾泰,皮爾斯,胡塞爾,洛維特,加達默爾和阿倫特。還有一些所謂的社會學經典,從聖西蒙、馬克思到魯曼)。「法蘭克福學派」(包括班雅明和肖勒姆)我是另外獨立出來放的,因為這些書需要比較多的空間(它們在我的學術生涯當中也同樣佔據很大的空間)。
    記者:
    您最近讀了哪一本書呢。
    哈貝馬斯:
    我剛讀過了安妮·埃爾諾的文學著作《悠悠歲月》,這本書以幾近自我揭露的方式,人類學式地描述了她的人生故事。當中也反映了法國那個時代的社會歷史背景。我讀得很過癮。但我現在有些稿債,所以讀書的時間被擠壓得很少。
    記者:
    您的書裡面,最古典的可以追溯到多古典?
    哈貝馬斯:
    當然就是到柏拉圖和蘇格拉底及其之前的哲學啊,啊不然勒?或是還有格里美爾斯豪森,以及福格爾魏德,我要看一下……有時候一些書本來在這裡,但東放西放,後來就不知道放到哪裡去了。
    記者:
    有哪些書讓您特別難以忘懷?
    哈貝馬斯:
    能讓我學到東西,或激發我寫作靈感的書,都是(所以像布藍登的《清晰闡釋》就是這種書,整本書我筆記劃得朱墨爛然)。但如果你想問的是關於文學的書,而且不是讀國高中時學校規定的文學讀物的話,那有些文學著作在我人生當中這二三十年來一直記憶猶新。如果是德語作家的話,那麼像是由布萊希特搬上舞台的那些劇本,彼得·魏斯、馬克斯·弗里施、科本、葛拉司、尤瑞克·貝克、托瑪斯·本哈德,或是亞歷山大·克魯格,喔一開始還有馬丁·瓦爾色,它們都讓我感到相當興致盎然。波蘭作家布魯諾·舒茲的《肉桂店》也是這樣,讓我特別難忘;這本書震撼了當時的知識圈,那時候一些對《肉桂店》的惡意書評讓人很不爽。最近一本讓我印象很深刻的書(我這幾十年來一直想寫一些關於這本書的東西)是馬克斯·弗里施的《人類出現於全新世》。不過當代作家沒有讓我特別印象深刻的,書評界感覺也比較沈寂。文學界感覺好像沒那麼有趣了,或是大家不再特別關注文學界了。我也越來越少讀文學著作,至少越來越不太會每固定一段時間就要去讀文學著作。
    記者:
    有沒有什麼書改變了您的一生呢?
    哈貝馬斯:
    波愛修斯的《哲學的慰藉》,我在求學過程中讀了這本書,那時我覺得可以從中找到慰藉。然後我那時候知道了一件事,就是哲學其實無法提供慰藉。

    記者:
    您最近送了什麼書給別人呢?
    哈貝馬斯:
    由漢塞出版社新譯的古斯塔夫·福樓拜的《三故事》,還有阿諾·蓋格的《龍牆山腳下》。
    記者:
    什麼樣的人有資格獲得您的贈書呢?
    哈貝馬斯:
    現在還有什麼樣的人會想要書??
    記者:
    您理想中的圖書館(應該要)長得什麼樣子?
    哈貝馬斯:
    就是現在我家裡圖書館的樣子。可是你應該要問,我的房子應該要長得什麼樣子,才不會讓地上和窗台上堆滿的一堆書,而且一堆是還沒有讀過的書,讓我都要沒地方站了。



    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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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pr 2018, 05:20:3315/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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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倆的故事 一生太短,96年只夠寵愛一個人

    精華簡文

    他倆的故事 一生太短,96年只夠寵愛一個人|天下雜誌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8981&utm_source=Facebook&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Daily




    他倆的故事 一生太短,96年只夠寵愛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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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倆的故事 一生太短,96年只夠寵愛一個人

    時報出版 

     

    • 饒平如

       2018-03-29

      調整字體尺寸

      在大時代的無奈之下,他倆結婚後被迫分開22年。當太太失智後,所有人都當太太只會說些胡話,只有他每一句當真。孫女說:「奶奶要什麼,爺爺還是會騎很遠的車去買哪個牌子的糕點哪個店鋪的熟食。等買了回來,她早就忘記自己說過什麼,也不想吃了。奶奶說她那件並不存在的黑底紅花的衣裳到哪裡去了,爺爺會荒謬地說要去找裁縫做一件。」

      認識美棠那一年,饒平如二十六歲,從黃埔軍校畢業,在一百軍六十三師一八八團迫擊炮連二排,打湘西雪峰山外圍戰,差點丟了性命。身邊戰友被打中肚腹,腸子流了出來,叫之聲讓他「多年無法忘記」。他被槍彈壓得趴在山坡上,手緊緊抓著草莖,抬眼看青山之巔,深藍天上,白雲滾滾而過。

      「這就是葬身之地了,也好。」他說,「那時候一個人,不怕,不知道怕,男孩子的心是粗的。」

      戰爭結束,一九四六年夏天,饒平如的父親來了一封信,希望他借著假期回家訂親。「父親即帶我前往臨川周家嶺3號毛思翔伯父家……我們兩家是世交。走至第三進廳堂時,我忽見左面正房窗門正開著,有個年約二十面容嬌好的女子正在攬鏡自照,塗抹口紅這是我第一次看見美棠的印象。」

      「覺得美嗎?」中國主持人柴靜問。

      「那時覺得女孩子都是好看的。」老先生老實說。

      兩個人也沒講什麼話,父親走過去把戒指戴在姑娘指上,人生大事就這麼定了。兩個青年都覺得好笑,笑之餘,去她房間坐,妹妹們繞床玩,美棠拿張報紙捲筒,唱歌,還拿相冊給他看。

      他覺得她大概是喜歡自己的,從相冊中抽了幾張帶走。

      回軍營路上,他穿軍裝站在船頭,看滾滾長江上波光,覺得自己的命從此輕慢不得,因為命裡多了一個人。

      他最喜歡美棠的一張照片,石榴花底下少女鮮明的臉,捲髮尖臉細彎眉,放大貼在軍營牆上,還把照片分贈給戰友我簡直不能明白男生這種心理,問他,他承認「還是有幾分得意的」。之前鄰居有十四五歲的少女常來,有日,看到照片,問:「你女朋友?」臉色一黯,後來再沒來過。

      內戰之後開始,他不想打,請假回家成婚。

      冬天正要邁入它最冷的日子,那麼離春天也不再遠了

      一九五八年,他被勞動教養。沒人告訴他原委,也沒有手續,他被直接從單位帶走。

      單位找他妻子:「這個人你要畫清界線。」

      關口上,美棠說的話透出一股脆利勁兒:「他要是搞什麼婚外情,我就馬上跟他離婚,但是我現在看他第一不是漢奸賣國賊,第二不是貪污腐敗,第三不是偷拿卡要,我知道這個人是怎麼一個人,我怎麼能跟他離婚。」

      饒平如去了安徽一個廠子勞動改造,直到一九七九年。他每年只能回來一次,二十二年,一直如此。

      他幹的活是獨輪車運土修壩。兩三百斤的土,拉車還可以兩個人一起,輕鬆些,但他選推車,為的是一個人自由,可以把英語單字放在衣服裡,一邊默背,知道沒什麼用,只是不願意生命都消磨過去了。

      家計陡轉直下。動盪的年代,五個孩子正要度過他們人生中最重要的青春期,長大成人、讀書學藝、上山下鄉、工作戀愛。岳母日漸年高,所謂母老家貧子幼,家中無一事不是美棠傾力操持。「美棠和我眼看身邊太多家庭妻離子散,親人反目家破人亡,但幸我們從沒有起過一絲放棄的念頭,」饒平如說。

      美棠自己為了補貼家用,卻常找些臨時工的活來做,甚至曾去附近自然博物館的工地搬水泥。一袋水泥起碼五十斤重,她也從此落下腰傷。

      兩地相隔,饒平如和美棠從未中斷過書信聯繫,孩子們稍大些後,也都爸爸保持通信。

      饒平如回憶,「有一日晚飯後,我正有一封信要寄回去,摸摸口袋尚有一把錢幣,懶得去數,便到櫃檯前問營業員買一張八分錢的郵票。付錢時候我掏掏口袋:一分、兩分、三分、四分、五分、六分、七分!沒有了!還差一分錢,營業員收回郵票,我也只好收回硬幣,帶著寄不出去的家書回去了。」

      柴靜問:「中間二十年,相隔兩地,沒有怕過感情上出問題嗎?」

      「想都沒想過。那首歌裡唱的,白石為憑,日月為證,我心照相許,今後天涯願長相依,愛心永不移。這個詩說得很好,天涯,這個愛心是永遠不能夠移的。」

      這是美棠最喜歡的《魂斷藍橋》裡的歌詞。青年時代沒有那麼重的憂煩時,家中如有客,她讓他吹口琴,自己唱和。現在她不在了,他九十歲才學彈鋼琴,為的就是常常彈這支曲子,是一個緬懷。

      一九九二年,美棠腎病加重,饒平如當時還在政協工作,推掉了所有工作,全心照顧妻子。從那以後,他都是五點起床,給她梳頭、洗臉、燒飯、做腹部透析,每天四次,消毒、口罩、接管、接倒腹水,還要打胰島素、做記錄。他不放心別人幫。

      一次訪談中,主持人柴靜問到:「您心裡有煩躁的時候嗎?」饒平如則說,「沒有,沒有,這個一點都沒有,這個是我的希望。」

      後來,美棠在病痛中漸漸不再配合,不時動手拔身上的管子。她耳朵不好,看字也不清楚了,他就畫畫勸她不要拉管子,但畫也不管用,只能晚上不睡,一整夜看著她,但畢竟歲數大了,不能每天如此,還是只能綁住她的手。

      「她叫『別綁我』,我聽到很難過,怎麼辦⋯⋯很痛苦。」

      美棠犯糊塗越來越嚴重,有一天稱丈夫將自己的孫女藏了起來,不讓她見。饒老先生怎麼說她都不信,他已經八十多歲,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她看著他哭,像看不見一樣。

      他說:「唉,不得了,恐怕是不行了。像楊絳寫的這句話,『我們一生坎坷,到了暮年才有一個安定的居所,但是老病相催,我們已經到了生命的盡頭。』」

      饒先生的孫女說奶奶從那以後很少清醒,「所有人都只當她是說胡話的時候,只有爺爺還一直拿她的話當真。她從來就是挑剔品質的人,她要什麼,爺爺還是會騎很遠的車去買哪個牌子的糕點哪個店鋪的熟食。等他買了回來,她早就忘記自己說過什麼,也不會想要吃了。勸不聽的。奶奶說她那件並不存在的黑底紅花的衣裳到哪裡去了,爺爺會荒謬地說要去找裁縫做一件」。

      饒平如87歲時,美棠去世,因為想念,老先生開始學畫,一筆一畫記錄下與美棠的一切,四年時間平如手繪了18本畫冊,講述他與妻子相濡以沫的六十年光陰故事。命運無奈,他們在長久分離22年後才有一個安定的居所,但是老病相催,美棠身患重病且漸漸失去記憶,她已經到了生命的盡頭……

      饒平如說:「人人都要經過這一番風雨,我就是這樣走過來的。白居易寫『相思始覺海非深』,到了現在我才知道,海並不深,懷念一個人比海還要深。」

      主持人柴靜曾在節目中問他:「您已經90歲了。難道這麼長時間,沒有把這個東西磨平了,磨淡了?」

      老爺爺回答:「磨平?怎麼講能磨得平呢?愛這個世界是很久的,這個是永遠的事情。」

      原來一個人可以把愛過的人記得那麼牢,那麼細。

      一生短嗎?對於習慣速食愛情的人們來說,一生太過漫長,怎麼能只愛一個人?一生長嗎?對於饒平如和毛美棠來說,一生實在短暫,還沒有愛夠一個人,一生就過去了。

      本文摘自時報出版《平如美棠: 我倆的故事》


      作者介紹

      饒平如

      現年96歲。

      87歲時,饒老先生患有糖尿病和失智症的妻子美棠去世。那之後有半年時間,他無以排遣思念,每日睡前醒後,都是難過,只好去他倆曾經去過的地方、結婚的地方,到處坐坐看看,聊以安慰。後來終於決定畫下他倆的故事。

      他覺得死是沒有辦法的事,但畫下來的時候,人還能存在。於是,他一筆一筆,從他與美棠的童年畫起……親手構建和存留下了倆人的記憶。

      https://cw1.tw/CW/images/article/201803/article-ck-5abc596712d2a.jpg

       


    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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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pr 2018, 10:01:3915/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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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勒:最穷苦潦倒的画家却画出了最温暖的画

    2017-07-30 天下画廊 天下画廊 米勒:最穷苦潦倒的画家却画出了最温暖的画



    天下画廊

    tianxiahualang

    天下画廊,改变艺术、改变生活,让天下不再有被埋没的艺术家、让天下不再有难开的画廊。

    米勒算是这些画家中最穷苦潦倒的画家,在巴比松共生活了27年,基本上都处于上午劳动、下午作画的状态中。手中几乎没有闲钱,有一点点,就换些颜料画布作画,实在没有,就自己烧制木炭条继续画画,从未停歇。所以他的画作很少有大幅的,一米左右的都不多见,多为50厘米以下。


    无更多钱买颜料的米勒,时常就地取材,自己烧制木炭条画素描。仅仅是素描,也全是那么地出神入化。


    收工了,吃饭了,闪烁的油灯下,男人编竹筐,女人缝补衣裳,提篮里的小婴儿,正酣畅入睡。看看这美丽的光!



    树条抽枝,雁雀飞起,一派旖旎晨光。



    辛苦一天的农民,种菜种得疲惫不堪,坐下来喘息未定。那个时候的艺术家,再无人留下过这样的劳作画面了,它因之有着重要十分的意义。



    躲在门板后等麻雀进圈套。多么清新可喜的画面呀,再艰苦的生活,都有它的自在怡人处。画么,噢,上帝,怎么画得这么好?!



    每个看到这个画面的人,笑意都要飞上嘴角。人生的第一步,要迈向父亲。此幅作品,崇拜米勒的梵高,曾经画过相同的一幅,以它向米勒致敬。



    夫妻共同剪羊毛。力气大的男人捉住羊,细心的女人,动作娴熟地将羊儿的长毛剃尽。



    冬天将至,砍下柴禾准备过冬。看那枝枝条条的用笔,真是绝妙。



    米勒于艺术史中被视其为最重要的那几幅史诗般的作品,都未放在此次的博文中。我是想说,米勒其它的作品,一点不逊色于人们景仰的那几幅……来感受一下这如圣母圣婴一样的画面吧,妈妈手把手教女儿织毛衣,美极了呀。



    我们不得不说,虽然当初米勒与巴黎彼此不如意,但他到巴黎美术学院学习、直接师承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罗瓦,无数次去卢浮宫观摩米开朗基罗等大师的原作的宝贵经历,对他后来独树一帜的艺术形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巴黎居住与挣扎过的那十二年,作为一种人生的磨砺与检验,反而让他更确认哪种生活真正属于自己,对哪一种生命方式更怀有情感。


    他是农民,他决定回到自己的领地上是再正确不过了。


    他那颗朴素的心,合着手中朴素的笔,要去绘出农民兄弟最朴素的人性本质,也再合适不过了。

    看米勒的画,有多么的好啊。




    那么柔和的调子,一切笼罩在半透明的朦胧中,充溢着静谧的美感,洋溢着由衷的欢欣。

    他并不一笔一划清晰地刻画人物的眉目手足,他的勾线与用光都极高明,于若隐若现中,将人物所有的神态与表情都历历呈现出来了。


    山峦草垛,树林花草,泥土小溪,牛羊鸡鸭,也照样若有若无,但该在的轮廓都在,该有的细节都有。


    学画的人都知道,用“有”来表达“有”,不够难。要用“无”来表达“有”,非常的难。

    米勒的笔在“有”与“无”之间自由穿梭,技艺臻至庖丁解牛的境界。

    他的笔触还那么温情。


    米勒笔下多女人与婴孩,她们不着眩目的白衣白裙,也没有宗教画里轻盈如羽的飞翔感,全是穿着粗布衣服、跃动着心跳的实实在在的平凡人。

    女人在劳动的环境里或立或行,婴孩在家中或玩耍或入睡,却都如降临人间的圣母与圣婴,散发着一股令人心醉的甘美味道。


    米勒许多生动入微的画面,再现的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家庭。


    他的一生与妻子相濡以沫,他们共同养育了九个孩子,生活虽然清贫,劳作已然艰辛,却并没有剥夺全家拥抱在一起的欢爱与温馨。


    我最爱那母亲照料着婴孩、于灯下缝补、教他们读书织毛线的画面了,每看一遍心都要沉醉一回。


    也爱看他们一家人房前屋后地做吃食、忙农活的生活场景,幅幅勾魂摄魄,直接切入人的情感深处。

    他的笔触更是十分端庄神圣。


    西方人有浓郁的宗教情结,过去的艺术家,画神的多于画人的人。


    耶稣、圣母、维纳斯、天使,他们是神,是艺术家最钟爱的题材;国王、主教、哲学大家、学界巨匠,他们是人,是艺术家景仰、爱描绘的人物。

    在众多艺术家精湛的笔下,神有神的容貌,人有人的样貌。


    而米勒的画呢,多是在田间低头弯腰劳作的农人农妇,衣履厚重,气息沉默,模样朴实得无以复加,可是,那真是神奇,他笔下的农民,怎么看都带着神性,有神的呼吸与样子。

    这是他心中装满着对劳动者虔诚的情感,笔头自有一股虔诚气,画面也因此有了神一般的静穆与端庄的缘故。

    米勒在巴比松共生活了27年,基本上都处于上午劳动、下午作画的状态中。

    手中几乎没有闲钱,有一点点,就换些颜料画布作画,实在没有,就自己烧制木炭条继续画画,从未停歇。


    所以他的画作很少有大幅的,一米左右的都不多见,多为50厘米以下。


    我们最为熟悉与仰慕、永久保存于卢浮宫里的米勒的那幅《晚钟》,就约只有半米的尺幅。

    方寸之间画出一对田间劳作的夫妻与神、与大地的呼应关系,至纯至美,感动着见到它的每一个人,也始终感动着以前并不完全懂得他的艺术价值的、他自己的国家。

    确实,《晚钟》是在米勒去世后,法国政府花巨资购回的、他们钟爱有加的国宝。

    这似乎是对今天的艺术家们的一个重要提示:尺幅大小与作品所要传达的深刻意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小幅作品,也可以有史诗般的气魄。

    在不同的艺术家眼中,艺术有它不同的使命。

    嗜美之人把艺术看成是美的天使,擅长思索的艺术家将它看成是一种哲学思辨,有宗教情怀的人视艺术为自己的宗教,而米勒只说“艺术的使命是一种爱的使命”。

    这句话是最有高度也最谦卑的。

    艺术家赏美画美不是难事;而思辨是向理性迈进,不见得要有温情;宗教么,可能只是自己的个人信仰,不一定与他人有关。

    唯有把爱当成使命的艺术家,他的每一次笔触都仿若是在施爱,他的画面也才总是弥漫着那种柔和安宁的气息,以及,充满着一种人性的光芒。

    最人道的,其实是最接近神性的。

    看他的作品相当于是在受爱,人的心,怎么会不被深深地感动。

    我一直不舍得写米勒,今天终于知道,我是怕我对人间,不如他那么虔诚与谦卑。



    此幅《嫁接树木的农夫》也是巴黎卢浮宫珍藏的作品。接近一米大,是他少见的大尺幅作品中的一幅。不知米勒省了多久的钱,才有材料画出这么一幅好画来。



    《把尿》这幅油画只有29×512.5px的尺寸。但你会介意它小吗,你是意识不到的,你只会赞叹它的传神,它的温情脉脉。



    我一直很偏爱这幅《喂食》,百看不厌。也许,是想起自己在幼儿园得到的母爱?噢,米勒的光,把控得如此高超。



    这是上篇素描《剪羊毛》的油画版,喜欢得不得了。



    《休憩》最能看出米勒的个人情怀,他的温厚,他的隐忍。他不为生活艰辛而谴责命运,只是再现它,让世界来体恤这种艰辛。



    米勒说:“我从未见到过欢乐,我所知道最愉快的事情就是静谧和沉默。”但谁说静谧与沉默不是更深的欢乐?



    《倒水入瓮的女人》也是小尺幅的油画,它同时还有版画与素描,张张精彩之极。



    《搅牛奶》近一米长的素描!


    弗朗索瓦·米勒(Francois Millet,1814-1875年)最初只是个诺曼底种田的农民,而农民应该只识种田,是不应该画画的。


    近二百多年前的巴黎一如今天,从性质上来讲,更多是有产阶级与上流社会的乐园,是高雅艺术发展的发源地,农民轮不上有产者正眼瞅一瞅,想画农民的人更不用瞧上一眼了。

    但人的天赋不会因预设的外部条件就躲藏不出,米勒因种田磨得粗糙的手,拿起画笔竟然从容有加,十七八岁已经画得有模有样了,可见上帝是很偏爱这个对生命充满虔诚的农民之子的。


    因家庭尚算富裕,二十岁出头,父亲便将他送去巴黎学习绘画。


    可以说,无论是米勒对巴黎,还是巴黎对米勒,双方都无法接受彼此。

    画室里的同学嫌弃他是个乡下青年,说他土,老师也嫌他不懂装懂。

    米勒对巴黎的种种矫情庸俗,浮光掠影的欢乐做作,也感到难受万分。

    只有去到卢浮宫,他才觉得那是一片乡村景色般清新的绿洲,难以计数的大师们的作品,堵塞了他一双渴望艺术的饥渴的双眼,震憾着他的心灵,令他惊喜到差不多晕厥。

    目测心记,潜心琢磨,他的绘画技巧一时大长。

    在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他一些杰作如《拾穗者》、《晚钟》、《牧羊女与群羊》里,都能依稀见到一些艺术大师如德拉克罗瓦、尼古拉斯·普桑等的薄薄的影子。

    有天赋的人不一定同时被给予财富。

    当艺术家,如果不是家底殷实,如果作品一时不被需要,注定了就是要与清贫为伴的。

    因为绘画的那个过程,无法再去创造其它财富,相反会更加消耗,画布颜料等等工具,都需要用钱去购买。

    为了养自己的绘画,米勒也画过他深恶痛绝的巴黎的那些庸俗女郎。

    但他很快意识到这相当于是自己在走绝路,拐个弯儿不见得拯救了自己的艺术,只怕把未来的艺术生命也要搭进去。

    一旦意识到问题所在,他就宁愿清贫、而只照艺术的纯粹路线走了。

    他要画他想画的、熟悉之极的东西。

    彼时的巴黎,一时也无法认识到这个土里土气的艺术家的价值所在。

    “巴比松画派”是我们今天很熟悉的一个法国艺术画派,而在当时,巴比松只是巴黎远郊枫丹白露旁的一个贫穷封闭的乡村,零零星星有几个艺术家因那里的风光奇美,去居住过。

    米勒算是最早住进巴比松的艺术家之一,他是跟在法国哲学家卢梭身后住进来的,一住就不走了。

    他是农民,他与他的妻儿回住到乡下,如鱼得水。

    农村只有风光与农民,他在劳作之余,就画农民与风光。

    他笔下的农民,无它,洗衣做饭,捡拾柴禾,打草播种,喂孩担水,谈情说爱,就是身边发生的事,就是自己做的事。

    只有自己最热爱的生活,才可以令人充满情感与激情地动笔,画出最逼近心灵深处的作品。

    与自己心跳合拍的作品

    将亘古地打动当时与后来的人

    因为

    人性终究相通

    转自:名画记(ID:minghua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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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 chiu

    da leggere,
    16 apr 2018, 23:38:3816/04/18
    a Yt Yt

    英文詞彙involution,一譯「內卷化」,一譯「過密化」,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中國社會科學領域使用頻率極高,影響範圍較為廣泛的概念。本文要回答的問題是,一個關於農業生產的理論如何成了解讀中國古代社會發展和近代危機深化的萬能鑰匙。

    20世紀50年代,舊有的殖民體系土崩瓦解,新的民族國家紛紛誕生。擔心共產主義擴張的美國不僅要想方設法阻止莫斯科的革命輸出,還要了解哪些可能成為革命對象的亞非拉新國家的文化與社會狀況。為此,美國的行政機構和大學、科研機構組織了很多社會科學領域的專家和學生前往世界各地做研究。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中心組織了兩個對印度尼西亞的考察和研究項目,克利福德·吉爾茨(Clifford Geertz)是Fufus Hendon領導的項目成員之一。通過實地考察,吉爾茨發現,在爪哇島和外島之間存在著二元發展,外島的一些地區藉助於技術進步,生產朝向資本密集型方向發展;而爪哇島的一些地方則朝向勞動密集型方向發展。爪哇島聚集了印尼2/3的人口,主要從事糧食生產和小型手工業;外島散布在爪哇以外的廣闊區域內,殖民者在那裡建成了高效率、大規模的出口工業基地。爪哇人由於缺乏資本,土地數量有限,再加上行政性障礙,無法將農業向外延擴展,致使勞動力不斷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產中,於是吉爾茨提出了「農業內卷化」的概念。[1] 它是指在土地面積有限的情況下,增長的勞動力不斷進入農業生產的過程。

    吉爾茨不是「內卷化」概念的發明人,這個頭銜屬於美國人類學家亞歷山大·戈登威澤(Alexander Coldenweise)。他用這一概念描述一類文化模式,即當一種文化模式達到了某種最終的形態以後,它既沒有辦法穩定下來,也沒有辦法使自身轉變到新的形態,而是不斷地在內部變得更加複雜化。吉爾茨借鑑戈登威澤的概念來描述「由於內部細節過分的精細而使得形態本身獲得了剛性」的形態。[2]吉爾茨的「農業內卷化」的主要特徵是勞動密集化、系統內部精細化和複雜化。

    美籍香港人黃宗智(Philip C. C. Huang)移花接木,進一步發展了吉爾茨的「內卷化」概念。黃宗智把這一概念應用於中國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的研究,他把通過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勞動力來獲得總產量增長的方式,即單位勞動的邊際效益遞減的方式,稱為沒有發展的增長,他稱之為「過密化」。他提出,中國的商品經濟發展與餬口農業共存,商品化並未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反而加固了餬口農業中單位土地上投入的勞動力的「過密化」程度。[3] 我們由此可以看出,黃宗智對吉爾茨的「內卷化」概念的推進,在於他將勞動密集化與勞動的邊際生產率遞減直接掛上鉤。

    印度裔美國人杜贊奇(Prasenjit Duara)也豐富了吉爾茨的「內卷化」的概念。他認為所謂「內卷」是「指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某一發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後,便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為另一種高級模式的現象」。[4] 他參照西歐國家轉型的特徵來研究中國近代社會政治,提出了國家政權「內卷化」的概念,即不成功的或背離現代國家政權建設目標的失效行為,也就是「政權的正式機構與非正式機構同步增長」,國家徒有擴張,沒有收益。[5] 如果說黃宗智把「內卷話」理論從印尼搬到了華北,杜贊奇則把這個之前主要用來解釋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的理論從經濟學領域搬進了政治學領域。

    就這樣,一個叫吉爾茨的美國人在印尼爪哇島研究水稻增產問題所提出的一個理論,被到美國求學的香港人黃宗智和印度人杜贊奇加以發展和引申,用於解讀西方人最難以理解的中華帝國與近現代中國的社會經濟變遷與政治轉型。之後,這個理論漂洋過海來到了剛剛開始衝破馬列主義傳統,試圖理解自身歷史與經驗的中國,出人意料地改變了中國歷史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治學方法。

    1.黃宗智:中國的歷史充滿了悖論

    黃宗智畢業於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後在該校任教,為中國研究中心主任(1986-1995),創辦期刊《現代中國》(Modern China)並任主編至今。黃宗智主攻明清以來的社會史、經濟史與法律史,著述頗豐。他對中國史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界的影響不僅僅限於involution理論(黃將之概括為「沒有發展的增長」和「過密化」),讓他名聲大噪的是他在運用西方理論解讀中國歷史與現實經驗時發現的一系列悖論,如「沒有發展的增長」,「沒有發展的商品化」,「沒有公民權利發展的公眾領域擴張」,「沒有自由主義的規範主義法制」,「沒有民主發展的市場化」和「沒有民主政治發展的市民團體的興起,表達性實踐與客觀性實踐」等等。[6] 他長期思考這些悖論背後所包含的研究困境與範式危機,旗幟鮮明地反對用西方理論來簡單裁剪中國經驗,因而是成功運用西方理論「播種」中國經驗的研究者中的佼佼者。自1986年他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下文簡稱《華北小農》)成書以來,直到2007年他對清代法律和民國法律實踐中的表達性現實與實踐性現實的梳理的研究成果成書,再到近兩年他在《開放時代》上不斷地用新的「悖論現象」來解讀當代中國的經濟與政治現象,他一直筆耕不輟,對於探究中國社會的獨特現象孜孜不倦。

    《華北小農》與《長三角》的主題都意在探究中國農村經濟停滯的原因,黃宗智將它歸之於人口壓力和勞動邊際收益遞減,也就是「過密化」。《華北小農》的特色首先在於黃宗智對傳統的亞當·斯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兩個假設的推翻,即生產力發展標準的商品化與資本主義萌芽間的必然關係假設和生產關係發展標準的僱傭勞動關係假設。黃宗智認為近代中國的華北農村和六百年來的長三角都出現了相當程度的商品化和勞動僱傭化,但都未催生新的生產結構,使中國的農業經濟發生結構上的突變。黃宗智的《華北小農》得益於對滿鐵調查資料的使用。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1906-1945)為服務日本勢力在華的推進,設立調查機構,對中國全國各地進行廣泛調查,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等各方面,形成了大量的調查報告。華北是日本人蓄意已久渴望得到的地方,因此華北的資料也比較豐富和翔實,包括華北鄉村生活的方方面面,研究滿鐵的資料可以透視近代華北鄉村的經濟結構、人口結構、人際關係和文化狀況。

    《長三角》的特色首先也在資料的翔實。黃宗智除了使用滿鐵調查對長三角八個村莊的調查資料外,還使用了費孝通與林惠海20世紀30年代的調查研究。黃宗智與妻子白凱(Kathryn Bernhardt)常年在江浙與上海的檔案館查閱和抄錄原始檔案,體現了美國社會科學嚴格訓練出來的歷史學家從事研究時的嚴謹性和刻苦性。《長三角》還將「過密化」論斷的適用時間拉長,黃認為人口壓力推動的商品化和經營式農場只能加固已有的「過密化」趨勢,「過密化」是明初以來(1350-1980)中國農業的總體特徵。

    繼《華北小農》和《長三角》之後,黃宗智又以論文的形式進一步闡述了他對於中國經濟和社會史研究中的一系列悖論現象的認識,他將這些悖論現象歸結為「規範認識危機」,提出中國研究者應該從中國的現實實踐出發,提出符合中國經驗的理論,勾勒中國自己的現代化圖景。[7] 進入90年代,黃宗智的著述有個非常大的轉向,他借鑑新文化史和布迪厄對實踐、語言的研究探討清代和民國的法律制度,試圖描述和解讀中國近代的法律、基層社會治理結構和運行邏輯。他發現中國社會超越了韋伯所規約的「身份」與「契約」的類型劃分,它有著世襲君主官僚制**和名實不符的司法實踐傳統(在刑律名義下的大量民事訴訟),於是開始探討「第三領域」和「准官員」,革命的表達性現實與客觀性現實,法律的表達與實踐問題,[8] 這些研究所引發的爭議與討論和他的「過密化」理論不相上下。

    2.杜贊奇:不同的人看到的是不同的歷史

    杜贊奇在美國拜漢學大家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為師,後任教於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學系及東亞語言文明系,主攻中國近代的社會、思想與文化史。為杜贊奇奠定學術地位的第一本書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此書先後榮獲1989年度的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和1990年度的亞洲研究學會列文森獎。這本書中的政權「內卷化」和「經紀人」概念自20世紀90年代初翻譯傳入中國後流傳甚廣。

    2003年,杜贊奇的《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1995)在中國翻譯出版,其中對民族國家與民族主義的解構,對複線歷史(即國家建構的歷史和民間受到壓制而失語的歷史)的研究與反思,正與柯文(Paul A. Cohen)所倡導的「中國中心觀」相契合,引起中國歷史學界的強烈反響。杜贊奇借鑑印度賤民研究和後殖民研究的成果,比較了中印這樣同樣遭遇西方衝擊的兩個古文明在邁向現代化過程中的同與不同。這本書集中討論的是20世紀早期中國的民族國家、民族主義敘述與線性大寫歷史之間的關係,弱小國家強大的民族主義是如何壓制與消解多歧性的(bifurcated)少數族群的利益表述,並讓自己登上唯一主角的位置的。[9] 這本書清理了西方線性的啟蒙進步觀對後發國家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殖民」影響,讓中國的社會科學家們能更清晰地看到自己國家的民族主義的西方傳統和西方霸權。杜贊奇的「複線的歷史」對近些年方興未艾的區域史與社會史研究有相當的啟發與促進意義。

    杜贊奇的《主權與真實性:滿洲國與東亞現代進程》(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與柯文的《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杜繼東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從不同主體(義和團對於歷史學家、義和團運動中的當事人和20世紀的政治運動行動者)的立場來解讀同一個東西以呈現不同的歷史圖景的做法,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在這本書中杜贊奇繼續深入推進「多歧性的」歷史和複線歷史觀研究,將日偽時代的滿洲國也放置在不同的主體立場上來解讀:滿洲人的滿洲、中國的滿洲與日本人的滿洲,讓人們重新認識近代中國的國家建構過程和亞洲局勢,對於解構中國近代的民族敘述有著更為顛覆性的效果。

    3.「內卷化」是指「持續增長」還是「過密化」?

    黃宗智的「過密化」是個極為專業的經濟史研究術語,這一概念所引發的讚賞與爭議旗鼓相當。黃在《華北小農》中即已提出近代史上的中國農業經濟結構中的人地矛盾與過密化問題,但到其寫作《長三角》(1992)時,他將這一判斷的時間拉長到14-20世紀的中國農業。因此,對於中國人口是否過剩,農民人均收入是否遞減,是以日均勞動收入還是以年均勞動收入為基準,長三角的作物與手工業商品化是否仍是餬口經濟和沒有發展的增長,這些問題便成了假設中國古代與近現代社會與經濟是停滯(或處在一種高水平均衡的陷阱)還是發展立場的兩方學者爭論的焦點。[10]

    黃宗智認為他自己不同於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觀點,但很多人還是認為其研究帶有強烈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色彩,原因正在於他的中國經濟停滯論和「過密化」還有強烈的物質決定論色彩。反對他的觀點的研究者也從人口規模評估,人地比例、商品化、僱傭勞動與經營式農場是否促進了農業發展角度論證出與他相反的觀點。中國地理區域廣闊,地區間差異巨著,想要敘述一個長時段(600年間)內包含不同經濟生態的社會同樣的發展癥結和趨勢,雖然體現了黃對自己理論的自信,體現了他力圖宏觀把握和認識傳統中國社會特徵的理論抱負,但也確實給人留下相當多的口實。

    黃髮現的悖論當然體現了他對西方規範理論與中國歷史和經驗之間的背離的洞察力,但他和他的反對者的研究應放在美國漢學研究的代際更替和理論更新上來看待。雖然黃宗智的「過密化」為我們勾勒出的傳統中國和近現代中國也是停滯的形態(高水平均衡),但他認為他的研究正是對兩代美國漢學研究模式的反叛。第一代是將傳統中國視作「停滯不前」的觀點,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衝擊-反應」模式正是建立在此基礎上;第二代假設明清中國存在著有活力的商品化經濟,由此西方學界提出「近代早期中國」階段,亦即「商品化必然導向近代化與資本主義化」。這一思潮在20世紀80-90年代的美國漢學界的反映便是對中國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的研究,蘭金(Mary Rankin)和羅威廉(William T. Rowe)的研究即為代表,反映在中國國內即為「資本主義萌芽論」。黃宗智在反思中國研究的陷阱時曾說,中國研究領域的第一代研究者將中國看作是與西方對立並置的「他者」,整整一代人試圖回答「中國為什麼沒有象西方那樣實現現代化」的問題。而到了接下來的一代研究者,作為對前輩的反對,提出並試圖論證「中國與西方一樣,沒有什麼不同」。[11] 中國研究只是證實或證偽西方理論的註腳而已。

    回到圍繞黃宗智的「過密化」所爭論的問題,中國近代(甚至傳統帝國)的經濟是持續增長還是過密化?明清經濟到底是已經呈現出近代早期發展的高度整合的市場經濟,還是仍然處於前商品化時期的、本質上停滯的、處於人口壓力重負下的經濟?[12] 他認為,規範理念認為不可並存的現象在中國屢屢同時出現。他提出,中國明清經濟出現的恰恰是沒有發展的商品化和過密性商品化,商品化的蓬勃發展恰與小農生產停留在餬口水平並存。[13] 但也有經濟史學家提供了不同於黃的研究成果。羅斯基(Thomas Rawski)和白洛倫(Loren Brandt)等經濟學家提出傳統中國不是停滯不前,而是在農業產量、農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方面都有持續的增長。彭慕蘭和王國斌等也秉持「中國中心觀」的立場,並想要通過研究18世紀,為傳統中國和現代中國尋找到自己的變遷動力。如彭慕蘭的《大分流》將18世紀的英格蘭與明清的江浙進行對比(地理與經濟規模上相當),作者認為這比拿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和中華帝國做比較更合適,彭慕蘭認為明清的江浙更有活力,並未有「內卷」的敗象,而是在發展。王國斌則在《轉變的中國》中提出雙中心觀,拿西方作參照來看中國,也拿中國作參照來看西方。

    黃宗智的核心論斷與推理建立在一個致命的假設上,也就是他所說的中國自14世紀以來便不斷持續加劇與惡化的人口增長的壓力。在西方對傳統中國農村經濟的研究中,馬爾薩斯主義解釋路徑在相當長時間裡一直很流行,但史學界對中國的人口要到什麼時候才成為問題卻一直有爭議。人口在中國的分布差異很大,人口稠密的江浙地區卻也是經濟商品化程度最高、人均福利與收入相對較高的地方,大量人口溢出農業生產,進入經濟作物生產和手工業生產行業;而並非黃所描述的那樣,人口越多,過密化越嚴重,經濟作物生產和手工業發展都是因為僅農業無以為生。為了服務於他的假設,黃宗智將顯然是經濟增長和發展的現象,解釋為「生存驅動的」商品化,並據此判斷農業並未擺脫餬口經濟的特徵,並未有結構轉變和發展的跡象。黃反對用西方理論剪裁中國歷史當然有其可貴性,但是如果人口壓力的假設不存在,或者即便是存在,拿現代西方的經濟理論與發展標準來評估傳統中國農業的人口投入是否恰當也是問題,更何況在一個正常運轉的社會中,人口是生產、消費增長的基礎,人口本身也是生產力。為什麼放在西方歷史上是社會發展積極因素的人口,到了中國問題上,反倒就成了只能帶來貧窮、落後與停滯的原因?

    另一個問題在於,所有社會的經濟現象都表明,勞動力的邊際產量遞減並不意味著沒有獲利空間,只要勞動力的邊際產量能為農場主(或企業主)帶來的收益大於他為此付出的成本,勞動力的追加投入就有意義。黃宗智認為勞動力的邊際產量遞減現象,不能簡單運用利潤最大化模型來說明,而要與中國長達幾世紀的「餬口農業」和生存經濟聯繫起來。但這一現象確實並不單是中國的「過密化」農業經濟才會出現的現象,資本主義利潤的生產過程也同樣如此,這也是黃宗智受到其他研究者質疑的原因。

    再以國內學界對黃宗智的接受情況來看,儘管海外與國內都有學者質疑黃宗智的「過密化」假設,但黃受到國外和國內學者攻擊的原因並不相同。一開始國內學界對黃宗智的「過密化」予以激烈評判,很多研究者也舉證自己的區域研究結果,證明中國經濟並非僅是黃所說的「沒有發展的增長」和「餬口經濟」。反對比較有力的有李中清(李政道之子,社會學家,北大)和李伯重(清華)。他們對黃的質疑正是基於黃的人口統計錯誤和人口壓力的假設。如果黃的人口假設不成立,那麼他的「過密化」理論也就不成立。黃被攻擊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史學界有捍衛自己的領域和主流意識形態所宣傳的「明清資本主義萌芽論」的傳統,而「資本主義萌芽論」關係到如何判定近現代中國的社會性質,近代政治與社會革命的合法性的定論。儘管如此,黃的理論還是很快在國內找到了「粉絲」,楊念群、龐卓恆等大批歷史學家開始肯定黃宗智的理論建構和他對檔案資料的重視,「過密化」很快盛行開來,成為研究傳統中國經濟狀況和轉型的一派學說,很多人甚至將它看作是中國史學的「範式革命」。但無論是反對還是肯定這一概念的研究者都一致認為,「過密化」本身帶給人們的反思西方理論、理論建構方面的方法論的啟示要大於理論自身。[14]

    4.國家權力擴張和政權「內卷化」

    西方漢學家運用西歐國家轉型時期的「國家政權建設」(state-building/making)理論來研究19、20世紀中國政治變遷早已成為漢學研究的傳統。雖然20世紀早期的中國正面臨傳統中央集權崩潰的困局,這與「國家政權建設」的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形成特徵適成反面,但西方研究者認為,國家正式建制在擴張,國家政權深入基層,吸收下層財源的行動一直在發生。杜贊奇在研究20世紀中國政治與國家政權的現代化轉型時發現,與國家財政收益相伴隨的是正式機構與非正式機構的同步增長,政權擴張和收益貧乏同等增長,於是他提出了政權「內卷化」的概念。「經紀人」是為實現國家的職能或意志力的非正式機構中的國家代理人,他們代表國家或以國家的名義行動。政權「內卷化」與「贏利型經紀人」後來成為中國國家權力擴張的代名詞。

    與黃宗智的「過密化」不同,杜贊奇的《文化、權力與國家》和政權「內卷化」一譯介進來便受到國內學界的熱烈擁戴,許多人認為它揭示了近代中國的政權本質和政治未能實現現代化的根源。張靜借鑑梯利(Charles Tilly)、孔飛力和杜贊奇的研究,提出了國家政權建設的「規範性」含義[15],即國家-公民間建立起權義關係與認同體系。張靜在其《基層政權》中將稅費改革前的鄉鎮政權稱為政權經營者。[16] 很多基層政治的研究者將鄉鎮**的機構膨脹和財政制度的不規範操作等涉及到基層政權的現象,都視作是「經紀人體制」的擴張。

    杜贊奇認為,共產黨政權的建立標誌著國家政權內卷化擴張的終結,它使徵稅單位、土地所有權和政權結構完全統一起來,合作化從政治、經濟上均實現了「國家政權建設」的目標,[17] 政權「內卷化」隨之結束。但許多研究者認為,雖然新中國實現了之前政權未能做到的權力下沉、從農村轉移和汲取資源的目的,但是人民公社時期的國家政權建設存在許多嚴重問題,它若不能解決國家與社會的合理關係,都不能算完成。[18] 更何況1980年代公社體制解體後,基層政權的權力與行為擴張和國家稅收增長並未同步增長,也是「內卷化」的表現。

    對杜贊奇的政權「內卷化」批評最多的是這一理論強烈的國家視角和西方視角。第一,「國家政權建設」理論有著強烈的國家-社會對抗預設,但近代中國並不具有這樣的對抗關係。如果說政權向基層擴張的政治現代化一定會導向國家-社會的對抗關係,那麼我們該如何理解杜贊奇所說的之所以出現政權「內卷化」,正是因為向下延伸的國家政權無法與鄉村既有的權力文化網絡結盟或替代它呢?第二,雖然這本書一出版即受到熱烈追捧,許多人認為它真切地描述了20世紀早期中國的政治變遷,政權「內卷化」也已經成為中國人看待近代政治,甚至是現代政治現象的標準圖景,但它卻並不是中國這樣的後發國家才會有的獨特的政治失敗,而是16-18世紀西歐國家轉型尚未成功時所有國家都遭遇過的情況。這個概念把中國特殊化,並且將西方也走過的歷程說成是中國失敗或沒有成功的現代化實踐,也就意味著它判定中國的未來只能是沿著西方軌跡前進。第三,黃宗智認為近代中國的治理方式是「集權的簡約治理」,國家-社會間不是二元對立關係,而是存在著大量正式與非正式制度的「第三領域」。[19] 這種基層治理方式是中國的財富,而不是什麼政權「內卷化」。他的觀點雖然引發很多爭議,但卻提醒著研究者重返傳統與近代中國的政治與治理傳統,而不是參照西方理論,一併打倒。

    5.「內卷化」理論在中國的多種應用

    社會學多用「內卷化」來指稱「因外部條件嚴格限制或內部機制的嚴格約束下,社會經濟或文化制度在發展過程出現一種惰性,導致一種內卷性增長,即沒有發展的增長。」 它既可以指一種現象,也可以指一種機理。這種機理一旦定型,進入「鎖定」狀態,就會成為惡性的路徑依賴,內部的結構更新和制度創新很難發生。[20] 李培林與張翼在其《國有企業社會成本分析》中提出,國企的運行邏輯存在兩個相互牴牾的目標:追求效用和利益最大化,追求福利最大化。這兩個目標迫使國企朝著功能內卷化和人員過密化方向發展,以致負擔過重,冗員過多,徒有消耗而無發展。[21] 這種對「內卷化」理論的使用在中國逐漸成為解讀中國問題的萬能框架,只要涉及到(社會、組織等)結構轉換失敗和結構自身存續與內部複雜化為目的的變化,再或者是結構僵化或封閉化,都可以用「內卷化」來概括和研究,如專制「內卷化」、關係「內卷化」、階層「內卷化」、基層組織「內卷化」、權力「內卷化」、農村教育「內卷化」、陌生自由人社會「內卷化」、法治建設「內卷化」,鄉鎮企業的「內卷化」,等等。

    政權「內卷化」是政治學和歷史學用來研究20世紀前期中國的地方基層政權運行狀況時的概念,有其特定的時限。但近些年來,這一概念與「國家政權建設」理論的時間限度被忽略,不規範的國家行為和國家公權力未得到有效規約的現象,全都被看作是政權「內卷化」。只要中國未建成西方意義上的現代國家,現存的一切政治制度上的缺陷都是「內卷化」,中國就一直面臨著「國家政權建設」的巨大任務。

    「內卷化」理論的流行用法是否適當有待時間檢驗,但將「內卷化」與農民工、城鄉基層自治組織的治理效率、某一特定群體如流動兒童或失業群體、再或者是中國司法發展狀況等問題嫁接起來,是否有助於增進我們對這些問題的認識很讓人懷疑。如果「內卷化」只是簡單地等同於「封閉化」或經濟學所說的「路徑依賴」與「鎖定」,那麼大量的研究的意義不過是變換一個新詞彙。

    6.「與國際接軌」意味著什麼?

    無論是中國傳統農業經濟的「過密化」還是20世紀中國政治現代化中基層政權的「內卷化」,現在都已經成了我們認識傳統中國運行規則和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準則。學術的日漸國際化,既說明了社會科學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已經逐漸擯棄國界和政治制度的差別,有了從業者共守的職分與規範,也說明了中國社會科學的唯西方是從和開創性不足。從吉爾茨提出內卷化,到黃宗智和杜贊奇的創造性使用,再到這一理論在中國的走俏與濫觴,在西方理論對中國經驗貌似多方位契合時,我們卻驚奇地發現理論與概念的流行恰與其在增進我們對中國社會種種現象的認識方面背道而馳,這不禁讓我們懷疑中國社會科學界的知識出產是否也正應了「內卷化」弊病:內部分工結構越來越精細和複雜化,而產出卻越來越低。我們對西方理論的引進、推廣和濫用趨之若鶩,卻對近代中國政治和歷史的研究少有貢獻。中國作為世界唯一一個文明不曾中斷過的國家,其歷史的豐富與悠長為全世界的研究者開放了無數的可能性。而我們眼力所及,看到關於中國的研究著作中,開先河和創範式的著述都來自於歐美人;至於費孝通、張仲禮、蕭公權、鄒讜等的研究,卻又不能算作中國社會科學的貢獻,而是歐美社會科學對中國學術的貢獻。

    更為嚴重的是,今天的中國人如何認識自己,如何評判傳統中國的特徵與近代中國政治、社會的現代化轉型的動力,對於中國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歷史該如何認識,都要靠西方人的研究和著述來獲取。而對現實和歷史問題持不同立場的人,也往往各自歷數自己的西方理論祖宗,彷佛他們爭論的是跟中國毫不相干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力更強,社會科學與國際接軌程度更高,研究手段與方法突飛猛進,但氣魄上更不自信,與國際接軌使中國人跟風更快,於是五花八門的西方理論都在中國找到了它們的跑馬場。先輩有訓,主義可以拿來,問題一定要自生。「與國際接軌」的最大意義,是為了讓我們見識到能增進現有認識的新鮮見解,更好地認識以前的中國和當前中國正在發生的一切;而不是為了把別人的問題當成自己的問題,不是為了拿中國的歷史與經驗去證實或證偽西方的理論,更不是為了用西方時髦的理論掩蓋自己問題意識或研究能力的不足。


    Fred chiu

    da leggere,
    17 apr 2018, 01:53:2517/04/18
    a Yt Yt

    Plural Experiments and Experiences: Talking to Michael Hardt

    What constructive public conversations and communitarian projects can start from the shared recognition that “people aren’t born with or immediately given…the learned (rather than natural or inevitable) capacity to decide politically together”? What can our own present-day social experience nonetheless teach us about how further to harness catalyzing political agencies (“moving from the most local nature of prefigurative practices in the public square, towards a middle level of antagonistic reform efforts within the system, to the largest level of taking institutional power”) from the past 15 years — as exemplified by Occupy encampments, Podemos electoral campaigns, and the ambiguous record of avowedly progressive administrations in countries like Brazil and Bolivia? When I want to ask such questions, I pose them to Michael Hardt. This conversation, transcribed by Phoebe Kaufman, focuses on Hardt’s most recent collaboration with Antonio Negri, Assembly. Hardt teaches in the Literature program at Duke University, where he also co-directs the Social Movements Lab.  He is author (with Negri) of the Empire trilogy (Empire, Multitude, and Commonwealth), and serves as editor of 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

    ANDY FITCH: With “assembly” here defined as “the power of coming together,” could we start with this book’s “we,” a “we” which, at various moments, might suggest you and Antonio Negri as a collaborative duo, or the text and its reader amid their own dynamic exchange, or some galvanized multitude of partisan combatants, or even some Rousseauian generalized will suddenly crystallizing towards articulation, even a sovereign-power-esque royal “we” exercising its privilege to speak for all? One response to Assembly might seek to parse such constructive and/or confusing overlaps and entwinements of first-person-plural subject-position across this text. Another reading, however, might suggest that the dense textuality developed through these perspectival interplays deliberately enacts its own rhetorical excesses and overflowings, probing possibilities for polemical, philosophical, scholarly, lyrical writing to foreground its own generative production/re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ies. Or one could consider how the amorphous “we” apparently driving this text emulates the new type of leadership Assembly calls for — a leadership of ever-shifting context-specific tactics and gestures, rather than a totalizing, top-down, definitive, implementable, paraphraseable, assertively authorial presence. Or the prefatory line “All this must be constructed materially” re-attuned me to the reality that Assembly offers a material (here textual) artifact of your ongoing, affect-heavy, loving, socially cooperative and productive relationship with Toni, and to the possibility of us discussing that particular lived history of the “we” in greater concrete detail. Or this fluidly stable/unstable “we,” providing syntactical traction more than identity-affixing political prescription, seems almost its own Spinozan internalized machine (as do call-and-response passages stitched into this text’s structure), providing not so much conclusive, tension-resolving answers as further syncopated forward-propulsion.

    MICHAEL HARDT: That’s great. First I probably should say a bit about me and Toni, about this dynamic of writing with someone. A lot of our process involves speaking to each other. And then when we write, we often imagine ourselves speaking for the other, following up on thoughts the other has initiated. We end up neither writing in my voice nor Toni’s voice, but really some third voice.

    So that’s the lived space this “we” comes from, though you had directed us towards a more interesting political question. I take quite seriously the leftist political mandate from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that one should never speak for others. And this mandate, coming out of anti-racist and feminist writings, came along with the mandate to write from one’s own lived experience. So from those two concerns came a great distrust of implications attached to the first-person plural — certainly the royal “we” you mentioned, but really any invocation of a “we.” At the same time though, even as Toni and I want to recognize and avoid speaking in the name of others, we do still want to propose a collective subject that can operate as a kind of invitation.

    I consider that kind of proposition really important in our writing. Our books will propose a political argument then try to follow it to its farthest point. In some ways, that ends up creating a polemic, I suppose, but hopefully a useful one for readers to work with, gauge themselves against, maybe feel a certain belonging to. Our books don’t present constant hesitations. They don’t question their own voice. They don’t even question their own political positions. Instead they try to follow through as thoroughly as possible on extending that invitation to an available collective subjectivity, and then let readers decide whether or not this fits them.

    Your books do often seem to gesture towards a catalyzed/catalyzing emergent collectivity. And in terms of where this catalytic process might take place specifically amid a reader’s experience, in terms of how and where Assembly’s invitation gets registered, in terms, still, of pronouns, this book’s polyvocal “we” also pointed me towards pluralities lurking within the purportedly individual “I” — as in, say, Walt Whitman’s classic “I contain multitudes” formulation. And so I wonder if providing working descriptions for a few of Assembly’s key terms here might help. Your book’s closing “Exhortatio” section, for instance, melds social assemblies and singular subjects themselves composed by processes of assemblage (with such assemblages here defined “no longer by their possessions but by their connections,” with such assemblages integrating “material and immaterial machines, as well as nature and other nonhuman entities, into cooperative subjectivities”). Or with, say, Assembly’s recurrent metaphor of a dispersed socio-chemical precipitate suddenly solidifying into coherent formation, how might Assembly’s galvanizing calling forth of a “we” prompt equivalent emergent agencies within an “I”? How can this writerly/readerly “I” both become the “we” and learn from the “we” at the same time?

    Yeah I could see it making sense to start with rethinking the individual subject and to recognize, with Whitman, that each of us contains multitudes. Though that’s only part of it because, as you point out, this would have to involve rethinking the subject not as defined by its possessions, but by its connections. For that large task, a particular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has tracked how the modern, individual subject often coincid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t society, and gets defined by what it has (whether the possession of actual physical property, or even the possession of abstract qualities like courage, beauty), rather than by what it is or could become.

    So here we want to try out constructing a new type of subject on two different axes: a subject already plural, and a subject defined not by property, not even by immaterial properties. Putting together those two conditions leads to a notion of multitude, and to thinking of multitude not solely as a social plurality of humans, but as potentially including broader connections, to other species and to the physical world. Here that notion of the machinic assemblage you mentioned definitely does provide one avenue. We actually draw from many different traditions to try to show how the many can not only cohere, but also act together — to show that we and that even you don’t need to speak from a single voice, don’t need to take dictation from some central authority, in order to act coherently politically. And here the “new Prince” emerges as our way of rethinking the notion of the Prince as inherited from Machiavelli and a long tradition since him.

    Along similar lines of how Assembly’s reader might reflect on and rethink the “I,” could you flesh out this book’s distinctions between neo-liberal foregroundings of self-interested individuals, and your own foregrounding of singularities — with singularities perhaps best conceived as vectors of autonomous selfhood and social cooperation, dissolving reductive public/private dichotomies? And I guess subjugation and subjectivation also might come into play here. So again, how might Assembly’s kaleidoscopic contextualization amid an ever-shifting “we” prompt a reading “I” not only to recognize power’s infringements upon everyday subjectivities, but also newfound prospects for resistance and for liberatory potential? How does the ghost of the autonomous, integral “I” haunt this book’s materialist machinic construct of its “we,” and/or vice versa?

    Our interest in the concept of singularity arises sometimes in relation and sometimes in opposition to the notion of identity. Often when trying to recognize social differences (racial differences, gender differences, differences in sexuality), one poses these in terms of identity, a concept which itself imposes a unity in order to recognize difference. Here we use the concept of “singularity,” by contrast, to think about identity as always in the plural, as always multiple both externally and internally. One can certainly recognize this argument for multiplicity within identities expressed by feminist traditions and Critical Race Studies, although they don’t use the term “singularity.” We want to conceive of singularities, then, as inherently multiple subjectivities, as multiple collectivities, and as multiple in time (by which I basically just mean always in a process of becoming) — whereas one generally imagines identity as something fixed in time. So again, one might think of singularity and multiplicity as opposites, but in fact we understand singularities as always multiple, which allows us to approach questions of identity while avoiding some common pitfalls associated with political thinking about that topic.

    Well returning here to your title, and to how an ever-present pivot from assembly to assemblage (and back again) plays out across this project, I ask about the “we,” the “I,” in part because your book kept raising for me broader questions of how to outline, address, enact assembly at present without producing/reproducing/reinforcing polarity and its divisive fragmentations. A multitude creating new subjectivities can sound innocent, benign, empowering, liberating; a concentrated social power imposing subjectivities can sound oppressive. But how much in fact does the former differ from the latter here, and can you further describe the subjective/intersubjective dynamics implicit within that difference (again maybe in part by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subjectivation and subjugation)? We also could address more localized concerns regarding exclusionary dynamics of group formation — asking for instance how avowedly progressive movements themselves might reflect undertheorized social hierarchies, with the glaring example of the iconographic straight-white-male worker monopolizing labor’s image repertoire for much of the last 150 years. But in any case, if we can agree that polarity along various demographic and/or ideological lines works to maintain present-day power relations, does it become important for assemblies as you conceive them to smash polarity as you want the state smashed, not by annihilating an opponent so much as by reconfiguring broader networks of relations, identifications, conceptualizations?

    To start with, one foundational problem Toni and I have worked on from various approaches in different books has involved rethinking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s of democracy. Democracy, in its basic formulation, offers this very simple and straightforward idea of the rule of all, by all. Of course, difficulties arise even before you figure out how to put that idea into practice. In some ways, democracy has to include a concession to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to encouraging everyone to participate without abandoning who they are and what they want. But it also has to bring forth a crucial capacity that people aren’t born with or immediately given — the learned (rather than natural or inevitable) capacity to decide politically together.

    Thinking about this particular capacity can help us to distinguish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assemblies. Obviously not every assembly, and not every social movement, is progressive. It’s important to work out criteria for how to categorize or judge them politically. This task can become all the more difficult when you recognize that reactionary social movements often adopt or mimic characteristics or practices of progressive movements (even of liberation movements), and reflect these back in distorted fashion. I remember, for example, from the 1980s, the practices of the anti-abortion group Operation Rescue, which would conduct peaceful sit-ins around abortion clinics and hang limp as they were arrested by the police. If you were just to see the images on TV or in the newspaper, you could easily be confused about what was going on. Operation Rescue took an element from the repertoire of the preceding decade’s student movements and anti-racist movements. In Assembly we talk about radical organizational forms and political practices getting reflected in a dark mirror, by right-wing movements, always with a distorted view. But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superficial resemblances of these practices, of course, are the fundamental defining questions we’ve mentioned about unity, multiplicity, and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Liberation movements and reactionary movements define and distinguish themselves right there.

    Let me approach this point from another angle. Toni and I have often, tentatively, tried to work through a political notion of love as a force of liberation. But again, one also has to recognize that reactionary social movements, that some of the most violent and terrifying reactionary social movements, likewise operate out of love. Even so-called hate groups, white-supremacist groups, see themselves as based in love. They love what is the same. They love whiteness, white people, and certainly they hate others though that is not their primary consideration. This is a tragic, horrible mode of love that refuses multiplicities. But that shouldn’t lead us to disqualify love as a progressive political force. Those varying possibilities pose, instead, a basic criterion for judgment, for distinguishing among political modes of love. Here, then, is a first rule: a political love capable of liberation must not reinforce a unity but engage and form bonds with multiplicities.

    In terms of tensions between unity and multiplicity, between 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 and capacities for civic participation, and again in terms of how to take power differently, how to opt against attempts to become the new sovereign (instead dismissing claims to sovereignty altogether) — when this particular type of power-taking gets described as “producing independent institutions that demystify identities and centralities of power,” I’ll wonder how such productions might constructively or combatively align, say, with Tocquevillian notions of an empowering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and the subjectivities that such participation creates, or even with present-day conservative calls for increased federalism (Assembly does, for instance, associate some federalist models with a constructive form of “pluralized ontology”). Tocqueville might seem a suspect figure in this specific historical account, but since Machiavelli gets rehabilitated, I thought I’d at least try. Assembly seems to assume that even a quite participatory democratic republic would not sufficiently subordinate leadership to performing something more like a tactical/technocratic executive function. But why couldn’t it? I guess I’m asking for a bit more clarity on precisely when does Assembly critique prescriptive blueprints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 shaped by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when does it critique specific real-world democracies for lacking sufficiently proactive civic participation, when does it say that neither 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 nor democratic civic participation can help us much anyway? When, in your opening “Where Have All the Leaders Gone?” chapter, the Parisian Communards recognize that “they were not satisfied to choose every four or six years some member of the ruling class who pledges to represent them and their interests,” do you mean to suggest to present audiences that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categorically allows for no other possible outcome, and, if so, could you further substantiate that claim?

    Here I might switch from Tocqueville to Madison, actually. I take Madison at his word in the Federalist Papers, where he insists on representation against democracy. Representation has a double function in the thinking of the Federalists and the constitution drafters. With Madison and Hamilton, the constitution picks up a double function of, on the one hand, linking representatives to the represented (through electoral means and others), but on the other hand deliberately detaching those who rule from the represented. A great and lasting conceptual confusion comes when, not long after the U.S. republic’s founding, representation (which, again, Madison proposes against democracy) gets recoded as democracy itself. We have to hold these two concepts apart. I certainly prefer representation to tyranny. I consider representation better than centralized, sovereign decision-making. But I still feel the need to differentiate representation from democracy.

    Democracy means that people do not give up their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whereas representation requires that people be dispossessed of their decision-making powers, that they give these over to representatives. So Toni and I want to ask: “What would make democracy possible today? How might people govern together by maintaining their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powers?” I agree that one can’t take some dogmatic stance on these types of contemporary questions. So Toni and I certainly would participate in and work through electoral projects, especially those trying to pose a transition towards more democratic forms.

    Keep in mind too that two different temporalities always play out in this type of political reasoning, such as our critique of representation. From a long-term perspective, one can adopt a principled reasoning to think through what we want ultimately. But from a perspective addressing the immediate state of things, you do have to embrace an approach more like a vector, or a mixture. Democracy’s ultimate goal, it seems to me, involves finding a way to dissolve the kinds of separation that representation imposes. But certain modes of representation actually can help move us towards that.

    In terms of how/when democracy becomes possible, in terms of how you might situate yourself in relation to present-day electoral politics, but also in terms of temporal mixtures, I wonder if we could discuss a bit political counterpowers. Here could we more directly address your critique of liberal assumptions that a more fair and equal mode of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can provide “the royal road to democracy”? You trace a historical pattern in which radical resistance both to private capital and to the state’s complicities subsequently gets reframed as an achievement of the public sector and of the state itself. You present an alternative to hypocrisies on the right (endorsements of freedom without equality) and on the left (endorsements of equality without freedom), in the form of effectively 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counterpowers (plural, linked in coalition, making nonsovereign claims to authority). So to provide concrete examples, to flesh out further your formulation of Machiavellian realism, as well as the textured political temporalities you’ve described: when historically or where at present have political counterpowers most productively combined (not just in political spheres, but social spheres as well) exodus strategies (creating a new “outside” within the dominant structures of society), antagonistic reformism (engaging with and trying to reshape existing institutions), and hegemonic power-taking (directly transforming society as a whole)?

    Well it’s not hard to think of contemporary examples of each of these three strategies on the left. In some ways, we wanted first to recognize the virtues of much activity on the left, but also to recognize the present insufficiency of each of these three strategies (at least when taken up separately). So first, the mode of exodus covers various forms of prefigurative politics, which were widely experimented with during Occupy and various encampments. These projects exit the dominant society and live, in miniature, the change they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 Of course activists involved in these projects have recognized, from the beginning, the limitations of such strategies, such as the difficulty and insufficiency of creating that separate society within this broader one. They’ve grasped the difficulty of generalizing from this smaller self-selecting community to the social whole. Then second, various types of antagonistic reformism have arisen through contemporary, very progressive electoral strategies, particularly in Spain, as with Barcelona’s and Madrid’s municipal governments, or Podemos on a national level. Or one could think of elements within Bernie Sanders’s campaign functioning this way, trying to work within the current power structure yet change it at the same time. Again, Toni and I consider this “within and against” strategy part of a noble and extremely important tradition, but of course we also recognize how often the 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 gets lost along the way. And then third, for the strategy of actively taking power, the progressive Latin America governments over say the last 10 years might fit in different ways: in Venezuela, Bolivia, Ecuador, and Brazil. It is not hard to find limitations to this strategy too. Too often, even though the personnel have changed, the new rulers in power repeat the same problems of old.

    So one could take this little catalogue I just made and get depressed and say: “Whatever we do, we’re doomed.” But Toni and I seek instead to think about ways in which these three strategies might get more productively interwoven with each other. One can think about possibilities for taking power while actually offering opportunities for an internal reformism, and for prefigurative practices to develop and spread.

    Gilles Deleuze, for example, did a lovely video interview that proceeds according to the letters of the alphabet. For each letter the interviewer proposes a concept for him. When they get to “G,” the interviewer proposes gauche (left). Deleuze starts by saying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government of the left. Instead, he says, there can be a government that gives space to the left. Here I think he means something like this notion of taking power, but taking it in a way that opens up substantial room for social and political alternatives, for a confluence of antagonistic and liberatory strategies. In some ways, this anticipates Toni and I interweaving these three steps or strategies — moving from the most local nature of prefigurative practices in the public square, towards a middle level of antagonistic reform efforts within the system, to the largest level of taking institutional power. Taking power does not produce any real victory until it opens space for the kinds of plural experiments and experiences that can push it further.

    Now to situate ourselves more squarely in present-day circumstances, and still pursuing new types of experiments and experiences, could we pick up on Assembly’s (on your broader work’s) characteristic recommendation that, when searching for new possibilities for political cooperation, we first should look to social life and affirm existing capacities of the multitude? Here we might find, in the face of some seemingly insurmountable task, that we in fact already have developed the requisite capacities in exemplary fashion. So could we focus on the intensifying societal tensions you trace as “accumulated scientific knowledges allow us to think more powerfully…accumulated social knowledges allow us to act, cooperate, and produce at a higher level,” and yet such insight and wealth and power (collectively produced) still get so unevenly distributed? Part of what interests me here is that such formulations, once you have delivered them, seem self-evident, but I know it took decades of broader social developments and of hard reflective work on your part to arrive there. So would it make sense first perhaps to sketch the lived history (of first-person experience, of conversational engagement with oppositional communities, of theoretical sifting and sorting) by which you and Toni came to recognize the latent potential lurking amid the vast scales of time, effort, talent, work, leisure we at present already put into producing/reproducing subjectivities? Or for a more precise question or case to consider: since many technologies with which we now fuse our being can feel and can actually be so life-enhancing, even as (or maybe until) they become glaringly extractive, ultimately constrictive, how might more of us draw on these everyday engagements, practices, and reflections to gain a theoretical sense of what it means to live within our own moment’s historical contradiction?

    The first part of what you say sounds pure Spinoza. I love Spinoza’s understanding of joy as really the central theme of philosophy, and joy as defined by an increase of our ability to think and act, which really amounts to an increase of being. And even one step further, Spinoza defines love as joy with the recognition of an external cause — that is, recognizing someone or something else causes you to think and act more powerfully. It’s not hard to recognize this in your own experiences. When you are with some people (even most people it sometimes seems!), you actually have less power to think. You thought you had clear ideas but then, talking with them, everything is suddenly muddled. But you also find that being with certain people and talking with them actually makes you think more powerfully. That, Spinoza tells us, is love. And that idea always lingers in the background for Toni and me.

    Then as we move to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level, we can continue from Spinoza to Marx, reflecting on how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of various material and immaterial technologies, can increase our social capacities. Marx emphasizes two aspects of this process. First, he argues that whereas scientific technologies and various types of machines are created socially, cooperatively, by a vast network of people, the value produced by them (as well as control over them) gets accumulated privately. Marx constantly works with this contradiction between social, cooperative production and private accumulation. So Toni and I follow Marx by calling for the reappropriation of those mechanisms, those systems of machines, that accumulated wealth. But as you point out well, we don’t just call for the reappropriation of wealth in an inert sense. We want to reappropriate dynamic forms of wealth, those again that increase our power to think and act. Toni and I don’t use the phrase “social joy,” but that’s what comes to me as you and I talk right now — something like what the French Revolutionaries proposed as a politics of “public happiness.” That helps to clarify why posing our project strictly in a political vein always will remain insufficient. In order really to think politically, one has to delve into the social, which, as we talk right now, seems to involve not only recognizing circuits of cooperation already functioning, but also recognizing how capital has extracted and appropriated their creations, and then how we can (or already do) reappropriate those capacities and creations.

    Well under the sign of experiential joy, I wonder if we could tap one of its more SM veins —  here perhaps by bringing in your preceding investigations of how power, even as it seeks to colonize subjectivities, might end up prompting previously untapped “constellations of resistance and refusals to submit to command.” Assembly detects a generative force not only in what immediately feels or gets culturally coded as joyous experience. So here, for example, you sketch a historically specific scene in which, “as our past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is concretized in digital algorithms, intelligent machines become essential parts of our bodies and minds to compose machinic assemblage.” From there we reach a present-tense vantage in which “Labor has reached such a level of dignity and power that it can potentially refuse the form of valorization that is imposed on it and, thus, even under command, develop its own autonomy.” A 21st-century call to Marxist agency consolidates as “On this terrain opens a form of class struggle that we can properly call ‘biopolitical.’” So a few different questions pose themselves. First, again, how might you describe this biopolitical “struggle” playing out simultaneously within the individual and within society? What does it mean, and/or how does one, and/or how do we go about “struggling” for new social relations?

    When thinking about contemporary forms of labor, which often quickly progresses towards thinking about new technologies, Toni and I find it helpful to emphasize the equally important realm of what we call affective labor, which basically describes how our emotions get put to work, how service workers at a restaurant, for example, have to smile at customers and act friendly. Or you might think, in a deeper way, of a hospice nurse building and managing social relations not only with the dying patient, but also with that patient’s family and friends. Of course a hospice nurse does all kinds of material tasks, like changing bandages and managing medications, but affective labor still stands out as this person’s primary work — as it might, say, with educators, or with any type of work that involves managing relationships to produce effects.

    Many ways exist no doubt for workers to refuse this type of labor. Though often this means a more complex type of refusal than the model of an industrial worker walking off the assembly line — because affective laborers already produce these much more intimate forms of relations. And of course, most of these affective tasks remain highly gendered. So what we need to recognize is that affective labor already produces enormous capacities, and that people who provide this labor already have an enormous power. On the other hand, we need to recognize and respond to how this labor continually gets commanded and exploited, with forms of exploitation worse in many ways than the traditional forms of industrial exploitation. Having your abilities to befriend, to love, to care for people sold on the market seems even more of a violation. And that kind of recognition does tend, as you say, to reflections on biopolitical production, on the production not of commodities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 but instead the production of forms of life. That’s how we would define the “bio” part of the biopolitical, and how one might take biopolitical production as an entry point to thinking through what these capacities could do differently if deployed differently, and how one might resist or even revolt within that context, which remains a big challenge, and not always a clear one.

    Toni and I don’t consider ourselves in a position to dictate precisely what a revolt in this domain should look like, but we can at least pose a question and make an analogy. If industrial workers who recognized their power (for instance that their managers or employers didn’t know how to make an automobile) could imagine a revolt by liberating their capacities to control the entire process, then we can ask: “How might affective laborers recognize and reappropriate their own equivalent powers? What might that analogy look like?”

    And here Foucault and a variety of allied thinkers have helped us to recognize that production, even capitalist production, remains, at base, a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Foucault helped us to see that we need to think of capitalism’s accumulation of commodities as only the midpoint of production, with capitalist control only secured through the reproduction of capitalist social relations — so through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To understand and attack capitalist social control, one has to recognize how we, as subjects, get created by, produce, and reproduce capitalist society. From these analytic recognitions, we can start to fathom the political grounds for rebellion and revolt and how to take control. That returns us to the crucial and primary (and obviously daunting) objective of any anti-capitalist struggle: how can we as present subjects take control of the mechanisms producing subjectivity?

    So I didn’t want to start today by just asking: “What do you mean by ‘the entrepreneur’?” But as you discuss what it means to recognize ourselves as subjects both created by and now recreating capitalist subjectivities, and what it might mean to redirect this process towards a more liberatory mode of actualizing ourselves and others, does the multitudinous entrepreneur start to come in?

    Absolutely. I hadn’t thought of it this way, especially since this proposal of an entrepreneurship of the multitude definitely has been the part of this book most hated by our friends [Laughter]. Toni and I realize perfectly well how this notion of the entrepreneur functions in contemporary neoliberal ideology: both through the adoration of Steve Jobs-type figures, and through the worship of start-up culture. In fact, especially in the university and in arts communities, when they say “entrepreneurship,” they mean: “We want to take away your funding. Go raise money yourself.” And of course many workers face even more precarious circumstances, with no guarantees of employment. When society tells these workers to become entrepreneurs of themselves, you see an especially cruel turn of neoliberal ideology — forcing people to celebrate, as their salvation, their own precariousness. We’re conscious of all that, and yet we want to redeploy the term.

    In our books, Toni and I have tried to recuperate terms important for building political vocabularies of liberation, but which have become corrupted. “Democracy” functions that way, as does “freedom.” “Entrepreneurship” functions a little differently, since here we try to take a term first deployed by the right and make it mean something for us.

    So what does entrepreneurship mean for us? First I’d go back to traditional formulations, say with the economist Joseph Schumpeter describing entrepreneurship as creating new combinations. Schumpeter primarily means things like putting workers together with a new labor process, with natural resources and other elements of production. But we can take that same notion of creating new combinations, or posing new forms of social cooperation — yet now to acquire and to design, as you say, enhanced capaciti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new subjectivities. Creating new forms of social cooperation can and does involve taking the reins of this processes of producing subjectivity.

    Toni and I consider it entrepreneurial, for instance, that a group in Spain like the PAH (platform of those affected by mortgages) begins amid the 2008 economic crisis, when a lot of people start getting evicted. People can’t pay their mortgages, but what first begins as an anti-eviction campaign quickly transforms into a housing campaign. People occupy empty houses and provide homeless people with housing — all of which aids and contributes to the city of Barcelona’s electoral campaign. The current mayor, Ada Calau, was one of the founders and most visible figures in the PAH. I would characterize that overall process as an entrepreneurial endeavor, creating new kinds of social cooperation, and new subjectivities. Maybe any established political movement in fact creates new subjectivities through struggle in some sense. But we continually need to remember, with entrepreneurship, the notion of “enterprise” as a daring endeavor. Think of Odysseus as one of the great entrepreneurs. Toni and I, at one point, even considered calling this book Enterprise, and putting that Starfleet insignia with the upside-down “V” on the front cover. Luckily, my partner dissuaded us [Laughter].

    Well as one mode of adventurous enterprise, taking (or retaking) the word means, as you say, getting out of oneself, foregoing the definitive framing of any party line, appealing to empowering heterogeneous communities who can translate one another, activate passions, actualize a shared grounding from which to step forward, taking reality as they go. I love these aspects of the book, of your broader work with Toni. Still (and as you also say), readers might want clarification on how this entrepreneur resists neoliberal models of the individual heroic capitalist siphoning off dynamic social/political potentialities towards more staid, instrumental, profitable ends. And along those lines, while reading your calls for a multitudinous entrepreneurship, one particular sentence at first stumped me: “entrepreneurship serves as the hinge between the forms of the multitude’s cooperation in social production and its assembly in political terms.” But here with that word “hinge” in mind, I’ll picture the economy providing some slot a worker (or workers) have to fill — though then this entrepreneur actively (inventively) elects to inhabit that slot, with all its machinic capacities, and, amid this process, to figure out and assemble the person (or collectivity) he/she/they want to become. So I know I use the term “pivot” too much, but here, with “hinge” in mind, could you further outline how this entrepreneur of the multitude declines to reappropriate fixed capital as personal property, instead directing any newfound capacities towards transforming the common, towards more fully actualizing the power of machinic subjectivity amid both social and political networks? How might this entrepreneur (individual or multitude) reclaim the power relations through which it first succumbed to affective seduction and constraint, though through which it also acquired the capacities to produce its own innovative, socially galvanizing subjectivities? How can this particular type of entrepreneur eschew the role of paranoid sovereign prude, the strategy-monopolizing leader, and play the part of promiscuous, desire-infused prosocial tactician? Or how, for one more streamlined image, might all of this fraught metaphorical fumbling with the entrepreneur take us to the more suave figure of the Prince — perhaps the most inassimilable figure for me still from Assembly? I did at least start to picture this Prince by contrasting it to the sovereign. The Prince seemed a little hotter, a little more sexy, a little more embodied, a little easier to befriend. The Prince might still have a mother after all (to add some female-coded figuration), whereas the sovereign simply descends from the patriarchal deity. I see Prince Hal maybe strutting about in Prince the performer’s royal purple. So, before this Prince metaphor strays too far, could you please call it back into Assembly [Laughter]? 

    That’s nice. The Prince does seem to provide one of this book’s crucial hinges. We’ve drawn in many ways on Machiavelli’s hinge between social cooperation and political proposition. Again we want to show tha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s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questions, you have to look beyond the political. You have to look towards social dynamics, but towards dynamics (like kinds of cooperation people experience at work or by living in a city) that don’t seem immediately political. So our entrepreneur and Prince figures seek to transform these various modes of social cooperation into a political project. Here maybe I should describe the Prince and the entrepreneur more as operations, rather than as figures. And the word “pivot” definitely fits, because we don’t want to frame social forms of cooperation solely as alternatives to politics.

    So, for a contemporary example, the Oakland-based Black Land and Liberation Initiative stands out. This group and this project probably attract me because they announce themselves as liberating not only the land, but also other forms of social wealth. I learned about this on a webinar last summer, on Juneteenth, the date commemorating the end of slavery. And this project attracts me because of how it reappropriates land and social wealth not as some transfer of private property, but as a new recognition and reconfiguration of the common. What attracts me, in other words, is the social dynamic they’ve constructed, because that’s what illustrates this entrepreneurial function (or perhaps functions) of the Prince.

    It would have helped to have talked to you a couple years ago, and to have factored Prince the performer’s strut, his hips, into our explanation of this Prince of the multitude. With the Prince figure, I in fact find it helpful to move in historical steps. Machiavelli talks about a specific person, a Medici who can fulfil this role. But already when we get to Antonio Gramsci in the 20th century, when Gramsci discusses the “new Prince,” he imagines the Communist Party as that new Prince. So a myth of unity functions through this Prince figure. But already through the party we’ve moved towards a collective project — certainly hierarchical, certainly with a central committee, but already we’ve shifted from what Machiavelli had imagined. And so Toni and I take this Prince metaphor one step further, with our Prince naming the ability of a democratic project to act politically. The Prince here emerges as the one who can act politically. In some ways it seems contradictory, but contradictory in a good way, to conceive of multitudes acting politically. Still it’s not that the Prince represents the multitude, but that the multitude learns to act like the Prince acts. How can a multitude of people be or become capable of strategy? How can they be capable of long-term planning, of the most important decision-making, and how can we carry this all out democratically, invitingly, persuasively, even charismatically? That’s the challenge.

     

    Photo of Michael Hardt by Sabu Kohso

    Fred chiu

    da leggere,
    19 apr 2018, 21:16:1219/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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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芽兒,讓我們成為彼此的養份

    合樸市集-青芽兒美編羅吟軒:羅吟軒提供https://thinkingaboutfood2016.wordpress.com/2018/04/18/%E9%9D%92%E8%8A%BD%E5%85%92%EF%BC%8C%E8%AE%93%E6%88%91%E5%80%91%E6%88%90%E7%82%BA%E5%BD%BC%E6%AD%A4%E7%9A%84%E9%A4%8A%E4%BB%BD/

    編一本雜誌,看似簡單、也不簡單,不在我們眼前上映的雜誌編製生產風景,卻已化為參與者的生活日常。作為一名讀者,藉由這些拼貼的片斷,想謝謝主編阿偉、美編吟軒和志工群,因為有《青芽兒》讓我們成為了彼此的養份,也祝福邁向第十五年的青芽兒豐富美好。

    「我們都是讀青芽兒☐☐的」分享會(或者書店提供)
    美編吟軒分享編刊歷程(或者書店提供)

    要害一個人最好就是叫他去辦雜誌,有人是自己入坑不打緊,莫名也把周圍朋友一起捲入,完全實踐孫越叔叔說的「好東西要和好朋友分享」。但,怎麼也沒料到,一本《青芽兒》雜誌,一層農知識、一層時間、一層人情,重覆堆疊醃漬發酵下,捲入的都成為彼此的生命養份,一干人等進而有了機會去品賞那日漸被淡忘的農業、農村、農民之三農生活釀。

    【場景一】遇見,台北彎腰市集的擺攤義工
    每月第三週的週日上午九點多,一位主婦拉著菜籃車往台博館南門園區前進,這天是彎腰市集擺攤的日子,主婦應是去買菜的吧!只見來到服務檯的主婦向工作人員拿了一個資料夾,走到攤位區熟練地掛起「青芽兒」的攤位牌,彎身從菜籃車裡取出一小疊《青芽兒》雜誌,再把不同期的雜誌工整陳列在桌上,擺放時內心還想著「希望今天有人來買雜誌,或是捐款」。彎腰市集自從政大公企中心搬來台博館南門園區之後,來市集購買或是捐款支持的人少了許多,有時擺攤一整天下來,連一本雜誌也沒賣出。

    林憶芳(右一)青芽兒在彎腰市集的擺攤志工。林憶芳(右一)青芽兒在彎腰市集的擺攤志工。

    這位主婦是林憶芳,《青芽兒》在彎腰市集的擺攤義工,從未見過主編舒詩偉的她,只因無意間讀過一篇介紹《青芽兒》的文章,就劃撥捐款支持,沒想到幾天之後就收到一袋的舊雜誌,細細閱讀《青芽兒》的過程中,林憶芳內心興起「這麼好的雜誌,應該想辦法把它推出去」,於是主動打電話聯絡美編羅吟軒,在美編詢問過主編舒詩偉意見之後,不曾正式上架的《青芽兒》有了固定的場合和有緣的讀者見面。

    就這般林憶芳風雨無阻默默擺攤五年。有時讀者來攤位,一開口就是問「舒詩偉今天沒來呀,他最近好不好?」這題真是難倒她的,因為總不能回「我和主編不熟,也從來沒見過面。」但,不曾見面,也無礙於那份成全的心意。

    【場景二】聽見,竹苗鄉間最長壽多工的美編
    羅吟軒,《青芽兒》的美編,從首次挺個大肚子去見《青芽兒》主編阿偉(熟悉的朋友都稱他阿偉),到現在孩子已是國中生,接下美編竟然一編就是十幾年,從八到八十七期羅吟軒可說是用《青芽兒》寫日記。

    「接下《青芽兒》美編,是延續自己可以接案美編的重要關鍵。」婚後搬到新竹的她,實在難以想像在一個全然陌生的環境,如何找到自己喜愛的美編工作,那當下出現的《青芽兒》像是茫茫大海裡的希望浮木,她緊緊捉住這浮木並把它變成更好的木船。

    2-1-20070707合樸市集-青芽兒攤位/羅吟軒提供
    工作中的美編/羅吟軒提供

    孩子還小時,陪伴孩子佔據白天多數的時間,要靜心下來編排雜誌根本是不可能,只有等夜間孩子八點上床之後,羅吟軒全心坐在電腦前看文、看圖、想版面。得自《漢聲》雜誌的訓練,讀完文章再來排版是基本功,又經費窘困的《青芽兒》除了封面彩色、內頁只能黑白印刷,如何在有限的素材下編出讀者想看,且閱讀舒適的版面,羅吟軒總是認真思考。閱讀、思考、動手編排同時多工啟動之下,常常排到忘我的她,往往抬頭看鐘才赫然發現已是凌晨二點,「因為是發自內心做自己喜歡的事,一點也不覺得累,反正隔天就和孩子一起睡到晚晚的。」羅吟軒倒也自得其樂。

    羅吟軒一家人後來又搬到苗栗鄉間,當孩子更大全都上學去,媽媽又多出些時間,這些時間自然又成了《青芽兒》的義工時間,聯絡印刷廠、發行郵寄、讀者來信回覆,每期七百份的郵件量,現在是都由羅吟軒處理。發行是一項瑣碎,需要時間和耐心的工作,從列印發行名條、黏貼信封名單、包裝雜誌數量、開車送到郵局交寄、核對退件或取消的捐款者等。為了幫《青芽兒》節省郵資和包裝費,以往委託印刷廠的包裝郵寄,目前這些發行庶務全都羅吟軒一手包辦,而女兒小百合很自然當郵寄貼名條小幫手。

    1-4已經國中的小百合幫忙貼青芽兒要寄送的名條:羅吟軒提供已經國中的小百合幫忙貼青芽兒要寄送的名條/羅吟軒提供

    如果說《青芽兒》是靠二編撐起一片天,這真的一點都沒誇大,《青芽兒》的主編/美編真是最佳拍擋。

    【場景三】撞見,出沒高雄網咖的無奈主編
    2015年10月中,高雄某網咖如常,一堆青少年神情專注盯著大螢幕打遊戲、打怪,一位頭髮略花白、戴著眼鏡、幾分書卷味的歐吉桑神情不太自在的坐在其中,歐吉桑的螢幕不是遊戲畫面,而是電子郵件畫面,即便覺得自己和週遭環境格格不入,歐吉桑還是耐著性子一字一字敲打著……

    雅雲好,
    電腦壞了,送去維修。下週才能取回。再做編輯工作。
    現在在網吧寫信給你。旁邊一堆玩遊戲的青少年。25日前能有文章給青芽兒?
    這期預約的文章,突然有不少出不來。只好臨時想麻煩你。你能試試看?但請不用勉強。謝!
    我過兩天再上網。
    阿偉

    原來這歐吉桑是《青芽兒》的主編阿偉,雖然電腦壞了,但編刊進度還是得跟上,不得已,只好來網咖發信聯絡。自己收到信,沒安慰主編電腦壞了的黯黑心情,倒是回信說……
    「想到那畫面,阿偉混在一堆打game的青少年中認真寫信,就忍不住笑了^_^。當然主編交待的任務一定會如期交稿……」。

    十多年的編刊過程中,這三不五時搞不定的電腦問題,可真是磨其心志、蠶食腦力,阿偉自己都直白說「我是電腦白癡,只會寫信、發信、上網」。在北埔鄉間電腦壞了時,只有腳踏車的他,只能等有車的朋友剛好來北埔,幫忙載到清大或交大附近送修; 搬回高雄之後,有回電腦又出狀況,修理工程師竟然說「得送台北修理」,這壞消息真是轟得他措手不及;最災難和心碎的莫過於2016年的電腦綁架病毒,把阿偉十多年來的田野紀錄、刊物文章、影像照片完全預警蠻橫侵佔。儲存在硬碟裡的那些多年寶貝,找不到可開啟的金鑰,更別提要阿偉用比特幣去贖回,搬到電腦公司維修也是無解,「那是很大的打擊……(停頓數秒),我到現在還不知如何面對,還在療傷……吧」無以名之被挖空的失落,那「心痛」只有夾藏在殘缺~停頓~飄遠的語句裡。

    歷經幾回電腦無來由的災難打擊,伴隨來不及「正常出刊」,磨出主編順其自然接受的好性子,最後只能自我安慰「好在青芽兒不是商業性/機構性刊物,有較大的彈性空間。只要每兩個月……管他月初、月末……出來即可。這或許與年紀、修養有關?」說著說著阿偉語帶無奈的笑了。

    如果,可以為《青芽兒》做一件事
    樹梢上的青芽兒,總帶給自然和人類無限的生命鼓舞; 一冊化為樸實文字的《青芽兒》三農雜誌,介紹著台灣和世界農業、農村、農民的三農議題,以獨立發刊、無酬撰稿、各方捐助、義工協力的自轉運作方式,一年接一年。一切都這麼順利嗎?倒也不是,權衡一下外部局勢條件,歲末時主編阿偉總會自問「還要再轉一輪嗎?」,即便歲末刊物的年度財務報告已來到赤字十萬,主編想了想,答案還是「嗯,也還可以,就再轉一輪」。阿偉像老僧淡然處之,沒什麼特別著急、也不特別說,週圍朋友可是些許擔憂,因為他們可不希望「哪一天,自己衷心喜愛的《青芽兒》突然宣告停刊…而有遺憾」。意識到主編肩負的擔子重,然後又每年沉重一些,大家開始想是不是可以為青芽兒做些什麼?

    或者書店的發起夥伴也是阿偉青芽兒早期辨刊的主力支持者(或者書店提供)
    青芽兒創刊號/阿偉提供

    邁入第十五年的《青芽兒》,緩慢也穩穩長出它的樣。所以,在2018年1月13日一群《青芽兒》的各方協力者辦理一場「我們都是讀青芽兒☐☐的」分享會,邀請主編、美編、撰稿志工來說說這些年來參與《青芽兒》的趣事、囧事,或是感人事。

    無法說「我們都是讀青芽兒長大的」,但《青芽兒》真真切切帶給讀者一些三農觀念上的新知:有農夫說,他是讀了《青芽兒》而決定進鄉務農;有青年學子說,《青芽兒》是她的農業啟蒙書;在中國廣西有人是因為看了影印版的《青芽兒》,而觸發起開餐廳的念頭……。隨著時間慢慢流轉,《青芽兒》讓關注三農者成為彼此的養份,也召喚著更多志同道合者為綠色農業、永續鄉村找出更多種新的可能。

    1-2阿偉在新竹竹北的或者書店分享(圖/或者書店提供)阿偉在新竹竹北的或者書店分享(圖/或者書店提供)

    詩人瘂弦的作品〈如歌的行板 〉是這麼寫著「溫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點點酒和木樨花之必要……而既被目為一條河總得繼續流下去/世界老這樣總這樣:——/觀音在遠遠的山上/罌粟在罌粟的田裡」,不知主編阿偉的心中是不是也有著,既然被視為一本三農雜誌總得繼續編下去,世界老這樣總這樣,農夫在不遠的山間,稻穗在稻穗的田裡。農地上的勞動者仍戰鬥著,拿筆當鋤的人,怎能輕易放手。或許作為老派的知識份子,浸身三農的最好方式之一,依舊是拿起筆桿敲著鍵盤繼續傳唱。


    Fred chiu

    da leggere,
    20 apr 2018, 10:30:2120/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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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奇幻還奇幻:拍了20年,《殺了唐吉訶德的男人》登坎城影展

    2018/04/20 轉角24小時

     比奇幻還奇幻的電影。圖/電影劇照比奇幻還奇幻的電影。圖/電影劇照

    【2018. 4. 20 英國】

    比奇幻還奇幻:拍了20年,《殺了唐吉訶德的男人》登坎城影展

    20年磨一劍的「災難性」電影,終於要登上大銀幕!《西班牙當地報》19日報導,英國籍導演泰瑞.吉連執導筒的「傳奇」電影《殺了唐吉訶德的男人》,在歷經一連串的天災人禍等荒謬事件、籌拍至今整整20年後,終於苦盡甘來,宣布將在第71屆坎城影展擔綱閉幕片,舉行世界首映。

    說電影《殺了唐吉訶德的男人》是個戲外帶戲、史上最「鬧」的電影,或許並不為過。

    電影以西班牙小說家米格爾.德.塞凡提斯17世紀的鉅著《唐吉訶德》為靈感改編,劇情描述一位堅信自己是「唐吉訶德」的年邁老人,將一位廣告導演當作是自己的扈從桑丘,兩人如同小說情節一般騎著瘦馬踏上「騎士之道」,在兩人原屬的21世紀與小說中唐吉訶德所在的17世紀間,來回穿梭的奇幻情節。

    導演泰瑞.吉連以喜劇團體「蒙提巨蟒」嶄露頭角,輿論曾評道:「蒙提巨蟒之於喜劇,尤如披頭士樂隊之於音樂。」才華洋溢的吉連之後轉往電影界發展。他延續了一貫揉合虛實、怪誕荒謬的奇幻風格,欲推出他的野心之作《殺了唐吉訶德的男人》,過程卻是千迴百轉,如同他的電影風格一般。

    1988年,吉連拜讀了賽凡提斯的《唐吉訶德》之後,深受啟發,電影雛形於是在他腦中逐漸成形。為了掌握對電影的創作自主權,吉連不顧財大氣粗的好萊塢,跑到歐洲籌資。同年,電影開始前期製作,投入3,210萬美元,成為打破當時歐洲影壇預算最高記錄的電影之一。

    資金到位,災難也莫名其妙地接著降臨。2000年,電影請來法國老牌的資深演員讓.雷謝夫(Jean Rochefort)飾演唐吉訶德、好萊塢巨星強尼戴普飾演廣告導演陶比.葛里索尼一角,並在西班牙巴德納斯雷爾勒斯開拍。不料,拍攝場地好死不死就在馬德里北部附近的北約軍事基地附近,來回飛越高空的F-16戰鬥機噪音導致收音不良。

    隔天,當地洪水暴發,搭好的場景與部分攝影器材被大水沖毀,一片狼藉。即使劇組花大把心力收拾,土壤顏色已因洪水而變色,與第一天拍攝完成的片段已不連戲,等於報廢。

    沒過幾天,投入超過半年時間學習英語(電影為英語發音)的男主角雷謝夫,身體出現狀況。飾演唐吉訶德的雷謝夫,在演出騎馬的戲時發現身體不適,隨後飛回巴黎診斷,因椎間盤突出及前列腺舊疾,幾乎不可能重回片場。

    同年11月,電影宣布停工。攝影師佩科里尼嘆道:

    入行22年來,從沒看過如此倒楣的總和。

    《殺了唐吉訶德的男人》預告片

    這樣奇幻的製作過程,好險被鏡頭記錄了下來。吉連在開拍之初,便找來合作過的夥伴凱思.富爾頓拍攝電影幕後花絮。電影胎死腹中後,紀錄片《救命吶!唐吉訶德》(Lost In La Mancha)於2002年於歐美等地上映。記錄失敗電影的記錄片諷刺地大獲成功,甚至入圍了2002英國獨立電影獎最佳外語片、歐洲電影獎最佳紀錄片等大獎。

    令人遺憾的是,吉連在該片腰斬後的電影之路,似乎也是多災多難。2009年於英國上映的《帕納大師的魔幻冒險》,在拍攝期間,電影原本的男主角希斯.萊傑因藥物過量死亡。之後在強尼戴普、裘德洛、柯林法洛等巨星鼎力相助下,才順利完成上映。而這部電影,也是由吉連執導。

    面臨一連串詭奇的災難,吉連的意志磨的越發堅定。「拍出泰瑞吉連版的唐吉訶德就像是個(必須履行的)醫療義務。」2016年吉連向西班牙《國家報》表示:

    這部電影是個我必須根除了結的腦瘤!

    2017年3月,電影重新籌資後再次宣布開拍。男主角由以HBO火紅影集《權力遊戲:冰與火之歌》中飾演大麻雀(High Sparrow)的強納森.布萊斯(Jonathan Pryce)擔綱演出。布萊斯已是吉連老班底,先前曾參演吉連1985年的熱門電影《巴西》(Brazil);《STAR WARS:原力覺醒》中飾演凱羅.忍的亞當.崔佛,以及前「龐德女郎」、烏克蘭超模兼演員歐嘉.柯瑞蘭寇(Olga Kurylenko)也參演該電影。

    2017年,命運多舛的電影終於殺青。不過,曾經是該電影製作團隊一員、與吉連因該片而有金錢糾紛的保羅.布蘭科(Paulo Branco)卻跳出來表示,吉連拍攝該片屬非法行為,該片屬於先前製作公司的智慧財產權,使得這部原本過程已經夠曲折了的電影再次節外生枝。

    儘管布蘭科的控訴還留待法院判決,但在今年即將盛大開幕的第71屆坎城影展上,《殺了唐吉訶德的男人》已確定,將作為閉幕片於5月19日舉行世界首映。

    從電影籌備之初至今,已過去20年。塞凡提斯小說中的唐吉訶德、吉連電影中的唐吉訶德,還有如同唐吉訶德、身處現實但從不吝於幻想的吉連本人,其電影荒謬又悲喜參半的製作過程,彷彿是虛構電影與現實人生的交錯並置,滑稽又諷刺。

    等待20年,吉連的野心之作終於要上映。 圖/法新社等待20年,吉連的野心之作終於要上映。 圖/法新社


    比奇幻還奇幻:拍了20年,《殺了唐吉訶德的男人》登坎城影展 | 過去24小時 | 轉角國際 udn Global




    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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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pr 2018, 07:53:1621/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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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蝸藤專欄:美國制裁中興一劍封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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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蝸藤 2018年04月21日 07:02:00

    中美貿易戰升級,中興通訊遭美國祭7年禁令。(湯森路透)

    在中美貿易戰的陰雲中,美國商務部在4月16日,宣佈啟動對中國中興公司的制裁令,在7年內禁止所有美國公司向中興出售產品,立即生效。中興公司立即宣佈在深圳與香港股市停牌,至今尚未復牌。中美貿易摩擦形勢一下子改觀。

     

    對中興公司不熟悉的讀者:中興在中國是與華為公司齊名的跨國電訊設備公司,是深圳的驕傲,也是中國宣傳其「創新科技」與「高新製造業」的代表。根據其網站簡介:「中興通訊是全球領先的綜合通信解決方案提供商。公司成立於1985年,是在香港和深圳兩地上市的大型通訊設備公司。公司通過為全球1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電信運營商和企業網客戶提供創新技術與產品解決方案。」它是通訊設備的主要供應商,全球排名第四(在華為、諾基亞、愛立信之後);在消費電子產品方面,中興手機在中國市場國產手機中排前五,在美國市場排名第四(中國品牌手機中排第一)。2017年獲得授權的發明專利排第五(在高科技中排第三,僅次於華為與京東方),為中國「發明專利申請量世界第一」立下汗馬功勞。中興也是中國在5G網絡競爭中的頭牌之一

     

    中興自己「作死」

     

    在被美國商務部制裁這件事上,中興公司是那種「不作不死」的典型。

     

    美國根據《伊朗交易與制裁條例》,把伊朗與古巴等國家列爲「Z級」,實行技術封鎖,不允許美國公司或其他國家公司把受限的美國技術以任何形式出口到伊朗。很多國際公司都不與這些國家做生意,以規避法律風險。中興公司正好找准了這個利潤豐厚的市場,成爲這些「Z級」國家的提供電信設備的主要公司之一。

     

    伊朗給這麽高的價格,自然不會只是爲了「低級」的技術。很多公司都通過皮包公司,暗地繞過美國限制。爲此,中興在內地、香港、中東、伊朗設立了幾間皮包公司,用「隔斷式」與「半隔斷式」的「規避方式」,向伊朗售賣含美國違禁技術的產品。

     

    大致說來,就是把美國禁運產品賣給皮包公司,再由皮包公司賣給伊朗。所謂隔斷式,就是指工程完全由皮包公司負責合同。所謂半隔斷式,就是中興與皮包公司一同與伊朗簽約,但中興只負責不涉及違禁技術的那部分。爲了隔斷得清楚,皮包公司還不止一個,至少要在中國設一個,香港設一個,中東設一個。值得一提的是,香港這個皮包公司利用「一國兩制」下的經濟獨立體的便利,專門負責收錢。這就是中國要保留一國兩制,「長期充分利用」香港的利益所在。

     

    美國6大情報頭子籲勿用華為、中興手機。(湯森路透)

     

    但話説中興公司給美國查出向伊朗非法出口產品的過程也傻得難以想像。這種規避方法其實很多中國公司都在做,中興卻把如何繞過限制的「機密報告」(《關於全面整頓和規範公司出口管制相關業務的報告》,《進出口管制風險規避方案——以YL為例》及其他涉案材料)放在自己的內部網的服務器上,每個員工都可以下載。

     

    2012年,中興公司被美國FBI盯上。面臨美國商務部調查的時候,中興一邊繼續頂風作案,一邊又不知爲何不聘請一家正規的美國律師行,卻臨時招聘了一位猶太律師Yablon,做美國分公司的法務部,在幾個律師協助下,對抗美國的調查。誰知道,以色列是伊朗的世仇,猶太律師竟然一下子轉投FBI,把中興以上所說材料在內的大批情報(包括領導簽字的文件)以及中興正要銷毀檔案等信息和盤托出。後來,美國FBI有在中興高管出差到美國時,在隨行秘書的手提電腦上當場搜出文件,抓個正著。中興無法抵賴

     

    美國當時就要重罰中興,禁止美國公司與中興業務來往7年。經過有中國政府參與的一輪斡旋和解後,2017年,中興認罪,接受被美國重罰8.92億美元,暫緩罰款3億美元,同時中興承諾解雇四個高管及懲罰35個相關員工。美國暫緩處罰,但保留審查中興是否履行協議,以決定日後是否激活制裁令的權力。

     

    但中興繼續「作死」。根據美國商務部的材料,中興確實解雇了四個高管,卻沒有處罰那35個相關員工,不但照常發放全額獎金,連警告信也沒有出一封,發放獎金的資料還大模大樣地出現在自己公司網站上。美國就此責問,中興的兩封函件(2016年11月30日與2017年7月20日)又不斷説謊。於是美國商務部認爲中興不可信,開出了這次的罰單。

     

    中興違反美國禁令向伊朗出口還可以理解,無非利益驅動和國家任務罷了。但很難理解爲何中興公司能「開除」四個高管,卻連「裝裝樣子」給35名員工開警告信也不肯。這大概只能歸結於中興公司根本沒有把承諾當一回事。

     

    美國的封殺令很容易令人聯想到是在中美貿易戰中「殺雞儆猴」,給中國一個下馬威。但偏偏「依法辦事」,公正得讓人無話可説。

     

    4月20日,中興公司召開記者會,認爲「美國商務部制裁極不公平,不能接受。」認爲在2016年11月30日與2017年7月20日的兩封函件都是「自查發現」問題,「主動通報」,並「第一時間處理了有疏忽的責任人,快速糾正問題。」

     

     

    這並未否認:第一,沒有按照協議處罰35人員工;第二,沒有在函件中不誠實地誤導美國商務部。因此,美國以此為把柄,依然讓中興無話可説。至於是不是小題大做,這就見仁見智了,對強調「誠實」重要性的美國人,與以「雞賊」出名的中國商人,對此有不同意見也很正常。

     

    喜歡打民族主義牌的《環球時報》抱怨:「一個8萬人大公司因為是否扣罰了幾十名員工的獎金存在爭議,就被美國政府橫加干預,強行停止它與美國公司的合同。這樣的美國營商環境還可信嗎?」這句話説起來,理不直氣不壯。不是每個商家都違規在伊朗經營,也不是每個商家都對商務部撒謊。美國營商環境,對守法商人來説,當然還是可信的。

     

    值得指出的是,中興公司在外國經營的醜聞並非個例。2007年,中興公司賄賂菲律賓官員,獲得寬頻網絡合約,就在當地沸沸揚揚,就連菲律賓總統阿羅約的丈夫也牽連在内。

     

    制裁打中國七寸  讓中國清醒

     

    美國的制裁對中興公司的打擊是毀滅性的。根據2016年的一份工信部賽迪智庫撰寫的研究報告《美國制裁中興通訊事件的影響及應對措施》,中興的主要業務領域對國外芯片依賴嚴重。2014年中興採購美國芯片占總採購額的53%。一旦制裁,中興自己存貨加上渠道代理商的備貨大約只能支持兩個月,通訊行業延遲交付違約金為30%。就是違約金也足以讓中興頻臨破產邊緣。

     

    這還沒有考慮其他軟件授權、技術支持等影響。比如,若google公司不再授權中興使用安卓系統,中興即便可以在中國繼續盜用,但在國際市場卻肯定無法生存了。這份報告雖然是2016年撰寫,但兩年後的情況沒有改變。

     

    更有甚者,美國得到的中興材料中,還有描述華為公司是如何繞過美國限制,要「向華為學習」。於是現在美國商務部就拿這些材料質問華為。華為隨時可能被中興公司拉下水。華爲有自己海思半導體公司,在硬件上(特別是手機)對美國的依賴性沒有中興嚴重,但一旦受制裁,同樣也會在核心元件上受限。

     

    對於美國制裁中興,是否一個個案還有爭議,但這一下無疑向中國顯示了美國在打貿易戰方面的巨大能量。

     

    近年來,配合《大國重器》、《厲害了,我的國》等一系列鼓吹中國製造業成就的電視電影,又提出所謂「新四大發明」,中國國民自信心極度膨脹。前兩個星期,貿易摩擦剛起,中國宣佈美國30億的農業品徵稅。對比中國制裁美國的農業品,美國制裁中國的高科技。中國國內一片嘲弄美國之聲:「這分明是一個落後農業國(美國)對先進工業國(中國)發起的絕望的貿易戰」。

     

    在500億關稅對500億關稅的叫價中,中國媒體也一片好感覺,認爲能「精準打擊」川普的選民基礎。到了川普喊出1000億。中國媒體這才稍為低調。但是這次表面與貿易戰無關的制裁中興,卻完全扭轉了中國的輿論。

     

    制裁令一出,中國國內業界與輿論界哀鳴一片,仿佛一下子打回原形。有網友驚呼「這哪裏是戰爭,簡直是活埋啊」。

     

    一些「高級五毛」(比如周小平)高呼「這是重大利好,芯片自主研發的春天來了」。《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打悲情牌:「今夜都是中興人」。但除了這些「倒逼中國發展芯片」之類的打氣文外,沒人能提出任何的反制手段。無他,真正的業界紛紛指出,中美在核心技術上差距太大,依賴性太大,而且芯片研發要靠長期積累,不是一下子堆錢就可的事。一個封鎖,素手無策,中國根本無從反擊。

     

    倒是此前一直鼓吹民族主義,強調中國貿易戰必勝的《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指出:「那種把封鎖當作“重大利好”“自主研發春天來了“的偏激聲音,把擴大開放與自力更生對立起來,反而不利於高科技的技術攻關。」中宣部也發下文件,要騰訊視頻等公司把《厲害了,我的國》下架。看來,這次美國潑下冷水,倒是一個讓中國正視其真正位置的好時機。

     

    錯失百日計劃良機    中國讓步可能加大

     

    中國芯片以及核心科技以後如何發展,需要更加詳細的討論。但在眼前,最應該關心的還是貿易戰的燃眉之急。

     

    我曾經討論過,美國在整個貿易戰的訴求,是由三個不同方向糅合在一起的大雜燴:川普、華爾街、高科技產業。

     

    川普抱有的「重商主義」與中國一樣濃厚。他最關心的有兩點:第一是貿易逆差,特別是貨貿逆差;第二是製造業回流,把資本吸引到美國投資。而華爾街關心的是讓中國開放服務業市場(特別是金融業),有利進一步投資中國,在中國市場掙錢。高科技產業關心的則有知識產權問題與網絡開放。

     

    這三股力量中,有的訴求在目標上是自相矛盾的。比如對川普來説,「降低關稅」是好事,但如果中國「放寬市場准入」,特別是放寬投資,讓華爾街把資金投放到中國,反而是壞事。習近平的博鰲講話後,中國第一時間推出「投資市場准入放寬日程」,「降低汽車關稅」,又是那種「五年後」完全放開之類的承諾,五年之後川普在不在位置上都難説了。川普對此實在不太熱衷,繼續加碼理所當然。

     

    白宮經濟顧問群不分左右,都戰略性地把重點放在保護知識產權上。除了制裁中興之外,又傳出將要求中國在雲服務等一切互聯網領域上,與中國對等待遇,要麽准許美國網絡公司公平地在中國展開業務,要麽對中國阿里巴巴等公司一封了之。可見這次美國對此決心之强。想當年,google被趕出中國,臉書遲遲不能進入,歐巴馬如果能立即對等地把百度、騰訊、阿里巴巴等公司也趕出美國,當很有可能會阻止中國這種單方面對美國公司的歧視。歐巴馬在保護美國公司利益的事上遠不如川普。

     

    回頭看,中國在去年與川普談判之初,在貿易鷹派失勢的時候,沒有能掌握百日計劃的時機,成功地實質性地降低兩國貿易逆差,讓川普滿意,可能是中國最大的失着。如果川普滿意了,可能就不會有貿易戰,白宮鷹派經濟顧問可能就不會上位,藉助川普的貿易戰,把科技問題擺上桌面。現在中興事件,讓中國看到了川普「蠻不講理」的狠勁,中國現在應該知道,要對付一點都不容易。

     

    ※作者為旅美學者


    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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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pr 2018, 23:19:4625/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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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job for life: the ‘new economy’ and the rise of the artisan career More people are combining passion with profit in search of their dream profession Julian Love’s ‘Handmade London’ project, showing Ole Hansen from the Hansen & Lydersen smoked salmon company Share on Twitter (opens new window) Share on Facebook (opens new window) Share on LinkedIn (opens new window) Save Save to myFT William Skidelsky APRIL 21, 2017 Print this page62 Whatever you think of the gig economy, it does throw up some amusingly bizarre jobs. Set Sar, of Providence, Rhode Island, told this paper in 2015 that he earns a crust by looking at videos and web pages on his computer while having his eyeball movements tracked via webcam. The information this provides is valuable to advertisers — and earns him a dollar every few minutes. In its higher echelons, the gig economy has led to an array of jobs with “consultant” in their title, as people find ingenious ways to peddle niche services to the rich. In New York, for example, “play date consultants” charge up to $400 an hour to teach the progeny of millionaires to share their toys. The bad news (or good, depending on your viewpoint) is that none of this is going to change. Work is going to become even more bitty and insecure. The concept of a “job for life” has seemed outmoded for a while now. In the future, it seems doubtful whether “jobs” as we know them will exist at all. Many, of course, will be done away with by the much-prophesied automated takeover of everything from truck driving to brain surgery. But that is only half the story. Something more basic is under threat: the entire edifice of office-based, nine-to-five employment that has defined our working lives for at least a century. The bargain employees once struck with their employers was simple: they handed their minds and bodies over for 40 hours or more each week, in exchange for security, pensions, mortgages. But today this model makes little sense. Many jobs — certainly most white-collar ones — consist of a range of different tasks, the majority of which can be performed by anyone with an internet connection. So why employ one person to do them all, when that also involves renting office space, investing in training, paying benefits and employing managers to supervise? Why not, instead, slice jobs up into their component parts, and contract these out to specialists? In many industries — pharmaceuticals, accountancy — this is already happening, as full-time employees are replaced by contractors. For millions of people around the globe, this is what the future holds: each worker a one-person corporation, a droplet in what some are calling the “human cloud”. Such a future strikes fear into many. And it will, no doubt, have deplorable consequences. Unemployment will rise. Wages may drop. A new model of welfare will have to emerge, to ensure that those pushed out of the workplace can survive. (Universal basic incomes and “digital dividends” are among the ideas being advocated.) For the unskilled and un-enterprising, the fragmentation of work is especially dangerous. Blue-collar workers are already getting a foretaste of what may lie ahead as employers extricate themselves from their traditional obligations by forcing employees to work on zero-hours contracts. On the other hand, lamenting the fact of change seems futile. There was nothing necessary, or inherently “right”, about the old model. It was simply what — before the advent of globalisation, the internet and widespread automation — made most sense. And the new dispensation is sure to have its upsides. One, perhaps, will be the demise of office work. Offices are often spirit-sapping places, incompatible, for many, with a sense of agency and self-respect. People also dislike having bosses: the prospect of not having one, surveys have shown, is a major motivation for going freelance. Having the freedom to work where you want, in your own time, rather than among people and in a place not of your choosing, are things that people increasingly value, and not only those at the top end of the pay-scale. As the nature of work changes, so the question of its value comes increasingly to the fore. If, in the future, there’s less work to go round, is that a bad thing, given that it doesn’t necessarily equate to less overall wealth? How can we make our working lives feel more meaningful? Three new books offer contrasting perspectives on these questions. Two of the titles include references to the “new economy” — the word “new”, in this context, being essentially a synonym for “knowledge-based”. A new economy is one where the generator of exchange value — wealth — has shifted from material goods to knowledge and ideas. Aside from a sense of precariousness, its key features include: the rise of industries such a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harmaceuticals and nanotechnology; a growing separation between “elite” service jobs, such as those in finance and law, and those in sectors such as cleaning and food provision; and, in physical terms,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ndown emblems of the industrial past (such as factories and docklands) into vibrant “urban hubs”. Jenn Merrick, brewer at Beaver Town Brewery © Julian Love Richard Ocejo’s Masters of Craft addresses one facet of this changing landscape: the revival of certain craft or artisanal jobs that were once cornerstones of the industrialised city. A growing number of educated young people, Ocejo notes, are forgoing well-paid careers in the knowledge sector in favour of these “new-old” jobs. Ocejo focuses on just four — barbering, butchery, bartending and distilling — but he could have chosen others such as coffee roasting, brewing, carpentry, upholstery and ceramics. He also confines himself, geographically, to New York, where he works as a sociologist at City University. For Ocejo, these new masters of craft present a puzzle. Traditionally, professions such as bartending and butchery were low-status and poorly paid. Those who did them had few options. Today, while these jobs are still relatively poorly paid, they have become “cool”. And in their remade form, they provide services that are considerably higher-end — and more expensive — than ever before. At a trendy New York barbershop, Ocejo points out, a haircut costs $50 dollars or more. A traditional barber charges a fraction of this. Joints of meat sold at “whole animal” butchers practically require you to take out a mortgage. And at trendy bars, meanwhile, customers shell out $15 or more for a “craft” cocktail, made — of course — with spirits produced by a new generation of artisan distillers. Robert Elek, shoemaker at James Taylor & Son © Julian Love All this raises two related questions. What explains the market for these new goods? And why are so many young people drawn to producing them? Ocejo’s answer to the first involves a fascinating discussion of the evolution of taste. He suggests that in recent times a new figure — the “cultural omnivore” — has emerged, replacing the connoisseurs, or “snobs”, of the past. Cultural omnivores tend to be youngish and usually have well-paid jobs in the knowledge sector. Though just as well-heeled as earlier cultural elites, they make no (or fewer) class-based distinctions. They are just as likely to be drawn to hip-hop and craft beer as conventionally “highbrow” products such as opera and expensive wine. In other words, their tastes are “democratic” — although this doesn’t mean that they aren’t picky. In fact, released from old class anxieties — which often acted as a hindrance to real discrimination — they are free to pursue quality for its own sake. Ocejo contends that the emergence of the cultural omnivore is a major driver of the market for his new artisan professions. As to what prompts well-educated young people to work as baristas, distillers or butchers, Ocejo suggests several factors, most of which relate to the concept of authenticity. Partly, it’s a response to the growing abstruseness of much white-collar work: unlike many jobs in finance and tech, artisan jobs seem solid and “real”. People like the fact that they involve the body as well as the mind: though they require considerable knowledge, it is always in the service of a practical goal — a delicious drink, a stylish haircut. Another attraction is their outward-facing, performative aspect: most of these jobs involve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going about their daily lives, sharing knowledge, passing on tips. Ocejo is good at showing how, in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 craftspeople have become transmitters of desirable knowledge, even replacing conventional cultural gatekeepers (critics, say) as arbiters of taste. Masters of Craft is academic in tone and isn’t always an easy read. Unlike many commentators on the “hipster” lifestyle, Ocejo resists the temptation to mock his subjects. Yet his straight-faced approach proves justified; this is a fascinating book, full of valuable observations and insights. Particularly impressive is the way it captures the distinctive atmospheres of these jobs. In a new-generation New York barbershop, for example, Ocejo observes (and reproduces) the macho repartee of the barbers — making it clear, in the process, what it is about such a workplace that appeals to many people. Camilla Goddard, beekeeper at Capital Bee © Julian Love Ilana Gershon’s Down and Out in the New Economy sounded to me like a George Orwell-style account of the lives of zero-hours shift-workers and Uber drivers. In fact, it’s an analysis of how the “new economy” is transform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job recruitment. Gershon, an anthropologist at Indiana University, focuses on California’s Bay Area — in other words, the epicentre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Like Ocejo, she provides masses of detail, with individual chapters on, say, personal branding and the increasing role played by LinkedIn. The narrowness of her preoccupations, and the academic tone, mean that her book is unlikely to find many non-specialist readers — with the exception, perhaps, of those desperate for a job. Unlike jobs in finance and tech, artisan jobs seem solid, ‘real’. People like the fact that they involve body and mind This is a shame, because at its centre is an important insight. Gershen argues that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k has led to a fundamental shift in 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s and employers is construed. Whereas, in the past, it was seen as being like a property contract — a worker renting out a part of themselves to a company — today it has become looser and less formal, more akin, Gershen suggests, to a business-to-business “partnership”. This helps explain various features of modern work: the need for job applicants to present themselves not as people with marketable skills but as “brands” who feel “passionate” about their “values”; the erosion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work and private life (being a brand, after all, is a full-time occupation); and why companies feel less obligated to their employees than in the past. These are genuinely interesting arguments — and they deserve to find mainstream readers. Peter Hills and Jon Swain of Hackney Brewery Ltd © Julian Love Andy Merrifield’s The Amateur is a quite different beast. Merrifield is a leftwing “urbanist” whose thinking has been influenced both by obvious figures (Marx and Weber) and more unexpected ones (Baudelaire and Kafka). The Amateur is an old-style polemic arguing that many ills of the modern world (inequality, rising levels of stress and depression) stem from the increased specialisation of knowledge — or what Merrifield calls the “professional” mindset. He advocates instead a return to amateurism — which he defines as the pursuit of ideas for their own sake, and the freedom to roam promiscuously between disciplines. It is hard to argue with the broad gist of his argument. And it is timely: a dislike of “experts” has become a common cri de coeur among neoliberalism’s critics. The Amateur is also erudite and engagingly written. Yet it does have a major flaw, which is that many of Merrifield’s arguments don’t seem very realistic: his far-left political leanings lead him to brand anyone he likes (Jeremy Corbyn, for instance) as an amateur and anyone he dislikes as an evil professional. Yet the basic idea behind Merrifield’s thesis — that we all need more intellectual passion in our lives — is refreshing. And in the context of the two other books, it is worth thinking about what kind of “passion” he means. It is not, for example, the ersatz “passion” for their own personal “brands” that Gershen’s job applicants are expected to display. Rather, it’s a passion for knowledge for its own sake, and for engaging with ordinary people — very much the passion, you could well argue, that Ocejo’s masters of craft already possess. Rob Court, neon artist at Creative Neon © Julian Love Masters of Craft: Old Jobs in the New Urban Economy, by Richard E Ocejo, Princeton, RRP$29.95/£24.95, 368 pages Down and Out in the New Economy: How People Find (Or Don’t Find) Work Today, by Ilana Gersh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RP$25, 304 pages The Amateur: The Pleasure of Doing What You Love, by Andy Merrifield, Verso, RRP£14.99/$24.95, 224 pages Photographs: Julian Love Letter in response to this article: What makes a hop hip? / From Cathal Rabbitte, Villars sur Ollon, Switzerland

    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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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pr 2018, 05:34:5129/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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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ve Knowledge: What Ecologists Are Learning from Indigenous People

    From Alaska to Australia, scientists are turning to the knowledge of traditional people fo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al world. What they are learning is helping them discover more about everything from melting Arctic ice, to protecting fish stocks, to controlling wildfires.

    BY JIM ROBBINS  APRIL 26, 2018

    While he was interviewing Inuit elders in Alaska to find out more about their knowledge of beluga whales and how the mammals might respond to the changing Arctic, researcher Henry Huntington lost track of the conversation as the hunters suddenly switched from the subject of belugas to beavers.

    It turned out though, that the hunters were still really talking about whales. There had been an increase in beaver populations, they explained, which had reduced spawning habitat for salmon and other fish, which meant less prey for the belugas and so fewer whales.

    “It was a more holistic view of the ecosystem,” said Huntington. And an important tip for whale researchers. “It would be pretty rare for someone studying belugas to be thinking about freshwater ecology.”

    Around the globe, researchers are turning to what is known as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TEK) to fill out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al world. TEK is deep knowledge of a place that has been painstakingly discovered by those who have adapted to it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People have relied on this detailed knowledge for their survival,” Huntington and a colleague wrote in an article on the subject. “They have literally staked their lives on its accuracy and repeatability.”

    Tapping into this traditional wisdom is playing an outsized role in the Arctic, where change is happening rapidly.

    This realm has long been studied by disciplines under headings such as ethno-biology, ethno-ornithology, and biocultural diversity. But it has gotten more attention from mainstream scientists lately because of effort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world in the face of climate change and the accelerating loss of biodiversity.

    Anthropologist Wade Davis, now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refers to the constellation of the world’s cultures as the “ethnosphere,” or “the sum total of all thoughts and dreams, myths, ideas, inspirations, intuitions, brought into being by human imagination since the dawn of consciousness. It’s a symbol of all that we are, and all that we can be, as an astonishingly inquisitive species.”  

    One estimate says that while native peoples only comprise some 4 or 5 percent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they use almost a quarter of the world’s land surface and manage 11 percent of its forests. “In doing so, they maintain 80 percent of the planet’s biodiversity in, or adjacent to, 85 percent of the world’s protected areas,” writes Gleb Raygorodetsky, a researcher with the POLIS Project on Ecological Governa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Victoria and the author of The Archipelago of Hope: Wisdom and Resilience from the Edge of Climate Change.

    Tapping into this wisdom is playing an outsized role in sparsely settled places such as the Arctic, where change is happening rapidly – warming is occurring twice as fast as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ero Mustonen, a Finnish researcher and chief of his village of Selkie, is pioneering the blending of TEK and mainstream science as the director of a project called the Snowchange Cooperative. “Remote sensing can detect changes,” he says. “But what happens as a result, what does it mean?” That’s where traditional knowledge can come into play as native people who make a living on the landscape as hunters and fishers note the dramatic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remote locales – everything from thawing permafrost to change in reindeer migration and other types of biodiversity redistribution.

    The Skolt Sami people of Finland have documented a local decline in Atlantic salmon and are collaborating with scientists on a project to restore them.  GLEB RAYGORODETSKY

    The Skolt Sami people of Finland, for example, participated in a study that wa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Science last year, which adopted indicators of environmental changes based on TEK. The Sami have seen and documented a decline in salmon in the Näätämö River, for instance. Now, based on their knowledge, they are adapting – reducing the number of seine nets they use to catch fish, restoring spawning sites, and also taking more pike, which prey on young salmon, as part of their catch. The project is part of a co-management process between the Sami and the government of F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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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d Insecurity: Arctic heat is threatening indigenous life. Read more.

    The project has also gathered information from the Sami about insects, which are temperature dependent and provide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a changing Arctic. The Sami have witnessed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range of insects that are making their way north. The scarbaeid beetle, for example, was documented by Sami people as the invader arrived in the forests of Finland and Norway, far north of its customary range. It has also become part of the Sami oral history.

    It’s not only in the Arctic. Around the world there are efforts to make use of traditional wisdom to gain a better and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lanet – and there is sometimes a lot at stake.

    Record brush fires burned across Australia in 2009, killing 173 people and injuring more than 400. The day the number of fires peaked – February 7 – is known as Black Saturday. It led to a great deal of soul searching in Australia, especially as climate warming has exacerbated fire seasons there.

    Land managers in Australia have adopted many of the fire-control practices of the aborigines and have partnered with native people.

    Bill Gammage is an academic historian and fellow at the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er of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his book, The Biggest Estate on Earth: How the Aborigines Made Australia, looks at the complex and adept way that aborigines, prior to colonization in 1789, managed the landscape with “fire and no fire” – something called “fire stick farming.”

    They used “cool” fires to control everything from biodiversity to water supply to the abundance of wildlife and edible plants. Gammage noted five stages of the indigenous use of fire – first was to control wildfire fuel; second, to maintain diversity; third, to balance species; fourth, to ensure abundance; and five, to locate resources conveniently and predictably. The current regime, he says, is still struggling with number one.

    “Controlled fire averted uncontrolled fire,” Gammage says, “and fire or no-fire distributed plants with the precision of a flame edge. In turn, this attracted or deterred grazing animals and located them in habitats each preferred, making them abundant, convenient, and predictable. All was where fire or no-fire put it. Australia was not natural in 1788, but made.”

    While the skill of aborigines with fire had been noted before the giant brushfires – early settlers remarked on the “park-like” nature of the landscape – and studied before, it’s taken on new urgency. That’s why Australian land managers have adopted many of the ideas and partnered with native people as co-managers. The fire practices of the aborigines are also being taught and used in other countries.

    Scientists have looked to Australian natives for other insights into the natural world. A team of researchers collaborated with natives based on their observations of kites and falcons that fly with flaming branches from a forest fire to start other fires. It’s well known that birds will hunt mice and lizards as they flee the flames of a wildfire. But stories among indigenous people in northern Australia held that some birds actually started fires by dropping a burning branch in unburned places. Based on this TEK, researchers watched and documented this behavior.

    Aboriginal Australians were the first to observe that kites hunt their prey by dropping burning branches to start new brush fires. BOB GOSFORD

    “It’s a feeding frenzy, because out of these grasslands comes small birds, lizards, insects, everything fleeing in front of the fire,” said Bob Gosford, an indigenous rights lawyer and ornithologist, who worked on the research,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in 2016.

    Another recent study down under found that an ancient practice of using fire to clear land to improve hunting also creates a more diverse mosaic of re-growth that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the primate prey species: monitor lizards and kangaroos.  

    “Westerners  have done little but isolate ourselves from nature,” said Mark Bonta,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Penn State Altoona who was on a co-author on the paper on fire and raptors. “Yet those who make a point of connecting with our earth in some form have enormous knowledge because they interact with a species. When you get into conservation, [that knowledge] is even more important.” Aboriginal people “don’t see themselves as superior to or separated from animals. They are walking storehouses of knowledge,” he said.

    The Maya people of Mesoamerica have much to teach us about farming, experts say. Researchers have found that they preserve an astonishing amount of biodiversity in their forest gardens, in harmony with the surrounding forest. “The active gardens found around Maya forest villagers’ houses shows that it’s the most diverse domestic system in the world,” integrated into the forest ecosystem, writes Anabel Ford, who is head of the MesoAmerican Research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Barbara. “These forest gardeners are heroes, yet their skill and sophistication have too long been set aside and devalued.”

    Some native people have the ability to adopt the “perspective of many creatures and objects – rocks, water, clouds,” a researcher says.

    Valuing these life way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rocess. For the Skolt Sami, writes Mustonen, “seeing their language and culture valued led to an increase in self-esteem and power over their resources.”

    It may not just be facts about the natural world that are important in these exchanges, but different ways of being and perceiving. In fact, there are researchers looking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me indigenous people and the very different ways they see the world.  

    Felice Wyndham is an ecological anthropologist and ethnobiologist who has noted that people she has worked with can intimately sense the world beyond their body. “It’s a form of enhanced mindfulness,” she says. “It’s quite common, you see it in most hunter-gatherer groups. It’s an extremely developed skill base of cognitive agility, of being able to put yourself into a viewpoint and perspective of many creatures or objects – rocks, water, clou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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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as humans, have a remarkable sensitivity, imagination, and ability to be cognitively agile,” Wyndham says. “If we are open to it and train ourselves to learn how to drop all of the distractions to our sensory capacity, we’re able to do so much more biologically than we use in contemporary industrial society.”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messages from traditional people is their equanimity and optimism. There “is no sense of doom and gloom,” says Raygorodetsky. “Despite dire circumstances, they maintain hope for the future.”

    Jim Robbins

    Jim Robbins is a veteran journalist based in Helena, Montana. He has writt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Conde Nast Traveler, and numerous other publications. His latest book, The Wonder of Birds: What they Tell Us about the World, Ourselves and a Better Future, is due out in May. MOREABOUT JIM ROBBINS →


    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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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pr 2018, 04:58:3230/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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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間願景大辯論(文:許寶強) (09:00)
    2018/4/30
    民間願景大辯論(文:許寶強) (09:00) - 20180430 - 文摘



    批判思考的一項重要工作,是尋找及理解論辯中的觀點所隱藏的前提或假設。當政府說「土地供應大辯論沒有前設」時,批判思考者或可首先探問這宣稱的前設:「大辯論」是為了解決什麼問題?香港需要增加土地供應。為什麼要增加土地供應?因不想民眾居住於「貴、細、擠」的環境。為什麼不要「貴、細、擠」?為了讓所有人自主安居、有尊嚴地生活。

    倘真如是,我們可反過來問:如果這個社會的共同願景就是讓所有人自主安居、有尊嚴地生活,那麼增加土地供應是否必要、有效或最好方法?倘不,把問題鎖定於「土地供應」的「大辯論」,就等同為港人如何達至自主安居、有尊嚴地生活的願景,框定了十分狹隘的前設,而且很可能是錯誤的。

    伍美琴教授最近發表的〈香港不缺土地和房屋,而是「患近視」、「患不均」〉(註1),引用政府統計數字指出,香港現有公私營房屋單位比全港總住戶數多出約17萬間,然而仍有數以萬計的人被迫住進「貴、細、擠」的劏房。本土研究社過去的研究也印證相同結論:香港並非地小人多,而是分配不均。

    當增加土地供應不是港人自主安居、有尊嚴地生活的必須及充分條件時,我們需要進行的「大辯論」恐怕並非於18個增加土地供應選項中兜兜轉轉,而是揚棄由上而下的委任式諮詢,以民主而開放的程序探討更為根本的問題,釐清社會共同願景,再尋找能助我們達至願景的方法。

    虛耗時間資源的「大便論」

    人類學者David Graeber在「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 A Work Rant」(註2)指出,當代社會愈來愈浪費時間於不必要的工作,包括行政、管理、公關、經紀、市場推廣、金融財務投資法律顧問等,他稱之為「無聊(狗屎)工作」(bullshit jobs)。自然並非所有這類工作都毫無意義或貢獻;認真地根據實證材料、產品品質,有效地發布信息的公關或市場推廣或顧問服務,確實能協助民眾明智選擇、滿足需求。不過現代的公關、顧問工作更多是一種詭辯偽術,為求達至預設目的,例如於選舉中獲勝或誘使民眾接受既定政策,不惜透過設定議題、避重就輕轉移社會視線,甚至指鹿為馬、混淆黑白,最終掩蓋了民眾真正的需求和社會根本問題。同理,儘管聯絡、溝通、協調、記錄等工作於執行計劃時不可或缺,但當代的行政管理部門推動的雜事卻往往與民眾需要或機構目標、社會願景無關,更產生種種不良效果,包括不必要地增加員工與服務對象的負擔。

    這些「無聊工作」不僅無法解決問題,更浪費社會大量資源,包括民眾時間精力,導致集體身心疲憊。問題的關鍵源自管控資源、訂定政策的掌權者,未能或不願釐清願景目標,並以此扣連工作,於是產生頭痛醫腳、藥石亂投的現象。而掌權者的未能或不願,則與他們的狹隘視野、有限能力或另有利益計算有關,尤其在不民主、欠監察的政治脈絡中。

    循此思路,我們有理由相信由政府推動、充滿前設、依賴公關的「土地供應大辯論」,恐怕並不旨在改善民眾的居住和生活質素。正如我們的教育當局往往更在意做「當局」,而非辦好「教育」。

    香港近年的社會危機,體現為各行各業工作質素每况愈下。例如大學是最高級的教育機構,但在國際排名遊戲、政治和商業滲透等影響下,學生的教育被邊緣化,於是出現了大學一方面解僱資深前線教師,另一方面卻把資源投放於行政管理、公關推廣與增加論文數量等Graeber所指的「無聊工作」。同理,醫療、公共房屋、社會服務、中小學教育等領域的行政管理和公關工作愈來愈多,醫療失誤、「劏房貴細擠」、老無所終、幼無所長等問題卻頻繁出現。當政府和商界以至醫療、教育、社福機構把大量資源投放於「無聊工作」,當政黨在公關媒體、行政規條掩護下更重視議員的行為形式是否斯文或無禮,而非與議會工作相關的能力及誠信,例如議員與被調查的前特首是否「打龍通」、是否用「殺無赦」鼓吹暴力、是否包庇司長僭建,專業工作質素自然難以保證,民眾生活也無法改善,剩下的是社會問題及矛盾不斷積累、前線員工時間精力持續虛耗。

    告別公關表演 投入認真的民間大辯論

    經歷過去幾年中港政權弄虛玩假,民間社會愈來愈清楚了解,自己的香港只能靠自己救。然而在社會議程由政權商界設定、資源分配方式主要為掌權者管控的社會脈絡下,不少民間團體、學校、非政府組織亦往往花費不少時間精力於「無聊工作」中,包括不斷寫計劃書、「跑數」、辦不必要的活動、開無準備的會議、交沒人看的報告等。如果民間社會繼續跟在政權商界後頭,花主要的時間精力回應他們帶前設的議程,那麼要走出令人疲憊但卻徒勞無功的惡性循環,恐怕並不容易。

    一種頗為普遍的想法認為,在形勢比人強的有限空間下,民間團體就着政商設定的議程,策略地爭取一點利益或改變,比不參與規則由上而下訂定的遊戲,總好一些。這想法不無道理,但前提是爭取到的利益或改變必須與民間社會所追求的願景緊扣。要做到緊扣,首先自然需釐清願景是什麼。倘若我們耗費絕大部分時間精力圍繞民間團體就着政權商界設定的議程起舞,全身投進「策略性」的爭取,忙得沒時間缺精力思考、釐清、深化願景內容,忽略扣連願景與工作的聯繫,那麼民間團體恐怕亦難以跳出Graeber所謂的「無聊工作」。

    解決之道是「唔好陪佢癲」,或至少「唔好完全陪佢癲」。如果民間社會的願景真的是讓所有人自主安居、有尊嚴地生活,那麼趁這次「土辯大龍鳳」——或更準確來說於每一個由政商設定的議程中——都回到根本,甚或由民間另起爐灶,進行民主而開放的社會願景大辯論,不斷釐清什麼才算自主安居、有尊嚴地生活,對不同階層、性別、年齡、種族是否有不同定義,而非把所有時間精力用於策略地爭取多幾公頃的土地做公屋或作社企。否則長期浸淫於忽略釐清願景的工作,除了消耗民眾大部分資源,還將令民間團體忘掉或失去思考根本問題的語言、能力、習慣和意志。

    回到「土地大辯論」。「唔好陪佢癲」的意思並非完全不討論增加土地供應的問題,而是不把議程鎖定於如何增加土地供應。追求所有人自主安居、有尊嚴地生活,一定要採用「公私合營」發展方式嗎?只關乎公私樓宇數量面積之比例?還是同時與既有的土地和房屋分配是否公平有關?或涉及人與自然生態應如何共處?我們需要怎樣的房屋和生活空間?要愈大愈好?甚至不惜移山填海、僭建地庫?還是陽光微風、空氣清新、鄰近郊野?需要哪些運動場所?多一點行山徑、籃球場、羽毛球場、足球場、游泳池、單車徑,還是使用大量農藥、耗費食水的高爾夫球場?又需要怎樣的都市設計、交通配備、商舖街市、學校醫院?或更根本來說我們祈望一個怎樣的香港以至人類未來?

    真正有意義的社會「大辯論」必須超越政權商界有前設的議程和選項,回到根本問題,民主、開放地釐清社會願景,尋找能有效地扣連願景的工作和策略。

    註1:端傳媒,2018年4月27日(bit.ly/2KmH7DZ

    註2:bit.ly/2GjN9lT

    作者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


    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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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mag 2018, 21:20:5201/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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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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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mag 2018, 21:22:3601/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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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禽獸導演」前的牟敦芾——解碼60年代禁片《不敢跟你講》

    鄭秉泓16 Apr, 2018

    牟敦芾首部作品《不敢跟你講》於1969年開鏡攝製。後排中間為導演牟敦芾,左前二為...牟敦芾首部作品《不敢跟你講》於1969年開鏡攝製。後排中間為導演牟敦芾,左前二為飾演家寶的童星俞健生,右一為飾演教師的歸亞蕾,攝於1969年3月17日。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即將在五月份起跑的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今年持續以「再見真實」此一主題,規劃了不少有趣的單元,其中甚至不乏實驗片與劇情片。事實上「真實」有時遠比你我所想像的更為奇妙且複雜,一旦跳脫紀錄片框架,有時反而能透過其他意想不到的方式,觸碰真實。

    在今年影展琳瑯滿目的片子裡頭,「想像式前衛:1960年代的電影實驗」這個單元最為吸引我。此單元乃是策展團隊耗時一年半,多方考察史料與拷貝下落,最終集結包括《劇場》雜誌參與者黃華成、莊靈,知名藝術家韓湘寧、真實電影先驅陳耀圻、電影巨擘白景瑞、攝影家張照堂香港作家西西等人,在他們青春正盛時所參與的影像實驗成果,其中赫然夾帶牟敦芾在半世紀之前所執導的兩部劇情長片。

    誰是牟敦芾?

    我對牟敦芾的認識,最早來自他和三級片女星李華月聯合執導的港產色情片《血戀》,片中種種「打真軍」行徑,意不在賣弄情色,變態離奇更勝《人肉叉燒包》之流。

    悲壯可怖的《血戀》是牟敦芾收山之作,我被徹底驚嚇之餘,陸續追看他以紀錄片形式控訴日軍暴行的《黑太陽731》及《黑太陽之南京大屠殺》,以及刻劃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大陸人偷渡赴港淘金,卻遭人蛇集團綁票虐殺的剝削片《打蛇》。當然,牟敦芾也拍過「正常」的電影,例如改編金庸小說的《連城訣》,如今已成八十年代中國人集體記憶的功夫喜劇《自古英雄出少年》等。

    不過,台灣老一輩觀眾對於這個名字的印象,恐怕是因他曾為「胡因夢的前婚約對象」。

    1977年,香港鬧紅樓夢電影熱,包括牟敦芾在內的四位邵氏簽約導演以「邵氏導演攝製組」名義,在七天內快速拍完《紅樓春夢》,與另四部紅樓夢改編作品(《金玉良緣紅樓夢》、《新紅樓夢》、《紅樓夢斷》和《紅樓春上春》)同時上映。片子本身粗製濫造,內容荒淫無度,雖讓邵氏賺了一筆,胡美人卻因此事而與他解除婚約。

    將牟敦芾的創作脈絡以倒時針方式旋轉,八十年代中後期以降他前往中國發展,七十年代末期伊始則是香港為根據地。然而,他的創作緣起卻是台灣。

    牟敦芾出生於1941年的山東,1949年隨著父母來到台灣,後畢業於國立藝專(即今台藝大)。這次選入「想像式前衛」單元的兩部紀錄短片《上山》和《現代詩展╱1966》,皆可見其大學時期身影。

    陳耀圻完成於1966年的19分鐘短片《上山》,記錄了當時就讀藝專的黃永松、黃貴蓉和牟敦芾去爬五指山的經過,並穿插三人的專訪片段,被認為是台灣影史首部具現代意義的紀錄片。

    裡頭有段訪問頗有意思,牟敦芾被問及畢業後抱負,只見他臉帶羞赧說「要做現在做的事情」,一旁黃貴蓉補述:

    他要當導演,他說如果不當導演他情願死。

    三年以後,《上山》的三人行合作拍片,黃永松負責美術及劇照,黃貴蓉擔任場記,牟敦芾則是導演,《不敢跟你講》成為他第一部劇情長片。女主角是憑著《煙雨濛濛》成為金馬影后的歸亞蕾;戲份甚重的童星俞健生,因片中敏感脆弱的演出,榮獲1970年第八屆金馬獎最佳童星獎。

    《不敢跟你講》至今未曾正式公映,各方眾說紛紜,影片因此覆上神秘色彩。圖為開拍日當...《不敢跟你講》至今未曾正式公映,各方眾說紛紜,影片因此覆上神秘色彩。圖為開拍日當天片場情況,攝於1969年3月17日。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故事主人翁家寶是生性敏感的國小學生,他在母親過世之後與父親相依為命。 圖/國家電...故事主人翁家寶是生性敏感的國小學生,他在母親過世之後與父親相依為命。 圖/國家電影中心、TIDF提供

    《不敢跟你講》為何被禁?

    由於《不敢跟你講》至今未曾正式公映,各方眾說紛紜,影片因此覆上神秘色彩。最常聽到的說法是,該片情節涉及師生戀才遭禁演。不過歸亞蕾扮演的女教師和俞健生扮演的學生在片中關係單純,不知何來師生戀之說。

    還有一種說法,牟敦芾這部首作從片名到內容意識型態,似有若無地反映著白色恐怖,所以拿不到映演執照。牟敦芾甚至透過管道打通上層關係,提著拷貝前去央求蔣介石看看片子,奈何老先生看到一半就打瞌睡了,最終電影仍舊沒有公映。

    《不敢跟你講》現存的唯一膠捲拷貝,其中一本已佚失,以至於播放長度只有78分鐘。雖然不完整,但並不影響對於劇情的理解。

    故事主人翁家寶是生性敏感的國小學生,他在母親過世之後與父親相依為命。曾經沉淪賭場的父親洗心革面,為了償還賭債而鎮日拚命工作,孝順的家寶為了分擔家計,晚上瞞著父親偷偷去工廠打工賺錢。

    歸亞蕾在片中飾演一名生性拘謹負責任的班導師,牟敦芾則扮演她狂放不羈的藝術家男友,兩人皆非常關心家寶,卻因追查家寶成績一落千丈的原因,而引發一場家庭風暴。

    就首部作而言,《不敢跟你講》敘事雖不夠流暢,但情感真誠飽滿,對於社會貧富不均和階級差距的深度思索,尤其令人激賞。與當屆金馬獎大贏家《家在台北》(白景瑞執導)其中隱含的惱人主旋律相較,牟敦芾初生之犢不畏虎,提供給觀眾更寬廣的思考空間與更開放性的解讀意涵,反倒更具現代意義。

    耐人尋味的是,家寶與父親在片終達成溝通之後,片尾先是出現一組政宣意味濃厚的升學畫面,然後「劇終」字樣才打在目送家寶上學的父親欣慰笑容上面。

    不曉得這樣的謝幕方式是牟敦芾本意,還是基於種種理由的必須為之?

    戲份甚重的童星俞健生,因片中敏感脆弱的演出,榮獲1970年第八屆金馬獎最佳童星獎...戲份甚重的童星俞健生,因片中敏感脆弱的演出,榮獲1970年第八屆金馬獎最佳童星獎。 圖/國家電影中心、TIDF提供

    就首部作而言,《不敢跟你講》敘事雖不夠流暢,但情感真誠飽滿。對於社會貧富不均和階...就首部作而言,《不敢跟你講》敘事雖不夠流暢,但情感真誠飽滿。對於社會貧富不均和階級差距的深度思索,尤其令人激賞。 圖/國家電影中心、TIDF提供

    《不敢跟你講》的政治意涵?

    《不敢跟你講》的出品人是劉緯文,此人父親是曾任中華民國代理國防部長的劉詠堯,女兒則是能歌擅演最近跨足導演的劉若英。原來不只是劉若英有電影夢,她爸爸投資拍片居然比她早了整整半個世紀。

    劉緯文當年從軍職退役之後,曾開過作家咖啡廳和電影公司,堪稱不折不扣的文青。據悉《不敢跟你講》片頭字卡的編劇署名「后方」,極可能是劉緯文的化名。

    劉緯文有個弟弟叫劉緯武,國共內戰的時候沒有跟著部隊來台,後來還加入解放軍,直到1961年才獲准前往香港與母親團聚。1971年,劉緯武終於來到台灣,見到久未謀面的父親。「一見面就吵架」,這是年老的劉緯武回憶當年的父子重逢,只記得這個場景。

    在《不敢跟你講》片中,家寶和好友有個共同的祕密基地,上面寫著歪歪斜斜的「反攻大陸」字樣。後來這個基地遭到頑皮同學的惡意破壞,為整個故事迎來戲劇性的高潮——這是全片最充滿政治性的時刻。

    不過,除非劉緯文或牟敦芾親自現身說明,否則我們永遠無法得知《不敢跟你講》未曾公映的真正原因,亦無法確認該片是否有著隱喻劉詠堯和劉緯文父子與身在中國的劉緯武,因彼此軍人身份而一度「國共對立」的弦外之音(說我腦補太過豐富也好)。

    這樣說好了,這部電影是否帶有政治隱射,說真的從來就不是重點。它之所以存在,也許只是兩岸親屬曾經互遭牽連的劉緯文,抒發遺憾、排解鄉愁的方式。

    (※ 本片將於「第十一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放映,場次為5月6日、5月11日,放映地點:台北新光影城,詳參完整場次表。)

    ▲ 「想像式前衛:1960年代的電影實驗」單元預告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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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Fred chiu <fredy...@yahoo.com>
    Sent: ‎Wednesday‎, ‎May‎ ‎2‎, ‎2018‎ ‎09‎:‎20‎:‎4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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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mag 2018, 01:41:4802/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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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糧時可以食用蕃人的肉」── 大豹社,台北城一旁的空白歷史

    BY MATA 精選書摘 · 2018/02/02

    P28下補圖

     

    大豹社(ncaq)的意思,是指「生長很多鬼芒草(菅芒)的地方」,也因大豹溪河床上有一巨石形如大豹而命名。漢人則以該地曾經的居住者為「大豹」(topa)而取名。1

     

    編按:本文摘自《橫斷記》〈白石按山 1905〉。

    除了極少數的學者,臺灣人對於大豹社的理解,可以說近乎空白 ── 即使其發生的地理位置是如此接近「首善之都」的臺北。我認為這仍是一個空白之域,從歷史地圖的演進,也可看得出來。

    與其他原住民的傳統領域類似,大豹社的傳統領域在清帝國與日殖初期的地圖上全都是一片空白,是帝國領土以外的區域。從 1735 年法籍耶穌教會教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透過法國科學院的現代儀器所繪製的《福建省圖》(註1)即已看出,當時清帝國對臺灣的掌握,僅止於月亮型的西部平原,東部則像完全消失在海裡般,一片空白。而更早的 1714 年,乾隆皇帝為了完成《皇輿全覽圖》,同樣派遣了三位法籍傳教士來臺進行 33 天的實地測量,繪製出三張臺灣古地圖,同樣也只呈現西部平原。(註2)

    東部的空白帶來一種恐怖的感覺。確實,有一股力量拒斥著現代科學測量的進入,甚至在臺灣成為國家領土後,這些地方依然拒斥資本的進入。

    矢內原忠雄分析日殖時期臺灣早期資本主義的形成時,略帶神祕地說道:「不知幸或不幸,資本就是厭惡(臺灣)東部。(註3)這個空無,不僅是地圖上的留白,更像是一種外加上去的粉刷 ── 猶如用白漆塗抹在原住民土地上一般,覆蓋了原住民族已然生活在山裡千年、具有豐厚文化的事實。

    臺灣人對於大豹社的理解,可以說近乎空白 ── 即使其發生的地理位置是如此接近「首善之都」的臺北。(圖片來源/遠足文化)

     

    這種刷白塗抹,也是某種現代寓言。地圖的空白,勾勒出往後數百年,國家體制看待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基本方式:國家具有絕對的地圖編纂權力,可以留白,也可以任意填充內容 ── 將原住民的傳統領域,繪製為觀光地圖、或者林班的分布圖。

     

    空白,與人的邊界

    過去地圖上的空白交界處,往往是昔日的隘勇線;例如,1900 年的《臺灣堡圖》裡(註4),日本帝國與大豹社的交界處,大約是當時的三角湧隘勇線。這是一條非常古老的古道,經過實地帶隊踏查後,我發現這條漫長的山稜如今已經沒什麼人走了,沿線仍可看到板橋街的界樁、路上隱約出現一些石堆構造物,以及石砌路面,依稀可以佐證為隘路。

    除此之外,地圖上的空白交界處,還存在更多層次的解釋。基本上,它可被視為過去臺灣島內的「帝國邊界」或「內戰的前線」;同時,這條線也是律法見解創造出來的抽象的線,或者 ── 透過人類學視域強迫畫出來的邊界。

    曾任臺灣總督府法院判官的安井勝次曾如此強調:「生蕃系化外之民,在我國領土上橫行的野獸而已。」安井透過法學上的見解推定:「生蕃」雖然可能具有法律上的自然人位階,但由於清帝國以來,生蕃即被視為「固我化外之民」、從未被納入國家的律法系統,因此他拒絕承認他們具有法律上的「人格」。

     

    安井的觀點,被日本各界普遍接受,甚至運用到隘勇線前進時期的戰爭裡,將蕃人視如動物般驅離(註5)。安井的劃分與動物園裡面的柵欄沒什麼兩樣,區隔出人獸之間的分別。因此,在日方的眼中,理蕃戰爭對原住民的清剿,並不是傳統意義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戰爭,也不是所謂的鎮壓內亂,而毋寧更像是神話故事裡,人類如何驅趕猛獸的情節。

    同時,在推進隘勇線的困難時期,也曾發生日本總督府命令部隊,在缺糧時可以食用蕃人的肉,似乎更堂而皇之將蕃人視為動物蛋白質的來源。例如 1910 年圍剿大嵙崁蕃時,佐久間總督曾經透過電訊傳達以下的命令:命小泉少將為宜蘭方面指揮官。如有糧食缺乏的報告時,即命以大嵙崁蕃人之肉來充饑,此旨傳達給大津總長(按:當時的蕃務本署長),與軍隊協力合作,以達討伐的目的(註6)

    在日方的眼中,理蕃戰爭對原住民的清剿,不是國家之間的戰爭,也不是鎮壓內亂,更像是神話故事裡,人類如何驅趕猛獸的情節。(圖片來源/遠足文化)

    遺憾的是,至今這條對原住民族的分別與歧視之線,仍未完全消失。而這也是我們需要重返這些邊界(包括實體的隘勇線、地圖的邊界乃至我們心理的邊界)的原因。甚至在「世界」的大地圖裡面,我們(臺灣)也幾乎常被視為西方的空白地帶。曾經做過「研究」的我們,都知道那種羞辱感,一種穩固存在於今日知識生產場景的隱形邊界。

     

    這裡面於是產生了很多矛盾與想像。譬如,邊緣的區域主體往往會相信,唯有努力成為 humanitas,才能脫離被土著化的 anthropos 的噩夢。日本學者酒井直樹曾敏銳指出,19 世紀以來的知識實踐,一直被西方的 humanitas(人文主義的「人」)與 anthropos(人類學的「人」)的分歧所主導。Humanitas,長期以來被認為描述「西方世界的人」,暗示了只有西方的人性有人文主義的價值;而anthropos,則是觀看西方「以外」的人 ── 例如歐陸帝國主義下的被殖民者。後者是一種兼具人類學與民族學的觀點。日殖時期日本看待原住民乃至整個臺灣社會,基本上也都沿用了這樣的劃分。

    酒井認為真正值得注意的,並不是 humanitas 與 anthropos 的劃分至今是否存在 ── 它當然存在,而是邊緣地區特定的區域主體(例如鄉村人、勞工階級、原住民族等),那些在過去被認定為 anthropos 的人,會不斷想流向 humanitas。

    這裡面於是產生了很多矛盾與想像。譬如,邊緣的區域主體往往會相信,唯有努力成為 humanitas,才能脫離被土著化的 anthropos 的噩夢。

     

    換句話說,類似安井那樣明顯的帝國主義知識劃分,表面上雖然失去了歷史條件,但強勢文化所代表的人文主義,仍像一塊超級大的磁鐵,對異質文化具有高度的宰制性。

    邊緣的區域文化 ── 例如,曾被定位為野獸的原住民,在「脫 anthropos」的過程裡,除了須不斷強調自身的傳統文化外,不免還要與強勢文化的 humanitas 產生激烈的對辯。目前看來,這仍是一個激烈動盪中的,關於知識生產的戰爭。

    過去地圖上的空白交界處往往是隘勇線,可被視為過去臺灣島內的「帝國邊界」── 同時也是律法創造出來的抽象線,或者透過人類學視域強迫畫出來的邊界。(圖片來源/遠足文化)

     

    大豹社的雙碑

    同樣的知識宰制,也出現在紀念碑的設置上。在三峽外插角山區,有一個大豹社事件的「忠魂碑」,是為了紀念日方的戰歿者所設;但大豹社原住民的犧牲者,雖然比日方的戰歿者多出數十倍,卻連實體文獻的記載都付之闕如。數十年來,日方的忠魂碑幾經颱風、地震,依然在荒山中保持完整,或許日人的靈魂還居住在裡面,但更可能是大豹社的魂魄也在守衛著它,好作為來日轉型正義的素材。

    主體石塊似乎來自附近河床的黃色砂岩,是三峽早期山居民宅常見的材質,但碑體上的說明牌,則已被挖走了。根據居住在金敏山區的張茂生老先生所說,銅鑄的說明牌是被附近的礦工挖去做燈火芯。忠魂碑前方還有一條破損的參拜道,通往蚊蟲繚繞的桂竹林。在多年的荒蕪下,蔓生的桂竹林似乎有將忠魂碑「吃掉」的趨勢。

    那趟探索之行後,我興起了「它應該被保留」的念頭。適逢柯文哲的臺北市政府因為三井倉庫拆遷案招惹爭議,而忠魂碑與「三井合名會社」墾殖三峽山區有直接關聯,我因此為忠魂碑寫了一篇短文,一方面聲援民間發起的「搶救北北三:北門×北三線×三井物產舊倉庫」行動;另一方面也藉此主張:北門三井倉庫單一建築體的保存,必須同時連結三峽深山中的忠魂碑,以及許多三井墾殖過的山區遺址,包括日殖時期的軍事侵略、科學化的土地測量,乃至於三井等財團的發展等等,才能較為整體地一窺臺灣殖民現代性的全貌。

    雖然聲援行動失敗了,因為文章被轉載的緣故,反而引起一連串不可思議的「迴響」;過去苦苦查找不到的大豹社資料,忽然間不斷湧入。較之於昔日虛無縹緲地探尋大豹社事蹟,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就好像大豹社人的冤屈化為一股力量在背後推動一樣。

    三峽大豹社事件的「忠魂碑」是為了紀念日方的戰歿者所設;但犧牲比日方多出數十倍的大豹社原住民,卻連文獻的記載都付之闕如。(圖片來源/遠足文化)

     

    雖然不願推諉於鬼靈之說,我還是得承認,這段調查大豹社的過程,真的是驚異連連。不久後,我意外得知,距忠魂碑不遠的湊合橋一帶,有座收納了上千具無名遺骨的百年萬善堂。堂內的碑體刻著「靈應萬善同歸墓」,左右眉批則是「忠義」二字,碑體註明的修建日期是 1910 年 11 月,恰好是大豹社事件結束後三年。一旁的無極皇宮住持說,萬善堂是地方人士受到託夢,為了收納橫死山區的原住民及漢人遺骨而建。

    那天,面對著龜甲墓龕裡的千具屍骨,我難掩激動 ── 那麼長時間的不斷查找、那麼多的無明與不解,好像在面對這間小小的陰廟時,終於有了答案。原來我所探索的隘勇線,所閱讀的大豹社事件史料,長達七年的戰事裡,抗日的大豹社人一直都是歷史文獻中消失的一群,這群失去面孔的人,他們的模樣終於在眼前的萬善堂得以略為顯影。

    不過,在訪問世居金敏山區、萬善堂爐主之一的張茂林、張茂生父子之後,才進一步得知,這些骨骸是在大豹社遺址上開墾的漢人移民挖出來的。除了原住民的戰死者以外,也混合著遭到馘首的漢人頭顱。

    日本帝國與大豹社的交界處約是當時的三角湧隘勇線,如今已經沒什麼人走,沿線仍可看到板橋街的界樁與隱約出現的石堆構造物。(圖片來源/遠足文化)

     

    於是,在陸續拜訪大豹社遺族、白石按山、隘勇線、忠魂碑及「靈應萬善同歸墓」之後,我開始組織探勘隊,著手進行一個龐大的空間測量計畫,並陸續前往北插天山、竹坑山、熊空山、拔刀爾山、加九嶺、獅子頭山等地,為了將橫亙在北臺灣郊山裡長一百多公里,與大豹社事件有關的幾條日本隘勇線遺址一一找出來,試圖從空間測量的層面,在文字敘述的史料之外,再現大豹社事件的空間感知。

    同時也開始嘗試與原民會、林務局與文化部的文資部門會商,希望能夠以「歷史步道」的保存規格來看待殖民者所興築的隘勇線,並且有朝一日能將這段歷史踏查的結果,交給大豹社遺族,共同探索這段無名的歷史。

    (本文摘自《橫斷記》,經「遠足文化」授權轉載。非經同意,不得轉載。)

     

    附註

    1. Province de Fo-kien,(福建省圖)尺寸為31.5x37cm銅版印刷,手工著色,屬於小型地圖。收錄於1735年法國出版的Description de la China(《中國誌說》)。
    2. 摘自:〈清朝三大實測地圖中的臺灣〉,「地圖與遙測影像數位典藏計畫」。
    3. 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林明德譯,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4,頁140。
    4.  《臺灣堡圖》由「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出版,從1898年開始繪製,到1904年才完成。
    5. 黃唯玲,〈日治時期「平地蕃人」的出現及其法律上待遇(1895-1937)〉,《臺灣史研究》第十九卷第二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頁105-106。
    6. 藤井志津枝(傅琪貽),《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理蕃政策》,臺北:文英堂,1996,頁256。

     https://www.matataiwan.com/2018/02/02/history-ncaq/

    關於本書

    • 書名:橫斷記
    • 作者:高俊宏
    • 出版社:遠足文化
    • 出版日期:2017/10/25
    • 介紹:
    「臺灣許多山川溪流的現況,無疑就是一部多重殖民的歷史。」
    地景如立體的歷史文獻,作家多次重裝入山踏查,
    採訪當事人也爬梳文獻、影像和個人記憶,
    文字得以穿透紙本,在空間流動。

    《橫斷記》書名取自日本總督府官員寫於 1914 年日軍征討臺灣東部原住民的《臺灣中央山脈橫斷記》── 2017 年,藝術家高俊宏帶著一把草刀與一只背包,走進臺灣山林,踏入難以企及的政治地理,完成記錄「臺灣山林戰爭、帝國與影像」的《橫斷記》。

    該著作以影像寫真記錄這場「太魯閣戰役」,日本帝國如何「收服」原住民,同時也呈現當時的山林場景及山地部落的樣貌。因此,本書書名帶有對帝國主義的反諷與自我警惕之意,也是作者在書中的行動 ── 橫越「大豹」、「眠腦」、「龜崙」、「大雪」臺灣四個山區的一段段旅程。

    茶場、礦場遺址、廢棄林場、被遺忘的神社、戰爭回音猶存的山陵⋯⋯ 一次次的重訪、踏查,林中路上他最終發現:無論在日本帝國主義或國民黨戒嚴體制的框架下,山林宛如永恆的「次殖民地」。

     

    「缺糧時可以食用蕃人的肉」── 大豹社,台北城一旁的空白歷史 | Mata Taiwan




    Fred chiu

    da leggere,
    2 mag 2018, 05:35:3502/05/18
    a Yt Yt

    74. 60年代台灣青年電影實驗的一些現實主義傾向,及其空缺

    60年代台灣青年電影實驗的一些現實主義傾向,及其空缺
    A Certain Realist Tendency and Its Void in Taiwanese Youth Film Experimentation during the 1960s
    文——張世倫


    74. 60年代台灣青年電影實驗的一些現實主義傾向,及其空缺




    「台灣是一個Void,我們剛想填些沙,使成沙漠,然後後人種仙人掌⋯⋯」
    ——邱剛健(1965)【註1】

    《劇場》季刊剛公演完《等待果陀》不久的1965年9月,邱剛健在寫給香港友人的信中,以「空缺」一詞形容台灣的藝文狀態,並藉此自我砥礪。半個世紀轉眼過去,在《劇場》的歷史成就業已確立,相關研究漸成豐田,並多以現代/前衛/實驗作為三位一體、分進合擊的詮釋框架,甚至出現號稱如今已可跳進「後《劇場》」問題意識的此刻當下,【註2】本文擬挪用並轉化此一「空缺」概念,藉由一些過往未被仔細探討的史料細節、檔案叢集、零碎線索與嶄新發現,試圖還原另一條以《劇場》為原點,但旋即因各種因素而漸行挫敗,如今多被湮沒遺忘的,一條較為偏向現實主義的電影實踐想像。

    在論述滿載的當下,重新強調空缺有意義嗎?在以現代/前衛/實驗為框架的詮釋之外,是否還有一些同等重要、且饒富文化政治意義的電影想像,竟被淡忘忽略了?如果60年代文藝青年的影劇夢就像如邱剛健所言,是一場填沙造地的打底工程,是否仍有一些我們未曾仔細造訪、如今已顯荒蕪陌生,但當年曾饒富生機、令人滿懷期待的異邦新地?藉著與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共同構思「60年代專題」的契機,我們或許終於得以重訪台灣青年新潮電影實踐裡,一個饒富意義的歷史敘事——事實上,關於《劇場》所留下的歷史、政治與美學空缺,以及真正被壓抑噤聲,至今仍缺乏認真清理,故而懸而未決的面向之一,便是60年代宛如潛台詞的一些現實主義傾向(a certain realist tendency)。【註3】

    而這一切,或可從紀錄片《上山》談起。

    「如果不當導演,情願死了」

    陳耀圻完成於1967年的《劉必稼》,如今被譽為台灣現代紀錄片的開山作,宛如孤星地啟發了無數後繼的現實主義影像實踐,影響深遠。【註4】與該片在同一時期拍攝,但討論較少的《上山》(1966),同樣有著紀錄片的外貌,內容卻較前者更受60年代歐美青年新潮電影影響,全片大膽使用動感搖晃的影像語言,半設計半即興的光影橋段,搭配非結構性的鬆散訪談,以及實驗跳接的影音調配,意欲觸及的是60年代文藝青年的內在心靈,以及面對世界的精神樣貌。

    藝專時期的牟敦芾與黃永松(背對鏡頭者),1964年板橋,張照堂攝

    全片紀錄就讀於國立藝專的黃永松、牟敦芾、黃貴蓉三位友人,簡潔準確地捕捉到其單純但豐實的生活樣貌,他們平日最大的興趣,除了藝術與電影,就屬爬山。在陳耀圻的細緻刻劃下,黃永松自孩提時代便隨親人多次造訪的新竹五指山,以及主持觀音禪寺、開明現代的老和尚,在片中象徵性地成為60年代文藝青年逃逸外界現實、尋覓自我存在的異地他方。【註5】一些無傷大雅的放浪形骸,宛如竹林七賢的靜凝意境,恣意嬉鬧的青春情誼⋯⋯,這些無比動人的細節,卻也未能全然消解某種來自外部的結構因素——陳耀圻詩意地穿插了四種不同版本的流行歌曲〈California Dreamin’〉,舉重若輕地暗示了「西方」作為世代青年的「現代」他鄉,以及美國因素無所不在的多重複音,而這無疑是非常政治的。

    在黃永松宿舍進行的三人訪談,背景是宛如杜象(Marcel Duchamp)現成物的倒反腳踏車與張照堂的失焦照片,在這個現代派氣氛的文青場景裡,當時就讀美國學運重鎮UCLA(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陳耀圻,不無有些暗示意味地探問三人:「越南在打仗,有沒有引起你們注意啊?」冷淡無謂的反應,顯示的是對於外在世界的無力疏離,畢竟黨國體制下的戒嚴台灣,僅是60年代蔓延全球的青年反文化(counter culture)風潮的邊緣末梢。

    相對於這種與現實脫鉤的窒塞感,三位文青更為炙熱的藝術夢,其中之一正是電影。「如果不能當導演,情願死了」,創作意念最為強烈、在學期間就立志拍片的牟敦芾,多年後回憶就讀藝專影劇科時,學校設備嚴重不足,教學只有紙上談兵,真的要自學電影,唯一方法是整個禮拜沒日沒夜地窩在戲院,重複看同一部電影數十次,試圖記住所有的鏡頭,不然就是買香菸賄賂放映師,每天終場後將底片拷貝借出,徹夜對著燈泡觀看片格間如何取景剪接,隔日再一早奉還。【註6】

    反戰的缺頁、冷戰的陰影

    1966年4月發行的第5期《劇場》裡,陳映真以筆名許南村翻譯了一篇討論戰爭電影的文章,卻因黃華成顧慮內容敏感,在刊印裝訂後逐一將其撕下,遂成為只見於目錄欄位,卻不見其實質內容的缺頁現象。【註7】

    這篇名為〈沒有死屍的戰場:好萊塢戰爭電影中的愛國主義底真相〉,【註8】內容主在探討美國電影工業每年產製的戰爭劇情片,無論是關於過去、當下或未來的軍事衝突,若不是刻意迴避死傷、粉碎太平,便是竭力製造差異、妖魔敵人,實對世人瞭解戰爭的殘酷真相毫無助益,更有鞏固既得利益的罪嫌。文章以一和平運動者的立場,探討二次戰後美國電影產業的失職,主張改革必須來自包括紀錄片運動的好萊塢之外,因為「好萊塢是這個社會體制底一部份」,其商業本質使得人們「對於冷戰的性格沒有清楚的理解」。

    如今湮沒在歷史缺頁裡的這篇文章,內容明顯指涉了韓戰、越戰,以及冷戰體制的壓抑性,在台灣語境下閱讀,頗有一些意在言外的現實感,甚至在譯文的一個段落,竟清楚點名了當時冷戰衝突的潛在熱點,「寮國、金門、馬祖、安哥拉、剛果⋯⋯」,疾呼美國公眾應該瞭解包括這些地區的現實樣貌,不能倚賴好萊塢生產的意識型態迷湯。對於戰爭電影的強烈批判,明顯與《劇場》其他內容風格有別,不禁令人好奇,文章作者Colin Young究竟是何人?其實這篇被撕掉的文章,原作者便是陳耀圻UCLA電影碩士的系主任,名字曾出現在《劉必稼》片尾的論文評審名單,文章的原始出處,則應該是一本持和平主義進步立場、鞭撻戰爭電影的批評專書。【註9】陳映真(或陳耀圻)究竟是在什麼樣的機緣與想法下,嘗試在《劇場》引介這篇文章,如今已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曾被邱剛健形容為《劇場》裡最具政治敏感度的黃華成為了保險避禍,適時嗅出了其中隱含的訊息。其實追究到底,陳映真也絕對明白這篇文章的鋒利性,他帶著暗示意味地如此譯來:「我們的世界已經有了變化。有許多其他政治領袖是惡名照[昭]彰的,他們卻和我們站在一起。我們因此混淆不清,不知所從了。」為了安危,當時已涉入左翼地下讀書會一陣子的陳,還是刻意刪除了Colin Young文章裡明確點名的「親美獨裁者」,他們是西班牙的佛朗哥、南韓的李承晚,以及台灣的蔣介石。

    從《上山》裡「是否關心越戰」的探問,到〈沒有死屍的戰場〉一文的閹割,發生在1966年的兩個事件,皆涉及了冷戰狀態肅殺噤聲的政治性,只能以若隱若現的方式,在各種電影實踐的邊緣,稍縱即逝地偶一現身。

    一段湮沒的現實主義電影小史:
    夭折的「大漢計畫」與《杜水龍》

    在《劇場》季刊舉辦過《等待果陀》與「第一次電影放映會」後,內部成員逐漸浮現了現代主義傾向與回歸現實主義的思想歧異。【註10】大約在65年底至66年春之際,以李至善、劉大任、陳映真、陳耀圻四人為主,曾經嘗試在成立近一年的《劇場》外另闢路線,他們結合了刊物部分同仁,另行成立名為「大漢計畫」的影劇創作團體,並以籌辦一具有獨立製片色彩的現代影業傳播公司,未來能夠拍攝紀錄片、教育影片、電視廣告,以及最終理想的劇情電影為奮鬥目標。為了積極創業,李至善甚至從莊靈父親莊嚴那邊,親自求來了手寫隸書的「大漢」二字刻為木匾,準備做為「大漢影業公司」的招牌。【註11】

    以年輕創作者自主結盟、具有獨立製片色彩的「大漢計畫」,據劉大任記載,最初計畫招攬之成員,至少包括了陳映真、劉大任、陳耀圻、莊靈、張照堂、牟敦芾,黃永松等人,但因理念頗有出入,特意未納入《劇場》內主張橫向移植現代、全盤學習西化的邱剛健與黃華成。【註12】計畫的粗略想法,包括了先全力協助陳耀圻進入中影擔任編導,加上當時已為公司副導的李至善,兩人逐步再把更年輕的黃永松與牟敦芾拉進中影,共同鍛鍊實戰拍片的編導能力。劉大任前往美國念書,兩三年後學成回台,再與陳映真一道擔任劇本編寫兼電影策劃工作,加上莊靈等人擔綱攝影一職。建立在上述的人力基礎,三、四年後便可集體成立一個名為「大漢」的現代傳播公司。【註13】

    在拍攝劇情長片的終極理想引領下,李至善、劉大任、陳映真共同完成了名為《杜水龍》的電影腳本,【註14】處理60年代青年所面對的迷惘虛無,內容兼具現代氣質與現實意識,計畫交給陳耀圻執導,並選定黃永松、曹又方等人擔任演員。在此基礎上,《杜水龍》進行了數次戶外排練、場勘選景、劇照拍攝與演員訓練,【註15】但因籌資不易、人力不足等諸多因素,醞釀數年始終未能有突破進展,最終只成為一小株未能成功蔓延燎原的微弱火光,然其緣起於對《劇場》「第一次電影放映會」之不滿與出走,【註16】不願自限於短片實驗之業餘嘗試,試圖另闢獨立運作之現代傳播公司,並嘗試最終能自主製作電影長片之志氣,仍有其不可抹滅之青年影視實踐重要意義。

    以《文學季刊》為基地的現實主義文藝介入

    在談及60年代陳映真對於台灣現代主義的批評時,大部分論者多聚焦在65年底,他以筆名許南村發表於《劇場》第4期、反省刊物同仁演出《等待果陀》一劇的〈現代主義底再開發〉,【註17】在這篇彷彿「對現代主義開下第一槍」的文章裡,他雖肯定現代派文藝在語言與形式層面的創新,但若在缺乏客觀基礎下進行一昧的模仿,最終只會淪為風格上的故步自封與頹廢虛無,並自甘於某種遲滯並永遠追趕於西方的「亞流」情境。對他而言,無論是什麼樣的現代派創作,終究仍需在一定程度上回歸並回應現實的召喚。

    這篇文章雖然重要,然而多數論者僅以《劇場》留存之雜誌文本作為分析核心,未察陳映真在離開《劇場》後,不但仍有小說上的個人創作,持續投入左翼地下讀書會,並參與了前述「大漢計畫」團體,嘗試將關於批評現代主義的議論書寫,轉化為具有現實意義的主動作為,其中極重要的成分之一,便是電影。「大漢計畫」之外,離開《劇場》的陳映真積極參與了《文學季刊》在66年的創刊運作,尉天驄便曾回憶,陳映真自1967年後期起積極推動《文學季刊》的內部改組,包括將規格更改為十六開本的大型雜誌,引介陳耀圻給同仁認識,嘗試以此文藝媒體作為新的論述舞台,進行一連串奠基於本地情境,強調文藝現實主義路線的論述介入(intervention)。【註18】

    這些奠基於現實主義關懷的論述介入,狀似零星破碎,牽連範疇多樣,實則頗具連貫層次。例如在陳映真的積極主導下,《文學季刊》於1967年11月出版的第5期裡,以大篇幅規劃了關於美國民歌與青年文化的圓桌論壇,【註19】同一期裡並刊載了他分析美國民歌社會基礎及其反叛侷限的〈最牢固的磐石〉,出人意表地以當時藝文圈反應不大熱烈的黑澤明《紅鬍子》一片,作為理想主義必須奠基於質樸現實的例證,藉以對比於他藉由閱讀劇本,而略知一二的安東尼奧尼與費里尼等人,顯現電影始終是陳映真此一階段重要的思想資源;此外,同期亦有許常惠記述如何「發現」陳達的〈民歌採集日記〉,作為本地歌謠傳統的現實情境參照。【註20】同樣是1967年11月,剛創刊的文藝雜誌《草原》以「詩」為主題,亦見陳映真在刊末發表了壓軸短文〈期待一個豐收的季節〉,批評過於蒼白虛無,並常淪為形式模仿的現代詩作,主張揚棄個人主義,並以積極涉世、面向社會的現實關懷,預言現代詩在未來的重新復甦與在地重生。【註21】

    除了針對「民歌」與「現代詩」進行現實主義的論述介入,或許最令人驚訝、如今卻鮮少有人提及的,是此一時期陳映真與《文學季刊》對於電影實踐的高度重視,厚實度比起《劇場》毫不遜色。1967年12月15日,《文學季刊》在耕莘文教院舉行了為期兩日、開放索票的陳耀圻作品發表會,首次對外公映《上山》、《劉必稼》、《后羿》,以及《年去年來》,【註22】以其新鮮現代、但又樸素率直的紀錄風格,引起輿論頗多迴響。《文學季刊》編輯部隨後並以〈對虛無的一擊〉為題,用如下字句精要濃縮暗喻了這場發表會所初現綻放、截然不同過往的,一種內省抖擻的現實主義精神:「不管如何,每人都被揍了一拳。這疼痛的一拳,如果能揍醒大家新式或舊式的象牙塔的迷夢,這個發表會也就有著它的意義了。」【註23】

    一則刊登於67年底的公開啟事,則像辦喜事般對外聲明陳耀圻業已購得《文學季刊》刊載的〈看海的日子〉與〈嫁妝一牛車〉兩篇小說的電影版權,雖然此一拍片計畫最終未能實現,時間上卻足足比80年代台灣新電影風潮早了二十多年,【註24】顯現出《文學季刊》已有嘗試將本地文藝創作與現代影視實踐合而為一的先進想像。

    然而,年去年來,終究是迎來了多事而關鍵的1968,一個在世界青年史上,充滿著希望、動盪與幻滅的歷史時刻。

    六八之春

    在陳映真的積極主導下,68年2月出版的《文學季刊》春季號洋洋灑灑地擺出了名為「文學影劇」的電影專欄,總篇幅接近該期比重的三分之一。「文學影劇」由與《劇場》頗有淵源的耕莘文教院傅良圃神父擔任顧問,意圖以導演專題研究、影劇評論書寫、重要論著翻譯等方式生產電影論述。乍看之下,這似乎無異於《劇場》同仁的編輯套路,但在具體取材與目光關切上,陳映真卻旗幟鮮明地展現出了,一種意欲告別《劇場》的西化前衛走向,轉而積極介入本土電影創作的文藝論述實踐。

    他在該期發表了帶有一絲電影宣言味的專文〈知識人的偏頗〉,【註25】檢討包括自身在內的讀書階層,很容易因循著過往的偏見陋習,而不知自身觀看視野的盲點,隨後語鋒一轉,重返了自己65年在《劇場》的〈現代主義底再開發〉一文裡已明確開啟、但仍待延展的影劇論辯大哉問——知識人如果一昧地追求藝術形式的西方現代與虛無況味,卻對國產電影的相對低落不聞不問,甚至動輒不屑一顧的全然否定,事實上對改良影視環境是於事無補的。對陳映真而言,此種知識人的偏頗,使得「我們慣於一方面飢渴地耽讀著從沒有看過的國外著名電影的報導和翻譯腳本,一方面誇大著一些在台灣上映的外國電影在『藝術性』、『現代』創意上給予我們的深刻『感受』,一方面就對於國產電影相對地表露著某種自暴自棄的、一竿子打盡的、懷有惡意的批評,嚷著要革國產電影的命。」【註26】

    換言之,他主張在面對電影問題時,知識階層應該反身自省、回歸問題的核心本質:台灣本地電影生產的現實樣貌,究竟為何?由於年輕人「無批判地向西方電影一面倒」,使得「我們對國產電影的不負責任的,非建設性的批評,都比起我們所瞧不起的、不屑一顧的國產影片在十餘年來所做悲壯的努力,要輕省得多。我們在同樣的十多年來為國產電影所做的,只是一些安那琪的,誇大其談的,不切實際的議論;而他們所做的卻是雖然令人辛酸但是異常實質的,建設性的貢獻。」【註27】

    在此一思維指引下,《文學季刊》內部舉行了導演李行的電影觀摩研習會,大陣仗舉行長達半天的圓桌座談,最後輯成三十多頁的〈一個中國導演的剖白——李行電影研究〉【註28】專題報導,試圖將目光從《劇場》所崇尚的西方作者轉向本地導演,嘗試展露在物力維艱、資源匱乏的狀況下,台灣的電影工作者仍多所尋覓能夠自主創造的拍片契機。【註29】換言之,從陳耀圻《上山》裡捕捉到牟敦芾等人那種「如果不當導演,情願死了」的意志昂然,到已有資歷的業界導演如今一一道來其箇中點滴,究竟如何順利拍攝出一部既不從眾媚俗、無須過度妥協,但又能貼近現實的劇情長片,似乎成了比山還高、卻仍須逆風上行的挑戰。【註30】

    換言之,當《劇場》在68年1月出版了最後一期、以西方導演為主、香港友人鼎力支援的「作者論」專號不久,《文學季刊》也無獨有偶地在2月推動了以本地中生代導演為主軸的論述戰線,顯現出二者路數雖已殊異分岔,但又異中有同、皆強調以導演為主軸的「作者策略」。【註31】更加帶有巧合意味、如今卻鮮為人知的是,在《劇場》以開刊文章慎重地以中文引進了巴贊(André Bazin)「作者論」概念的同時,原本已不大相信一昧引介西方現代派文藝知識的陳映真,卻也不約而同、近乎共時地,親自在《文學季刊》翻譯了巴贊論述攝影和電影之「紀實性」本質的重要論述「The Ontology of Photographic Image」,應該是這篇重要文章在華語世界的首次中譯,顯現出《文學季刊》集團對於現實主義影像論述的高度重視。【註32】

    《文學季刊》之所以與李行密切接觸,另一主因在於後者正替中影籌拍名為《玉觀音》的古裝長片。該片改編自姚一葦刊載於《文學季刊》第2期的三幕劇〈碾玉觀音〉,原本僅是單純的劇作改編電影,但因中影總經理龔弘欣賞陳耀圻的創作才華,不但聘請擔任編審委員,更因其外型出眾、且與《文學季刊》同仁淵源深厚,於是推薦他擔任李行《玉觀音》一片的男主角。對演戲原本沒有興趣、只想一圓編導夢的陳耀圻,為此破例的條件是在《玉觀音》殺青後,陳耀圻與李至善兩人可在中影得到正式執導電影的機會。【註33】這份來自既有體制、用意溫良的邀請,是否除了能一圓他們的導演夢,亦不無有開啟另一種電影實踐空間的潛在可能?而在理想與現實間求取平衡,或許沉寂已久的「大漢計畫」與《杜水龍》劇本,從此能有一線復甦實現的生機亦未可知?【註34】

    死寂與噤聲

    然而,現實政治的險峻,令人難以預想。

    《玉觀音》拍攝現場合影,前排左起:林美音、施叔青、陳耀圻、姚一葦、黃春明;後排左起:尉天驄、奚淞、陳映真、李行、李至善

    1968年5月「民主台灣聯盟案」爆發,組織左翼地下讀書會的陳映真、吳耀忠等人皆遭國府逮補求刑,作家黃春明,以及人在中部隨李行拍攝《玉觀音》的陳耀圻亦遭波及,後者並遭警備總部拘留了一個月才釋放,【註35】劉大任因赴美留學逃過一劫。原本高舉現實主義旗幟、意圖介入影劇論述的《文學季刊》受此重挫,遲至年底才出版了第7、8期的合刊號,前期預告的「中國電影方法表演論」、「《我的弟弟康雄》舞台劇本」【註36】,以及「卡爾・卓耶(Carl Theodor Dreyer)導演研究」等內容,皆因陳映真身陷黑牢無法刊載,卷首前言裡,編輯部語氣迂迴沉重地暗示了遇上的劫難:「⋯⋯我們有很多稿件『遺失』了⋯⋯謝謝朋友們幾個月來的關心和鼓勵。」受此重挫元氣大傷、拖刊嚴重的《文學季刊》,終在1970年2月第10期劃上休止符。

    陳映真等人遭逮捕後,原本僅進行到籌拍募資階段的《杜水龍》與「大漢計畫」只能嘎然中止,在白色恐怖的風聲鶴唳下,為了避免遭牽連,李至善連忙將「大漢」木匾與相關書信悉數燒毀,【註37】此一發生在半個世紀前,多少源起並針對著《劇場》時代影劇活動,而不無有著青年電影運動與獨立製片色彩的自主影劇想像,從此成為禁忌,逐漸銷聲匿跡,終至湮沒遺忘——無論在各類型的台灣電影史、《劇場》季刊延伸研究,乃至陳映真等人的創作年表裡,【註38】皆不見實質記述,成為一道失落蹤跡的歷史空缺。

    在這個歷史脈絡下,重新審視一張攝於1968年《玉觀音》開鏡現場,陳映真等《文學季刊》同仁前來拍片現場探班,與身穿古裝戲服的陳耀圻、身兼副導的李至善等人滿心壯志地合照,或許意在言外地竟成為「民主台灣聯盟案」發生前夕,「大漢計畫」與60年代青年電影夢遭到巨大挫敗前,所殘存下的一個定格記憶。

    被遺忘的電影「作者」

    未遭案件直接牽連、創作意志強大的牟敦芾,此時仍致力實踐在《上山》裡提及的「電影夢」。他以不到30歲之齡,在中影系統之外分別完成了《不敢跟你講》(1969)與《跑道終點》(1970)兩部劇情長片,以其內容深刻與表現新穎,在藝文圈內頗有迴響,卻始終未能排上院線放映,而有遭當局全面封殺禁演之說,【註39】甚至曾被貼上可能有思想問題的標籤,在那充滿疑懼、動輒招禍的白色年代,幸獲俞大綱為其辯護,才安然無恙。【註40】

    黃永松以重複曝光手法拍攝的《不敢跟你講》劇照

    牟敦芾自就學階段便開始籌劃的《不敢跟你講》,表面上探討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問題,但其中對於教育制度的批判、父子代溝的突顯、經濟剝削的刻劃,以及童工處境的描寫,都顯現出關注現實的不凡格局。影片找來當時已小有名氣、同為藝專出身的校友歸亞蕾主演,而另外兩位曾在《上山》裡與牟一同受訪的藝專同學也沒缺席,黃貴蓉化名為后方,負責全片編劇,成績斐然,黃永松擔任劇照攝影兼美術設計,並得到雕塑家楊英風的協助,無論是孩童逃避現實的木頭小間,或是畫家進行創作的工作室,場景皆頗具細膩巧思,替全片加分不少。曾替《劇場》翻譯文章的詩人張健看過試片後,震撼於牟敦芾的現實主義成就,而在當時的報刊留下了這樣的讚許之詞:「有一種電影,會逼使你隨它燃燒,隨它爆發,隨它冷卻,隨它昇華,最後更凝留一腔知性的思維。《不敢跟你講》就是這樣的一部電影。」【註41】

    更為成熟洗練的《跑道終點》裡,牟敦芾則對於同性情誼的大膽刻劃,階級區隔的對照類比,存在主義的自我質疑,以及宿命憂鬱的悲觀氛圍,不但有著超越彼時台灣電影既有框架的展現高度,更可從片中一窺60年代文藝青年諸多影響的混雜呈現——一些不無可能來自陳映真小說〈麵攤〉的意象轉化、許常惠不落俗套的吉他配樂、義大利新寫實主義的人道氛圍、日本武打片快節奏的蒙太奇剪接,再附加一些《四百擊》與《第七封印》裡童年孤寂與死亡逼近的迂迴折射⋯⋯最終,這些都濃縮在牟敦芾這兩部雖仍有若干稚嫩粗野處,但已多所洋溢現實主義精神,且勇於展現編導技藝的青年電影傑作裡。

    遺憾的是,縱使在圈內評價甚佳,全片充滿控訴氛圍的《不敢跟你講》,甚至明顯在影片結尾處,多添加上了一段與政府觀點妥協、宣揚九年國教的樂觀結尾,【註42】但兩部片子在政治與商業的壓力下,終究未能在當年院線公開放映,而成為台灣電影史一則隱蔽的傳說——多年以來,《不敢跟你講》與《跑道終點》多被認為早已佚失,甚至有拷貝遭到當局查禁焚毀的說法,【註43】不但阻斷了進一步研究探討的空間,更成為幾乎未被妥善討論的遺珠傑作。此次紀錄片雙年展能找出留存於世的底片孤本,在近半世紀後首度公開在台上映,得以一窺60年代台灣青年電影浪潮的若干樣貌,實乃意義非凡的大事。

    這兩部電影的挫敗經驗後,牟敦芾毅然離開台灣發展,並在往後成為「超越禽獸等級的導演」(網路語)。現今大部分的電影討論,都只把牟歸類為口味獵奇、手法殘暴的香港邪典電影(cult film)導演,卻不明白這位被台灣電影史所遺忘的電影「作者」,最初是萌生於60年代台灣青年的電影實驗風潮,具備相當程度的現實主義問題意識。

    但那青年電影的微弱火光,卻也沒有完全熄滅,而是以其它形式緩緩延燒。1970年陳耀圻受中影之託,計劃拍攝名為《金玉夢》的平劇紀錄片,特別委任黃永松擔任美術工作,並在前製訪調階段特別要求他必須鉅細靡遺地紀錄各種細節、角度與類目,雖然片子最後無疾而終,陳耀圻對於近身凝視傳統文化的嚴格要求,連同過去擔任《劉必稼》拍攝助理的體會,這些電影經驗深刻影響了黃永松對於民間/民俗的態度,扭轉了他過去作為現代前衛青年,而未貼近庶民現實的視域盲點。【註44】自美返台、意欲創業的吳美雲,則留意到黃永松在《不敢跟你講》一片展露的美術設計才華,邀請他一同創辦英語漢聲雜誌《ECHO》,開創了70年代回歸現實、著眼民間,卻又強調視覺現代感的報導攝影路線。【註45】

    結語:給未來的記憶

    2016年,在一條微弱線索的指引下,我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驅車前往中研院,目的是檢視一本短暫發行於60年代後期、知名度並不高的香港政論刊物《知識分子》。【註46】近史所圖書館是台灣唯一擁有這本期刊零星期數的典藏單位,而即便在香港本地的知識或政論刊物歷史裡,它也是一本不大受重視的冷門雜誌,然而裡面,不但有著離台赴港的邱剛健詩作、羅卡的影評書寫,「香港的青年業餘電影工作者」介紹,以及若干值得留意的港台藝文青年互動線索。

    在逐一查閱這本冷僻史料的過程裡,我意外且驚喜地發現了自1970年4月起,《知識分子》竟曾以三期的篇幅完整刊載《杜水龍》的電影分鏡劇本。這份在台灣因政治壓力無疾而終,近乎完全絕跡且無文字史料留存的青年電影計畫,竟奇蹟般地在68年陳映真等人的逮捕事件後,曾以香港刊物為避禍之地,低調安靜而無人聞問地留存下一紙珍貴紀錄。究竟這件事情,是怎麼發生的呢?

    刊載《杜水龍》分鏡劇本的香港《知識分子》第50期

    首度刊載《杜水龍》劇本的《知識分子》第50期為「蓬勃中的國片」專輯,內容包括羅卡〈台灣國片的檢討〉、金炳興〈中國電影發展的障礙〉、政大文藝研究社〈座談會:和李行談國片〉,以及由龔弘、白景瑞、張徹、劉芳剛參與的〈圈內人談國片〉對談共四篇文章。然而《杜水龍》一片的劇本,卻是頗不尋常地刊載在專輯以外的「文藝」欄目,每期連載《杜水龍》的開頭處,並以編註方式特別聲明:

    本劇完成於六五年冬,當時劉大任、陳耀圻都自美學成歸國,陳永善(即陳映真)是台灣甚富創作力的青年作家,李至善已替李行編寫過《貞節牌坊》。他們初擬用獨立製片方式拍攝《杜水龍》,後以資本及種種阻難而未果。現劉大任已回美,陳永善陷獄,李至善、陳耀圻則在台正式參加電影工作而卓然有成,《杜》片計劃已給棄置了,劇本一直亦未曾發表。現本刊以之作為文獻刊出,藉以畧窺台灣當年醞釀中的新電影。由於未經作者同意,後果當由本刊負責。【註47】

    換言之,未署名之編者在台灣仍一片風聲鶴唳,而劉大任、陳映真與李至善都不知情的狀況下,仍毅然採取完整刊印劇本的舉動,實有必須留存歷史記憶,不忍任其隨意消亡遺忘的用心。經過一番探查詢問,終於可以確知此一刊登作為與編註語,都是出自與《劇場》頗有淵源的羅卡之手,他當時受聘擔任《知識分子》革新版總編輯,正逐步強化藝文與電影相關內容,【註48】卻因緣際會地替台灣60年代末短暫興起的青年新電影風潮,留下塵封超過半世紀、如今終於重被發現出土,意義彌足珍貴的文字史料。

    文字之外,一些長期留存、但封塵已久的影像,也無獨有偶地在近期顯露蹤跡、等待詮釋。2017年底台北市立美術館舉行了名為「為了一種現代的視覺:七〇年代跨域的造型感」的歷史檔案展,【註49】其中包括一系列由莊靈提供、取名為「《劇場》雜誌成員排練側拍照」的黑白影像。這批戶外排演照,過去雖曾在各處零星刊載,但應是首次以較多張數的完整方式呈現,彌足珍貴。【註50】照片中的人物,至少包括了劉大任、陳耀圻、陳映真、李至善、傅良圃、黃永松、牟敦芾、黃貴蓉、曹又方、張照堂等,皆是直接或間接與「大漢計畫」有所關聯的人物,而明顯在場景裡缺席不見的,則是《劇場》核心人物的邱剛健與黃華成。經過進一步訪談詢問,終於瞭解這批照片的真確脈絡,應該不能算是《劇場》的短片排戲活動,鏡頭下的青春正盛與電影夢,紀錄的其實是「大漢計畫」與《杜水龍》一片的初期場勘與演員試戲。【註51】

    「大漢計畫」《杜水龍》排練活動的參與者,左起:曹又方、劉大任、陳耀圻、陳映真。(莊靈攝、台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如今我們只能從羅卡與莊靈兩位《劇場》人在冥冥之中分別留存下來的文字刊載與照片檔案,兀自揣想60年代青年電影實驗的「大漢計畫」如能順利實現,其所可能擁有的神韻風貌可能為何了。僅存劇本與排練照,卻「看不見」(invisible)的《杜水龍》,究竟會不會是一部精彩絕倫的青年電影呢?羅卡筆中「台灣當年醞釀中的新電影」如能掀起浪潮,是否可開展出迥異於80年代台灣新浪潮的運動風景?一個較以現實主義為依歸、約略有著左翼色彩,而不能只是以「實驗電影」一詞涵蓋的「電影實驗」現象,如果沒有遭到巨大的歷史挫敗,倘若作為60年代全球青年反文化的一環,它究竟會孕生出何種奇花異果?

    就像歷史所開的一個殘酷玩笑,這種因為空缺產生的移情猜想,竟或許和60年代文藝青年其實缺乏管道,無法真正看到那些貌似高深的藝術電影,只能倚賴《劇場》上的文字腳本與黑白劇照,自行拼貼腦補,有著某種時空情境的錯位迴返與似曾相識(deja vu)。以空缺為主調的一段歷史,不該等同於歷史的空缺,以及由此而來的自由聯想、恣意連結。終究,在這段台灣電影/文藝/思想史的全景面貌尚未得到真誠仔細、確切實在的清理重述前,其實,我們尚嚴重缺乏基本的概念工具與問題意識,去想像並宣稱所謂的「後《劇場》」。

     

    【註釋】
    1.邱剛健致李浩昌信函,1965年9月30日。感謝舒明先生提供這筆資料。
    2.例如《藝術觀點》自2010年1月推出重量級的第41期「我來不及搞前衛」改版專號後,便曾數次處理《劇場》及其周邊。「後《劇場》」之說則出自周郁齡策劃的2018年1月第73期,內容除曾參與《劇場》活動的香港影評人羅卡專文外,尚包括日本ATG地下映畫聯盟、70年代視覺藝術的造型感,以及王墨林與黃孫權對談冷戰等,雖然個別文章皆頗具價值,但其對於「後」的操作定義究竟為何?「發軔台灣、途經香港,想望日本」的宣稱,除了是策劃上接近個人創作的主觀想像,仍未能清楚見到若干文章與《劇場》間,具備著真正實質的歷史因果與有機連帶。
    3. 「一些⋯⋯傾向」的語法,自然是向楚浮(François Truffaut)關於「作者論」的名文〈關於法國電影的一些傾向〉(A Certain Tendency of the French Cinema / Une Certaine Tendance du Cinéma Français)致意,該文最早的中文翻譯曾刊載於68年1月出版的最後一期《劇場》季刊。
    4.《劉必稼》的重要性,筆者於另篇文章已有處理,此處不再贅述。參見:張世倫,〈做為紀錄片現代性前行孤星的《劉必稼》〉,《放映週報》第555期,2016年5月6日,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line.asp?H_No=615
    5.黃永松多年後曾在英文漢聲雜誌回憶這座深具個人意義的禪寺與老和尚,並提及山中其實住有許多單身的外省老兵,他們歷經各種戰爭流離,退伍後選擇在此避世修行、宛如現代隱士。見:Yung-sung Huang. “A Man and the Mountain,” ECHO. Vol.3 no.10 (1973), pp. 40-60.
    6.出自2010年J.L. Carrozza對牟敦芾進行的錄影訪談〈Black Sunshine: Conversations with T.F. Mou〉,網址:https://goo.gl/pedDFL
    7.黃華成對於此事的政治敏感,參見:邱剛健,〈熱情・純真・無知及感謝〉,《人間思想》第6期,2014,頁188。
    8. Colin Young著,許南村譯,〈沒有死屍的戰場:好萊塢戰爭電影中的愛國主義底真相〉,《劇場》第5期,1966年4月,頁73-79。
    9.被撕毀的《劇場》裡宣稱文章最初刊載於《Film Quarterly》,但經筆者多次比對都未見蹤跡,最後是在一本關於戰爭電影與和平運動的合輯裡找到原文。參見:Colin Young. “Nobody Dies: Shades of Patriotism in the Hollywood War and Anti-War film,” in Robert Hughes. (ed.), Film: Book 2 / Films of Peace and War.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2, pp. 87-121.
    10.這段思想歧異的歷史回顧,過往已有詳實精彩的文獻解析,在此不再贅述,參見:陳佳琦,〈陳映真與《劇場》的分裂:記一段現代/鄉土對峙前的史前星火〉,《藝術觀點》第41期,2010年1月,頁17-25。
    11.關於「大漢計畫」唯一現存、較為明確之正式記述,參見:劉大任,〈流產〉,《冬之物語》,台北:印刻,2004,頁47-52。另參考:李至善寫給于延曾(?)、提及「大漢計畫」宗旨之私人信函,標記日期為1966年1月7日,感謝蘇育賢提供這筆資料。
    12.同前註。值得留意的是,根據筆者訪談,有些最初被列為招攬目標的創作者,自始至終都不曾聽聞過「大漢計畫」與《杜水龍》劇本的存在,顯見此一以李至善、劉大任、陳映真與陳耀圻四人為核心的影劇文藝實踐,當年具有一定程度之私密性。
    13.「大漢計畫」的初期想法,內容整理自劉大任回覆筆者詢問的電郵,2017年1月13日。
    14.《杜水龍》分鏡劇本是由劉大任、陳映真撰寫劇本初稿,再由具備副導經驗的李至善修改完成。
    15.據曹又方回憶錄記載,她是被牟敦芾發掘並介紹給陳耀圻等人,從而涉入了《杜水龍》的籌備工作,內容包括在耕莘文教院排練,「在空蕩的舞台上自編自演一段啞劇⋯⋯飾演一塊正在融化的冰」等。參見:曹又方,《烙印愛恨》,台北:圓神,2005,頁381-382。
    16.未被列在「大漢計畫」名單內的邱剛健,曾表示劉大任、陳映真與陳耀圻三人逐漸在《劇場》裡形成理念接近的小團體,而在1966年2月舉行的「第一次電影放映會」後,「有一天我忍受不了了⋯⋯就這樣把他們請走了⋯⋯他們出去後,好像有想要拍真正的劇情片,不過沒拍成⋯⋯」見:許碩舜訪問,〈疏・離——邱剛健談「劇場」時代及短片〉,《電影欣賞》雙月刊,第72期,1994年11.12月,頁68。黃華成也曾明確提及陳映真與劉大任兩人對「第一次電影發表會」的不滿情緒,並認為這是他們退出《劇場》的主要原因之一。見:李道明、許碩舜,〈黃華成——這就是原創〉,《電影欣賞》第65期,1993年9月,頁30-36。
    17.許南村,〈現代主義底再開發——演出「等待果陀」底隨想〉,《劇場》第4期,1965年12月,頁268-271。
    18.關於陳映真如何強力主導了《文學季刊》的現實主義關懷,參見:尉天驄,〈理想主義的蘋果樹——瑣記陳映真〉,《回首我們的時代》,台北:印刻,2011,頁240;尉天驄,〈三十年來的夥伴,三十年來的探索!〉,收於陳映真,《陳映真作品集9:鞭子與提燈》,台北:人間出版社,1988,頁19-23。
    19.陳映真、尉天驄、七等生、曹永洋等、李南衡錄音、雷驤筆記,〈大地之歌〉,《文學季刊》,第5期,1967年11月,頁140-159。七等生後來曾於回憶文章內,提及對陳映真強勢主導此一論壇走向的不滿,參見:七等生,〈給安若尼・典可的三封信〉,《重回沙河》,台北:遠景,2003,頁361。
    20.關於陳映真在《文學季刊》第5期的文藝介入,可參考張世倫於《藝術觀點》第70期之專題策畫,關於〈大地之歌〉當年其中一位受訪者,後來亦成為紀錄片導演暨攝影家的戴文博(Tom Davenport)的臺灣60年代相關文章。參見:戴文博,〈如夢之夢:1960年代台灣文化人肖像〉,《藝術觀點》第70期,2017年5月,頁110-128。
    21.許南村,〈期待一個豐收的季節〉,《草原雜誌》第1期,1967年11月,頁44-47。
    22.雖然在稍早的1967年10月23日,位於台北植物園內的台灣省電影製片廠便曾針對影劇藝文圈人士近百人舉辦陳耀圻作品放映會,並由與《文學季刊》關係密切的俞大綱與姚一葦擔任介紹,但其性質仍屬於不對外開放的觀摩放映。《文學季刊》在同年12月15、16兩日在耕莘文教院舉行的陳耀圻作品發表會,應當才是《劉必稼》與《上山》等作品在台灣的第一次對外公開放映會。
    23.斐志文,〈對虛無的一擊——記陳耀圻的作品發表會〉,《文學季刊》第6期,1968年2月,頁89。
    24.陳耀圻購得電影拍攝版權的公告啟事,刊登於《文學季刊》第5期1967年11月的內頁。黃春明〈看海的日子〉與王禎和〈嫁妝一牛車〉兩篇小說,要遲至80年代台灣新電影帶動的文學改編風潮時,才分別由王童(1983)與張美君(1985)拍攝為劇情長片,但成績皆不突出。
    25.許南村,〈知識人的偏執〉,《文學季刊》第6期,1968年2月,頁85-86。
    26.見前註。對應於陳映真批評的另一個論點,可參見:莊靈,〈革中國電影的命〉,《這一代》第4期,1966年4月,頁14-15。
    27.同註25。
    28.〈一個中國導演的剖白——李行電影研究〉,《文學季刊》第6期,1968年2月,頁132-163。假耕莘文教院舉行的圓桌座談,參與者包括李行、陳耀圻、陳映真、李至善、尉天驄、王禎和、黃春明、吳耀忠、牟敦芾、黃貴蓉、施叔青、傅良圃、謝穰、王中和、鄭德貴等人,可謂十分慎重。
    29.《劇場》雖曾計劃製作白景瑞導演的相關內容,並舉行過座談,但終究並未成真。見:許碩舜訪問,〈疏・離——邱剛健談「劇場」時代及短片〉,《電影欣賞》雙月刊,第72期,1994年11.12月,頁62-69。
    30.座談裡一個或許略帶著世代對峙、而饒富意義的象徵環節,出現在畢業不久的電影編導牟敦芾,曾一度以日常生活的各種細節(例如物價高低)不斷質問李行,暗示在業界沉浸已久的後者,是否多少已與外在現實脫節而喪失創作敏銳度。見:〈一個中國導演的剖白——李行電影研究〉,頁152-153。
    31.借用巴贊關於電影導演「作者論」的「Politique des auteurs」說法,視其為一種言說策略與論述政治。
    32. André Bazin著,許南村譯,〈攝影映像之本質〉(The Ontology of Photographic Image),《文學季刊》第6期,1968年2月,頁127-130。
    33.〈陳耀圻上銀幕 飾中影「玉觀音」中男主角〉,《聯合報》,1968年2月28日,第5版。
    34.這樣的一種想像,參見:劉大任,〈流產〉,頁50。
    35.往後長期避談此事細節與影響的陳耀圻,曾在一次訪談中約略提及政治對於現實主義的挫傷:「我想《劉必稼》後來給我帶來很多『麻煩』,所以就乾脆拍商業電影⋯⋯人生可能就是這樣,也蠻無奈的。」見:姚立群,〈紀錄的未來・未來的劇情——陳耀圻〉,收於張昌彥、李道明(編),《紀錄台灣:台灣紀錄片研究書目與文獻選集第1卷》,台北:國家電影資料館,2000,頁448-454。
    36.陳耀圻原本計劃將陳映真的《我的弟弟康雄》改編為舞台劇,並由氣質獨特的奚淞擔任男主角。參見:尉天驄,《回首我們的時代》,頁371。
    37. 劉大任,〈流產〉,頁51。
    38.例如過去普遍認為,陳映真生前唯一的劇本作品,是寫於1994年的歷史報告劇《春祭》,殊不知早期他也有電影實踐的寫作經歷。
    39.牟敦芾本人便採此種說法,參見其英文訪談:Black Sunshine: Conversations with T.F. Mou (2010),https://youtu.be/PPCS0RUrEPI
    40.尉天驄,《回首我們的時代》,頁70。
    41.張健,〈跟您講「不敢跟您講」〉,李幼新(編),《電影・電影人・電影刊物》,台北:自立晚報,1986,頁13-14。
    42.認為《不敢跟你講》片尾可能遭到當局下令改拍的說法,參見:張錦滿,〈牟敦芾的兩部電影〉,李幼新(編),《電影・電影人・電影刊物》,台北:自立晚報,1986,頁16-17。
    43.尉天驄,《回首我們的時代》,頁70。
    44.奚淞,〈美麗的山河,我們愛妳!與「漢聲雜誌」發行人黃永松談報導攝影〉,《中國時報》,1979年7月18日,第12版。
    45.關於這段歷史,參見:張世倫,〈目光的回視與挪移:英文版漢聲雜誌《ECHO》(1971-1978)的攝影史意義〉,《攝影之聲》第21期,2017年7月,頁28-37。值得一提的是作為一個現代傳播公司,漢聲曾有意投身製片業,不但曾於1972年的雜誌裡刊登「ECHO Productions(漢聲製片)」的英文廣告,宣稱能承接紀錄片、廣告片、簡報片,乃至劇情片等各種類型,並曾與陳耀圻合作,在同一年替觀光局完成了名為《七個傳統節慶》的宣傳片。
    46.就筆者有限所知,《知識分子》是一時事、政論刊物,初期為半月刊,後改為月刊,創刊於香港「六七暴動」後的1968年,停刊於72年的第81期,發行人是在美新處上班的繆雨(女星繆騫人之父)在正職工作之外的旁枝創辦。該刊初期不具有清晰的左或右派色彩,軟性內容也不多,70年左右推出革新版,聘請羅卡擔任總編輯,大量增加文藝欄目,對於中國文革的批評也日益增多,然在71年台灣國府退出聯合國前後,《知識分子》的言論立場有明顯左傾現象,原因不明。
    47.劉大任、陳永善、李至善,〈杜水龍(電影劇本)〉,《知識分子》第50期,1970年4月1日,頁28。底線處為筆者為強調所加。
    48.羅卡回覆筆者的電郵,2017年1月27日。
    49.「為了一種現代的視覺:七〇年代跨域的造型感」,展期由2017年7月15日至9月日,策展人為王柏偉。
    50.例如其中一張照片曾刊登於《人間思想》季刊2014年春季號的「劇場雜誌與影像轉譯的年代」專題。
    51.劉大任與黃永松皆指認這些照片的實際背景應該是《杜水龍》的電影排練活動(劉大任回覆筆者詢問的電郵,2017年1月13日;黃永松訪談,2017年12月28日)。

    張世倫
    藝評人,曾任博物館員與雜誌記者等職。政大新聞所碩士,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 College)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候選人,譯有《攝影的異義》(John Berger)、《另一種影像敘事》(John Berger & Jean Mohr)與《這就是當代攝影》(Charlotte Cotton)等書。研究興趣包括影像史、當代藝術、音樂批評、電影研究、藝術現代性與冷戰史等諸多範疇,現正持續從事影像批評以及臺灣攝影史相關研究的書寫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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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觀點ACT│Art Critique of Taiwan為當代讀者打開一個立基台灣、面向世界的當代思潮匯流激盪的對話平台

    發行人|詹景裕
    召集人|蔣伯欣
    主編|龔卓軍、蔣伯欣、孫松榮、林暉鈞、林欣怡、林巧芳
    美術編輯|蕭佑任
    出版機關|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1999年1月1日創刊創辦人刊名題字|漢寶德

     

    《藝術觀點ACT》季刊榮獲「第三屆國家出版獎-優良政府出版品評選」特優獎(第一名)

    《藝術觀點ACT》定期於每年1、4、7、10月出刊,自100年度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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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mag 2018, 15:34:1404/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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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祥蔚現場直擊/「新五四運動」人潮聚集的秘密

    ▲▼ 新五四運動。(圖/直播)

    ▲ 台大師生校友因為不滿教育部粗暴「拔管」,共同發起「新五四運動」(圖/直播)

    【賴祥蔚的現場直擊】

    2018年5月4日星期五下午,在台灣大學校園內,忽然聚集了從四面八方而來的人潮。

    5月4日,在1919年是一個重要的日子,當年爆發了五四運動。99年之後的2018年5月4日,原本各界早就淡忘了這個日子,但是這一天,因為教育部不發聘書給台灣大學選出來的校長管中閔,被認為是干預大學自主,因此引發了一場「新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的起因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中華民國原本也屬於戰勝國,舉國上下都期望可以收回被德國在山東享有的特權,但是列強提出的戰後和約,居然是要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轉交給日本,因而引起全國民眾強烈的憤怒與學運,逼使政府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也強烈呼全國重視民主與科學,希望國家興盛、洗刷國恥。

    表面上來看,民進黨政府干預大學自主跟99年前呼喊民主與科學的五四運動似乎沒有關係,但是真正進到了台大校園,從現場人氣及民眾反應可以看出,兩者之間關係密切。

    這一天的台大校園從下午兩點開始,就陸續出現人群,數百人先到紀念傅斯年校長的傅園舉辦追思活動,三點多之後人群往傅鐘移動。許多知名學者、藝文人士都低調來到現場,默默參與。

    前總統馬英九無預警到了傅鐘現場,原本只是低調綁上黃絲帶,後來在現場群眾與新聞記者的要求之下,發表了短暫談話,而且爆料他當選時,美國總統小布希曾經致電祝賀,並說台灣是亞洲與世界的民主燈塔。

    ▲▼ 台大新五四運動遊行。(圖/記者李毓康攝)

    ▲估計至少5千人以上聚集台大,參加新五四運動遊行。(圖/記者李毓康攝)

    到了四點,大量人潮開始聚集在台大正門與傅鐘之間的椰林大道,現場人數迅速突破了5000人,不但還在繼續增加中,而且湧現了許多年輕面孔,估計到了晚上會有更多人潮出現。

    如果問現場民眾這個活動的發起團體是誰,恐怕很多人都說不出來。為什麼這樣一場的活動,居然可以號召出這麼多人潮?這或許可以從現場許多人的共同話找到答案。

    許多人在現場談論的話題,都是政府公然干預大學自主,這在戒嚴時期也沒有出現過,他們不只看不慣政府針對管中閔的打壓,更質疑新任教育部長吳茂昆本身就有更多、更大的爭議,憑什麼嚴以待人、寬以律己?這怎麼會是台灣價值呢?

    這兩項質疑,剛好呼應了五四運動對民主與科學的呼喚。民主與法治不可分,既然是人民作主,法律之前必然人人平等,因此所有公民都會期待政府應該要用同樣的標準來對待所有人。可是民進黨政府在對待台大校長當選人管中閔時,顯然採取了非常明顯的雙重標準,違反了民主的基本精神。表面上,台灣施行了選舉、執政黨也以民主為名,但是實際上對待不是自己色彩的他者卻採取了不一樣的標準,這就違反了民主的真義。

    更何況,根據意藍資訊的大數據分析,網路民意對於教育部處理台大校長事件的聲量,呈現了壓倒性的負評,正/負評的值為0.22,也就是將近八成的網路輿論都不贊成教育部的做法;新的教育部長上任之後,討論聲量更暴增三倍。在這種情況之下,政府依然一意孤行,這怎麼會是民主?

    另外一方面,五四運動對科學的呼喚,不只是在於重視科學實驗而已,更在於要在日常生活中貫徹科學研究的實事求是精神,讓證據說話。

    新任的教育部長吳茂昆本身雖然是科學家,但是在不發聘書給台大校長當選人管中閔這件事情上,卻沒有做到實事求是。教育部不發台大校長聘書的新聞聲明稿,不論是在事證上、法理上,很顯然理由都不夠充分。科學家而不能實事求是,這就反映了我們對於科學精神的落實,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很多參加這場活動的人都說,他們不是台大校友,也不在意是誰擔任台大校長,但是絕對看不慣政府公然干預大學自主,至於用雙重標準、赤裸裸展現對權力的濫用,更違反了實事求是的精神。

    不發聘書給台大校長當選人,透露了民主進步黨政府正在背離民主與科學的進步精神,驗證了英國歷史學者艾克頓說的「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台大校園響應「新五四運動」的人潮,則反映出公民對於民主與科學精神的期盼與堅持。正因如此,我們無所懼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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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論作者賴祥蔚(圖/賴祥蔚提供)●賴祥蔚,台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教授、中華傳播管理學會理事長。以上言論不代表本網立場。88論壇歡迎網友參與,投稿請寄edit...@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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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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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mag 2018, 22:50:1804/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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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是誰的?

    沈榮欽︰台大校長甄選從校內派系爭奪蔓延至社會,最終演變為藍綠對決,反映出最根本的校園統治結構落後。
    更新於2018年5月4日 06:48 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 沈榮欽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題圖為台大校內的傅鍾,為了紀念台大第四任校長傅斯年而設。)

    台灣大學校長遴選案,在歷經四個月當選人管中閔的獨董、抄襲與兼職的爭議後,隨著台灣新任教育部長吳茂昆駁回遴選結果,新的政治風暴隱然成形。爭議最終還是會回到法律攻防來解決,但在本質上,管中閔案是不同學術派閥圍繞著大學自治的攻防,意圖重新定義台灣教育部與大學的關係。

    檢視戰後台大自治的歷程,正好代表「大學是什麼」的三種觀點。

    大學作為黨國官僚組織

    威權時期的台灣大學,執政者在政治高壓中留下成為言論的縫隙,作為政治主張的觀察站,例如國會全面改選、兩岸交流等,都是在台大辯論後成為執政測試的風向球。當時的台大毋寧更接近韋伯(Max Weber)筆下的官僚組織,由校長、教務長、院長、系主任與各行政人員組成的層級組織,制定了各種法令、細則、規章與制度,有明確的指令與溝通管道,各人據之行事,並且由各種檔案與標準來記錄與確認法令與政策的遵守。

    威權體制下,台大校長必須兼任國民黨北區知識青年黨部主委,校長由黨國指派,每個學院內均有國民黨團體,對學生運動多所壓制,因此,台大在法律上是國家官僚組織的一部分,校內也同時存在國民黨的官僚組織。1986年李遠哲獲得諾貝爾化學獎之後,在台灣提倡「教授治校」掀起旋風,當時正值解嚴後台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之際,「教授治校」很快成為反抗威權、爭取大學自主的精神口號,大學的官僚體系開始鬆動。

    大學作為學術社群

    具自由派傾向的師生們採取學術社群觀點來對抗官僚體系的說法,以下這個例子相當傳神的說明了這個觀點:艾森豪威爾 (Dwight D. Eisenhower)在二戰後擔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演講時說道:「各位哥倫比亞大學的員工⋯⋯」,一位教授立即起身說:「校長先生,我們就是哥倫比亞大學。」這種觀點認為教授並非校長或學校的員工,而是大學的主體,官僚組織中的權力來自自上而下的正式命令,但是大學更重要的是來自知識與專業的非正式權力,大學校長並不是高高在上的決策者,校長更像是地位崇高的學術象徵,真正的決策來自具有專業知識的教授們,依據民主的方式以共識決定。專業團體以自治為組織原則,反對國家官僚的干預。例如台灣的系所教授,大多同時制定學術與課程的規範,又兼管理繫上的行政人員,這種學術與行政不加分化,統一置於教授手中管理,正是學術社群的標誌。

    但是這種學術社群的觀點也被批評為過於浪漫。事實上,在大學的功能日漸繁複的今日,將學術與行政共同置於教授手中,越來越無法應付多變的環境與分工的需求,大學的募款、行政乃至公共事務的參與,都越來越需要將行政視為一種專業。此外,將大學視為一種以民主共識決策的想法也不切實際,事實上大學各科系之間的鴻溝,經常使得大學中的決策充滿衝突,例如文學院教授與商學院教授之間的認知差距,使得大學校務會議的決策過程,遠遠無法以對話達成共識。領導一群大學教授,困難度不比領導一群血氣方剛的青少年更加容易。

    大學作為政治聯盟的集合

    如果不以學術社群而從應然的角度看待大學,實際去檢視大學的運作,大學會更像是組織決策大師James March所說的政治聯盟的集合。各學院的教授、行政人員、教學與行政助理、學生等,組成大大小小不同的聯盟,各有不同的目標、知識、信仰、次文化與利益,存在大量的差異與衝突,決策基本上是用政治的方式來處理不同聯盟之間的衝突,想要以更高的價值來說服各聯盟自動退讓通常會徒勞無功。所以大學校長既不是站在官僚組織頂端發號施令的司令官,也不是代表學術社群的象徵人物,而更像是在各聯盟之間,居中協調衝突、交換利益與整合意見的政治中介者(political broker),例如美國大學中獲得較多外界的研究經費或是合約、在全國大學中名氣與排名較高的科系,通常在校園內的權力較大,也享有較高的預算。能解釋這種現象的最合理方式,就是大學的預算編製,既非官僚組織決定,也不是仰賴學術社群的共識,而是一種政治程序的結果。

    台灣校園民主化之後,台大校長通常是醫學院或工學院出身,出身管理學院的管中閔,要不是因為醫學院出身的前校長楊泮池涉及學術倫理問題不再參選,通常出線的機率不高。相對的,以人文學科見長的政治大學,因為沒有醫學院與工學院,近十年的校長通常出身自商學院與傳播學院兩個校內權力最大的學院。事實上一般相信,台大曆來的校長遴選,最重要的就是學術派系的力量,而這次管中閔事件的爆發,也與派系衝突有關。

    「挺管」與「反管」的困境

    儘管台大的自治發展歷程可以用以上三種不同看待大學的觀點加以描繪,但事實上,台大並不完全屬於上述任何一種理想型,而是三者與歷史遺產的混合,這種混合雖然十分正常,但是往往在某些地方會與當地的制度環境產生衝突,這是許多開發中國家的大學所面對的共同困境。

    就這次管中閔事件的爭議而言,支持管中閔的人士通常高舉大學自治以對抗台灣教育部的監督,但事實上從官僚組織的角度而言,台灣的公立大學從未法人化,只是教育部轄下的學術機關,教育部有權駁回台大的決定。更令支持管中閔人士困擾的是,站出來支持的許多人物,例如台大前校長孫震,是威權時代反對校園民主化與打壓學生運動的要角,這令他們即使將大學視為學術社群,也喪失正當性,因此只剩下政治聯盟的觀點,將管中閔事件視為大學不同派系之間衝突的結果,從本質上來說,這是一種用政治的觀點來反對校園政治化,也就難以獲得廣泛的認同。

    反對管中閔的人其實也有類似的困境,雖然是以不同的形式呈現。縱使教育部有權駁回台大校長遴選委員會的決定,但是這對於推動大學法人化並無幫助,反而可能強化台大作為官僚組織的觀點;管中閔刻意隱瞞利益衝突的訊息,在道德與程序正義均有所虧,但未必就代表教育部的介入可以獲得更好的結果;問題在於,台大遴選委員會拒絕承認程序與訊息核實疏失,台大校務會議更將所有試圖解決衝突的方案予以擱置,於是責任回到教育部。但是教育部的「外律」對台大的「自律」並無幫助,台大的自治又缺乏責任,最後在管中閔拒絕出面說明質疑下,衝突不斷升高,由校內蔓延至社會,最終演變為藍綠對決,除了少數的派系之外,整個社會都成為輸家。

    歷年來台大的自治程度隨著社會民主化的程度不斷增加,戒嚴時期大學校長均由政府指派,直到1994年通過的《大學法》中止了官派校長;但是直到民進黨首次執政,依舊是由台大選出兩位校長候選人,再由教育部長圈選;到現在政府罕見否決台大遴選委員會的決定,便掀起軒然大波,可謂不斷進步,但是步伐十分緩慢,而且和很多開發中國家一樣,從不同地方移植拼湊的制度,未必是最好的安排。

    如何選校長

    北美地區的大學校長遴選多交由遴選委員會秘密進行,有時甚至需要藉助外界專門的人力顧問公司覓才,往往要自數十位候選人中反覆挑選,才決定校長。相對的,歐陸許多國家的大學校長則多由教授(有時甚至包括學生)或校內的評議(senate)選出,有時需要兩階段由評議會與董事會共同決定,還有不少國家選出校長後,仍然需要政府任命。

    台大則同時融合了歐洲的選舉制度與北美的遴選制度,第一階段由校務會議選舉產生候選人,再交由遴選委員會遴選,最後由教育部聘任,希望能同時兼顧校園民主與詳細考察候選人的優點。採取這種三階段制度的原因是:一來台大每年自政府得到新台幣160到180億元的預算(約5.3億到6億美元),政府負有監督之責,再者,台大的公共性不容秘密遴選,最後校園民主與教授治校的要求,希望能儘可能促進教授參與。但是結果往往事與願違,因為校務會議、遴選委員會與教育部三個不同的關卡,代表三種不同的特質,既然理論上每一道關卡都可能成為否決點,最後只有極少數的人才能同時通過三道關卡,包括深諳選舉之道、隸屬校內派系、與通常來自商界的校外遴選委員關係良好、並且政治屬性正確,因此不意外的,這套遴選制度相當程度上排除了外來優秀人才,使得大學校長的遴選日漸狹隘,最終成為校內派系之間的戰場。

    持平來說,台大校長的遴選方式不是最差的,至今世上不少國家的教育工作者仍然抱怨政府對大學校長遴選的介入過深,甚至有些國家的大學校長直接由政府指派。但是台大校長的甄選並未隨著國家民主化而引入各地優秀的人才,反而逐漸成為校內派系的權力角逐與政治競技場,只不過是反映出台灣大學更根本的校園統治結構(governance structure)落伍的一環,要徹底解決管中閔事件,焦點就不能只放在目前的法律攻防,而需要更根本的從修改《大學法》、大學的法人地位與統治結構著手,重新理解大學的本質與意義,才是釜底抽薪之道。

    (作者為台大校友,目前任教於加拿大約克大學,研究專長為經營策略與創業精神。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責編郵箱︰silva...@ftchinese.com

    大學是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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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mag 2018, 09:33:4305/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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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端人口》:百萬鼠族,北京怨懟「禁忌民」

    「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私房問題不解決就強行拆什麼意思」、「還我家...」20...「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私房問題不解決就強行拆什麼意思」、「還我家...」2007年北京奧運前夕,當局與地產開發商聯手強拆「釘子戶」的場面。當時屋內還有兩人。 圖/美聯社

    不知幸運或不幸,我第一次到北京時,這座城市正大興土木迎接奧運,一個輝煌「盛世」就攤在眼前,而我期待看到的「老北京」只剩幾塊磚。當我走在寬闊的街道上時,出於職業本能的,目光會往邊緣掃,視線會落在角落殘居或是巷弄荒破上,偶爾會停下腳步凝視,有時會拿起相機。看到我老被這樣的景象吸引的北京友人,忍不住發問:

    你怎麼老是注意這些破爛啊?北京已經發展了,文明了。這些都破壞我們國家的形象。為什麼不拍那些高樓呢?

    這個北京大學碩士生對自己失敗的導覽或許感到自責,但我也不知道怎麼解釋世人對中國的好奇並不在那光鮮亮麗的表面成績,而是這個日漸強大國家拚命遮掩的、試圖拋棄的內裡——這是最基本的人性。在這趟旅行之前,我只願探索偏鄉部落的風景,卻沒料到「京城」藏著更多世人陌生的東西:農民工、上訪村與城市戶籍的問題。我大開眼界,但當時台灣出版與台灣人很少將注意力放在這裡,快速發展與經濟、兩岸關係與統獨才是顯學。

    「緊跟胡哥,平安奧運」、「尊重憲法物權法賦予」。同樣是北京奧運前夕,一處北京的預...「緊跟胡哥,平安奧運」、「尊重憲法物權法賦予」。同樣是北京奧運前夕,一處北京的預定拆遷戶,滿屋貼上了國家領袖們的肖像、愛國標語、五星旗,以「避邪護身符」的狀態,試圖避開迫遷。 圖/法新社

    十年來,關於中國的書寫與討論,因為中共政權的轉換與動作,有比較多的路徑跟方向,出版界也回應了這種多元且深度的探討,相關作品陸續出版。這些作品多經過深度採訪或田野調查,嘗試描繪並解釋當代中國的問題,尤其是那些「不進步、不文明、不自由、不民主」的暗處,而主題多半是農村的、底層的、邊緣的、無權力者的故事。西方記者更是熱中於此,即使這是個新聞不自由的國家,他們也會想辦法在限制中突圍,滿足自己(或讀者)的好奇。

    派屈克.聖保羅(Patrick Saint-Paul)的《低端人口:中國,是地下這幫鼠族撐起來的》就是這麼一本書,作者既不賣弄詞藻,也不搬挪理論,就只是直白表述自己採訪這個主題的過程,包含平時如何與國保諜對諜、無法化身偽裝的窘境、中文能力貧乏的困擾……。特別是,這個社會並不想面對「鼠族」存在的事實,只要聖保羅嘗試到地底,就會被警告、驅趕:

    第一次在北京地底進行採訪時,才幾分鐘我就被毫不留情地趕了出來。地底的世界是個秘密天地,裡頭的居民畏於透露他們的生活條件而傾向藏匿隱忍……。至於這些地下世界的經營者,他們仗著當局的包庇遊走中國灰色地帶,幹著不怎麼光彩的事,小心戒備地在這些迷宮的入口守著。

    「地底的世界是個秘密天地,裡頭的居民畏於透露他們的生活條件而傾向藏匿隱忍……。」...「地底的世界是個秘密天地,裡頭的居民畏於透露他們的生活條件而傾向藏匿隱忍……。」 圖/路透社

    所謂的「鼠族」,即是因無法負擔北京高額房價、租金而生活在地底下的一群人。 圖/路...所謂的「鼠族」,即是因無法負擔北京高額房價、租金而生活在地底下的一群人。 圖/路透社

    沒戶籍、沒保險,沒什麼基本權利,沒有這些人做會髒了手的雜務、勞動,城市就會癱瘓,...沒戶籍、沒保險,沒什麼基本權利,沒有這些人做會髒了手的雜務、勞動,城市就會癱瘓,但他們卻是政府想要遮掩、驅逐的「低端人口」。 圖/路透社

    所謂的「鼠族」,即是因無法負擔北京高額房價、租金而生活在地底下的一群人。根據這本書裡的數據,在北京2,100萬人口中,有700萬是外地來的民工,而其中有超過100萬住在地底。

    鼠人不只是民工專屬,正在求職的畢業生、領著低薪的年輕人都是其中的一份子。他們在這城市裡沒有戶籍、沒有保險,沒有什麼基本權利,他們比「底層」還要底,即使城市人清楚沒有這些人做會髒了手的雜務、勞動,城市就會癱瘓,但仍視他們為腐臭敗物。他們是政府想要遮掩、驅逐的「低端人口」,只因有礙顏面。

    就像我多看民工或破房子兩眼時,我的朋友就說那些「破壞國家形象」一樣,一個地下管理者也以同樣的理由阻止派屈克的採訪,她說:

    當地政府禁止外國人參觀地下租房或跟房客講話,這會影響我們國家的形象……你們外國人就只想抹黑我們、想貶低中國。

    「政策歸心拆遷安置好,同謀福祉建設金融街」、「越早簽約越安心」、「堅持依法拆遷....「政策歸心拆遷安置好,同謀福祉建設金融街」、「越早簽約越安心」、「堅持依法拆遷...」。為了不破壞國家顏面,北京大舉整頓拆遷百萬人的家。

    我第一次到北京那兩年,就已發生許多驅逐、拆遷的暴力事件。但胡錦濤當政期間,自由派還算有點空間,言論管控與新聞自由不像今日這麼嚴峻,人們還有足夠的機會瞭解,這並不攸關「形象」,而是中國城鄉戶籍制度、司法制度及改革開放以來累積的層層問題。

    許多人想辦法為民工、弱勢喉舌,許多影片、報導經媒體或網路流傳出去,「鼠族」至少能得到媒體的注意——就像這本書裡的王秀青,他和警察玩了十幾年的「貓抓老鼠」,就在北京奧運那年推進狗籠送進警局,當這羞辱人的經歷被中央電視台發現,並做成新聞後,意外改善了王秀青的生活。即使他的老家還是「鼠滿為患」。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貓抓老鼠」,還是無法解決的鼠患,「鼠」在這本書裡有多種寓意跟用法,每一個都指向生態、權力結構與無能翻轉解決的困局。因為這本書不僅僅談北京這城市,不單單只說鼠族這群人的生活,派屈克主要藉著鼠族/民工來談當代中國的政策、制度與問題。

    例如:城鄉戶籍制度讓民工無法享有城市福利、一胎化政策與嬰兒潮讓上了年紀的人還得進城替自己掙養老金,而中國的教育制度、婚姻傳統習俗都讓收入不多的底層很有壓力——當這些省吃儉用的父母攢了錢,想讓鄉下的孩子讀書、過好生活時,這些「留守兒童」已經認不得他們,或因缺乏照顧而迷失甚至死亡。一個鼠人說:

    我對孩子的未來沒有太多期待,因為社會階層在這個國家是不會流動的,凡事都要靠關係、要送紅包。

    家在哪裡?警察驅離「低端人口」,就像貓抓老鼠一樣。圖為2017年11月,北京大興...家在哪裡?警察驅離「低端人口」,就像貓抓老鼠一樣。圖為2017年11月,北京大興的聚福緣公寓大火後,「低端人口」被借整頓之由強制驅離,必須在3天內匆忙打包走人。 圖/路透社

    階級也是這本書的重心。派屈克不只「往下挖」,還「往上看」。他在許多章節,都以富人、官二代、太子黨的生活為開頭,來凸顯鼠人的不堪與貧富差距的極化——他也誠實交代自己這個外國記者也屬於上層,在超市買進口食物、住高級住宅——換句話說,以地面為界,地面上的中國盛世、進步城市都是藏在地下的貧窮不公所撐起的。

    我不免想到美國小說家傑克.倫敦(Jack London)的非虛構作品《深淵居民》。19世紀的英國是一強大的殖民帝國,是英格蘭的「美好時代」,卻存在著倫敦東區這樣一個車伕都不敢去的貧民窟(他寧可去非洲跟西藏),傑克.倫敦卻以化身採訪的方式,描摹了這強國的灰色角落,談論這樣的貧窮如何形成,階級為何無法翻轉,甚至預言英國國勢會走下坡。

    他在書的開頭這麼寫:

    有人說我對英格蘭的批評太過悲觀,為了幫我自己辯護,我必須說,我是所有樂觀主義者裡面最樂觀的。但是在評估人類的境況時,我看的是個人,而非政治組織。社會不斷發展成長,但政治機構卻終將解體荒廢,成為破銅爛鐵。就英格蘭而言,從男女居民還有他們的健康與幸福程度看來,我認為未來的路仍是寬闊而令人看好的。但就許多政治體制而言,目前並未好好照顧人民,我所看到的不過是一堆破銅爛鐵。

    新建村的聚福緣公寓火災,造成19人死亡、8人受傷。警方強力清退,一周後,新建一村...新建村的聚福緣公寓火災,造成19人死亡、8人受傷。警方強力清退,一周後,新建一村落幾乎夷為平地。 圖/路透社

    當然,派屈克跟傑克.倫敦身處的時代不同、條件也不一樣,並非化身採訪——美國人跟英格蘭人難以辨識,法國人跟中國人可天差地別,況且,他根本也無法「委屈」自己。而且,跟傑克.倫敦的嚴謹有度相比,派屈克行文直白且帶點趣味性。即使如此,他們卻同樣直指強國底下的那老鼠洞一樣的脆弱處,或有一天會成為帝國的大窟窿,

    毫無疑問的,當這一天來臨時,鼠族必定是第一個從洞裡走出來給予噓聲的人,因為這個黨從很久以前就不再為他們提供任何庇護。

    就讀者而言——如果你曾經在媒體讀過中國社會的某些現象,這本書或許能幫助你將這些零碎的新聞藉著「鼠族」這個主題拼湊成一個社會整體,看看在這麼個「經濟強盛」的大國光輝裡,藏著哪些破銅爛鐵。這或許才是真正認識中國的路徑。

      

    ▌原標〈大國光輝照不到的灰色角落〉,
    本文為《低端人口:中國,是地下這幫鼠族撐起來的》(聯經,2018)推薦序

    這麼個「經濟強盛」的大國光輝裡,藏著哪些破銅爛鐵? 圖/歐新社這麼個「經濟強盛」的大國光輝裡,藏著哪些破銅爛鐵? 圖/歐新社


      

    低端人口:中國,是地下這幫鼠族撐起來的

    作者:派屈克.聖保羅

    出版社:聯經出版

    出版日期:2018/04/27

    內容簡介:「這世界的現實就是人人要尊嚴,但尊嚴呢,可不是人人要得起。」這是北京城裡不可言說的低端禁忌,潛居地下室的底層勞動人口悲歌。毛澤東曾歌頌他們,現代中國的經濟奇蹟要歸功於他們,但是現在,他們卻面臨被「切除、清理、掃蕩」的命運。《低端人口:中國,是地下這幫鼠族撐起來的》見證了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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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 chiu

    da leggere,
    6 mag 2018, 00:33:2706/05/18
    a Yt Yt

    “马克思预测到了当前的危机,并指明了出路”

    2018-05-05 Yanis Varoufakis 界面文化


    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今天,我们选取了希腊前任财政部长、政治经济学家雅尼斯·瓦鲁法克斯为新版《共产党宣言》所做的序言,雅尼斯在文中运用《共产党宣言》的理念,反思了当下全球化资本体系所面临的危机。他认为:《共产党宣言》预见了21世纪掠夺性的和两极分化的全球资本主义,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表明了,我们有能力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文 | 雅尼斯·瓦鲁法克斯 

    译 | 都述文


    一份宣言想要获得成功,首先得像诗歌那般直击我们的心灵,也要用崭新的形象和思想来影响我们的认知。周围的变化层出不穷,令人或困惑,或不安,或激动。它需要打开我们的双眼,使我们看到这些变化背后真正的原因,揭露当前的现实正孕育着怎样的可能性。它应该使我们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因为我们没能自己发现这些真理。它还必须使我们认识到,我们一直在扮演着帮凶的角色,看似微不足道,却重走了历史道路——尽管前人早已证实过此路不通。最后,它还需要像贝多芬的交响乐一般充满力量,激励人类去实现真正的自由,也敦促我们为未来代言,在那个未来世界里,大众不会再饱受不必要的痛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一份宣言比1848年2月发表于伦敦利物浦大街46号的这份更加成功,它便是《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是由两位来自德国的年轻人受英国革命者委托所撰写的,一位是卡尔·马克思,当时他是29岁的哲学家,崇尚伊比鸠鲁的享乐主义和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另一位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时年28岁,是曼彻斯特一座磨坊的继承人。


    即便是作为一部政治性的文学作品,《共产党宣言》也依旧无人能及。它最著名的几句台词有一种莎士比亚的风格,包括开篇头一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正如哈姆雷特面对父亲的亡魂时所说,“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间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摘自《哈姆雷特》朱生豪译本)”《共产党宣言》的读者也不禁要问出这个问题。


    在当时,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读者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学术上的议题,需要在欧洲的沙龙里被一次次地进行辩论。相反,他们的这份宣言是对行动的号召,而当时对这个幽灵的召唤通常意味着会遭受迫害,或是长期监禁。如今的年轻人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遵循着已有的秩序,不管它是否已经崩坏、无力再自我更新,还是付出相当大的个人代价去反对它,找寻新的工作、玩乐和生活方式?尽管共产主义党派几乎已经完全从(西方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是宣言背后的共产主义精神却依旧焕发着生机。



    每一份宣言都有超越时代的野心。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如此成功,确实令人震惊,他们准确地描述了一个半世纪以后的时代,分析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矛盾和选择。19世纪40年代后期,资本主义开始衰败,变得地区化、碎片化,后劲不足。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去观察资本主义,并预见了我们今天的全球化、金融化、机械化、技术先进、功能齐全的资本主义。


    我还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左翼经济学家曾对宣言中的关键预测提出质疑:资本会“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他们根据当时被称作第三世界国家的悲惨现实断言,资本一旦扩张到了欧洲、美国、日本的“大都市”以外,就失去了活力。


    从经验上来看,他们是正确的:欧洲、美国和日本的跨国公司都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外围”活动,扮演的都是殖民资源提取者的角色,未能在当地传播资本主义。他们认为,这些外国资本正在第三世界不断地复制着欠发达的发展模式,而不是向这些国家灌输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共产党宣言》似乎过于相信资本的扩散能力,它认为资本能够渗透进每一个角落和缝隙之中。大多数经济学家,甚至包括那些赞同马克思的经济学家,都怀疑《共产党宣言》中的这一预言:“世界市场的开拓”能够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但事实证明,《共产党宣言》是正确的,尽管例证姗姗来迟。




    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人会惊讶地发现,宣言中描述的世界和我们当下的世界极其相似,都在技术创新的边缘摇摇欲坠。在《共产党宣言》的时代,蒸汽机对封建生活的节奏和惯性构成了最大的挑战。农民被卷入了机器的齿轮当中,工厂主和商人成为了新的统治阶级,夺取了地主阶级对社会的控制。而现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成为了破坏性的威胁,甚至会消除“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宣言称,“对生产工具……不断地进行革命”改变了“全部社会关系”,带来了“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


    图片来源:卫报


    但是,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这种动荡却是件好事。机器的所有者和设计者、操作者、工人之间的巨大鸿沟是靠偏见支撑着的,而社会的动荡就是催化剂,推动我们消除这种残存的偏见。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也写到了技术的影响,“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技术上的改变无情地消除了我们的偏见和虚假的确定性,迫使我们踢着脚、尖叫着,直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多么可悲。


    今天,在印刷品和网络上,有数以百万计的文字在讨论着对全球化的不满。虽然全球化使十亿人脱离了赤贫,进入相对贫困的阶段,但是西方的传统大报,好莱坞的名人,硅谷的企业家,主教,甚至身家过亿的金融大鳄,都在哀叹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平等加剧、贪得无厌、气候变化,甚至连我们的议会民主制都已经由银行家和超级富豪来主宰了。


    但是《共产党宣言》的读者不会对这些感到惊讶。宣言中说,“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 随着生产的机械化,机器所有者的利润率成为了文明的驱动力,社会分化成了不工作的股权持有者和一无所有的工人两大阵营。至于中产阶级,则成了室内的恐龙,注定是要灭绝的。


    与此同时,超级富豪看到其他人都在被工资所奴役,生活充斥着不安全感和危险,他们也会感到内疚和压力。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人们最终将会证明,这个极其强大的少数群体“不能统治”这种两极化的社会,因为他们无法为其他靠工资生存的人提供安全可靠的保障。他们躲在自己封闭的小圈子里,被焦虑所吞噬,无法享受自己的财富。其中会有一些聪明人能够实现自己的长期利益,把福利国家当作最有效的保险政策。但是,唉,按照《共产党宣言》的解释,这一阶层的本性是想要省下本该由自己支出的保险费,他们还会竭尽所能地想办法少缴税款。


    这种情况不是已经发生了吗?超级富豪们缺乏安全感,永远心怀不满,不断进出戒毒诊所,在灵媒、精神科医生、创业大师的身上寻求慰藉。与此同时,其他的人都在为温饱奋斗着,努力凑齐学费,用一张信用卡填另一张的卡债,或者对抗着抑郁。我们假装自己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假装我们喜欢自己正在做的事,也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然而现实中的我们,却每晚都是流着泪入睡的。


    空想派社会改良家、当权政客和学院派经济学家应对这种困境的方式大同小异,他们都在强烈谴责表面的症状(收入不平等),却闭口不提背后的原因(机器、土地、资源的所有权不平等导致的剥削)。我们因此陷入了僵局,沉湎于绝望之中,只有迎合大众的民粹主义在潜滋暗长,也就不足为奇了。


    随着先进技术的迅速崛起,我们必须尽快决定如何以一种理性、文明的方式建立起相互之间的联系。我们不能再将工作的强制性和它背后的压迫性社会规范作为借口。《共产党宣言》为21世纪的读者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得以看清当前的混乱局面,认识到怎样才能使大多数人从不满中解脱出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尽管宣言没有说明该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但它依旧是无法被摒弃的希望之源。



    如果《共产党宣言》还像1848年时一样拥有强大的力量,让我们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羞愧难当,那是因为社会阶级斗争的历史之悠久,堪比时间本身。马克思和恩格斯用18个字大胆地概括了这一点:“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从封建贵族制到工业化帝国,不断革新的技术和原有的阶级传统之间一直存在冲突,而这种冲突就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社会技术的每一次发展,都会带来冲突形式的变化。旧的阶级不断消亡,到最后只剩下两个阶级:一个拥有一切,一个一无所有——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这也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困境,虽然资本主义将各个阶层之间的差异简化为所有者与非所有者之间的鸿沟,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希望我们能够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还不够成熟,无法在其衍生的技术中生存下来。我们需要摒弃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推动社会变革,调整机器、土地和资源的社会所有制结构。现在的社会是由原始的劳工合同构建起来的,这时出现的新技术只会带来大范围的痛苦。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来说就是“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这个魔法师总是抱持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以为他们的APP、搜索引擎、机器人和基因工程种子会给全人类带来财富和幸福。但是一旦这些新技术被应用到这个劳动者、所有者两极分化的社会当中,技术就会自然地压缩工资水平和价格水平,使企业能够保留些许的利润空间。只有大型科技公司、大型制药公司和其他为数不多的几家企业是例外,它们拥有更大的政治和经济权力,能够使我们真正从中获益。如果雇主和雇员之间继续签订劳动合同,那么私有财产权将会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将资本的力量发展到一个非人道的地步。只有废除大规模生产工具的私有制,采用与技术进步相一致的新型公有制,我们才能减少不平等,共同获得幸福。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目前劳动者和所有者之间的对立是必然的。《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虽然到目前为止,这一预言还没有实现,但是批评家们忽略了一点,《共产党宣言》和其他任何有价值的宣传一样,都是在以这种确定性的语言给人以希望。正如纳尔逊勋爵在特拉法加海战前,在其旗舰上对所指挥的舰只发出的指令:英格兰“期盼”人人都恪尽其责(特拉法加战役为拿破仑战争里的决定性海战,其使得英国控制了大海,从而制止了法国入侵与占领英国的计划。正是由于纳尔逊的高知名度以及特拉法加战役对英国历史的影响极大,这条短语在英格兰变得十分闻名)——即使纳尔逊严重怀疑他们是否真的会照做。《共产党宣言》也赋予了无产阶级这种期盼,期盼他们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鼓励他们团结起来,从工资的奴役和枷锁中解放出来。


    他们真的会照做吗?就目前看来,似乎不太可能。但是,《共产党宣言》对资本潜力的预估,直到上世纪90年代全球化浪潮出现后才成为现实。或许新形势下全球化的、日益不稳定的无产阶级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实现宣言的预期呢?虽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定论,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惧怕革命的言论,不愿承担对彼此的责任,我们就会陷入资本主义的漩涡之中,资本将会渗透并破坏我们的精神世界。根据宣言所说,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除非资本被社会化了,否则我们将会陷入反乌托邦的世界。



    对宣言持怀疑态度的读者在这类反乌托邦的问题上则很有兴趣:《共产党宣言》的哪些内容在合法化独裁政权,哪些内容在发扬古拉格劳改营的守卫精神?没有人会因为华尔街的过度贪婪而去指责亚当·斯密,没有人会因为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西班牙王室建立的宗教裁判所,维护王权和教会的纯洁性,与其他宗教裁判所相比,它主要针对“犹太人问题”,宣称要从犹太改宗者中清除那些“伪基督教徒”,迫害了大量犹太人)的所作所为而去批判《新约》……我们不会去做这样的辩驳,相反,我们可以大胆猜测,宣言的两位作者会如何回应这一指控。我相信,如果可以事后复盘,马克思和恩克斯会承认他们的分析中存在一个重大的失误:自反性不足。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分析会对他们所分析的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也没有提出任何的观点或主张。



    在今天,《共产党宣言》真正鼓舞人心的是它能为此时此地的我们提供一些建议,当前这个世界,塑造每个个体生命的力量早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就已经有所描述了,那是“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使自己作为唯一的政策、普遍性、界限和束缚取而代之”。从优步司机、财政部长、银行高管到可怜的穷人,我们都被这种“能量”所淹没了,并且没有人会因此责怪我们。资本主义的触角无处不在,有时我们似乎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它的世界。感受到自身力量的渺小之后,我们很容易就断言:因为我们别无选择所以只好沦为牺牲品。但是,令人惊讶的是(根据宣言所说),正当我们即将屈从于这种想法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会发现其实可以有很多选择。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不需要去批判不公正,不需要去谴责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不需要去戒备我们的民主主权是否正在日益消亡。但我们也不该容忍那些逃避现实的行为:想要回到现代社会、技术社会之前的状态,紧紧抓住民族主义的救命绳索。《共产党宣言》所宣扬的是,在怀疑和屈从的时刻,我们要对资本主义及其弊病进行清晰、客观的评估,要通过冷静、理性的眼光来看待问题。


    图片来源:卫报


    《共产党宣言》认为,资本主义的问题并不在于技术过剩或是不公平。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它是非理性的。资本通过积累不断地进行扩张,资本的成功就在于它能够使人像机器一样工作,而且只领取一份微薄的工资,但实际上机器已经可以完成人类所做不到的工作了,并且还不需要工资。资本不能够理性地使用它制造出来的那些机器,因此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找到工作生存下来,不得不忍受剥削、环境破坏、不充分就业和零闲暇时间的痛苦。甚至就连资本家也变成了充满焦虑的机器人。他们必须将自己的同胞商品化,否则他们就不再是资本家了,甚至可能会沦为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一员,朝不保夕,无人问津,这也让他们永远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如果资本主义看起来不公平,那是因为它奴役了所有人,不论贫富,也浪费了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一条“生产线”既能产出巨额财富,也能产生工业规模上的不满。因此,宣言指出,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认识到,这种所向无敌的“能量”其实有着一种自我毁灭的趋势。


    当被记者问及当今世界上对资本主义的最大威胁时,我不顾他们的期望回答说:资本!当然,这是我几十年来从《共产党宣言》中剽窃来的想法。废除资本主义的“能量”既不可能,也不可取,因此现在的关键就是要加快资本的发展(让它像流星一样在大气层中燃烧起来),与此同时,我们还要(以理性的、集体的行动)抵制资本主义对人类精神的控制。简而言之,《共产党宣言》建议我们将资本的发展推向极致,同时也要控制其后果,并为资本的社会化做好准备。


    我们需要更多的机器人、更好的太阳能电池板、即时通讯,还有成熟的绿色运输网络。但同样地,我们也需要在政治上组织力量来保卫弱者,赋予他们权力,时刻准备着修正资本主义的弊端。而在实践中,还有一种观点是,如果我们否定了所有要求“回归”现代社会以前的要求,那我们就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了。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生活是没有任何道德规范可言的。电视节目也在精心策划,砸重金打情怀牌,《唐顿庄园》就是一个例证,这些节目让我们以为生活在那个年代是件高兴的事。但与此同时,这也可能会鼓励我们去加速变革。



    《共产党宣言》也是一份情感性的文本,在不同的时期,它会向每个人传递不同的信息,并且这个信息能够反映读者本人的情况。几年前,我称自己是个不忠诚的、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时间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开始攻击我。不久之后,在希腊政府和资本主义世界力量最大的几个巨头发生激烈冲突期间,我被推上了政治高位。为了写这篇文章,我重读了《共产党宣言》,过程中我仿佛听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我耳边大喊,一边谴责一边支持着我。


    本文作者雅尼斯·瓦鲁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


    《房间里的大人们》(Adults in the Room)是我的一部回忆录,记述了我2015年担任希腊财政部长的经历,那时一面是残暴的力量(希腊的债权人一方),一面是政府内部阵线的分裂,内忧外患击垮了希腊的那个春天。我以最诚实和准确的文字记录下了那段历史。但是,以《共产党宣言》的观点来看,真正的历史记录者只能是个客串角色或者是半被动的受害者角色。“你故事里的无产阶级在哪里?”我仿佛能听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冲我大喊,“难道他们不应该才是直面资本主义最强权的人,你只能从旁辅助吗?”


    值得庆幸的是,重读宣言也给我带来了些许安慰,为我的这种观点找到了一些依据:我一直将它看作是一份自由的文本,甚至是自由主义的文本。《共产党宣言》讽刺了资产阶级的自由美德,它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它对自由的奉献和爱。自由、幸福、独立、个性、精神、自主发展,这些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看重的理想。如果他们对资产阶级有任何愤怒,那是因为资产阶级剥夺了大多数人获得自由的机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坚信黑格尔的这一观点:只要还有一个人身处锁链之中,就没有人是自由的。他们和资产阶级争论的点在于,在资本积累的祭坛上,他们牺牲了所有人的个性和自由。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是他们憎恶国家,他们憎恶一个阶级操纵、压制着另一个阶级。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也认为国家只是一种必要之恶,在美好的、后资本主义的未来世界,社会将不再有阶级的区分,国家则在其中起到协调的作用。如果对《共产党宣言》的这种解读是站得住脚的,那么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唯一途径就是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该说的都说完了,那么,《共产党宣言》的底线是什么呢?为什么每个人,尤其是今天的年轻人,都应该关心历史、政治和诸如此类的事情呢?


    这个答案似乎有些过分简单了:真实的人类幸福和真正的自由。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这些才是唯一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是他们写作《共产党宣言》的基础。他们的宣言并不依赖于德国人严格的责任意识,也不仰仗历史责任感来激励我们采取行动。它不说教,也不置褒贬。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克服德国道德哲学和资本主义利润动机的固定模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唤起我们共同的基本人性。


    他们分析的关键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连接存在问题,使得我们无法享受自己的工作和劳动成果,也让雇主和工人、富人和穷人都变成了没有头脑的、任人玩弄的小卒,他们正在被一股无法控制的力量推动着,迅速走向毫无意义的生存。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通过政治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政治,尤其是社会主义政治,难道不是枯燥乏味的吗?正如奥斯卡·王尔德所说,它“占用了太多个夜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回答则是:因为我们无法依靠个人的力量结束这种愚蠢的行为;因为没有任何市场出售能够对付这种愚蠢的解药。集体的、民主的政治行动是我们获得自由和享受的唯一机会。为此,无数个漫漫长夜似乎只是一个小小的代价。


    人们可能会成功地建构起这样的一个社会,让“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但是,我们也可能会再次陷入核战争、环境灾害、痛苦不满,最后“同归于尽”。现在这个时刻,我们无法肯定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向《共产党宣言》寻求灵感、智慧和能量,但是最终,未来还是取决于我们自己。


    《共产党宣言》

    [德]卡尔·马克思、[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著

    [希腊]雅尼斯·瓦鲁法克斯 序言

    企鹅经典版 2018年4月26日


    本文改写自雅尼斯·瓦鲁法克斯为《共产党宣言》(由Vintage Classics出版于4月26日)所作的序言,原载于《卫报》,翻译:都述文,编辑:朱洁树、傅适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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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 chiu

    da leggere,
    8 mag 2018, 01:07:2308/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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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實名大字報矛頭直指習近平

    作者 安德烈發表時間 08-05-2018 更改時間 08-05-2018 發表時間 01:54

    北大大字報風波延燒,不到兩周再現大字報,前面一張是聲援因反性騷擾遭打壓的學生岳昕;後一張與習近平人民大會堂大讚馬克思同日貼出,矛頭直指習近平大搞個人崇拜。貼大字報的是鄧小平長子、全國政協副主席鄧樸方患難之交樊立勤。

    樊立勤批評“習近平在自己主黨、主政、掌權成為顯赫一時的黨魁、國家元首之後,把自己的名字寫入黨章,以自己的名字定性指導思想,就是搞個人崇拜,這是毛澤東之後第一人”。他引用鄧小平的話“一個國家的命運寄托在一兩人的威望上是不正常的,是危險的”。批評“習近平作為紅二代膽大包天,一口吃月亮,再一口吞個太陽,然後成為世界領袖“。樊立勤寫到:“這是不行的,這就是搞群情激憤的個人崇拜”。他勸習近平不要倒行逆施,“懸崖勒馬猶未為晚”。

    大字報嘲諷習”既無顯赫業績,也無驕世之功,就是一個普通幹部而已,怎麼一成為總書記,一夜之間就產生了那麼偉大思想?“批評習近平”‘新時代思想是舊貨、搞倒退,他批評習近平大力推薦的『共產黨宣言』“那是造反學說,治國有用嗎?更不能當飯吃!”“老子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什麼憲法?就要打掉任期制! 什麼限任制?誰還限的了我!”

    樊立勤稱“毛澤東時代的災禍教訓我們,以領袖人名確定思想是危險的”,而“習近平今天又走出這麼一步,前車之覆,後車可鑒”。樊立勤認為“憲法,國家之事唯此為大”,“然而在習近平眼裡,小事一樁,說改就改了!”

    樊立勤還批評“‘習近平的新時代‘是掩蓋不住倒行逆施的本質的”。大字報還指責當局以各種理由對人民財產搶拆強奪,“王岐山講話’毛主席的時候,拆那麼多也沒人敢鬧,現在鬧什麼?‘”作者質問:“毛澤東時代還餓死了幾千萬人呢?還把知識分子鬥得七死八活呢?…這叫什麼新時代!”

    據報道,5月4日中午1時左右,樊立勤在北大三角地附近的告示牆張貼多達24張紙的大字報,10多分鐘後警察、便衣、校警等把樊立勤圍住,撕下大字報要他離去,但遭到樊立勤的怒斥,“你們把我銬走我就走”,他還說北大是思想自由之地,搞成這樣“中國還有什麼前途”,當局也沒敢硬來,只是勸他走。

    同一天,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高調紀念馬克思200周年誕辰,樊立勤大字報則指責習近平推崇馬克思是反改革開放,並指明習的所謂反腐政績是份內事,“如同工人做工,農民種田,學生念書,當兵打仗一樣”,“更何況反腐具有極大局限性,在上層除了派系鬥爭,又有多少內容?”

    前兩天,北大校長念錯字,遭網絡橫掃,校長出來道歉,但又加上“懷疑並不增加價值”的離奇話語為自己辯解,許多批評者嘆息北大落入這類人治校,真是墮落到無以復加。然而,在這樣嚴格控制的學府,居然貼出了敢於批評習近平的實名大字報,又讓許多網民讚歎。

    樊立勤現已年逾七旬,文革時期是北大生物系學生,據介紹他是最早反對中央文革工作組的學生,也以反對毛澤東欣賞的著名造反派頭目聶元梓出名,後來被打成鄧小平操縱的反動集團成員,遭日夜拷打致雙腿終身致殘,與被迫跳樓求生落成終身殘廢的鄧樸方成為生死之交。

    2007年,樊立勤在香港出版『我和鄧樸方暨中國政爭』,書中透露,2004年鄧小平百年誕辰他曾去探望鄧樸方,鄧樸方對他說:“咱們國家56年以後的歷史,看不下去,不忍心看”。


    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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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mag 2018, 20:05:1515/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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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第二輪談判 羅斯:給貿易戰算筆細帳

    美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在全美記者俱樂部發表演講,指中共在入世後利用補貼、關稅等扭曲貿易的做法,造成美國製造業就業機會大量流失,「我們歡迎合法競爭,但不能容忍基於大規模政府補貼和工業網絡間諜活動的競爭。」(Chris Kleponis-Pool/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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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 2018-05-16 1:16 AM    標籤: tags: 中美貿易衝突, 中美貿易談判, 羅斯, 扭曲全球市場, 鋼鋁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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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紀元2018年05月15日訊】(大紀元記者林燕綜合報導)在中美貿易第二次談判開啟前,美方代表人物再度密集發聲。美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週一(5月14日)出席全美記者俱樂部(National Press Club)時發表演講,用數據深度解析中美貿易衝突對美國經濟的影響、衝突背後的根源以及未來預期。

    羅斯率先提出兩個問題:第一,是否有人懷疑中美貿易順差在推動中國的經濟增長?第二,如果中美貿易順差對中共有利,那麼逆差怎麼對美國就是好事?

    他表示,在美國過去實施的424次貿易行為中,有一半是針對中共的反傾銷或反補貼案件。「中共提供補貼給產業進行擴張,使其規模遠超過自身需求,然後這些產業輸出打亂了全球市場。」

    同時,中共迫使希望進入中國的外國公司進行技術轉讓以及竊取知識產權。「所有這些濫用行為在媒體中都有詳細記錄。這不是假新聞!」羅斯說。

    他認為,造成中美貿易順差規模如此龐大的原因還包括過去美國政府的政策失誤。「對中共或歐洲做出的貿易政策讓步在50年前可能完全正確,但現在已不再合適。」

    「世貿組織有164個成員,幾乎所有成員都向美國出口產品,並希望出口更多。進入美國市場是他們加入WTO的主要好處之一,美國的貿易逆差是世界上最大的。」他認為,美國做出的貿易讓步沒有放到時間維度來看,或者說沒有隨條件改變而調整政策、提供其它機制來應對。

    他表示,過去15年來,主要因為中共不願意承擔與其在全球經濟中的角色相應的讓步,導致關稅稅率廣泛變化進行談判的努力失敗。比如,中國有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市場,但對美國出口商關閉。

    而WTO規則以及成員設置方面也存在問題。「這164個國家中的每一個國家都有一票——等同於美國的一票。你能想像這對美國有多大的危害?」羅斯說。

    他指出,世貿組織不斷地抱怨說,成員國提起的反傾銷和反補貼貿易案件越來越多,表明保護主義日益增多。但世貿組織領導層卻顯然不會因為貿易違規行為增多而採取更多貿易行動。

    中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伴隨中美貿易順差的加大,美國製造業就業出現大量工作流失。(美商務部網站)

    中共補貼製造業 低價出口扭曲全球市場

    羅斯表示,中共加入WTO後,在製造業產出方面出現大幅增長的同時,美國出現的是卻是製造業就業工作機會的流失。「這不僅僅是工廠因為自動化降低成本所致,也因為進口替代品頂替了美國國內生產。」

    他指出,儘管美國的經濟總量遠超中國,但從2009—2010年開始,中國的製造業產出已超過美國,此後兩國在製造業的差距更在擴大。

    「我們歡迎合法競爭,但不能容忍基於大規模政府補貼和工業網絡間諜活動的競爭。」他強調說,「中共資助其企業的方式有大約100種,甚至在不需要增長的情況下仍促進無利可圖的工廠持續擴張。」

    同時,羅斯再次提及川普(特朗普)政府2月基於國家安全廣泛徵收的鋼鋁稅。「中共以低於正常水平的價格向海外市場傾銷產品,這是鋼鋁行業出現危機的重要原因。」

    他用圖表展示中共歷次表態削減鋼材產量與實際產出的不一致。「它們每次表示正在削減鋼材產量,但實際產出卻是另一回事。說的和做的一次次截然不同。」

    而且,在美國對中國產鋼材傾銷做出反應時,中共就通過第三國轉運產品或對產品或其它設備進行細微修改,從而狡猾地規避美國的貿易制裁。

    「這是現實世界中每天都會發生的事情,傳統自由貿易理論的問題在於它不符合現實。」羅斯說,「現實世界充滿了我提到的那些扭曲行為。這就解釋了為什麼總統堅持強有力的貿易政策。」

    中共每次允諾削減國內鋼鐵產量,但都沒有履行承諾。(美商務部)

    中共對美大豆徵收關稅 讓中國老百姓受苦

    對外界擔憂中共公布的報復清單會引發貿易戰,並對美國經濟造成負面影響,羅斯用大豆來回擊了這一說法。

    以大豆為例,中國每年分別從巴西和美國進口50%和30%的大豆,中國是美國大豆的最大客戶。羅斯表示,如果巴西要取代美國的大豆出口,必須在目前的出口量上,再增加60%對華出口才行。

    但鑒於氣候及運輸網絡方面的限制,巴西不可能使其出口能力比現有更大。「如果巴西真能夠以具有競爭力的價格出貨更多的大豆,他們早就這麼做了。」羅斯說。

    「實際上,為了填補額外增加的中國需求,他們將不得不把現在賣往別處的大豆轉至中國。而除非中國提供更高的價格,巴西才可能願意破壞現有的客戶關係。」

    羅斯指出,這樣的結果是,巴西以前供應的大豆市場現在將為美國生產商開放。

    更重要的是,因為中國人均收入比美國低,相應的,中國老百姓的食品類消費占比要比美國高得多。羅斯說,中共對美國大豆的報復行為將讓中國老百姓承受痛苦。

    「中國擁有世界20%的人口,但只有11%的耕地。他們無法自給自足,所以他們必須進口以彌補缺口,特別是當他們的飲食轉向更多的蛋白質食物時。」

    羅斯表示,中共的報復將對自身經濟和美國經濟產生負面影響。「如果中國有更便宜的替代品,中國不會買我們的產品。因此,徵收關稅將讓他們付出成本。對中國農產品而言,受損尤其嚴重。」

    中美平均關稅稅率對比,紅色代表中國,藍色代表美國。其中中國對進口穀物、糖、飲料和菸草徵收的平均關稅都在20%以上。(美商務部)

    報復性關稅對美影響 在GDP的0.25%以內

    羅斯用大量的數據為中共對美報復性關稅算了一筆帳,他表示,現實中中共的報復性關稅不可能對美國造成外界傳聞的大影響。「中國對美國500億美元商品徵收25%的報復性關稅,美國將損失一部分,但並非全部。」

    羅斯表示,首先,500億美元對美國18萬億美元的經濟影響不到0.3%,而且部分可通過美國對中國徵收的25%的關稅來抵消,還有一部分會在美國國內得到生產來補給。

    其次,川普總統已指示農業部門幫助解決關稅對農民的影響,而中共徵收關稅給美國經濟通貨膨脹的影響會比預期更緩和。「國內生產或從其它國家進口代替中國產的500億美元產品,它們的成本可能低於25%的關稅比例。」

    假設美國找不到替代產品,必須承擔中共徵收的全部25%的關稅成本——總額約125億美元,這一數字約美國GDP的0.071%,屬於經濟預測的誤差範圍內。

    依此類推,需要徵收1,800億美元的關稅成本才能使美國經濟GDP下降1個百分點。「(1,800億)遠遠超過美國出口給中國的1,300億美元商品,何況一些(美國)食品以及大量技術產品沒辦法被輕易替代掉。」羅斯說。

    羅斯繼續類推中共徵收報復性關稅,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就在1,800億美元的關稅成本基礎上,給美國通脹帶來的最大影響是450億美元,約GDP的0.25%。考慮到各種抵消情況,報復的實際影響甚至小於估計值。」

    他表示,綜上所述,現實中中共的報復性關稅不可能對美國造成多大的影響。

    更何況,中國對美貿易量遠超過美國對華貿易量,鑒於此,中共會比美國更早地用完關稅目標。

    羅斯說,但反過來,中國現在1.5兆的進口中只要更大比例地從美國購買,而不是從現有的自由貿易夥伴處進口,中國就可以輕鬆減少跟美國的貿易順差,也可以避開關稅以及非關稅壁壘。

    最後,羅斯表示,希望跟中國達成公平協議,如果這種情況不發生,針鋒相對的貿易對美國經濟不會造成威脅。#





    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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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mag 2018, 20:41:1215/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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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ifth South South Forum on Sustainability

    TRANSFORMATIVE VISIONS, PARADIGMS, AND PRAXIS

    Date: 13-18 June 2018

    Venue: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a

    Organizers: Global University for Sustainability

    Lingnan University

     

    Introduction:

    Global University for Sustainability and Lingnan University will be co-organizing the Fifth South South Forum on Sustainability. Except for the Second Forum which was held in Chongqing in 2012, the First, Third and Fourth Forums were held on Lingnan University campus in 2011, 2016 and 2017. All proceedings of the four Forums were video-recorded and uploaded to the websites of Global University for Sustainability and Lingnan University:

    https://our-global-u.org/oguorg/en/the-fourth-south-south-forum-on-sustainability-4-6-july-2017-2/

    https://our-global-u.org/oguorg/en/the-third-south-south-forum-on-sustainability-july-2016/

    https://our-global-u.org/oguorg/en/the-second-south-south-forum-on-sustainability/

    https://our-global-u.org/oguorg/en/the-first-south-south-forum-on-sustainability/

    The Fifth South South Forum on Sustainability will focus on “TRANSFORMATIVE VISIONS, PARADIGMS, AND PRAXIS”. As a continuation of the debates of the previous four forums, the aim of the Fifth Forum is to examine the current state of affairs – the global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es worsening, political-militaristic ventures and threats in NE Asia and Middle East in particular, and social polarizations and tensions in nation-states aggravating. Going beyond just critiquing the state of affairs, the Forum will articulate and debate transformative visions and paradigms, which will be based on transformative praxis, drawing upon experience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and foregrounding the concept of “the common” in the production of a new mode of cohabitation. The Forum will be a platform for dialogues and debates among grassroots practices in the production, dissemination and use of knowledge, as well as interactions among thinkers in search of paradigms for peace and justice. Review of the experiences of specific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will be one feature of this Forum. The Forum will be composed of:

    1. Conference (13-16 June), in which invited speakers each delivers a one-hour lecture in the morning, followed by interventions and debates in the afternoon session
    2. E-Lecture Series by invited speakers (17-18 June), which will be uploaded to the website: https://our-global-u.org/oguorg/en/introduction/;
    3. Sessions proposed by participants and free interactions in the evenings of 14-18 June.

    Tentative Programme

    (as of 20180423)

    Venue:  Lingnan University, Tuen Mun, Hong Kong

    Language: English, with interpreting into Putonghua

     

    12 June (Tuesday): Arrival and Registration

     

    DAY ONE: 13 June (Wednesday)

    8:00-9:00Registration
    9:00-9:30Opening Ceremony & Welcome Speeches
    9:30-12:30Political and Economic Alternative Paradigms

    Speakers

    1. M. P. Parameswaran (Kerala Sastra Sahitya Parishad, India) 
    2. David Graeber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UK) (tbc)
    3. Wen Tieju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12:30-14:00Lunch Break
    14:00-16:00Debates on Theoretical Issues on Alternative Paradigms
    16:00-16:30Tea Break
    16:30-18:30Reviewing the Asia Situation
    18:45-20:30Welcome Dinner

    DAY TWO: 14 June (Thursday)

    9:00-12:30Decolonializing the Mind: Beyond Nat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Speakers:

    1. Mireille Fanon-Mendes-France (Frantz Fanon Foundation, France)
    2. Muto Ichiyo (People’s Plan Study Group, Japan)

    (3) Wang Hui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12:30-14:00Lunch Break
    14:00-16:00Debates on Theoretical Issues on Decolonization
    16:00-16:30Tea Break
    16:30-18:30Reviewing the Nicaraguan Revolution (Screening of Documentaries by Adrian Carrasco Zanini Molina) and Discussions

    DAY THREE: 15 June (Friday)

    9:00-12:30Community Governance

    Speakers:

    1. Gilberto Lopez y Rivas (National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and History, Mexico)
    2. John Restakis (Community Evolution Foundation, Canada)
    3. Lau Kin Chi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a)
    12:30-14:00Lunch Break
    14:00-16:00Debates on Theoretical Issues on Community Governance
    16:00-16:30Tea Break
    16:30-18:30Reviewing the Zapatista Experience

    DAY FOUR: 16 June (Saturday)

    9:00-12:30Common as Alternative for the Future

    Speakers:

    1. Manoranjan Mohanty (Council for Social Development, New Delhi, India) 
    2. Lisa Rofe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USA)
    3. Dai Jinhua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12:30-14:00Lunch Break
    14:00-16:00Debates on Theoretical Issues on the Common
    16:00-16:30Tea Break
    16:30-18:30Concluding Session

    DAY FIVE: 17 June (Sunday)

    9:00-12:30E-Lecture Series by Invited Speakers (Gilberto Lopez y Rivas, John Restakis, M. P. Parameswaran, Dai Jinhua, among others)
    12:30-14:00Lunch Break
    14:00-17:30E-Lecture Series by Invited Speakers 

    DAY SIX: 18 June (Monday)

    9:00-12:30E-Lecture Series by Invited Speakers 
    12:30-14:00Lunch Break
    14:00-17:00E-Lecture Series by Invited Speakers 

    19 June (Tuesday): Departure

    Note:  Forum participants may propose film screenings or seminars on the evenings of June 14-18, 19:00-22:00.

     

    Participants who will make interventions:

    Bidyut Mohanty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New Delhi, India)

    Cecile Mukarubuga (Green Village Foundation, Togo)

    David Barkin (Metropolitan Autonomous University, Mexico)

    Erebus Wong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a)

    Ernesto Revello Sanchez (Venezuela) (tbc)

    Hui Po Keung (Mobile Co-learning Classroom, Hong Kong)
    Jade Sit Tsui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Jose Felix Rivas Alvarado (Venezuela) (tbc)

    Kho Tungyi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a)

    Marina Pikulina (PeaceWomen Across the Globe)

    Raymond Hui Shiu Lun (ARENA, Hong Ko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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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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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mag 2018, 02:56:3316/05/18
    a Yt Yt, Fred chiu

    别再感恩戴德了!美国这次绝不是放过中兴,而是在坑杀中国高新技术的未来

    老铁还是那句话:中美贸易战,美国的任何“施舍”都是毒药!


    5月13日,特朗普的一则“推特”,沸腾了中国科技界:



    对于美国的“宽恕”,他们是这样表态的!


    中兴通讯当即表示:感谢特朗普总统的敦促,多日禁令已使中兴“陷入休克”;

    悠游科技则直言夸赞:总统的决定是富有智慧和远见的,我们期望一切回到从前

    卓雅视端CEO更是在个人主页虔诚祈祷:感谢主,寒冬已经过去...


    很显然,美国对中兴的“特赦”让不少依赖于美国的中国企业陷入“癫狂”,他们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不得不说这群企业主仍没看透贸易战的本质,特朗普之所以突然改口“放过”中兴,根本不是什么善心大发,而是——他想要的东西,得到了!

    放过中兴,美国究竟得到了什么

    华为的把柄,美国要拿到了


    4月25日,美国司法部对华为违反“美国对伊贸易制裁”进行调查...


    从彭博社的爆料中我们可以得知:美国司法部有确凿证据表明,一家代号为F7的公司,涉嫌对伊朗进行通讯设备销售!


    谁是“F7”?


    F7谐音“夫妻”,而英文单词“夫妻”的缩写“HW”,刚好就是华为的英文缩写。换言之,美国可能已经得到了华为违法的证据线索,一旦查明属实,华为极有可能步上中兴的后尘!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司法部的证据几乎全部来自于中兴的内部文件。


    到这里,真相终于大白:美国想要搞的对象,不仅是中兴,还有华为!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美国政府内部对华为、中兴一直抱着警惕的态度,尤其是那几位游走于白宫的智库专家,更是坚信中兴、华为就是中国政府的“打手”,将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因此,在美国人看来,中兴、华为这两个亲兄弟,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他们进来。


    事实上,从三年前开始,美国商务部对于中兴、华为的调查就从没停止过,他们试图收集或“制造”中兴、华为的违法证据,以此作为后者不能进军美国市场的理由!



    果不其然,中兴中招了。但对于华为,美国没有办法,因为针对美国的每一次调查,华为都能成功化解,后续工作做得滴水不漏,连陷害的机会都不给美国。


    而就在这个时候,5G通讯上马在即,华为作为最有力的竞争者,美国等不了!


    既然中兴是华为的“亲兄弟”,那么前者的手中可能会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于是,一场围绕中兴的绞杀开始了...


    中兴巨额罚款


    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制裁中兴后,中兴创始人侯为贵连夜赶赴美国达成“妥协”:继续履行11.9亿美元(约75.5亿人民币)罚款。


    换一句话说:美国政府至今还有一笔11.9亿美元的罚款尚未收清!


    不得不说,拖欠美国政府的“罚款”,中兴算的上是头一个:


    2016年9月,美国政府喊话“德银”,要么罚款140亿,要么立即滚蛋;

    2016年12月,美国政府警告巴西“奥特”建筑,42亿罚款还剩三天!


    然而,一向强横的美国政府,却在中兴这里吃瘪,在“国会朋友”的点拨穿线下,中兴去年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自此罚款拖欠,生意照做...


    这样的现状,让美国政府很恼火,不过碍于每年数百亿芯片交易背后的“金主”,即使美国政府也只能“忍气吞声”!


    因此,此次为了狙杀华为,拿到了“财团老爷”敲打中兴旨意的美国政府,自然要趁火打劫。但是未曾想啊,这次中兴的胆子忒小了,在制裁发布的当晚,就赶着跑到美国妥协求情...


    如今,钱快到手了,人自然要松松绑。


    打掉中国高新技术未来


    美国此次对中兴的制裁,对整个中国的科技生态发展,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4月18日,英国国家网络建议禁止使用中兴设备;

    4月27日,澳大利亚宣布停止中兴通讯服务;

    5月4日,日本电信商NTT中止与中兴通讯合作;



    当然,受影响的不仅仅只有“中兴”。


    在美国的强力制裁下,海思半导体、华大科技、清华紫光等众多的中国科技公司,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波及,不少涉及高新技术的项目被迫暂停甚至中止。


    众所周知,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对于高新技术的需求相当迫切。而每年中国在高新技术上的投入不下数万亿,其中很大部分就包括与国外高新企业的合作。


    美国玩的这一手,就是想让外企对咱们失去信心,强行中断我们与外企的合作,将中国高新技术的发展扼杀在摇篮之中。


    这一招,比封杀中兴岂止恶毒百倍!

    藏在中兴背后的阴谋


    其实,从封杀中兴开始,美国就步步为营,给中国挖了很多个坑。


    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制裁中兴。打贸易战,一般来说都不会直接下狠手。但美国这次很反常,一上来就直接要把中兴往死里整。要知道中兴对美国芯片企业的依赖,高达85%,相当几百亿人民币!


    美国这么做,不仅会使其丧失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还会影响成百上千的美国关联企业!更重要的是,中国不会屈服美国的胁迫。



    制裁中兴的消息传回国内,举国震动


    官方的态度很明确:不能被美国卡脖子!《人民日报》称,“可以预见,从现在开始,中国将不计成本加大在芯片产业的投入,整个产业将迎来历史性机遇。”


    民间的态度就更直接:美国是在把中国往死里搞


    从长远来看,掀起芯片战争对美国也没有任何好处。因为在制裁的刺激下,中国必然会不惜一切代价攻破芯片技术、抢占美国的市场。中美两国的对抗,将会更加激烈。


    换句话说,美国这样做完全是亏本买卖。但为何他们仍要坚持这么做呢?


    因为美国制裁中兴一开始就是一场阴谋!



    前面已经说过,美国压根就没想把中兴搞死。一家没有核心技术的公司根本对美国造成不了威胁,况且中兴每年还要给美国上交几百亿“学费”。

    搞死中兴?美国是吃饱了撑的才会这么做。

    美国之所以一上来就扔出“王炸”,就是试图营造中美两国全面对抗的气氛。

    中美一旦进入全面对抗,也就意味着中兴将彻底死翘翘。

    换做你是中兴的老总,你怕不怕?当然怕!而这种反应恰恰是美国想看到的。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中兴号召全体员工学习欧美法律,必须满分过关,
    中兴创始人侯为贵亲自出山连夜奔走,四处求情。

    中兴的姿态之低,跌破了不少人的眼镜。但是,美国仍然不满意,中兴慌了!


    人一慌就特别容易出事....


    据内部人士爆料,病急乱投医的中兴为了尽快脱困,不加筛选的一股脑将美国商务部要求的资料递交上去。没想到,其中一份文件恰恰提到了华为的”黑历史“,白宫这边一瞅,鱼儿上钩了!

    但是,美国的胃口远不止于此,中兴给的还不够。所以,美国又做了另一件事:抄中兴后路!


    中兴高端芯片基本来自美企,而低端市场则由台湾供应。4月27日,台湾经济部发表声明称,宣布跟进美国,把中兴列为出口管制对象


    也就是说,台湾企业不能向中兴供应芯片。


    台湾这么一搞,中兴的所有芯片来源全部中断,整个公司业务即将停摆。可以说,此刻的中兴离破产仅一步之遥。这下子,美国真的把中兴逼上绝路了。


    就在此时,美国突然传出消息:美方将派出代表团与中国进行谈判


    美方主动提出谈判的消息就像一根救命草突然出现在中兴身旁。于是,中兴向政府求助,希望政府能从中斡旋,让美国“高抬贵手”。但是,美国没有答应,而是在等待结果。



    美国等的结果,是让中兴在商业领域举步维艰;

    美国等的结果,是让全球各大企业中断与中兴的合作;

    美国等的结果,是所有中国高新企业按着美国的步子走!


    当美国达到自己的目的后,特朗普随即宣布考虑放宽对中兴的制裁!


    这种手法,简直跟当年打垮日本半导体的手法如出一辙!


    对美国而言,中兴事件并不是个例,而是白宫可以塑造的一根标杆,美国极有可能复制中兴模式来搞中国其他的高新企业!


    说简单点,美国的阴谋,就是要牵着中国企业的鼻子走,收割中国企业的利益。我们能让美国牵着鼻子走吗?绝对不能!


    因为后果,中国承受不起...

    被牵着鼻子,只有死路一条


    牵着鼻子走,是美国惯用的手段,上世纪90年代,美国就“牵”死过一大批中国企业。


    宝洁霸占中国日化市场


    宝洁,大家都知道吧。


    作为一家日化企业,宝洁在中国拥有上千亿的市场规模,佳洁士、海飞丝、汰渍等都是它的小马仔。


    在中国,单单是洗衣粉,宝洁一天至少卖出200万袋,吸金能力堪称世界一流。


    然而不为人知的是,宝洁手上其实沾染了不少中国企业的“鲜血”...


    “熊猫”洗衣粉曾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国产品牌,90年代初,其市场占有率一直稳居全国三甲。


    打着帮助本土品牌的旗号,1994年,宝洁与“熊猫”洗衣粉成立了合资公司,用1.4亿元买断了“熊猫”品牌50年使用权,并控制了65%的股份。


    收购完成之后,宝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熊猫”的价格提高50%,紧接着,宝洁借用“熊猫”的销售渠道,将自己的洗衣粉堂堂正正的摆在“熊猫”旁边。



    原本没有价格优势汰渍和碧浪,摇身一变,成了“便宜货”,熊猫丧失的那部分市场份额,统统被宝洁收入囊中


    此后7年,“熊猫”洗衣粉销量持续下跌,从年产6万吨,跌到年产4000吨。此时的“熊猫”,已经没了利用价值,赚得肥头大耳的宝洁中止了合资


    当这个民族品牌重新回到中国人手里的时候,已经被美国人彻底搞臭了,“熊猫”洗衣粉彻底淡出人们视线。


    当然,中国被干掉的民族企业可不止“熊猫”一家。


    曾几何时,南孚电池一度占据中国80%的市场份额,然而就在它被宝洁旗下的吉列收购之后,同样的套路开始上演,吉列名下的金霸王电池异军突起,不断蚕食着南孚的份额。差点让南孚电池消失在中国的电池市场上。


    就这样,在搞垮一家又一家中国本土品牌之后,宝洁牢牢占据中国日化市场霸主的地位。

    2016年宝洁在中国的营业额1027亿元


    宝洁背后的美国财团


    别急,事情还没完,宝洁之所以能走到今天,不在于它多么牛逼,而在于它背后有“人”。


    什么人?美国金融业大财团——摩根财团!


    在华尔街邮报的报道中,摩根财团共持有宝洁公司25%的股份,是宝洁五大股东之一。另外必须指出的是,宝洁所有商业并购案必须征得五大股东一致同意,否则合同一律作废。


    看到这里,事情一下就明白了,这一切都是美国的阴谋。


    大家还记得上个世纪是谁当的美国总统吗?克林顿!妥妥的对华强硬派,南斯拉夫惨案的刽子手!


    克林顿作为民主党成员,美国金融业就是他坚强的经济后盾,而摩根财团更是其中的“爸爸”级代表。



    如果说当年宝洁进入中国后的一系列操作没有美国财团和政府的授意,你信吗?


    反正我是不信的。


    今天,美国放出解除制裁的消息,极有可能是美国设下的圈套,他们的根本目的是打垮中国所有的高新企业。


    因为打垮了这些企业,也就打垮了中国的未来。


    30年前,美国以传授“经济经验”为名,诱导阿根廷大搞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生活水平匹敌西班牙的阿根廷,只用了十多年就把30%人口搞成了贫困;


    25年前,美国以“民主”诱导南非,顶着民主光环的南非主动交出了自己的制造业和金融业,非洲曾经唯一的发达国家,彻底沦为三流国家;


    20年前,美国以免除债务为诱饵,在埃及推行新自由主义,上千家企业落入外国资本手中,中东工业最牛逼的埃及,如今连伊朗都不如。


    中国绝对不能让美国牵着鼻子走


    美国解除对中兴的制裁,可以缓解中兴的一时之困,但却不能解决中国的长久之痛。


    我们没有核心技术,永远只能被人牵着鼻子走。


    因为没有核心技术,8.9亿美元的天价罚单,中兴连还嘴的余地都没有;

    因为没有核心技术,封杀来临之时,76岁的侯为贵只能连夜飞往美国;

    因为没有核心技术,特朗普一条推特,就能引得9万中兴员工感恩戴德。


    封杀得了你一次,就封杀得了你十次;你老老实实的跪着,他就赏你几口饭,一旦你想站起来,立马把你往死路逼。


    放过中兴?这辈子都不可能!


    就算美国恢复了对中兴的芯片供应,一样弄得它生不如死!



    杀鸡给猴看,不把中兴往死里整,要收拾其他中国高科技企业,可就难了。


    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你们是愿意成为任人宰割的鸡,还是任人戏耍的猴子?抑或是,知耻而后勇,踏踏实实的拿下核心技术,成为一个个堂堂正正的人?


    我相信,所有国人的心里都已经有了答案......


    第二篇:

    特朗普对华前三张牌已打完,剩下的两张自己都谨慎了

    作者 蒋校长


    这次制裁中兴调查华为,美国国会罕见的全票通过,显示出美国资本的共同意志,那就是坚决打掉“中国制造2025”,绝不容许中国在微电子行业的赶超。

    这场中美大决战鹿死谁手?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


    118年前,八国联军打到北京,在他们眼里,中国还是一盘散沙,不足2万人的联军轻松攻下北京。清政府被迫签下“辛丑条约”,赔偿列强白银四亿五千万两。这种耻辱已成为历史。



    69年前,美国召集“联合国军”进攻朝鲜,中国发出了严正警告,被联军司令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置之不理,他以为即便中国敢出兵,那也不过是让人们看到一场单方面的大屠杀!不过他遇到的是“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元帅!


    在彭德怀指挥下,“联合国军”被志愿军打得怀疑人生,三观尽碎!这还是八国联军时的中国军队吗?结果麦克阿瑟被解职。麦克阿瑟在后来评论中印战争时说到:“谁想跟中国陆军打仗,一定有病。”三年战争下来,美国将军克拉克苦涩的说:“我成了历史上第一位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陆军司令官。克拉克将军,你不会孤独,碰上中国,将会有更多的美国人签下没有胜利的协定。


    中国人在这场战争中证明了中华民族的血性!

    随后在越南战争中,由于有中国的支持,尼克松总统只能访华谋求脱身,由基辛格再次签下美国没有胜利的协定!克拉克将军有伴了。


    在随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迸发出连中国人自己都瞠目结舌的力量,在本世纪以来,2001年GDP超越意大利,2005年超越法国,2006年超越英国,2007年超越德国,2010年超越日本!而在2025年超越美国是大概率事件。



    中国人用了30年的奋斗来证明: 中华民族也是勤劳的民族!

    当然,有人以为中国超越美国不会这么快,从线性发展看,2030年才有可能在GDP上超越美国。不过历史从来不是线性发展的,当老二逼近老大,老大又缺少办法遏制老二时,最后等待老大的将是一种跌落。


    在这个背景下看特朗普最近对中国的连续打压就容易理解了。因为这种超越对其他小弟来说,虽然心里不舒服,不过大不了就是重新认个大哥,特别是这个大哥比较讲究平等,目标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怎么看也比那个老想当霸主的老大强。可是对美国,这种身份转换就非常难受了。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任何对美国发起贸易战还抱有幻想的人,希望通过一些让步达成和解的人,那是有点图样图森破了。


    美国的战略安排现在已经看得很明白,但是也很霸道。


    第一步是钢铝关税,两个目标,一个是拉统一战线,跟着美国走有豁免!为什么不豁免日本?因为一条狗是没这个待遇的,你敢不听主人的?霸道的一面是,豁免期内你们考虑好给我割点肉,否则不再豁免!


    第二步开始针对中国,500亿关税,专门针对中国制造2025。有人以为,中国不该那么高调,招来打击。太幼稚!国家的高速发展,不是你不说别人就看不到的。美国的思路清楚,给中国的定位是普通商品提供者,跟着我有汤喝。什么?你想吃肉?坚决不许!



    但是中国在立国之初就正面刚过美国,现在想阻止中国登顶,没门!中国表态,维护自由贸易大局,谁想破坏,奉陪到底!那么美国展开第三步,杀鸡吓猴。中兴是第一个,下面是华为。不过当年麦克阿瑟的狂妄还是有点底气的,在遭到打击后痛苦的总结道:“谁想跟中国陆军打仗,一定有病。”今天的特朗普可就没有当年麦克阿瑟的狂妄,他只是想玩讹诈,打梭哈拼定力。那么以后他也会总结:“谁想和中国玩梭哈,一定有病。”

    中国将向世界证明,中华民族还是一个智慧的民族!

    一个集血性、勤劳、智慧于一身的民族,一个有坚强领导的民族,想阻止他登顶世界的步伐,特朗普,你确定你没病?一个不到300年历史的国家,和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玩合纵连横的把戏,你了解这其中的精髓吗?



    其实现在可以看清楚,特朗普的第四步是政治牌,第五步是军事牌。在这两手牌未完全打出之前,派出美国财政部长和商务代表来中国谈判。有人以为这是美国撑不住了,先求和。不对,还没到那一步。这次来就是想告诉中国,你不屈服,后面就不再是贸易战这么简单了。就是想胁迫中国,赶快订立城下之盟,回到生产普通商品的位置上去。


    只能说,特朗普太近视,美国财团太贪婪,玩政治中国是千年的狐狸成了精。统一战线是个细活,哪有用胁迫手段的?结果是欧洲的奥地利总统总理联袂访华,马克龙和默克尔心中焦急,不会站队美国;印度的莫迪想套磁美国不成,转身就到访中国;就连东亚那条狗,看到美国连丢块肉都不肯,也开始和中国眉来眼去。


    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把自己的朋友搞得多多的,彻底孤立对手。


    关键是中国本来只做了一半,另一半是被美国的霸道逼过来的。特朗普,你不会是“深海”吧?中国目前提前亮了政治牌和军事牌,政治上想孤立我已经不可能,军事上打叙利亚这种小国的手段也想用来吓唬我?看看我的舰队,想想抗美援朝,我可不是吓大的!



    那么,中国在美国强行封锁的情况下,能不能达成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呢?完全没有问题!1958年,太祖在中国实力尚有不逮的情况下说:“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结果六年后原子弹爆炸成功!现在的国家领导人也发话: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国之重器必须立足于自己。”这是上层决心,再给七年,中国制造2025也会成功。


    除了上层决心,中国还有一批为使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奋斗的科学大师。钱学森、邓稼先就不说了,当年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中国科学家王淦昌发现了一种新基本粒子——反西格马负超子。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是一个诺奖级别的发现!但是当他被问到是否愿意参加原子弹研制时,不加考虑的说了六个字:“我愿以身许国。”核武器专家林俊德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没有对家人的任何交代,而是强忍病痛,交代未完的工作。这就是中华民族的韧劲。他们不是一个两个人,而是一批批人,一代代人,愿意为中华崛起而放弃个人的一切!这是民族魂!



    攻克微电子比当年两弹一星更困难么?当美国封杀中兴时,确实有人感到美国的“强大”,其实不过是垂死前的挣扎。中国可以生产光刻机——最核心的微电子设备,不过比西方落后两代,基本所有的微电子产品中国都能生产,只是技术上落后一代到两代。所谓“国产化率”不足30%,指的是还达不到直接竞争的水平,而不是有没有的问题。


    有人以为,为什么不早一点搞,导致软肋被抓住?其实本世纪初这件事就提上日程,普通民众没关注罢了。本世纪初中国抓的“16大专项工程”,01专项和02专项都是微电子。而在微电子上的突破迟早导致美国的封杀,因为这是中国的软肋,更是美国的命门!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超越美国微电子产业,美国立刻强迫日本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包括广场协议,最终微电子行业大半转移到了韩国和台湾,这是两个美国觉得更好掌控的地区。


    所以微电子这一仗,迟早要打。关键是中国现在正处在打赢这一仗的最佳时期。上面提到了中国打赢微电子一仗具备的领导决心和人才优势,在技术上,中国也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现在是我有产品,但落后别人一两代,就像当年京东方,因此无法销售,难以支撑后续研究。但是美国一旦全面封锁,中国政府的支持力度必定加大(有钱就是任性),下游厂商还是买得到国内的同类零部件,无非三个缺点:速度略慢,耗电略多,价格略高(走向量产才能逐步降价)。但是有14亿人口市场的滋润,赶上来并不难。反观西方上游供货商,一旦失去中国市场,研发大投入将无钱支撑,如何继续保持优势?



    更麻烦的是,随着微电子向7nm和5nm发展,越来越接近原子的尺度,摩尔定律(摩尔定律: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开始失效,这给了中国冲击的时间。而下一步是向量子的发展,中国已经弯道超车。所以特朗普以为,干掉中兴可以止住中国人的追赶,那是打错了算盘。



    特朗普打错算盘也就罢了,关键是世界多数国家都看出了中国持必胜之势以待疲军。中国敢站出来,给大家打了气。结果本想对美国低头的欧盟,也敢叫阵美国了;日韩本是干儿子,现在不认这个关系了;印度准备靠拢美国,现在看好中国;各国都纷纷站队。中国还在伐谋伐交,壮大队伍,美国已是图穷匕首见,开始伐兵攻城了。特朗普以为,在他摆出这些气势汹汹的架势后,谈判解决(讹诈)是个很容易的事情。


    特朗普先生,看看今天的世界吧,天下苦美久矣,帝王将相,宁有种乎!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中华民族!

    >>>千古奇人鬼谷子,为何他的书被禁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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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建立新中国,离不开《周易》

    >>>“魔鬼锯”被誉为工具之神


    Fred chiu

    da leggere,
    17 mag 2018, 10:39:5117/05/18
    a Yt Yt

    世道人生:白手套破了洞(李怡)

    20,411

    北京突然宣佈容許香港學者申請大陸科研資助,並可以跨境(不是境內嗎)將資助金額轉來香港。這是好事還是壞事?科研資金的申請,去年香港科技界就有人向北京提出,一年後獲批,當然是好事吧。林鄭對習主席的感激之情溢於言表。但突然獲批真是為了關顧香港本地的科研嗎?聯繫到近日美國限制高科技產品出口中國,中興因為缺晶片陷入停產困境,而制裁還有可能加碼,中共急於利用香港這個「白手套」,來轉嫁外國高科技,其目的已是昭昭明甚。
    對香港會有甚麼後果?除非你當美國和西方國家是儍瓜,否則後果就如同美國把香港列入大幅提高鋼、鋁進口關稅地區一樣,會使美國和西方把香港也列入限制高科技出口及合作的地區。
    更大的後果是影響美國的《香港關係法》。美國在1992年制訂的《美國-香港政策法案》(又稱《香港關係法》),定明美國尊重香港作為單獨關稅區的地位;繼續把香港視為單獨的經貿領域;美國承認香港發出的製成品的原產地證書……,各項保持97前美港關係的詳細條文,可以上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的網頁搜尋。法案聲言,所列「保持不變」的一切,都是在《中英聯合聲明》的基礎上、香港在97後高度自治,也保持「一切不變」而提出的;法案表示美國總統若裁定香港沒有足夠的自主權時,可以終止或暫停實行這法案。
    今年4月23日,已經有人發起請求特朗普總統凍結《香港關係法》的聯署。聯署書內容是:「中國國有企業利用香港空殼公司開展『白手套』洗錢,逃稅,甚至將敏感的美國技術轉讓給中國,使得美國的利益受到內在的破壞。香港司法獨立的嚴重威脅也反映在近年來的銅鑼灣書店事件和大量惡意起訴中。據稱,中國船舶最近利用香港將材料運往朝鮮,以逃避聯合國的制裁。中國外交部甚至否認《中英聯合聲明》的合法性。儘管如此,香港政府並沒有給出令人滿意的答覆。」「我們在此敦促總統或國會凍結該法案,因為所有這些都意味着香港不能維持其自治權並維護美國的利益。」
    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和黨魁楊岳橋近日訪美,與官員、議員會面,他們說此行向美方朝野表明,美中發生貿易糾紛,沒有理由「針對埋香港」。但中國外交部都否定《中英聯合聲明》的現實意義了,那麼建基於《聯合聲明》的《香港關係法》是否已經失去根基?要求凍結《法案》的聯署書所言種種是否事實?加上中國現在擺明想利用香港打破美國對高科技進口中國的限制,那麼「針對埋香港」是否欠缺理由?
    梁楊二人說,他們向美方表明,「中共近年嘅打壓力度越嚟越大,但香港仲有好多不忘初心嘅人撐住,基本上法治仍然良好」。香港是有人撐住,但「撐得住」嗎?倘若「法治仍然良好」,會不斷有道德高尚的年輕人成為政治犯嗎?
    給專制政權說項,它不會給你好處。畢竟,中共近年不是強調香港是在中國境內、要實行中國憲法嗎?美國「針對埋香港」,香港這「白手套」破了個大洞,也是中共自找的,正是求仁得仁,怨不得人家。
    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李怡 


    Fred chiu

    da leggere,
    17 mag 2018, 11:08:2817/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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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種脈絡 三個方法 談謝英俊建築與台灣空間生產之辯詰

    三種脈絡 三個方法 談謝英俊建築與台灣空間生產之辯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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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to the profile of Huang Sun Quan黃孫權

    策展人,批評家,行動者。破報總編輯。中国美院客座教授。

    支持諸眾之貌:亞洲社會運動圖像 出版計畫2017/09/15 00:00正式上線)

    https://i1.wp.com/heterotopias.org/wp-content/uploads/2017/02/7044514187_a274d3588b_c.jpeg?resize=800%2C534

    一切真正為人棲居的地方,都有家這個觀念的本質。記憶和想像彼此相關,相互深化。在價值層面,它們一起構成了記憶和意象的共同體。因此,房舍不僅是個人的經驗,是敘事裡的一條線索,或是在你自己敘說的故事裡。透過夢想,我們生活寓居場所共同穿透且維續了先前歲月的珍寶。因此,房舍是整合人類思想記憶和夢想最偉大的力量之一。沒有了它,人只不過是個離散的。1Bachelard,1969)

    我住進來了,但靈魂還沒進來。 (瑪家農場好茶村 吳先生)

    謝英俊的建築工作這幾年獲得極大的回響,無論在台灣、內陸與海外。在台灣921地震後,邵族的重建工作成功使謝英俊擁有「災難建築師」、「人道主義建築師」、「民眾參與」等「美譽」,然而這些稱號有點誤讀了謝英俊建築工作的含意。

    如何論述謝英俊的建築是很困難的。首先我們要評斷其建築工作的邏輯構成以及實踐的方法,其次我們要將之置放在一個脈絡性的理解架構中,最後,我們則要認真對待其建築實踐與欲解決問題的關係性構成。亦即,我們需要對謝英俊建築意識型態到底召喚了什麼作政治分析的工作。總結來說,我認為社會性建築 Architecture of sociality)是比較合適的說法。分析謝英俊在台灣展開的一系列工作,也必得從此角度理解,這是一個空間生產計畫,而非僅建築計畫。

    謝英俊的工作正如他所說,「災區的問題不是解決災後的問題,而是解決過去的積累。」那台灣過去的問題為何?必得回到台灣特殊的脈絡下理解。對我來說,評論其建築工作與特殊性,若非在特定的語境下無能更深刻的看出其開創之道路,容易淪為某些速讀「社會建築」(social architecture)的人所把持,特別是那些具民粹傾向與參與式民主(平等式)的一種工具,或人道主義式的理解。

    一如Henri Lefebvre所言:「每一個社會都會產生其支持自身的空間」。亦即,每一個空間都瀰漫的社會關係2。在Lefebvre的空間生產辯證中,對於謝英俊工作的批評與讚賞都必須歷史地以及社會地的理解,並且將之連結到台灣空間生產,視其工作為當前的政治計畫,往前推進。

    第一種脈絡:Trauma of Developmental State (發展取向國家的創傷)

    九二一大地震、莫拉克八八風災等與其實為天災,不如說是自然對於台灣發展取向國家長期以來的空間治理政策一次性的報復。其呈顯的是台灣對於自然環境的剝削、區域規劃的失策、以及長期忽略的社會成本的索償。此災難,在台灣南投地區,是農業單一品種(檳榔)種植的後果;在中央山脈兩側,特別是谷關一帶,則是同一休閒旅遊形式大量複製破壞水土穩定系統的報應,在其他地區,則是建築產業廉價快速生產的,以及非正式營建系統的警告。而整個來說,是對台灣最基礎之管理原則「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之破壞與故意縱容。這是國家為了發展而忽略社會成本與環境成本的債務,是發展國家機器美滿經濟措詞後的真實內容,被天災揭露。

    莫拉克八八風災,則是國土計畫的失敗。一方面是南水北引,越域引水的水壩計畫造成,一方面是農業土地荒廢,水資源的供給平衡破壞,與各種開發計畫(特別是以高科技產業以及休閒觀光園區)企圖以空間作為生產資料的二次資本循環3所造成。空間本身成為生產資料,而非載體,透過空間的使用目的的轉換,資本主義得以空間修補的方式解決內部循環的困滯,如農轉工,農轉住,工轉住,公轉商,住轉商等等,這些計畫僅用「使用目的變更」便可以在無需具體的勞力與資金投入之前,帶動資本運轉,利用土地變更後的競標價值帶動土地金融商品以及背後賴以為生以案養案的建築營造業。在土地還未變成真正商品之前,就已經賣出多次。於是,資本透過空間的差異製造了自身的成長。資本主義透過空間的生產得以倖存。

    這種創傷對於民眾來說苦不堪言。對於一般人來說,這是家園的傾頹,對於農人與經營自然資源的人(如谷關溫泉與高雄寶來溫泉)來說,這是失去生產工具,對於原住民來說,則是歷史、家園與生產工具的一次性毀壞。

    人民面對巨變後的震驚,往往很容易接受「白紙般的開始」與妥協的方案。這是台灣救災建築工作的起點。無論是世界展望會,紅十字會或者慈濟,不同的NGO組織與政府會帶著不同的建築方案與團隊介入安置計畫,每個建築團隊與組織都會有自己的方案來介入居民安置過程。居民多半無奈的接受「安排」,在安排下,抱怨與不滿都針對安排的操作,而不是反對安排的計畫。

    資本透過空間差異得以快速累積循環,而此差異地理的後果則不平均地由弱勢地理與社會位置的人們承擔大部分,原住民的部落與生存空間則是受害最嚴重者。承受災難的過程中,「中繼」的房舍計畫莫名的成為永居屋,而臨時農場變成家鄉,新的永久屋以失去「原有永久屋」為條件,而新家鄉卻沒有就家鄉所有的一切,包含工作、教育與社會網絡。對於失去獵場與傳統領域的原住民來說,這不僅是「安置」(relocate) 而已,而是重新寓所/遷村(rehabitation)的問題。對原住民來說,由於發展取向國家機器所造成災難留給他們的創傷,不均衡地理發展在台灣原住民的身上更顯得如此清晰。這些創傷將以不同的形式展現在後來的安置問題与謝英俊建築工作上。這是我們首先必須理解的脈絡之一。

    第二種脈絡:都市過程與意識都市化

    從經濟的角度看來,大台北泛指了以台北市金融中心為主的區域分工,包含了新竹科學園區,桃園倉儲與工業區,台北縣提供的住宅與集體消費服務,甚至,中南部的農產運輸;從國際的政治現實來看,中華台北更是台灣最普遍而可以被接受的代稱。台北邊界是一個變動的疆界,等待跨越,等待政治與經濟與文化象徵的搏鬥,等待市民意識與國族國家交心的結果。

    著名的法國社會學家卡斯提爾(Castells, Manuel) 對於「都市化」有個提議,亦即沒有什麼都市化,有的是「都市過程」。傳統的都市社會學會認為,都市化具有一定的特徵,可以數據化以及質性描述來捕捉特定區域的變化,例如人口、服務金融業的比例、公共性服務的充備,生活形態乃至都市計畫的規範等等,這種規範性理論的缺點乃是見林不見樹,無法解釋區域間動態形成的過程,並且排除無法歸類的選項,將空間作為研究的客體將其鎖定在固定範圍內然後竭盡可能的去歸納與演繹。卡斯提爾強調的則是都市過程,而都市之形成乃在一個更大區域範圍內都市過程中所產生。

    日據時代結束之後,1949年戰敗的國民黨來台,為了滿足當時龐大的軍人眷屬的住宅需求,除了透過娛樂捐與慈善募款作為經費來源加緊興建眷村外,睜隻眼閉隻眼容許違章建築,以維繫統治權的正當性。在五零年代第一波城鄉移民後,透過各式的姻親關係,台北的外地人首次超過本地人,形成名符其實的移民城市。台北是一個「非台北人」為多數組成的城市。

    之後,區域分工造就更明顯的空間區隔。七零八零年代,城市本身作為經濟建設的發動機,亦即靠著販售地皮帶動本土建設相關產業,形成一個內需導向的經濟成長,此刻為台北房地產的黃金時期,造就了第一波台灣經濟起飛的重要因素,同時也是台北居大不易的開始。空間成為交換價值,至此沒有回頭路,它支撐台灣的成長也毀滅台灣的環境與人文。台北正是此一巨變的發動機,空間生產也符合此時需要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空間分工逐漸完善。如仿照英國花園之城規劃的中永和成為台北臥房城,提供大量於台北工作但住不起台北市的人們;新莊、三重、五股成為販厝的提供地,滿足低廉次等的住宅需求,並且工業化與衛星化;蘆洲、樹林與泰山則是第二外緣的臥房與工業區,並且做為桃園新竹地區發展的通道,北投與新店則由觀光產業與公務人員分食。淡水做為台北的前庭,而宜蘭、礁溪、石碇、深坑則是台北的後花園。現代意義的台北方才誕生。台北是整個台灣經濟資本累積的過程,而不僅是一個地點或區域。

    正由於台北市是整個台灣經濟資本累積的過程,是整個台灣都市過程的龍頭,台北必須藉由自我的地皮增長術來完成加值。理論上來說,是都市資本主義的二次循環,第一次靠物資交通買賣,第二次靠販售地皮與土地融資。進入八零年代末期後,台北軸線明顯的由西向東擴張。翻轉地皮最好的方式不是都市更新,不是舊城重建,沒有人願意碰觸到抗爭或者高額賠償費,最好的前沿先鋒,無論是政治還是資本的,就是「大西部」。歷史中的台北市(以及引發的台灣都市過程),出現過兩種相反的發展,一是違建,因為政權所提供之集體消費,人民使用自己的方式在都市中自謀生活,展現一種空間的窮困,社會網絡的豐盛。另一種前沿則是曼哈頓,資本帶動土地開發並且象徵地形塑市民可及的全球景觀,展現一種空間的盈餘,社會網絡的虛空。都市過程中反應的不只是石頭與金錢與人口移動的遊戲。在文化上,意識的都市化(urbanized consciousness)成為文明與現代性意識的標誌,這包含對現代性房舍形式與物質的想像,以及對於現代文化之初對於Howard田園城市(Garden City)的變形回歸。

    在新世紀,都市過程形成一種辯證的,交叉卻矛盾的流動過程。退休的中產階級流行到農村買地蓋起農舍,「萬畝良田種農舍」4不僅是羅東社區大學的一部影像學習的成品,而是敏銳的指出宜蘭羅東成為大台北有錢的後花園,自李登輝時代「農地開放買賣」政策下,台灣最優良的農地碎裂化了,同時水泥化了,而農民知道一旦水田挖下地基,蓋上水泥,良田就一去不返了。這片清楚地由當地農民的角度體現此「雙向流動」之矛盾,與「農地開放買賣」與「富麗農村」計畫之荒謬。知識分子下鄉搞有機農業成為環保前衛的生活姿態,真正的老農則休耕放棄土地,或者將農地賣掉,農村的子弟則向城市湧進成為「市民」。中產階級夢想有庭院的豪華農舍,而鄉下人則希望爬上樓,成為「大廈管理條例」轄下的大樓居民。

    意識都市化是都市過程中的產物,是都市生活作為一種「未曾謀面」的都市經驗而普遍化的成果。有其物質條件,也有被召喚的,作為意識型態主體化的過程。此種意識都市化包含人們對日常生活及其文明的渴求,如現代樓房、房舍空間形式與材料,便利的日常生活等等。這是理解謝英俊工作的第二個重要脈絡。

    第三種脈絡:非正式營造系統(informal building system)

    對台灣非正式營造系統的理解可分為兩個部分。

    首先,房舍現代化以及第三世界自我更新是同步的過程。在台灣五六零年代,「販厝」是大都市周邊以及接鄰鄉鎮主要的建築形式,以非正式的營造方式與材料,延續了傳統生活中自己動手增修改建的習慣,每個人都可以自主的動手修房子,視需要與現金「持續」改動。無需建築師,透過自己熟識的工匠,講述自己的想法後,一起蓋房或委交工匠操作,這原本在鄉村是很常見的,每個人都會蓋房子,也參與其中,但在都市過程中逐漸被剝奪,卻又在第三世界都市延遲的現代性缺乏下被延續,專業教育、執照與認證系統跟不上都市人口住宅需求的快速增加,這是發展中國家非常特有的現象。「貨櫃屋」更取代了樓鋪,鐵皮屋成為地下工廠的主要形式,以及每次災後的重建,非正式營造系統都是主要空間生產模式。

    在台灣早期國家在無法提供足夠的住宅下,刻意容許人民的營建系統,這個修修補補的過程是台灣自己幹(DIY)的現代性以及對於「建築專業」匱乏且昂貴的因應。用謝英俊的說法就是,這是全世界長期來百分七十的人解決自己居住問題的方法。

    到了1995年,因為房價飆升,土地與住房問題越來越嚴重,同時阻礙了都市更新(空間再生產)之現代地景想像與土地金融資本再發展,台灣政府才嚴格的回溯「違建」法規來確定推動資本生產便利無阻。每個地方政府處理違建的法規並不一致,以台北市為例,1946年為都市計畫公布前為老舊房屋,拆遷給與土地與房舍、遷移的補償,1994年之前為既存違建,拆遷時只賠償地上物與遷移補助,1995年一月一日之後,為新違建,只能獲得遷移補償。這是台灣都市計畫的歷史債務,不均衡發展(uneven development) 發展國家機器的獨特經驗。國民黨政府於1946年才開始修改日本所擬定的都市計畫,決定「生根」台灣,作了第一次全盤的都市計畫更新。前期由於徵收計畫中的「公共空間」經費不足,住宅提供嚴重不足,政府機構、黨營機構以及公立銀行「佔用」公共空間如公園綠地等,而也睜一隻眼閉一只眼允許居民(特別是隨國民黨來台的老兵)「借用」公共地。但公共空間的徵收期效只有二十五年,一旦超過年限政府於法無據徵收,在九零年代初,歷史債務爆發的危機在中產階級興起要求更高的生活品質中,都市政權便以綠色修辭為由,強大的綠色推土機清理了公園預定定所有的弱勢違建,但卻保留了公家機構所佔用的土地,這一波的空間戰爭,也引發了1997年台灣都市史上第一個都市社會運動「反對市府推土機聯盟」5。非正式營造系統在地景寫就的獨特空間形式與脈絡,如十四、十五號公園預定地、雞南山、艋舺剝皮寮、寶藏厳等,有的被清理成城中公園,有的經過強烈的都市社會運動抗爭,暫時成為「文化地景」保留地。

    同此時,城裡的建築仍有許多違建,從陽台外推到頂樓加蓋、佔據防火巷與夾層屋等等,都是非正式營造系統長期銘刻於空間的結果。這成為台灣都市非常獨特的景觀,由人民在空間表徵控制下之城市寫作系列6,一個關於日常生活住所之變巧(making-do)戰術。

    非正式營造系統另一個重要的面向,則是培育出許多「準專業」的建築工人。在台灣六七零年代經濟起飛之際,許多底層工人與城鄉移民、原住民進城尋求生機,最先投入的便是城市的營建工作(後來由外勞取代)。營建業在八零年代到九零年代是台灣GDP的主要貢獻者,是台灣經濟最重要的角色。因為這兩個因素,城市違建農村自建與底層人民的工作,為台灣創造了許多「準專業」的工匠,這在後來謝英俊的計畫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謝英俊的建築工作:社會性建築

    第一種方法:開放系統,(前)現代的(微)量化

    建築能夠做什麼?這是從現代主義建築問過無數次的問題。如果現代主義建築在面對工業化大量人口聚集都市之住宅需求時所提出的對策是模組化和高層化,拿掉多餘矯飾以白的立方體來解決,那麼空間生產不過是福特主義的模組化事業。事實遠較此複雜。這個模組化事業,或用比較幽雅的詞彙:開放性系統與模組化單元,還真吸引了不少優秀專業者的注意,Le Coubier倡導的支撐體系與填充體系,Walter Gropius在包浩斯草創時期之後,認為為建築應該向工業學習,放棄了手工藝傾向教育而進行全面的改革認,提出機械化大量生產建築構件和預製裝配的建築方法,他甚至還提出一整套關於房屋設計標準化和預製裝配的理論和辦法7。在七零年代工業化模組沒落之前,日本與蘇聯都有大批的預鑄屋。當然,現在預鑄模組系統可以在六天之內完成一座賓館也不是新聞了8。模組化的失敗不是我要處理的主要問題。但簡單而說,這是一個市場規模的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文化的認同問題。然而現代建築體系多少都是模組化的成果,從標準平面到沖水馬桶

    包浩斯開啟的現代建築傳統隱含著「社會工程」的夢想,他們的問題是如何把鋼筋與水泥都吸收到藝術去,將工藝與科技結合,但可惜的僅以風格的方式拓展到真實世界。形式不能成為世界新興都市的解藥。這即是義大利威尼斯學派的建築史學家Manfredo Tafuri所批評的「資產階級道德的救贖」的徹底失敗,那些為了解決都市人口大量聚集問題的理論,除了能挽救自身的美學外別無他用。他在《建築與烏托邦》一書批評Le Corbusier的重要及其失敗時,認為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資本主義系統吸收了現代建築之道德救贖的美學成為自身再生產的方法,並且徹底地改變了生產關係,以至於為了解決都市住宅問題的烏托邦計畫,最終變成計畫本身的烏托邦,為了改變社會工程的意識型態,只剩下了計畫的意識型態,這就是從「烏托邦計畫」變成「計畫的烏托邦」的淪喪過程9

    建築上現代性的問題討論已久,核心的問題我認為仍是Lefebvre 提出的觀點:空間表徵強烈地統治了空間實踐與表徵空間,以純形式的方式統合了倫理與美學問題,將日常生活變成一種快速的,實用的,異化的、交換的,可複製的形式問題。人民的居住問題變成變成美學馴化問題,而這可能是包浩斯恰恰好要反對的主題。

    「災區的問題不是解決災後的問題,而是解決過去的積累。」謝英俊這句話可以讓我們將其實踐勾連上述的三個台灣空間的特殊脈絡,亦即要解決上述台灣空間生產的現代性難題。

    謝英俊在麟絡的工作室,在鐵皮屋頂下最簡單的車床每年能夠生產兩千棟房子需要的輕鋼材。工作室的「勞工」許多是受災戶原住民,透過「以工代賑」的方式,或者「社會就業多元方案」進來工作,他們原也是受災戶,經過之前「蓋自己房」的經驗,現在可以來幫其他災民蓋房子,體現了台灣傳統原住民部落蓋屋互助傳統。

    麟絡工作室生產的輕鋼材,就是謝英俊口裡的「開放系統」、「簡化構法」的核心工具。建築的工作不是將建築完成,而是提供一個開放性架構,提供一個不可取代,但作為最多的平台。因為主梁是一般常民無法處理的工作,輕鋼樑架的選擇是因為其抗震性佳,這是傳統房舍與材料最難抵抗地震的解決方案。

    災難讓謝英俊的工作介入「白紙一張」的機會。921後的邵族不僅面臨家屋的傾倒,而是一無所有。謝英俊的工作在此基礎上變得可能。首先邵族短時間需要住房,沒水沒電,救援物資缺乏,部落人們窮困,這個營建體系要成功,必得讓居民花造少的錢,甚至可以拿薪水蓋自己的房子,要有一個民眾可參與的營建體系,讓居民、農民可以參與的生產體系。而這個參與工作,簡單到只要會鎖螺絲,組裝就可以蓋房子。房子零件盡量符合一般建材市場規格標準,可以自行維修更替。原住民在工程上的經驗並非弱勢,回到上述脈絡談及的災後創傷與非正式營建系統部分,他們自身的經驗、緊急的狀況,窮困的條件,部落原有的社會網絡與民族議會共議制度,加上謝英俊提供快速(期程短)、便宜(一般水泥房屋造價的六成),可以參與的自立造屋計畫(勞力投入、互相幫助、成立工班甚至可以協助其他部落重建),邵族在短期內得以重建,而邵族經驗則建立了一個謝英俊建築計畫的實踐哲學基礎。並以此模式,因地制宜,在不同的受災地點展開一系列的項目。

    謝英俊的開放系統與簡化架構與一般模組化有些根本的不同。這是「未完成的建築計畫」,或說「核心建築」。建築師作的最少(而現代主義的建築師主體則是無限擴大),而居民參與最大(現代主義工業化的房子是作為消費而非生產的),基地與主梁由工作室設計完成,牆面、裝飾可由居民自決,只要留下的公共空間夠大,這房子就會長出來。

    「邵族為台灣現存人數最少的原住民族,有獨特的風俗習慣、文化、語言,以及保存完好的祖靈信仰和豐富的歲時祭儀,大多集中在日月潭畔之 BARWBAW“日月村。安置社區的配置是以儀式空間為主軸,配合環境地勢結構而成,用以工代賑的方式,讓族人集體參與社區的營建勞作,一方面解決生計問題,最重要的是要透過集體的勞作來重新凝聚部落意識。」10這個計畫被王墨林稱之為「其中最重要的不只是部落的重建,更是族人失落已久的一座生活世界的再現。」11

    「開放系統」確保了低成本與勞動參與性。輕鋼骨架猶如房子的脊樑,其餘透過標準化結構與組件,讓部落的人都可以參與營造過程。在八八風災過後,瑪佳農場短短的四個月中要建造438套,除了動員居民做,也有一部分必須找外面的師傅來做,而這些師傅正是由之前參與原鄉災後重建的工班,等於部落之間的相互協助,原本沒有信心蓋房子的人瞭解蓋房子是「如此容易」,很容易被打動參與。謝英俊在北京尤倫斯美術館展示了一個視頻,一對夫婦做了20幾套的房子,都是用簡單的螺拴,這一棟房子130平方米,他們兩人大概三天可以完成。勞動力參與,可以讓部落的人參與營造過程,有經濟上的優點如創造就業機會,簡化工序與低成本,有社會意義上的優點,如由族人共同參與營造,猶如山上的房子一樣由大家一起營造。

    開放性系統的第二個特徵是可變性。謝英俊的工作常常從示範屋開始,說服族人自己蓋房的可能,勞動力參與先於設計意願,完成主結構後,勞動力自我學習可自我生產,其保障了日後維修與改變的可能,其建築計畫的未完成性也保障了他者主體參與。

    從九二一以來,謝英俊與其地三建築工作室完成了上百件項目,從台灣到大陸,從西藏到阿里山,所有的項目不盡相同。以謝英俊建築師自己總結這十幾年來的經驗說法,他的建築系統有三個主要部分:「持續性建築」涉及了永續、環保、材料回收等概念,「開放系統架構」確保了低成本與勞動參與性,而「互為主體」則是居民參與了開放性系統之後的結果。我認為最核心的部分乃是開放性架構,或可理解成這是現代主義工業化模型最輕量化、簡約化、控制最小參與最大的版本,而開放性架構也同時確保了地方性的生產而非僅於房子的生產。

    由之,開放系統確保了在創傷時期,藉由勞力的參與,群體的支持,變成災民「重新寓所」的力量。謝英俊在TED的演講中提到海地居民的營造方式,是最好的例子,他們擁有自己的營造方式與經驗,只要不要將其視為「弱者」,他們會用自己最經濟的方式完成,而開放系統就是保證這種力量出現的方式。

    第二個方法:永續建築

    台灣歷經九二一、八八風災後有幾萬人被迫開家園,在各種計畫的協助下重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宗教團體,社會團體透過不同形式的政治協商與空間計畫來協助災民。然從「專業極權式」到「協力造屋」的營造方式,包含建築計畫與社區營造過程中,家園的地方性如何相對應的被重建,辨認或摧毀,一直沒有很好的田野與論述處理。

    不可否認,地方性是一個長期打造的過程。就西方地理學術的討論而言,人文地理學強調地方感是人類居住經驗的整體感受,本質感受的經驗論,對於馬克思文化主義者如Raymond Williams 來說,地方性則是一種「感覺結構」12,是一種長期變動但逐漸累積成一個整體生活樣貌的感覺,Allen Pred對此更進一步放在其「生成」(becoming)過程談論「地方感」13,都市研究中探究地方性的取向則以地方性之轉變涉及了新舊地方感的遞疊競爭與特定歷史社會條件之感覺結構作用為主。這些討論的傳統多半隱含了現代化都市過程裡,如何有效的解釋「地方感」以及地方感如何運作的嘗試。

    在台灣都市過程中,地方性的轉變則由不同的力量與政策所制訂,遽變災難後之重建為最暴力的方式,藝術「介入」社區就顯得溫馴可愛,綠化/高級化政策則可作為空間生產條件再生產的工具。各種重建方式,因其所屬社團/建築專業者之意識型態所進行文化「干預」,資本創造的房產價值對於住民認同、社區形塑與地方性都起了相當的作用。同時,地方性也與資本累積,現代化的營造體系與現代性的意識型態,都會型社區價值之都市意識化的文明生活,以及都市政權分配利益與選擇創造都市經濟的政策習習相關。

    然而對於台灣原住民來說,地方性/感此種經過都市過程打造的理論意義並不能夠適切涵蓋原住民居所的意義。原住民的生活空間是一個整體部落生命的所在,包含了生活與工作,歷史與現在、家與部落的整體,而非石頭的群聚而已。我們討論災後重建的地方性就不能簡單從都市過程中鍛造的地方性理論語言去理解,縱然我們可以獲得分析上的靈感。其次,災後重建面臨的不只是家屋重建,而是原住民的傳統領域喪失,部落的歷史(祖靈)與石頭的歷史(傳統家屋)之形式消失,以及維繫日常生活與再生產領域的重建,如大人工作問題、小孩求學問題、信仰安排,村落空間的形式與分配等。

    我們應該將原鄉災後重建工作嚴肅地視為遷村(rehabilitation)而非安置(relocate)的住宅問題,特別是在永久屋的取得要求原住民放棄原本山上部落家屋的條件下顯的更為嚴重。部落居民失去了傳統領域,意味獵地失去,工作與住所分離,失去傳統家屋意味著祖靈寓所必須遷離與重建,那些住在原住民歷史中的山河將不會被孩子們認識,意味著他們下一代將永遠的平地化而失去自身的歷史。

    謝英俊的建築思想中,「中繼」的概念一直是隱藏卻強勁哲學基礎。「中繼」意味著土地不屬於個人,人無法永遠的擁有土地,人民總是智慧地「暫居」於土地之上。這是災後成為最能說服災民,但在面臨永久屋的選擇時最不能認同的論述。

    在展現的層次上,謝英俊將「永續建築」(sustainable construction )用環保,因地制宜的概念來論述。按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義永續建築的定義,包含了環境、經濟與社會文化的永續。在這個基礎上,謝英俊將其對應到自身實踐的工作,有一套對於永續建築的論述:環境對應著綠建築,每個人都可以參與操作的營造系統;經濟則指非依賴性、非貨幣交換性的營造過程;而社會文化指的則是保持社區的、自主的、多樣化。

    謝英俊的工作,必得面對遇都市過程中大多數的人工作與住所的分離所產生的問題,以及對於「文明進步」之意識都市化的反撲。無論身居城市或鄉村、原鄉的居民,對於現代房舍已經有一種文明的想像,傳統住屋也很難維持傳統的營造禮儀與方式進行。儘管如此,原住民部落的「寓所」是一個遠比漢人的家來的複雜許多,漢人的家已經被格式化完成,家與工作、祖先祭祀是分開的空間,這些空間透過現代性的安排重組,將個體性從社群與歷史文化中拉出,成為世界的中心。然而原住民的家,則是安置社群與歷史的核心,同時也是文化展現之所在。在這種雙層的文化需求下,比較可以解釋為何謝英俊在瑪家農場的工作中,所遭受的批評14。對原住民來說,部分的部落人士覺得可以自己蓋房子,部分人不願離開原鄉,如果都不行,不然就要求自己的房子起碼「堅固」,因為這是他們最後的微薄的希望。

    永續建築是否能夠對應都市過程產生的異化環境,以及意識都市化所產生的對於現代住所意識型態的召喚,現今仍不清楚。但可以知道的,「開放系統」確保了低成本與勞動參與性,而「互為主體」則是居民參與了開放性系統之後的結果,然建築師的主體會在永續建築的工作中展開,是建築的政治計畫與歷史性(historicity)計畫。

    第三個方法:互為主體

    在阿里山來吉部落的會議中,謝英俊與部落人協商,說服他們自己爭取住房的形式與空間。他採取的策略是建築師提供協助,基本房舍結構由專業者完成,但是完成房舍、房型選擇、住房面積、公共空間,他們要努力跟市政府要求更大的空間。建築師能做的有限,就算幫居民要到更大的空間與土地,也未必是他們所要的,或者,這樣不能讓他們「自己幹」,而「自己幹」是空間生產很重要的方式。

    通常我們論及「社會建築」的時候,指得是服務弱勢,或者與居民站在一起的計畫,或者更進一步的「協力造屋」。在台灣九零年代後,特別是由李登輝開始的「社區總體營造」開始,社區參與成為一種流行的建築設計方式,這個原本要反抗表徵空間由上而下粗暴的空間生產方式,變成另一種成為主流的進步的表徵空間論述。通常變成一種規約性公共工程的綁定項目。

    此種「社會建築」確實來說,在台灣的實踐上通常有兩個方式,第一是規劃概念的參與,如規劃說明會、專家諮詢會議、社區說明會等等;第二是設計參與方式,由建築師與居民合作,在具體的空間尺寸上討論需求、形式、功能。「社會建築」縮小成一個簡單的空間概念變成「社區參與」、或者變成制度內的「社區建築師」服務鄰里的工作。

    然而,我自己的經驗告訴說,「社會建築」在實際的工作中,與居民戰鬥的多,和諧的少。一個有良心的設計師,會在他的工作中平衡權利團體的發聲機會,每個團體都有弱勢,而這些弱勢在社區參與的過程中一樣無法發聲。如果「社會建築」仍是「認同強者的價值」,那就失去所有的意義。換句話說,唯有當「社會建築」是一個「起義的計畫」(insurgent planning) ,讓隱藏的聲音出現,讓弱勢者現身,讓少數者的權利被看到,我們才有討論的必要,否則所有的建築都是社會力的結果,社會建築只是多了個意識型態包裝的侈譯。

    我們可以透過謝英俊的自我描述,來重新檢驗他所謂「互為主體」的概念到底如何?譬如說,謝英俊常說:「如果不能溝通,就不溝通了。」,或者舉「築室道旁,三年不成」的例子,大馬路上的騎馬的人經過會覺得房子太矮,走在路上的則會覺得房子太高,左鄰覺得醜,右鄰覺得漂亮,這樣下去,沒有一棟廣納民意的房子會被蓋的出來。

    這說明了謝英俊的「互為主體」的意思,建築師並非沒有主體,而是要體認自己與他者的不同,是維根斯坦意義上的「絕對的他者」而非唯我論的他者,弱化他者。不同就是不同,不是聆聽,不是坐下來仔細辨識差別,而是在一個共同的時間與空間,互相說服/鬥爭的過程中,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完成主體的建構,完成建築的生產過程,如同邵族的多部合音,不管你的音調如何,都可以找到進去的方式。這個動態生產的過程,恰好是「互為主體」的生產過程,而非建築師的方法。

    漢娜鄂蘭覺得馬克思談的勞力過於簡單,只有一種作為勞動生產的勞力。我們必須細分人的活動生命:勞動(體能勞動從大自然中產出消費和維持生命的物質)、製造(創造、利用素材營構持久事物的構造)與行動(透過言行開展,維持「歷史與政治的世界」)。「製造」(poiein)與「實踐」(phronesis)是不同的。如此,從製造的空間位置來看,它發生製造者和製造素材間,製造者不必跟他人產生或建立關係,其存在處境是「單獨性」。然行動具有的彰顯性,行動者同時也是一位言談者,使「行動」或「實踐」有別於「製造」或「創造」。在這樣的說法裡,行動彰顯公共空間。於是,在一個有他者在場,表達自己的行動,有其政治實踐之處,就是公共空間。換句話說,謝英俊的建築工作是在每個人行動中,政治實踐的勞動力過程中,產生「互為主體」的。這種互為主體從交流開始,一如柄谷行人所指出的,「越是認為建築是作為理念的設計的完成物,就離實際的建築越遠。」而建築是交流,而且無庸置疑的,是與沒有共有規則之間的交流。15

    結論:空間的生產

    我用了「architecture of  sociality」而非「social architecture」,是為了強調謝英俊工作中並非一般所認識的「社會建築」的取向,特別是人道主義取向的理解。建築可以服務人民,但不能僅以服務人民來斷定建築之工作。

    按照Lefebvre的看法,空間的生產指得是三元辯證與鬥爭的結果。我們可套用Lefebvre的方式,理解謝英俊工作中的空間生產方式。

    謝英俊的工作的重要性,是他在一個極為特殊的歷史時刻中,以建築工作(無論有無意識)回應並以實踐「黏合」了我指出的三個脈絡,發展國家的創傷、都市過程與意識都市化以及非正式營造系統,其工作在解絕問題中有清楚的「分工與交流」(馬克思語)的關係性構成。這並不是說,他確實的回答了問題,而是說他在當下的條件中,企圖透過建築去回應他直覺所感受的部份。這是他建築工作最重要的當代性,最具有意義的「社會性」。

    三個脈絡與三個方法其實不是一個很好的表述方式。應該被呈現的是一個疊合、交織的辯證關係,不過這就是文字與圖表的侷限。

    lefebvre

    台灣空間生產方式

    謝英俊建築生產方式

    謝英俊建築與台灣空間生產

    最後,建築師的工作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這些由漢人所提出的空間方案,只是作為「減緩」發展國家機器的創傷反應,或一如Tafuri所提醒的「布爾喬亞的補償心態」。原住民的問題一直在,例如傳統住屋的形式是否無法繼續了?住屋營造過程的禮儀與工藝傳統如何(或如何不需)維繫?關於災難的原因,後災難的權力與資源分配如何平等?這些問題應該有更多的社會性建築提出其看法與對策。換句話說,建築師不能憑著對於結構的自信就放棄追尋一種社會統合的希望,即使在緊急或貧瘠的條件下,就如同我們不能寄望天才建築師憑著天份與感性可以創造人們的感知世界一樣。

    我們只是現代化了營造系統與工具,並且以最大彈性的應用在歷史現場?也許我們仍應追問,台灣的現代性是什麼?台灣的空間生產的現代性到底意味著什麼?我們已經有了很多現代化建築,卻沒有機會討論在第三世界的台灣,建築的現代性到底意味著什麼?也許謝英俊的工作可以啟發我們開始下一步工作。

    (原為發表於中國美院跨媒體藝術學院「社會更新論壇」之發言內容,後整理為文稿刊於《獨立評論》第一期,北京,2012 一月。後刊於《新建築》2014第一期,中國武漢)

     

     


    Fred chiu

    da leggere,
    17 mag 2018, 22:48:1317/05/18
    a Yt Yt

    【五六七年級回憶】那是個「在重慶南路偷書,是種專門行業」的時代

    Posted on2018/05/14
    BO 享讀沙龍 BO 享讀沙龍

    【為什麼我們挑選這本書:《書街舊事:從府前街、本町通到重慶南路

    本書作者是立足重慶南路書街 50 年的,前「正文書局」創辦人 黃開禮。他所說的重慶南路史,回憶軌跡可鋪滿五、六、七年級生的腦袋瓜子 ……(責任編輯:鄒家彥)

    文/黃開禮、心岱

    那個年代重慶南路上最多的是,渴求知識的台灣年輕人

    在那個時代,店面被視為不得了的金雞母,尤其從北門到西門這一帶,是臺北城最繁榮的中心, 重慶南路「書店一條街」是國家文化重鎮的象徵,這裡出入最多的就是年輕人 。年輕人是生力軍、是社會未來的棟梁,所以書店販賣的其實就是希望與隱藏的力量。

    我到大中國圖書公司當學徒時,是戰爭破壞後重建的時代,民心渴望知識,對世界新知的追求十分迫切,書店如固若金湯的堡壘,提供了一種穩定與信心的抽象概念,對擁有書店的業者而言,也是一隻下金蛋的母雞。

    當時書店都兼營銷售和出版,出版才是書店最大的利潤所在。至於門市,就是讓書可以曝光的地方。在資訊封閉的早年,銷售機會只有靠門市,由於雷同、重複的產品太多,擁有店面就贏了大半。

    出處《書街舊事:從府前街、本町通到重慶南路》時報出版

    有鑑於當時不容易在重慶南路租到門市,為了讓剛萌芽、沒有門市的出版社有機會展售書籍,於是「臺北出版同業協會」從一九六○年代開始,每年在臺北信義路國際學舍大廳舉辦為期一個月的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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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一九七○年代,皇冠、遠景等五家出版社一起租下西門町新世界電影院旁、「西瓜大王」左鄰之千坪地下室,採類似百貨公司專櫃概念的規畫,由各家出版社分租經營,稱為「中國書城」。當時西門町是臺北最熱鬧、最時髦的都會中心,附近百貨公司、電影院、餐館林立,是吃喝玩樂的集散地。「中國書城」占了地利之便,看書、買書的人非常多,生意興隆不下重慶南路的書街,學生則是書城最主要的顧客。

    歷經十五年左右,這五家出版社已經成長為頗具規模的大出版社了,最後五年由我的前同事華立本斥資獨自經營中國書城,直到一九八八年結束,華立本即移民定居美國至今。中國書城雖然只存在不到二十年,但它不僅是當時新興出版社迅速成長的推手,也在學子、讀者心目中留下美好的回憶。

    偷書曾經是一種專門「行業」

    其實門市的利潤微薄,如果沒有自己品牌的出版品做主力,要獲利並不容易。我自己開店時,房租就占了營運成本的三分之一,人事占三分之一,稅賦、水電等開銷不說,一本書進價七折,售價八折,賣十本書可以賺一本書。

    如果不巧有雅賊進門,偷了一本書,就要白做十本書才能打平。如果是書店兼營出版,自己的書在店裡經銷就是賣一本、賺三本 (成本三成)。所以,書店一定要兼做出版,才有高利潤。

    當年偷書賊非常多,當場逮到時,如果偷的人不是學生,就要按照定價買下;如果學生偷了學生用書,就以折扣算,並告誡了事。偷書賊有的是個人行為,有的則是集團操作,也就是偷了書,待達到一定數量後,再轉賣到收臧的不肖書店,偷書也變成一種專門「行業」。

    基於大家經濟都不富裕,有時發現有人偷書,我仍叮嚀店員不必大聲嚷嚷,而悄悄對他揭穿事實,讓他知錯就好。可是每季盤點時,短少的數量還是非常多!

    還有一種人,定期出現在書店某個角落,聚精會神的看書,直到書店打烊才走,還會在書頁摺角,為下次繼續看做記號。我們並不鼓勵這種「偷呷步」的方法,但也很同情他們站了大半天,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當年臺北也有圖書館,但寧可冒著被驅趕之險,也要賴在書店,可見圖書館的資源並不便民。

    至於門市和出版社之間的交易規則,門市對小出版社除了進價的折扣,還有結帳時的「七折八扣」,比如進價是七折,結帳時再九扣或八.五扣、八扣。但對大出版社如中華、正中、商務等就不會這麼做,通常會開三個月的支票給出版社,但如果店家願意給現金支票,那就是再扣三%。

    由於轉折進口的書籍成本愈來愈高,業主發現不如在臺灣翻印,速度快、利潤也更好。書店派人到香港、上海購買樣書,直接翻印。當年的活版印刷需要一個一個撿字之後再印,大概需要一個月,於是很快的,有人引進照相印刷術,只要一天就可以完成製版,老舊的手動印刷機因此被淘汰。

    公務員是「武俠小說作者」的那個時代

    我晉升為書店先生後,是臺灣從農業轉型工商業階段的一九六○到七○年代,當時物資匱乏,又有種種政治禁忌和限制,人心苦悶、壓抑,無處宣洩,由於電視還不普及,看電影又是高端消費,閱讀便成為一般人消遣情緒的出口,尤其是言情小說,厚達五百頁以上的「磚頭書」大肆流行。租書店也應運崛起,造就了大眾文學的傳播風  ,無論言情、武俠、歷史、古典小說或鄉野傳奇,都是書店的熱銷書。

    武俠小說最早在報紙副刊上連載,每日刊出約一千字,讀者往往意猶未盡。因此,出版社將作品集結成書後,立即風靡全臺。但那時買書對一般人仍是負擔,租一本書只要書價的十分之一,租書店因應運而生,光臺北地區就有一千多家,雖然大多設在小巷弄裡,卻門庭若市。

    為節省紙張,武俠小說採用三十六開版本,每本七十二頁。通常一部武俠小說的套書,從八十本到一百二十本不等,讀者受到情節吸引,一本本租來看,租書店和出版社都獲利不少。

    為了開發更多書源,出版社鼓勵大家創作,吸引很多公務員加入作者行列,反正都是用筆名,沒人知道底細,因此有不少濫竽充數的作品,但在武俠熱潮下,武俠迷還是照單全收。

    除了武俠小說,租書店另一主力是言情小說,這兩種類型成為當時的出版主流,這種創造作者、出版社、租書店、讀者四贏的「依存關係」,成為文化界的另類現象。一九七○年代,臺灣經濟起飛、國民教育普及,出版作品日趨多元,尤其開始有學院派進入,還有嚴肅的文學討論,「大眾文學」與「純文學」漸漸壁壘分明。此後,租書店雖然一度沒落,但很快的,日本漫畫興起,漫畫書又為租書店創造另一波高潮。

    當西洋翻譯文學、中國古典風靡全台,本土作家卻命運坎坷

    隨著臺灣經濟快速成長,不僅商學院的學生,一般生意人更想了解經濟學,臺大教授施建生寫了《經濟學原理》(一九五四年出版),自費出版,委託「三民書局」寄售。本來只有三、五十本寄售,後來這本書成為準備高普考和專業考試的必讀之書,三民書局因而向作者批斷,當獨家總經銷,給同行八折的價格。這本書暢銷多年,讓作者、經銷商都獲得極高利潤,創下寄售的奇蹟。

    《經濟學原理》是寄售書的特例,多數作者自費出版再拿到書店寄售的書都賣不好。我在大中國圖書公司當夥計的年代,宜蘭頭城作家李榮春曾拿他的作品來寄售,關於寄售的成績,他在一九五七年的《文友通訊》提到:「《祖國與同胞》去年出版第一部 (一千冊)。每冊成本八元,定價十四元,大中國圖書公司經銷,以五折算,每冊虧本一元,有一部分送朋友,仍剩四百多冊,全書四部無法繼續出版。」

    如作家所說,雖然委託大中國圖書公司這樣有規模的書店寄售,但上市後還是慘陪。為了還債,後來李榮春回到家鄉,在兄長的腳踏車店工作。那個年代的書雖然好賣,但是文學書的主力是西洋翻譯文學、中國古典的鴛鴦蝴蝶派等,其次是大陸知名作家,而本土文學作家的命運卻艱辛坎坷,李榮春到八十一歲過世之前仍努力創作,累積了數百萬字沒有發表。

    當時,我在重慶南路擁有的三個門市,除了代銷其他出版社的書之外,正文與正元兩家出版社每年的印書量超過百種,出版書種有社會人文、哲學藝術、散文小說、財經、醫藥、生活保健和辭典、字典、高工高職教科書、電腦等。出版市場如此的蓬勃興旺,又何必在意有沒有店面?所以,大家都想開門市,好像也是一種傳統觀念的「魔咒」。

    經濟起飛的年代,新人才帶動新市場

    一九六三年,臺灣工業生產淨額首次超過農業生產淨額,進口零件、原料加工再出口,成為經濟迅速成長的模式。三年後,重工業首度超過輕工業,許多跨國企業來臺設置加工區,招募大量的女性作業員。女性紛紛出走家庭,投入專業領域發揮長才,因而可以經濟獨立,既分擔家庭開支,更改善生活品質。 文化消費的女性市場也因此被帶動起來 ,此時文人、作家出來經營出版社的風氣大開,文學環境開放,過去重慶南路的書商無法接觸到的本土作家,自然而然的向其聚攏。據統計,一九六六年,《聯合報》每日發行量已突破二十一萬份;從《徵信新聞》改名的《中國時報》,也在次年迎頭趕上,成為臺灣兩大報業。兩大報的副刊園地是作家寫作的沃土,閱讀文學人口也隨之大量增長。

    一九七○年代前後, 臺灣出版業開始出現一批受過高等教育、具備人文素養的人才 ,最早是一九六八年,曾任《聯合副刊》主編的林海音,成立「純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二年,記者、主編出身的姚宜瑛創辦「大地出版社」;一九七五年,小說家柯青華成立「爾雅出版社」;一九七六年,「洪範書店」成立,四位創辦人中,楊牧和瘂弦是詩人;一九七八年,作家蔡文甫經營「九歌出版社」。

    出版界的新一代不僅改變了市場生態,也帶來書籍在紙張、設計、印製、裝幀的革命。一些高中開始設有美工科,畢業於永和復興美工第一屆的高材生徐秀美,當時已是有名的插畫家,作品經常出現在報章雜誌,有一天,她帶著插畫原稿到我辦公室,因為之前正文出版了設計師胡澤民的書,她循線找來了。

    這些美術相關的書籍不只版本要大,更要彩色印刷,當年彩色印製成本相當高,出版社難以負荷。我推想這些原稿已經流浪了很久,是很多學子等待參考的藍本,便不計盈虧與她簽下出版合約,做為對有才華者的致敬。

    一九七○到八○年代,正文書局的出版主力放在高工教科書,其他的書種已經慢慢停頓,但這時仍有不少作者上門自我推薦,比如在臺大與師大客座的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楊勇,在我這裡出版了《世說新語校箋》、《陶淵明集校箋》、《洛陽迦藍記校箋》、《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等四本專著,當時他七十多歲即將退休,走訪了幾家出版社,想將大半輩子與國學相關的專著出版成書,但都沒有結果。有一天,這位陌生老人在門市店員的帶領下,走進我的辦公室,一邊自我介紹,一邊說著他的著作理念。

    我想起自己也曾多次為了談業務,被冷漠的排拒於門外,不忍看老教授失望而歸,對於為師者,我向來非常敬重,雖不相識,卻當下允諾出版。這每一本都是兩千多頁的大書,當然不會是熱銷品。然而,冷門書也有其價值,我若做得到,何必計較得失?這四本大作終於在我退休之前完成出版上市,雖銷售普通,但也授權到大陸印行簡體版,算是留下了成人之美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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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摘圖文經時報文化授權轉載, 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原文標題為 〈黃開禮:那個時代,重慶南路「書店一條街」是國家文化重鎮的象徵 〉。首圖來源:yuen yan, CC licensed)

    【五六七年級回憶】那是個「在重慶南路偷書,是種專門行業」的時代 | BuzzOrange




    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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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mag 2018, 00:19:5521/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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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olonize the Mind’: Black South Africans Are Figuring Out How to Heal From the Mental Damage of Apartheid

    Students cheer as the Cecil Rhodes statue is being remov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on April 9, 2015, in South Africa.Photo: Charlie Shoemaker (Getty Images)

    Black South Africans have been fighting for their right to live with dignity since before the time of King Shaka Zulu.

    Millions are still trying to heal from the brutality of an institutionally racist system that placed them in the lowest social status—below the “coloreds,” who were below whit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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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black South Africans have been hit with a revelation that has compelled some to fight even harder to throw off the cloak of race-based oppression.

    Last month a documentary about the life of the late Winnie Madikizela-Mandela was broadcast in South Africa. The film, called Winnie, is uncomfortable to watch because of the truths it reveals. One of the most chilling moments of the film is when a white South African former intelligence agent named Vic McPherson admits during a sit-down interview that the government had embarked on psychological warfare against black people.

    “It was 1989, I was still with the intelligence section and President P.W. Botha said we must come up with a psychological warfare strategy against the enemy. Everything was coordinated between the Defense Force, N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Foreign Affairs. It was called covert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tratcom,” McPherson said in the documentary.

    The “enemy” that McPherson referred to was clear—anti-apartheid activists, especially the more left-winged ones like Madikizela-Mandela. McPherson revealed just how far the white-minority-led South African government went to maintain institutionalized racism.

    They went “psychological.” They went into the minds of black people.

    Part of the government’s plan included using a network of 40 journalists to publish negative reports about Madikizela-Mandela in major news outlets and dividing the allegiances of black people to their black leaders, sparking deadly divisions within the black community.

    This high-level confession confirms suspicions that many black South Africans already had. And it has sparked a national conversation that can be followed right now on South Africa’s social media spaces with the hashtags #WinnieDoccie and #IAmWinnie, which feature posts of black women wearing all black, in colorful head wraps and punching their fists in the air in a Black Power salute.

    The film’s revelations have led to discussions about what it would take for the minds of black South Africans to truly be healed from whatever mental damage apartheid did.

    “The apartheid project was a project that made white supremacy so much part of where you lived, where you went to school, what kind of work you were allowed to do, what kind ... of education you had, whether you had access to health care, if you had a house, what kind of education your children could reach and who you thought you were in the world, whether you thought you were worthwhile or not,” white South African scholar Emma Arogundade told The Root. “So it was a project that happened on a physical scale but also on a very spiritual and psychological scale and was enacted with a lot of violence.”

    Students, scholars and community organizers are rising up to defy a status quo in the educational system that maintains remnants of institutional racism. Activists in South Africa are using the phrase “decolonize the mind” more frequently, inspired by the celebrated Kenyan writer Ngugi wa Thiong’o, whose 1986 essay, “Decolonising the Mind,” sparked a deeper advocacy for promoting African languages in literature and political spaces. The Decolonize the Mind campaign was the center of talks at a public event held in April in Cape Town.

    The decolonization movement took off in April 2015 when students at South Africa’s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campaigned for a month to have the school remove the statue of businessman and founder of De Beers diamond firm Cecil Rhodes from the campus because they saw it as a symbol that glorified an unworthy colonial conqueror. Rhodes once said, “I contend that we are the first race in the world, and that the more of the world we inhabit, the better it is for the human race.”

    Since then, decolonization campaigns have spread, garnering followers and critics across class and ethnic groups. This year, the 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 introduced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called “The Africa Insight Modules.” It’s part of an effort to decolonize the curriculum, requiring students to study the works of African writers.

    “One of the major projects in this will be to undertake to write 10 biographies of African leaders who have played critical roles in our lives, such as Lillian Ngoyi, Gertrude Shope, Queen Nzinga Mbande and others,” professor Tshilidzi Marwala, the new vice chancellor of the university, explained in a recent interview.

    The teaching of other subjects, like economics, is being reshaped as students become more conscious that they are being taught theories that were developed in universities in the West. Students want a curriculum that centers on the economic realities of South Africa, particularly on the black majority who call the country home.

    “There is a rejection of whiteness going on in those spaces at the moment,” Arogundade explained to The Root. “The protest spaces, social justice spaces, especially the universities, around [the] Rhodes Must Fall and Fees Must Fall[campaigns], any kind of conversation that is about race and social justice, there will be a crew of black people that will be asking, ‘What are you still doing here?’ And I think that it’s a very valid argument in this point of time.”

    In this moment, more black South Africans are deconstructing what they’ve been told for years. They’re looking closer at what happened in 1994.

    The 1994 transition that brought an end to apartheid in South Africa brought peace to the country, for the most part. It effectively steered black South Africans away from engaging in a mass movement to perpetrate violent revenge on white South Africans who maintained the system that oppressed and criminalized black people.

    But many injustices remain in the postapartheid era. The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 gap is getting wider. Anger is rising. Black South Africans are asking if they made too many compromises in the name of peace for the negotiations to end apartheid to be successful.

    “We’re recognizing that we’ve been sold a lie, so more and more of us are finding the vocabulary to actually pinpoint what the injustices are, and a lot of the injustices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issues of race,” said South Africa-based sociology scholar Ragi Bashonga. “So the fight is still very much in us.”

    ABOUT THE AUTHOR

    Chika Oduah

    Chika Oduah is a Nigerian-American journalist reporting out of Africa, on Africa for The Root

    ‘Decolonize the Mind’: Black South Africans Are Figuring Out How to Heal From the Mental Damage of Apartheid




    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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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mag 2018, 08:11:5824/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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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打破「留學中國、前程似錦」的四大幻想──北京清華法學院畢業生的親身經驗與觀察
    打破「留學中國、前程似錦」的四大幻想──北京清華法學院畢業生的親身經驗與觀察

    打破「留學中國、前程似錦」的四大幻想──北京清華法學院畢業生的親身經驗與觀察

    2018/05/23 魏彥林/讀者投書 13.6K

    近日在社群網站上,看到幾則關於「中國大學好棒棒、台灣高中生心之所向」的分享,著實令筆者難以理解──私以為這些「明顯的錯誤印象」早應該被發現了,而不是繼續以訛傳訛。但顯然情況並非如此。

    因此,以下希望藉由一些自身的經驗分享(筆者曾就讀於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減少台灣學生們因媒體誤導,對於「在中國就學,前程似錦」之錯誤幻想與迷思:

    迷思一:中國的大學因為「錢多」,就比台灣的大學更「優質」?

    關於「中國大學狠甩台灣的大學」,最常被拿來作為「證據」的說法之一,是其「校務預算」連年增長,更動輒是台灣的數倍之多。

    然而,優質與否姑且不論,「錢(預算)多必然等於教育優質」,就很顯然是個過於簡化且錯誤的思考方式:至少就以個人經驗來談,目前我在德國所受之法學教育,比起大部分中國大學(包括我所就讀的,上述報導中所提的「預算全國最高」之學校)能提供之法學教育,絕對更為「專業」、「國際化」與所謂的「優質」。

    德國頂尖的高教機構,年度預算很高嗎?跟中國相比,顯然差距還是很大──在德國各知名大學中,應以慕尼黑大學年度預算 17 億歐元(約 600 億新台幣)最高,卻比北京清華和北大都低;而多數德國知名學府的預算,更僅約與台灣大學相當(約 3 到 5 億歐元)。(註)

    又,與其他同樣在德國留學之中國(大學法學院畢業)碩、博士生相比較,就個人觀察,大部分來自台灣(法學院畢業)的留學生所受之法學訓練,也往往更為扎實。

    原因非常簡單:中國的法律體系在過去 10 年間,變動極為迅速。首先這造成學生在學校所學之內容,很可能無法應用在畢業後的法律職業資格考試當中,而幾乎需要「砍掉重練」、重新學習。

    此外,在「國際接軌」上,由於中國近年來才逐漸有「移植德國法學教育模式」之趨勢;但在台灣的各個法學院中,早就將這套系統深植台灣,因此台灣學生若想學習德國(歐陸)法學系統,其實根本無須捨近求遠。

    換言之,想要在中國學習法律,除了可能想感受「自由的可貴」、「變動社會中的法律變遷」、「帝制法學」、「好賺錢」或本身家庭背景跟中國就有較為密切的關係,我認為台灣的法學院仍為較佳選擇。

    當然,各個科系發展並不相同,學子應根據自身需求選擇相應之學校,而非盲目認為「中國的大學,一定比台灣的好」。

    迷思二:中國就學,就能「兩岸三地挑工作」?

    更多時候,許多同學僅是以未來工作為考量,而決定到中國求學。甚至認為,只要有了中國頂尖大學的文憑,將來在「兩岸三地」的就職前景,都十分吃香。

    必須提醒的是:這「夢想」很美好,但常常是個糟糕的「幻想」。如法律、醫學等由國家所嚴格控管的職業,其實並不太能「兩岸通吃」:以我所認識在中國大陸留學的法律系畢業生為例,他們或能幫助台商處理「在中國大陸的」法律問題,但實際上其業務量並不高,不會有人只靠「專門」處理台商問題過活,仍需專攻於自己擅長之法律業務;而絕大部分的醫學系畢業生,目前更無法在台灣就業,僅能留在中國。

    又,有些台灣政府頒發的專業證照需要「相關科系畢業」的學生才能報考,故在報考時可能出現中國科系不被認可的情形(醫學系就是如此)。筆者並不是在說這些中國大學的畢業生「完全不夠格」獲取台灣證照;而是從現實考量,部分科系可能未來亦不會被台灣政府承認──理由是中國學科建置仍較不穩定(如北京清華大學這幾年,有較大的學科設置改革)。

    換言之,如果你想著「(中國大學)畢業後若找不到理想工作,大不了回台灣就業求職」,很可能實際情況會不如預期。

    迷思三:「中國」就學,放眼「世界」?

    首先,「放眼世界」這個概念極為空洞;且把上面小標中的「中國」換成任何一個國家,也都能成立:一個台灣學生在任何一個國家就學、就業、做義工,都有機會跟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一起學習、共事,也可以達成所謂「放眼世界」的目標。

    反而是,到中國「留學」,對許多台灣學生來說,最大的誘因其實仍在於「語言障礙較低」。但必須提醒,若要真的「跟國際接軌」,英語仍是目前國際上最主要的工作語言──以學術研究來說,中文文獻當然可以參考,但不可能取代閱讀原文的優點,且許多產自中國的譯文品質仍無法被保證,不可不察。

    迷思四:被中國頂尖大學「肯定」,能「證明」自己、獲得「光環」?

    這個問題,答案其實是「否」或「不盡然」:中國頂大(尤其研究所)長期以來針對「港澳台地區」的招生,均採取與國內分開招生的措施──很多中國學生在申請研究所時失利,但有相同條件、考試分數的台生卻被錄取。

    這是因為,部分大學在研究所限制「本國(中國大陸地區)學生名額」、卻並無嚴格限制港澳台生(與外籍生)的招生上限。換言之,這樣的「肯定」,其實完全不能說明自己的「實力」高於每年擠破頭的千萬中國學子,且真的很不公平。

    其實,在世界各地都一樣,若沒有經過任何努力淬煉實力,那獲得再好的機會、頭銜其實都沒有意義,進入相關的專業領域後一經現實檢驗,必然「原形畢露」。部分享受「優惠」待遇卻不努力的台生,到最後大概只會像大熊貓一樣,在各種場合被當成展示品,「示範」兩岸學生如何「友善交流」、「證明」中華民族是如何「共生共榮」。

    而這樣的學習環境,其實是在荼毒學子,與訓練獨立思考、培養專業能力的大學教育目的相違背,也無助於達成學子所設定之求學目標。

    沒有質疑與批評的歌功頌德,沒有意義

    私以為上述這些迷思與「幻想」,在過去兩岸的交流中會逐漸被消彌,然而事實似乎並非如此。而這背後的原因,其實與「資訊的傳遞方式、管道」有關──

    單以個人經驗為例:筆者今年三、四月份,應邀幫「北京清華大學招生辦公室」寫一篇招生文案,就被期待能夠「正面積極的書寫」──這簡直與向呂秋遠律師諮詢高中生的人生問題無異。

    簡單來說,許多中國的「訊息來源」(即使來自「官方」)不只無法被百分之百地檢驗,同時許多的「觀察」亦常常受限於對岸政府的掌控之中(這也是當年為何筆者想要「親身體驗」而到中國就學的原因之一)。

    因此長期以來,這些「交流訊息」往往「過於正向」,再被親中媒體大肆宣傳(以及長輩群組流傳),從而加深了誤解──事實上,所謂的「親中媒體」絕對不會比「台獨(派)媒體」更了解中國。兩者的差異,只是一個喜歡講「中國很差」;另一個喜歡講「中國很好」而已。

    那麼,實質上的參訪、交流呢?受限於從事兩岸交流的機構、團體大都較為親中(否則根本無法取得舉辦活動的資格),因此學子在接觸對岸時,往往也很難判斷其呈現的樣貌、資訊是經「刻意篩選過」還是「真正符合實情」。要全部去──印證,也不符合現實。

    更重要的是,中國是個巨大的「複合體」,在不同的地域、城市、產業、族群、階級⋯⋯都有著截然不同的樣貌。也因此對於中國之觀察,向來就很難全面、細緻地描述,更無法用「中國就是好棒棒」或「中國的一切都一無可取」來粗淺帶過。本文也僅能從有限的觀察點與視角切入,目的在至少減少讀者朋友們對「在中國求學」的部分誤解與迷思。

    「沒有批評與質疑的歌功頌德,沒有任何意義」,也無助於我們真正瞭解中國。本文並非宣揚「絕對不要進中國」,而是希望各位有意「西進」的學子在決定前,能審慎考慮、多參照各方說法,盡可能減少因種種錯誤、引導式資訊的干擾或誤導,做出令自己後悔的決定。

    註:德國與中國的校務預算資料與比較,由換日線編輯補充。另各校預算分配至不同學院、科系之比例均有差異,此處列舉之目的為佐證校務預算之絕對金額,不必然等於教學或研究品質。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張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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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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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mag 2018, 20:35:3624/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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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雅的老年:678位修女揭開大腦健康之鑰

    Aging with Grace:What the Nun Study Teaches Us About Leading Longer, Healthier, and More Meaningful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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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各界推薦章節試閱目錄購物須知
         

      這不只是一本突破性的健康與科學書籍,更是一個感動人心的故事,因為眾多高齡修女們的慷慨奉獻,我們才能活得更久、活得更好。

      老年如何過得優雅?經過一生的學習和打拚,到了歲月將盡之時,究竟能以豐富的大腦功能安享天年?還是記憶失喪、情緒失控,成為別人的負擔?

      為了探索人類有史以來最剝奪人性尊嚴的阿茲海默症,一群修女甘願每年接受嚴格的測驗和訪談,死後捐出大腦,揭開了成功老化和長壽的秘訣:
      .為什麼童年時建立語言能力能預防阿茲海默症?
      .哪些常見食物有助於長壽與大腦的功能?
      .為何預防中風和憂鬱症是避免阿茲海默症的關鍵?
      .遺傳扮演了什麼角色?為什麼規律運動永不嫌遲?
      .態度、信仰及社群如何能延年益壽?

      一九八六年,斯諾登博士和一群住在明尼蘇達州的修女們開始進行修女研究(Nun Study)。研究問題為:人在早年、中年及老年階段,增加阿茲海默症(老年癡呆症)及其他大腦疾病,例如,中風的變因為何?

      參與研究的對象為678名74〜106歲的修女,平均年紀為83歲,其中,超過85%的修女是教師。這群來自聖母院學校修女會的研究對象,每年都需接受身體檢查。最後,在臨終時,同意把大腦捐出來提供腦神經學家研究。

      這678位偉大的修女,是全世界最大且同質性最高的大腦捐贈團體。要人家捐大腦?很難想像的一件事!

      一九九○年的某天,斯諾登博士面對著這群修女要說出這個請求,一大群人坐著,氣氛可想而知。靜默中間,一位修女說:「嗯,他當然可以把我的大腦拿去,我人都已經死了,還留著大腦幹什麼?」

      修女研究於一九九一年收到第一個捐贈者的大腦,是一位89歲且神智清楚的Nicolette修女。.

      這群研究對象中,有的人患有阿茲海默症,有的在極高歲數時頭腦還是相當清楚。研究發現,基因是阿茲海默症的一個重要因素外,生活方式(尤其兒時)也有很大關聯性。
      1. 兒時學習越多的技能(大腦接受越多的刺激),受阿茲海默症侵害或罹患認知癡呆的機率越低。
      2. 腦神經科學中,在幼兒發展時常說的一句話:不用即棄!在這個研究中似乎得到驗證。

      修女研究要問的是,為什麼有些修女能夠如此優雅地老去,持續教書與服事,一直到八十歲、九十歲,甚至超過一百歲,都還維持著完好的心智功能?為什麼其他一直都過著如此相似生活的修女,卻似乎會失去自我,忘記自己最親近的朋友、親人,到最後甚至跟身邊的世界完全失去聯繫?

      聖母學校修女會的修女們讓我明白,老年不是我們應該害怕或侮蔑的事情。它可以是一段充滿可能與新生的時期,讓我們可以用洞悉一切的眼光觀察並接受人生教我們的功課,並且在可能時,將這些教訓傳給以後的世代。

      在現代世界裡,要長時間追蹤像聖母學校修女會這樣一個定義清晰又如此同質的人口群體,機會已經越來越稀少了。這是一部很可能永遠無法再重拍的電影……

      關於這項千載難逢的研究:
      「我們只徵召在一九九一年時已經年滿75歲的修女,總結起來,總共1027位符合資格的修女中,有678位加入了大腦捐獻計畫。這展現了驚人的66%的參與率,截至二○○一年初,我們已經解剖了修女研究中九位百歲人瑞的大腦……」

      作者簡介:

      大衛.斯諾登(David Snowdon)博士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流行病學博士,1986年在明尼蘇達大學展開修女研究。1990年他將修女研究搬到肯德基大學醫學中心的「山德斯-布朗老化研究中心」,並在此擔任神經學教授。身為全球頂尖的阿茲海默症專家之一,他曾在北美與歐洲各個科學會議中多次發表研究成果,並於重量級醫學期刊,如《美國醫學協會期刊》、《老年醫學期刊》等發表論文。

      譯者簡介:

      李淑珺

      臺大外文系畢業,輔仁大學翻譯研究所碩士,英國劍橋大學、蘇格蘭聖安德魯大學進修。目前為自由譯者,專注於心理學、文學、哲學、藝術等領域,譯有《小魚舖,大奇蹟》、《神奇城堡》、《巫婆一定得死》、《道別之後》、《躁鬱奇才》、《當孩子得了躁鬱症》、《熟年大腦的無限潛能》、《解剖自殺心靈》、《OFFICE心靈教練:企業的焦點解決短期諮商》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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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推薦:「修女研究代表了對我們所有人而言,都極為獨特的美國寶藏與資源。斯諾登博士和同事們挖掘出來的寶藏不但會改變你對自己與身邊所有老年人的看法,也將在未來許多年繼續催生出更多關於老化的研究。」

      ──隆納.彼得森(Ronald Peterson),理學博士及醫學博士,梅約診所阿茲海默症研究中心(Alzheimer’s Disease Research Center, Mayo Clinic)主任

      「這本動人的書記錄了聖母學校修女會的修女們如何奉獻自己,幫助我們找出阿茲海默症的病因,其中有值得我們所有人學習的事物。讀完本書,我對信仰的力量,以及人類大腦的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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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節試閱
      推薦序1

      修女.研究.老頭腦 

      鄭玉英(懷仁全人發展中心主任)

      接到張老師文化公司邀我為一本對年長修女研究的書寫序,我連所附文檔都未打開就回覆說好。因為對於修女這種特殊的生涯角色我知之甚詳,情感很深。以她們為研究對象?那會是怎樣一部著作?

      一邊展開閱讀,一方面腦海中湧出我幼年住在基隆時,鄰近的若石幼稚園老師方修女、初學心理輔導時的恩師任修女,一生奉獻照顧貧窮老人的八里鄉安老會修女、我親如姊妹的淡水聖本篤修女、曾拜訪過紐約的馬利諾會退休會士修院、還有聖本篤早在西元五世紀蒙天主召叫時,在羅馬郊外初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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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推薦序1 修女.研究.老頭腦 鄭玉英 
      推薦序2 統計數字以外的研究──善生與善老 趙可式
      推薦序3 陽光下聖潔的靈魂 江漢聲
      作者序 不同的世界
      第1章 通往忠告丘之路

      她們會對你敞開心胸,但前提是你要先對她們付出自己。──柏卡門修女

      第2章 最後一位屹立不搖的修女
      我父親有一間店,而我們小時候就幫修女們採買東西。她們的生活似乎永遠都這麼快樂,因此我想,我可能也會喜歡修女的生活。──魏妮可修女

      第3章 灰質
      我們的修會成立的目標就是幫助窮苦和弱勢的人。還有誰得了比阿茲海默症的人更弱勢?──史瑞塔修女

      第4章 最棒的禮物
      身為修女,我們做了不生小孩的困難決定。但是經由捐贈大腦,我們可以幫助解開阿茲海默症的謎團,而能夠以不同的方式給予未來的世代生命。──史瑞塔修女

      第5章 兩位修女的故事
      在一片新的土地上全部從頭開始的前景突然顯得很嚇人、很不實際。我脆弱的自我開始自憐起來:「我年紀太大了;現在開始太晚了!」──羅朵瑞修女

      第6章 驚人的大腦
      好極了。我出生在肯德基,現在我的大腦也會回去那裡。──羅葛蘭修女

      第7章 能言善道的人
      此刻我在「鴿子巷」徘徊等候著,還有三個星期,我就將追隨著我的伴侶的腳步,經由貧窮、貞潔與服從的聖願,與祂結合。──愛瑪修女

      第8章 家庭連結
      你知道我最害怕的是什麼嗎?我最怕我會忘記耶穌。但我最後終於明白,或許我會不記得祂,但祂一定會記得我。──蘿拉修女

      第9章 事物的核心
      每次我敲開一扇門時,都不會知道這位姊妹正在做什麼,或有什麼感覺。因此當我走向她的房間時,我都會祈禱聖神指引我該說什麼,該問什麼,還是應該靜靜聆聽就好。──麥瑪琳修女

      第10章 我們每日的飲食
      自從修女們聽說了斯諾登博士關於葉酸的發現,每到用餐時間都毫不猶豫地往沙拉吧去。──魏瑪莉修女

      第11章 樂觀而優雅
      即使每年都要考三次歐格神父的哲學考試,還有嚇人的十小時的教學練習,我還是對我在聖母學院教室裡渡過的每一天、每一小時都熱衷不已。──柯吉娜修女

      第12章 百年馬拉松
      我不想說我們是歡欣鼓舞地送她上路,但這確實不是一場哀戚哭泣的喪禮。她在活了一百零二年後,回到了天主懷中,我們只是送她最後一程。──卜瑪麗修女於韋瑪麗修女的喪禮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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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書我讀過.書中描寫的修女們.性格優雅.ㄧ心侍奉.文筆流暢.令人讀後.很想依照他們的生活來過.大推薦.
      發表: 2014-02-01

      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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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mag 2018, 16:43:1528/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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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八學運成功嗎?法國「五月風暴」的當時反高潮

      2018/05/28 The Glocal

      1968年的「五月風暴」對於法國是一場思考上的革命,不但是許多如反殖民主義、性別...1968年的「五月風暴」對於法國是一場思考上的革命,不但是許多如反殖民主義、性別平等等現代進步思想的發源地,亦是全球左翼思潮奮起的關鍵一節。 圖/法新社

      文/尹子軒(The Glocal副總編輯)

      1968年的「五月風暴」對於法國是一場思考上的革命,不但是許多如反殖民主義、性別平等等現代進步思想的發源地,亦是全球左翼思潮奮起的關鍵一節。

      和當年其他第一世界國家一樣,法國年輕人躁動帶來的漣漪效應,看似一度威脅到他們(起碼形式上)痛深惡絕的建制的存亡。然而,作爲社會運動的成功是一碼事,這場所謂的「風暴」,作爲一個要推翻建制的政治運動,卻是個不折不扣的災難。

      在學生運動促發工會動員了超過900萬工人,引發了歐洲二戰後最長工潮之後,戴高樂的繼任者龐畢度(Georges Pompidou)率領共和民主聯盟(UDR),在大選中大獲全勝;雖然運動迫使戴高樂將軍本人退位,換來的卻是右派戴高樂主義的延續,並阻絕了此後法國共產主義者任何參與政府的機會。

      究其根底,這場原本由教育改革方面的訴求,升級至意識形態衝突的運動帶有太多的一廂情願:那些感到被社會無形壓迫,想要推翻一切,建立烏托邦的學生們,正要和他們夢想中的「同志」合流,革命推翻資本主義的時候,卻發現那些自詡社會主義者的「大人們」真正介意的,不過是自己眼前的三畝地而已。

      想要推翻一切,建立烏托邦的學生們,正要和他們夢想中的「同志」合流,革命推翻資本主...想要推翻一切,建立烏托邦的學生們,正要和他們夢想中的「同志」合流,革命推翻資本主義的時候,卻發現那些自詡社會主義者的「大人們」並不在意你... 圖/法新社

      ▌理想的躁動和現實的規限

      六十年代的法國年輕人在後殖民時代和冷戰的陰影下成長,也是第一代廣泛接受大學教育的「戰後嬰兒潮世代」。高等教育拓寬了這一代年輕人眼界之餘,也創造了新的憂慮;再加上左翼思潮的推波助瀾,是為1968年學生運動的背景。

      當時一般大學生的焦慮,來自於現實生活的不安:雖然當時法國經濟增長迅速,但是法國在北非的戰事對於國家財政的影響尚在,而且六十年代正值法國大學擴招,大學生數目從1960年的20萬暴增至1968年50萬,可以說,將大部分學生集結起來的源動力,來自普遍大學生對於畢業後生計,師源的緊促和素質低下的憂慮。

      而後來的升級,則多是法國高等師範學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屬於國立的精英學院)學運領袖的作爲。比起一般大學生,由於幾乎無需擔心畢業後的生計,他們更側重於意識形態方面的綱領,而正是因爲他們促成,學運方得以發酵成一股看似足以威脅政權的力量。

      五月風暴有一個非常浪漫主義的開始——運動始於1968年5月2日,法國學生全國聯盟(UNEF)爲了抗議巴黎南特爾大學(University of Paris at Nanterre,又名巴黎第十大學)校方阻止男學生進出女生宿舍,並且將犯事學生開除的舉動,聯盟鼓動學生占領大學和教職員罷工。

      68學運的關鍵人物——學生領袖丹尼爾.孔-本迪(Daniel Cohn-Bend...68學運的關鍵人物——學生領袖丹尼爾.孔-本迪(Daniel Cohn-Bendit)。德國籍的孔-本迪,當時正在巴黎第十大學學習社會學,並在68學運中成為運動領袖之一。他目前在歐洲議會擔任議員,並是綠黨–歐洲自由聯盟的黨團主席。 圖/法新社

      當時的南特爾大學校方以關閉校舍作爲回應,抗議者於是轉移陣地到巴黎索邦大學所在的拉丁區(Quartier Latin),並在該處和警方發生衝突。作爲回應,UNEF和大學教師工會在5月6日展開遊行抗議;5月7日,抗議者們和由巴黎警方派出,以强硬手段對抗異議者(比如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見稱的抗暴警察(CRS)發生衝突。

      運動發展至此,任何政策討論已經是絕對次要。學生向政府提出3點要求:釋放所有被拘捕的抗議者、警察撤退,以及索邦大學區解除封鎖。與此同時,意識形態徹底地主導了往後學生的行動,屬於校園的學運影響力擴及到工人階級,將運動上升到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革命。

      正是此時,學生中的托派分子、毛左支持者、無政府主義者等的左派分支組織,開始以傳單宣傳以及聯絡工人居住區的行動委員會等途徑期望行動升級,而學生組織則決意串連各大工會的力量。

      值得留意的是,雖然在10日到13日,警察過度施用武力的報道傳出之後,輿論的方向開始明顯地向學生傾斜,中產階級對於學運的態度轉爲同情,巴黎以外的大學亦開始和在巴黎的學運分子連動,但這卻已經是學運最光輝的時刻——學生的影響力在五月風暴中由始至終都侷限在大學群體裏,法國主要社群如農民和工人群體都未被直接正面觸及,這一點將為這場學運最終在政治上的徹底失敗埋下伏筆。

      巴黎拉丁區的警民衝突,是五月風暴的關鍵時刻之一。 圖/法新社巴黎拉丁區的警民衝突,是五月風暴的關鍵時刻之一。 圖/法新社

      警察過度施用武力的報道傳出之後,輿論的方向開始明顯地向學生傾斜,中產階級對於學運...警察過度施用武力的報道傳出之後,輿論的方向開始明顯地向學生傾斜,中產階級對於學運的態度轉爲同情,巴黎以外的大學亦開始和在巴黎的學運分子聯動,但這卻已經是學運最光輝的時刻... 圖/法新社

      ▌缺乏立足點的學運

      在學運感召力的最高峰,的確,全國各地有由年輕工人(許多擁有高等教育學歷卻從事低技術工作)為主體的工廠,響應巴黎的號召罷工;而在1967年法國有高達50萬失業人口的背景下,整體工人階級亦有一定誘因響應工潮,但是,單憑道德感召,本身絕大部分屬於中產以上階層的大學生(僅2.5%是由所謂「無產階級」背景出身)是不可能動員真正有意義的工潮。

      光環無限而實際影響力和動員能力有限的學生們要將行動升級,唯一的通道是經過法國共產黨( PCF)和它控制著的工會組織——工會聯合總會(CGT)。

      工潮始於5月13日,CGT以「抗議警察暴行」爲由號召,最終蔓延全國,但是此時此刻,群衆活動的主導權已經不在學生手上了。

      工潮始於5月13日,CGT以「抗議警察暴行」爲由號召,最終蔓延全國,但是此時此刻...工潮始於5月13日,CGT以「抗議警察暴行」爲由號召,最終蔓延全國,但是此時此刻,群衆活動的主導權已經不在學生手上了。 圖/法新社

      一個很有代表性的實例:5月16日晚上,一小撮學生帶著紅旗從索邦大學區西行到法國汽車商雷諾,在布洛涅比揚古(Boulogne-Billancourt)擁有超過3萬5,000個雇員的工廠。該工廠在下午已經應號召而罷工,學生滿心期待工人夾道歡迎。但是,迎接他們的卻是一片漆黑、大閘緊關並且有保安把守,拒絕學生進入的工廠,和一小撮願意和他們高唱《國際歌》的年輕工人們。

      布市的雷諾工廠是CGT的一大據點,工會限制學生和被他們視爲自家政治資產的工人和工廠接觸,自然不過。更甚者,工會和法國共產黨早已經不是表面上所謂「革命思想」的傳播者——經年月流逝,它們本身亦成爲了政壇上的尋租者和建制的一部分。

      5月21日,因爲戴高樂訪問羅馬尼亞而暫代處理工潮的龐畢度、時任内閣就業大臣席哈克(Jacques Chirac,將來的戴高樂派法國總統),和資方正要向勞方試水談判的可能性;同日,CGT的總書記塞吉(Georges Seguy)便向公衆發表聲明,表示「如果政府及資方終於認同CGT的權力」的話,工會已經「準備好和資方談判。」

      明顯地,PCF和CGT根本無任何推翻建制的想法,它們的目標只是利用學運迫使政府進行體制内的讓步,而在26號,他們求仁得仁。以法國社會團結與衛生部(Ministère des Solidarités et de la Santé)所在的格勒奈爾大道(Rue de Grenelle)命名的「格勒奈爾協議」中,勞方同意了資方以及龐畢度的提議,獲得了最低工資增長35%,以及實際工資兩階段式調整,最終增長10%等比起動員幅度來說,並不顯著的恩惠,但CGT爾後卻馬上提倡結束工潮。

      明顯地,幾個大工會根本無任何推翻建制的想法,它們的目標只是利用學運迫使政府進行「...明顯地,幾個大工會根本無任何推翻建制的想法,它們的目標只是利用學運迫使政府進行「體制内的讓步」。圖為布洛涅比揚古的雷諾車廠工人。 圖/美聯社

      5月31日,在戴高樂解散國會宣佈重新舉行大選之後,PCF總書記羅謝(Waldeck Rochet)發表談話,將格勒奈爾協議當成工人的勝利,並且以「集守護秩序和政治智慧於一身的政黨」為旗幟,號召支持者投票。雖然罷工直到6月初,在一些依然熱血的學生和工人支持下在一定程度上繼續,但不論是學運還是工運在政治上已經全盤失敗,1968年的國會大選PCF議席下跌超過一半,僅剩下34席。

      學運領袖們侷限於他們幻想中的工人階級革命,在本身已經缺乏和農村的紐帶之下,本來就是保守派票倉的農民,在學運之後依然是右派的忠實支持者,至於工人階級和學運的同情者,對於左派政黨的顢頇也是看在眼裏。儘管雖然在七十年代PCF有一定復蘇的跡象,但在當時,第五共和實際上已經擺脫了任何被共產主義者掀翻的可能。最終,國會選舉以UDR的徹底勝利告終。

      六八學運在當代政治上的唯一建樹,在於迫使了戴高樂,將被視爲擺平學運而功高震主的龐畢度革職,然後將自己的總統寶座押在一次失敗的公投上。因此這場規模如此之大的「五月風暴」,引起的政治反饋不可不謂是個反高潮。

      六八學運在當代政治上的唯一建樹,在於迫使了戴高樂(右),將被視爲擺平學運而功高震...六八學運在當代政治上的唯一建樹,在於迫使了戴高樂(右),將被視爲擺平學運而功高震主的龐畢度(左)革職,然後將自己的總統寶座押在一次失敗的公投上。 圖/法國電視台記錄片宣傳照《戴高樂與龐畢度...在他們決裂之前》

      近代任何有意義的革命,除了需要工人階級支持以外,農民的參與也不可或缺,如前所述,這一群體正是學生們無法觸及的盲點。而後在學運發展成為工運的過程,則暴露了學生們的天真:讓一群小資產階級的毛頭小子,取得共產黨多年來經營和獨占的左翼話語權,其實從一開始已經不可能。而左派大選的潰敗,其實早在共產黨抛棄學生,徹底暴露他們對於「革命」的假情假意之後,已經註定了。

      唯一勉强可以說是從這場鬧劇獲益的左派領袖,是十幾年之後第五共和的第一個左翼領導人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他在工運中串聯各個左派組織的角色爲他積纍了不少政治資本,讓他可以在左派潰退、引咎辭職兼解散黨團之後,入主屬於中間左派的社會黨(PS),並且在1981年成爲總統。

      或許「五月風暴」真正革命性的成就,是創造出了溫和的中間左派,一支超越左派狹義意識形態,願意在體制内進行改革的政治力量。但是,對於當年參與者來説,這恐怕不過是一個意外的副產品罷了。

      或許「五月風暴」真正革命性的成就,是創造出了溫和的中間左派,一支超越左派狹義意識...或許「五月風暴」真正革命性的成就,是創造出了溫和的中間左派,一支超越左派狹義意識形態,願意在體制内進行改革的政治力量。但是,對於當年參與者來説,這恐怕不過是一個意外的副產品罷了。 圖/法新社

      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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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giu 2018, 06:59:1805/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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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寶強:抗拒絕望,告別虛無──反思「不再紀念六四」的情感政治

      如何理解這些決定不紀念「六四」的大學生的情感投注?脱下功利理據的面紗,我們大概可以看到一張張困惑、疲憊的臉相。

      2018-06-05

      六四維園燭光晚會。 攝:林振東/端傳媒    六四維園燭光晚會。攝:林振東/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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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大學學生會除了拒絕參與支聯會的「六四」晚會外,近年也逐漸不再獨自舉辦論壇或其他紀念的活動。根據各學生會代表的陳述,前一項決定的理由,是無法認同支聯會的「建設民主中國」、「平反六四」等綱領;而後一項的決定,則建基於找不到「新議題」或「新出路」。大學學生會提出的理據,從邏輯到實證,都存在很可以商榷的問題。然而,我猜想,真正在支撐他們立場的力量,也許並不是理性分析,而是一種由複雜的情緒(包括絕望和虛無)編織而成的情感政治。

      學生會的理據

      大學學生會決定不再出席「六四」晚會,因為他們拒絕肩負「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的「責任」。根據《眾新聞》的報導,中文大學學生會外務副會長「雖認同平反六四,但不會認為這是我國家的事,亦不認同需要平反六四,香港才能達到民主。平反六四就像幫遙遠地方的人建設民主,但自己的地方卻做不好」;而城市大學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則表示:「我們已沒有一種大中華情意結。平反六四的責任不應在我們身上,應由中國人自己完成」;類似的觀點也見諸於理工大學學生會會長:「平反六四不是由香港人負責,香港人至少應先顧及香港,香港現在的民主進程也未完善。我們重視的不是中國,而是香港前景」,他認爲六四意義在於揭示中共的殘暴,「當知道了中共的殘暴,便不用理會那邊(内地),這裏(香港)更重要」;教育大學學生會會長則表示:「若香港人繼續在中共政權下爭取民主,下場也會與六四一樣。我們應考慮跳出中共框框下爭取民主,例如自決、港獨,但需要民間討論。」

      而學生會不再自行舉辦論壇或其他紀念活動,理由是「不想討論相同的事」、「行禮如儀」,或「找不到一個新方向剖析六四這件事」,又或未能「團結整個學界」、「動員能力不高」。中大學生會會長概括地說:「我們在沒有新出路之下,暫時擱置六四活動。」

      這些說出來的理由,似乎都經不起嚴謹的推敲。例如,選擇紀念「六四」與否,並非只是一項「責任」,更不必只剩下「建設民主中國」、「平反六四」的目的。事實上,紀念往往建基於樸素的情感,或敬重前人的貢獻和犧牲。又例如,愛護「香港」,為何就不用理會「中國」,又或毋須「幫遙遠地方的人建設民主」?是否能假設「香港」可完全隔絕於世界其他地方,獨自建立「民主」?在全球各地連繫日深的社會脈絡下,如果世界其他地方變得愈來愈專制、「殘暴」,「香港」真能獨善其身嗎?最後,「沒有新出路」是不辦論壇的因,還是缺乏認真討論之果?然而,缺乏連貫的邏輯和實證支持,並不代表大學學生會所選擇的立場,沒有原因或依據。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605-opinion-pkhui-64-memory/

      Fred chiu

      da leggere,
      9 giu 2018, 09:31:0609/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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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別革命還是太早的事──近代中國、後殖民、全球化研究,德里克與他的革命時代

      作者:林易澄(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

      這本小書是德里克(Arif Dirlik)過世前一年來到臺灣演講的紀錄,包括五篇講稿和一篇訪談。要說這本小書,概括了德里克各方面的學術成果,以至於「晚年定論」,那是遠遠不夠的。但是透過裡面的兩種聲音,或許我們得以捕捉到他學術工作上最為矛盾,也最為動人的一面。從而知道,兼治中國近現代史、後殖民研究、全球化理論的他,在多產的作品背後,想說的究竟是什麼。

      在七十五歲回望既是研究對象也是自身經歷的二十世紀,德里克的講稿與訪談呈現出兩種不同的聲調。在講稿中,如同過去的研究,他將讀者帶入一個深邃的理論迷宮,探討了帝國主義、後殖民主義與全球化研究的根源與流變。那嚴謹的概念分疏與辯詰,近乎一位修行者。另一方面,在「我真討厭講自己的事,太太老抱怨我都不說說自己的事」的訪談裡,我們第一次聽到了這位老頑童的笑聲,言語的機鋒,流洩著風起雲湧時代變遷下的活潑空氣。

      講稿使讀者得以在層層觀念與制度構築的當代世界裡,辨認出自己身處的迷宮。訪談則使在迷宮中的我們,想起為什麼踏進來,要往哪裡去。那迴盪在迷宮裡的笑聲,說著,貫穿理論分析的,是對於五十年來世界變化的感慨,也說著,正是這感慨,始終讓他堅信迷宮有著出口。

      一、在革命風暴中轉向歷史研究

      德里克的研究工作,始於劇烈動盪的一九六〇年代中期。那時,從紐約、倫敦、巴黎、羅馬,到華沙和布拉格,再到北京和東京,在冷戰世界的不同陣營裡,發生了相近的浪潮。二戰結束經過二十年,社會經濟變遷,鼓動著年輕的一代人,對僵固的秩序提出不同意見。

      從多年之後返顧,那股不定的風暴,在德里克還沒發現的時候,已經孕育了他將耗去後半生的課題。那既是二十世紀國際革命運動的高潮,也是對革命幻滅的開始。蘇聯的極權統治被揭露後,年輕人質疑著傳統的共產黨路線,但也仍然想像著一個不同於眼前的世界,批判一切霸權。但是,隨著風暴平息,街頭壁壘撤去,青年穿上西裝上班,剩下的只有赤軍等武裝組織與嬉皮公社的實驗。「禁止一切禁止」的無政府主義,用盡一個世代的能量衝擊體制,同時也衝垮了從整體上理解世界的設想。

      到美國留學念物理的德里克,在土耳其便是學運領袖,做為這股風暴的同時代人,選擇了一個靠近又隔著距離的位置。如他回憶的,難以確定該做什麼,那就先念個歷史,在這個開放的學問裡,看看自己最後會怎麼決定。這個打算,從不確定開始,走向對確實答案的探求。這使得他與風暴隔著一段距離,避開一口氣改變世界的幻想,也避開了後來的幻滅,而得以在解構的瓦礫裡,尋找仍然擲地有聲的一塊。

      阿里夫・德里克。(Source:Wikipedia

      「我對中國史完全不瞭解。中國似乎發生了某種大變化,我想搞懂它。」整個一九七〇到八〇年代,德里克投入近代中國的歷史研究。當同時代的西方青年,對中國革命與毛主義寄予天真的無限期待;或許是土耳其學運的經歷,他敏銳地感覺到中國革命的複雜性,試圖把握西方思想理論與中國現實相遇的過程,看見其中的教條與扭曲,也看見其中因應現實、帶給人們真正抵抗力量的創造。

      在博士論文《革命與歷史》(Revolution and History)裡,德里克探討了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如何運用歷史階段論來回應國族危機。從奴隸制到封建時代,然後是資本主義,最後是社會主義……來自西方的理論帶給人們信念,透過歷史保證未來,但也帶來困惑,普遍的法則怎麼會跟中國歷史格格不入?商朝和周朝究竟是奴隸還是封建時代,秦朝以下是封建還是前資本主義,現在的中國又走到哪裡?人們提出各式各樣的歷史分期,彷彿都對,也都削足適履。而面對當年革命者留下的材料,德里克並不評斷哪個更正確,他關注的是西方理論與中國現實的差距。圍繞著那差距,他勾勒出一個思想充滿張力的年代,革命尚未定型,人們仍在爭論未來。

      《中國共產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田野和工廠裡的學校》(Schools into Fields and Factories),在接下來的幾本書裡,德里克為中國共產革命畫出一幅不同於官方版本的思想史系譜。這條線索揭示著,在中國共產黨成立、走向黨組織的絕對權威一元領導之前,圍繞著無政府主義,曾經有過更開放、更具民主精神的辯論、設想與實踐。在其中,德里克打破了「革命史觀」,同時留下了革命的意義。中國革命沒有帶領人們走進社會主義天堂,但也不只有極權專政,現實的複雜,始終與教條理論與強制權力拉鋸著。而在中共建國過程中,同樣面朝革命,卻被黨國歷史刪去的各種思想,或許有著給今天的困惑的回答。

      二、「告別革命」沒有回答的問題

      但是,同樣從一九六〇年代的起點出發,中國自身的歷史車輪,以及人們思考革命的方式,在德里克重構中國革命思想系譜之際,卻悄然往另一個方向全速前進。當德里克終於找到能夠說服自己的答案:中國革命不只是那樣,而有著另外的可能性,他卻發現,人們正在忙著告別革命。

      一方面,中國政府選擇了市場經濟的改革開放之路,不再想像「改男造女態全新」的人間烏托邦。事實證明,僵化的計畫經濟體制,違反人性的激進政治實驗,並不是歷史的進化。從中解脫的無數民眾,在社會主義國家的邊緣地帶,開始經營自己的生活,迸發出巨大的經濟能量。重新加入世界貿易體系的中國,吸引了大量的外來投資,成為世界工廠。大半個世紀的革命,彷彿不過是一段歷史的彎路,與今後再無關係。

      另一方面,做為當年風暴的回聲,後現代主義與後殖民主義,席捲了一九八〇年代的西方理論界。沿著對當代社會的批判,返顧近代世界的形成,學者們說,以啟蒙理性為名的現代化進程,並沒有帶來解放與幸福。相反的,理性計畫從西方中心的視野出發,並不顧及底層、邊緣與異地的人們。文明的名義,只是帶來更大的壓迫與災難。他們不相信宏大的歷史敘事,解構中心與本質,強調文化的多元性質,關注地方社區的生活,強調個別群體的心態認同,推崇雜揉的社會風貌。他們說,帝國與革命從來不像宣稱那般主宰了歷史,人們總是用自己的方法顛覆了當局者的語言。

      被捲入近代世界的無數人們,他們並沒有那些菁英宣稱的理想,沒有想過未來的美好社會,只是在世局的變換中,勉力撐住自己搖晃的生活。但是,察覺這點之後,接下來我們該往哪裡去?

      在這裡,同樣試圖打破二十世紀歷史目的論的迷思,德里克發現自己的答案,與後殖民主義顯得非常靠近,卻又截然不同。在五十歲,一般學者多半已固定了領域,累積了業績,進入學術生涯的後半場。然而這個困惑,卻使從物理轉到歷史學的德里克,再一次轉換了跑道。整個一九九〇年代,他全力投入後殖民與全球化理論,寫成《革命之後》(After the Revolution)、《後殖民氛圍》(The Postcolonial Aura)、《全球現代性》(Global Modernity)一系列論戰著作。

      乍看之下,這些和先前的革命研究愈來愈遠,但當我們沿著訪談,看到德里克人生與時代的交錯,便會發現這是同一條道路。正是為了思考革命留下了什麼,思考第三世界往哪裡去,他必須思考革命在這個時代的被遺忘,意味著什麼。

      他提筆寫道:「在近代世界的形成中,肯定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作用,並非賦予它權力,而是去認識,它以何種方式繼續參與到當前世界。一廂情願地,從文化對立面予以否定,並不能讓它消失。」

      當人們看似從「現代」的壓迫中脫身,尋求自己的天地,早先是一個第三世界國家的學運當事者,然後用了半輩子研究另一個第三世界國家革命的德里克,敏銳地感受到,否定西方中心主義的「現代」文化霸權,跟打破這種文明標準在政治經濟結構上的宰制,其實是兩件事。

      他指出,後殖民主義否定中心否定結構,認為那不過是一種假象,雖有一定的批判效果,卻也因此無法進一步分析,在遠較結構複雜的日常生活中,結構怎麼具體產生作用。結果表面上看似基進的批判,反而失去了分析力量:局限於地方社區的變遷,卻無法看到外在結構的影響,複雜的歷史過程,也變成了非連續性的偶然。

      更有甚者,在後殖民文化批判取徑下,具體的政治經濟結構失去了理論上的重要性。直到一九七〇年代以前,西方左翼思想中,在「帝國主義」的概念下,文化與政治經濟一直放在一起分析。但到了這時,當做為答案的「社會主義」與「革命」被放棄,做為問題的「帝國主義」,也不再是分析的焦點。

      然而,結構問題並非從文化面向就能消解,相反的,在資本與生產的全球化進程中,這些結構前所未有地進入每個人的生活。儘管其中的權力相對關係改變了,權力的基本模式卻只是改換了面貌。東亞強勁的發展,彷彿讓全球經濟關係重新洗牌,西方不再獨霸,各國平等參與到全球經濟中。但這種平等只是各國都有了全球資本主義的進場門票,各國的人們都有機會被跨國資產階級平等地壓迫,而不是構想不同於全球化體系的另一個政治經濟方案。

      德里克說道,過去,按照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陣營,全球地圖被分成第一、第二、第三世界,如今上面的線條是重劃了,但壓迫仍然存在。第一世界的大都會裡,有著貧民聚集的區域,第三世界的城市裡,也有著跨國企業的資產階級。但是新的變化卻在新理論的視野裡消失。冷戰時期美蘇的競爭,是兩種現代化方案的競爭,現在各國競爭的卻只是全球資本主義規則下的勝利。先前,在美蘇之爭下隱身的「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至此,以一種中立、科學的姿態,成為無可動搖的標準。政治經濟結構的衝擊比過去更為迫切,在新的全球化框架下,這些卻難以分析了。

      帶著感傷的語氣,德里克將之稱為「共謀」。儘管並非出於本意,當代基進思想的批判,卻在告別革命的出發點下,與全球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站到了同一邊。那和聲齊唱,每個國家都有同樣的機會建立自己的主體性,卻沒有發現,主體性從來都是在不平衡的權力關係中掙扎而誕生。而當人們與這新的架構發生衝突,他們將發現自己失去了「革命」的選項,再無從開口詢問,那影響他們生活的,看不見的遠方力量究竟是什麼。

      三、又來了的德里克,又來的「中國」「歷史」

      這樣,走過革命風暴的起落,走過歷史研究與全球化理論,我們跟著德里克來到二十一世紀。

      「德里克他又來了,再也不做中國史了。」

      在訪談裡,德里克大笑著引用這句話,但也帶著苦笑。這句話既體現了時代的變化,也體現了時代的荒謬。表面上,他的確不再繼續早年的中國革命研究。實際上,他的研究仍然比誰都更關注「中國」與「歷史」。改變的並不是德里克,而是選擇遺忘二十世紀革命歷史的當代中國。

      伴隨中國成為全球資本主義中的贏家,在學術生涯最後的十多年裡,德里克兩個階段的工作,重新交會在當代中國上。他批評中國用孔子學院的文化活動在海外推銷官方觀點,也批判中國政府對天安門事件的掩蓋。但這些並不只是接續全球化理論,轉向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也不只關乎知識分子的道德良心。他對當代中國的文化剖析,仍然貫穿著歷史與結構的關懷。從二十歲到七十歲,這些研究一直是一體的。對他來說,只有透過歷史的維度,才能在這個全球化與後殖民的世界,從表面的文化符碼中,看到深層的結構變遷;也只有經由歷史變遷與全球空間,才能試著把握當代「中國」的存在。而這些唐吉訶德式的戰鬥與探索,始終是為了追尋革命在當前的意義。

      從對後殖民理論與全球化狀況的反思出發,德里克高度懷疑所謂的「中國特色」。他指出,強調中國特殊性的論調,看似反對了西方帝國主義霸權,標榜文化的主體性,其實是全球化之下,威權政府自我合法化的當代產物。西方學者帶著殖民的愧疚,試圖重新「在中國發現歷史」,卻被第三世界的御用學者拿來粉飾獨裁。對外,文化特殊性並未挑戰全球化的資本運作邏輯,反而渴望在其中獲取利益。對內,這預設了文化的均質一體,反過來壓制不同的聲音,以特殊國情反駁所謂「普世價值」的批評。

      他說,這種觀點把文化給實體化(reification),忽略了「中國文化」的主體性並非亙古不變,許多所謂的「特質」其實是建立在與近代西方的互動之中。當「歷史」進程被化約,由官方欽定,成為去歷史的文化本質,那麼過去被宏大敘事掩蓋的個別聲音,便再一次失去開口的機會。與後殖民主義者不同,德里克看到,東方主義並不是西方殖民帝國的專利,也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受到中國政府的歡迎。殖民並沒有結束,而是在全球化的時代由中國政府自己對人民動手。他說,「問題不是東方主義,而是東方主義在不同社會、政治環境中的力量及其具體涵義。」

      在此,德里克對當代中國的視角,與流行的觀點拉開了距離。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四不像奇幻動物般的名字,他不否定,也不支持,而是考察這個概念怎麼產生,怎麼運作。他寫道,需要帶回這些概念底下的歷史,需要一種真正徹底的歷史主義。德里克心中的歷史,不是民族國家當權者標舉的整體文化,而是「複雜日常生活中的歷史性」,如果真有所謂的另類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那將不會源自僵固的文化本質,而來自「充滿現實的每日文化活動的現在」。

      當歐美左翼知識分子試圖在中國身上捕捉反美國霸權反資本主義的幻覺,以至於分不清楚社會主義思想與獨裁的中國共產黨;保守主義的右翼學者,陷入文明衝突與麥卡錫主義的恐懼幻象;德里克依然是當年那個初入歷史研究、注視中國問題的土耳其青年,對革命飽含熱情又帶著冷靜,在中國政府、歐美左翼右翼的包圍下,回答道,社會主義與中國都不只是這樣的,告別革命還是太早的事情。

      而這一對各種簡化都抱持懷疑,又對拋棄結構分析感到不滿的歷史目光,也許,正是這本小書將帶給臺灣讀者的意義之所在。德里克來臺演講過後的兩年裡,美國選出了川普當總統,中國和土耳其通過修憲,讓現任領袖變成毛澤東與凱末爾之後最有權力的領導人,而二次政黨輪替的臺灣,則在跛足改革的爭議中,從學運的錯覺中醒來,開始感到疲倦。資本全球化的經濟結構日益衝擊一般人的生活,也一天天讓沒有出口的焦慮困惑,在人為操作中湧向封閉保守的政治路線。

      在這樣的二〇一八年,我們怎麼理解眼前四散碎裂的思想和文化狀況?怎麼分析各種認同、心態與看不見的結構的關聯?面對從宏大敘事解放出來,卻也失去整體理解的日常生活,重新捕捉其中的歷史性,將文化放回到政治經濟結構來理解,這份德里克未完成的藍圖,或能提供一個初步的答案。

      身在臺灣,這個充滿多次殖民歷史的島嶼,我們不斷糾結在各種象徵符碼之間,一邊的人們主張,種種政治經濟問題都來自威權時期的文化遺留,另一邊則爭辯說,空談文化認同不過是狹隘的政治鬥爭工具,拚經濟才是要緊。比起這些,將「臺灣」放回到它的殖民過往,放回到它在二戰後全球經濟生產線的變遷,思考在上面建構的各種公共制度,覆寫在上頭的層層文化概念,或許,我們將能夠找到一個更靠近現實的歷史認識。在這後革命時代,沒有人類歷史發展階段的指引,沒有永遠不變的文化本質支撐,但這從頭來過的工作,或能讓我們看清楚問題:在全球化狀況下,「臺灣」是什麼?我們需要一個什麼樣的「民族國家」?在未定的「中國」與變動的「美國」之間,「臺灣」處在全球政治經濟結構的哪個位置?然後努力嘗試在生活的困惑無力與公共的政治行動之間,連接起有待跨出的那一步。

      在這工作裡,我們將會發現,對於這個島嶼,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全球化理論,這些概念剖析並不只是學術遊戲。日常的複雜與歷史的厚度、文化概念與政治經濟結構,總是不斷交會,我們不只是跟著外來的各種主義,而被帶進迷宮的,這個迷宮一直是我們每天生活的現實世界。然後在撕下牆上層層疊疊的理論和概念時,或許你會聽到遠處傳來德里克笑聲的回音,像是說著,這個概念爆炸的時代並不像表面上那樣無從著手,在多年前的中國革命研究裡他不是已經說過了嗎,那後來被稱之為革命的,從一開始就沒有清楚明白的路,正是因為無所依憑,人們才必須往前方走去,看清楚自己在哪裡。

      本文收錄於衛城出版《殖民之後?》,原標題「理論迷宮裡的笑聲:阿里夫・德里克與他的(後)革命時代」: 土耳其裔美國學者阿里夫.德里克,2016 年五月應成大臺文系之邀,來臺發表系列講座。 本書主要內容,即為相關的五篇講稿,以及一篇深入專訪,從中不僅可見德里克快人快語的一面,也能看到他學思歷程的幾番轉折:從六〇學運狂飆年代的親身參與者,到七〇、八〇年代的中國共產革命研究者,九〇年代轉而投入後殖民與全球化理論,然後據此進一步分析解釋「後革命」時代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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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 chiu

      da leggere,
      10 giu 2018, 05:02:4910/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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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場染過的紅色 工人的振臂與失落

      作者:石七刀 • 2015年06月02日 • 分類:中國革命, 大陸問題, 轉載

      《跨時》按:本文首發於《中大學生報》2012年《八九民運特刊》,經作者授權轉載。與香港主流論述(不論建制還是泛民)不同,這篇文章並不簡單的將八九運動評價為「民主運動」,而是通過分析當年運動的政治經濟社會起源,以及參與的主要社會力量和他們的不同訴求,勾勒出運動的內在矛盾和超越資產階級民主制的潛力。在二十多年後,「蘇東波」嚴重損害全世界勞苦大眾的利益和意識的效應已經表露無遺、世界資本主義再度陷入深重危機的今天,我們在思考大陸問題的時候,應該跳出「私有化+普選=民主」的陷阱,探求勞動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路向。我們認為這一篇文章,提供了一些寶貴的線索。為展現當年的工人參與,我們為這篇文章配上了一些圖片。


      六四鎮壓之後,有不少人將此事件定性為「學運」。其他諸如「八九民運」的說法,重點都側重於學生在八九民運中的角色。在此,我當然認為學生和知識份子在運動中有決定性的作用,但是除此以外,其實工人在運動中的角色,鮮有被提及。在這裡我會嘗試重塑工人在民運中的角色、反思工人與學運領袖與知識份子的矛盾,以及他們應該發揮的政治主體性。

      五月上、中旬運動的疲弱

      5月4日,學生領袖周勇軍代表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宣佈結束了從4月20日「新華門事件」開始的罷課。除了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以外,所有大學都復課了。當時湧現不同的學生組織,運動的領導權成為了問題。這時學運份子大概分為三個群體,第一是與政府的對話團,第二是高自聯的成員,例如王超華、周勇軍等,第三就是王丹、吾爾開希等自成一角,具有政治魅力的群體[1]。面對毫不妥協的政府及對學運熱情漸退的學生,王丹、吾爾開希等於是嘗試組織絕食行動。雖然,當時北京高自聯反對絕食,但由於高自聯對運動的控制能力漸弱,未能阻止絕食行動。於是,絕食行動便於5月13日開始。

      最初,絕食者人數只有300人,包括支持者也只有3000人。自復課始,運動的發展依舊疲弱。然而,在兩天之內,絕食人數便迅速增加至3000人,支持者有數百萬。這些人到底是為什麼來到天安門,他們又是些什麼人?最明顯的當然就是5月16日至5月26日,從外地來的172000位外地學生。5月20日以後,北京學生愈來愈對運動厭倦,這些外地學生便成為運動主力。除此之外,擔當著推進運動的重要角色的,還有工人。

      運動的推進和壯大:工人的角色

      5月17日《光明日報》一則新聞是這樣寫的:「與(5月)16日相比,遊行的隊伍中工人和中學生明顯增多。北京一些工廠的工人也打出了自己的旗幟……」5月18日,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工自聯)正式成立,其廣播站立於廣場西邊。他們在5月19日,發表了〈首都工人宣言〉,要求中共中央國務院接受學生的兩項要求:一,肯定這場運動是愛國運動;二,與學生公開對話,由電視、廣播作現場直播,否則會進行廿四小時的總罷工。雖然在此以前工人已經有參與運動當中,但確立工自聯的成立仍是在五月中旬。自此工人的勢力從之前的零散,慢慢聚集起來。5月20日北京當局發出戒嚴令後,工人組織了「北京工人敢死隊」、「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敢死隊」,保護學生安全,以及組織抵擋軍隊進入。工自聯更在戒嚴令宣佈的第二天早晨,在首都鋼鐵公司等地,派發傳單號召工人罷工。五月期間,數百個工廠的代表,數以萬計的工人在北京的大街上遊行,全國各地也有類似的行動上演[2]。

      運動能夠從5月上旬開始的衰弱,去到絕食後期再次壯大,除了北京學生以外,工人和全國各地的學生和市民的支援,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雖然,工人開始形成了自己的領導層,卻未能在運動之中成為獨立和具決定性作用的力量。雖然到了絕食期間,運動的領導權並不明確,學運領袖也並不能完全控制廣場的絕食者,至於與北京當局的對話、宣佈停止絕食等工作,依然是由學生控制。那麼,究竟為什麼工人未能在運動中取得領導權?

      最直接的原因,是學生排拒工人參與。工人在廣場西邊建立的廣播站,雖然與學生的指揮部距離很近,但是,學生是拒絕工人接近指揮部的。從戒嚴開始,學生把工人限制於廣場的西邊,工人想接近指揮部,都會被學生糾察隊拒絕。這其實就涉及到一個重要的問題:學生想把運動規範為學生和知識份子的運動[3]。

      1989年5月18日《人民日報》關於17日百萬人大遊行的報導,特別提及工人隊伍,左下方配有首鋼工人遊行隊伍的照片。

      1989年5月18日《人民日報》關於17日百萬人大遊行的報導,特別提及工人隊伍,左下方配有首鋼工人遊行隊伍的照片。

      知識份子的西方思潮

      學生排拒工人最重要的原因,是工人與學運領袖、知識份子,立場並不一致。

      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物價飛漲,民怨沸騰。單是在1988年,物價就上升了18.5%。有見及此,中共在1988年打算「闖價格關」,但最後因為消息洩漏,全國銀行擠兌和商品被搶購,最終這價格改革並沒有實施,還令物價進一步騰飛。1989年第一季度更高達28%。中共實行的價格雙軌制,即將商品價格分為兩部份,一部份是國家計劃指標,價格較便宜;一部份則釋出市場,按供求自然調節價格。如此一來,國有企業可以以很低的補貼價取得年度生產所需的原材料,很多有權分配原材料或者發放許可證的政府機構,都紛紛開設公司牟取暴利。例如國務院,在短時間內開設700多家公司。這樣的大規模官員腐敗,令到中國集團的消費迅速增長,國家不得不印發更多鈔票。加印鈔票,又是高通脹的其中一個根源。除此,收入差距擴大、工人的「鐵飯碗」不保等現象,充斥整個社會。於是,學生、知識份子和工人,都紛紛走上街頭。

      面對市場化改革陷入危機,知識分子的普遍主張,是更徹底地推行改革,即所謂「改革出現的問題,只能夠通過深化改革而得到解決」[4]的觀點。他們認為,市場化改革出現問題的原因,在於「政治改革滯後」,即中共官僚政權及其公有制基礎的根基還沒有被動搖。這是當時十分普遍的一種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觀點。這種觀點,可以從體制內外說起。

      在體制內,例如趙紫陽旗下的官方智庫: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體改所)所長陳一諮,批判中共缺乏整體規劃的經濟改革思路,和激賞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正正就是全面的市場經濟。在他的《穩定國民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基本方針》中,提出了「各種所有制一律平等」和「非壟斷化」、「非國有化」及「私有化」的方針。體改所編著的《中國改革:挑戰與選擇》,更歪曲基層民眾的意願。這本書的研究指,民眾高度支持市場化改革,即使通貨膨脹、失業、破產也在所不辭。但事實是,在1988年,民眾對物價飆升、官僚腐敗等問題的強烈不滿,正正就是1989年學運演變成近乎全民運動的基本原因。在八九民運期間,許多工人也高舉毛澤東的畫像,表達他們對毛時代穩定生活的懷念[5]。這樣的歪曲,就是他們嘗試假裝自己支持深化市場化改革的觀點,得到基層民眾支持。

      在體制外,被認為是「中國民運先驅」的方勵之,在他那些深受青年學生歡迎的演講中,多次將美國宣揚成機會無限的自由社會;在經濟上,則去歷史地將中國同美國和日本相比,把前者說成是絕對貧窮的國家,並讚賞日本、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成就。另一例子就是,金觀濤在當時北大的一次講座上說:「20世紀的遺產之一,就是社會主義的實驗和失敗」[6]

      這種立場是很多知識份子的共同理念。這個結論的證明,可見於在1988年,知識份子就中國會否因為經濟、政治落後,而失去地球成員的資格,進行了「球籍」問題的大討論,當中,方勵之、金觀濤等著名異議知識份子亦有參與討論。在同年8月知識精英在北京召開的「球籍」討論會後,以傳播新自由主義思想而聞名全國的《世界經濟導報》,將他們的結論整合如下:取消公有制及計劃經濟,全面實行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三權分立,司法獨立,健全法制等等,他們認為,「沒有全方位的改革,經濟上的改革是不會成功的。因為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緊密相關」[7]、「沒有民主,經濟就無從發展」。這裡說的全方位改革,就是《世界經濟導報》所說的內容。

      1989年5月19日《人民日報》關於18日天安門廣場情況的報導,提及北京吉普三千工人、北京化工二廠16輛卡車參加遊行,全國總工會捐款十萬元,環衛工人清掃廣場等等。

      1989年5月19日《人民日報》關於18日天安門廣場情況的報導,提及北京吉普三千工人、北京化工二廠16輛卡車參加遊行,全國總工會捐款十萬元,環衛工人清掃廣場等等。

      當時支持運動的香港《文匯報》在1989年5月20日的報導:部分學生團體舉行新聞發佈會,呼籲工人不要罷工。

      當時支持運動的香港《文匯報》在1989年5月20日的報導:部分學生團體舉行新聞發佈會,呼籲工人不要罷工。

      學生對知識份子的支持

      在體制內外都有很多知識份子支持資本主義的情況下,不少對現實不滿的學生都認同知識份子們的主張。從他們在80年代對方勵之、金觀濤知識份子的演講的反應中,能看到部份學生的立場。例如,一名曾經參與知識份子演講會的學生,對《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的作者趙鼎新這樣說:「如果誰想在(舉行講座時的)北京大學完成一次演講,他就必須攻擊共產主義。否則,學生就會把演講者『噓』下台。」[8]須知道,當時的講座是極受歡迎的。例如1986年劉賓雁在同濟大學的演講,吸引該校與外校的大學生參加,人數至少有五千人[9]。與一般工人和市民一樣,當時大學生面對的問題,是中共市場化政策帶來的後果。而知識份子對此的主張,卻是只有更徹底資本主義化。在這個脈絡下,「攻擊共產主義」,即在政治上批判官僚獨裁之外,也在經濟上批判公有制。而推崇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就成為理所當然的了。

      還有的是,趙紫陽在《改革歷程》一書中,提及學運領袖並沒有拿物價問題攻擊政府,指出他們是支持市場化改革的[10]。趙紫陽自己,就是推行全面市場化的旗手。在通貨膨脹即將全面惡化一年前的1987年,趙紫陽強調:「我們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讓人們對通貨膨脹的抱怨削弱我們改革的決心。我們必須深化改革。」[11]

      一些與知識份子有緊密關係的學運領袖的觀點,同知識份子基本上是一致的。王丹是流亡海外後,繼續從政的八九民運領袖中最著名的一位。在經濟上,他支持土地私有化[12]。在政治上,他推崇歐美民主。在流亡海外後,他要求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人權外交」,支持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觀念[13],還認爲不應該反對美國侵略伊拉克。這一種以美國政體和政策為民主典範,以私有市場經濟為尊的觀點,實際上就是一種新自由主義的觀點。

      失落之始:運動參與者的立場割裂

      然而,工人因為收入差距擴大、貪污、鐵飯碗不保、物價飛漲而出現的生活問題,卻正正來源於市場經濟的改革。工人在1989年5月21日及5月28日提出的〈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籌建綱領〉及〈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臨時章程〉提出,工人組織要具有監督中國共產黨的功能、「在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企業、事業中有權採取一切合法而有效的手段監督其法人代表」等訴求。在〈工人宣言〉中,工自聯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由工人階級領導」[14]。明顯地,工自聯強調工人階級領導國家,工人應該監督中共政權,保衛公有、集體財產的要求,與知識精英和學運領袖要求徹底推行市場化改革,實現資本主義民主的路線,是有矛盾的。

      雖然,工自聯在〈綱領〉和〈章程〉中發表了同學運領袖和知識份子不同的立場,但他們內部存在路線分歧。例如,在收集工自聯參與者訪談錄和相關文獻的《工人起來了》一書中,工自聯的「後勤部長」就這樣說:「我當時的想法是,再走社會主義的路是行不通的。如果想把國家治理好,無論是從政治角度還是經濟角度,就得走資本主義的路。」資本主義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這就同上述工自聯使工人保衛公有和集體企業的立場不同。但是,「後勤部長」亦同意在工自聯主張工人監督共產黨政權的要求[15]。

      工人同知識精英和學運領袖的出發點和立場,都是有矛盾的:工人想通過監督政府、監督國有和集體企業,去制止腐敗和物價飆升,但知識份子和學運領袖,則主張社會產權基礎和政治體制向資本主義的徹底改變。然則,這種矛盾在未曾充分發展和擴大之前,運動已經被中共的暴力鎮壓所腰斬,萌芽的工人組織沒有從學運中獨立出來,建立明確並一致的立場,且取得整場運動領導權。儘管如此,學運領袖和知識份子的主張,與一般勞苦大眾的利益是對立的。一般民眾出於對絕食學生的同情,以及對市場化帶來的種種問題的不滿,使運動發展成全民運動的規模。但主導運動的學運領袖和知識份子的政經路線,卻同勞動群眾面對的困境,即市場化使他們的物質利益受損,有根本的疏離甚至對立。如此一來,運動的前景便十分黯淡。加上工人與學運領袖、知識份子之間,以及工人內部的立場分歧,工人沒辦法在學生與知識份子的龐大影響下,以明確的立場去取得運動的領導權。

      工人階級的政治主體性

      為什麼工人階級,應該以自己的名義爭奪運動的領導權?工人階級通過勞動,生產提供社會需要的勞動和產品,創造了一切社會財富,也為開創和發展當時處於中國經濟核心的公有和集體企業,立下了豐厚的功績。真正的民主,不是隔幾年投一次票的選舉遊戲,而應該體現於支撐社會經濟結構的勞動者,去決定社會生產和分配的權利。但現實是,中國工人被號稱實行社會主義的中共官僚政權剝奪了政治權利,而親資本主義的經濟改革:私有化、市場化、就業彈性化、物價自由浮動、乃至教育、醫療、住屋的市場化,更使工人的物質利益嚴重受損。

      既然如此,在八九民運當中,工人應該取得運動的領導權,不應支持剝削他們的市場化政策,而是應該認清自己的階級利益,反對取消公有制、全面市場化的資本主義制度,同時應該反對中共的獨裁統治。工自聯在〈綱領〉中提及的監督是一個好的嘗試,但進一步而言,必須取代中共官僚,真正由人民當家作主。學運領袖和知識份子提出的全面私有化立場,是與工人的利益有根本矛盾的。故此,工人才應該在如上所述的明確立場底下,取得運動的領導權。

      最後,我認為,我們當然需要明確反對中共鎮壓。但與此同時,對於是否全盤同意運動參與者所提出的訴求和立場,是必須反思的。這樣的反思,在今天世界資本主義再一次陷入衰退,中共內外各種勢力又將就核心國企的私有化進行角力的情勢下,對思考勞苦大眾的出路何在,是完全必要的。

      1989年6月3日《人民日報》頭條新聞:6月2日,全國總工會主席倪志福與17個全國產業工會的主席舉行座談,強調工會必須維護大局,點名攻擊運動期間湧現的「自治工會」。

      1989年6月3日《人民日報》頭條新聞:6月2日,全國總工會主席倪志福與17個全國產業工會的主席舉行座談,強調工會必須維護大局,點名攻擊運動期間湧現的「自治工會」。

      1989年6月3日《人民日報》頭版刊載的北京市總工會要求取締工自聯的聲明。

      1989年6月3日《人民日報》頭版刊載的北京市總工會要求取締工自聯的聲明。

      註釋
      [1] 趙鼎新著,《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頁130-131,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
      [2] 同註一,頁243
      [3] 《工人起來了--工人自治聯合會運動一九八九》,頁14,香港:香港工會教育中心,1990
      [4] 同註一,頁34
      [5] 同註一,頁34-36
      [6] 同註一,頁30-32, 45
      [7] 同註一,頁27, 43
      [8] 同註一,頁45
      [9] 同註一,頁44
      [10] 趙紫陽著,《改革歷程》,頁53-54,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
      [11] 同註一,頁99
      [12] 「我認為,實行土地私有化才是解決農村問題的根本途徑。必須明確農民土地所有權,讓市場機制取代鄉鎮官僚決定土地的合理轉移,如此才能有效阻隔地方官員對權力的濫用。同時,實現土地私有化,農民可以用土地抵押貸款,這樣就有足夠的資金提高勞動力,農村經濟發展才能有長遠的保障。」王丹著,〈解決農村問題的關鍵是土地私有化〉
      [13] 王丹著,〈西方國家對於中國的「人權外交」是否有必要〉
      [14] 同註三,頁212, 213, 215
      [15] 同註三,頁25

      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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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giu 2018, 21:50:3411/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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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米,是不是炸彈?江湖,到底在哪裡?

      吳音寧有一套很完整的、關於農業發展的理論架構,都寫在2007年出版的《江湖在哪裡》這本書裡面。圖片來源:印刻.舒讀網路書店

      走入蒙面叢林

       

      最近台北農產公司總經理吳音寧以「休市三天」引發爭議為原點,掀起了一波藍綠白惡戰,口水滔滔掀起翻天巨浪。很多人都在疑惑說,吳音寧看似沒有農業背景,到底有什麼資格扛起北農總經理這一重責大任?

       

      吳音寧其實有一套很完整的、關於農業發展的理論架構,也有很長一段實踐的經驗。她的相關論點,都寫在2007年出版的《江湖在哪裡》這本書裡面;另外更為抒情的部分,則書寫在她與白米炸彈客楊儒門,獄中通信編輯而成的《白米不是炸彈》一書當中。

       

      在這次「北農之爭」中,很可惜都沒有媒體將吳音寧的農業理論報導出來,有可能是本書太厚太難讀,也有可能刀光血影的「政治江湖」,容不下任何緩慢的閱讀與思辯。但我認為,無論是要批鬥或護航吳音寧之前,重新討論吳音寧的思想與實踐路徑。

       

      筆者認為,《江湖》一書算是戰後至今,非學術書籍裡面,第一本完整耙梳當代台灣農業發展史的著作。吳音寧以報導文學兼抒情筆法,夾雜,透過文藝作品以、歷史資料及個人生命經歷省思,呈現戰後「零細化的家庭式農場(小農),在侍從主義與冷戰體系的經濟環境下,呈現出來的殖民地式勞動悲史與社群哀歌」。白話來說,就是台灣農民之所以被剝削,台灣農村之所以走入的淒涼晚景,是被犧牲的國際貿易體制,以及地方派系長期壟斷產銷利益的結果。

       

      首先,就思想背景而言,吳音寧所描繪的農村,是一套政治經濟學的、人道主義及反全球化(反帝國主義)的觀點,跟左翼學者涂照彥、劉進慶及陳玉璽的觀點很類似:台灣農村始終是內部殖民的體制。

       

      家鄉白米,台北炸彈

       

      回到台灣當代農業的關鍵事件上,2001年台灣加入WTO,開放大量進口稻米配額,由於稻作是維持台灣農村穩定最重要的作物,所以新自由主義下農村——特別是以稻作為主零細化家庭農場的未來,變成是當代農業最重要的議題。緊接著,2002年11月,全台農漁會發動了一場大遊行,主要原因是全台有36間農漁會信用部浮濫放款,呆帳過多而發生財務危機,陳水扁決定趁勢「整合」農漁會信用部,改組成中央統籌的金融部門。各地農漁會反彈聲浪非常大,他們動員了十幾萬人,到凱道發起「1123與農共生大遊行」,阻止陳水扁政府進行金融部門改革。

       

      吳音寧認為1123遊行是「農漁會遊行」,不是農漁民遊行。長期以來,農村就是被農漁會及水利會所把持,他們資源豐厚,還掌握了信用部,但在農產品產銷這一塊,就顯得非常「力不從心」。吳音寧也在家裡找到一些長輩留下來的繳費單,長輩們說,這些水租、田租對農民來說是很大的負擔,以前繳不起水租的人,還會被抓去警察局關。

       

      戰後很長一段時間,農漁會的角色,就是政府控制農業生產,掌握農村財政的末端組織。這也形成了一種「恩庇侍從體制」,國家機器透過恩賞,讓地方派系掌握農漁會,形成一種集權統治下的利益網絡。

       

      自1988年520運動後,農運逐漸消沈,邁入21世紀後,台灣三農議題已乏人問津。不料在2003年底,有位「白米炸彈客」四處在台北街頭放置炸彈,像政府訴求要照顧農民,其恐怖行動引發社會關注。2004年年底,有一位青年到警察局投案,說這兩年台北街頭的白米炸彈都是他放的。這位青年叫做楊儒門,是來自彰化二林的農家子弟,因為看見農村凋蔽的問題,政府無力解決;甚至為了加入WTO,又開放進口大量稻米。農家子弟感覺到無路可走,於是決定要放自製炸彈,來說出農民的心聲。

       

      地方政治被這些傳統派系掌握,小農沒有主導權;政府又犧牲農民,開放稻米進口,破壞農村的產銷結構。這就是台灣農村面臨的雙元剝削結構,這個結構不打破的話,農村未來,大概只剩窮途末路吧!吳音寧和楊儒門都看到了這個現象,楊選擇以恐怖行動來喚起社會關注,吳音寧則決定用筆來為農民發聲。

      楊儒門入獄之後,吳音寧不斷跟楊儒門(註1)通信,後來促成了楊儒門出版《白米不是炸彈》這本書,她那幾年種種看到的現象,也讓吳音寧決定要將台灣面臨的農村現況,用報導文學的方式寫出來。

       

      從林本源製糖會社在溪州庄成立以來,會社就不斷巧取豪奪,所以溪州糖廠的歷史,就是殖民的歷史。圖片來源:江昺崙提供

       

      台灣農村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條路?

       

      吳音寧從戰後土地改革開始書寫:國民黨的土改最大的成效,就是收攏了農村複雜糾結的業佃權,讓國家成為最強勢的地主,農民雖然表面上成為個體小地主,租佃問題也減輕了,卻又要面臨國家的田賦徵實、肥料換穀、水租、國防捐等等苛捐雜稅。整體而言,農民的負擔並沒有減輕,而農村上空,甚至還有白色恐怖的幽靈徘徊著,戰前諸如農民組合那樣的左翼組織,以及二林事件等農民的反抗運動,也徹底從農民記憶中被抹除殆盡。

       

      而60年代美援的加工出口區設立,讓台灣農村的剩餘勞動力流向都市郊區;與此同時,國民黨的侍從體系,取代過去地主仕紳的角色,透過買票及綁樁各種手段,取得農村的控制權。以吳音寧的故鄉,彰化溪州為例,國民黨並沒有改革戰前台灣最大的農工經濟體系:殖民化經營的製糖會社。反而是把所有糖業都合併為單一壟斷的台灣糖業公司,繼承了會社的工廠與土地。

       

      溪州糖廠的歷史,就是殖民的歷史。從林本源製糖會社在溪州庄成立以來,會社就不斷巧取豪奪,用低廉的價格跟農民徵收土地,把莿仔埤圳到濁水溪流域附近的良田都收歸己有。林本源製糖會社還因為原料採集制度剝削農民,引發了下游的二林蔗農事件。

       

      戰後,台糖仍舊透過日本時期遺留的「分糖制」,繼續控制蔗農的生產環境。所以縱使台灣糖業在1950到1960年代累積大量外匯,農民卻分享不到經濟的果實,仍然要在蔗田裡,每天辛苦地剝甘蔗葉,卻又無法積累資本,變成坐擁農地的無產階級勞動者。

       

      殖民地經濟問題,也反映在地方發展上。溪州市區因為製糖會社而繁榮起來,二戰期間也曾遭受美軍轟炸。戰後國民黨為了疏散重要產業,1955年至1970年間,曾經將台糖總公司搬遷至溪州糖廠來辦公。於是溪州街上曾經有過一段非常豪華的歲月,許多台糖高階主管都進駐彰化,也動了溪州的餐旅、娛樂事業發展。

       

      但縱使台糖總公司設立在溪州,糖業的資本積累並沒有流回到地方(僅有餐旅娛樂事業帶來的利益,但利益又往往集中在地方派系、特定權貴手中)。等到1970年代後,台糖公司搬回台北,地方經濟又陷入消沈的狀態,農村始終一窮二白,多數年輕人只好離開溪州,到城市尋求機會。

       

      糖業榨取農村的歷史還未完結,1980年代後,台糖因為營運狀況不佳,關掉多數糖廠,溪州糖廠也被迫拆廠賣地,直至90年代,原本輝煌一時的台糖總公司舊址,已經被拆到一磚一瓦都不剩,只留下幾棵老樹,一條廢棄鐵路,以及大片大片等待開發的農地。不僅資本沒有積累,連文化記憶都煙消雲散。

       

      吳音寧在《江湖》一書中,用一整章的文字,寫了「世紀末農地大清倉」的過程。整個階段就是農村雙元剝削結構,要榨取農村在勞動力衰退之後,最後剩餘的資源:農地。

       

      與資本利維坦對望

       

      思想可以非常輕盈,但實際行動卻異常艱難,要對抗戰後農村長久累積的沈痾,你只有不斷把自己丟到最不確定、最冒險的地方,才能稍微碰觸體制怪獸的皮毛。吳音寧選擇的路途詭譎漫長,她從蒙面叢林回來,遇到白米炸彈客、接著寫書、進入鄉公所做事、陪伴農民組織合作社、最後,她要走到怪手前坐下,直接與利維坦對望。

       

      吳音寧在溪州鄉公所服務任內,曾發起反對中科四期及其引水工程的運動。中科四期預定開發的土地,恰好就在二林事件爆發的地點附近,諷刺地映證了台灣農村遭到國家及資本剝削的永劫回歸。

       

      中科四期引水工程的怪手開到溪州的時候,吳音寧就跑到怪手前面坐了下來,阻擋工程繼續進行。其他農民見狀,也都陸續坐下來聲援,吳音寧及農民們,在原地紮營抗議了將近一百天。後來國科會主委承諾轉型,讓事件告一段落。

      在這過程中,溪州鄉親與資本利維坦短兵相接,也間接撼動了過去盤根錯節的利益結構。

       

      運動過程引起了社會關注,司法介入後,彰化農田水利會被彰化檢調搜索,查出有多項違法事件;綁標水利會工程的溪州鄉民代表會主席一審被判決有罪;中科管理局長楊文科過不久因另案,遭監察院彈劾下台;承包引水工程的偉盟公司因違法炒股被起訴;而支持整件工程的地方立委,也在2016年落選下台。

      運動雖然暫時告捷,吳音寧認為,農村有自己的價值、農業也是有價值的產業,為什麼永遠都要當國家發展的犧牲品?都要當都市想像的附屬地景?

       

      但農民不能永遠只是抗爭,農村需要的是新的發展想像與路徑。吳音寧與一批關心農村的青年,開始反省運動是否有新的可能。如同古典馬克思所述,無產階級需要掌握自己的生產工具,才能對抗剝削的既得利益階級。台灣農民看似掌握土地及生產機械,但收穫之後的產銷後端,都是由另一批有力者掌握(例如農會、行口及果菜市場等等),而這些有力者的利基,往往和農民是有衝突的。如果農民不能參與並介入後端產銷的體系,那麼他們永遠都是被剝削的勞動者,農村資本永遠無法進行積累。

       

      所以要解決農村的困境,就是主動邀請農民來參與完整的產銷體系。吳音寧鼓勵鄰居謝寶元先生,組織了溪州尚水公司。溪州尚水的組織方式比較類似合作社,先邀請溪州鄉內,跨越老、中、青三代的農民入股,聘請有產銷經驗的年輕人來管理社內事務,但重大方向由全體農民成員(股東)一起決定。公司會用優於市場價格,以面積為單位跟農民收購稻米,並鼓勵農民種植不用農藥及化肥的友善作物,若農民有意見,也可以下一季選擇加入或退出。而公司的利潤,也會合理回饋到地方事務及未來營運當中。

       

      合作社不僅可以讓農民自行掌握後端的生產工具,還能兼有地方創生的功能。台灣有許多關心農村發展的青年,因為缺乏地方脈絡,沒有土地、沒有背景,難以進入到農村介入生產。但合作社可以集資聘用有想法的青年,進入農村與農民對話,幫助農民處理產銷問題,不但增加地方就業機會,也能協助地方,達到兼有一、二、三及產業的六級產業化。

       

      另一方面,吳音寧因為公務員身份不能直接介入公司營運,她於是與公所農業課課長合作,推動「溪州產地認證標章」,讓公所去經濟部申請註冊商標,。以公部門的中介角色,給予溪州所有檢驗過後的農產品「產地認證」的貼紙(不限作物、不限農友身份,只看產地及農法)。這政策近似產銷履歷的概念,但更能賦予農民及農產有「文化風土」的身份,溪州不僅要推動產地認證,更要將這塊濁水溪大地的特色宣傳出去。農村不是只是生產空間,還有社群文化的諸多意義。

       

      後話

       

      2007年,吳音寧將《江湖在哪裡》付梓,決定離開書桌,直入江湖。十年來她在中披荊斬棘,踽踽慢行,吳音寧及青年伙伴們,在歷經各種抗爭之後,希望能回頭改革最基本的產銷問題。終於摸索出一條找回農村主體性的路途。

       

      吳音寧的想法與行動,或許必須經過長期的檢驗與修正,才能證明其可行性。2017年,吳音寧或許因為心焦,想要投入更大型的產銷改革工程,答應了農委會的請託,擔任北農總經理一職。過去在農村號稱「女俠」的她,面臨了更大規模的派系鬥爭風暴,必須拿出過去在基層苦練的真正功夫才能接招。

       

      總而言之,改革的反作用力或許出乎她自身預料,因此2018年上半年,吳總經理被媒體貼上各種負面標籤。但吳音寧的農運之路,似乎不應用白兔或野兔等口水之爭來帶過,只報導她不擅言詞交鋒的一面,或者過去溫情故事,都不能當作公共討論的基礎。吳音寧長期以來的思索及行動,農村未來發展的方向,或許是關心台灣農業議題的有志之士,可以一起來關心討論的。

       

      註1:吳音寧對楊儒門的草莽性格特別有興趣。她心中的革命英雄,不是像切・格瓦拉那樣的光明形象,而是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查巴達游擊隊領袖「馬訶士」(Marcos),包括馬訶士在內,游擊隊在媒體面前都是蒙面的,於每個人都可能是馬訶士,也可能每個人都是守衛家鄉的農民戰士。後來吳音寧在參與台灣農村陣線的時候,也不斷在組織內強調這一點:每位參與者都應是蒙面者,是平行的關係。

       

       

      作者為台大台文所博士生,曾參加台灣農村陣線活動,現於彰化縣溪州鄉公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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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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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giu 2018, 00:35:2012/06/18
      a Yt Yt
      人類學有甚麼用?
                                                      給106學年度人類學畢業班的同學

            許多同學在面臨畢業的關卡,時常迷惘跑來問我,念了四年的人類學到底能幹甚麼? 人類學有甚麼用? 雖然我暗地裡想罵他說,你現在才問,是不是有點太遲了?但坦白的說,我也不知道人類學能幹甚麼?因為你的問題,隱含了你的答案。如果你不清楚你問這個問題的用意,我也不知道要如何回答。



           如果你問的問題是有關人類學對你未來的工作是否直接有用? 我的感覺是除非你就是要從事學術工作;或者非常幸運,學的技術直接就能派上用場;或者你參加了產學合作班,畢業直接上班,否則應該就是沒有。但不要失望,這不是人類學獨特的問題,幾乎在大學裡所有正常的學科,從數學、物理、生化、農經、文學、歷史、機械到公衛,專門科目所學的與你職場所要做的事,往往沒有清楚的相關,甚至根本派不上用場。許多中、小型工廠與企業需要的專業知識,其實高中教科書或大一的課本就足以應付,你要去的編輯出版社或報社,大都不需要雇人對社會現象做階級分析或跨文化比較。大學學科的訓練只是儲備你到達職場、工廠、企業後,處理問題的潛在能力。至於你真的會碰到甚麼樣的企劃案,甚麼樣的實際困難,甚麼樣的工作環境,常常與你在所學是無關的。所以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可能沒有,但是也不要太失望,別人所學也差不多是沒有。
      如果你問的問題是人類學這個學位的市場價值,哪我也可以直接回答說,可能不高,它只會在特定的領域與專業圈(如:需要處理不同文化溝通的跨國公司,或者強調使用者經驗的企業)才會受到重視,才會被欣賞與理解。社會上大多數的老闆可能都不太知道人類學在學甚麼,也不清楚要如何看待這個學科的畢業生。所以人類學的市場價值,很大的部分是決定於,你要如何宣稱、如何看待你自己,在這個學科的價值不清的情況下,你自我議價的空間就很大,你越能夠清楚的肯定你自己的所學,你就越有機會創造比較多的可能。 

      但是我今天想要講的「有用」都不是上面哪兩個意義下的「用」,而是一種知識實踐層次的用,一種對人類學知識的欣賞與期許。人類學系的老師常常逼迫你們念很多很奇怪、很遙遠的民族誌,以及分析更多難以理解的習俗與儀式。這些故事與人物,對很多人來說,就是蒐集奇風異俗,或者好一點是所謂「多元文化」的展現。有人也許會質疑,在當前這種網路無遠弗屆,他者咫尺天涯的世界,文化的差異還有甚麼值得特地理解的嗎?當你可以在Body Shop購買亞馬遜印地安人的荳蔻油與手環,可以在國家地理頻道觀看蘇門答臘原住民的葬禮,還有甚麼東西不可以被我們所接近、觀賞與消費?還有甚麼文化不能被全球化所連結與整合? 文化差異除了是商品以外還有甚麼意義嗎? 其實是有的,人類學家的任務一直是不斷在不同的人群的社會實踐中,發掘不可抹滅的差異,難以壓制的抗拒,不可思議的創意,以及無法理喻的荒謬。這些令人驚訝的行動與思維,持續的挑戰我們視為當然的秩序與界限,讓我們無法安穩的靜止與滿意,推擠我們往前往後、上上下下的多看一眼,多聽一點。 
                                                           蘇門答臘的葬塔

      這些差異,有時並不是那麼異國情調,例如:遠在希瑪拉雅山顛尼泊爾的雪巴嚮導隊,或非洲坦尚尼亞西部市場中,抱著三個孩子交易的母親;它們可能就發生在你的身邊,像你們家巷口那位水電師傅開設的濟公壇,或者那位一板一眼的台電退休工程師,早上在公園開辦的氣功團體。但是共通性就是,人類學不斷地在探索、理解人們如何生產出特殊意義的現象與不同的價值觀念。這種好奇與同理心的培養,想要塑造的就是一種特殊的習性,一種讓你遲疑一下,停下來反思的習性。跨文化的訓練與思維會給你帶來一種猶豫,讓你意識到眼前所有做事的方式,都不可能只是當然的、理性的、正確的;而是文化的、習慣的、自我合理的。別人做事的方式就是不一樣,吃西瓜的方式就是有一百種。


      每個社會文化,都有人們設計、建造出來的各種制度、技術、商品,他們會宣稱這些文化產品都是為了某種特殊的目的或道理而存在,像國家是為了捍衛國土、保家衛民;公司是為其股東營造利益;餐廳是為了提供餐點服務;汽車是為了傳送人與物;三號齒輪是為了讓自行車的鏈條轉動。

      然而,每一個國家都用不同的謊言在欺騙他的人民;公司分配利潤給股東的比例會因為文化如何看待貪婪,而有所不同;餐廳從來不是只是吃飯的地方;汽車最重要的功用早就不是交通工具;Amish人騎沒有齒輪與鍊條的二輪車,稱作scooter。

           但念人類學並不只是要我們面對常規的做事方法,產生遲疑與反思,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開始去想像其他的可能性。然而,其他的可能性是甚麼意思? 我認為我們至少可以擁有三種思考方向的優勢: 
      第一個層次,簡單的說,就是不會把既存的制度與傳統當成是不可變動、不可挑戰,而是應當隨著不同時空變化的需求而改變,這種能力就是讓優秀的幹部與一般人區分開來的特質。人類學式的田野訓練與同理心,往往會讓我們更敏感於什麼是更有效、更貼近使用者、當事者的做法;而跨文化與不同尺度的比較,讓我們更有想像力去隨著環境的變動而調適。因此,我們往往能更清楚辨認出問題所在,並勇敢地提出對策。 
      第二個層次,比較具理想性,牽涉到價值觀,卻是人類學特別可以提供豐富的思考養分的地方。除了前面提到的有效、有用的標準以外,我們應該要能進一步問,甚麼構成更加符合社群福祉,更加環境友善,更加具有生命尊嚴的方式? 這裡牽涉到的是領導者的視野,是我們對我們所在的世界的責任,也是人類學繼續在提問與反思的議題。別的學科不是沒有在問或反思,而是人類學家透過對差異的專注與敏感,一再不識相的去激進的想像其他可能,造就我們一種深具倫理的實踐觀,既關注行動中的個人意義,也不怕去要求更基進的改變。 
      第三個層次,是一個更為抽象的思考形式,我甚至不確定應當說這是一種思考方式還是生存的狀態。人類學把人作為一種存在體,把人類作為一個整體來面對,這樣的前提暗藏了一個不可能擔負得起的期待:在面對無可逃避的死亡之前提下,如何追尋一種普遍的、超越的可能性。我不是在談心理學意義上的焦慮徬徨,或者意義與意志的歸宿在哪裡?而是,剝開所有文化的修飾與修辭之後,我們可能面臨的是甚麼都不確定,甚麼都無從逃避的焦慮。我們透過文化、活動、理想、規範、消費、競爭、衝突、情義等等來延遲、遮掩、逃脫這種焦慮,甚至否認它曾經存在。但歸根究柢,你會察覺它還是就在身後的某個角落。


      我為什麼要談這種完全無用,完全抽象的東西? 因為人類學透過極端的同與異,持續地在準備我們去感知這個焦慮的存在。也許你覺得這種焦慮是無病呻吟,或者庸人自擾,但是我只能提醒你,這種焦慮往往能夠讓你做出一些具有美感的東西,一些無法被功利所侵蝕的東西,一些連文化都要低頭的東西。 
      換句話說,人類學的最後一個用處就是「無用之用」。它就是一種,讓你有機會超過你當下存在的可能。 

      人類學有甚麼用?



      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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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giu 2018, 21:42:1614/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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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粽子大戰怎能獨漏這一味~傳統天然草木灰鹼粽

      by 上下游 編輯部 on 2018 年 06 月 14 日 in 吃好吃

      粽子大戰怎能獨漏這一味~傳統天然草木灰鹼粽

      by 上下游 編輯部 on 2018 年 06 月 14 日 in 吃好吃
       

      文/上下游記者林珮君

      每逢端午節慶,各式各樣的粽子總是格外引人注目,其中的鹼粽,又稱為甜粽、粳粽,外型與一般肉粽相似、但比較小顆,深黃透亮的外表,吃起來具黏糊口感、有點像「粿」。

      製作鹼粽需要鹼粉或鹼油讓糯米「鹼糊化」產生黏彈性,也有店家堅持使用草木灰製成的傳統天然鹼水,想做出更令人安心的粽子。此外,為了宣導不用硼砂、但又想增加鹼粽口感,政府呼籲以「三偏磷酸鈉」取代,不過有業者表示「不推薦」,強調可透過包粽技巧增加口感,沒必要為了追求Q彈使用過多添加物。

      端午應景鹼粽(攝影/林珮君)

      傳統鹼粽以天然草木灰做鹼水

      鹼粽一般不包內餡,可沾裹果糖或白糖食用,另外也有包著紅豆內餡的口味。冰涼、Q軟的口感有別於一般肉粽,是許多台灣民眾小時候的美食記憶。

      製作鹼粽的第一步,先將糯米洗淨後浸泡,再加入鹼粉攪拌均勻。市售鹼粉的主要成分為碳酸鈉和碳酸鉀,用意是要糯米「鹼糊化」、產生黏彈性。此外,適當的鹼也有防腐的作用。

      已有近三十年歷史的新竹「祥太米食」則堅持使用天然鹼,因此至今仍由第一代老闆娘負責鹼水的製作。首先將稻草梗曬乾,慢慢燒成灰,再將灰燼物質溶於水中待其沉澱,經過多日的反覆動作,最後才能得到純天然的鹼液,「都要好幾個月前就開始做,」祥太米食第二代老闆娘王瀞丘表示,利用草木灰做鹼水耗時又費力,「現在應該沒人這樣做了啦。」

      王瀞丘表示,一般鹼粽要放在冷凍保存,食用前需要解凍並蒸過才能吃,但自家鹼粽使用天然鹼水製成,從冷凍拿出來僅需退冰就可以直接吃。

      祥太米食第二代老闆娘王瀞丘(圖片提供/祥太米食)

      鹼粽做工繁複,考驗技術

      鹼粽看似簡單、做工卻很繁複,王瀞丘表示,「做鹼粽真的最麻煩!」每到端午節前幾個月就要開始大量備料,趕貨期間每天都要從早上7點忙到晚上11點,「做到手都舉不起來。」

      強調要給客人最健康的食物,王瀞丘挑選花蓮銀川有機圓糯米、屏東沈福來的手採紅豆,和米時也使用橄欖油和葡萄籽油。製作鹼粽的每個步驟都考驗著技術,糯米和鹼水的搭配有一定比例、攪拌需要耐心,包粽時更不可貪心,粽葉裡的糯米只能放五、六分滿,因為鹼粽煮過後體積會膨大。

      為了要讓鹼粽吃起來更有彈性,早期業者會在煮粽水裡加入硼砂,但考量硼砂有害人體,王瀞丘不追求口感的極致,直言:「沒別家Q彈,但一定最天然!」同時,她也利用包粽技巧克服口感問題,例如紮粽時,力道的拿捏是關鍵,若太輕、糯米難成形,太用力、則影響口感,「米包太多、太滿,或是太用力,吃起來就會很硬。」

      鹼粽內米不能放太多(圖片提供/祥太米食)

      自己在家做鹼粽,簡單食譜看步驟

      然而,近年來業者開發多樣化口味肉粽,分食粽子市場大餅,新北市傳統市場一位黃姓攤販表示,鹼粽市場縮小、民眾購買意願降低,「今年都沒人要買鹼粽。」直言現代人不偏好傳統口味的甜粽。

      新北市婦人甘月英則表示,仍有許多消費者懷念傳統口味,因此每年端午節前,她都會在家製作鹼粽、賣給週遭親友,她分享累積多年的「鹼粽經」,「粽葉要用海綿洗過,但不能太用力喔!粽葉會破掉⋯⋯」流暢講述製作步驟、不忘提點很多「小撇步」。

      甘月英將過去經驗化作數據,精準記下每次的用量。圓糯米四斤(約可做八十顆鹼粽),將米洗好浸泡至少四小時,瀝去水份後再加入鹼油一瓶(約100克)和少許沙拉油。包粽時將糯米裝半滿,包好後放入鍋子、再倒入六至八分滿的水(水位要蓋過粽子),小火滾煮約四小時,待吹風冷卻後即可享用。

      鹼粽小撇步:甘表示,一般是三斤糯米搭配一瓶鹼油,但她為了不要讓鹼油味道過重,則刻意多放了一斤米。另外,和米時不能使用鋁鍋,否則鹼油碰到鋁鍋會產生化學反應、釋放鋁離子,對人體造成危害,建議用不鏽鋼鍋取代。

      甘月英的鹼粽,使用圓糯米和鹼油(攝影/林珮君)

      「三偏磷酸鈉」取代硼砂?業者:都不用加

      早期製作鹼粽時,業者也會在煮粽水中加入硼砂,使粽子吃起來更Q彈、有嚼勁,新北市食物藥物管理科科長楊舒秦表示,硼砂具毒性,食入體內後會轉變為硼酸,導致消化不良、嘔吐、腹瀉等症狀,現已遭禁用,近年來只有在部分傳統市場發現少量的「硼砂鹼粽」。

      為了宣導民眾不要再使用硼砂做鹼粽,各地衛生所在端午節前,會免費發送「三偏磷酸鈉」(普美能),楊表示,三偏磷酸鈉可以增加粽子Q度,也能有效降低粽身與粽葉的黏著性,是衛福部公布合法的食品添加物,希望民眾以此代替硼砂的使用。

      對於是否需要添加三偏磷酸鈉增加鹼粽Q度,王瀞丘表示,消費者確實較偏愛黏彈有嚼勁的口感,但她認為近年來民眾重視食安議題,對於食物也更嚴格挑選,因此反對使用任何化學添加物。

      甘月英也不推薦三偏磷酸鈉,指出只要在攪拌糯米和鹼油時,加入些許沙拉油,就可以解決包粽時過度沾黏粽葉的問題,至於口感,她則認為適當就好、不用太刻意追求。

      在傳統食品原料行裡,能買到製作鹼粽需要的材料,左為鹼油,中為鹼粉,右為三偏磷酸鈉(攝影/林珮君)

      專家:三偏磷酸鈉攝取過多,容易鈣質流失

      食品專家指出,雖然三偏磷酸鈉保水性好、防腐功能強,但其主要成分為無機磷,攝取過多容易導致人體鈣質流失。專家表示,政府不該為了抵制硼砂而推廣三偏磷酸鈉,這樣只會造成化學添加物的濫用,同時讓民眾過度偏好有嚼勁的食物口感。

       
      粽子大戰怎能獨漏這一味~傳統天然草木灰鹼粽│上下游


      粽子大戰怎能獨漏這一味~傳統天然草木灰鹼粽

      by 上下游 編輯部 on 2018 年 06 月 14 日 in 吃好吃
       

      文/上下游記者林珮君

      每逢端午節慶,各式各樣的粽子總是格外引人注目,其中的鹼粽,又稱為甜粽、粳粽,外型與一般肉粽相似、但比較小顆,深黃透亮的外表,吃起來具黏糊口感、有點像「粿」。

      製作鹼粽需要鹼粉或鹼油讓糯米「鹼糊化」產生黏彈性,也有店家堅持使用草木灰製成的傳統天然鹼水,想做出更令人安心的粽子。此外,為了宣導不用硼砂、但又想增加鹼粽口感,政府呼籲以「三偏磷酸鈉」取代,不過有業者表示「不推薦」,強調可透過包粽技巧增加口感,沒必要為了追求Q彈使用過多添加物。

      端午應景鹼粽(攝影/林珮君)

      傳統鹼粽以天然草木灰做鹼水

      鹼粽一般不包內餡,可沾裹果糖或白糖食用,另外也有包著紅豆內餡的口味。冰涼、Q軟的口感有別於一般肉粽,是許多台灣民眾小時候的美食記憶。

      製作鹼粽的第一步,先將糯米洗淨後浸泡,再加入鹼粉攪拌均勻。市售鹼粉的主要成分為碳酸鈉和碳酸鉀,用意是要糯米「鹼糊化」、產生黏彈性。此外,適當的鹼也有防腐的作用。

      已有近三十年歷史的新竹「祥太米食」則堅持使用天然鹼,因此至今仍由第一代老闆娘負責鹼水的製作。首先將稻草梗曬乾,慢慢燒成灰,再將灰燼物質溶於水中待其沉澱,經過多日的反覆動作,最後才能得到純天然的鹼液,「都要好幾個月前就開始做,」祥太米食第二代老闆娘王瀞丘表示,利用草木灰做鹼水耗時又費力,「現在應該沒人這樣做了啦。」

      王瀞丘表示,一般鹼粽要放在冷凍保存,食用前需要解凍並蒸過才能吃,但自家鹼粽使用天然鹼水製成,從冷凍拿出來僅需退冰就可以直接吃。

      祥太米食第二代老闆娘王瀞丘(圖片提供/祥太米食)

      鹼粽做工繁複,考驗技術

      鹼粽看似簡單、做工卻很繁複,王瀞丘表示,「做鹼粽真的最麻煩!」每到端午節前幾個月就要開始大量備料,趕貨期間每天都要從早上7點忙到晚上11點,「做到手都舉不起來。」

      強調要給客人最健康的食物,王瀞丘挑選花蓮銀川有機圓糯米、屏東沈福來的手採紅豆,和米時也使用橄欖油和葡萄籽油。製作鹼粽的每個步驟都考驗著技術,糯米和鹼水的搭配有一定比例、攪拌需要耐心,包粽時更不可貪心,粽葉裡的糯米只能放五、六分滿,因為鹼粽煮過後體積會膨大。

      為了要讓鹼粽吃起來更有彈性,早期業者會在煮粽水裡加入硼砂,但考量硼砂有害人體,王瀞丘不追求口感的極致,直言:「沒別家Q彈,但一定最天然!」同時,她也利用包粽技巧克服口感問題,例如紮粽時,力道的拿捏是關鍵,若太輕、糯米難成形,太用力、則影響口感,「米包太多、太滿,或是太用力,吃起來就會很硬。」

      鹼粽內米不能放太多(圖片提供/祥太米食)

      自己在家做鹼粽,簡單食譜看步驟

      然而,近年來業者開發多樣化口味肉粽,分食粽子市場大餅,新北市傳統市場一位黃姓攤販表示,鹼粽市場縮小、民眾購買意願降低,「今年都沒人要買鹼粽。」直言現代人不偏好傳統口味的甜粽。

      新北市婦人甘月英則表示,仍有許多消費者懷念傳統口味,因此每年端午節前,她都會在家製作鹼粽、賣給週遭親友,她分享累積多年的「鹼粽經」,「粽葉要用海綿洗過,但不能太用力喔!粽葉會破掉⋯⋯」流暢講述製作步驟、不忘提點很多「小撇步」。

      甘月英將過去經驗化作數據,精準記下每次的用量。圓糯米四斤(約可做八十顆鹼粽),將米洗好浸泡至少四小時,瀝去水份後再加入鹼油一瓶(約100克)和少許沙拉油。包粽時將糯米裝半滿,包好後放入鍋子、再倒入六至八分滿的水(水位要蓋過粽子),小火滾煮約四小時,待吹風冷卻後即可享用。

      鹼粽小撇步:甘表示,一般是三斤糯米搭配一瓶鹼油,但她為了不要讓鹼油味道過重,則刻意多放了一斤米。另外,和米時不能使用鋁鍋,否則鹼油碰到鋁鍋會產生化學反應、釋放鋁離子,對人體造成危害,建議用不鏽鋼鍋取代。

      甘月英的鹼粽,使用圓糯米和鹼油(攝影/林珮君)

      「三偏磷酸鈉」取代硼砂?業者:都不用加

      早期製作鹼粽時,業者也會在煮粽水中加入硼砂,使粽子吃起來更Q彈、有嚼勁,新北市食物藥物管理科科長楊舒秦表示,硼砂具毒性,食入體內後會轉變為硼酸,導致消化不良、嘔吐、腹瀉等症狀,現已遭禁用,近年來只有在部分傳統市場發現少量的「硼砂鹼粽」。

      為了宣導民眾不要再使用硼砂做鹼粽,各地衛生所在端午節前,會免費發送「三偏磷酸鈉」(普美能),楊表示,三偏磷酸鈉可以增加粽子Q度,也能有效降低粽身與粽葉的黏著性,是衛福部公布合法的食品添加物,希望民眾以此代替硼砂的使用。

      對於是否需要添加三偏磷酸鈉增加鹼粽Q度,王瀞丘表示,消費者確實較偏愛黏彈有嚼勁的口感,但她認為近年來民眾重視食安議題,對於食物也更嚴格挑選,因此反對使用任何化學添加物。

      甘月英也不推薦三偏磷酸鈉,指出只要在攪拌糯米和鹼油時,加入些許沙拉油,就可以解決包粽時過度沾黏粽葉的問題,至於口感,她則認為適當就好、不用太刻意追求。

      在傳統食品原料行裡,能買到製作鹼粽需要的材料,左為鹼油,中為鹼粉,右為三偏磷酸鈉(攝影/林珮君)

      專家:三偏磷酸鈉攝取過多,容易鈣質流失

      食品專家指出,雖然三偏磷酸鈉保水性好、防腐功能強,但其主要成分為無機磷,攝取過多容易導致人體鈣質流失。專家表示,政府不該為了抵制硼砂而推廣三偏磷酸鈉,這樣只會造成化學添加物的濫用,同時讓民眾過度偏好有嚼勁的食物口感。

       

      Fred chiu

      da leggere,
      15 giu 2018, 03:39:5415/06/18
      a Yt Yt

      中興———生與死——再生再死?

      華為嘆一句——沒有神一般的對手,只有豬一般的隊友。今次華為被中興害死了。

      中興今次被美國總統放生,雖然要賠款和要轉換高層和管理層,並要跟隨美國派官員注守中興管理層。雖然可以復牌和繼續營業,但已是半殘廢,生不如死。今個星期三己復牌.在香港股票跌到落$15。6月13日早晨,中兴通讯复牌首日股价跌停,报28.18元/股,跌停封单近650万手,当天市值蒸发131.24亿元。未計香港中興市值蒸發。,在中國停牌後復牌但每天都跌至停板.都唔知要幾多幾多日。中興通讯去年財務顯示,其2017年總收入619.6亿元,净利润45.7亿元,。照此计算,其去年净利润相当于本次罚款的51.0%。而中兴通讯从2013年~2016年的净利润分别为13.6亿元、26.3亿元、32.1亿元和-23.6亿元,五年合计94.1亿元,本次罚款几乎相當過去5年净利润之和。仲未加其他公司準備告中興違約的損失。相信都以億元計!索償續有來。我也想提出一個現象,就是這種財富蒸發是不是好像變魔術,一覺醒來,財富就好像魔術變走了。Qe情況也是一樣。這十年你們發覺你們的資產如股票樓價好像魔術師變魔法,每天也升值都不知道是為什麼?其實就是Qe在變魔術。現在,Qe走了,魔術師也正在離開你,但他一定要把他的道具也拿走,所以他會反向QE變走你們的虛擬財產走。隨後你們會發現你們的資產如股票和樓價會減值,像魔術那樣一步一步地變走。LIKE MAGIC!但今日我想和你們研究的一個問題不是這個,咁究竟是什麼問題呢?就是有國會議員覺得美國總統譲中興翻生是一個錯誤的決定,要再一次把中興至誅死地和加重刑罰。即是把美國總統的決定推翻。我研究了很多,究竟這件事是什麼一回事呢?今天我和我的兒子一同研究寫了以下的分析給大家參考,讓大家明白事情將來會發展到怎樣。這次研究我們花了大約五個鐘頭去研究,翻查很多網上的資料,如果大家認同,請和你們的朋友分享,因為故事發展下去實在是很有趣劇性.

      首先上個星期有國會議員批評特朗普總統的決定是錯誤的,不把國家安全的問題擺在第一位,,放生中興是一個錯誤的決定,因為中興犯了一個很嚴重的影響國家安全的罪行,把美國高科技的產品運給伊朗及北韓。這批批評特朗普的議員包括共和黨和民主黨的議員。聯手提出這項建議是10分罕見。Senate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don't often work together. But they're joining forces to undo a deal that saves Chinese smartphone maker ZTE.


      Senators plan to add a provision that would ban US suppliers from selling to ZTE to the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according to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he annual defense policy bill is expected to pass the Senate later this week佢哋用一個法案叫做NDAA(NATIONAL DEFENCE AUTHORIZATION ACT)去嘗試把制裁中興的行動重新發送即是把特朗普的決定推翻。The amendment would also ban government agencies from trading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and services with ZTE, as well as Shenzhen-based Huawei, according to The Hill. It would also prevent loans or subsidies to either company.意思是這附件,會禁止所有政府機構和公司對中興通訊及華為作任何交易或服務。這個條款亦都禁止有任何借貸或補貼中興和華為。所以華為的問題也被牽涉入這個附件之中。今次這個附件牽涉兩間公司的生存命脈。可大可小。都牽涉入中國在高科技發展例如5G, 2025中國製造,和一帶一路的發展。影響深遠。

      NDAA本身的用意是給Department of Defense 的 annual budget and expenditures。回看歷史,已經通過 了57 年了。每年都順利通過。雖然Mr。 Trump 是有權選擇推翻這個bill,但因為國防部的重要性,從來 不會推翻.所以眾議院 的議員通常都會加附件去這個法案譲總統順利通過的。這是一般的做法。

      美國眾議院早前已經通過一條法案初步不過不包含任何關於中興的事件。這個法案特朗普10分歡喜.但大家有目共睹當特朗普制裁中興的初期,中興實在已經癱瘓,不能生產,最重要的是中國政府亦都無能為力,顯得10分軟弱全無還擊之力,直情襟住來打。中國高科技發展全面癱瘓兩個月。中國在經濟制裁上亦顯得軟弱,和之前的態度180改變.後來當特朗普開出一些10分辣的條件給中興和罸中興,估 不到中興全部照單全收,全部接受所有懲罰,只要中興能繼續生存,你開什麼條例都照單全收因為中興我相信有國家任務在身在高科技和5G發展有巨大貢獻給中國。在五G癹展和一帶一路有極重要的參與。我相信他們也是出乎意料之外。但當這些參議院和衆議員聽到特朗普想放生中興,當然覺得前功盡廢因為如果把中興打抵,中國2025就一定不能如期實行,直接把中國對美國的威脅完全化解。中國這幾年實在發展得10分快,追英趕美隨時進展一哥地位。如果中興翻山中國也可能會翻生,這是美國人不能接受的事件,所以參眾議員大家聯手要推翻特朗普的決定。後來有參議員最近決定要修改這個NDAA的法案即是把中興的事件包括在法案之內作為一個附件。這個法案今個星期將會在衆議院通過因為大多數衆議院的議員都10分同意這個附件。當參議員把這個法案通過之後,衆議院和參議院就會再坐低研究這個法案要一齊同意最後的版本,跟住就會把這個法案提交比特朗普去簽署。特朗普有兩個選擇,一個是簽署這法案,第二反對這法案。通常這個法案NDAA需要在12月前一定要通過。特朗普其實選擇很少,因為他冇可能將整個法案取消,因為這個法案關乎下年度財政部的預算,如果否決將會有嚴重後果。因為這個法案加附件一定要一齊通過或一齊取消,特朗普應該不會否決這法案因為將會帶來很嚴重的後果,亦都不會得到選民的支持.而共和黨的議員大多數都認為特朗普不會反對這個法案的通過,這是他們的共適,如果特朗普推翻這條法案,將會得不到很多他的盟友的支持。而我亦相信特朗普不會為了支持中興而和他的盟友反面。

      今天收到消息白宮準備維護特朗普的決定即時解除對中興的制裁,用什麼原因,就是congressional attempts to intervene violate the constitution’s separation of power.(,意思是參眾議院違反了憲法關於權力的分開的問題).意思是總統權力不應受到參眾議院的影響。

      今次返對得最嚴重的參議員是MARIO RUBIO 佢認為中興會是一個對美國國家安全及間諜影響10分大的公司。

      白宮自辨現在商務部對中興的制裁已經是10分嚴重和足夠,覺得參眾議員係違反了權力分布這個憲法的問題。

      RUBIO另一方面說他們一定不會退下,一定會推翻特朗普的決定這是鐵一般的事實10分決絕。他說因為這是關乎國家安全的問題不是金錢和貿易的問題。“我們一定不能把這間公司繼續讓他在世上任何地方生存下去”。

      今個星期尾參議會就會表決相信通過的機會10分大。事情怎樣發展下去啦,我們很快就知道有什麼結果。但以我個人觀點來看,這都是特朗普的計謀之中,這招叫做借刀殺人,他經常說習近平是他的老友他一定會盡量幫佢,現在我已經幫中興翻生,但如果議員反對我就真是沒有辦法了。習近平比特朗譜玩了一鋪。但最少現在中興己服牌,有些持重貨的人在這些時間來最少可以出緊啲貨,雖然是重傷,但最少也可以執返渣沙。所以你話中興是否復活呢?對這幾天是半復活。但復活得幾多日呢?,這就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特朗普呢個玩得很準和盡,插中中國要害,你話是否一人之力,有冇可能做出咁大場龍鳯戲呢,當然不能啦。我覺得全部是一個有預謀的遊戲,後面我相信總統和參與的議員是有共識的,他們一早已計劃好整盤策略來對付中國對,殺咗你之後又放生你再殺你再放生你,玩到你盡。真絕。

      還有華為也算慘,在中興被美國國防部查出的文件中不停有關於一間公司叫F7的公司出現,大約意思是因為這間F七公司不停向北韓和伊朗順利地輸出高科技或敏感的材料,所以中興也跟着去做。後來國防部查出F7原來就是華為的簡寫,什麼意思呢? F七是國語的夫妻的拼音(FU TSI)。夫妻英文就是Husband and wife, H就是HUA 而W,就是WEI ,加埋一起就是華為。所以我説沒有神一般的對手只有豬一般的隊友。華為都比中興害慘了。我絕大相信華為一定會成為下一個目標。在金融方面美國下一個目標將會對是的我估計會是香港,希望我估錯。

      華為現在已在被JUSTICE DEPPARTMENT刑事調查輸送高科技和敏感產品去伊朗和北韓.第二亦都被商務部調查關於出口美國高科技去古巴伊朗北韓蘇丹敘利亞。第三是TREASURY DEPARTMENT調查.我相信遲早就會有一個結論。後果相信和中興都會不相伯仲。睇吓這張牌特朗普幾時出啦。

      仲有一張牌美國會可以出就是他們正在研究和審查GOOGLE 和華為的關係。要調查他們有沒有將客戶資料共享與Facebook一齊調查。這個亦都是引起保安危險的問題。FBI ,CIA ,AND NSA 已經通知全美國市民不應用華為的電話因為會有可能導致保安系統問題。
      總括來講華為和中興這些電話在美國已經是全部沒有市場因為他們在各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壓,這些打壓是由一最上級即時是 華府和參眾議員發下來的名令。他們只要用國家安全法就可以把這些中國的公司大打進半癱瘓狀態.他們現在想用行政手段擾亂Google Facebook和華偉和中興有任何的關係,想同中國這些科技公司劃清界線不給予他們任何在這方面發展的空間。首先不准他們在美國售賣他們的貨品。第二不售賣任何部件包括芯片給他們。這麼他們就不能在高科技發展

      號外
      一TVB今早可能看到我這編貼文,剛剛在今早,8:45am報導這編中興新聞。我比TVB快兩個鐘頭發出!

      最新消息,沒有最壞只有更壞。新興市場醞釀大災難,今朝醒來看到道瓊斯指數沒有什麼變動NASDAQ指數在破新高,資金繼續流入美元地區。美國10年長債息跌至2.94 ,10年債券變𢦓資金避難所,證明債券投資人士估計將會有風暴發生把所有資金投入10年長債。一2年短債就上升至2.56這個是2008年之後的高位,相信對資產市場產生一個震盪,短息繼續升長息繼續跌。這個現象是一個10分壞的警號。2年短息和10年長債spread已經縮窄至38點子是2008年以來最低的spread。歐洲市場大幅上升因為歐洲央行議息然之後有一個比較上鴿派的報告。對歐元產生災難性的下跌。所有歐洲貨幣1.15及亞洲貨幣都相應下跌連帶澳元0.74紐元0.69都不能幸免。日元跌破一110.5.即是話美元急升的現象持續。歐元已跌破1.15位置。美滙升至94.93升幅驚人。這對新興市場會造成股滙債三殺現冪。相信這幾天新興市場會有大震盪。猶對債券市場影響更大。公司債券的新興市場債券價格會大跌。我希望我的朋友們都已把他們的公司債和新興市場債已經全部沽出,否則張可能會面臨一個很大的損失。很有1997的感覺。好像再遇到老朋友一樣感覺。

      多謝各位朋友的支持,上一次的奧圉貼文得到超過15,一759千人閱讀,share多過110次,li ke我的貼文的人超過480人留言亦都以數百個留言。我會盡我的能力答覆每個朋友給我的問題。有個好消息,我發現很多朋友的問題的質素已經有升級的異象,比起初時,各位朋友對市場分析已經有進步。10分高興。
      。多謝大家踴躍支持。今次希望我們能夠再接再厲,繼續同朋友分享我的貼文,推動我寫更多好的分析和解釋和分享給大家欣賞。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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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 chiu

      da leggere,
      17 giu 2018, 16:18:2117/06/18
      a Yt Yt

      美、印、臺食農教育先驅:從自己的社區開始,助全球 60 億人重建與土地和食物的親密關係

       
      2018.05.25
       
      •  

      隨著近代全球化以及資本主義的快速擴展,我們的食物生產遭遇到前所未見的危機,從食物分配不均,到國際廉價農作物的傾銷,人們與食物的關係越來越疏離,飲食越來越不健康,飢餓也不斷蔓延。同時,也開始出現一些不同的聲音,嘗試從食農教育著手,讓人們重新認識人與食物的關聯。2018 亞太社會企業高峰會邀請《一張六十億人都坐得下的餐桌》作者 Judy Wicks,以及印尼的食農教育先驅 Helianti Hilman 、合樸農學市集創辦人陳孟凱分享經驗,他們都從自己熟悉的社區開始,一步一腳印,影響世界各地的消費者,重建人、食物以及土地的親密關係。

      文:趙浩宏

      「我們都想改變社會,所以一起坐在這裡;我們都想改變系統,所以一起研究,找到讓這個社會更好的方法。」講台上,主持人主婦聯盟董事長賴曉芬對著台下的聽眾們喊話,在推動食農教育的路上,大家並不孤單。

      開一間友善大自然的咖啡館

      (《一張六十億人都坐得下的餐桌》的作者 Judy Wicks。來源:社企流)

      《一張六十億人都坐得下的餐桌》的作者,白狗咖啡廳創辦人 Judy Wicks 相信,人們的生活可以藉由對社區與環境更友善的消費行為,創造一個永續的生活方式,為全世界的人們打造一張 60 億人都坐得下的餐桌,而教育是改變的起源。

      白狗咖啡廳座落於費城的小鎮,一開始的初衷單純只是為了讓當地的人們吃得健康,並培養想從事餐飲的孩子學習如何烹煮好吃又健康的食物。

      由於 Judy 打從心底關心社區裡的人們以及地球,同時也關心小農、探討食物的生產以及販售,因此她一邊尋找願意合作的小農,一邊在咖啡廳舉辦「table talk」和在地人對話,一起聊不同的議題,關心環境、社會住宅、認識監獄裡面的囚犯如何藉由種菜療癒自己,認識社區裡各式各樣的作物。(同場加映:「若無繁盛的在地經濟,人民沒有權利,土地沒有聲音」Judy Wicks 與地方共榮,打造 60 億人都坐得下的餐桌

      「因為我們都是地球有機體的一部分,我們需要感受我們所生存的世界,感受動物的恐懼,社會變遷的傷害,然後找到每個人自己的良知。」

      Judy Wicks 除了在自己的社區做食農教育,同時也和大廠商合作,告訴他們有更好的方法成為一個備受尊敬的友善食品製造商,一起加入食農教育的行列。

      為全世界找回被遺忘的食材

      (Javara 食品公司的創辦人 Helianti Hilman。來源:社企流)

      「健康食品買不起,那就自己種吧!」

      創立 Javara 食品公司的 Helianti Hilman 是一名家庭主婦,也是印尼的食農教育先驅與成功的創業家。從小生長於偏鄉農村的 Helianti 長大後定居馬尼拉,一開始也只是出於簡單的初心,希望自己的家人能吃到健康的食物,於是在自己的花園裡種菜,但在一開始無論怎麼種都沒辦法把菜苗種好,反之,許多野生的植物快速滋長蔓延取而代之。

      直到有一天,一個原住民朋友告訴他院子裡那些野生作物其實是很珍貴的傳統食材,Helianti 恍然大悟:我們是不是在集約農業和快速商業化的過程中遺忘了許多重要的事情?

      「我們都忘了印尼有多棒的生物多樣性,有許多天然而且富含營養價值的食物,遺忘了大自然的恩賜,我需要付諸行動。」

      除了開發當地食材,Helianti 很清楚需要創造需求者,所以她四處推廣健康的飲食習慣,幫助消費者建立更好的飲食習慣和品味,並為他們開發每個人都買得起的產品,一同幫助小農、推廣食農教育。(同場加映:「人們早已忘記,我們曾擁有超過 7 千種稻米」印尼食農先驅 JAVARA 保存食物多樣性,將在地農產推向國際

      市集 X 教育,讓友善農業走進人們的生活

      (合樸農學市集創辦人陳孟凱。來源:社企流)

      合樸農學市集創辦人陳孟凱從 11 年前投入友善農業,積極在中部地區舉辦市集和大大小小的食農教育課程,多年的經驗讓他清楚知道,只有一小群人關注友善農業、在地經濟是不足的,於是他創辦市集,讓友善農業走入大家的生活。(同場加映:拋開高薪卻充滿病痛的生活,他開辦「合樸農學市集」,以有機蔬果找回健康人生

      「社會企業如何讓自己的社會使命能夠成功被達成,關係的建立很重要,於是我們讓市集不只是市集,也參與了教育。」

      合樸農學市集利用實作課程當作前導,儘管遇到大雨、寒流,市集也不擔心沒有人,因為當消費者藉由課程了解市集裡農民所生產的食物和作物遠比超市更好時,他們會有非常大的動力參與市集。

      最近幾年,陳孟凱更是致力於臺灣黃豆的復興以及教育,除了在市集中販售,也開設許多黃豆食品的手作課程,讓消費者藉由自己製作豆腐認識健康食材的重要性,至今已經培養 30 位社區豆腐坊的師傅,成立 8 家社區豆腐枋,另外也開設黃豆食品釀造工作室,邀請大家使用臺灣黃豆,支持本土的黃豆小農。

      找到聰明的方法,讓食農教育遍地開花

      「當代人的要求很高,同時要好吃又要健康,不然對於健康的追求就會像一場折磨,所以有好的廚師與食譜很重要,食農教育也需要餐桌上的美味。」

      論壇的尾聲, 3 位講者都提出了相同的看法,認為應讓大眾能在追求健康的過程中也獲得好的飲食經驗,因此他們 3 人在經營社會企業的過程中,都不約而同找來廚師成為自己的夥伴,從舉辦食譜活動、烹飪教室,到找知名廚師代言、與知名餐廳合作等,他們發覺只要東西好吃,就能吸引更多新夥伴加入友善大自然的行列。

      除此之外,在與農民合作方面,3 位講者也特別強調了品管的重要,尤其當組織擴張以後,不僅會有越來越多的農民參與,也會面臨越來越多的競爭者,因此建立一套品管標準來確保新進農民的作物生產流程是必要的。正如同陳孟凱所述「食農教育除了用說得以外,如何落實才真的重要。所以新農民加入前,真的需要花時間觀察,讓支持我們的消費者能夠持續信任自己的品牌。」

      (3 位講者與主持人合影。來源:社企流)

      核稿編輯:金靖恩

      延伸閱讀
      >> 沒有教室的學校:羅馬設計師的「幼兒園農場」,讓孩童向大自然學習
      >> 吃一口冰、配一個環境故事——台南老冰店第三代創業,讓冰淇淋化身「環境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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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 chiu

      da leggere,
      17 giu 2018, 21:48:3617/06/18
      a Yt Yt
      震驚 耶魯大學突然宣布不招中國學生
      www.creaders.net | 2018-06-16 01:17:26  張江平台經濟 | 17條評論 | 查看/發表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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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有天賦,又勤奮,可是為什麼世界一流大學開始不愛招中國學生了?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分析了原因。這些年看到這麼多從國內培養出來的杰出高材生,他們在專業上這麼突出,但思維方式那麼僵化、偏執,社會交往能力又那麼差,除了自己狹窄的專業就不知道怎麼跟人打交道、怎麼表達自己,讓我非常痛心。這些問題的根子都出在教育上,包括正式的學校教育、家教和社會文化教育。

      為什麼世界一流大學不愛招中國學生?有兩件事再次引發了我對中國教育的擔憂。

      一個是,跟一位美國名牌大學金融教授談博士研究生招生政策時,他說他們今後可能不再招收中國博士研究生了。

      這不是種族歧視問題,他自己也是中國人,而是因為過去多年的中國學生,開始學習成績都好,後來做博士論文研究時雖然未必突出,但還可以,可是等到畢業上學術市場找教職崗位時,表現都不好,沒辦法找到一流大學教職。所以,他們不想再浪費時間培養中國學生了。

      實際上,不只是他們大學有這個打算,我所在的耶魯和其他大學,也討論過同樣的問題。雖然我們沒有決定完全停招中國學生,但有意識地少招或者偶爾不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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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2015年為例,美國的前30名金融係畢業的博士中,來自中國的不少,但找教職崗位最成功的是去了加州理工學院,那個大學當然不錯,可是,這麼多中國博士生中沒有一個被前10名或前15名金融係招聘。

      由于這些博士都畢業于頂尖金融院係,這一結果很讓人失望,各學校投入的資源和教授精力那麼多,并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

      第二是,在美國金融和硅谷高科技行業中,印度裔高管遠超華裔。

      大家熟悉的谷歌、微軟、Adobe、軟銀、花旗集團等公司的CEO都是印度人,在這種級別的美國公司中似乎想不起一個中國人CEO。公司副總裁一級的印度人就更多了。

      而且,不只是美國企業界里中國人和印度人的反差這麼大,在大學里也如此。比如,幾年前美國主要商學院中,有12個在選拔招聘商學院院長,其中有10個給了印度裔聘書,沒有一個給中國裔。盡管後來一些印度裔謝絕了,但這本身也反映出中國和印度之間在教育、文化上的差距。

      中國人天賦好,又聰明勤奮,但為什麼結果會如此令人失望,跟美國、印度和其他國家的人差別那麼大呢?

      答案主要在兩方面:一是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包括中國父母對子女的養育方式;另一方面是與中國文化鼓勵“听話”“順從”緊密相關,這些文化烙印實際上是中國人一輩子的包袱,走到哪里都無法丟掉,到哪里都吃虧。

      先談教育。

      張三(匿名)出生于國內某大城市,高中畢業輕松考上北大清華這樣的國內頂尖名校,等他到耶魯讀博士時,哪怕再難的數理經濟模型對他來說都太容易。在我的博士生課堂上,他毫無疑問一直是最優秀的,即使在耶魯這樣的世界各地天才匯聚的地方,他的聰明才華照樣遙遙領先。

      可兩年後的一天,正當他全力以赴深入做研究而且已經有出色成果的時候,張三找我私聊,說他在考慮是否退學回國去做PE投資基金,因為他父母好友願意出資5000萬美圜由他去負責管理,機會難得。

      我問他:“你的天賦如此出色,我一直認為你最有希望出類拔萃,出一流學術成就。告訴我,你是否真的對學術研究、學術生涯有興趣、有激情?”

      多年的經歷讓我清楚,一個人如果對他從事的工作沒興趣、無激情,尤其當他做的是學術研究時,那麼,要他做好、要他做出別人想不到的創造性成績,那等于是趕鴨子上架,難!每天做自己沒興趣的事情,只會是應付,不會鑽進去的,那樣他自己也會痛苦、很累。

      張三回答說:“對學術研究談不上有興趣。我可以做,也可以寫學術論文,但這不是我的興趣與激情所在。”這下好了,我跟同事原來期許厚望的博士生,對我們的專業也就是如此。我接著問他:“那你為什麼要申請金融博士研究生呢?”他的回答不奇怪:“因為父母要我這樣做,而且看到其他同學都這樣做。”

      很多年來教過的中國學生中,真正因為自己喜歡而研讀經濟學、金融學的是極少數,絕大多數是因為父母的壓力和安排。

      既然他們都不是因為自己真實的興趣而為,出現上面我們談到的,那麼多讀金融博士、經濟學博士的中國學生最後在職場上表現一般甚至較差,就不足為奇。趕鴨子也許可以上架,但上不了高架的。

      我見過的很多父母可能從來沒有問過,更沒有想過“什麼是最好的學校”“什麼是最好的教育”。學過優化理論的人都知道,“好”“不好”“較好”“最好”這些價值判斷都只能是相對的,必須首先搞清楚的是“相對于誰”“相對于什麼”,因為不存在沒有度量指標、沒有參照係的“好”和“最好”。

      很多人往往是根據父母自己認為“好”的標準去選擇“最好”的學校和專業,等于讓子女去過一種父母認為好但子女自己未必認為好的職業和生活。有時候,這實際上是迫使子女去實現父母自己沒有能實現的專業夢。

      有的人是隨大流,去追求大家都認為最好的哈佛、耶魯或者北大、清華。如果你問他們“為什麼哈佛耶魯好、北大清華好”時,他們也說不上來。

      好與不好,只有基于子女的個人興趣、偏好、個性和天賦才有意義。否則,不僅沒有意義,而且很容易造成天賦與人才的浪費,結果只會是子女學習、工作沒有熱情,無精打采,每天因為在做自己沒有感覺的學習或工作而特別累,而且會時常抱怨,對生活、工作失去興趣。

      在任何社會中,人才資源是各項資源中最為重要的,因此,把每個人的興趣和天賦跟其專業盡量配置得一緻,是整個經濟中最為關鍵的一部分,也是決定一個國家整體資源配置效率的最關鍵因素。

      我們想象一下:一個社會中,每個人都在做自己并沒有興趣但為了養家 口又不得不做的事,而且每件工作都是由那些并沒有興趣的人在做;在另一個社會里,每個人都選擇做自己有激情的事情,而且每份工作都是由對其有興趣的人在做。那麼,這兩個社會中,哪個社會的整體幸福感更高、效率和創造力也更高呢?

      不同文化背景導緻了中國人和印度人的不同表現。

      耶魯校長理查德·萊文也曾提出學習的用途,并不是為了自己的職業,而是追尋自己的價值。

      理查德·萊文(Richard Charles Levin)是享譽全球的教育家,曾在1993至2013年任耶魯大學校長,上一位任滿20年耶魯校長的還是1899年就任的亞瑟·哈德利(Arthur TwiningHadley)。

      理查德·萊文曾說過:如果一個學生從耶魯大學畢業後,居然擁有了某種很專業的知識和技能,這是耶魯教育最大的失敗。因為,他認為,專業的知識和技能,是學生們根據自己的意願,在大學畢業後才需要去學習和掌握的東西,那不是耶魯大學教育的任務。

      那大學教育有什麼用呢?

      理查德·萊文在他的演講集《大學的工作》(《The Work of the University》)中這樣提到,耶魯緻力于領袖人物的培養。在萊文看來,本科教育的核心是通識,是培養學生批判性獨立思考的能力,并為終身學習打下基礎。

      通識教育的英文是,liberal education,即自由教育,是對心靈的自由滋養,其核心是——自由的精神、公民的責任、遠大的志向。

      自由地發揮個人潛質,自由地選擇學習方向,不為功利所累,為生命的成長確定方向,為社會、為人類的進步做出貢獻。——這,才是萊文心目中耶魯教育的目的。

      正如《大學的觀念》(《The Idea of aUniversity》)的作者約翰·紐曼(John Henry Newman)所說:“只有教育,才能使一個人對自己的觀點和判斷有清醒和自覺的認識,只有教育,才能令他闡明觀點時有道理,表達時有說服力,鼓動時有力量。教育令他看世界的本來面目,切中要害,解開思緒的亂麻,識破似是而非的詭辯,撇開無關的細節。教育能讓人信服地勝任任何職位,駕輕就熟地精通任何學科。”

      職業和做人。

      下面這個故事很流行:一家硅谷公司招來三個實習生,分別是中國人、印度人和美國人。美國實習生只求把事情做完就好,一到下班立馬走人。他對一些問題盡管一知半解但也能侃侃而談,一分鐘可以講完的問題,能講五分鐘。中國實習生很努力,活干得最多最好,但不愛多說話。

      印度實習生工作做得沒有中國實習生精細,但也不差。雖然講話帶有口音,但最愛發問,擅長表達自己。在實習期間,學到東西最多的是中國實習生,但是,最後人們最能記住的是那位印度學生。

      這個故事當然是中國人喜歡講的,因為中國人看重“硬本事”、看輕“軟本事”;按照這種我們熟悉的價值觀,這個故事實際是想抬高中國人、貶低印度人,也包括貶低美國人,很符合中國人的口味。

      但問題也恰恰出在這里,因為我們這種看重“硬本事”的文化取向造就了中國人只能干苦力活、不能像印度人那樣在硅谷和美國大學等領域成為領袖人物;也正因為美國和印度社會既看重“硬本事”也看重“軟本事”,所以,反饋到文化和教育領域,就變成了不只是要強調數理化,也要強調人文社會科學,在判斷人才時不只是看他的硬技能,也看他的表達能力、溝通能力,看他是否是一個風趣的人。

      比較極端的是,不少中國父母在子女好不容易到美國大學讀書後,又偏偏要他們花大學四年學會計,這的確是“硬技術”,對找工作最便利。但是,他們沒有想到,實際上中國會計規則跟美國不完全相同,學完美國會計規則,到了國內還要補課才能做會計。而且像會計這種職業性這麼強的專業,根本不需要到美國大學去花錢學四年,在國內的技校就可以學到,然後在國內考會計資格,那樣既省錢又更實用。

      這些朋友說,他們擔心子女畢業後不好找工作,會計好找工作。如果是這樣,國內技校不是更好嗎?而且,退一步講,如果只是為了找工作,麥當勞不是有很多工作機會嗎?

      實際上,這里關鍵還是在于對“教育”的理解和認識問題。教育有兩項主要功能:一是為了職業,一是為了做人,尤其是為了做一個有意思、有趣味、有意義的人。職業培養是為了飯碗,而“做人”的教育是為了讓人不只是職業工具,而更重要的是做人。

      許多朋友一听到自己子女想學歷史、文學、藝術,或者心理學、政治學、社會學,就很生氣,認為這些“軟本事”沒任何用,不便于找工作,等等。但是,他們不知道,這些“軟本事”恰恰是使一個人更加有意思、有趣味的基礎。

      世界需要有“硬本事”的人,但世界是由那些能說會道、知識淵博的人領導的。即使我們走出企業領導、政府領導階層,在社會生活中,那些除了職業以外,還了解我們歷史、社會、政治和經濟是怎麼來的人,也是更加有趣的人,同時,更可能是社會中的成功人士。

      隨著互聯網資源的豐富膨脹,各類專業技術通過谷歌隨時隨地可以查到,獲得“硬本事”的方式可以是技校、大學,也可以是通過上網就行。所以,“硬本事”的相對價值在降低。但,全球一體化的社會對于軟知識、軟本事的需求比以前大增。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中國人不在“軟本事”方面追趕美國和印度,我們可能只能繼續以苦力活、以低利潤活為主,而高利潤、高收入的工作則繼續由美國和印度人控制。

      就每個人的生活而言,從幼儿園到小學、中學和大學都應該強化通識教育,也是為了讓自己能一輩子活到老幸福到老。通識教育不僅能讓一個人增加“軟本事”,而且還會讓你接觸了解各種不同學科領域的知識與研究,激發你方方面面的好奇心和興趣。

      一旦你對許多東西有好奇和興趣後,一輩子中的不同時段總會有讓你感興趣、讓你激動的追求和話題,不會過得枯燥,而會充實生命中每個階段的生活內容,最大化一輩子的幸福感。

      中國文化鼓勵“听話”和“順從”。

      之所以中國人跟美國人、印度人的差別這麼大,也當然跟中國文化鼓勵“听話”“順從”緊密相關。在中國長大的過程中,父母等週邊的人都教你“乖乖听話”、听長輩的話。不管走到哪里,只要見到比自己年長的,都要小聲講話,要順從听話,不能挑戰長者和權威的言論。

      正因為從出生開始,二三十年之內,週邊大多數人都比自己年長,都是自己必須要順從听話的對象,所以,每個人在成長的二三十年里都會被馴化得乖乖的,沒機會鍛煉講話辯論。長大後即使想學習辯論、學習作報告演講技巧,也很難改變從小被迫養成的“听話不作聲”習慣。

      在中國,別人說“你的孩子好听話”是對你子女的表揚,父母也會因此而欣慰。而我在美國生活的30年里,從來沒有听到美國人以這種話去夸獎人家孩子的,因為美國人會認為“听話”“順從”是貶義,是沒有個性的表現,因此,沒有人願意被這樣評價的。

      美國學校更注重學生思辨能力的培養看,正因為這種思辨能力的培養,現在我跟女儿討論問題時,她們一听到任何話,很自然地就會去懷疑、審視,然後就看能否找到證據來證明這個話邏輯上或者事實上、數據上站不住腳。

      這種習慣看起來簡單,但是對于培養獨立的思辨能力,讓學生畢業以後,特別是大學畢業以後,不只是簡單地听領導的話的機器,這些是非常重要的自然的開端。

      當然,思辨對于美國教育體係培養出來的人是很自然的,有時候我也想,美國這個社會真的蠻有意思,不管是聰明的、還是笨的人,不管是有能力的、還是沒有能力的人,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很厲害,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個人物,對什麼事都會有一番高論。Fred Chiu Chiu




      Fred chiu

      da leggere,
      17 giu 2018, 22:05:4017/06/18
      a Yt Yt
      8 Reasons Young Americans Don't Fight Back: How the US Crushed Youth Resistance
      8 Reasons Young Americans Don't Fight Back: How the US Crushed Youth Resistance
      By Bruce E. Levine / alternet.org
      / Aug 4, 2011

      Traditionally, young people have energized democratic movements. So it is a major coup for the ruling elite to have created societal institutions that have subdued young Americans and broken their spirit of resistance to domination.  

      Young Americans—even more so than older Americans—appear to have acquiesced to the idea that the corporatocracy can completely screw them and that they are helpless to do anything about it. A 2010 Gallup poll asked Americans “Do you think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ill be able to pay you a benefit when you retire?” Among 18- to 34-years-olds, 76 percent of them said no. Yet despite their lack of confidence in the availability of Social Security for them, few have demanded it be shored up by more fairly payroll-taxing the wealthy; most appear resigned to having more money deducted from their paychecks for Social Security, even though they don’t believe it will be around to benefit them.  

      How exactly has American society subdued young Americans? 

      1. Student-Loan Debt. Large debt—and the fear it creates—is a pacifying force. There was no tuition at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when I attended one of its colleges in the 1970s, a time when tuition at many U.S. public universities was so affordable that it was easy to get a B.A. and even a graduate degree without accruing any student-loan debt. While those days are g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universities continue to be free in the Arab world and are either free or with very low fees in many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millions of young Iranians who risked getting shot to protest their disputed 2009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millions of young Egyptians who risked their lives earlier this year to eliminate Mubarak, and the millions of young Americans who demonstrated against the Vietnam War all had in common the absence of pacifying huge student-loan debt.

      Today in the United States, two-thirds of graduating seniors at four-year colleges have student-loan debt, including over 62 percent of public university graduates. While average undergraduate debt is close to $25,000, I increasingly talk to college graduates with closer to $100,000 in student-loan debt. During the time in one’s life when it should be easiest to resist authority because one does not yet have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many young people worry about the cost of bucking authority, losing their job, and being unable to pay an ever-increasing debt. In a vicious cycle, student debt has a subduing effect on activism, and political passivity makes it more likely that students will accept such debt as a natural part of life. 

      2. Psychopathologizing and Medicating Noncompliance. In 1955, Erich Fromm, the then widely respected anti-authoritarian leftist psychoanalyst, wrote, “Today the function of psychiatry, psychology and psychoanalysis threatens to become the tool in the manipulation of man.” Fromm died in 1980, the same year that an increasingly authoritarian America elected Ronald Reagan president, and an increasingly authoritarian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dded to their diagnostic bible (then the DSM-III) disruptive mental disorders for children and teenagers such as the increasingly popular “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 (ODD). The official symptoms of ODD include “often actively defies or refuses to comply with adult requests or rules,” “often argues with adults,” and “often deliberately does things to annoy other people.”

      Many of America’s greatest activists including Saul Alinsky (1909–1972), the legendary organizer and author of Reveille for Radicals and Rules for Radicals, would today certainly be diagnosed with ODD and other disruptive disorders. Recalling his childhood, Alinsky said, “I never thought of walking on the grass until I saw a sign saying ‘Keep off the grass.’ Then I would stomp all over it.” Heavily tranquilizing antipsychotic drugs (e.g. Zyprexa and Risperdal) are now the highest grossing class of medi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6 billion in 2010); a major reason for this, according to th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in 2010, is that many children receiving antipsychotic drugs have nonpsychotic diagnoses such as ODD or some other disruptive disorder (this especially true of Medicaid-covered pediatric patients). 

      3. Schools That Educate for Compliance and Not for Democracy. Upon accepting the New York City Teacher of the Year Award on January 31, 1990, John Taylor Gatto upset many in attendance by stating: “The truth is that schools don’t really teach anything except how to obey orders. This is a great mystery to me because thousands of humane, caring people work in schools as teachers and aides and administrators, but the abstract logic of the institution overwhelms their individual contributions.” A generation ago, the problem of compulsory schooling as a vehicle for an authoritarian society was widely discussed, but as this problem has gotten worse, it is seldom discussed.

      The nature of most classrooms, regardless of the subject matter, socializes students to be passive and directed by others, to follow orders, to take seriously the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of authorities, to pretend to care about things they don’t care about, and that they are impotent to affect their situation. A teacher can lecture about democracy, but schools are essentially undemocratic places, and so democracy is not what is instilled in students. Jonathan Kozol in The Night Is Dark and I Am Far from Home focused on how school breaks us from courageous actions. Kozol explains how our schools teach us a kind of “inert concern” in which “caring”—in and of itself and without risking the consequences of actual action—is considered “ethical.” School teaches us that we are “moral and mature” if we politely assert our concerns, but the essence of school—its demand for compliance—teaches us not to act in a friction-causing manner.  

      4. “No Child Left Behind” and “Race to the Top.” The corporatocracy has figured out a way to make our already authoritarian schools even more authoritarian. Democrat-Republican bipartisanship has resulted in wars in Afghanistan and Iraq, NAFTA, the PATRIOT Act, the War on Drugs, the Wall Street bailout, and educational policies such as “No Child Left Behind” and “Race to the Top.” These policies are essentially standardized-testing tyranny that creates fear, which is antithetical to education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Fear forces students and teachers to constantly focus on the demands of test creators; it crushes curiosity, critical thinking, questioning authority, and challenging and resisting illegitimate authority. In a more democratic and less authoritarian society, one would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a teacher not by corporatocracy-sanctioned standardized tests but by asking students, parents, and a community if a teacher is inspiring students to be more curious, to read more, to learn independently, to enjoy thinking critically, to question authorities, and to challenge illegitimate authorities. 

      5. Shaming Young People Who Take EducationBut Not Their SchoolingSeriously. In a 2006 survey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was found that 40 percent of children between first and third grade read every day, but by fourth grade, that rate declined to 29 percent. Despite the anti-educational impact of standard schools,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are increasingly propagandized to believe that disliking school means disliking learning. That was not always the case in the United States. Mark Twain famously said, “I never let my schooling get in the way of my education.” Toward the end of Twain’s life in 1900, only 6 percent of Americans graduated high school. Today, approximately 85 percent of Americans graduate high school, but this is good enough for Barack Obama who told us in 2009, “And dropping out of high school is no longer an option. It’s not just quitting on yourself, it’s quitting on your country.”

      The more schooling Americans get, however, the more politically ignorant they are of America’s ongoing class war, and the more incapable they are of challenging the ruling class. In the 1880s and 1890s, American farmers with little or no schooling created a Populist movement that organized America’s largest-scale working people’s cooperative, formed a People’s Party that received 8 percent of the vote in 1892 presidential election, designed a “subtreasury” plan (that had it been implemented would have allowed easier credit for farmers and broke the power of large banks) and sent 40,000 lecturers across America to articulate it, and evidenced all kinds of sophisticated political ideas, strategies and tactics absent today from America’s well-schooled population. Today, Americans who lack college degrees are increasingly shamed as “losers”; however, Gore Vidal and George Carlin, two of America’s most astute and articulate critics of the corporatocracy, never went to college, and Carlin dropped out of school in the ninth grade. 

      6. The Normalization of Surveillance. The fear of being surveilled makes a population easier to control. While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 has received publicity for monitoring American citizen’s email and phone conversations, and while employer surveillanc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ommon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ng American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acquiescent to corporatocracy surveillance because, beginning at a young age, surveillance is routine in their lives. Parents routinely check Web sites for their kid’s latest test grades and completed assignments, and just like employers, are monitoring their children’s computers and Facebook pages. Some parents use the GPS in their children’s cell phones to track their whereabouts, and other parents have video cameras in their homes. Increasingly, I talk with young people who lack the confidence that they can even pull off a party when their parents are out of town, and so how much confidence are they going to have about pulling off a democratic movement below the radar of authorities? 

      7. Television. In 2009, the Nielsen Company reported that TV view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at an all-time high if one includes the following “three screens”: a television set, a laptop/personal computer, and a cell phone. American children average eight hours a day on TV, video games, movies, the Internet, cell phones, iPods, and other technologies (not including school-related use). Many progressives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concentrated control of content by the corporate media, but the mere act of watching TV—regardless of the programming—is the primary pacifying agent (private-enterprise prisons have recognized that providing inmates with cable television can be a more economical method to keep them quiet and subdued than it would be to hire more guards).

      Television is a dream come true for an authoritarian society: those with the most money own most of what people see; fear-based television programming makes people more afraid and distrustful of one another, which is good for the ruling elite who depend on a “divide and conquer” strategy; TV isolates people so they are not joining together to create resistance to authorities; and regardless of the programming, TV viewers’ brainwaves slow down, transforming them closer to a hypnotic state that makes it difficult to think critically. While playing a video games is not as zombifying as passively viewing TV, such games have become for many boys and young men their only experience of potency, and this “virtual potency” is certainly no threat to the ruling elite. 

      8. Fundamentalist Religion and Fundamentalist Consumerism. American culture offers young Americans the “choices” of fundamentalist religion and fundamentalist consumerism. All varieties of fundamentalism narrow one’s focus and inhibit critical thinking. While some progressives are fond of calling fundamentalist religion the “opiate of the masses,” they too often neglect the pacifying nature of America’s other major fundamentalism. Fundamentalist consumerism pacifies young Americans in a variety of ways. Fundamentalist consumerism destroys self-reliance, creating people who feel completely dependent on others and who are thus more likely to turn over decision-making power to authorities, the precise mind-set that the ruling elite loves to see. A fundamentalist consumer culture legitimizes advertising, propaganda, and all kinds of manipulations, including lies; and when a society gives legitimacy to lies and manipulativeness, it destroys the capacity of people to trust one another and form democratic movements. Fundamentalist consumerism also promotes self-absorption,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he solidarity necessary for democratic movements.  

      These are not the only aspects of our culture that are subduing young Americans and crushing their resistance to domination. The food-industrial complex has helped create an epidemic of childhood obesity, depression, and passivity. The prison-industrial complex keeps young anti-authoritarians “in line” (now by the fear that they may come before judges such as the two Pennsylvania ones who took $2.6 million from private-industry prisons to ensure that juveniles were incarcerated). As Ralph Waldo Emerson observed: “All our things are right and wrong together. The wave of evil washes all our institutions alike.”

       https://www.filmsforaction.org/news/8-reasons-young-americans-dont-fight-back-how-the-us-crushed-youth-resistance/

      Bruce E. Levine is a clinical psychologist and author of Get Up, Stand Up: Uniting Populists, Energizing the Defeated, and Battling the Corporate Elite  (Chelsea Green, 2011). His Web site is www.brucelevine.net

      Fred chiu

      da leggere,
      18 giu 2018, 02:42:4218/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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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危机——另类经济实践的浮现

      2017-07-10
      770 Views

      本文选自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若奥·卡拉卡[Joao Caraca]、古斯塔夫·卡多佐[Gustavo Cardoso]主编的《余波:经济危机下的文化》,第四章〈超越危机〉,第9节,210-251 页–超越危机:另类经济实践的浮现。

      作者:[西]乔安娜·科尼尔 [美]曼纽尔·卡斯特 [西]阿马利亚·卡德纳斯 [美]丽萨·塞温
      翻译:卢睿洋   | 校订:黄孙权 |  校对:唐晓林、袁安奇、王世桦

      [1] 前言

      2008年的经济危机动摇了欧美上百万人的生活根基。突然间,就业形势不稳定,信贷紧缩,消费缩减到必需品,社会服务大多中断,孩子们的未来乌云密布,家长打消了对下一代的高度期望。而对于有些人来说,危机是意料之中的,他们不指望在“资本主义”这一主导的社会、经济组织方式的标签之下,自己的生活会变好。他们看破了这个赖于周期性危机的系统的稳定外观,并且拒绝它的基本原则。他们反对每况愈下的生活:人们拼命挣钱来消费毫无意义的商品与服务,吃化学食品慢性中毒,在愈加暴戾的世界中与同胞拼个你死我活,他们反对所有这些荒谬之举。环境破坏让他们愤懑,那相当于提前终结人类在这蓝色星球上的历险。

      那些敢于探索另类生活方式的人,基于另一套经济实践,寻求生活的使用价值和充满意义的人际关系,建立了团结、支持、实验的网络。他们并没有脱离社会,其中大多数人都有正规工作,享受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然而他们在运用这些资源的同时,投身于生产、消费、交换、教育、医疗、住房、都市生活、沟通和文化交流的多样形式,正是这些赋予他们生活的意义。与此同时,他们以合作的模式一起行动,逐渐建立起相对的自治,以此对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建制。所以当危机降临时,他们有备无患。的确,从他们的角度看来,紧随危机而来的戏剧性事件不但没有让他们窘迫,反而确证了他们一直以来的呼吁。从此他们更加坚定信念,因为突然间他们似乎成了明智的群体,而不再是反文化的边缘人群了。

      而对于做着消费梦度日、惧怕脱离常态的人而言,当危机打断了他们的日子,些许让他们瞥见了别样生活的案例就像一扇希望之窗。他们并非突然之间扭转了意识形态,而是市场规则下的生活实难维系。失业和信贷低迷截断了他们的消费之路。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无法担保他们的生活,这使未来的不确定性大大上升。政治精英们在为他们解决问题时显出的无能使他们对处理危机的相关机构丧失信心。唯一的安身之所是自己家,但家也随时有可能因为被剥夺抵押赎回权而消失。进而,围绕那些不依赖银行或政府的自治经济实践来重建日常生活的这一观念就变得比传统的经济行为模式更加现实了。这并不等于说全世界的民众都加入了另类经济文化的实践,而是说把文化变革和经济幸存结合起来,变得越发可能。实际上我们并不清楚这种结合在多大程度实现了,它基于特定的国家状况、当地状况、经济环境和社会团体。只有通过严格的调查才能建立档案。这就是我们在本章要呈现的研究目的。我们知道在世界各地有大量另类经济实践,其中一些是残存的前资本主义文化,一些是有意重新发明生活方式的计划,还有一些在努力适应当前资本主义不稳定的局势。在各种语境下涌现出了越来越丰富的文献,它们论述了这些实践及其对社会和经济转型的意义。(Adaman and Madra, 2002; Gibson-Graham, 2002, 2006; Leyshon, Lee, and Williams, 2003; North, 2005; Miller, 2006)

      本章我们将聚焦从加泰罗尼亚地区这一特殊背景中崛起的另类经济实践。尽管加泰罗尼亚总被冠以反叛、文化创新、挑战强权的社会运动这些特质,但我们并不想强调我们的田野有多么特殊。的确,我们相信在其他国家(比如德国、英国)的另类实践同样成果丰硕。选取加泰罗尼亚,仅仅因为在这里我们有便利条件直接对其社会转型过程做经验研究,这对理解欧洲多国出现的新社会动力至关重要。

      研究过程中,我们很清楚必须区分有意创造新生活方式的另类经济实践和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非资本主义实践,后者出于生活所迫或对非商品化社会形式的维持。所以我们的研究中有两个不同的焦点,我们试图在分析中整合两者。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一些网络、组织和个人,至少在业余时间中,有意地脱离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模式,而依从对自身有意义的规则与价值。再一方面,我们也调研了危机期间这些实践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广大民众的行为中。虽然我们的发现只是初步的,但已经显示出,有意的另类经济文化与受到经济危机冲击的主流社会文化之间的共鸣比公认的要大得多。

      这一假设可以解释我们的方法论,在这里先简述一下这些方法,相关技术细节请参阅本章方法论附录。首先,我们研究了加泰罗尼亚地区有意的另类经济实践的总体状况,步骤有三:

      1.我们标定了投身于这些实践的网络和组织,并依战略角色和对实践的了解,采访了70个个人。

      2.基于这些采访,我们制作了一部纪录片(1),与国内和国际的更多观众交流我们的发现。

      3.我们用这部影片激发八组座谈会的讨论,以此理解多种多样的另类经济文化中的意识构成,并与那些没有参与这种文化的个人做对比。

      基于定性研究的结果,我们制作了调查问卷,对加泰罗尼亚地区有代表性的人群样本做了调查(受访者数为800人)。这一调查意在测定每种被标定的另类经济实践在社会中的传播程度,确定在经济危机期间促进和抑制其传播的因素。本章将呈现这些研究的成果,并阐释我们的观察的意义。

      [2]另类经济实践的文化和组织方式

      当很多经济实践不再符合那种贯穿整个社会的资本主义市场规则所结构的模式时,在一些案例中浮现出一种深思熟虑的尝试,试图将这些实践连接起来,形成一幅生活意义的另类愿景。本节里我们将着重理解这些有意导向使用价值经济的实践,以及围绕这些实践的话语。会涉及到以多种方式组织的实践,如网络、协会、集体或组织(多种法律地位的合作社)。

      首先我们要标定与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组织有关的实践。虽然我们的观察集中在2009-2011年,也就是经济危机期间,但这些组织和相关实践中有很多出现在危机之前,它们也在寻求更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参与者达数千人,其中多数是年轻的成年人(平均年龄约35岁),基本都受过大学教育。

      为了更加清晰,我们将这些组织和成员的多样总体按如下类型分组(图一、表一)。

      组织数量成员平均数量参与者总数
      生态农业生产网络1222个家庭264×4=1056
      生态农业消费合作社12030个家庭3600×4=14400
      交换网络451205400
      社会货币网络1550750
      自由大学3200600
      黑客实验室1150150
      共享育儿合作社1025250
      种子银行网络42080
      基于社区的都市果园4015600
      总计(2)250 

      71138

      23286
      +道德银行(3)4284554
      254307840

      表一:加泰罗尼亚地区大部分积极投身于另类经济实践的组织类型学,对组织数量和参与者数量的估算(2008-2011)。

      图一:加泰罗尼亚地区另类经济实践总体情况。该图描绘了2010-2011年间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最普遍的另类经济实践的结构。

      2.1 生产

      该地区最重要的另类生产形式是生态农业耕作、食物加工。生态农业不仅指有机生产,而且还包括生产者们所下的这个定义,“维护土壤、生态系统和人员健康的生产系统”。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有许多生态农场,上百位农夫分布其间。

      在城市中也有生态农业生产,一些项目得到了市政府的支持。在巴塞罗那,我们统计到十五个都市社区果园,由邻里们耕作照料,人数达600人。一项重要的生态农业活动是组织、维持种子银行,这能保护当地蔬果多样性,减缓全球范围里原生种子灭绝的趋势。这些种子银行还组成了种子银行网络。

      在相关的非农业活动领域,自足生产[self- subsistence production]有增长的迹象,比如面包烘焙、家禽养殖以及在私家阳台和花园里的蔬菜种植。也出现了家用器皿的手工生产。大多行为都被整合到支持、建议、共享的网络中。

      2.2 消费

      近年来,生态农业消费合作社增长迅猛。它们通常只由消费者组织,但有些案例也结合了生产者与消费者。虽然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生产-消费网络方兴未艾,但它们链接了法国南部的类似协会,比如强有力的“保护农民农业协会”[Association pour le Maintien de l ́Agriculture Paysanne],以及安达卢西亚地区的活跃协会,如塞维利亚市的“荨麻” [La Ortiga],马拉加市的“无花果” [La Breva],格拉纳达市的“安西纳日”[El Encinar]。这些协会建立在生产者与消费者间牢固的承诺上,以团结互助为纽带。在加泰罗尼亚有超过100个生态农业消费群体。复杂的内部讨论保证了消费者与生产者达到各自利益的公平。这些团体大多起于2000年前后,它们的壮大既源于另类政治文化,也源于人们对化工生产系统导致的食物健康问题日益关心。2008年,人们组织了一个“会议空间”,聚集了上万个消费合作社运动的参与者展开讨论。这次聚会名为“里程碑”[La Repera],人们拒绝组织正式的协调,因为大家相信各团体应该自主,围绕另类的食物消费这一共同目标所展开的运动要采取何种形式、设立何种目标,应该被开放地讨论。在众多参与者看来,合作社的工具层面只是他们集体计划中的一部分。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审议的网络,来决定如何依照生态和伦理价值生活。家长们组织的自主学校食堂实验是消费合作社的延伸,以此确保孩子们食用的是生态农业产品。同时还出现了建立合作管理的生态农业餐厅的趋势。

      2.3 交换

      有大量实行货物和服务的物物交换的交换市场和交换网络。大多数市场每周在公共广场组织,首先服务于当地居民。其中不涉及金钱交易,而是基于自愿估价的物物交换。通常交换过程会延伸到邮件列表中,有一系列当地居民使用的克雷格列表网站[Craiglist]。最活跃的交换网站是巴塞罗那格拉西亚区的“柴格拉”[Xaingra],有超过一千名成员在邮件列表中。这些交换系统的普遍特点是信任一个特定的网络。服务交换也很重要,人们交换技能与时间,时间银行系统在世界各地迅速发展。我们在加泰罗尼亚标定了46个本地交换网络,在巴塞罗那有14个。

      2.4 社会货币和道德银行

      社会货币是一种正式印发的货币,表示只被当地网络内部使用或者与当地网络相连、购买当地货物或服务并为其他网络所接受的价值单元。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持与当地的生产、分配的联系,由于其价值取决于网络的参与者,所以也避免了资本累积。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最发达的社会货币网络是蒙塞尼区的“生态智惠”[Ecoseny]和“塔拉戈纳的回声”[Eco of Tarragona]。有时候,这些货币也流通于包括巴塞罗那在内的其他地区的交换网络。而且这些货币已经融入世界范围内的社区交换系统中,2010年整个系统包括254个社会货币网络,遍布31个国家300个地区(其中有51个在美国)。关键在于协调当地与外地的交换,最终目的是发展出一个另类的货币系统,它基于信任与等值交换,排除累积、通胀和不公平交易。社会货币的支持者们看到了它在经济交换的不同层面所构成的广阔背景中的意义。根据采访,我们看到这里涉及了不同的经济层面,就像由小到大的同心圆,它们需要既不同又互补的规则才能正常运作。第一层面是免费,你与你的家人、好朋友处于这个层面,它是你最信任的一环。在这里无需衡量每个人带来了多少价值,只需尽你所能,取你所需即可。下一层面是直接交换,它也是一个紧密的网络,但没有了家庭单元中那种高度信任。下一环拓得更远,但仍然是直接的,其中的关系直接而稳固,包括如社会货币一类的东西。社会货币能帮助我们替代目前靠欧元来运转的任何事情,而欧元的价值我们无法把控,银行说了算。我们可以运用委员会以参与的方式制定的规则,来尝试适应我们所信赖的特定关系,这些关系在社会层面和生态层面都是公平的。所以每个人的贡献和收获能达到平衡。当然,最理想的情况是第一层面最终能替代其他各层面。但如果反过来,社会货币最终替代了所有较低层面,就很糟糕。社会货币必须去替代更高的层面,替代欧元经济。如果我们之间的信任较少,就只能接受低额度的信用,只能创造少量的货币,如果我们有更多信任,就能承兑更多信用,创造更多货币。如此一来,你就能逐渐通过物物交换来满足所需,而不必使用欧元。这意味着一个在逻辑上、在你自己的时间里、在日常中、在工作中、在你对工作的定义中的巨大转变,你将改变对工资劳动的看法,或许你的工作会越来越脱离工资,通过物物交换,你将越来越多地为别的东西工作,而且不用花钱。纸上谈兵意义不大,关键是要去实践,亲身体会。(4)

      类似目标激励着道德银行与另类金融合作社实践的兴起,加泰罗尼亚已有近三万顾客和会员参与其中。据“57金融合作社”[Coop 57]的一个创立者说,他们的业务“非常简单:从会员那里募款,为会员提供传统银行无法提供的利好条件”。非盈利金融实体“我想说”[Fiare]的董事这样描述他们的活动,“以社会利润率为重的银行,强调社会价值而非经济价值”,但是“项目必须能盈利,否则无法成长,甚至无法生存”。着力于道德目标,绕过中间商,他们既能高效运作又能保证价值导向。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一些类似实体,如“57合作社”和“我想说”都显得毫发无损,这非常有趣。的确,他们正在发展壮大,以良好的财务状况为符合他们道德观的项目提供贷款。

      2.5 住房

      被住房问题困扰的人们对经济适用房的缺乏感触颇深,尤其是年轻一代。解决住房危机的另类实践包括住房合作社;与房东达成协议,帮助修缮空房换取低租金;帮助照料荒废的田地,共享收成并换取住地;自主搭建各式违章建筑——这是在权力雷达之下一种逐渐增多的实践方式。

      此外,占据空闲公寓和建筑的实践也特别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区别个人或家庭被迫非法占据空屋和有意识地非法占据整栋房屋,并以此为另类生活方式物质基础的实践(占屋运动[Okupas])。后一行动构成了“占据社会中心区域”[Occupied Social Centers]的运动,由文化和社会行动者组织,向邻居们开放。这些行动还提供自行车免费维修、法律心理咨询、服务交换和免费技能课堂,包括音乐和编程学习。截止2010年,加泰罗尼亚地区已有62个这样的中心(52个在巴塞罗那和它的主城区),其目标在于落实差异城市、差异文化的愿景。它们常常遭到警力驱赶,有时引发暴力冲突。

      2.6 教育

      一些团体试图创立教育机构,提供另类教育。另类教育主要包括三种:知识共享网络、自由大学和另类的托儿家长网络。知识共享网络通常基于特定的邻居,在相互认可的基础上,人们互相传授各自掌握的知识。自由大学通常在占屋中举办,由志愿教师提供广泛的课程:他们中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是有一技之长而且愿意帮助、教育广泛人群的人。他们提供正式的课程,每堂课都有固定时长、特定规则和教程。其中包含了一种哲学,也就是拒绝空洞无用的正规高等教育,以实践证明,当教学是参与式的,当课程内容聚焦于个人发展而非按一般大学逻辑那样为了获得官方学位,那么学生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2011年巴塞罗那的一家名叫“韵律”[La Rimaia ]的自由大学在招生方面大获成功。2010年在加泰罗尼亚有五家自由大学组成网络,共享教程和资源。

      受家长把控的托儿网络源于家长们对自己的孩子在当前机构中所受照顾的批判。这些网络受自由教育哲学的启发,其目标是儿童人格的全面发展。在专业教育者的帮助下,家长们全情投入。这些实践大部分是私人的、自我管理的实验,有时也包括家庭学校。

      2.7 沟通与信息技术

      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有不少免费Wi-Fi网络,它们是开放的、中立的,靠人们在阳台上自主架设的天线运作。免费虚拟网络guifi.net链接了用户,已有超过九千个节点。Guifi.net起初是为解决某些农村地区缺乏网际网路而发展起来的,如今已拓展到城市中,成了加泰罗尼亚的免费Wi-Fi。Guifi.net的等候名单上的潜在用户数以千计。

      另类沟通网络还包括自由电台(到2011年已有近30个)、出版社、各种杂志和各类快报。他们把自己标识为“自由”,意思是多数情况下他们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要求。比如电台通常使用无归属的频段,而这是违规的。“走私”[Contrabanda]和“愤怒电台”[RadioBronca]是其中最流行的。它们的运作打破了一切标准的电台生产常规。有一个叫“尼科西亚电台”[Radio Nicosia]的流行节目,它的听众全是精神障碍人士。围绕这些核心的另类沟通,遍布着书店、出版社、网站,它们都是非法建立的,传播着另类文化的印刷品、图像和声音。

      自由软件和各类黑客也是另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抗议地点架设无线网络时,它们至关重要。有一个黑客实验室网络,它既是行动者的培训基地,也是升级自由软件程序的创新中心。它们也教人们如何架设点对点网络来获取免费下载。这些黑客实验室连接着全球黑客行动者[Hacktivists]网络以及其他网络,比如“洋葱路由”[The Onion Router]。

      2.8 另类文化行动

      虽然严格说来剧场、电影、音乐、造型艺术和诗歌都不算经济实践,但我们希望将其纳入我们的观察,因为在当前的经济发展思考中,“文化工业”的作用极为突出。所以强调这些在加泰罗尼亚地区蓬勃发展的另类文化创新是很重要的。的确,自古以来在世界各地艺术与社会抗争总是联系紧密。音乐是青年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核心。但也许戏剧才是最为开放的批判性媒介,因为它直接传达出对资本主义建制的抵抗。有一个自称为“压迫者剧场”[theater of the oppressed]的戏剧团体网络“压迫者剧场自治平台”[Plataforma Autonoma de Teatro del Oprimido (PATO)]。他们基于志愿劳动、自我管理的生产、导演和演出。他们在街头、公共空间和社会中心区域演出,从而接触到那些高等文化场所之外的观众。

      总之,这些经济实践体现出另类文化的多维面貌。我们还需要问,这些实践对于实践者自身的意义是什么?

      [3] 另类实践的意义:从参与者的角度看

      为了调查这些另类实践对于实践者自身的意义,我们分析了八组座谈会的内部讨论,这些会议根据我们的假设来设计,根据本章方法论附录中的步骤来研究。总体目标是对比三者:有意地主动投入另类实践的人所运用的话语和自我表述;同样卷入这些实践但并未深入反思自己的行为的人;仍旧继续主流的经济实践,与另类实践罕有交集的人。清晰起见,我们把第一组标记为“文化变革者”,第二组为“另类练习者”,第三组为“文化适应者”。取这些术语的基本原由将随我们的分析而逐渐清晰。需要强调,各讨论组中都包括这三个范畴,分布比例也是多样的。但我们的分析将集中在各讨论组中浮现出的关键主题上。这些主题表现了经济文化变革的兴起与其他两个范畴的对照情况,我们将辨别不同参与者在每个主题里的不同位置。

      3.1 经济危机

      很显然,当2008年危机全面影响西班牙经济时,另类经济实践就增长了。无论他/她的实践如何,每个人都充分意识到经济危机的严重性并受其影响,但人们对危机的感知以及评价却相去甚远。对变革者而言,危机是资本主义逻辑的结果,并非意外。确实,他们肯定自己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所以提前就拒绝按资本主义的规则生活。他们中的大部分在危机显现于社会中之前就开始了别样的生活,在今天的状况下,他们感到一定程度上自己的防御性措施被证明是对的,他们在被迫改变之前就展开了另类的生活方式。他们不认为自己与那些无力维持危机前的消费模式、水平进而做出改变的人是一样的,所以他们有时甚至不愿承认危机之后新的实践真的有所增长。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处于永久危机之中,问题在于意识到这一点并逃离那种生活为工作、赚钱为消费的陷阱,生活就是生活。他们的自我定位是意识形态上的,要求在政治上彻底解决危机,而非适应其影响。另类练习者没有深思熟虑的意识形态位置,危机动摇了他们的信念和对生活的理解。危机对他们来说就像一个无形的怪兽,影响了一切他们熟悉的做事方式、思考方式,适应新情况颇为艰难,充满困惑。他们改变了实践方式:减少花销、分享资源,变得愿意尝试团结网络、物物交换和种种别的实践。如今他们陷于经济动荡之中,这些实践更合时宜,但他们不清楚这些实践的意义,不知这些实践通向何种未来。变革者们预见了危机,而练习者们如今才做出反应,边做边学。而且他们跟着媒体把这个新世界叫做“危机”。与这两者不同,适应者们无法接受新状况,他们等待着,忍受最坏、期盼最好。随着危机加重,从适应者转变为节衣缩食的练习者,成了当前最明确的社会变化趋势。

      3.2 工作文化

      “工作文化”[culture of work]曾是工业社会的核心,这一社会的大部分民众是加泰罗尼亚人口中的成年和老年人,开始出现老龄化(25%的巴塞罗那居民超过46岁)。在我们的座谈会小组中,退休人员坚守工作文化,认为它不仅是必要的经济实践,也是道德原则。而且工作伦理不仅影响老年人,对有意实践另类经济的更年轻的群体也产生影响。他们的特点是,不区分有偿工作和无偿工作。对他们来说,关键区别在于值得做的工作和被迫做的工作,前者包括创造性的、享受的部分,而后者是无聊的,仅仅是谋生手段。而且他们重视那些符合自己日程安排、补充自己兴趣爱好的工作。他们把工作视为自身选择和自主性的表达,而非无意义的苦役(在采访中,有时他们将其等同于奴役)。大多数变革者似乎都有能力获得技术性的工作或弹性的工作时间。他们是自我程控[self-programmable]工作者。实际上,在与自我程控相同的各种能力的集合里,它尤其需要依靠自我管理的网络,另类文化正基于这些网络。其中的多数人都受过充足的教育,能获得报酬丰厚的工作。然而他们审慎地拒绝了这样的工作,因为那会限制他们的自主和自由时间。

      按他们的定义,生活品质高于金钱,他们有充分的安全感来优先考虑生活品质。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并非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机会。人们通常要面对各种限制,难以调和工作与个人生活。他们知道自己的文化资本使得他们有选择权,因而也希望其他人能增长自己的文化资本。但是他们并没有将这一障碍完全归咎于社会不公;他们认为个人态度和优先选择也很重要。其中的一些人觉得自己会被指责为精英,感到不安。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自己承担了走自主道路的风险,所以并不内疚,认为自己值得拥有这种用安全保障换来的自由。

      变革者相信人们应该首先明确真实的经济需求,而非落入不断盘旋上升的消费中,市场的诱导才让新需求层出不穷。他们切断了不必要的开销,所以无需挣很多,把自己解放开来,找到弹性的工作,获得生活本身的时间。他们的话语基于弄清需求、满足最有价值的需求这组关系。他们从个人生活偏好出发,由此组织自己的需求,而非从市场逻辑下的消费者偏好出发。需求决定了他们必须挣多少钱,以及他们赋予自由时间多少价值。通过这个计算,他们选择找份特定的工作或者优化这个自我定义的需求组合。但一些人敏锐地觉察到这里头的内在矛盾:如果说他们能以更少的钱而活得更充实,那是因为他们享受着资本主义的补助服务。他们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实践并非在系统之外,他们活在其中就是个矛盾。再者,他们有时感到自己是社会中有选择权的精英成员,而非大多数。他们安慰自己,说他们只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

      工作的核心性话语在练习者的生活中充满了歧义。他们认为自己的时间和生活的快乐高于工作。他们的确乐意拿更少的收入做更少的工作。对他们来说,幸福取决于一个人依照自己的日程安排和行为偏好而选择工作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他们感到在当前经济状况下找工作很难。他们被按揭供款、预算紧张和家庭责任死死拴住。他们尽可能地参与到另类经济中,想象着与他们的个人幸福相应的新生活方式。但在严酷的生活现实面前,他们感到这种计划近乎不可企及的梦。

      对于适应者,工作是至高无上的,是他们的生活支柱。然而有趣的是,他们也乐意拿更少的钱做更少的工作。然而支配着他们的话语和感知的是为生活中各种事物买单的需求。他们不厌其烦地谈及房租、养车、水电费和一切家庭开销;为此他们还是需要一份尽可能好的收入。所以生活可能变得不同,可能变得更好,但它依旧如故,在他们固化的生活方式里已没有回头路,他们无法摆脱其中的限制。他们顺从社会建构的生活模式,任何对惯例的挑战对他们来说都是扰乱和破坏。

      把座谈小组中年轻的成年人(18-24岁)与退休人员的话语做对比,能更好地理解从工作文化到个人满足文化[personal fulfillment culture]的转变。大多数年轻人认为另类经济实践是最称心的生活方式。但有时这种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是抽象的,因为他们通常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尚未步入职场。他们大多还在学习,所以试图把自己当前的努力投射到未来以获得意义,想象自己不仅仅是工作,而是干自己想干的,学有所用。他们也接受工作文化,但有所选择,只接受有意义的工作。另一方面,在危机期间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目标能够实现。所以他们同时表达出对有意义的工作生活的向往和对目标难以实现的沮丧。

      这与退休人员形成鲜明对比。对他们来说,工作是最重要的东西,是生活的意义所在。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拒绝工作,或者愿意为了少做工作而减少收入。他们隐隐蔑视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制工作的年轻人。已然饱尝生活苦乐的人和正在筹划生活的人的心理表征对比强烈,从中能充分地看到,工业社会与当前社会的文化差异。

      3.3 风险社会

      在当前的机构环境中,投身另类经济实践是有一定风险的。个人投入这些实践越深越广,风险也就越大。我们对座谈小组的分析中有一点很明显:承担风险的意愿决定了一个人能否逾越障碍、采纳基于个人偏好而非被劳动力市场强制的生活方式。比如,适应者和练习者害怕一旦脱离正式的劳动力市场,等到退休时就没有拿社会保障金、养老金的权利。然而在那些深度投入另类生活的人们的话语中,对风险的恐惧被一种强大的解药消除了,那就是信任。他们信任身边的人,信任相互支持的网络,所以他们感受不到风险。而且,他们也不会接受风险。这就是他们希望的生活。他们相对年轻,当考虑到未来的问题,如社保和其他形式的公共救济,他们是乐观的,认为当他们到了需要救济时,各种问题都会得到解决。当我们问及他们如何获得必要的帮助时,他们预想社会将改变,相信呈指数增长的团结网络将足以照应不时之需。而且,他们并不指望传统福利国家,而把希望放在自我管理的互助网络中。这一话语其实可以追溯到先于现代福利国家的互助者运动的源头。

      而且,在另类生活方式里面临迫近的风险问题时,变革者说,他们感到真正有风险的是:生活在资本主义之下,正如当前的经济危机所揭示的。在他们看来,风险在于失业、低薪、信用波动、基础社会服务缩减——而人们的生活正依赖于这整个摇摇欲坠的机构组织。相反,自主经济实践、低水平消费、让生活意义超越消费领域,这些实践不依赖民众无法掌控的商业循环、金融投机和败坏的公共治安。还有人提到,不断忧心未来实际上辜负了当下的快乐。未来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从一个个有意义的当下动力中建构别样的未来才是明智之举。

      与这些热情洋溢的态度不同,其他人在这些实践带来的风险面前进退两难。他们往往被更多的自由时间、自身经验的拓展所吸引。一旦考虑到这些实践的可行性,在他们的谨慎选择和辞职时,社保和退休金就成了决定性的砝码。他们认为多挣钱能带来保障和稳定,即便大家都知道金钱不等于幸福。幸福在另一个宇宙中,更接近另类实践呈现出的生活图景。但那就像是一个将他们拒之门外的伊甸园。

      相互支持的网络让另类实践持续发展,网络规模扩大,危机感就减弱。网络越大,团结越紧密,随之建立起的信任也越多,安全感就越大。巨大的网络营造信任,小网络传递出不安,而且生活在与社会的支配性逻辑紧张对立的小世界里让人疲惫。当支持的网络成长为一种另类的社会组织方式时,相关的风险感就荡然无存了。网络尺度的影响力解释了这些实践的指数级增长,尤其是消费合作社、交换网络和道德银行。我们都知道,一个网络的价值将随节点数量的增长而呈指数级成长。信任和安全感也将随着某个实践网络中参与者数量的增加而呈指数级增长,同时风险感、恐惧感将随之下降。一项实践要变得重大,就必须达到一个关键的数量阈限,也就是说必须有足够多的人和组织参与其中。

      适应者并未感到风险,因为他们压根没想投入另类经济实践。他们对这些实践者态度消极。退休人员认为这种经济实践的形式简直错误,与他们自己生活中的一切都相抵。另一些人没有表达出非常强烈的批评,他们相信变革者们实际上并没有承担任何风险,这出于两个相反但通常相连的理由:一个是,变革者是精英,他们能为风险买单,因为他们其实受到社会的保障;另一个是,某些人其实没有机会按系统的规则出牌,因为他们一无所有,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损失。然而,对于拒绝投入另类经济实践的人们,风险的恐惧是如此真实;它铺天盖地以至于他们甚至不去考虑如何应对,以至于视而不见,同时他们憎恨、蔑视那些狂徒,认为那些人是本就生于其斥责的系统的精英和蛀虫。

      3.4 另类实践的建立:身份、网络和圈层

      那些有意投入另类实践的人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他们把自己定义为投入非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人,出于自己的信念,要为这个腐败的系统寻找替代方案。他们的动机首先是意识形态上的,这与出于经济需求而参与类似实践的人很不同。他们通常把“我们”与“人们”对立起来,“我们”对“他们”,“我对其他人”。在他们看来,成为变革者、有意地参与另类实践造就了别样的天地,一个新的社会,它与主流和墨守成规的世界一刀两断。

      在小组讨论中,出现鲜明的两极:力行另类文化者和拒绝者。然而这并非截然两分,因为其中有一组说“我不参与,但我认识参与者”,另一个有意参与的小组说“我参与,但我也认识拒绝参与的人”。所以各类实践间似乎是连续的,但在意识上和身份上说,有两个极端。这一身份的建立很大程度依赖于社会环境。接触到同样对社会组织方式持批判态度的人、已经实践另类生活并承担必要风险的人会促成另类身份的建立。比如在一个小组中,有一位女士说自己愿意实践另类经济,但屈服于朋友和家人的压力。然而另一个讨论者说,面对周遭的不解,他改变了自己的朋友网络,寻找与自己观点接近的文化家园。两个案例都显示出社会环境会以某种有力的方式塑造实践。

      一个有趣的讨论涉及“另类”一词的使用。一些投入这类实践的人乐于使用它,从而与惯常的社会划清界限。但另一些人,他们把自己的实践视为一场运动,对运用策略扩大运动更为敏感。他们不设置术语障碍,以此吸引更多同意另类实践的内容而又拒绝给自己贴上特殊、隔离标签的人群。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愿意申明自己的身份或仅仅参与到实践中取决于是否有一种有利的环境来提供情感支持和社会资本,这些因素有助于个人公开地与主导社会规范决裂。另一方面,练习者常常只同意变革者所作所为中的一小部分,他们不愿看到整个社会都围绕另类价值来组织。他们把这种企图视为“乌托邦”:不可能实现,所以不值得追求。然而他们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做出小的改变是可能的;他们已经准备好改变自己的生活,但不会去改变世界。他们试图设立一个实践的圈层,也就是熟人圈。在这个圈内他们看到了社会改变的可能。理由是在这个小范围里,人们的互信建立在直接的了解和互动上,由此新的社会规范才能有机地生长出来。在更大的群组中信任是难以建立的,那里都是陌生人,信任陌生人太难了。

      总结起来,信任对于参与另类经济实践至关重要。社会支持建立信任,与共享类似实践的人群所组成的网络有私人接触也能建立信任。私下接触获得的知识让实验不再那么可怕:如果大家一同实验,那么个人犯错也能被原谅。然而如果网络不达到一定的规模,私人接触就会很难发生。认识某个人,他/她又认识熟悉类似另类实践的人,这种链条能提供安全感和学习经验的机会。分享越多,共担实践的机会就越大。

      3.5 作为过程的另类实践:信息共享和时间的动力学

      座谈会的讨论突显出社会上大多数人对另类经济实践的广度、强度都未察觉。有一个共识是,越多人意识到有这么多人投入到另类经济文化中,这种实践就扩散得越广。所以问题在于如何传播这一信息。这个问题上有两种相互冲突的角度。一方面,有人认为建立另类文化的过程中缺乏足够的内部沟通,所以错失了协同与合作的机会。一方面,某些变革者相信,有机的过程会让人们自发地发现别人做了什么,从而连接起诸多努力,外在于这个过程的导向组织是不必要的。这个角度的优点是,人们只会联合他们感到对自身经验有益的、可取的事物。关于新兴的经济实践的组织动力学有一场讨论:是通过精心安排的议程来建立有组织化的努力,还是让网络经历更缓慢的过程自己成长配置,靠这个过程来融合各种实践的价值,最终巩固它们的连接。变革者,尤其是那些有意投入另类实践已经有些时日的人,把这些实践看做一个过程。这些实践的发展会随着时间逐渐增强含在其中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一过程产生了实践。在另类文化实践里活出新文化形式,新文化形式又嵌入新经济实践中。这个实验过程的目标是开放的,分享学习的过程引发了新的生活形式,这并非起先有意为之的,相反是最终发现的。人们并不会奔向一个编排好的目标。他们在边做边学的过程里发现自己的目标,也发现了自身。

      [4]  不可见的另类经济:巴塞罗那民众的非资本主义经济实践迹象

      4.1 非资本主义经济实践的扩散及其与经济危机的联系

      也许我们的调查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几乎每一个接受调查的人(97%的调查对象)自2008年,也就是当前的经济危机爆发那年起,都投入到某种非资本主义经济实践中(5)。尽管这些实践之一的道德银行会涉及用钱购买货物或服务,有时寻求盈利,但在这里考虑的绝大多数实践都是非资本主义式的,它们的目标不是盈利,而是追求个人意义。事实上,这些实践中的大部分都完全不涉及金钱支付或交易。这部分的研究聚焦于2008-2011年,意在观察危机冲击后人们的实践和态度。

      我们的调查显示,非资本主义经济实践并非少数人参与的边缘运动。表二显示出调查对象参与每种行为的百分比,从中可见,参与百分比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而且我们看到了广泛的经济行为,从都市园艺到托儿合作社,它们都是不涉及金钱交易的。从这些实践的广度、深度以及参与者的类型,我们能证明这些实践的牢固程度令人惊讶。

      实践调查对象参与每种行为的百分比绝对人数
      自给自足实践
      粉刷、修缮自家房屋55.6445
      修补或制作自己的衣物39.0312
      自己修理家用设备34.6277
      自己修理汽车、摩托或自行车21.5172
      在街上或市场里捡拾食物或有用物件16.1129
      种植番茄、蔬菜或其他作物自用18.8150
      养鸡、兔或其他家禽家畜自用1.915
      利他实践
      给/向非家庭成员租/借书籍、电影或音乐64.5516
      与非家庭成员共享摄像机、工具、家用设备和类似物件34.0272
      给非家庭成员提供无利息借款34.0272
      修缮别人的房屋而不使用金钱媒介21.3170
      照顾老、幼、病患而不使用金钱媒介16.1129
      修理汽车、摩托或自行车而不使用金钱媒介11.189
      交换与合作实践
      从互联网上合法下载软件39.8318
      认识一位有机农夫29.5236
      使用自由软件24.6197
      参与教学交换而不使用金钱媒介23.8190
      交换产品、事物、家用设备和其他货物而不使用金钱媒介21.9175
      与非家庭成员共用汽车17.6141
      参与服务交换而不使用金钱媒介16.9135
      成为食物合作社会员9.072
      参与过社区园艺6.955
      与两人或以上非家庭成员或非雇员的成人共同生活6.048
      照料别人的小孩换取别人对自己小孩的照料5.342
      使用社会货币2.318
      参与过伦理银行或信用合作社2.016

      表二:巴塞罗那人口代表性样本数据,2008-2011年

      表二描绘了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起,总人口中参与到每项实践的人数百分比。(6)我们把26项实践分为三组——自给自足、利他、交换与合作。自给自足实践包括人们为自身工作而非到市场上购买货物或服务。比如有近二成的调查对象种植蔬菜自用,对于高密度的都市区域来说这是很大的比例。半数以上的调查对象自己修缮房屋,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自己修理家用设备;自制或修补衣物的人也超过三分之一。自己修理汽车、摩托或自行车的人数(21.5%)和在街上捡拾食物或有用物件的人数(16.1%)相对较少,但也很重要。根据文献和我们自己的定性观察,这些人可能是为了节约,因为他们可能没有钱去购买这些东西,或者他们享受这种实践本身。

      第二类行为我们称为利他实践,是为他人服务而不获取金钱补偿的行为,而这些服务在市场上是有价值的。21%的调查对象为他人修缮房屋而不使用金钱媒介,11%的人帮助修理别人的汽车、摩托或自行车而不使用金钱媒介。16%的人照顾儿童、老人或病患,照顾对象并非家庭成员,超过三分之一的人为非家庭成员提供无息借款

      第三组行为称作交换与合作,包括以物物交换一类的方式交换货物或服务,不使用金钱媒介。近65%的调查对象给/向非家庭成员租/借书籍、电影或音乐。近22%的人交换衣物、家用电器或其他货品而不使用金钱媒介。24%的人参与教学交换、17%的人参与服务交换而无金钱支付。超过17%的人与非家庭成员共享一辆汽车,34%的人与非家庭成员共享摄像机、工具或家用设备。

      惊人的是,有97%的调查对象至少参与了一项实践。83%的人参与了三项或以上。调查对象平均参与六项实践,这么高的数值充分显示非资本主义行为已融入巴塞罗那人的日常。最近一些支持这类行为的技术工具出现了,较年轻的民众是第一批用户,这反应出他们不断增长的诉求。

      800个调查对象中只有22人在2008年后未参与任何这类实践。而这个小群体中有77%的人超过64岁;他们中很多人有高龄健康问题,这是导致他们未参与的原因。

      除了向人们询问具体的实践情况,我们还问了经济危机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他们。有62%的调查对象指出,经济危机对他们造成负面影响。超过半数的人说危机对他们的支出和收入有损,并使他们对自己以及家人的未来担忧。近三分之一的人指出,就业受到负面影响。从抑郁、焦虑到药物滥用,压力导致的疾病的发病率随危机爆发而增长,很多人将这一现象归咎于金融危机。早在2008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就曾发出警告,称健康问题和自杀可能增多,因为人们要被迫应付贫穷与失业。(路透社[Reuters],2008)超过29%的调查对象告诉我们,危机导致自己的健康状况恶化。

      我们也从调查对象那里广泛收集了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和社会转变的数据。这部分调查显示出,相当数量的人不再对资本主义系统抱有幻想。半数以上的人对“你认为资本主义如何”的回答是“差”或“非常差”,只有2.5%的人回答“很好”。除了消极态度外,大多数调查对象(77.4%)相信社会可以变得更好,67.8%的人认为自己能为此贡献一份力量。

      近60%的人认为,有可能的话自己愿意更少地工作赚更少的钱。这一发现,加上绝大多数人对非资本主义实践的参与,表现出人们对资本主义系统的不满,以及寻找其他方式组织自己的工作生活、更好地把控自己时间的愿望。那些告诉我们自己愿意更少地工作的人指出,他们希望花更多时间与朋友和家人相处,在新获得的可用时间里追求其他乐在其中的事物。

      [5]  谁做了什么?社会范畴和非资本主义实践的强度

      专门调查社会人口组别可以发现,有些组别参与这类实践的项目数量相对高,有些相对低。在这里我们深度挖掘这些组别,试图更加具体地了解他们做了什么,为什么他们参与非资本主义实践的可能性会有高低。表三反映了我们所分析的组别参与各项实践的数目的平均值、每组数目的差异以及总人口的平均数(6.29项)。特定组别间势必有所重叠,比如年轻人和学生,他们处于光谱的上端,比如老年人和退休人员,他们处于下端。

      社会人口范畴参与实践的项目数量(平均值)高于或低于平均值
      总人口6.29
      性别***
      7.080.79
      5.61-0.68
      年龄***
      大于64岁4.08-2.21
      50-64岁5.52-0.77
      35-49岁7.130.84
      25-34岁7.91.61
      18-24岁8.281.99
      教育水平***
      硕士或以上7.291.00
      本科6.770.48
      高中以上6.370.08
      高中以下5.55-0.74
      未受教育/小学辍学4.35-1.94
      职业***
      自由职业、企业家、中层经理7.691.40
      自主工作者7.240.95
      雇员、体力劳动者6.860.57
      家庭主妇4.39-1.90
      退休人员4.36-1.93
      失业人员7.571.28
      学生8.211.92
      婚姻状况***
      单身7.661.37
      已婚5.47-0.82
      未婚同居9.483.19
      离异7.311.02
      丧偶4.5-1.79
      出生地**
      巴塞罗那市6.530.24
      加泰罗尼亚的其他地区6.05-0.24
      西班牙5.17-1.12
      国外7.010.72
      在巴塞罗那的居住时间***
      始终居住在巴塞罗那(从出生起)6.30.01
      20年以上5.33-0.96
      10-20年7.881.59
      5-10年7.41.11
      5年以下8.882.59
      收入***
      5000欧元以上7.651.36
      4001-5000欧元7.110.82
      3001-4000欧元6.830.54
      2001-3000欧元6.990.70
      1001-2000欧元5.82-0.47
      接近1000欧元6.820.53
      未知6.1-0.19
      未回答5.23-1.06

      表三:从社会人口各范畴上比较实践强度(注:***统计显著性水平:0.00;**统计显著性水平:0.01)

      国外出生者参与实践项目的平均值为7,相对较高。这个组别中有很多人几乎参与了所有自给自足实践:40.6%的人修补或自制衣物,超过四分之一的人修理自己的汽车、摩托、自行车,或在街上捡拾食物或有用物品。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参与了交换网络,与表二的平均百分比对比尤为明显:1.照顾为非家庭成员的病患、老人和小孩不收取金钱报酬(32%比16%);2.给非家庭成员提供无息借款(48%比34%);3.照顾别家小孩换取对自家小孩的照顾(6%比5%)。国外出生者集中参与交换网络并不奇怪,因为他们倾向于聚集居住、互帮互助。有趣的是,接受采访的国外出生者过得都相对稳定。他们中半数以上在巴塞罗那生活超过10年,另外有四分之一在巴塞罗那生活了5-10年。(7)68%的人年龄在25-49岁之间,37%的人称自己是雇员。国外出生者的收入属于中低水平,35%的人收入为1000-2000欧元/月,另外五分之一的人收入为2000-3000欧元/月。还有五分之一收入低于1000欧元/月,这部分人数与该组调查对象所说的19%的失业率相符,也接近巴塞罗那的总失业率。我们把对国外出生者的实践的分析与我们的移民座谈小组的结果联系起来,结论是移民比当地居民更愿意参与非资本主义实践。当然这里的问题是,他们从相对传统的文化移民到了资本主义主导的文化中:这就显示出,在资本主义环境下,非资本主义实践并不足以带来舒适的生活,但他们可能出于人际关系而乐于参与这类实践。

      学生也是另类经济实践中的活跃组别。与国外出生者相似,他们的行为也集中在自给自足和交换导向的类型。超过三分之一(34%比样本平均值16%)的人在街上捡拾食物或有用物品,31%的人自己修理汽车、摩托或自行车。这个组别较少参与居家的自给自足实践,如种植蔬菜或修缮自己的房屋,因为他们是我们调查的各年龄段中最无拘无束的组别。从交换导向的行为上看,近90%的人(平均数为65%)给/向非家庭成员租/借书籍、电影或音乐,58%的人(平均数为34%)与非家庭成员共享摄像机、工具或家用设备。学生有学生的优势,很容易接触到其他学生的网络,在既有系统里与同辈交流,这也解释了为何他们大量参与交换导向的实践。

      从就业情况来看,中层经理非常积极。构成这个组别的大多数是男性(64%),年龄大多在35-49岁之间(43%)。46%的人单身,同样46%已婚。绝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获本科文凭(71.4%)。86%的人修缮或粉刷过自己的房子,100%(平均数为65%)的人给/向非家庭成员租/借书籍、电影或音乐,64%的人(平均数为34%)给非家庭成员提供无息借款,64%的人(平均数为40%)曾从互联网上合法下载软件。43%的人(总平均数为16%)曾无偿照料小孩、病患或老人。

      男性比女性参加了更多实践——7.1项比5.6项,但这可能是由于人口中的老龄组别里女性比例更高,而老龄组别很少参与另类实践。我们从男性、女性所参与的行为类型里看出很明显的性别差异,这也许并不奇怪,劳动的性别分工在家庭中和其他行为中依旧存在。比如55%的女性自制或修补衣物,而男性只有20%。近一半的男性调查对象修理自家的家用设备,而只有22%的女性这么做。男性更可能参与科技相关的行为,54%的男性(对27%的女性)从互联网上下载软件,34%的男性(对16.5%)使用过自由软件。

      未婚夫妇在另类实践中特别积极,也许是因为这种类型的家庭通常都是文化独立的。新来的巴塞罗那居民(居住时间少于5年)也非常积极。这符合人来到新环境中会有的一种创业精神和自治的模式,这是人所共知的。

      失业者参与项目数高于平均值,达7.6项。他们的行为集中在自给自足类型的实践中,这也不奇怪。30%的人(样本总体是19%)种植蔬菜自用。近半数的人(对35%)修理自己的家用设备,近70%(对56%)的人修缮自己的房子。这是好理解的,因为这个群体在失业后有了更多时间,也只有更少的钱。

      5.1 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另类实践的关系

      我们的调查分析显示,受到经济危机负面影响的人比那些自称未受影响的人有更大可能性参与更多的实践项目(6.52项比6.29项)。(8) 在受到负面影响的组别里,就业状况遭受冲击的一些人参与实践项目数最多,平均数达到7.4项。这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我们的假设,经济危机爆发使得另类经济实践的强度和广度有所增加

      在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和参与非资本主义实践的强度之间也存在着有趣的关联(见表四)。总体上说,那些不再对资本主义抱有幻想并希望看到变化的人,参与实践项目数也较高。认为资本主义“很坏”的人平均参与了7.6项。那些认为资本主义对他们的个人生活造成损害的人,平均参与了8.9项,乐意更少地工作挣更少钱的人平均参与了近7项。我们还看到,那些相信自己能为积极的社会变革做出贡献的人,参与数也较高,达7.1项。

      态度参与实践项目平均数
      资本主义很坏7.6
      资本主义损害了我的个人生活8.9
      我希望更少地工作挣更少钱7.0
      我相信自己能为积极的社会变革做出贡献7.1

      表四: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和参与非资本主义实践的强度

      有趣的是,那些愿意更少地工作挣更少钱的人基本分布在社会经济光谱的中低部分;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收入少于2000欧元/月。女性比男性更愿意较少地工作挣较少钱(56.3%比46.4%),这是好理解的,因为持家和照料行为往往由女性承担。持这种态度的组别的年龄分布相对平均;占比最大的次组别是35-49岁(27%),他们的收入水平基本达到稳定,而且需要对一家老小负责。半数以上的人已婚,这意味着如果他们的配偶也能对家庭收入有所贡献,那么少挣一点对他们来说可能较易接受;然而还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是单身或独居。

      最年轻的组别(18-24岁)并未表现出对资本主义强烈的负面态度或认为自己能让世界变得更好。认为自己能对世界造成积极影响的人群大多分布在25-49岁间,受教育程度相对较好。我们的猜测是,由于大多数18-24岁的年轻人仍与父母住在一起,尚未感受到世界是多么的残酷。

      我们希望了解怎样的调查对象对资本主义会有消极或积极态度。在这部分的分析中,我们把针对“你认为资本主义如何”这个问题的回答“好”、“非常好”、“坏”、“非常坏”拆解开来。在性别、教育程度、年龄上,积极或消极态度的差别无法体现,直到我们考虑了收入情况。对资本主义持负面态度的受访者中,有45%的人收入低于2000欧元/月。其中的大部分年龄超过64岁(26%)。

      在我们的分析中有两个关键发现。第一,人们所参与的非资本主义实践项目的集合是广泛的,从降低生活开销,到连接当地或较远地区的社群,到帮助他人,到自给自足。第二,人们对资本主义和它的圈套非常不满。而且祛除对资本主义的幻想与参与更多实践项目(高于参与项目数平均值)之间的关联显示出,对主导的经济配置不满的人们,正在退出这个系统,尽管是悄无声息的,他们在寻找另类的方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掌控自己的时间。虽然对现状不满,但他们是乐观的,相信世界会变得更好,相信自己能成为变革的力量。

      [6]  结论:从经济文化到政治运动

      2011年5月29日,上千名“愤怒者”聚集在太阳广场。 (Photo credit should read PEDRO ARMESTRE/AFP/Getty Images)

      2011年5月15日,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和西班牙其他城市的互联网上,人们号召走上街头,主张“现在就要真正的民主”,而这就发生在市政选举前几天。这个倡议由一组行动者发起,他们要对执政者在错误应对经济危机时表现出的无能和不诚实提出抗议。在没有任何组织或领导者的情况下,几万人响应号召。马德里的游行结束后,有近30位游行者在城市主广场太阳广场[Plaza del Sol]宿营,讨论如何扭转不负责任的政客们造成的破坏性的失控局面。第二天晚上,一组人决定在巴塞罗那的主广场加泰罗尼亚广场[Plaça Catalunya]做同样的讨论。他们用推特联系好友,邀请他们加入。几百人赶来了,他们继续发推特,三天后广场上出现了几千个帐篷,马德里市以及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其他市镇还有几千帐篷。他们称自己是“愤怒者”[The Indignants],因为他们的抗议源于对大规模失业、流离失所、劣质教育、公共服务削减,以及他们体验到的各种不义的愤慨。他们将愤怒倾泻到银行家、政客、政治机构和政府头上。他们认为,并非真的有什么危机,所谓危机是资本主义的败坏,它无法给人提供体面的生活,而虚假的民主机构则没有能力代表人民的利益。他们扎营数周,在多场会议和委员会里讨论应该做什么、怎么做。他们坚决反对任何正式的领导权、意识形态或恒久的组织。只有在集会中靠数小时相互尊重的讨论与公开的投票才能做出决议。近一个月后,各地的集会决定离开帐篷,转而在邻里间和全国各城镇组织集会,进一步抗议示威,反对政治机构,动员起来反对欧盟[European Union]强加的财政紧缩,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来避免整个国家破产和欧元下跌。据著名的日报《国家报》[El Paı ́s]的调查,84%西班牙人对“愤怒者”表示同情。政客与市民之间分歧空前、鸿沟相隔,西班牙国会开始讨论运动所提出的一些方案,以求政治改革,但“愤怒者”对任何政治开放都深表怀疑。

      从我们的分析角度看,众多我们在本章提及的参与了另类经济实践的调查对象现身于“愤怒者”运动中。对于他们,远离常规、远离资本主义机构和抗议政治领导者对他们的侮辱,在逻辑上是连续的,他们认为,正是这些人导致加泰罗尼亚、西班牙和欧洲的大部分的人民陷入劳动力市场危机和社会服务危机的绝境中,同时银行的利润却创出新高。而且,我们所发现的在有意投身另类经济实践的少数人与参与非资本主义经济实践的巴塞罗那广大民众之间的共鸣,也体现在公众意见中的大多数(2011年7月19日和2011年10月15日,几万人游行示威)对广场上推动另类民主计划的扎营者的支持中,两者仿佛一对镜像。而且,这些抗议都是自发的,没有正式的领导者,没有任何工会或政党参与其中。同时,抗议源于对经济危机及其社会代价的反应,但抗议者的诉求不仅限于通常的经济要求,相反,他们提出了基于各种另类实践的新经济计划,这些实践正是我们在研究中观察到的。然而从运动的角度来说,这些计划想要成功,就必须发展新政治。它是必要的杠杆,让边缘的社会力量成为生活的新社会组织方式。所以,当大多数人都清醒地认识到,返回债务驱动的资本主义的美好时光其实非常可疑时,那些出于对资本主义先知先觉的批判而在危机到来之前就兴起的另类经济文化实践便上升为公共讨论的前线。舞台上顽固不化的、干瘪的金融资本主义和不断深化、广泛传播的另类经济正面冲突,后者曾是敢为人先的少数派的生活。而这场直接的政治冲突会决定危机之后数年间我们将生活其中的世界。

      [7]  方法论附录

      我们的研究设计由4项不同的操作组成:

      1.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对关键人物的访谈,标定和分析另类经济实践。

      2.基于研究中的访谈制作一部关于另类经济实践的纪录片。

      3.组织八组座谈会,讨论另类经济实践中的价值和问题。影片用于激发讨论。

      4.基于定性研究制定调查问卷,调查巴塞罗那人口的代表性样本(800个调查对象)。

      在此我们总结了每项研究操作的特点:

      7.1 选取另类实践中的组织和网络,采访实践中的参与者

      2009年10至2010年5月,我们采访了七十位另类经济实践的参与者。采访时做了影像记录和文字记录。为了挑选受访者,2009年我们首先在几个另类经济实践的组织和网络中做了参与式观察。我们建立了实践的类型学,范畴如下:生产、消费、交换、社会货币、道德银行、住房、教育、沟通、信息技术和艺术。在每个范畴下,我们挑选了特定的网络和组织,并采访了参与其中的个人。我们依据参与者本人的建议来标定最重要的实践和最重要的受访者。对那些范围最广的实践(消费合作社、交换网络、都市果园和生态农业生产者)我们选取了几个案例进行分析,有三个标准:对比三年以上和三年以下的实践;实践牵连的网络的大小;对比都市和农村。

      大多时候,集体本身来决定谁应该接受采访,有两个标准:应该同时有男性和女性;有三年以上经验的人和三年以下经验的人应该同时存在。

      所有采访都在实践发生的地点进行。采访同时,我们会观察并拍摄会议场地,可能的话还会拍摄实践本身。采访时间从40分钟到2小时不等。57%的采访在巴塞罗那进行,其中有97%在巴塞罗那的都会区进行(包括巴塞罗那市),其中3%的采访在农村进行。3%的采访在塔拉戈纳的农村进行。

      55%的受访者是男性;45%是女性。年龄分布如下:

      9%18-24岁
      48%25-34岁
      37%35-49岁
      2%50-64岁
      4%64岁以上

      7.2 座谈会

      我们设置了八组座谈会。每组的流程相同。会议前大家观看纪录片《向加泰罗尼亚致敬II 》[Homage to Catalonia II](一小时)。会议开始后,他们参与讨论,由研究团队依据事先准备的主题大纲来主持协调。讨论时做了录音和文字记录。座谈会的设计所依照的标准有,参与另类经济实践的强弱程度,以及社会人口组成。因为我们试图理解不同组别的文化态度,比如年轻人、退休工人、负担家庭的女性、移民。以下是我们所研究的组别:

      1.高度参与另类经济实践的人;

      2.较少参与另类经济实践的人;

      3.高参与度与低参与度混合组;

      4.高度参与另类经济实践的母亲;

      5.失业人员;

      6.18-24岁的年轻人;

      7.工人阶级退休人员;

      8.移民。

      除了特定年龄、性别的小组,每组中都包含不同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的人。移民组包括来自摩洛哥、罗马尼亚、乌拉圭、古巴和萨尔瓦多的移民。每组的参与人数在7到12人之间,只有较少参与另类经济实践的人这组是5人。座谈会在2010年11月到2011年5月间进行,通常安排在大学的教室中,失业人员、退休工人和移民组的会谈在他们各自所属协会的所在地进行。

      7.3 在巴塞罗那人口中调查另类经济实践的状况

      我们用包含四十三个问题的问卷对巴塞罗那人口在统计上有代表性的样本进行调查。在2011年2月9日到10日间,我们做了800个电话采访。问题集中在二十六项另类经济实践清单、对资本主义和社会变革的态度以及受访者的社会人口特征。问题清单由我们的研究团队制定。样本设计、采访测试和采访由技术团队“置评机构”[Instituto Opina]实现,它是一个在西班牙领先的私人调查研究组织(9)。样本设计、访谈以及问卷的技术细节可通过申请获得(10)


      参考文献

      Adaman, F., and Madra. Y. M. (2002). “Theorizing the Third Sphere: A Critique of the Persistence of the ‘Economistic Fallacy’,”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36/4: 1045–78.

      Gibson-Graham, J. K. (2002). “Beyond Global vs Local: Economic Politics outside the Binary Frame,” in A. Herod and M. Wright (eds), Geographies of Power: Placing Scale. Oxford: Blackwell, 25–60.

      Gibson-Graham, J. K. (2006). The End of Capitalism (as we Knew it): A Feminist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Leyshon, Andrew, Lee, Roger, and Williams, Colin C. (2003). Alternative Economic Spaces. Newbury, CA: Sage Publications.

      Miller, E. (2006). “Other Economies are Possible: Organizing toward an Economy of Cooperation and Solidarity,” Dollars and Sense, 266 (July–Aug.).

      North, Peter (2005). “Scaling Alternative Economic Practices? Some Lessons from Alternative Currencies,” i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Oxford: Blackwell, 221–33.

      Reuters (2008). “Financial Crisis may Increase Mental Health Woes” <http://www. reuters.com/article/2008/10/09/us-financial-health-mental-idUSTRE49839M200810 09> (accessed June 24, 2011).

      References

      1.详见:www. homenatgeacatalunyaⅡ.org. (譯註:現在網站已不復見。但用来研究的纪录片可在youtube上看到,西班牙语。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B_7MTLnXbw
      2.参与者可能同时参与不同的实践。
      3.道德银行人数指的是金融合作社的成员及顾客
      4.这段文字整理自两次采访记录。
      5.在这里我们用“另类”一词作为非资本主义经济实践的缩写。
      6.我们特别分析了从2008年起参与到非资本主义经济实践中的人,意在聚焦经济危机后的时段。这一组调查对象是有代表性的,占收调查总人数的88%。
      7.我们并未询问他们何时移民到西班牙,所以他们很有可能在这个国家生活了更长时间。
      8.我们计算了每个调查对象参与实践项目的数量。把这个数字当作他们参与非资本主义实践程度的指标时,我们是很谨慎的,因为我们并未询问他们每天或每周实际上花了多少时间从事这些实践。
      9.详见:www.opina.es
      10.详见:accar...@uoc.edu







      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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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giu 2018, 22:58:1920/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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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民族土地」的角度,重新思考原住民族土地政策
      從「民族土地」的角度,重新思考原住民族土地政策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希望透過這篇文章耙梳當前國家政策中的原住民族土地相關法律和政策的解釋、比較和相關問題,也凸顯原住民各族對於土地的傳統規範和社會制度,與當前台灣的土地政策難以接軌的急迫事實。

      文:Savungaz Valincinan(撒丰安.瓦林及那)

      將近一年紛雜的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議題延燒至今,仍有許多概念及範疇被混淆誤用。什麼是原保地?什麼是傳統領域?什麼又是原住民族土地?相信多數人仍摸不著頭緒。

      希望透過這篇文章耙梳當前國家政策中的原住民族土地相關法律和政策的解釋、比較和相關問題,也凸顯原住民各族對於土地的傳統規範和社會制度,與當前台灣的土地政策難以接軌的急迫事實。並從「民族土地」的角度重新思考和盤點當前與原住民族土地相關的政策,試圖歸納出未來可能修正的方向和路徑。

      誰是原住民?誰又是原住民族?

      想要談論原住民族權利相關的問題,首先還是要回到對於原住民族的定義。國際上並未對原住民族有單一權威性的定義,但最常引用的是聯合國「防止歧視暨保護少數族群小組委員會」特別專員 Jose R. Martinez Cobo在1986年發表的《歧視原住民問題研究》(Study of the Problem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Indigenous Populations)報告中的描述:

      原住民族指在被征服或殖民前 已在其土地上有綿長之歷史,且自認與目前該土地之其他後來之成員有所不同,他們不屬於社會統治者之成員,並願意將祖先的土地、身分認同加以維持、發展並傳承給後代,他們擁有自己的文化型態、社會組織及法律體系。

      在台灣,根據〈原基法第二條〉的定義指出「原住民族:係指既存於臺灣而為國家管轄內之傳統民族,包括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布農族、卑南族、魯凱族、鄒族、賽夏族、雅美族、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及其他自認為原住民族並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之民族。」「原住民:係指原住民族之個人 」,這樣的定義,確立了「民族」這個集體的概念,事實上,本篇的後續討論也將由此開展。

      目前在台灣,原住民的「法定身分」認定,是採取血緣加上從姓主義。依照《原住民身分法》的規定「原住民與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者,取得原住民身分。」即便一個小孩的父或母從來不曾改變,但是「從姓」卻讓你得以「取得」或「拋棄」原住民的法定身分。

      這個制度當中,沒有任何回到「民族」被確認的程序。而所有對應的政策僅僅依著取得身分而生,例如,擁有原住民法定身分的個人,在現行法律中,得以繼承、買賣原住民保留地。但卻沒有規定,此一土地的使用規範,必須遵循一定的民族慣習或傳統規範。

      在這樣對於族群事務參與沒有任何義務、僅僅就血緣認定而衍伸對應的福利政策或權利取得的身分認定下,加上台灣社會對於原住民的身分歧視仍然不曾消弭,身分的取得和拋棄變成很複雜的課題。

      有些人為了取得福利而登記身分,有些人因為害怕歧視而拋棄身分。有些人從小就有身分卻不一定有族群認同、有些人長大後才取得身分卻反而成為重新思考自己是誰、進而投入參與族群事務的契機。但總歸來說,當前的身分認定制度,即便在後來《原基法》中定義原住民係指原住民族中的個人,但在當前的身分法規中,多數的情況下只成為個人的選擇,「民族」在這樣的身分制度下卻反而失去了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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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原住民族土地與原住民保留地的本身的概念矛盾

      回到土地議題中,《原基法》通過後,原住民族土地一詞第一次被放入法律當中。根據〈原基法第二條〉的定義,原住民族土地包含了「既有的原住民保留地」以及「傳統領域」兩項。原住民保留地,無論是從歷史脈絡或是當前制度,都是屬於「所有權」,並且明確揭示其目的為「保障原住民生計,推行原住民行政」而非原住民族自然主權的法制化,且並沒有「民族」土地的內涵。

      即便是公有原保地,其所有權及處分的權利,也從來不是依照在地族群意願決定。另外,傳統領域的部分,在2017年原民會公布《傳統領域劃設辦法》後,在定義中將其排除私有土地,也引起偌大爭議。而原住民族委員會聲稱,這是為了要尊重《憲法》所保障的財產權,若是將傳統領域的範圍涵蓋納入私有土地,會有違憲的疑慮。在這樣的解釋下,原住民族土地所包含的兩大項土地類型,就產生了極大的矛盾。

      原住民族土地在法律中對應的權利,並非所有權。唯一涉及原住民族土地的權利事項,是〈原基法21條〉中的知情同意權「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應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參與,原住民得分享相關利益。」

      而知情同意權的概念,事實上是來自於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的32條第二項「各國在批准任何影響到原住民族土地或領土和其他資源的專案,特別是開發、利用或開採礦物、水或其他資源的項目前,應本著誠意,通過有關的原住民族自己的代表機構,與原住民族協商和合作,徵得他們的自由知情同意。」

      〈傳統領域劃設辦法〉公告後,原民會表示,只要開發範圍中有1%公有土地,整個開發案就必須取得原住民族同意。但公有土地是恆常不變的嗎?前些日子位於台東杉原灣的「黃金海渡假村開發案」就是一個狠狠打臉原民會說法的案子。此開發案所在位置,屬於阿美族加路蘭部落以及莿桐部落的傳統領域。

      本來此案有近半的範圍為公有土地,理應按照《原基法》規定,取得部落同意,但在開發案成案送進審查後,範圍內的公有土地全數價購給財團,形成「雖然位在傳統領域範圍,但全區屬私有土地」的情況,法律上便不再需要行使在地原住民族的知情同意權。無獨有偶,同樣位於東海岸的都蘭段渡假村開發案也正蠢蠢欲動,七公頃的範圍早已被財團蠶食鯨吞的收購,一樣是全區私有土地的開發,不必經過原住民族諮商並取得同意。這些例子再再顯示,看似尊重原住民族土地權利的法規,實質上卻無法產生任何效力。

      並且,如果真如原民會所言,將私有土地納入傳統領域範圍,而成為原住民族土地、讓在地的原住民族可以行使知情同意權,這將傷害私人地主的財產權。那為何同樣是屬私人所有權的原住民保留地,卻理所當然地納入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呢?

      這裡同時想指出的兩個謬誤。第一,傳統領域排除私有土地,是將原住民族土地的權利和現代的所有權思維嚴重混淆。第二,我們必須承認,原住民保留地的政策,從日本時期到國民政府接收後,從來不是因為肯認原住民族權利而產生的制度。如同程教授文章所述「台灣原住民與近代國家法律體系接觸之始,也是原住民對土地支配之權利被剝奪之始。」從日本時期的「準要存置林野」變成現在的「原住民保留地」,不變的是,這都僅僅是殖民思維下的「理番政策」罷了。

      另一方面,就在今年的6月12日,南投縣政府針對位於邵族傳統領域的孔雀園BOT案環評審查中不顧邵族反對強行通過環評。雖然原民會搶先在6月11日公告邵族傳統領域第一階段範圍核定,也確認了該開發案範圍的確位於邵族傳統領域且是公有土地,但究竟原住民族面對傳統領域上開發的同意權應該在開發過程中的哪個階段被確認,也沒有一個明確可遵循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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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即便只談原保地,都是殘缺不全的政策

      就算退一萬步,單單原住民保留地政策所要達到的「保障原住民生計,推行原住民行政」,除了程明修教授曾專文探討的所有權空洞化現象,還有許多的問題。日本時期的「準要存置林野」政策事實上仍是「番地公有」,原住民僅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國民政府接收初期仍然持續。直到1966年,台灣省政府辦理保留地調查工作,並將《台灣省各縣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修正為《台灣省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明定原住民取得耕作權或地上權後繼續耕作或自用滿10年,可無償取得土地所有權。

      80年代末期,原住民族權利意識抬頭,有鑑於祖先失去地土地和透過保留地政策歸還給原住民地土地差異太大,原民社會發起了三波的還我土地運動,促使政府開始「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1984年也將保留地取得所有權的相關規定由10年下修為5年。然而,增劃編原保地地申請困難重重,除了需要證明從1988年2月1日前持續使用其袓先遺留,且至申請當時仍繼續使用之公有土地才可申請增劃編外,另外還需要公有土地主管機關「同意」。

      2013年,台大梅峰農場告賽德克族人侵占土地的爭議爆發。當時,賽德克族人王雅各,將其祖先遺留、長期耕種及居住的土地(坐落在翠峰段144、144-1、144-2等三筆國有地)申請補辦增編。身為公有土地主管機關的台大梅峰農場非但拒絕同意增劃編,更於98年向南投地方法院提起「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民事訴訟,該年最高法院判決應拆屋還地,引起原住民族社會譁然。

      此一案件正凸顯了增劃編原保地政策的辦法缺失。再者,政府在處理原保地增劃編時,態度消極且緩慢。從原民會的統計資料來看,2007年到2015年總共有46,969件增劃編申請,卻只有6,969件通過核定,通過申請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二十。

      除此之外,還有更荒謬的案例,是某位族人取得原保地它項權利後,原本想說等到設定滿五年即可擁有所有權,沒想到卻在第四年被政府開了一條小路,當事人非常疑惑,因為在山區根本沒有開路的必要,調查之後才知道是因為鄰近的土地要開發,地方政府特地為他們開路。然而,原本完整的一塊土地就被切割成兩塊,並且地方政府宣稱,既成道路無法登記為私有土地,要當事人自行去申請土地分割排除掉道路用地,否則無法接受申請所有權,土地分割所衍生的行政費用也要當事人自行負擔。像是這樣荒謬的案例不勝枚舉。

      我們也知道一些地方的原住民政治人物,不論是鄉長、議員,透過本身的原住民身分特許和資本,大量收購原保地,但僅做為「個人」的財富累積開發使用,不再尊重當地族群對於土地的認知和規範。這種情況,卻不須被討論部落的諮商同意權行使,顯見當前這樣的原保地制度仍未能達成「保障原住民生計,推行原住民行政」的目標,而流於因著身分而有的特殊資本、只在個人身上積累,無法真正回應族群的集體權被尊重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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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重新回到原住民「民族」的集體權利思考

      再談到都市原住民族部落。最有名的案例當屬沿著新店溪居住的溪州部落,過去因為「占用國土」之名而遭到強拆,然而,當政府承認部落的存在、卻不承認部落生活領域的權利時,這在整個《原基法》的概念裡是非常矛盾的事情。即便在多年的抗爭後,與地方政府協商取得異地集體重建的協商結果,可視為對於原住民族集體權利的尊重,但卻並不總能在所有相似個案上被實踐。

      近來紛擾的高雄市拉瓦克部落,因為位於都市核心的使用的地帶,而遭受到強勢的迫遷壓力。拉瓦克部落的案例十分特殊,過去,拉瓦克部落所在的區域為工業區,環境汙染嚴重、生活品質欠佳。早期,原鄉部落的排灣族人,因應都會區的勞動力需求而逐漸移往都市,沿著工廠旁的運河居住。但因文化脈絡相近,而逐漸聚集,形成現在部落的樣貌,甚至按照排灣族的文化,有共認的頭目、也有祭儀。

      隨著都市發展的變化,拉瓦克部落所在的前鎮區,近二十年來快速高度的轉型發展,大型商場進駐、眷村改建國宅,小小的拉瓦克部落,卻像是被遺忘了一般,仍然靜靜的在這個繁華的都會區生努力生存著。運河填平、馬路墊高,拉瓦克部落許多房屋變得低於路面,颱風或爆雨來襲,總是淹水。居民不得不重新修繕改建房屋,卻因此被認定為「新違建」且位於市有土地,市政府多次以公文要求拆屋還地。

      高雄市政府雖有提出安置方案,但是零散拆散各戶安置,甚至安置基地就有兩處,分別是小港的娜魯灣國宅以及五甲的台電舊宿舍。這樣的安置方案完全不符合居民對於「集體安置、就地安居」的訴求,而導致強烈的抗爭。在高雄市政府軟硬兼施的威逼、利誘下,一邊發預備強拆的公文、一邊告訴居民早點簽字更多優惠云云,在此壓力下,有些居民後來選擇接受現行方案,但仍有部分居民堅持就地安居。

      在這個案例裡面,拉瓦克這樣的一個都市原住民族部落,究竟有沒有作為一個部落的集體生活領域權利?可不可以主張傳統領域劃設?可不可以主張諮商同意的權利?畢竟在當前的法規裡面,根本沒有去限制所謂的傳統到底要「多早」以前開始才叫傳統,拉瓦克部落的案例,不正符合原民會對於〈原基法21條〉的認定解釋「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之「公有土地」嗎?

      從都市原住民族部落土地權利來反思當前的原住民族土地想像和相關政策,除了不同的相應法規之間邏輯混亂、認定標準不明確,說到底,就是從未尊重原住民族做為一個集體。他所對應的權利性質,更缺乏理解部落在當代社會的真實樣貌為何,遑論尊重原住民族的集體權利行使。因此在不同的各案中,我們都可以發現當前的原住民族相關土地政策的荒謬之處。

      從拉瓦克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看見,市政府仍未從族群的集體權利角度思考解套的方式。高雄市原民會本身雖為原住民族事務的主管機關,對於原住民個人的福利政策和集體的權利尊重仍混淆而模糊。如同本文一開始所述,要談原住民族的土地政策,大概不能單單只談土地法規,而是去釐清其相關聯的各種權利樣態,然後才是怎麼落實的問題。

      總結前述,《原住民族基本法》通過的12年來,即便在法條中揭示了原住民族權利屬於集體的民族權利,但在實際落實的層面,卻仍然跟現行的其他法規難以接軌,以至於不論從自然資源取用的權利如狩獵、採集林產物,到土地管理的主權,都難以實現。加上當代部落傳統組織長期被現行行政官僚體系架空,多數的部落被剝奪治理生存空間的權利,而導致生存空間持續被蠶食鯨吞。當我們希望回歸民族自治的範疇時,首先也要面對如何重建部落及民族的自治主體。

      在去年8月9日世界原住民族日的時候,聯合國發表了一篇聲明,標題是《保障原住民族的權利,就是保障所有人的權利》(Protecting Indigenous peoples’ rights is protecting everyone’s rights.)。當我們談論回歸民族自治及尊重原住民族主權的時候,並不是要排除非原住民的生存和權利,而是回歸到最了解、最靠近土地的方式,並用這樣的方式一起好好地生活下去。而原住民族仍保有這樣的智慧,這是全人類的重要資產。

      後記

      這是一篇被原民會綜規處以「沒有評論前期,只是抒發個人意見」為由而退件的稿子。 今年初,《原住民族法學期刊》邀請我針對程明修老師於該期刊前期發表的專文《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所有權空洞化之現象》寫一篇從實務經驗的觀察與回應。

      邀稿人特別告知,並不是要「評論」該文,而是從實務經驗去回應該文提到的問題和觀點,於是我決定從「民族土地」的集體權被架空的面相來探討和分享接觸過的案例。整篇文章的目的並非批評原民會,但不得不提到傳統領域劃設辦法排除私有土地的謬誤。

      但就在上個月,邀稿人告知,原民會的審稿意見表示「沒有評論前期,只是抒發個人意見」,竟也不是請我再修正,而是直接不予刊登。

      我不知道原民會到底覺得在害怕什麼,或是哪些公務員又在揣摩上意。我不敢說這是一篇論述結構完整的文章,但如果今天是因為內容有問題,可以討論、可以修改,但今天我是被邀稿人不是自行投稿,要被這種不是理由的理由不予刊登,簡直是羞辱人。

      原民會這種內部審查完全是嚴重干預學術自由,不過聽說也不是第一次了。總之,因為我寫了五千字,不分享白不分享。而且我相信我的臉書,應該比那個期刊瀏覽率更高一點。麻煩大家一起看看、多多分享,然後也歡迎批評指教。

      本文經Savungaz Valincinan(撒丰安.瓦林及那)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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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giu 2018, 10:10:1721/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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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you can't talk about John Oliver in China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44557528?ns_source=facebook&ns_campaign=bbcnews&ns_mchannel=social&ocid=socialflow_facebook#

      John Oliver attends the 11th Annual Stand Up for Heroes at The Theater at Madison Square Garden on November 7, 2017Image copyrightGETTY IMAGESImage captionJohn Oliver is the latest target to be hit by Chinese censors

      If you're looking to post something about John Oliver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this week, chances are you can't.

      The British television host been censored on China's biggest social media site, just days after he criticise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on his popular US show Last Week Tonight.

      In the show's latest episode, Mr Oliver highlights the political, human rights and economic issues China is currently facing, and delivers some striking criticism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ttempts by the BBC to post a status on Weibo - China's biggest social media platform - with the term "John Oliver" were blocked.

      Screenshot of WeiboImage copyrightSCREENSHOT/WEIBOImage captionA pop-up message comes up when you try to key in the phrase "John Oliver"

      Instead an error message pops up, informing you that the post violates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If you try searching for "John Oliver", it does yield some results, though you won't find any new posts - the most recent one is from the 12 June, a week before the "Last Week Tonight" episode aired.

      A search for the show's name in Mandarin also brings up no results.

      What exactly did John Oliver say about China?

      In the 20-minute episode, the host touches on some topics that are known to be controversial in China.

      He mentions China's removal of presidential term limits, which has essentially allowed President Xi to remain in power for life, adding that Mr Xi has "gone out of his way to form a cult of personality".

      The removal of presidential terms was highly criticised and online censors had then rushed to block discussion around the topic.

      Mr Oliver also brings up China's treatment of the Uighurs, a Muslim minority who live primarily in the region of Xinjiang and say they have long faced discriminat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lames bloody clashes on Islamist militants and separatists.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introduced new restrictions on the Uighur people.

      The TV host also mentions Liu Xiaobo, one of China's most prominent human rights advocates and a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

      Mr Liu, who died in 2017 at the age of 61, had been serving an 11-year prison term for subversion and was branded a criminal by authorities.

      A picture of the 2010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 Liu Xiaobo is seen at The exhibition ?Be Democracy? at The Nobel Peace Center on October 11, 2014 iImage copyrightGETTY IMAGESImage captionLiu was seen as a hero by many but a villain by his own government

      Social media posts about Mr Liu have similarly been censored on Weibo, with Mr Oliver saying himself that: "Chinese media won't allow mentions of [his] name."

      His wife, Liu Xia, is still held under house arrest by Chinese authorities, and is said to be suffering from depression after spending years under heavy surveillance.

      "Xi's crackdown on human rights is apparently the harshest crackdown since Tiananmen square," said Mr Oliver in his video.

      "[He] has clamped down noticeably on any form of dissident whatsoever."

      It is not uncommon for whole phrases or terms to be censored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As Mr Oliver points out in his video, the Chinese name for Winnie the Pooh and pictures of the cuddly character were blocked on Weibo after bloggers continually compared him to China's president.

      China employs millions of people to monitor and censor internet activity and posts deemed to be politically incorrect are routinely deleted.

      Last Week Tonight is not officially available on Chinese television and YouTube remains blocked in China but clips of the show are available on Chinese video hosting platforms.

      Fred chiu

      da leggere,
      26 giu 2018, 00:03:1526/06/18
      a Yt Yt

      一九六八|五月之后①:法国68的绵延与遗忘

      原创: 王璞 澎湃思想市场 1周前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按:1968年,卫星通讯技术的普及让全世界得以同时观看在越南发生的一切。美军的炸弹在热带爆炸后的琥珀色烟雾、越南村民流下的鲜红血液,让战争第一次具体而又可感地展示在发达国家市民客厅中的彩色电视机上。触目惊心的电视画面成为了重要的导火索,促使世界各地几十万人走上了街头。从美国的民权运动,到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学生/工人运动,再到日本的学生和市民运动,尽管派系林立,反抗对象各有不同——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官僚主义,“反战”和反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却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连结。


      在1968年,全球对切•格瓦拉的狂热崇拜达到了顶峰——他在1967年10月于玻利维亚被杀,死时正在贯彻古巴的新革命计划,古巴四处可见切的余韵——“直到胜利,永远”。1968年,越南战争和激进化的黑人解放运动惊醒了美国曾经封闭而自洽的自我认同,人们开始意识到,国内外的痛苦、灾难,在帝国框架里是同构的。1968年,阿拉伯世界刚刚经历了上一年“六日战争”的惨败,数十万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进攻下流离失所。战败后,阿拉伯左翼以马克思主义武装了其反殖民运动,填补了阿拉伯世界在政治伊斯兰兴起前的政治真空。1968年,冷战中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并不太平。从罗马尼亚到波兰,再到最终爆发于捷克斯洛伐克,东欧开启了对苏联模式的幻灭,呼唤“民主社会主义”。1968年,日本的学生和市民在校园和街头与防暴警察拉锯,成为1950年代开始的新左运动的最高峰……


      而这一切,又都免不了被中国“继续革命”的声音所激发、感染、召唤。


      时隔50年,冷战结束后的今天,提起1968,人们想起的,是法国的五月风暴、“激进哲学”、新浪潮电影、摇滚乐、嬉皮士。能够象征反抗、激进、自由解放联想的符号,如今统统可以购买。切•格瓦拉的头像遍布另类潮流的文化衫,甚至女子偶像组合AKB48也在日本拍出东京大学“全共斗”画风的MV。“六八”一代的反叛,似乎仅仅让抗争成为了景观,而最终帮助了资本主义大获全胜。


      而1968年最沉重的部分,也通过记忆实现了遗忘。毋宁说,50年之后,人们乐于沉浸在同质化的对激情、反叛、解放的浪漫怀旧里,而不愿意沾染上那个时代的血腥气,不愿碰触属于不同地区全然异质的挣扎。那些异质的挣扎所勾连出的世界图景,正是全球的一九六八。《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在1968五十周年之际,推出系列专题文章,尝试从世界不同区域的不同问题意识出发,重组一张1968年的拼图,以此重访1968年的世界图景。专题将于每周周六、周日推出,敬请关注。


      文|王璞(布兰代斯大学助理教授


      1968年5月6日,学生与警察在大街上对峙。


      一切安好?作为境遇的五月之后


      黑色屏幕上出现了大字:MAI 1968(五月 1968)。然后大字变成了:MAI 1972。再然后:FRANCE 1972。大字的颜色以红白蓝——法国国旗的三色,象征平等、博爱、自由——反复交替。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和让-皮埃尔·戈兰(Jean-Pierre Gorin)执导的《一切安好》(Tout va bien)就是这样开始的。这部实验电影以1968年五月风暴刻度测绘着1972年法国的现实,并由此展示作为境遇的“五月之后”:


      戈达尔《一切安好》电影截屏。

      “一个国家。有国家,就有农村。就有城市。有很多房子。很多很多人。有农民。有工人。有资产阶级,小的,大的。很多很多人。农民干农活。工人做工。资产阶级呢?当资产阶级……”

      这是电影的画外音,也可谓分镜头剧本,该片的镜头语言以此铺开。一方面,电影征召着五月风暴所使用的政治话语/意象,另一方面,正是五月风暴刺激着人们质疑话语/意象以及它们背后的社会差别和分野:城乡、阶级、体力与脑力劳动、性别、言语和行动、一国和国际,等等。五月之后意味着这样一种境遇,人们必须继续思考,继续行动,或者说,继续用行动来思考:何为社会?何为革命?何为日常生活?何为平等?随着68年五月资本主义生活骤停而绽放出的社会平等的可能性,成为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五月之后绵延。“后五月”之为境遇,充满了危机与歧义,也催促所有人——包括“五月”的反对者——做出回应。也就是说,五月之后首先是政治的继续,它提示我们,五月风暴绝不仅仅是1968年的某个月份,正如在法语中“68之年”(années 68)必须是复数一样。


      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对68的印象已经缩减为媒体反复引用的画面,仅限于那年、那月、那城?而五月的后续则近乎一张空白底片,难以在历史回顾和思辨中显影。 


      回到1968年五月30日——那个月的末尾。支持戴高乐总统的人群涌上了香榭丽舍大道,在凯旋门集结。为了压倒工人游行的国际歌声势,他们高唱马赛曲。为了盖过全国漫卷的红旗(共产主义)和黑旗(无政府主义),他们在楼顶挥舞三色旗。共和国万岁!法兰西万岁!他们的诉求是什么?他们支持戴高乐同一天的广播讲话(电视台已经参加全国总罢工,所以只能用广播发表)。他们要求社会尽快回归“正常”:学生就该好好学习,工人就该工作在流水线上,校园是用来上课的,工厂是负责生产的——一句话,每个人各就各“位”(即,“无需质疑的”阶级地位、职业角色、两性关系、国族身份……),让法国资本主义重新“安好”。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这位知名的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虽然明确反对过戴高乐,但出于对“五月”的厌恶,竟也出现在了这次支持第五共和国的游行中,和“殖民地战争的老兵、秘密集社分子、警察、打手、罢工破坏者……走在一起”(罗斯,May 68 and Its Afterlives, 59页)。在阿隆看来,五月的学生叛逆(而工人运动以及学生、工农、知识分子的联合则遭到了无视)全无理性可言,“野蛮”、“难以捕捉”(untrouvable),甚至算不上“事件”。什么都没有发生。保守势力迫切地要求“五月”尽快结束,并让“五月”永远停留在五月,然后宣称:什么都没有发生,除了一场春夏之交的热病“发作”——后来,阿隆和更多、更新潮的知识人都会用社会代际生理学、乃至动物学的修辞来讥诮地取消“五月”的意义(阿隆当然是从保守自由主义的角度出发来叙述/取消五月的。不过,近年来左派中也有不少声音,认为“五月”反国家、教会、家庭和传统身份,是文化资本主义的铺垫,这方面齐泽克可算一个代表。一保守,一左翼,都有“取消”五月意义的倾向,但思路终归不同,这是后话)。五月结束,一切正常,一切安好,tout va bien。


      萨特(左)和雷蒙·阿隆(右)


      真的一切安好?新浪潮电影人戈达尔和戈兰用他们新片的反讽标题来刺穿话语和假象。作为“五月”和“五月之后”的情境中人,他们深知“五月”没有结束,他们体验着“五月”的绵延、68的后续,并痛切地面对着艺术的也即政治的难题:如何表露、表达、表征这一绵延和后续?1968年五月底,戴高乐宣布解散国会,要求工人复工,并以紧急状态相威胁(他事先确保了军方站在他一边)。总工会(CGT)劝工人们接受格雷奈勒协议(les accords de Grenelle),毕竟雇主联合会和政府已经同意大涨工资。法国共产党也要求人民守纪律,复工复课后别忘了按时投票。但对于在资本主义的中断中用身心感知新的政治可能性的一部分群众,这一切已不再仅仅是关于经济收益和选举游戏。正如丹尼埃尔·辛格(Daniel Singer)的五月纪实所指出的,雷诺车厂工人面对协议所喊出的经久不息的“Non”在各地得到呼应。运动完全推开了传统左翼建制,总罢工继续。当巴黎的警察已经忙着拆除街垒(这是最后一次街垒在这所城市乃至全世界发挥革命作用,以至于Eric Hazan最近专门著述,追溯了街垒的整个前史),媒体和社会评论家们则要拆解一场运动的连续性。克里斯汀·罗斯(Kristin Ross)提醒我们,这不啻为一次话语的“警察行动”。她再三强调,其实,在外省——比如在南特和卡昂——学生、工人和农民的联合抗争正如星星之火,却早已在关于五月的种种“说法/看法”之中(被)失踪。六月初,弗兰(Flins)的雷诺厂的工人自组织遭到武装警察的强力镇压,但尽管遭到极大阻挠,还是有学生和知识分子前来增援,各界合力反抗——《一切安好》以布莱希特式的手法复现了这一幕,其中有流血,有枪声,有打斗,有法共对警察和工人的双重指责(“党说了,不要打!”),有哀悼和沉思。类似的起义和镇压并非少数。左翼学生开始在工厂“扎根”(etabili,这是法国激进左派从中国借来的关键词之一)。在不断的搜捕之下,一些激进组织转入地下——这一点《一切安好》也顺带有所表现。五月催生的行动委员会(comité d’action)中有一些到了七十年代依然活跃。以各种工会和政党架构之外的群众民主为模式,工人占领工厂并接管生产场域、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的事件还是时有发生。七十年代初,拉尔扎克(Larzac)地区农民反对军方征地的运动又一次燎原,学生、知识分子、工人乃至环保人士纷纷参与,很快具有了全国性影响,再次体现了五月最伟大的精神:社会运动、政治抗争、思想论辩和日常生活创新的大合流。利普(LIP)手表厂占领运动则开始于1973年,同样历时长久。当公司申请破产,工人们接管了工厂,施行自我管理(autogestion),并于次年重新雇佣了所有下岗人员。1976年公司再次资产清算、变卖,工人再次发起斗争。就连已经不再“激进”的《解放报》(Libération)也宣称这是七十年代的核心“社会冲突”。“五月”也即“五月之后”。《一切安好》中最完整的情节桥段就是肉联厂的一次短时间工人占领。正如电影中开头和结尾的大字所明示的,1972年也是“五月”。


      《一切安好》中饰演美国驻巴黎广播记者苏珊的美国影星简·方达(Jane Fonda)。


      这些斗争往往有所谓鲜明的“在地”特征,但它们所形成的“五月之后”一样具有全球性的共振和延展。《一切安好》以美国影星简·方达(Jane Fonda)为女主演,片子以此展开自我反讽:据说,启用国际影星,是完成大制作的必要条件。这暗示了电影工业和跨国资本的共通性。但当时人都明白,这一合作不无政治含义。方达在美国人民反对越战的运动中已经“赤化”,在电影拍摄的同年(1972年)她大胆访问北越南,甚至出现在高射炮阵地,和越南抗美战士们在一起。很快,她在自己的祖国眼中成为了“被洗脑”的卖国者,这是因为,不管美国民众对越战多么反对,但冷战敌我的界限对他们是难以逾越的沟壑,只有极少数人能从北越和第三世界反抗帝国主义的视角去体认那场战争和美国在其中极不人道的地位。与此相对照,只要回想一下纪录片大师伊文思(Joris Ivens)1968年的《十七度纬线》,我们就会明白,欧洲的激进左翼——当然,他们也是非主流的的少数——却有意愿、有能力从越南人民的角度和语言来理解第三世界的抗争,并且与之发生深刻的共情,引出更多的思考乃至行动。在伊文思的片子中,越南人民既不是美国大兵(比如后来电影中的那位阿甘)动手前需要甄别的潜在敌人(“我们在雨林中寻找那个名叫越盟的家伙”)、杀死后需要上报的“body count”(尸体数目),更不是五角大楼里编定的轰炸目标,而是有行动、有表达、有思想、能创造的——人。于是,在和方达的合作中,戈达尔和戈兰创作着新的互文:方达所扮演的美国记者苏珊和法国肉联厂工人的交谈镜头,同方达本人和越南人民军战士交谈的镜头,无形中构成了叠影。越南就在我们工厂之中——这是五月风暴的第三世界主义和西方社会本地运动的交织。与此类似,在戈达尔后来和安娜-玛丽·米艾维尔(Anne-Marie Miéville)合拍的《你还好吗》(Comment ça va? 1978)中,革命运动的全球性叠影获得了另一次明确:1968年巴黎街头无名群众呼喊的形象和1974年葡萄牙革命无名群众呼喊的形象重叠在了屏幕上。不同国别的类似图像,是通感的政治,还是摄影术的操演?不同国别的呼喊背后,有着共振的声带,抑或难以转译的语言?这些或许是戈达尔想要用电影媒介来追问的,而电影试验也成为了世界性政治进程的争议点。


      纪录片导演伊文思(Joris Ivens)于1968年拍摄的表现越战的影片《十七度纬线》。


      也正是基于这一不断绵延的政治境遇,克里斯汀·罗斯在2002年的《68五月及其后世生命》(May' 68 and Its Afterlives)一书中把法国“68岁月”的下限定在七十年代中期——这里断代的问题已经出现,我后面再详细讨论——并认为七十年代初构成了一个“生动的交点”(lively conjuncture),在法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发明和创意的时刻”:“看起来毫无限制的思想课题和观念交流的原创场域涌现出来”,而这所有的试验都致力于建立“事件的绵延”(13页)。“事件”也即68年五月,当时的口号、张贴画和涂鸦艺术构成了“诗意占领街头”“视觉就是行动”的瞬间,直至今日仍“占领”着我们的注意力,但罗斯在对“绵延”和“后世”的探讨中,引导我们关注另外一些文本和实践,那就是五月之后野草丛生般的各类刊物、小册子、没有署名的文件、自由联合的组织。它们生长于五月之后的境遇,多样纷呈,互相辩证,没有中心,没有统一纲领,勾勒出既呼应又不同的探索轨迹,裹挟着难以计量的能量,却又散佚于历史的明面与深处,缺少后人辑录。


      我会在其他场合介绍罗斯笔下狭义五月风暴的几方面,本文将更多引述她对五月之后的钩沉、对亡佚的抵抗,对遗忘的诊断。不过,在此之前,我希望首先以《一切安好》为五月之后的切入,这部影片不在罗斯的论述之列,但我以为是五月之后最精彩的“五月”电影,是境遇中的电影。我并非随意使用“境遇中”一语。这部电影远远超出了艺术对现实的膝跳反应或镜像投影。相反,它痛快而又痛苦地扯开五月之后的难题性和矛盾性。从国际政治到日常生活,现实中的每个人、每件事都处于政治的绵延和去政治化的“安好”之间的拉锯。这部电影聚焦这些内在矛盾,要求对问题的决断但不提供答案。同时,电影也不是任何现成的工具或媒介,而是矛盾的一部分,境遇的一部分。


      红白蓝——该片鲜明的主色调。“很多很多人”中,有“她”,苏珊(方达扮),一位美国驻巴黎的广播记者。她的伴侣是伊夫·蒙当(Yves Montand)饰演的“他”,雅克,一位电影导演,他“以前”是新浪潮电影人,三年来一直想拍政治电影,就是拍不出来,现在以拍商业广告为生——这里面显然有戈达尔对新浪潮的戏谑和反思。据说,“她”和“他”是在那个五月的街头相遇相恋的。1972年,苏珊让“他”陪同一起去采访一家企业的经理,赶上了这家肉联厂的罢工。工厂的外景,两大条幅,还是红白蓝:无限期罢工!关押老板有理!这后一句,on a raison de sequester les patrons,明显化用于在五月运动中反复出现的对“造反有理”的法语翻译: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一部分激进的工人把经理锁在了办公室中。苏珊和雅克就这样也被莫名其妙地关押起来。肉联厂的内景,那个著名的布莱希特式间离效果全景长镜头,第四堵墙没有了,三个人被囚禁在一个空间中,立场不尽相同的工人们散落在不同的房间和区位。突然,有人带头高唱:“斗争继续!”(La lute continue)于是大家一起唱起来。一个好玩的细节出现了,大家唱了一气,兴致消减,慢慢没声了,但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忽然一个工人又突然大唱起来,于是大家又加入。除了歌声和口号的继续,政治的“继续”究竟是什么?但关押、占领和歌唱不就是最大的政治道“理”吗?但然后呢?


      《一切安好》中肉联厂工人罢工的情景。


      经理对着镜头开口说话了。虽然失去了人身自由,但他自信满满,有的是说法和看法:“我们厂从没有受到‘五月’的污染——直到现代……阶级斗争?那是十九世纪的语言……我不否认社会有很多缺陷,但闹事是出于心理疾患……我随时可以谈,可以让步,但他们得派合法代表来,不能乱整。”工会领导也来了,要求大家立刻释放经理,他同样有的是说法和看法:全球资本行情,食品工业重组,市场份额,工资奖金明细……总之,各种数据。劳资谈判很复杂,得靠“工人们搞不通”的数据说话,还是让工会出面才是。有些工人们动摇了,另外女工们还得担心家里的丈夫有没有接孩子、会不会做饭——她们不得不同时纠葛于这个社会给定的性别角色。不过,是不是也应该让采取行动的工人说一说他们的道理?他们的说法和看法又如何在电影媒介中再现?


      激进工人终于面对镜头了。他们行动的逻辑当然在经理和工会所娴熟的话语之外(所以他们“被”命名为疯子、破坏分子),但也不能用任何左派的所谓“主义”来解释。他们今天的“过火”、他们“侵犯人权”的行径,是基于工人的全部身心体验的直接性。“就这么简单!但是……又有点复杂……”工人体验的直接性为什么“复杂”?因为它没有自身的语言,无法转化为“说法和看法”。但至少,工人们在显影,在开口,在行动,也就是在对抗既有的话语——不论是各色“主义”还是社会学的实证。工人在那八小时中要么被当作历史的火车头要么被看作可更换的劳动力。但他们不仅仅存在于那八个小时之中,而是完整的人。


      于是,苏珊开始采访女工。女工有很多话要说,但她们一开口,就意识到自己声音的分裂。因为不论是广播记者(方达饰演),还是电影镜头(戈达尔所代表),都是意识形态媒介。当你接受采访,你已经接受了主体的询唤,必然要按照某种角色来发言:“我是女工,所以我必须倾诉、也最有资格倾诉女工的悲惨生活。”一切都是社会角色的套路。在接下来的一组镜头中,我们看到方达和蒙当开始了又一重扮演:方达开始在流水线上和工人们一起包装肉肠、贴标,蒙当在车间里费力地推来一扇扇整猪肉,并用电锯切割冻肉。劳动是乏味的、令人恶心的、艰苦的,工作场所充满恶臭,你们大明星也来体验一下……但画外音立刻喊停!因为这是缺乏自省的电影语言,只是在重复“悲惨世界”的人道美学。谁不知道劳动是乏味的、艰苦的?让大明星表演体力劳动就能构成批判性、僭越性的知识和实践?把镜头放进车间就是“深入群众”吗?如何跳出这种倾诉、体验、“深入”的媒介语言?没有答案。外景,还是三色。镜头外的新闻广播中说,警察介入,经理得到释放,每个人都回到了自己的社会角色:工人们复工,雅克回去当广告导演,苏珊回去当记者。一切安好?


      《一切安好》在反思电影能做什么。在当年的访谈中,戈达尔把自己的作品和另一部反映罢工的电影《为自由而战》(Coup pour coup)加以对比。马兰·卡尔米兹(Marin Karmitz)的《为自由而战》采取高度的写实风格,记录埃尔伯夫(Elbeuf)纺织厂女工七十年代初占领工厂的事迹。但是,戈达尔认为,这部同样完成于1972年的电影相信镜头本身的诚实和透明,而不去反思电影之为媒介。在《一切安好》中,雅克拍不出政治电影,正是因为他对媒介本身和知识分子身份的高度不适感。然而,反讽的是,他因此成为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一部分:广告制作人。在片场,流行音乐伴奏下,他拍摄高度商品化的性感肉身,背景中时不时传来越南战场的新闻。


      同时,政治也在私人生活中如影随形。当苏珊把对新闻媒体的沮丧感带到了两人的小日子之中,雅克却劝说要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昨夜我想性交你不想,没关系,但不要一直这个情绪。”苏珊反过来质疑公共生活、私人领域和性之间的切割。其实,她的逻辑和肉联厂工人有相通之处:为什么完整的生活感知要被分为职业活动、政治立场、私人性、爱情和性关系……家具生活的内景:沙发是蓝的,茶壶是红的,墙是白的。


      苏珊的出走引发了雅克的自省。他和那些肉联厂的工人也许在68年五月的街头就行进在一起,但当亲历他们的具体斗争时,他却是“被动的”。他又想起来了他一直拍不出来的政治片。他来到外景地,俯瞰大型厂区。无形中,他还是接受了太多传统左派的假定,太多对感知的分配:工人在厂区,所以政治在厂区,但其实政治无处不在——又似乎哪里都不在。


      由此我们就来到了该片中又一个经典的平移长镜头,题为“今天(2)”(Aujourd’hui <2>)。苏珊来到(外省的)家乐福超市做“调查研究”(enquête,法国激进左派实践的又一关键词),这一场景的确是发达国家后工业消费社会的最佳寓言:所有人都在安静、严肃、守纪律地采购然后排队结账,没有交流,只有流通。就连各种党派宣传(以某种红色小册子的形象出现)也和“蔬菜一样”在打折促销。镜头平移到超市舞台的极右端,冲进来一帮革命者,领头的是一位女斗士,由著名电影人兼作家安妮·维亚泽姆斯基饰演。他们四处奔走,但超市的秩序如常。终于,他们开始呼喊:“一切免费!”并且行动起来,帮助每个消费者把购物车填满。这一无政府主义(准)“暴行”究竟是对消费社会逻辑的打破,还是把消费推到极致?长镜头回到最左端,又开始下一次平移,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人们完全不知所措,经过一番迟疑,终于开始停止结账,木然地把“免费”的一切揽入购物车中——这种行为本身和“占便宜”大采购毫无区别。还是没有交流,还是只有商品流通。苏珊试图采访消费者,没人理她。也没人理那些革命者。这样一个高度去政治化的后工业日常空间,有“很多很多人”,是否可能激发成一个政治情境?特警到来,警棍落在驯良的消费者头上。超长镜头结束。


      《一切安好》中题为“今天(2)”的长镜头,革命者冲进家乐福超市,呼喊“一切免费!”这一无政府主义(准)“暴行”究竟是对消费社会逻辑的打破,还是把消费推到极致?


      在影片的结尾,导演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给了一个爱情片俗套,告诉我们“他”和“她”和好了。谁去找的谁?两人问题如何解决?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正如画外音所说——每个人都应该在“语境”中生活、行动、思考。“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五月之后,一面是继续斗争的意愿,一面是一切安好的“虚伪”,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最切身最日常的境遇问题化、历史化,而不是接受现成的感知。这样才有政治。


      但是,历史本身的反讽随后驾到。五月之后的境遇——包括电影中所涉及的一切——遭到了遗忘。可以说,今天最常见的对五月及五月之后的理解,和戈达尔所期待的语境感或历史化恰好相反。根据罗斯的考察,这是因为在七十年代中期,另一种五月之后的“说法”开始冒泡。下文我们将看到,这一种“五月之后”以五月的遗产为名,开始了对广义的五月(包括五月之后的激进阶段)进行改写。很快,“遗产”成为了遗忘,一种遗忘的史学,一种意识形态的复写纸,最终在当代新自由主义语境中获得了所谓“共识”之名,完全模糊甚或抹去了68的绵延。也就是说,在法国有两种“五月之后”,一种是法国人简称的68后的左翼时期,一种是遗产/遗忘的后现代功业,而后者致力于埋葬前者。因此,在继续讨论68的后续时,我的系列评述不得不直面这重包裹着我们的迷雾。接下来我将简介罗斯对“遗产/遗忘”的意识形态所进行的批判性研究。


      为了忘却的纪念:转向、改写和所谓“共识”


      发达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常态有着稀释政治化境遇的逻辑,这一点我们都不陌生,从《一切安好》的工厂经理的振振有词中也可以窥知一二:社会的问题当然多的是,但“看看人均收入吧!”还有“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人民的困难吗?但总有一些“找麻烦”的人。所以,“五月”是心理疾患、是“污染”、是偏离。“五月”,作为发生在战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最大规模的群众反抗,从一开始就遭到轻描淡写,意义缩减。


      不过,在罗斯的考察中,五月后续/遗忘的真正转折点,则发生在七十年代中期,当时,一批以前的五月分子相继“转向”,随着他们“回归”(后)现代社会之后慢慢掌握话语权,以纪念五月为名而进行的历史改写悄然发生,成为日渐壮大的新意识形态叙事。这和七十年代后半期所谓“新哲学家”(nouveaux philosophes)崛起密不可分。该词由伯纳德-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在1976年发明,该流派中人都和过去决裂,转而批判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不论尼采、海德格尔还是萨特)、泛左翼思想和后结构主义,向正在英美崛起的新自由主义暧昧靠拢,其中主要人物有安德烈·格吕克芒(André Glucksmann), 帕斯卡尔·布吕克奈尔(Pascal Bruckner)等。他们真的算“哲学”家们吗?这并不重要,因为重点是,他们代表了法国思想生活中的新类别:媒体知识分子。用罗斯的话说,他们是“电视上的哲学家”(详见《68五月及其后世生命》第三章),以至于当时法国知识分子们开玩笑说,如果不上镜,你就当不了“新哲学家”;以至于真正的“哲学”家德勒兹也不禁站出来说,那帮人的哲学空无一物(nulle),却喜欢宣称五月风暴是他们搞起来的(见罗斯书,172页)!“前左派”人士于是成为了媒体的宠儿。又比如,雅克·朱利亚尔(Jacques Julliard)以前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现在以报纸编辑身份挑起了论争,否定第三世界主义,与之呼应的有前五月分子伯纳德·库什奈尔(Bernard Koushner),后来创办了医生无国界,以空降兵式的人道援助代替第三世界主义。他们也改造着五月之后的媒体风景。《解放报》是五月风暴的重要产物,萨特曾对之寄予厚望,而随着其创办者之一、主要编辑塞尔吉·朱利(Serge July)转向,脱离激进立场,这份报纸也变为法国主流传媒的一部分——它成功了,它也失败了。


      克里斯汀·罗斯在2002年出版著作《68五月及其后世生命》(May' 68 and Its Afterlives)。


      转向,在二十世纪革命运动和激进思想的历史中,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对中国的语境也并不陌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左翼也面对着“方向转换”“转向”这些从日本政治运动中传来的概念。同样,在《一切安好》中,“方向转换”一词也有闪现:那位在超市中兜售政治观点的人物,所“叫卖”的正是从法共中“方向转换”的号召。可以说,转向是一个主体性和历史观的命题,对应着革命能量的消长。如果“事件”代表了“主体性的涌溢”(化用巴丢的事件理论),那么,转向则意味着主体性的稀释,既有结构的回归。


      在“五月之后”的语境中,转向、新哲学家和媒体的纠缠则有更具体、甚或更戏剧性的一面。罗斯对此的研究表明,这些媒体弄潮儿的“权威”地位恰恰来自于他们作为左派的过去,这既富于讽刺意味,却又“顺理成章”。他们张口闭口“我们68一代”,在转向时,他们与其说是在反思(忏悔?),不如说是在自我吹捧、自我册封、自我认证:“是的,我们搞了五月;我们当过左派;所以,我们的转向才这么有意义,我们才最有资格告诉世界,五月和五月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于是,正如罗斯所反复强调的,通过转向和代际修辞,前五月分子们摇身一变为媒体人格,成功窃取了五月的“代表”地位,并开始绑架五月的遗产。五月最重要的命题是“平等”,但在他们的意识形态改写中,五月最伟大的遗产是“个人自由”。没错,五月采取了左翼激进主义的语言和行动,但据这些五月“代表人物”说,那一切仅仅是表象,一层薄纱,一道风景,一种烟雾。当年他们高喊毛派、无政府主义或反帝国主义口号,现在他们却告诉大家,五月的真正内容只有“个人”、个性解放,是年轻一代对传统的挑战,是法国从传统资本主义向后现代消费社会的转型,是文化调整,是消费和享乐自由,是一次不可避免的社会调整和文化变革,是街垒之内(!)大和解、大交流的节日。这一当时令人震惊的重述已经若隐若现地遵循于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市场自由主义的逻辑。五月和五月之后的暴力镇压仿佛从没存在过(罗斯一再指出,“五月没有死人”,这是个谎言),工人抗争的绵延没有了,第三世界主义没有了,思想论战没有了……从革命主体到社会学代际,从政治斗争到伦理冲突,这一改写历史的戏码只剩下一个主角:青年学生/个体/消费者;只剩下的一个后台导演——资本。“个人自由”的主题,一言以蔽之——去政治化。


      罗斯认为,对于这批“转向分子”的“成功”,最有历史感的讨论来自于丹妮埃尔·朗西埃和雅克·朗西埃(Danielle et Jacques Rancière )在五月风暴十周年之际的文章。他们把“新哲学家”的起源追溯到“五月之后”左翼的内在矛盾之中。五月所提供的新平等政治意味着运动没有领袖,没有前卫,没有代言人,没有知识分子和人民的区分。但随着镇压的强化,环境转恶,派系问题等等因素的出现,很多组织不得不转入地下、半地下状态,五月产生的新事物也不得不采用“前五月”的运行模式。于是,领导人和普通群众、专职革命者与一般参与者、代表人物与无名大多数、知识分子代言人与追随者等社会运动内部的分工又重新出现。“新哲学家”们在转向之前,就在“五月之后”左翼内部的新不平等格局之中。现在他们把自己的话语优势转化为了他们对“五月”和“五月之后”的代表权,在他们自己看来,完全“顺理成章”。然而,五月是不能被代表的,恰相反,“代表”的逻辑是五月力图克服的,朗西埃他们在“五月之后”的努力构成了这一探索的继续,而“新哲学家”们则只能“代表”对这一探索的叛离。正如作家让-弗朗索瓦·维拉尔(Jean-François Vilar)在1978年所指出的,那些把五月“当作漫长斗争”而非“神奇的惊喜”的人们,没有收到十周年纪念的“邀请”(见罗斯书,164页)。


      1968年《纽约时报》对法国“五月风暴”的报道。


      就这样,随着转向人士们对五月的所谓“纪念”,对“五月”和“五月之后”的历史改写大面积出现。这类改写有以下几种模式、套路或方向。首先,“五月”被叙述为一种代际现象,而这种社会学分析完全遵循市场调查和民意测验的逻辑。其次,与此相关,既然是代际冲突,那“五月”就是父子、主从关系的心理剧,是个人的成长小说,是长大成人。在八十年代,出镜的转向人士和前五月分子的确都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意义上的“成功人士”,而且他们大都是男性。再次,法国的(后)现代化一直在进行,“五月”只是话语、文化、意象,是阵痛的精神表征,此外无他,如果有,那也是拖慢了(后)现代化。最后,“五月”竟成了一种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图景。在这所有改写中,这最后一种也极为离谱,因为正如罗斯所提醒的,不管福柯、德里达、拉康、阿尔都塞、布尔迪厄的思想多么重要,他们和他们的著作同“五月”的关系并不像后人想象得那么大。福柯当时在突尼斯,而且他似乎以此为傲,因为他喜欢历史的边缘位置;德里达对五月风暴态度非常保留(Bruno Bosteels的新书会探讨为何解构主义只愿在“五月之后”的远处反思“五月”);拉康对“五月”的冷感在当时完全符合人们对他的印象;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大师兼法共党员,68年五月在住院;布尔迪厄不愿让自己的学生参加游行。根据罗斯的调查,到了68年以后,法国人才开始大量阅读马尔库塞、居伊•德波和国际情境主义著作。在运动突然爆发时,青年们真正读过的主要还是一点点马克思和一点点毛泽东,而几乎所有人都读过的思想家,只有萨特。真正参与到五月风暴和五月之后的作者们——萨特、布朗肖、杜拉斯等等——反而在所谓“68思想”之中边缘化了。遗忘的力度不可谓不大。


      总之,这种种改写抹去了”五月”和”五月之后”最具突破性和潜能的几大主题:平等政治、思想论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团结第三世界的反帝国主义。取而代之的新叙事则是:“文化变革、法国和现代性的一次约会、新个人主义的诞生”(罗斯书,215页)。”五月”成为了“资本主义的一次春季大扫除”(183页),而“五月之后”的政治绵延仿佛根本没存在过。如果说在1978年这种为了忘却的纪念还受到了“五月”继承者的大声质疑,引发过大规模论战,那么,到了1988年时,它已经加冕为“共识”,不容置疑。罗斯注意到,在纪念68二十周年的电视片中,警察的暴力没有了,工人的流血没有了,越南没有了。遗忘不再需要掩饰,因为它就是共识。


      罗斯对五月后世生命的书写出版于2002年,现在,已经是2018年。今天回看,我们不得不说,这些对“五月”和“五月之后”的改写和遗忘仍然控制着我们的想象。纪念五月风暴五十周年之际,对“五月”的庸俗化有增无减。不是有人真的以为,五月是由于大学扩招造成的吗?又有多少人还记得外省的工人?还记得戈达尔电影中的农民,用焚烧收获物表示抗议?左岸的街垒已经被市政改造完全抹平,现在记忆中的街垒也被共识的媒体依次拆除。今年,《纽约时报》的两篇纪念文章,一篇以“五月革命把法国推入现代世界”为题(May 1968: A Month of Revolution Pushed France Into the Modern World),一篇要从五月的“非革命”(non-revolution)中获取教诲。和罗斯当年所分析过的“(后)现代化”意识形态改写可谓大同小异。纪念的力度约等于共识的霸权。


      罗斯却引我们留意1968年当年的一部短片《奇妙厂复工》(La Reprise du travail aux usines Wonder),几位当年的电影专业学生记录了五月之后复工那个下午的十分钟,片中,一位女工气愤痛哭,反对复工,(男)工友们上前相劝,“这是胜利”。然而她还是不能接受“回归正常”(retour à la normale)。然而……影片就这样结束了。这位女工没有留下名字,九十年代又有电影人想找出她,却已难觅线索。她是无名的“五月”参与者,用罗斯的话说,她体验过“五月”打开的可能性,并抗拒这种可能性的关闭。深刻的不适感,才是“五月之后“的基本经验,就像《一切安好》中戈达尔借方达之口所说,“五月之后,一切都不对劲”。这样的经验现在却依旧无名。这位无名女工(以及戈达尔虚构的肉联厂女工、《为自由而战》中自己扮演自己的纺织女工)的“五月”和“五月之后”,是“(男)新哲学家”们可以代表的吗?今天,我们已经和五月隔开了半世纪的距离,必须竭尽全力撕破共识的迷阵,穿越遗忘的意识形态。


      罗斯相信,五月的“后世生命”指向所谓“共识”的瓦解。这意味着重新体认“五月”和“五月之后”的经验、政治和难题。这意味着从女工拒绝复工而又不得不复工的瞬间再出发。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将尝试叩访七十年代的文化政治复杂性,捡拾被埋没的一份刊物,并以两个“断代”思想案例透视68后续的震荡、探索和矛盾。这其中,政治性的坚持和消逝凸显出“断代”的概念,也从法国68的语境带出“全球六十年代”的争议,那是”五月“和我们的最后关联之一,那是最终意义上的“五月之后”。


      Fred chiu

      da leggere,
      26 giu 2018, 23:53:0826/06/18
      a Yt Yt

      The Political George Orwell


      The Political George Orwell




      George Orwell was born 115 years ago today. He is often remembered as a paragon of lucidity and truth-telling. But he was also deeply serious about socialist politics.

      Getty

      ISSUE 29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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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spring issue, looking at the democratic revolts of 1968, is out now! Subscribe or renew today.

      George Orwell Illustrated is out now from Haymarket Books.

      George Orwell was serious about politics.

      That might seem obvious, given the pervasively political valence of “Orwellian” discourse and the politically charged touchstones of Orwell’s famous novels,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in Animal Farm and totalitarian thought control in Nineteen Eighty-Four. But the degree to which Orwell was steeped in the crosscurrents of radical politics has been routinely underestimated. So much has been said about Orwell’s legendarily plain speech and his free-thinking worldview that he now figures, for many, as an icon of non-doctrinaire and even anti-doctrinaire thought.

      George Orwell, whose most celebrated novel features a thirty-page tract by a fiery Trotsky-like ideologue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oligarchical collectivism,” is often treated as a quixotic naïf whose socialism was moral rather than theoretical, intuitive rather than intellectual. The truth is more complex.

      Orwell was an iconoclast, but within the socialist tradition, not outside it. His satires of ideological excesses rang true because he knew those excesses intimately — ideologically, culturally, and theoretically.

      As we now know, thanks to his Complete Works published between 1986 and 1998, Orwell was very much at home in the arcana of left politics. In 1945, when he rebuked pro-Soviet writers for exaggerating Stalin’s role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he drew his evidence from an unexpected source: the man who had served as Stalin’s Foreign Minister from 1930 to 1939 and who had returned to the foreign ministry after serving as Russia’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World War 2.

      “I have before me,” Orwell wrote, “what must be a very rare pamphlet, written by Maxim Litvinoff in 1918 and outlining the recent event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t makes no mention of Stalin, but gives high praise to Trotsky, and also to Zinoviev.”

      Readers who may have casually noticed, in passing, that characters inspired by Leon Trotsky are central to both Nineteen Eighty-Four (Goldstein) and Animal Farm (Snowball) are often surprised to encounter discussions of Trotskyism in Orwell’s letters and essays — unfiltered, heretical Trotskyism. In his 1945 essay “Notes on Nationalism,” Orwell offered a regular catalogue of political tendencies, including “3. Trotskyism,” in which he said that this term is frequently “used so loosely as to include Anarchists, democratic Socialists and even Liberals. I use it here to mean a doctrinaire Marxist” and “hostility to the Stalin régime.”

      He warned, further, against confusing the doctrine with its namesake: “Trotskyism can be better studied in obscure pamphlets or in papers like the Socialist Appeal than in the works of Trotsky himself, who was by no means a man of one idea.” He was equally interested in many other currents, major and minor.

      This was not an eccentricity. Orwell never romanticized left groups, even those he favored, like the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in Britain or the militia of Spain’s Workers’ Party of Marxist Unification, with which he fought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But he admired dissent, and he knew that building an oppositional force, however small, is an achievement. “I have never seen him so enthusiastic,” Arthur Koestler later reminisced, as when they decided to work together to found a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 in 1946.

      When groups he opposed but respected were victimized, he rallied to their defense, both privately and publicly. During the war he was sharply critical of anarchist war resisters, but when Scotland Yard raided their press in 1944, Orwell published a stinging criticism in the socialist Tribune.

      When Vernon Richards and others were jailed for opposing the war, Orwell accepted their invitation to serve as vice chair of the Freedom Defence Committee. Upon their release, he helped Richards and Marie Louise Berneri set themselves up as photographers. He was newly famous as the author of Animal Farm, and the photos they took (of the reticent author and his son Richard) were commercially valuable. They also remain our best photos of Orwell.

      Organizing takes effort and courage, and Orwell saw no shame in starting small. He collected pamphlets from even the smallest groups, and he took them seriously. The 214-page inventory of his 2,700-item collection includes pamphlets by the All-India Congress Socialist Party, the People’s National Party (Jamaica), the Polish Labour Underground Press, the Leninist League, the Groupe Syndical Français, the Workers’ Friend, Freedom Press, Russia Today, the Meerut Trade Union Defence Committee, the Anglican Pacifist Fellowship, and myriad others.

      This is not how Orwell is ordinarily understood. His publishers, and his critics, capitalized on his early death to promote the stereotype of the steadfastly anti-intellectual prophet, whose dystopian fables sprang from either good common sense or pitiable idiosyncrasy.

      Neither stereotype is helpful. Orwell wrote lucidly, and he scorned casuistic hair-splitting, but he was far from naïve or anti-intellectual. Even in his tubercular final years, as his energy flagged and he labored to finish Nineteen Eighty-Four, he read prolifically.

      This had been true for many years, but I was struck when I learned, from the final volume of the Complete Works, that Orwell became acquainted with Ruth Fischer in the spring and summer of 1949. Fischer, who had briefly been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German Communist Party — before breaking with Russia in 1926 — had just published a massive study, Stalin and German Communism, published in 1948.

      In April 1949, Orwell wrote to Fischer: “No doubt you have been overwhelmed with congratulations, but I would like to tell you how much I enjoyed reading your book Stalin and German Communism.” Fischer replied soon after, thanking him for his “encouraging remarks” and saying she hoped to “squeeze out enough time” to visit him in the Cotswold Sanatorium during her impending visit to England. She had just re-read Orwell’s “very stimulating” Homage to Catalonia, and she hoped to discuss it with him in person.

      On May 23, she wrote again, thanking Orwell for sending her an advance copy of Nineteen Eighty-Four, “which arrived just this morning,” two weeks before its official publication. A month later, shortly after Fischer visited him, Orwell wrote to his friend Tosco Fyvel, who had originally sent him Fischer’s book: “it was fun meeting somebody who had known Radek & Bukharin & others intimately.”

      In July, Orwell and Fischer exchanged gifts (Burmese Days from Orwell, chocolates from Fischer) and Orwell sought Fischer’s advice about a request he had received from a journal, POSSEV, which had just been founded by displaced Russians in Frankfurt. (Fischer was briefly in Frankfurt as well.)

      “I suppose,” Orwell asked Fischer, that “the editors of this paper are bona fide people, & also not Whites?” (referring to the forces of reaction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In another letter, to his agent, Orwell indicated that he had asked Fischer to reach out to POSSEV.

      All this piqued my curiosity. Ruth Fischer is now obscure, unknown to most Orwell scholars and neglected even by many current specialists on communism. But she was formidable, called, by the novelist Arthur Koestler “probably the most brilliant woman in Communist history.” Fischer was close to several of Orwell’s friends, including, besides Koestler, Dwight Macdonald, and Franz Borkenau.

      Borkenau and Orwell had long been politically close. Orwell first used the phrase “oligarchical collectivism” in an appreciative review of one of Borkenau’s books, and he warmly reviewed several of Borkenau’s other books as well, including Borkenau’s critical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from 1938. In March 1949, when David Astor asked Orwell to name a scholar who could write expertly about the Spanish civil war, he proposed Borkenau, whose Spanish Cockpit he had called the best book on the Spanish war as early as 1938. When, a month later, Celia Paget asked him who could be relied upon to effectively defend democracy against Stalinism, he again named Borkenau.

      In August 1949, Ruth Fischer and Franz Borkenau met with Melvin Lasky, whose American-sponsored, German-language magazine, Der Monat, was then serializing Animal Farm. That meeting, in a German hotel, is widely regarded as the crucible in which the idea of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 was forged. Later that month, Fischer wrote to Lasky from Paris: “I am running about with the project for the Berlin Congress and find sympathy everywhere and response. For instance, with Koestler, whom I saw yesterday.”

      Two days later, Koestler sent Fischer a typed proposal for a human rights league “which some years ago I wanted to found with Russell and Orwell. It is out of date and was written for a different purpose, but one or the other formulation might be of some use.”

      That typescript, which I found last year in an obscure archive, I call “Orwell’s Manifesto.” Written by Orwell in early 1946 in dialogue with Koestler and the philosopher Bertrand Russell, this manifesto called for the creation of a new kind of human rights group, which would fight to promote “equality of chance” for every “newborn citizen,” deepen and extend democracy, and oppose economic exploitation. Orwell also hoped to promote “psychological disarmament” between nations.

      These were ambitious aims, which were expounded only in this manifesto. But they were characteristic of the political Orwell, whose orientation was always practical as well as literary.

      Brewing tens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soon drove a wedge between Orwell and his erstwhile co-authors, as both Koestler and Russell became militantly Russophobic. Orwell believed that the best way to avert the danger of a third, atomic world war was to press for the unfettered exchange of news and views across borders. But his former collaborators moved in a different, more belligerent direction.

      Orwell died in January 1950, shortly before the founding meeting of 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 in Berlin. Opinions differ about whether he would have joined Koestler, Russell, and Borkenau in that fiercely anti-Soviet organization, which not only sided unblushingly with the West in the Cold War but (it was later discovered) was covertly funded by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Koestler doubted that Orwell would have joined them, explaining in his obituary of Orwell that his dear friend George had been too obstinately idealistic to dilute his socialism or mute his criticisms of capitalism and the West. That stubbornness, Koestler said regretfully, was unfortunate, since he would have liked to see Orwell join him in the US camp. But, he added, in the tone of an older but wiser uncle, that idealism was endearingly typical. George was George and that was that.

      Koestler thus reverted to what has become the default option for so many of Orwell’s political critics: the charge of naïvete. Rather than taking Orwell seriously, he simply maligned him as a quirky innocent, a lovable eccentric.

      Fortunately, Orwell’s vast readership takes him much more seriously. And those among his readers who dig deeply — reading his lesser-known essays and reviews as well as his prophetic novels — soon learn that his fiction was rooted in a familiarity with real-world politics that was no less expert for being unpretentious. In these days of disinformation, political clarity and integrity are rare and precious.

      Orwell was, and remains, a paragon of lucidity, truth-telling, and genuine insight. May he find an even wider au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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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UT THE AUTHOR

      David N. Smith is Professor of Sociology at Kansas University. He is the author of the newly released George Orwell Illustrated, as well as numerous other publications including Marx's Capital Illustrated.

      Fred chiu

      da leggere,
      27 giu 2018, 00:35:5827/06/18
      a Yt Yt, 羅思茂

      It's All In the Groove: A Marxist Theory of Music

        Afrobeat  by Doba Afolabi.

      Afrobeat by Doba Afolabi.

      Much analysis of modern music focuses on lyrical content, but how can we understand modern musical forms? What relation do they have to the capitalist world in which they’ve developed?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Kate Bradley interviewed Mark Abel, author of Groove: An Aesthetic of Measured Time.

      * * *

      Kate Bradley: Is it fair to say that Groove is a defence of popular music from a Marxist perspective? Could you summarise your argument in brief?

      Mark Abel: It is a defence of popular music, but in the first place it is an attempt to explain why the music of our time sounds the way it does. In studying music, I hold to the Marxist principle that cultural phenomena are shaped by the material practices of the society that produces them. Culture also tends to get naturalised so that it seems to most people that things couldn’t be any other way. In the case of music, what I call ‘groove music’ is so ubiquitous that we are tempted to think that it’s just the way that music is, but it’s important to have a historical picture which can show that groove arises in music around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itially in America. In turn, it represents an intensification of an aspect of music – meter – which dates from only a few hundred years before that.

      Kate: What is your definition of ‘groove music’?

      Mark: ‘Groove’ is a word used by musicians to describe the way that the different layers of music, the various instruments and voices, lock together to produce a tight overall rhythmic feel. Although all musical ensembles need to be coordinated in time, I argue that groove is unique to the popular music of the twentieth (and twenty-first) century and is not a feature of ‘classical’ music or folk or traditional musics. My analysis of groove identifies four characteristics: strict metronomic timing; a highly structured meter; backbeat – an emphasis on the off-beats of the meter; and syncopation. Other musics might display one or two of these, but not consistently all four.

      Kate: Your argument seems to hinge on how different people experience time, especially people of different classes and historical periods. Why do you think time is crucial to understanding music?

      Mark: Time is an obvious place to start for a materialist understanding of music because time is a feature of both social life and music. I think it is reasonable to assume that there is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musical time and social time, and that the way that a society organises the lived experience of time finds its expression in the language of music. Historically, we can see this happening as the temporal structures of music (how rhythm is organised) change as a result of developments in society.

      So, the emergence of meter – represented by the time-signature in Western notation – can be traced to the urbanisation of European society, as the rhythms of daily life begin to be organised less around the natural phenomena of sunrise and sunset varying with the seasons, and become governed instead by the measured time of the newly invented clock. I identify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is into ‘groove’ with the penetration of measured time still further into people’s lives with monopoly capitalism, as clock time became standardised across the world, and as workers were increasingly subjected to the discipline of clocking on and off and time and motion studies. Underlying this is Marx’s insight that value in a capitalist economy is determined by abstract labour time. Abstract time is at the heart of social reproduction under capitalism and I describe groove as an “aesthetic of measured time”.

      Kate: You criticise thinkers like Theodor Adorno for their retreat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ime that most people have, and you suggest that the most dialectical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music actually embraces ‘reified’ or ‘abstract’ time – the conception of time used by capitalists to measure and exploit workers’ labour. How does this work? How can listening to or making popular music help to fight back against capitalism?

      Mark: It’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I am heavily influenced by Adorno’s materialist approach to music. From him I take the powerful idea that music’s meaning is found in the way that society’s material processes become embedded in the very language and form of music. But Adorno hears only alienation in the rhythm of the popular music of his day, and advocates instead modernist composers who avoided any sense of meter or rhythmic regularity in their music. This is part of a general intellectual revolt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gainst the stultifying effect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and its cult of abstract time on society, but simply turning one’s back on measured time is not a realistic option for most people.

       Theodor Adorno.

      Theodor Adorno.

      This is where a class differentiation enters the analysis. It is striking that both groove music based on measured time and modernist trends which reject it emerge at the same historical moment. Modernism is the preserve of a section of society’s cultural elite (albeit a radical one) while groove comes from below, circulating amongst workers and ordinary people. Making use of abstract capitalist time has a parallel in the organised working class movement. The first proletarians tried to refuse the tyranny of the clock by being late and skiving. By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rade unionists had learned that the only way to make gains was to fight the bosses on their own terrain – accepting the discipline of measured time, but using it to fight for a shorter working day.

      I don’t suggest that listening or making groove music helps the fightback against capitalism. Nor do I say that groove music is proletarian music. Art doesn’t match up neatly to class interests. But I do defend groove music against high-brow criticism as a valid aesthetic response to the experience of capitalist society.

      Kate: Marxist critics of pop music have pointed to capitalist control of the music industry – say, ‘manufactured’ pop like the music made by Justin Bieber or X Factor winners – and have said that it is used to distract people, to exploit musicians to make more money for their bosses.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argument? It is possible that some groove music is just the sound of capitalism?

      Mark: That is certainly arguable and is essentially Adorno’s position – that groove music is simply the music of capitalism and we should reject it. But this relies on a view of culture as a tool wielded by the capitalist class. I think we need a more dialectical conception. In the first place, as I have explained, the music of our society cannot, in one sense, be anything other than the music of capitalism. That is central to a materialist understanding of art and culture. But in incorporating and manipulating the nature of time in our society, groove music does not merely reinforce capitalism. Musicians are taking an aspect of society and treating it aesthetically. Abstract measured time becomes the object of free play rather than utility. I believe we are attracted to it because we sense that through music we have taken control – albeit temporarily – of an aspect of our existence which normally dominates us. An oppressive aspect of the world becomes a means of artistic expression.

      It is true that not all groove music does this successfully, and that much popular music is churned out purely to fill the catalogues of Spotify and Apple Music. But nonetheless it’s important to recognise the degree of autonomy involved in the best of it.

      Kate: In Groove, you criticise the term ‘black music’ and suggest that ‘groove’ music is not African in descent. Why? Is there no case that some music – for example, grime or hip-hop – might only be possible due to a uniquely ‘Black Atlantic’ experience (as Paul Gilroy has argued) that has happened because of the conditions of colonialism and racism experienced by people of colour?

      Mark: There is no doubt that black Americans have played a hug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groove music and that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lack culture. Because of this, many people have argued that the rhythmic quality I describe as groove is African in origin. I don’t think this is true. In the first place, groove as I define it is not simply a feature of those genres of popular music commonly thought of as ‘black music’. In any case, the concept of ‘black music’ is problematic. At the level of musical language, it’s not really possible to talk about different music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except in the most conditional and contingent way.

      But secondly, groove is not a feature of traditional African musics. Today, globalisation means that African urban popular musics have adopted the groove principle, but the traditional music of Africa is not organised on metrical lines. The notion of on- and off-beats on which both backbeat and syncopation rely is absent, making this music more akin in its temporal organisation to European music b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meter.

      A range of different musical cultures, both African and European, came together to synthesise Western popular music in America. But it is my argument that its central distinguishing feature – groove – was new and was shaped by monopoly capitalism.

      Kate: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for assessing the value and politics of music – how it was produced, its aesthetics, or the contexts in which it is received?

      Mark: While it’s obvious that people’s feelings about music are shaped by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it is experienced,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oppose the view, common among postmodernists, that the listener can freely determine the meaning they take from music. As a Marxist musicologist (for want of a better term) my focus is to try to understand how musical meaning is encoded in the language of music.

      But it’s also not a coincidence that groove music emerges with a new, more collective way of creating music, one based on improvisation, or ‘jamming’. This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both the classical model where the composer sets out the entire piece in advance, and the folk model in which traditional tunes are handed down. Although my definition of groove doesn’t depend on it, I think there is something special about a group of individuals coming together to create a groove, something that is lacking, for instance, in music created by a single person using the tool which is the epitome of measured time – the computer.

      Kate: What are your favourite kinds of music, and do you think this reflects the value system implied in Groove?

      I got interested in this area when, as a musician, I realised that the rhythmic skills and mind-set I needed to play funk, soca and R&B were of a different order from the classical training that I had received. Ever since, I have been attracted to music that isn’t just groove music, but puts groove centre-stage. I’m fascinated by salsa and Cuban-derived music and also have a soft-spot for reggae and dub. And it seems to me that jazz is the arena which provides the greatest opportunities for the generation of collectively improvised grooves.

      There’s a line from Debord’s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which I quote in the book in which he describes a liberated society as one based on the free play of “autonomous yet federated times”. It seems to me to sum up the politics of improvised grooves perfe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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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ove: An Aesthetic of Measured Time by Mark Abel is published by Haymarket Books.

      This interview first appeared at revolutionary soc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Kate Bradley is a UK-based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and a member of rs21. She has written for various publications including Red Pepper and the Oxford Left Review

      Mark Abel teaches on the humanities program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ghton, UK. He has also worked extensively as music lecturer and jazz educator and is a performing saxophonist and pianist.

      Fred chiu

      da leggere,
      29 giu 2018, 00:51:5229/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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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首发 | 王璞: “五月风暴”的几个侧面

      原创: 王璞 读书杂志 前天

      编者按《读书》首发 | 王璞: “五月风暴”的几个侧面




       

      五十年前,法国爆发的“五月风暴”,成为六八运动的风暴眼。它包含了高度的思想文化价值,以至欧美世界随后几十年的思想讨论,往往都有它影响的痕迹。王璞围绕一位西方学者的著作,讨论了“五月风暴”中的几个侧面。这些侧面,并非单纯的掌故逸闻,而恰恰是提供了几个理解这一事件的新视角,也便于我们把握今天的一些问题。



       “五月风暴”的几个侧面

       文 | 王 璞

      (《读书》2018年7期新刊)

       



      总罢工

       

      垃圾堆积在几乎每栋奥斯芒式公寓楼的门口,引发街巷中的造山运动,恶臭四散。城市停止了运转,连地铁也不再通行。如果你的抽水马桶坏了,对不起,请忍耐。邮政都关门了,更别说银行和商场。没地方买糖,没地方购烟,没地方听天气预报。但这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在有些街区,催泪瓦斯的浓烟还在升腾,哪怕你住在五层也难以幸免。

       

      因清洁工罢工,巴黎的圣马丁路垃圾成山(来源:marcriboud.com


      是的,这是一九六八年五月中下旬的法国巴黎。

       

      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风暴”已经过去整整五十年。关于这一“事件”,从法国集体记忆的文化工业到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历史修辞,人们似乎已经得到了某种“官方说法”。时间、地点和人物越来越确定:先开始说是五月,然后强调只是五月初;先开始说是巴黎,然后强调只是左岸,也许只是拉丁区;主角只有一个:大学生——“反抗父亲又渴望主人的孩子们”(拉康说过类似的话)。以致今天的法国人也常会想当然地感叹:“对啊,书上说一切都是因为男生想获得进入女生宿舍过夜的权利。”难道,无事生非?的确,催泪瓦斯的浓烟刚刚散去,雷蒙·阿隆就用了这样的词来形容“五月风暴”:“无事”(non-événement)。


      1968年5月3日的巴黎,达尼埃尔·科恩-邦迪(Daniel Cohn-Bendit)在索邦大学向学生们做演说( ©️ UPI / AFP,来源:bfmtv.com

       

      然而,“五月风暴”不是仅仅关于拉丁区,甚至不是仅仅关于巴黎;“五月风暴”不光包括五月上旬大学生们在街头吃到警棍的那几天,甚至并不特指五月;“五月风暴”也不能说是学生运动。这是美国学者克里斯汀·罗斯通过《六八“五月风暴”及其后世生命》一书再三强调的:不管索邦校园在整场运动中多么重要,“五月风暴”首先是法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总罢工。只是,这一点遭到了刻意的遗忘和涂抹,在所谓“历史记忆”中日渐模糊。克里斯汀·罗斯的研究是新世纪以来关于这一事件的重要论述之一,在接下来的文字中,我想透过她的视角,重访那场运动的几个侧面,不仅为了五十周年的纪念,更为了历史感的复活和进一步的争辩。


      克里斯汀·罗斯《六八“五月风暴”及其后世生命》(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

       

      一九六八年五月初,当巴黎街头示威大学生受到警察“棍击”的消息和画面传遍全国,工人们行动了,声援学生的紧急罢工在五月十三日爆发。罢工迅速从私营领域向公共事业和国家部门蔓延,从巴黎向全国蔓延。约九百万人停止了工作。当劳动者决定不再参与资本主义的游戏,一切国家机器、所有生活秩序都在刹那间变得像影子一样徒有轮廓,显出了内在的虚妄。统治阶级迫不及待地要求谈判,而总工会(CGT)的官僚们也不知所措。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政府和总工会达成了提高最低工资等协议。工会领导和某些政党连忙宣布:“胜利了!”但在五月的人民眼中,这不过是劳资之间的老戏码。他们决定抛弃总工会,乃至踢开传统左翼政党。他们的决定很简单:“罢工继续”,“让我们继续斗争”。


      1968年,5月27日法国布洛涅-比扬古的雷诺汽车厂工人拒绝复工(©️ Bruno Barbey / Magnum Photos)

       

      全国总罢工,这样的历史名词我们还算熟悉。但今人真的能够想象总罢工之下日常生活的状态吗?不论当年在罗斯教授的课堂上,还是在阅读她专著的过程中,关于“五月风暴”,我学到的最令人神往的瞬间并不是什么街头对峙的重大时刻,而是一个生活细节:总罢工的日子里,不论是雪铁龙汽车厂的工人,还是首都的公务员,人们阅读——罗斯注意到,仅在巴黎,五月和六月的书籍销售就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当资本主义骤停,书店成了幸存的“商业”,书籍成了特别紧俏的“商品”。人们阅读——关键不在于读什么,而在于本该待在流水线上、收银台前的人们开始阅读。人们阅读,人们也开始重新学习如何思考,如何行动,如何生活。人们由此质疑着乃至重新定义着社会空间(课堂、车间、会议室、街头……是否应该区隔?)、社会时间(我如何“浪费”这一天?)、社会身份(学生、工人、白领……只能各过各的日子?)。正如罗斯所论,不同于“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既有革命模式,“五月风暴”展示了一种新的反资本主义实践。

       

       

      平等及其新空间

       

      事后总有这样的痛惜:“然而学生和工人还是没能结合起来。”也总有讥诮的声音:“他们压根儿结合不了。”罗斯对“五月风暴”及其后续发展的研究力图打破这类或左或右的迷思。将学生和工人区隔开来,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区隔开来,这其实一直是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在社会空间管理上的基本功。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一日,罢工的苗头一出,总理蓬皮杜就做出了一个意外决定:在电视讲话中宣布立即重新开放被警察控制的索邦大学校园。学生们利用这个机会占领了索邦。当权者都在指责蓬皮杜让步太大,戴高乐总统——第五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君主般的威权英雄,当时正要出访罗马尼亚——甚至说这是“贝当”式投降。但蓬皮杜的策略才真是在营救所谓秩序:“学生的事情是一个教育改革问题”,工人的事情,另说。他知道学生造反和工人革命结合起来的后果,他希望学生在学校造反,工人在工厂罢工,各搞一套,各自诉求,互不串联。


      1968年5月28日,就罢工引起的公共问题进行商谈的蓬皮杜(Photo ©️ AFP,来源:archives.gouvernement.fr


      “五月风暴”中,学生接管了学校,把索邦变成自由议事堂,在拉丁区的周边筑起了街垒(这是法国革命的传统)。工人们占领了工厂,管理工厂的一切事务。但是,当学生和工人各自进行着自己的“占领”时,他们的社会空间却又一次明确了:学生在拉丁区,工人在厂区;学生在思想和辩论的地盘,工人接手了生产的场域。区隔是否反而固化了?罗斯的著作得出了否定答案:“五月的主要理念是思想争辩和工人斗争的结合。”她的整本书都在探照一种“关系性”的新主体空间的创造及敞开。

       

      运动中不同人群提出的诉求五花八门,彼此间辩论也无休无止,以至于一位美国观察家曾说,这是典型的法兰西革命,没有统一目标和路线图,只偏爱“开放的过程”。罗斯则指出,这一开放过程正蕴含着“五月风暴”的统一性。她借用当时参与者的回忆强调,“五月风暴”最根本的激情是——“平等”。这里的平等不再是传统法权意义上的抽象平等,而是打破一切社会差异——尤其是社会分工差异——实行直接民主和进行政治参与的平等。在对平等的追求中,工人和学生其实早已结合在了一起。你能区分出五月初的街头多少人是学生、多少人是普通市民、多少人是工人?在街头和警察国家的近身对抗中,所谓的学生运动已然成为取消社会隔断的新空间。罗斯记述了很多工人的经历,他们早在五月初就已经是运动的一部分。而罢工开始后,当有些左翼学生前往工厂时,他们得到了完全的接纳,不论他们只是想高谈理论,还是想“扎根”去当学徒工。罗斯著作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她提醒我们注意屡遭忽视的“五月之后”:这种互相接纳的政治、这种新关系的创造,绵延于一九六八年以后的社会运动。


      1968年5月,萨特在索邦大学演讲时的盛况(来源:marcriboud.com

       

      打破资本主义专业分工和社会空间区隔的平等政治,听起来是不是就像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一样不可思议?但正如老萨特所说:“当所有人都判定这不可思议的时候,它却的确发生了。”它的真实“发生”乃至绵延究竟表现为怎样具体的形式和实践?这也是罗斯所要探寻的。我从她的研究中所得到的重要教诲之一是:要真正了解“五月风暴”,不能只听“学运领袖”和其他弄潮儿事后的一面之词。他们中好几位当年风头无两,而在退潮期却纷纷忏悔了自己“极左”的过去,摇身一变为后工业社会的成功人士乃至新自由主义的鼓吹者,又在大众传媒上垄断了关于一九六八年的阐释权。


      相反,罗斯引导我们去关注那些社会各界的“普通”参与者,以及没有留下署名的各类文献。她尤其聚焦于一种新组织:行动委员会(comités d’action)。不同于政党和各类派性“小组”(groupuscules),这种委员会不仅广泛成立于学生和工人之中,而且也出现在社区和邻里之间。它们在罢工和占领期间负责人们的生活所需,进行政治辩论,安排纲领和文件;它们是直接民主的新形态,既不依靠绝对“服从”的原则,也不遵循“竞选”的游戏。在它们之中,群众积极交汇并形成看似不可能的“主体性”。不少工人在桑西埃(Censier)街区的“劳动者/学生行动委员会”参与讨论、油印材料,法国内务部立刻斥他们为从地狱“潜入”巴黎的“渣滓”;而著名作家杜拉斯和布朗肖所参加的“作家/学生/劳动者行动委员会”以声明回应:“我们都是渣滓。”要研究这样的组织并不容易。罗斯强调,这些行动委员会大多并没有主席或书记,也没有办公场所和预算,人员来来往往,日程和议题也不固定。但据她考证,有些社区的行动委员会持续了四年之久,远远超出了那个春夏之交的时间范围。而对于“普通”的亲历者而言,这些委员会留下的记忆比各类镜头所捕捉到的“重要时刻”要深切得多。人们在这种新社会关系和政治形态中严肃地改变着身边的世界,也分享着集体性的快乐。如果从这一“基层”的角度看,那么一九六八年所代表的不是让-克劳德·卡里耶尔等人所回忆出来的美学乌托邦,不是短暂的激情迸发,不是“禁止一切禁止”(interdire d’interdire)、“快感无障碍”(jouir sans entraves)这样统治街头的诗性标语;而是再具体、再真实不过的个人和集体,是他们日复一日进行的再具体、再真实不过的创造性工作和“行动”。

       

       

      戴高乐的“面容和嗓音”



      那么,激进平等的组织形态和生活实践是否具有可持续性?难道,政权的问题不复存在了?罗斯重视旧政治的解体和新社会关系的有机生成,她站在罗莎·卢森堡的革命观那一边,但并没有回避列宁主义之问。而这也是当时很多亲历者最直接的困惑:我们夺取了想象界、象征界,我们夺取了影像和语言,但我们没有“夺取政权”。根据列宁主义的原则,“夺权”是决定性的政治。必须用有组织的革命暴力砸碎旧有国家机器,因此必须有先锋政党去取得和掌握政权。一九六八年法国的局面似乎足以让人联想到一九一七年俄国临时政府和苏维埃的并存。当年,在列宁看来,资本主义国家和人民群众组织的“双权”结构绝非长久之计,事不宜迟,立即夺权。但是,从激进平等和直接民主的角度看,列宁党的夺权模式不可避免会带来新的威权、新的国家机器和不平等结构。“五月风暴”没有按照列宁的剧本展开,它的直接民主和集体自组织蕴含着超克列宁主义模式的命题,但并没有得出答案,仍然表征为历史的两难。


      5月29日,戴高乐突然离开巴黎

       

      五月三十日,戴高乐总统发表了电视讲话,那是“五月”和“六月”的转折点。一位五月分子说:“戴高乐说话了……节日结束了。”戴高乐的声音化身为资本主义政权的集结号。在“五月风暴”的进程中,戴高乐有过两次讲话。五月十九日他在从罗马尼亚归国后有一次讲话,态度是“改革,可以;混乱,不行”。他关于举行全民公决的提议感觉像是形式民主的把戏,很快就淹没在全国的嘘声中。一时间,一位别具威权的高大领袖,变成似乎一推即倒的空架子。二十九日,戴高乐消失了。他的消失常常被认为是法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但又暧昧的节点。后来人们知道,他去了位于联邦德国的巴登-巴登军事基地,和法国驻军总司令雅克·马苏将军接触。难道他要把坦克开上巴黎街头?难道他要让伞兵在塞纳河两岸从天而降?然后他躲进了科隆布的乡间别墅。三十日,他回到巴黎,发表了极为简短、只有三分钟的电视讲话,沉稳地决定:自己并不辞职,但立即解散国会并提前进行选举。同一天,戴高乐的支持者涌上了香榭丽舍大街,右岸的“热爱秩序”的呼喊声第一次盖过了左岸的《国际歌》。形势起了变化。


      1968年5月30日,戴高乐的支持者涌上了香榭丽舍大街(Photo ©️ AFP,来源:lexpress.fr

       

      罗斯所引用的许多五月回忆都提到了戴高乐开口说话的三分钟。她所没有讨论的另一则回忆,在我看来,可能更耐人寻味。那就是法国战后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的记述。他在后来的回忆录《来日方长》中,花了不少篇幅为自己辩护,当时他接受法国共产党的审慎态度,不支持青年们的“幼稚”造反。在自辩中,他也提到了戴高乐的讲话。他关心的不是戴高乐说了什么,而是戴高乐的“面容与嗓音”。阿尔都塞感觉,当戴高乐那张饱经沧桑的脸、那严肃的嗓音出现在电视上和电波中时,资产阶级专政就已经赢了。仅仅凭着听到这个人的声音,全国的资产阶级就足以安下心来。关键是它所传达的政治无意识信号:“放心吧,我还在。”接下来,阿尔都塞就批评,当时青年低估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无所不在的强大和稳固。虽然法国共产党问题多多,但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党才能具备抗衡力量。一切又回到先锋政党的逻辑。

       

      戴高乐的确是国家机器的完美“意象”。而我们无须是拉康的信徒(他是阿尔都塞长时间的精神分析师)也能体察到,阿尔都塞明显在戴高乐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银行家父亲。后人常把“五月风暴”简单化地比喻为一次弑父行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阿尔都塞这样的老党员所扮演的角色却是不断向青年人呼喊:“只有我才知道父亲是多么强大,你们的办法根本不行!”于是,不仅“结构主义不上街”,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上街。在这点上,雅克·朗西埃等学生彻底和阿尔都塞分道扬镳。他们认为,恰恰是这些老师最爱承认资本主义政权的稳固,在反复认出国家之父的同时,又在政党中寻找父权的替代,跳不出“权威”本身的逻辑。但“五月风暴”不仅仅是关于政权,更不是关于“弑父”,它代表了一种不能用既有政党模式来理解的政治。“节日”(它的快乐是严肃的)当然会结束,但新的实践种子不死。


      1968年7月8日,警察清除巴黎医学院门口的海报(Photo © AFP,来源:sciencesetavenir.fr

       

       

      境遇、全球六十年代和再断代


      “最重要的是,行动发生了……”萨特的话的确代表了存在主义乃至境遇主义的态度。存在先于本质,在追问运动的“本质”之前,我们首先要意识到,它发生了,它作为境遇展开了。在过去的五十年中,人们对“五月风暴”的“性质”的思考陷入了一系列僵硬的二元对立:“戴高乐还是学生?革命还是心理剧?革命还是歇斯底里?事件还是无事生非?革命还是狂欢?嬉戏还是严肃?词语还是行动?夺取语言还是夺取政权?”当然,还有:运动是成功还是失败?所有这些概念分界线都是罗斯的论述所致力于消解的。激进平等从来不是理念或“本质”,而是实践。她把“五月风暴”及其后续发展还原为活生生的实践性境遇,这样才能在各类历史书写的删改之外发现“事件”的“后世生命”。

       

      这也意味着必须重新思考“五月风暴”的历史意义,尤其是在五十年后的今天,当“全球六十年代”日渐远去,成为一个史学话题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在资本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大历史”中给出那场运动的定位?罗斯的论述包含着从巴黎公社到“五月风暴”若隐若现的线索,这一脉络似乎暗合了忠实于“六八精神”的法国哲人阿兰·巴迪欧对革命长周期或革命世纪的“断代”。这一周期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面展开,而全球六十年代带来了一场危机、一次饱和、一种主体性的内爆,产生了既有革命模式的内在批判。不过我认为,罗斯会更倾向于朗西埃的思想,而对巴迪欧的断代有所拒斥。因为从朗西埃的理论来看,革命的历史叙事往往要求一种角色扮演:谁是历史的主体?谁是阶级基础?谁是团结对象?谁需要深入谁?谁该接受改造和再教育……朗西埃所警惕的是(而罗斯对此多有借重),如此一来,革命主体性或由某个“主义”事先确定或由某种哲学事后追认,从而局限、遮蔽乃至压抑了平等这一绵延不绝、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激进实践。


      法国哲人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来源:versobooks.com


      关于“全球六十年代”,更早的理论言说来自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在一九八四年的《为六十年代断代》一文中,杰姆逊试图把反殖民斗争、第三世界崛起、后现代主义文化、毛泽东和法国理论高峰连贯起来。很显然,每一个“境遇”都有非常具体的国别乃至地方性特征,但是六十年代如果可以称为一个“年代”,就在于一种“他者的政治”:全球人民在他者的斗争中理解、思考和开启自己的实践。“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一点在罗斯对“五月风暴”的论述中也相当醒目。没有第三世界的革命现实,“五月”是不可能的:“越南就在我们工厂里”,法国青年工人们这样说。早在一九六七年,关于本国罢工的《我希望,待会儿见》(A bientôt, j’espère)和关于越战的《远离越南》(Loin du Vietnam)两部电影是几乎同时放映的。罗斯认为,从越南反帝斗争在法国学生、工人中所起到的团结作用来看,我们可以同意萨特的说法,越南是“五月”的根源之一。而且根据她的考察,行动委员会这种形式也可以在法国激进青年所发明的许多“基层越南委员会”(Comités Viet-nam“debase”)中找到前身。政治体验的新熔岩喷发四溢,“法国工人”“越南战士”和“赤脚医生”在部分“六八一代”心中凝结为三位一体的意象。

       

      从这样的全球联动来断代“六十年代”,开端和终点很难界定,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在一九八四年,杰姆逊已经体察到,那种他者和自我之间革命境遇的关联性和全球性已经消失。“西方”左翼和第三世界抗争之间的想象性团结也不复存在:“西方”见证了“占有式个人主义”的潜行、凯旋和深化;而“解殖”之后的第三世界困在全球体系中,面壁于发展主义现实。一九八○年,法国“人民”又一次来到街头,送葬萨特,似乎包含着时代的告别礼。朗西埃、巴迪欧等“六八一代”中的少数仍在坚持探索,但作为境遇的“全球六十年代”已然消逝。杰姆逊给出这样的解释:“经济决定因素的复归。”随着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完成,新自由主义“共识”稳下了阵脚,在新政治经济现实的礁石上,激进的潮水退去。

       

      也就是说,杰姆逊的“全球六十年代”断代建立在资本本身的全球性之上,既与之对立,又是其镜像。他所揭示的这种“终结”似乎也预示了那种最常见的“结论”:“五月风暴”只是后工业世界的文化或“生活方式”调试过程中的一次震荡,年轻人反抗了一下“国家、学校、教会”,实现了更彻底的个人性。我们又回到了——“无事”。据悉,罗斯二○○二年书中批判过的“六八历史学”今年仍然在热闹上演。杰姆逊要打开六十年代的丰富性和全球关联性,但如果从罗斯的视野看去,他的断代还是体现出过多的“历史决定论”,过于倚赖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垂直结构。于此,一面是罗斯和朗西埃对激进平等实践的强调、对历史叙事权威的拒斥,一面是巴迪欧对“事件—主体”和“世纪”的回溯性忠诚(“我仍然在那里,一直在那里”),还有一面是杰姆逊对资本和反抗的总体性断代——我的思考仍在三者间摇摆,无法做出评判。


      法国国家图书馆官方网站纪念1968年“五月风暴”的专题网页(http://expositions.bnf.fr/mai68/expo/non/index.htm

       

      在“五月风暴”五十年周年之际,我们或可在几种思路之间保持张力和辩证,以便尝试开启再一次的断代。如果再断代是可能的,如果历史思考和讲述是可能的,那么它必然指向我们的现实,一个和过去的别样实践、和他者的异路、和“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重新关联的现实。至少,让我像罗斯一样把萨特的话引完:“……既然它发生了,那么它就可能再次发生。”

       

      (Kristin Ross,May’68 and Its Afterlives,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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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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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giu 2018, 07:01:0829/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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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回丟失的1360個香港

      撰文: 一悠 | 發佈日期: 29.06.18 | 最後更新: | 2018-06-29 12:14:36

      不丟寸土,那就請你收回那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法學博士習近平說 ——「老祖宗留下來的領土一寸也不能丟,別人的東西我們一分一毫也不要」!大義懍然、氣壯山河,《 大公報》當然說——這是「金句」。

      《大公報》擦鞋,說這是金句。

      但這「老祖宗留下來」, 到底是指什麼時代 ?是指唐朝 ?或者是疆域殺到歐洲的元朝 ?又或者 ,是那一個什麼——「自古以來」就是「我國不可分割的神聖領土」?

      拿到大陸名牌大學法學博士 ,可不是開玩笑的 ,當然不是特區的野雞大學博士議員能比。習主席的法律概念應該是很清楚喔,怎會說出「老祖宗」這樣含混不清的低級錯誤。

      那麼唐朝的時候領土(見下圖)去到阿富汗、越南、哈薩克——這些老祖宗地——當然不能丟!要收回來。

      唐代疆域包括俄羅斯、哈薩克、阿富汗,應該收回。

      看看清初圖(見下圖),老祖宗的地更多,必不能丟庫頁島喔。

      清朝初年版圖更大。

      還有更賣國的!

      習博士對法律歷史也應該有研究,也一定知道160年前,1858年 ,清朝和俄國,簽定《璦琿條約》把150萬平方公里地方送給北極熊,請看清楚,150萬平方公里——等於1360個香港。

      《璦琿條約》割讓地方等於1360個香港。

      這一片百分之百——「老祖宗」的神聖土地 ,為什麼 不收回來?不是說 「一寸也不能丟」嗎?

      1360個香港咁大不去收,去收一個香港,搞到我們香港咁多麻煩!

      不是說偉大祖國不承認任何不平等條約嗎 ?為什麼又承認這個《璦琿條約》,還用它來和北極熊談判?

      理由簡單,因為蘇聯是中共跪拜的共產黨「老大哥 」——真正的「老祖宗」——當然什麼都有得傾,有得大片大片領土送俾佢。不平等條約?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看中共如何利用。

      所以中共的什麼底線、愛國、神聖領土、反獨立都是騙人的洗腦國民教育,中共唯一底線,其實係人都知,是保住它自己的統治。

      上文地圖出自此書《中國 PK 世界帝國:歷史版圖上的大國競賽》

      Fred chiu

      da leggere,
      1 lug 2018, 03:03:1201/07/18
      a Yt Yt

      專訪東京大學教授松田康博 分析習近平永續:現在中國的狀況很可怕 | 立場報道 | 立場新聞



      專訪東京大學教授松田康博 分析習近平永續:現在中國的狀況很可怕

      2018/3/30 — 16:37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松田康博今年五十二歲,有一把沙啞的聲音。「因為在香港得了氣喘。空氣不好呀,以前我的聲音是很纖細的。」我說抱歉。他笑道﹕「不用抱歉,我們都是受害者。」

      1994 年到 1996 年間,松田康博在香港的日本總領事館擔任客座研究員,專研兩岸關係。「選香港是因為位置好,可以跑台灣,也可以跑大陸。」那時候他已經研究中國超過十年。他在十八歲專攻中文。「那時是 1984,中日關係非常好。我第一個接觸的外國就是中國,1984 年夏天從北京到上海,坐火車一路下來,覺得有意思極了。後來還在台灣留學四個半月。」這些年的研究讓他說得一口流利國語,也讓他見證中國近代發展的起伏。「八九以前很樂觀。胡耀邦、趙紫陽、鄧小平 … 那時候真覺得,他們今後將改變中國。」1989 那年,他在修讀碩士。「六四對我來說也是很大衝擊,我感到錯愕。嘩 … 他們在搞甚麼呀?」遂從樂觀轉向悲觀。改革開放又將把全球學者的「中國崩潰論」180 度扭轉為「中國威脅論」。曾經他住在杏花邨,見過偷渡來港的大陸孕婦被警察發現,跳水逃亡。「但現在已經不需要了。」他說。

      2008 年,松田康博加入東京大學,教授近現代中國政治外交史、兩岸關係、現代台灣史等,經常出訪各國演說和調研,至今十年。最近發表論文包括有《蔡英文政權的誕生與兩岸關係的轉變:「失去的機會」或「新常態的開端」?」》(2017) 等。我說怕他有天不能入境甚至被捕,他說不擔心,因為自己主要做分析,而非批判。

      的確,在這次訪問中,松田康博不多從理念角度批評,而主要以推論的方式指出「永遠續習」對中國自身的危險。他詳盡分析了習近平修改憲法的動機、未來中國發展的方向,以及其對鄰近國家的影響。在他眼中,中國「續習」最大的問題是政權難以持續。習近平的舉動,對中國可能一時影響正面,但長遠來說,或會毀掉中國本身。

      松田康博

      松田康博

      立﹕立場新聞

      松﹕松田康博

      立﹕老師早前在其他傳媒訪問中,曾形容習近平取消國家主席連任限制「等於是打開潘朵拉盒子」,影響非常深遠,而且完全負面。

      然而有些學者並不這麼認為,他們的觀點主要有二﹕其一,習近平不是想做皇帝,只是因為在黨內已經豎立太多敵人,一退下就會被反撲,因此不能退,只能延續任期。其二,中國要成為所謂「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未來數十年會是關鍵。這段時期有很多事情要做,一帶一路,讓中國登上國際舞台 … 為免中國出現「人亡政息」的情況,習近平必須緊握權力。這兩個觀點較老師的看法正面。你怎樣看?

      集體領導制的缺點

      松﹕在我看來這些觀點都彼此相連。政治家要具備兩種才能方可搞好政治。一是獲取權力、二是實現政策。有些政治家權力鬥爭和選舉很擅長,但實現政策充滿挫折;另一些則政策雖然很強,但鬥爭常常輸掉。這些人都不能成為好的政治家。對習近平來說,這兩件事情都要做。

      其實如果說動機,我認為習近平主要是想改革。因為鄧小平去世後奉行的集體領導制,雖然有權力制衡的好處,但壞處有二。

      其一是領導人沒辦法作主。任期內前五年要考慮前任的人,後五年已經要講誰當下任。前後五年都不能作主,很多事情都推不動。

      其二是全國腐敗,自上而下全部腐敗。因為常委和政治局委員和元老都有自己的地盤,只顧私人利益。比如一家國企,它跟某個政治局委員或者元老有關係,那怎麼改革呢?因此,若想推動改革,黨內人的抵抗力會很強。

      所以,集體領導制在習近平眼中是壞的。習近平感到有危險,所以一定要冒險推動改革。

      習近平,圖片來源:新聞片段截圖

      習近平,圖片來源:新聞片段截圖

      集權是為防止共產黨滅亡

      立﹕你說的「危險」是指哪方面?

      松﹕共產黨的天下。習近平是意識到,這樣做下去,「在我手裡共產黨就滅亡了」,所以才想返回以前的集權模式。

      有些改革派會說,共產黨換個名字也可以呀,中國好就可以。然而習近平不同,他對共產黨有深厚感情,王岐山也是。一來因為現在的天下,是他們的父輩、祖父輩辛苦打來的。二來因為他們是嚴重受文革影響的最後一個世代。他們在構成自己人格的過程中,受毛澤東領導模式很大影響。對他們來說,文革那種「磨練」其實是好的。你看習近平,演講經常都會引用《毛語錄》。所以他們會覺得,中國一定要是共產黨的天下。

      此外還有一點,就是習近平習慣把自己、黨和國家等同起來。「你挑戰我就是挑戰共產黨,挑戰共產黨就是挑戰中國。」他總是覺得,「只有我才能改變中國,才能延續共產黨的生命」。他有這個自負和使命感,因此他要集權。

      集權要怎麼做?最有正當性的做法當然是打貪腐,因為整個共產黨都腐敗了嘛,所以用打腐敗的方式,可以把任何敵人都可以打倒。最終結果就是豎立敵人太多。而敵人愈多,他就愈要集權,才能讓自己不被打倒。「敵人一打倒我,舊勢力就恢復,共產黨就沒了,中國也不行了。」所以我說,一切動機都是分不開的。

      為何中國「玻璃心」?

      立﹕那麼你對習近平的改革樂觀嗎?

      松﹕我覺得客觀現實的挑戰與他的主觀願望有差距。客觀上,中國想成為先進國家,市場要開放,國企要民營化,政治也要開放,讓人民有自由討論的空間,透過分權來做權力牽制 … 此外還有法治。你看日本就知道,首相的權力再怎麼大,終究一定要下台。但是日本政府不會因此而倒的,因為日本是法治社會。首相一做壞事,下台,換另一個而已。

      然而中國不是法治國家,是「德治國家」也是「人治國家」。你看它總是不容許批評,國內國外都不接受,「玻璃心」嘛。為甚麼?就因為有人批評它,它就沒德望了。

      法治國家則不一樣。在法治國家,你可以批評我,還可以告我,我們就在法庭上見。中國不是這樣的。任何事情,沒有法治的話你就要靠人。你靠的人贏了就好,輸掉你就倒霉了。過去幾千年來中國的皇朝都是一樣的,基本上和現在沒太大差別。這樣是沒辦法成為先進國家的。

      此外,沒有法治的集權不一定有效率。所有重要的決策要等習近平拍板才可以推動,而政策是有時間壓力的,習也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不可能全部都做好。所以「決策大堵車」就會發生。如果下面的人權責有法律保障,他們就可以依法辦事,但現在誰都沒有把握。所以,只有一批能夠揣摸上意的「之江新軍」才能每天努力奮鬥,其他大部分官員認為多一件事不如少一件事,全面懶政。

      市場自由化、政治自由化,法治建設,這三點都是先進國家客觀上必要的,然而習近平主觀地認為他的處方不一樣。「市場自由化」,口號是這樣說,但放手了,生亂了,馬上控制,那人民幣怎麼國際化呢?政治上,本來應該放開,地方事務應由地方決定,居民的事應由居民決定。現在不是,都由黨做決定。然而所謂「權力會使人腐敗,絕對權力絕對使人腐敗」,這是人類社會得出的真理。習近平所做的,就像向這個人類社會真理挑戰。最後,法治社會。如果自己的敵人犯法就全力去捉,親信就不捉,那親信會不會腐敗?一定會。

      總括來說,習近平是想要將共產黨訓練成萬能的、完全沒有瑕疵的政黨,然後讓它來控制一切。但這是不太可能的事,他將會遇上很多挫折。問題是,做不好,他敢下來嗎?習近平敢下來嗎?他集中那麼多權力,一旦做不好,一下來立刻就被掃入歷史垃圾堆。

      好,我當他真的做好了,威望非常高。找誰來接班?那些對習近平每次都點頭的人可以繼承嗎?做不到。因為這接班人一定要表現得跟習近平不一樣,否則不能鞏固自己的正當性。但如果跟習近平不一樣,習近平又不會喜歡他。

      所以我真不知道習近平怎麼退休,怎麼培育接班人。他已經破壞了領導更換的制度,不管怎麼樣,他下來的時候,肯定會出現非常大的不穩定。所以我說,現在中國的狀況很可怕。習近平下來後如果出了亂子,是誰的責任?終究還是他。

      經濟不好 中國易亂

      立﹕你剛才提到先進國家的條件,讓我想起 Francis Fukuyama 的「歷史終結論」。他對自由民主的樂觀評估現在成為好些人的笑柄。人們說他的想像被中國推翻。不過老師看來還是比較認同 Fukuyama 的說法?

      松﹕我覺得不管民主還是獨裁,一個很大的因素是經濟表現 (performance)。如果經濟做得好,知識份子再怎麼提出異議,還是會被壓下來。但是,如果經濟做得不好,連一般民眾都不滿,那知識份子的不滿就會得到力量,社會就會容易不穩。

      尤其是共產黨,它更加依賴經濟。為甚麼?你看民主國家,它有普選產生的正當性。政府推動政策,好的話可以繼續,不好的話,換人、換黨也行。所以日本是很穩定的,如果安倍不行就換,不會出現動亂。然而共產黨沒有政治的正當性。習近平是怎麼選出來的,沒有人知道。共產黨產生領導人的方式不是協商就是權鬥。他沒有獲得權力的正當性。所以共產黨的正當性主要靠經濟表現。因為它有好的 performance 才能繼續管治。經濟成長一下跌,動亂就易發生。

      中國經濟發展持續性不佳

      立﹕有些人常會評估中國經濟隨時崩潰,老師如何評價?

      松﹕這個問題變數太多,我也不能以一言概之。不過總括而言,我是覺得中國經濟狀況目前還好,還撐得住,經濟成長率還是很高,國家財政也不錯。

      問題是現在的做法有沒有可持續性。現在中國面臨的問題不少。比如國有企業、地方政府,債務愈來愈多,因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方法是靠投資的,不是靠消費。中國人的消費有限,因為大家都怕老後怎麼辦。為甚麼怕?因為社會福利制度還沒建立起來。中國的社會制度剛剛才開始建立。它沒有房產稅,連遺產稅也沒有,因為現在的中國人是富起來的第一代。但以後怎麼辦?如果你引進了遺產稅,很多人會拿財產跑掉;但不做也不行,因為貧富差距會固定化,富的人永遠富,窮的人永遠窮。還有國企,現在有很多疆屍企業, 中國不敢讓它倒閉,以避免帶來失業。然而該倒的企業不倒,裡面的人還會努力嗎?不會呀。類似這樣的問題,在中國非常非常多。

      再來就是最近自由貿易受到嚴重的傷害。中國以後很可能無法在對外貿易上賺大錢。美國對中國封鎖市場的話,對華投資也跟著減少,因為大部份出口產業靠境外來的投資。如果美國真的要讓中國的製造業沒落,她是可以做到的。另一方面,美國所要求的開放網際網絡、開放金融、消滅山寨產品、停止對國有企業的支援等等改革,中國又可以做得到嗎?

      所以,我認為中國短期內不會出亂,但五到十年內一定要完成各項改革。要不然在習近平下台的時機就可能出亂。習近平的危機意識是正確的,只是他的手段錯了,我這樣認為。

      立﹕那麼,中國還有別的方法可以用嗎?

      松﹕其實很難說,雖然開放經濟、開放政治、建立法治是王道,但我們也是紙上談兵。實際上,如果政治上稍為開放些,第一個被打倒的可能就是習近平,對不對?不過,一旦開始權鬥,這就是一條不能回頭的路。一切都已經太晚。但無論如何,我覺得改變憲法和任期制度是有一點做過頭了。

      擦槍走火危機增大

      立﹕我想藉此將話題從經濟轉向外交。按老師的觀點,似乎中國有一段時間會穩定,但未來無論在政治和經濟上都很容易會生亂。那麼問題是,國家亂了之後怎樣。一是內部平定,二是轉移視線,在外豎立敵人。你認為中國若發生動亂,會有機會挑起戰爭嗎?

      松﹕很難講。你看大躍進、文革的時候,中國有打其他國家嘛?也沒有呀。中印邊境戰爭不是中國主動打的,它主動打的只有珍寶島。所以我認為,轉移焦點這一招,共產黨其實並不常做。中國面對國內問題的時候,對外政策反而是妥協較多。當然,雖說看歷史是這樣,但將來一定也是這樣嗎?這也不好說。

      問題倒是擦槍走火,這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你看 1960 年的中國,它的飛機軍艦會擦槍走火嗎?不會呀,都守在自己的地方上。現在卻是對外全面進攻,他們的飛機軍艦都在太平洋行走。這狀況他們不怎麼習慣,所以有時候他們的做法有點危險,擦槍走火是很可能的事。這時候,如果中方說,「我們錯了,對不起」,那還好。但他們會對外道歉嗎?不可能。中國是「德治國家」,絕對不能犯錯。首先國內的言論疏導成「千錯萬錯都是別人錯」,再來「解放軍絕對有能力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那就動員國內民族情緒、排外情緒。這是網路時代嘛,一點火,就是星火燎原。這是非常危險的。

      2017年7月7日,解放軍海軍遼寧艦編隊停靠香港

      2017年7月7日,解放軍海軍遼寧艦編隊停靠香港

      冷處理﹕兩岸關係「新常態」

      立﹕所以,撇開擦槍走火不談的話,最少台灣不用太過擔心中國蓄意來犯?

      松﹕習近平很可能希望真正實現兩岸統一。但是作為前置階段,先推動心靈契合、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台灣還有一點時間和空間。從去年十九大的報告中看到的就是維持現狀。然後,如果台灣方朝向台獨發展,那中國就不會客氣,任何形式的台獨都會阻止。這也是維持現狀,因為中國本來就是這樣的。

      有意思的是所謂「惠台三十一條」,以前中國是先談判再給惠台政策的,現在談都不談就給了。台胞卡也是。怎麼換,以前會跟台灣商量。現在不找你談,自己改,自己宣布。這可看到中國愈來愈多的政策是以我為主,單邊主義。

      這種單邊主義的做法,其實是對台灣施加的一種壓力。但所謂壓力也就這樣,不會逼台灣到牆角去的,因為逼到牆角會跳出來。所以很多事情現在兩岸都是冷處理,就算發生一些小磨擦,也就罵一罵,批評一下就結束了。這樣的狀況,我把它視為「兩岸關係新常態」,會持續一段時間的。

      中日關係將好轉

      立﹕中日關係也一樣嗎?

      松﹕不,改善機會變大了,因為中國需要日本。對中國來說,改善兩岸關係,在聯合國也不會有甚麼變化,但改善對日關係會有很多正面效果。特別是現在中美關係變得不穩定。去年很多中國人說中美關係沒問題,我說那不是嚴重誤判,就是太有信心。面對特朗普,經貿也好、安全也好,都是挑戰。中美關係已經不穩定了,如果連中日關係都不好,把日本推到美國那邊的話就不得了。這一點對日本來說也是一樣的。美國那樣不穩定,寧願跟中國保持穩定關係比較好。

      此外,中國跟日本的經濟發展水平不一樣,雙方可以建立互補關係。比如說,中國的土木工程是比較好的,但高鐵怎麼樣呢?它的評價不是那麼高,因為它發展太快。日本的發展時間比較長一點,因此這種高水平工作,與日本一起做的話,項目的評價會提升。而對日本來說,中國則是很大的市場。為了賺錢,雙方有穩定的關係會比較好。

      所以,現在是日本跟中國改善關係最好的時機。這是很吊詭的,過去幾年雙方關係確實很壞,但你看中國現在還老提「島嶼」的問題嗎?不怎麼提了。靖國神社呢,只要首相不參拜就好啦,中國也不會一直翻舊帳,因為一翻,中日關係永遠不會好的。

      立﹕而安倍政府也看得到這點?

      松﹕看得到,去年已經開始行動了。

      立﹕聽老師分析前,我無法做出你的評估,很大程度是因為無法掌握特朗普對中國的態度 …

      松﹕他就是雙面人嘛。一時又說習近平是 Great Leader、好朋友,離開中國又說中國貿易不公正,要提關稅 … 我覺得特朗普的個性就是這樣,見面時一定要說好話的。

      其實你可以看出,現在中美建立關係的前提條件已經崩潰。中國的最大前提之一就是美國永遠推動自由貿易,靠北美市場發展自己。過去日本、台灣、韓國,都是這樣做的。但因為中國太大了,它賺的錢也太多,美國受不了,開始選擇保護主義,於是中國這條件就沒有了。美國對中國的期待則是富了以後變得民主,這也好像沒了。中國廢除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是很大象徵,說明美國對中國的「接觸」(engagement) 政策,已經死掉了。兩邊的期待都落空,得另外選對策,所以現在是極不穩定的關係。很多中國人今年也已經領悟到了,中美關係很危險。

      立﹕最後,既然中日關係會好轉,你認為日本的中國研究會愈來愈興旺嗎?

      松﹕按道理應該是愈來愈受歡迎的,但很多日本年青人還是不怎麼喜歡中國。不只是日本,台灣也是、香港也是。正常來說,崛起的國家大家都會想學,但中國發展的方式帶來的巨大副作用,讓大家都很難喜歡它。

      立﹕孔子學院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怎麼都做不好。

      松﹕對。孔子學院與其說是一個「原因」,不如說是這個原因的「結果」吧。

      我希望更多的日本年輕人學習中文,研究中國問題,展望中國的未來。這絕對不是好惡的問題,而是日本人的必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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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3/30 — 16:37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松田康博今年五十二歲,有一把沙啞的聲音。「因為在香港得了氣喘。空氣不好呀,以前我的聲音是很纖細的。」我說抱歉。他笑道﹕「不用抱歉,我們都是受害者。」

      1994 年到 1996 年間,松田康博在香港的日本總領事館擔任客座研究員,專研兩岸關係。「選香港是因為位置好,可以跑台灣,也可以跑大陸。」那時候他已經研究中國超過十年。他在十八歲專攻中文。「那時是 1984,中日關係非常好。我第一個接觸的外國就是中國,1984 年夏天從北京到上海,坐火車一路下來,覺得有意思極了。後來還在台灣留學四個半月。」這些年的研究讓他說得一口流利國語,也讓他見證中國近代發展的起伏。「八九以前很樂觀。胡耀邦、趙紫陽、鄧小平 … 那時候真覺得,他們今後將改變中國。」1989 那年,他在修讀碩士。「六四對我來說也是很大衝擊,我感到錯愕。嘩 … 他們在搞甚麼呀?」遂從樂觀轉向悲觀。改革開放又將把全球學者的「中國崩潰論」180 度扭轉為「中國威脅論」。曾經他住在杏花邨,見過偷渡來港的大陸孕婦被警察發現,跳水逃亡。「但現在已經不需要了。」他說。

      2008 年,松田康博加入東京大學,教授近現代中國政治外交史、兩岸關係、現代台灣史等,經常出訪各國演說和調研,至今十年。最近發表論文包括有《蔡英文政權的誕生與兩岸關係的轉變:「失去的機會」或「新常態的開端」?」》(2017) 等。我說怕他有天不能入境甚至被捕,他說不擔心,因為自己主要做分析,而非批判。

      的確,在這次訪問中,松田康博不多從理念角度批評,而主要以推論的方式指出「永遠續習」對中國自身的危險。他詳盡分析了習近平修改憲法的動機、未來中國發展的方向,以及其對鄰近國家的影響。在他眼中,中國「續習」最大的問題是政權難以持續。習近平的舉動,對中國可能一時影響正面,但長遠來說,或會毀掉中國本身。

      松田康博

      松田康博

      立﹕立場新聞

      松﹕松田康博

      立﹕老師早前在其他傳媒訪問中,曾形容習近平取消國家主席連任限制「等於是打開潘朵拉盒子」,影響非常深遠,而且完全負面。

      然而有些學者並不這麼認為,他們的觀點主要有二﹕其一,習近平不是想做皇帝,只是因為在黨內已經豎立太多敵人,一退下就會被反撲,因此不能退,只能延續任期。其二,中國要成為所謂「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未來數十年會是關鍵。這段時期有很多事情要做,一帶一路,讓中國登上國際舞台 … 為免中國出現「人亡政息」的情況,習近平必須緊握權力。這兩個觀點較老師的看法正面。你怎樣看?

      集體領導制的缺點

      松﹕在我看來這些觀點都彼此相連。政治家要具備兩種才能方可搞好政治。一是獲取權力、二是實現政策。有些政治家權力鬥爭和選舉很擅長,但實現政策充滿挫折;另一些則政策雖然很強,但鬥爭常常輸掉。這些人都不能成為好的政治家。對習近平來說,這兩件事情都要做。

      其實如果說動機,我認為習近平主要是想改革。因為鄧小平去世後奉行的集體領導制,雖然有權力制衡的好處,但壞處有二。

      其一是領導人沒辦法作主。任期內前五年要考慮前任的人,後五年已經要講誰當下任。前後五年都不能作主,很多事情都推不動。

      其二是全國腐敗,自上而下全部腐敗。因為常委和政治局委員和元老都有自己的地盤,只顧私人利益。比如一家國企,它跟某個政治局委員或者元老有關係,那怎麼改革呢?因此,若想推動改革,黨內人的抵抗力會很強。

      所以,集體領導制在習近平眼中是壞的。習近平感到有危險,所以一定要冒險推動改革。

      習近平,圖片來源:新聞片段截圖

      習近平,圖片來源:新聞片段截圖

      集權是為防止共產黨滅亡

      立﹕你說的「危險」是指哪方面?

      松﹕共產黨的天下。習近平是意識到,這樣做下去,「在我手裡共產黨就滅亡了」,所以才想返回以前的集權模式。

      有些改革派會說,共產黨換個名字也可以呀,中國好就可以。然而習近平不同,他對共產黨有深厚感情,王岐山也是。一來因為現在的天下,是他們的父輩、祖父輩辛苦打來的。二來因為他們是嚴重受文革影響的最後一個世代。他們在構成自己人格的過程中,受毛澤東領導模式很大影響。對他們來說,文革那種「磨練」其實是好的。你看習近平,演講經常都會引用《毛語錄》。所以他們會覺得,中國一定要是共產黨的天下。

      此外還有一點,就是習近平習慣把自己、黨和國家等同起來。「你挑戰我就是挑戰共產黨,挑戰共產黨就是挑戰中國。」他總是覺得,「只有我才能改變中國,才能延續共產黨的生命」。他有這個自負和使命感,因此他要集權。

      集權要怎麼做?最有正當性的做法當然是打貪腐,因為整個共產黨都腐敗了嘛,所以用打腐敗的方式,可以把任何敵人都可以打倒。最終結果就是豎立敵人太多。而敵人愈多,他就愈要集權,才能讓自己不被打倒。「敵人一打倒我,舊勢力就恢復,共產黨就沒了,中國也不行了。」所以我說,一切動機都是分不開的。

      為何中國「玻璃心」?

      立﹕那麼你對習近平的改革樂觀嗎?

      松﹕我覺得客觀現實的挑戰與他的主觀願望有差距。客觀上,中國想成為先進國家,市場要開放,國企要民營化,政治也要開放,讓人民有自由討論的空間,透過分權來做權力牽制 … 此外還有法治。你看日本就知道,首相的權力再怎麼大,終究一定要下台。但是日本政府不會因此而倒的,因為日本是法治社會。首相一做壞事,下台,換另一個而已。

      然而中國不是法治國家,是「德治國家」也是「人治國家」。你看它總是不容許批評,國內國外都不接受,「玻璃心」嘛。為甚麼?就因為有人批評它,它就沒德望了。

      法治國家則不一樣。在法治國家,你可以批評我,還可以告我,我們就在法庭上見。中國不是這樣的。任何事情,沒有法治的話你就要靠人。你靠的人贏了就好,輸掉你就倒霉了。過去幾千年來中國的皇朝都是一樣的,基本上和現在沒太大差別。這樣是沒辦法成為先進國家的。

      此外,沒有法治的集權不一定有效率。所有重要的決策要等習近平拍板才可以推動,而政策是有時間壓力的,習也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不可能全部都做好。所以「決策大堵車」就會發生。如果下面的人權責有法律保障,他們就可以依法辦事,但現在誰都沒有把握。所以,只有一批能夠揣摸上意的「之江新軍」才能每天努力奮鬥,其他大部分官員認為多一件事不如少一件事,全面懶政。

      市場自由化、政治自由化,法治建設,這三點都是先進國家客觀上必要的,然而習近平主觀地認為他的處方不一樣。「市場自由化」,口號是這樣說,但放手了,生亂了,馬上控制,那人民幣怎麼國際化呢?政治上,本來應該放開,地方事務應由地方決定,居民的事應由居民決定。現在不是,都由黨做決定。然而所謂「權力會使人腐敗,絕對權力絕對使人腐敗」,這是人類社會得出的真理。習近平所做的,就像向這個人類社會真理挑戰。最後,法治社會。如果自己的敵人犯法就全力去捉,親信就不捉,那親信會不會腐敗?一定會。

      總括來說,習近平是想要將共產黨訓練成萬能的、完全沒有瑕疵的政黨,然後讓它來控制一切。但這是不太可能的事,他將會遇上很多挫折。問題是,做不好,他敢下來嗎?習近平敢下來嗎?他集中那麼多權力,一旦做不好,一下來立刻就被掃入歷史垃圾堆。

      好,我當他真的做好了,威望非常高。找誰來接班?那些對習近平每次都點頭的人可以繼承嗎?做不到。因為這接班人一定要表現得跟習近平不一樣,否則不能鞏固自己的正當性。但如果跟習近平不一樣,習近平又不會喜歡他。

      所以我真不知道習近平怎麼退休,怎麼培育接班人。他已經破壞了領導更換的制度,不管怎麼樣,他下來的時候,肯定會出現非常大的不穩定。所以我說,現在中國的狀況很可怕。習近平下來後如果出了亂子,是誰的責任?終究還是他。

      經濟不好 中國易亂

      立﹕你剛才提到先進國家的條件,讓我想起 Francis Fukuyama 的「歷史終結論」。他對自由民主的樂觀評估現在成為好些人的笑柄。人們說他的想像被中國推翻。不過老師看來還是比較認同 Fukuyama 的說法?

      松﹕我覺得不管民主還是獨裁,一個很大的因素是經濟表現 (performance)。如果經濟做得好,知識份子再怎麼提出異議,還是會被壓下來。但是,如果經濟做得不好,連一般民眾都不滿,那知識份子的不滿就會得到力量,社會就會容易不穩。

      尤其是共產黨,它更加依賴經濟。為甚麼?你看民主國家,它有普選產生的正當性。政府推動政策,好的話可以繼續,不好的話,換人、換黨也行。所以日本是很穩定的,如果安倍不行就換,不會出現動亂。然而共產黨沒有政治的正當性。習近平是怎麼選出來的,沒有人知道。共產黨產生領導人的方式不是協商就是權鬥。他沒有獲得權力的正當性。所以共產黨的正當性主要靠經濟表現。因為它有好的 performance 才能繼續管治。經濟成長一下跌,動亂就易發生。

      中國經濟發展持續性不佳

      立﹕有些人常會評估中國經濟隨時崩潰,老師如何評價?

      松﹕這個問題變數太多,我也不能以一言概之。不過總括而言,我是覺得中國經濟狀況目前還好,還撐得住,經濟成長率還是很高,國家財政也不錯。

      問題是現在的做法有沒有可持續性。現在中國面臨的問題不少。比如國有企業、地方政府,債務愈來愈多,因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方法是靠投資的,不是靠消費。中國人的消費有限,因為大家都怕老後怎麼辦。為甚麼怕?因為社會福利制度還沒建立起來。中國的社會制度剛剛才開始建立。它沒有房產稅,連遺產稅也沒有,因為現在的中國人是富起來的第一代。但以後怎麼辦?如果你引進了遺產稅,很多人會拿財產跑掉;但不做也不行,因為貧富差距會固定化,富的人永遠富,窮的人永遠窮。還有國企,現在有很多疆屍企業, 中國不敢讓它倒閉,以避免帶來失業。然而該倒的企業不倒,裡面的人還會努力嗎?不會呀。類似這樣的問題,在中國非常非常多。

      再來就是最近自由貿易受到嚴重的傷害。中國以後很可能無法在對外貿易上賺大錢。美國對中國封鎖市場的話,對華投資也跟著減少,因為大部份出口產業靠境外來的投資。如果美國真的要讓中國的製造業沒落,她是可以做到的。另一方面,美國所要求的開放網際網絡、開放金融、消滅山寨產品、停止對國有企業的支援等等改革,中國又可以做得到嗎?

      所以,我認為中國短期內不會出亂,但五到十年內一定要完成各項改革。要不然在習近平下台的時機就可能出亂。習近平的危機意識是正確的,只是他的手段錯了,我這樣認為。

      立﹕那麼,中國還有別的方法可以用嗎?

      松﹕其實很難說,雖然開放經濟、開放政治、建立法治是王道,但我們也是紙上談兵。實際上,如果政治上稍為開放些,第一個被打倒的可能就是習近平,對不對?不過,一旦開始權鬥,這就是一條不能回頭的路。一切都已經太晚。但無論如何,我覺得改變憲法和任期制度是有一點做過頭了。

      擦槍走火危機增大

      立﹕我想藉此將話題從經濟轉向外交。按老師的觀點,似乎中國有一段時間會穩定,但未來無論在政治和經濟上都很容易會生亂。那麼問題是,國家亂了之後怎樣。一是內部平定,二是轉移視線,在外豎立敵人。你認為中國若發生動亂,會有機會挑起戰爭嗎?

      松﹕很難講。你看大躍進、文革的時候,中國有打其他國家嘛?也沒有呀。中印邊境戰爭不是中國主動打的,它主動打的只有珍寶島。所以我認為,轉移焦點這一招,共產黨其實並不常做。中國面對國內問題的時候,對外政策反而是妥協較多。當然,雖說看歷史是這樣,但將來一定也是這樣嗎?這也不好說。

      問題倒是擦槍走火,這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你看 1960 年的中國,它的飛機軍艦會擦槍走火嗎?不會呀,都守在自己的地方上。現在卻是對外全面進攻,他們的飛機軍艦都在太平洋行走。這狀況他們不怎麼習慣,所以有時候他們的做法有點危險,擦槍走火是很可能的事。這時候,如果中方說,「我們錯了,對不起」,那還好。但他們會對外道歉嗎?不可能。中國是「德治國家」,絕對不能犯錯。首先國內的言論疏導成「千錯萬錯都是別人錯」,再來「解放軍絕對有能力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那就動員國內民族情緒、排外情緒。這是網路時代嘛,一點火,就是星火燎原。這是非常危險的。

      2017年7月7日,解放軍海軍遼寧艦編隊停靠香港

      2017年7月7日,解放軍海軍遼寧艦編隊停靠香港

      冷處理﹕兩岸關係「新常態」

      立﹕所以,撇開擦槍走火不談的話,最少台灣不用太過擔心中國蓄意來犯?

      松﹕習近平很可能希望真正實現兩岸統一。但是作為前置階段,先推動心靈契合、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台灣還有一點時間和空間。從去年十九大的報告中看到的就是維持現狀。然後,如果台灣方朝向台獨發展,那中國就不會客氣,任何形式的台獨都會阻止。這也是維持現狀,因為中國本來就是這樣的。

      有意思的是所謂「惠台三十一條」,以前中國是先談判再給惠台政策的,現在談都不談就給了。台胞卡也是。怎麼換,以前會跟台灣商量。現在不找你談,自己改,自己宣布。這可看到中國愈來愈多的政策是以我為主,單邊主義。

      這種單邊主義的做法,其實是對台灣施加的一種壓力。但所謂壓力也就這樣,不會逼台灣到牆角去的,因為逼到牆角會跳出來。所以很多事情現在兩岸都是冷處理,就算發生一些小磨擦,也就罵一罵,批評一下就結束了。這樣的狀況,我把它視為「兩岸關係新常態」,會持續一段時間的。

      中日關係將好轉

      立﹕中日關係也一樣嗎?

      松﹕不,改善機會變大了,因為中國需要日本。對中國來說,改善兩岸關係,在聯合國也不會有甚麼變化,但改善對日關係會有很多正面效果。特別是現在中美關係變得不穩定。去年很多中國人說中美關係沒問題,我說那不是嚴重誤判,就是太有信心。面對特朗普,經貿也好、安全也好,都是挑戰。中美關係已經不穩定了,如果連中日關係都不好,把日本推到美國那邊的話就不得了。這一點對日本來說也是一樣的。美國那樣不穩定,寧願跟中國保持穩定關係比較好。

      此外,中國跟日本的經濟發展水平不一樣,雙方可以建立互補關係。比如說,中國的土木工程是比較好的,但高鐵怎麼樣呢?它的評價不是那麼高,因為它發展太快。日本的發展時間比較長一點,因此這種高水平工作,與日本一起做的話,項目的評價會提升。而對日本來說,中國則是很大的市場。為了賺錢,雙方有穩定的關係會比較好。

      所以,現在是日本跟中國改善關係最好的時機。這是很吊詭的,過去幾年雙方關係確實很壞,但你看中國現在還老提「島嶼」的問題嗎?不怎麼提了。靖國神社呢,只要首相不參拜就好啦,中國也不會一直翻舊帳,因為一翻,中日關係永遠不會好的。

      立﹕而安倍政府也看得到這點?

      松﹕看得到,去年已經開始行動了。

      立﹕聽老師分析前,我無法做出你的評估,很大程度是因為無法掌握特朗普對中國的態度 …

      松﹕他就是雙面人嘛。一時又說習近平是 Great Leader、好朋友,離開中國又說中國貿易不公正,要提關稅 … 我覺得特朗普的個性就是這樣,見面時一定要說好話的。

      其實你可以看出,現在中美建立關係的前提條件已經崩潰。中國的最大前提之一就是美國永遠推動自由貿易,靠北美市場發展自己。過去日本、台灣、韓國,都是這樣做的。但因為中國太大了,它賺的錢也太多,美國受不了,開始選擇保護主義,於是中國這條件就沒有了。美國對中國的期待則是富了以後變得民主,這也好像沒了。中國廢除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是很大象徵,說明美國對中國的「接觸」(engagement) 政策,已經死掉了。兩邊的期待都落空,得另外選對策,所以現在是極不穩定的關係。很多中國人今年也已經領悟到了,中美關係很危險。

      立﹕最後,既然中日關係會好轉,你認為日本的中國研究會愈來愈興旺嗎?

      松﹕按道理應該是愈來愈受歡迎的,但很多日本年青人還是不怎麼喜歡中國。不只是日本,台灣也是、香港也是。正常來說,崛起的國家大家都會想學,但中國發展的方式帶來的巨大副作用,讓大家都很難喜歡它。

      立﹕孔子學院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怎麼都做不好。

      松﹕對。孔子學院與其說是一個「原因」,不如說是這個原因的「結果」吧。

      我希望更多的日本年輕人學習中文,研究中國問題,展望中國的未來。這絕對不是好惡的問題,而是日本人的必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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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d chiu

      da leggere,
      1 lug 2018, 23:09:3401/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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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ears haunting China's markets

      The fears haunting China's markets




      Last week's equity tumble shows instability will persist without serious economic reform

      William PesekJuly 02, 2018 07:00 JST
      Economic reforms are needed to keep investor uncertainty from resurfacing.   © Reuters

      Barely a month ago, the MSCI index company gushed that China's inclusion in the premier emerging-market stock benchmark could "change the face" of investing.

      And it has. Just not how MSCI expected.

      Now, the face in question is the one MSCI is trying to save as China's A-shares seem to have proved themselves to be unready for prime time. Shanghai stocks have tumbled about 13% since MSCI added them on June 1 amid worries about economic growth and Donald Trump's trade war. Only equity markets in Argentina and Namibia -- not the compan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wants to keep -- fared worse.

      Yet the A-shares plunge is, more than investors admit, a function of the policies of China's president -- policies fooling investors to load up on mainland shares before their time.

      Call it the cult of China's inevitable triumph. The argument goes that investors only need to wait before they reap the rewards for backing what will, sooner or later,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But, in the here and now, the case for A-shares is still circumstantial at best. It is not based on sound corporate governance practices. In particular, it is sadly becoming ever harder to discern in China where the public sector ends and the private sector begins.

      The investment logic is not based on transparency. Under Xi, China's financial realm has grown ever more opaque. Take Beijing's push to allow anonymous bidding in its $11 trillion distressed debt market. The collective response from analysts: Huh?!?!?!?

      Xi has tightened the noose around the internet and the press. Fears of crossing a leader who might be around for decades, has foreign journalists, investment banks and academics pulling punches.

      Those efforts have spilled over into Hong Kong, once a capitalist mecca. Xi's party favors vague anti-sedition laws that would turn self-censorship up to 11 on a scale of 10. It wants to allow Hong Kong company directors to conceal personal data -- the home addresses and identification numbers needed to discern who owns what and why. At the same time, Xi has expanded equity market links between Shanghai, Shenzhen and Hong Kong.

      Those stock-connect schemes allow China to offer the veneer of opening up to global markets, while also allowing mainland companies to tap foreign capital. The dark rise is that it is increasing the outside world's exposure to an erratic financial system. If such moves are aimed at buttressing China's global image, they are backfiring at the moment.

      Yes, the cult of Chinese inevitability is a tantalizing and seductive phenomenon. China, the bulls claim, is run by geniuses. Its pockets are endlessly deep. The siren call of 1.4 billion consumers determined to become rich trumps all risks. If you doubt China's macro story, you just do not get it. This ethos will sound eerily familiar to investors who lost big when the dot-com's crashed in 2000. China is the economic equivalent of sex: it sells, no matter what.

      Only, China's micro deficiencies are marring the macro narrative. The biggest concern: Mountains of debt at the corporate and local-government levels bumping up against a national debt-to-GDP ratio approaching 300%. Beijing's tumbling currency reminds investors that Xi is not as omnipotent as they believed. It reminds them, too, that defaults on dollar-denominated debt could shake markets at any moment. Mostly, though, it reminds markets that the summer of 2015 never really ended. The cracks that then slammed Shanghai shares and sent a whiff of crisis Beijing's way did not disappear any more than Europe's debt troubles. They merely went dormant, only to reemerge as U.S. President Trump's tariffs imperil Chinese growth.

      Is China about to crash? Doubtful. Xi may be the strongest Chinese leader in generations and maintaining legitimacy requires rapid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rowth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The moment incomes stal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lining the pockets of many Communist Party bigwigs falter and property prices crater, Xi will be looking over his shoulder.

      Nor does Xi want to take any chances. Last week, a leaked report by the National Institution for Finance & Development think tank raised the specter of a "financial panic." As detailed by Bloomberg News, it warned of the knock-on effects from Trump's tariffs, suggesting members of Beijing's elite fear the worst -- bond defaults, credit dislocations and the recent stock plunge deepening.

      Expect Xi to throw the full weight of his government at Shanghai shortsellers, just as in 2015. Back then, Beijing bought shares, cut interest rates, suspended IPOs, loosened margin requirements, allowed punters to use homes as collateral and even switched off entire sectors of the market. It ran a propaganda campaign, urging mainlanders to buy the market out of patriotism. Things stabilized, giving investors confidence to go long again.

      But none of those steps, or any since, sufficiently curbed shadow-banking excesses. They did not go far enough to internationalize corporate practices, scale back the influence of SOEs or wean China Inc. off its reliance on easy People's Bank of China financing. They did not pull Beijing's tentacles out of vital sectors or slash the role of exports now under threat from Washington.

      The trillions of dollars Xi spends on his "Made in China 2025" an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matter little if the system underpinning those ambitions cracks. This disconnect is at the root of global investors' exposure to China's troubles. The grandiosity of Xi's aspirations fuels an inevitability myth he has yet to prove.

      Ominously, Xi's team seemed to view inclusion in indexes like MSCI's as a reform all on their own. A Good Housekeeping seal of approval that Beijing's work to recalibrate growth engines and rein in debt is working.

      Last week's nearly $2 trillion rout in emerging market stocks tells a very different story. Odds are, this is not a crisis moment for emerging markets broadly. Recent volatility aside, Asia has monetary and fiscal latitude to fend off turmoil. National balance sheets are generally healthier than in 2013 during the Federal Reserve "taper tantrum." Healthy growth rates, meantime, offer some cushion.

      Mercifully, too, MSCI has so far allocated a 5% weighting to A-shares -- instead of the full 18% China merits -- limiting the fallout. But the ferocity of the selloff complicates Xi's efforts to encourage foreign inflows and convince speculators that the next global crisis will not come from China.

      Already in bear-market mode, the Shanghai Composite Index has not seen such a big ratio of sellers to buyers since 2013. Average daily turnover, meantime, is the lowest since summer 2014, a sign buyers are not running to China's defense. Such dynamics are hitting international retirement plans, endowments and exchange-traded funds tracking emerging-market indexes. Punters betting on the mainland via Hong Kong are also smarting from buyer's remorse.

      That 2015 feeling in the air might not dissipate anytime soon. Expect the PBOC to pump as much liquidity into markets as needed. Expect, too, that Xi's team will take a "kitchen sink" approach to restoring calm. That idiomatic phrase was uttered early and often in 2015, as Beijing threw everything it could at a cascading market.

      But Xi must treat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China's chaos. That means making institutions more transparent, SOEs less dominant, GDP less reliant on excessive credit growth and smokestack industries. It is not enough to treat the symptoms. The only inevitability is that China will remain wobbly until it does the work needed to craft a stable economy.

      William Pesek is an award-winning Tokyo-based journalist and author of "Japanization: What the World Can Learn from Japan's Lost Decades." He was given the 2018 prize for excellence in opinion writing by the Society of Publishers in Asia, for his work for the Nikkei Asian Review.

      Fred chiu

      da leggere,
      2 lug 2018, 01:35:4002/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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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裕文化中的「糧食貧窮」:我們如何掉入垃圾食物的陷阱?

      2018-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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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90/article/7029?utm_source=facebook&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opinionFB

      全球工業食品幾乎侵蝕了每個人的營養品質。但很清楚的是,窮人有高到不成比例的健康問題。

      就如同收入不平等創造了兩個階層的經濟體,有錢的人變得更有錢,貧窮的人變得更貧窮,全球工業食品在營養「階級」也創造了兩層體系:與較富有的階層相比,窮人食用品質較低的食物。

      表面上,這個營養階層的分歧好像單純是經濟階層的延伸,因為比較富有的人可以負擔品質較高和更昂貴的食物;而貧窮的人只能購買他們負擔得起的東西,也就是那些容易發胖的全球工業食品。然而,事實卻更為複雜。

      一般對低收入族群飲食品質低落的解釋包括:

      1.花費更多錢。
      2.低收入戶通常居住在食品雜貨店很少的「食品沙漠」。
      3.財務窘困的人通常也面臨時間不足,因而被迫選擇可以迅速食用且方便的食品。

      這些解釋部分是正確的,但是也有未被陳述出來的事實,特別是食品成本和營養品質之間的關係。因此,形成一個廣被接受的迷思──沒有不昂貴又有營養的食物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蛋、火雞絞肉、甘藍菜、鷹嘴豆、小扁豆等美國農業部節約食物計畫(Thrifty Food Plan)所鑑定並推薦的食品,都是花費低而營養的。但有些研究人員的報告指出,低收入戶普遍並沒有消費這些食物。為什麼呢?

      有些人認為,該節約食物計畫鼓勵食用豆類食物,減少消費柑桔汁等食物,卻「忽略了現今美國大眾的飲食習慣」。研究人員在一份研究當中提出一個問題:低收入消費者拒絕消費營養但不昂貴的食品,是不是因為它們違反了心照不宣的社會規範?這個假設是指,營養又不昂貴的食物脫離了時下的消費標準,不符合文化要求,並且在社會上和文化上是不合宜的。

      文化貧窮──不消費時下的東西,就會被邊緣化

      《國家地理》中,一篇有關美國飢餓新面貌的圖文故事相當引人注目。我們看見居住在寬敞房子、體面、家電設備講究的一個家庭,他們穿著像Nike Air這種符合時尚、有品牌的衣服,還有行動電話,卻是「糧食不安全」(food insecure)的族群,他們的飲食包括外帶的雞胗、熱狗、雞塊、薯塊。

      這樣的畫面訴說一個令人感嘆的矛盾故事。他們的故事透露出在富裕文化中卻身處貧窮狀態的怪異結果。

      如同有品牌的鞋子、衣服、電子產品提供一種社會歸屬感,品牌食品也提供這類歸屬感,而且更便宜、更容易親近。事實上,這些產品對生活貧困的人產生強烈的情緒效價(emotional valence),成為躋身會員資格這種寶貴的文化象徵。

      這種貧窮不同於歷史上的貧窮經驗,並非因飢餓、疾病、缺乏居所而對生存帶來直接的威脅。但是,「相對」貧窮在富裕的消費社會則是一種心理狀態,窮人覺得經常被這個文化的快樂生活模式排除在外。

      齊格蒙.鮑曼在消費文化裡提到「相對」貧窮的概念。「相對」貧窮是指活在富裕國家的貧窮狀態,通常表示被「公開展示的愉悅感和生動經驗」排除在外。在我們的文化裡,愉悅的烹調感覺和生動的食品經驗,通常是洋芋片、汽水、速食、餅乾、冰淇淋、果汁。鮑曼在《工作、消費、新貧》(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一書中指出,現代資本主義對人數不斷增加的群眾敞開自由的可能性,提供「似乎永無限制、快速擴張的消費世界」;又因為增加選項的重要性,被排除在選項之外的人就會被剝奪權力並受到壓迫。

      換句話說,消費者放縱自己吃垃圾食品這類東西,變成體驗歸屬感的一種便宜機制,也是減輕窮人長期被邊緣化、被剝奪權力的途徑。食品工業利用這一點,以快速和容易通往快樂生活的承諾來誇耀它們的產品,就如同汽車和住宅零頭期款,也是這類通往快樂生活途徑的承諾。

      鎖定貧窮黑人小孩和青少年的汽水廣告

      另一方面,營養補充援助計畫(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 SNAP)的福利或食物券,進一步強化了窮人消費過度加工食品。

      最近,卡夫食品(Kraft)執行長就反對刪減食物券,因為他們公司1/6的收入是來自食物券的消費。雖然符合SNAP資格的食物理所當然應該是健康的食品,但是汽水產業讓含糖飲料也被列入SNAP食品的許可清單,每年來自SNAP收入的利潤有40億美元(約新台幣1,200億元),因此百事和可口可樂也遊說反對刪減。

      不只如此,大型汽水公司不成比例地將廣告標的鎖定在黑人小孩和青少年身上。黑人小孩生活貧困的機率比其他種族的小孩更高,然而相較於白人小孩和青少年,黑人小孩和青少年所收看的維他命水(Vitamin Water)、雪碧、SunnyD、5小時能量(5-hour ENERGY)、激浪(Mountain Dew)的廣告數量,高出二倍以上。因此也就難怪,新的研究顯示,美國較高和較低社經地位族群的飲食品質差距,隨著時間逐漸拉大,其中大部分歸因於含糖飲料的消費增加

      這些飲料不只造成肥胖和糖尿病,現在的研究也指出,糖類的成癮性進一步製造了持續的慾望和消費循環。換句話說,垃圾食品就和香菸、古柯鹼一樣,讓我們在其他食用者眼中看起來很酷,令我們自我感覺良好,並且提供我們社會歸屬感。

      緬甸難民家庭案例:肥胖的貧困者

      我過去5年所指導的一個來自緬甸的難民家庭,就是證明上一節「食品、貧窮、文化歸屬感」的鮮明例子。

      這個家庭在2009年抵達美國之前,住在難民營15年。他們被安置到這裡不久,父母和兩個小孩的體重都過輕,可能是長年營養不良的影響。他們一開始在美式廚房囤積從政府援助計畫和許多地區食物銀行拿到的新鮮產品、牛奶、米、冷凍魚。

      在他們抵達幾個月後,我們曾經到公立圖書館度過一個下午。那是個天氣寒冷又下雨的日子,我們待在圖書館的咖啡廳。由於語言的隔閡,我不知道他們想要吃或喝什麼,於是為他們點了4杯熱巧克力,認為這是安全的選擇。當他們啜飲了第一口熱巧克力之後,驚訝地吐了出來,彼此交換害怕的表情,我立刻明白我所犯的錯誤。當時,他們是世界上最貧窮的人,從未接觸過全球工業食品,也從來沒有喝過這麼甜的東西。我是第一個讓他們嚐到毒蘋果滋味的人,因此深感懊惱。

      現在已經過了5年,這個緬甸難民家庭的其中一位家長有了穩定的最低薪資工作,全家人於是加入了窮忙族(working poor)的行列。他們都有iPhone,廚房堆滿了一罐罐的橘子汽水、洋芋片、餅乾、拉麵、速食包裝,4個人當中有3個人的體重增加很可觀,媽媽現在還被臨床診斷為肥胖。最近兩個小孩告訴我,他們在2009年之前,從來沒看過也沒喝過可口可樂,現在他們一天要喝好幾罐。

      這個故事給我們的啟示是什麼?一方面,他們的安全和宗教自由再也不必像在祖國一樣受到威脅,他們有健康照護、自由教育、工作的機會,他們有住所、供電、乾淨的衣服、自來水;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個人或生活經驗大幅改善。

      然而,自由和物質舒適的代價是,他們居住在都市住宅計畫的房子,附近公園很少,無法接近大自然。他們不再穿著本土的寬鬆上衣,那些衣服上面有著美麗的編織,象徵他們隸屬的族群。小孩們幾乎不會講他們的母語,其中一個現在完全拒絕使用母語。他們有一長串的購物清單,他們過度飲食,也過度花費。由於他們的貧窮和生活型態,有肥胖和第二型糖尿病的風險,媽媽也已經被診斷是糖尿病前期。因為對行動電話合約的誤解,他們背負了高利率的發薪日貸款(payday loan)和惡劣的信用報告。

      我擔心他們失去本土文化,又與自然環境隔絕,再加上透過購買尋找快樂和意義,會對心理產生影響。他們在美國的第一年相當貧窮,而且對消費主義欠缺經驗,卻反而形成了一個保護的因素。隨著收入增加,可以理解他們想要藉由速食、電子產品、汽水、甜食等這些已經存在的會員資格象徵, 融入美國文化當中

      們開始觀察到金融和營養法規的失敗,因為它們已經成為消費文化的特色,並在向上流動的路上創造了無法超越的障礙,讓窮人停滯在貧困和肥胖的狀態。當然,貧困的人不必吃他們不想要的食物,更不該住在犯罪充斥的街坊或靠近有毒的垃圾處理廠,但是我們也應該質疑,本意是要幫助貧困者、保護其消費權利的社會政策,結果卻可能對他們的心理與身體健康造成傷害

           

      好書推薦:


      書名:過度飲食心理學:當人生只剩下吃是唯一慰藉
      作者:基瑪.卡吉兒(Kima Cargill)
      譯者:吳宜臻、林麗雪
      出版:光現出版
      出版時間:2018/06

      Fred chiu

      da leggere,
      2 lug 2018, 02:55:2602/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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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論:知識份子的自我背叛

      3941
         

      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習近平大權在握之後,除了經貿的技術部分允許民間評論外,其他部份,特別是政治、意識形態、政策根據、軍事、戰略、學術、司法、歷史論述、社會控制、民間抗議等重大國家議題,一概不准「妄議」,有膽敢妄議者,刊物遭禁、人員裁處、連坐懲罰,並自詡敲山震虎、「痛打落水狗」。
      中國因此沒有西方文明中定義的所謂知識份子,連中國傳統士大夫型知識份子的標準都談不上。

      批評採取自保策略

      西方知識份子反抗無底線,必要時可以否定甚至推翻整個權力的基礎;而士大夫型的中式知識份子則反抗有底線、以維護皇權權威為紅線,踰越則不被認為是士大夫,而是反賊。於是允許反貪官但不准反皇帝。 
      當前中國知識份子還有點士大夫良知者,對政權的批評(遠遠達不到「批判」的程度)採取若干狡猾的媚權自保策略,像是小罵大幫忙、打擦邊球、藉古諷今、反貪官不反皇帝,即使皇帝比貪官還壞。 
      現階段中國的知識份子,特別是流亡海外的民運份子一方面騎虎難下,為了面子只好硬著頭皮繼續表演民主,二方面也從民運人士的身分中獲得利益,包括就讀著名大學並取得學位,入籍(政治庇護)以及不斷得到基金會、善心人士和西方政府祕密的經濟挹注。但是他們的民主修養有因此逐年深化嗎?沒有,醜陋的內鬥以及遭到中國公安部門的挑撥離間,消耗了他們大部分的精力與興趣,乃至依然幼稚淺薄,毫無累積對中國政權的知識與鬥爭經驗。 
      嚴厲批判西方文明的薩伊德(已歿),在他著名的《知識份子論》中定義知識份子如下: 
      「知識份子是社會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個人,不能只化約為面孔模糊的專業人士……知識份子是具有能力向公眾以及替公眾代表、具現、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在扮演這個角色時必須意識到其處境是公開提出令人尷尬的問題,對抗(而非產生)正統與教條,不能被政府或集團收編,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那些慣常被遺忘或棄置不顧的人們和議題。」 

      竟反對台主體意識

      事實上,顛覆知識份子意識最嚴重的還不是政權,而是所謂的「政策知識份子」(policy intellectuals)。
      這些合作型知識份子在專業主義的驅使下,忙著拉幫結派,為權力階級和利益集團服務。此外,歷史意識與具體經驗也是知識份子的充要條件。知識份子必須「預防或阻止過去的消逝」,這在一個歷史遭簡化或刪改的時代,「知識份子的角色須就歷史提出另類的敘事與觀點,而非接受官方的記憶、國族認同與國族使命的鬥士們所提出的敘事與觀點」,而要「隨時隨地挑戰並擊敗看不見的權力所強加的緘默與規範化的寂靜。」這段話在中國蓄意抹除對文革、六四等暴政集體記憶的此刻,尤有深意。
      當中國民運人士在海外高呼民主的同時,竟聲嘶力竭地反對台灣主體意識,主張在中國現狀下統一,我們即可輕易拆穿他們的民主假面。如果主體意識是經過民主程序完成,主張民主的人士怎能反對?於是,我們知道那些民運人士高呼反台灣其實是向北京表態;請求減少他們高呼民主的罪愆,也是可憐。所以應摘除這類民運人士的民主高帽,他們不但羞辱民主,也玷污知識份子的桂冠。 

      Fred chiu

      da leggere,
      3 lug 2018, 06:29:3803/07/18
      a Yt Yt

      A world superpower without a soul: In search of Chinese culture

      Who or what will make Chines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ominance palatable across the world?

      The Wire Last Updated at June 13, 2018 09:14 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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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gives flying cars a real boost
      People walk on the bund in front of the financial district of Pudong in Shanghai, China. Photo: Reuters

      The writer Ian Jack, a Londoner of Scottish origin, once spoke of his country as being “formerly known as Great Britain”. This was characteristically wry and apposite; for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cline of the United Kingdom has been under way for many decades now. Yet there is one area in which Britain is still Great; the quality of its periodicals. The Financial Times is the best daily newspaper in the world, superior to both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nd when it comes to weekly magazines, The Economist is in a class of its own.

      The supremacy of the FT and The Economist is widely acknowledged. A third, albeit less known, British periodical is Prospect, a monthly on global affairs that I prefer to its American competitors, Foreign Affairsand Foreign Policy. It draws on a wider pool of contributors; and the writing is far better.

      The latest issue of Prospect is on the rise of China. It features articles by two female journalists, one British, the other Chinese; and by two male academics, an Englishman of Indian origin and an Australian, respectively. The essays speak of the robustness of the Chinese economy, the vigour and direction of its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the sense of destiny carried by its middle class. Although the contributors are democrats who do not approve of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systems themselves, the sense one gets from reading this issue of Prospect is that China’s rise to global dominance is irresistible and irreversible.

      As Britain acquired colonies across Asia and Africa, as it won battles on land and in the seas, it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dominance was buttressed and legitimised by the literature it had created and the games that it had invented. The Second World War put an end to the ‘Great’ in Great Britain; yet, its soft power continued to appeal. As former British colonies freed themselves from imperial rule, through the ‘Swinging Sixties’ (and beyond) Indians and Africans danced to the songs of the Beatles and the Rolling Stones. Even now, after Brexit has further confirmed Britain’s decline, elites across the globe read the FT and The Economist, and listen to the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US came to replace the UK as the world’s leading power. This was largely the consequence of its economic and military might. Yet its cultural and aesthetic attributes also helped. The film soon supplanted the book as the principal source of entertainment; and, of course, it was Hollywood that showed the way. The great musical innovations of the 20th century came courtesy the US; through jazz and folk rock, with Louis Armstrong and Bob Dylan acquiring a following among anti-American leftists in Asia and Latin America. The US also produced some great novelists, such as William Faulkner and Ernest Hemingway, and many great scientists, with a plurality of Nobel laureates teaching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Meanwhile, a sport invented in the US, basketball, came to peacefully conquer the world as quickly and as effectively as soccer once had.

      No country likes to be dominated by another. National pride and national self-respect are as important to the Ghanaian as to the Cuban. Indians were not happy to be ruled by the British, nor were Mexicans pleased to be bullied by the behemoth to the north. However, the rise and consolidation of British global hegemony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of American global hegemony in the 20th century, were made (slightly) more palatable by the culture of the superpower, by the literature, art, music, film and sport brought by it.

      Who or what will make Chines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ominance palatable across the world? Where is the Chinese Shakespeare? Who is the Chinese John Lennon? Which Chinese game bids to become as popular as soccer or basketball? Can one think of a Chinese film director remotely as influential as Steven Spielberg, a Chinese actor who will capture hearts and minds as Charlie Chaplin once did? Do independent-minded Pakistanis and North Koreans listen to Radio Beijing as keenly as Indians still listen to or watch BBC? We know of the brilliant young Chinese who flock to study in Cambridge and Harvard, but when will the most gifted product of a New York or London high school make Shanghai University his or her first choice?

      When I was a student in Delhi in the 1970s, Britain had not been Great for some time, yet I spent a large chunk of my pocket money on a membership to the British Library, travelling an hour each way by bus to borrow novels and cricket books. When I was a student in Calcutta in the 1980s, my Marxist friends suppressed their dislike of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to become members of the American Center, to borrow videos of Hollywood films and gain access to the concerts of visiting jazz musicians.

      It might be argued that the cultural sophistication of Britain and the US was a product of their being democracies at home (even while they were imperialists abroad). However, in this regard, the Chinese lag far behind even the erstwhile Soviet Union. Despite being run on despotic lines, the USSR could draw on its own cultural exports while seeking global influence. They had the world’s greatest dance troupe (the Bolshoi Ballet), some of its most celebrated composers (such as Shostakovich) and its best chess players (who taught the game to students everywhere). The Soviets also made available, at a mere five rupees a volume, the works of the great Russian novelists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aware that economic and military power cannot on their own assure global dominance. That is why they have set up Confucius Institutes overseas, seeking to promote the 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se institutes are attracting students keen to learn Mandarin in the belief that it might come to rival English as the language of global business. However, I doubt if anyone goes to a Confucius Institute to listen to Chinese music or read Chinese literature. Where are the young people outside China whose interest in that country is anything other than instrumental? If China does in fact become the world’s most influential nation, it shall make history as a superpower without soft power, which is to say, a superpower without soul.

      Ramachandra Guha is a historian and biographer based in Bangalore.

      This article originally appeared in The Telegraph and has been republished here with permission. The article has been lightly edited to meet style guidelines.


      A world superpower without a soul: In search of Chinese culture




      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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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lug 2018, 06:18:3304/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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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uno Latour Tracks Down Gaia

      By Bruno La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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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Y 3, 2018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bruno-latour-tracks-down-gaia/#!

      This essay was translated by Stephen Muec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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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S TOLD by Stephan Harding that “if there was the slightest chance of a cold, we will have to cancel. He had bronchitis not long ago; we can’t afford to take any risks.” But, despite the Arctic cold that had descended on England in February, I wasn’t coughing or anything, so we decided to embark. Nevertheless, we took the precaution of washing our hands carefully with antiseptic soap a few times. And then we were off for the coast of Dorset, in the south of England, in the direction of Cornwall.

      At 98, James Lovelock is a very old man. His thinking is all the more important in that it avoids the academic, and he was the first to theorize what in ecology and Earth sciences is called the “Gaia” hypothesis, which I can provisionally summarize at this stage of my inquiry: the Earth is a totality of living beings and materials that were made together, that cannot live apart, and from which humans can’t extract themselves.

      I had never imagined I would meet the father of Gaia. I had read all his books, but I was not all that keen on his recent statements in the press, his somewhat bizarre political ideas, and his inflated enthusiasm for the nuclear industry. Nor was I one for visiting the places where my favorite authors wrote their books. But Harding, his friend and disciple, had assured me that Lovelock wanted to meet me. He was wondering why a French philosopher was interested enough in the Gaia theory to devote a whole book to it [Bruno Latour’s Facing Gaia: Eight Lectures on the New Climatic Regime, was published by Polity in 2017]. And since I hold the view that Lovelock’s theory holds equal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knowledge to that of Galileo, he was apparently tickled to learn that I could go so far as to compare him to the famous astronomer and controversial inventor who had figured out that the Earth went around the sun.

      As we were driving down the little Dorset roads before getting to the house perched on the seaside, buffeted by the wind, at the end of a track covered in pebbles washed up by the waves, I couldn’t hide my uneasiness at the idea of disturbing a 98-year-old. What could I say that would interest him? What could he tell me that he hadn’t told dozens of journalists looking to bolster his reputation as a controversial figure? Had he not recently traumatized a Guardianjournalist by telling her that humans only had a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 robots took over? As I was soon to learn, he was not the first to get tired. After five hours of scientific discussion, I had to tear myself away from the delightful hospitality of “Jim” and his wife, Sandy.

      Looking through the window of the dining room where we had a light lunch, and seeing a snow storm approaching over the sea, covering the setting sun with dark clouds, I listened to this paradoxical and feisty old man, still with a fresh ring to his voice. How had he introduced something quite new in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hat had also been the object of so many misunderstandings? When I was climbing back into Stephan’s car, I asked myself if it was me who had exaggerated the importance of Gaia, or if it was more the case that I was like a person who had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someone like the venerable Galileo Galilei in the 1620s before his ideas became the common sense of a civilization to come.

       

      Misunderstanding

      What weight does the Gaia hypothesis have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What does this new approach to political science represent? This was what I was thinking about as Stephan Harding drove me back to Exeter, capital of Devon, where I was to discover that a few centimeters of snow are enough to call a halt to trains, planes, taxis, and buses. This obliged me to extend my thinking, since I was stuck in a sufficiently well-heated hotel with a good supply of porridge …

      We cannot hide from the fact that there is a fundamental misunderstanding about Gaia. We think we are using the name of this mythological figure to designate the quite common time-honored idea that the Earth is a living organism. Lovelock is renowned, they say, simply because he recast in cybernetic language the ancient idea that the Earth is finely tuned. The words “regulation” and “feedback” replace the antique idea of “natural balance” or even providence.

      Now, the scientific hypothesis developed by Lovelock in the 1960s, and then a few years later in collaboration with another equally controversial researcher, Lynn Margulis (1938–2011), has, in my opinion, nothing to do with any natural “balance” or “harmony.” “Gaia” — since this is the name he gave to this hypothesis — is neither a big thermostat nor a superorganism, a sort of successor to the Mother Earth (or the stepmother) who features in so many mythologies. Facing up to her, as I say in Facing Gaia, means accepting another way of defining living things in their relations to the Earth, which is quite foreign to the way a superior and predetermined natural order is invoked.

      I often ask myself why it is so difficult to get across the idea that Gaia dismantles any project predicated on providence, and cannot be used to nourish the fantasy of a return to religiosity. While talking to Stephan Harding in the car, I realized that it wasn’t just a matter of an error of interpretation. As Lovelock’s friend for many years, Harding, with many others, developed a real kind of “gaian” science. This “holistic” science broke with a too reductionist biology, and was put into practice in the magnificent setting of Dartington, south of Exeter, where I met Harding before our pilgrimage to Lovelock’s house. Schumacher College is an independent university where young people from around the world learn to live in a way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nature,” in a sort of California-style commune, collectively cooking up excellent meals, vegetarian of course. All this is only a few miles from the little village of Totnes, first of the “transition cities” that became famous through the Mélanie Laurent and Cyril Dion film Tomorrow (2015). You would think that Devon had become a laboratory for a new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So I was very surprised that the Gaia Stephan teaches is deeply animist, spiritual, and intuitive, a view that that I thought was not so compatible with my reading of Lovelock. And yet he is one of Lovelock’s good friends, and it was he who went through so much trouble to organize the visit. When we speak of Gaia it is impossible not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multiplicity of its versions, including the wrong turns that Lovelock himself had left behind.

       

      Lovelock at NASA

      Luckily, that very evening in Exeter, I was to find myself dining with the two most important Gaia specialists, and they were interested in my story of the visit with “Jim”: Timothy Lenton who was his student, and now a professor of specializing in Earth Sciences, and Sébastien Dutreuil, a French historian of science who had just gotten back from a South Asian trip. Last year, he had defended an extraordinary thesis on the Gaia hypothesis.

      So I had gathered in my hands, in the course of only one day, all the pieces of the jigsaw puzzle. Going from Dartington to Exeter, I went from a kind of spiritual Gaia to a scientific on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having the opportunity to go to the source, Lovelock himself, not far from Exeter. He would know, perhaps, how to decide between the two.

      At first glance there is nothing simpler than the Gaia hypothesis: living things do not reside in an environment, they fashion it. What we call the environment is the result of living things’ extensions; their successful inventions and apprenticeships. This is not proof that the Earth is “living,” but rather that everything we experience on Earth is the unforeseen, secondary, and involuntary effect of the action of living organisms. This goes for the atmosphere, the soils, and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oceans. We see it in termite mounds and beaver dams, which are not living in themselves, but without living organisms there would be no mounds or dams. So, the Gaia idea does not involve adding a soul to the terrestrial globe, or intentionality to living things, but it does recognize the prodigious ingenuity in the way living things fashion their own worlds.

      Lovelock came up with the hypothesis when he was in Pasadena, at the time the programs for detecting life on Mars were being launched. This was 1965, and at the time he asked himself how a Martian planetologist might know there was life on Earth without the need to go there. His answer was as radical as it was simple: all the little green man had to do was look at the chem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gases around the Earth. Far too much oxygen and methane, far too little CO2. The imbalance of the Earth’s gases called for an explanation that only the action of organisms could give: the living beings breathed and metabolized what other living things excreted.

      As we were dining, Dutreuil recounted that as he was rummaging in the Lovelock archive at the Science Museum of London, he was able to document the source of this idea. If NASA had brought Lovelock to California, it was because he was already famous, not for his knowledge of geochemistry or biology — he was trained as a chemist — but because he was an extraordinary inventor of high-precision instruments. Through an amazing circumstantial serendipity, he managed, because of his instruments, particularly the famous electron capture detector, to discern pollution thresholds that were previously unquantifiable. So who at the time was interested in these gas emanations? First and foremost the chemical industry, as in the well-known case of measuring ozone in the atmosphere. Lovelock first worked in that industry, giving him a very unusual luxury for the 20th century, his own laboratory, which made him independent of universities.

      The first Gaia idea came about with the following line of reasoning: “If today’s humans, via their industries, can spread chemical products over the Earth that I can detect with my instruments, then it is certainly possible that all terrestrial biochemistry could also be the product of living beings. If humans can so radically modify their environment in so little time, then other beings could have done it as well over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years.” Earth is well and truly an artificially conceived kind of technosphere for which living things are engineers as blind as termites. You have to be an engineer and inventor like Lovelock to understand this entanglement.

      So Gaia has nothing to do with any New Age idea of the Earth in a millennial balance, but rather emerges, as Lenton emphasizes over dinner, from a very specific industrial and technological situation: a violent technological rupture, blending the conquest of space, plus the nuclear and cold wars, that we were later to summarize under the label of the “Anthropocene” and that is accompanied by a cultural rupture symbolized by California in the 1960s. Drugs, sex, cybernetics, the conquest of space, the Vietnam War, computers, and the nuclear threat: this is the matrix from which Gaia was born, in violence, artifice, and war.

      But Dutreuil is keen to point out that the most surprising aspect of this hypothesis is that it depends on the coupling of two diametrically opposed analyses. Lovelock’s analysis imagines the Earth seen from Mars as a cybernetic system, while that of Lynn Margulis looks at the planet through the other end of the binoculars, starting with the smallest and oldest living organisms. At the time, in the 1970s, Margulis was a typical example of a maverick, a dissident stirring up the neo-Darwinians who were in full flight at the time. In their minds, evolution presupposed the existence of organisms sufficiently separable from the others so that one could say that they had a modicum of superior or inferior fitness.

      But Margulis challenged the very existence of separate individuals: one cell, onebacterium, one human, for the very good and simple reason that they are “all interlinked,” as the title of a recent book by Eric Bapteste indicates, Tous entrelacés or All Interlaced (2018). A cell is independent entities superimposed on each other, in the same way that our organism depends not only on our genes, but on those of the infinitely more numerous critters that are in residence in our gut or crawling over our skin. Evolution certainly exists, but which direction is it coming from, and which interlinked participants are going to profit from it? That is what is not calculable. Genes may well be “selfish,” as Richard Dawkins said at one point, the problem is that they don’t know the exact limits of their self!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as time goes by, Margulis’s discoveries are gaining in importance, to the point where today they seem to be orthodox, thanks to the holobiont concept catching on with lightning speed. In that one concept, we get the whole idea of the superimposition of living beings folded into each other.

       

      The Earths Thin Skin

      What happens when you combine the insights of Lovelock and Margulis? In the course of a seminar that I attended the next day, before the snow came to engulf the south of England, the answer came to me quite clearly: with the Gaia theory one can grasp the “power to act” of all the jumbled-up organisms without immediately integrating them into a unity that is superior to them and which they obey. In this sense, and despite the word “system,” Gaia doesn’t act in a systematic fashion, or at least it isn’t a unified system. Lenton has shown that the regulation can be very strong or very lax, depending on the scales of space and time. The homeostatis of an organism and the more erratic regulation of the climate are not of the same type. The Earth is not an organism. Unlike all living things, it lives off itself in a way, through continuous recycling with very little help from external matter (apart, of course, from solar energy). One cannot even say that Gaia is synonymous with the globe or the natural world because, after all, living things, even after several billion years of evolution, only are in charge of a thin skin of the Earth, a sort of biofilm, what the researchers with whom I am working at the moment call “critical zones.”

      Now I understand the mistakes made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Gaia both by those who rejected it too quickly, and those who embraced it too enthusiastically. Both were working with an image of the Earth, the globe, nature, the natural order, without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dealing with a unique object requiring a general revision of scientific conceptions.

      Ah! So I was right after all to make the comparison with Galileo. As I was stuck under my duvet waiting for it to rain enough for the English to dare to venture out of doors, I understood this striking sentence in Lovelock: “The Gaia hypothesis implies that the stable state of our planet includes man as a part of, or partner in, a very democratic entity.” I had never understood this allusion to democracy in an author who was not particularly defensive of it. That was because he wasn’t talking about democracy among humans, but was overturning our perspectives in a hugely consequential way.

      Before Gaia, the inhabitants of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ies saw nature as a domain of necessity, and when they looked toward their own society they saw it as the domain of freedom, as philosophers might say. But after Gaia these two distinct domains literally don’t exist anymore. There is no living or animated thing that obeys an order superior to itself, and that dominates it, or that it just has to adapt itself to, and this is true for bacteria as much as lions or human societies. This doesn’t mean that all living things are free in the rather simple sense of being individuals, since they are interlinked, folded, and entangled in each other. This means that the issue of freedom and dependence is equally valid for humans as it is for the partners of the above natural world.

      Galileo invented a world of objects placed beside each other, without affecting each other, and entirely obeying the laws of physics. Lovelock and Margulis sketched a world of agents constantly interacting with each other. When I came back from this amazing day in Dorset, I said to myself that taking on board such a world had nothing to do with ecology, but quite simply with a politics of living things. And as I was going down the coast, I had the thought that another Brecht was needed to write a “Life of Love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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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uno Latour is a French philosopher and sociologist of science. His works include Science in Action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Pandora’s Hope, and An Inquiry into the Modes of Existence.


      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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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lug 2018, 19:59:0304/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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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Dark Side of the Chinese Dream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Beijing’s repressive actions.

      By Rian Thum and Jeffrey Wasserstrom

      YESTERDAY 10:29 AM

      Trump Jingping Beijing

      Donald Trump and Xi Jinping arrive for the state dinner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China, November 9, 2017. (Thomas Peter / Pool Photo via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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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ald Trump got one thing right in his campaign: Americans should worry about China. But trade is not the reason. Over the past year, the country has let a Nobel Peace Prize winner die in prison—something that last occurred in the Nazi era. A vast new network of secret extrajudicial internment campshave swallowed up as many as 1 million members of one of the PRC’s minority ethnic groups, the Uyghurs, who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region of Xinjiang and are predominantly Muslim. And,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Stalin’s day, the head of one of the world’s two biggest economic and military powers has largely secured his ability to rule indefinitely.

      Since Beijing has long had a reputation for illiberalism and repression, it would be easy to chalk up these developments as more of the same from a Communist Party that, with the world watching, used tanks and automatic weapons to crush peaceful protests in 1989. But many of the most disturbing developments in Xi Jinping’s China are symptoms of change, not the status quo. When five leading women’s-rights activists were detained in 2015 for organizing much like they had done before, it was news. Today, an individual can be imprisoned for up to three years for showing disrespect toward the national anthem not because of an old law but a new one. It is telling that the law in question will be enforced not just across the mainland but also in Hong Kong, a specially governed region of the country where much more freedom of expression has traditionally been allowed. It is also not business as usual that minority groups in China are now not only being threatened with censure if they disrespect the anthem, but being forced to assemble for flag-raising ceremonies and loyalty pledges.

      For those in China who hoped to see room for dissent expand, these shifts show that the bad old things they hoped their country had left behind are still part of its present. Beijing specifically introduced term limits in the 1980s to avoid the leader-for-life pattern of Mao’s time; these have since been jettisoned. An end to reeducation camps was hailed as a sign of progress; now they are back with a vengeance across Xinjiang, a massive territory more than twice the size of Texas.

      Wang Dan, the Tiananmen activist who topped the nation’s most-wanted list in 1989, was released on parole in 1993, two years into a four-year sentence. Then, in 1998, he was freed three years into a different 11-year sentence so that he could receive medical treatment abroad. Contrast that with 2010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 Liu Xiaobo’s fate: prevented from going to the West for treatment after being diagnosed with cancer, and dying while still serving out his own 11-year sentence. His wife, Liu Xia, though charged with no crime, remains under house arrest. This shows that the kind of guilt-by-association commo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not dead, but merely dormant.

      One factor that can prevent those outside China from fully appreciating the extent of these changes is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deploys different forms of control in different areas. Hong Kong residents enjoy more freedom than denizens of mainland cities, while some minority regions suffer under what The Economist described as “a police state like no other.” The casual visitor to Shanghai sees neither protests like those in Hong Kong, because they are not allowed, nor the constant military parades, barbed-wire-lined streets, and ubiquitous checkpoints found in Xinjiang.

      Paying attention to events in China, even as other world news clamors for attention, is important in part because of Beijing’s newfound economic clout and global power. Xi feels the country’s global position is strong enough that Beijing runs little risk when it scoffs at international-court decisions, as it has when building military bas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or interns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Uyghurs without due process in a manner that meets the definition of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Rather than resisting this culture of impunity,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helping bolster it. Despite worsening human-rights violations in China, influential Americans from the president to the CEOs of Apple and Facebook have been praising Xi’s policies and showing him more deference than they did his predecessor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withdrawalfrom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only validates Beijing’s tendency to flout international norms, as we saw this month when it attempted to gut funding for the UN’s humanitarian programs.

      Weaker states and leaders of smaller economies would face grave international consequences for these kinds of actions. But China, much like the United States, now has the power to ignore global opinion and its own legal commitments. This is even easier to do when a distracted world isn’t watching.

      Rian ThumRian Thum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Loyola New Orleans and author of Sacred Routes of Uyghur History, a prize-winning 2014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ook.


      Jeffrey WasserstromJeffrey Wasserstrom is Chancellor’s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UC Irvine and the co-author of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the third edition of which was just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e Dark Side of the Chinese Dream




      Fred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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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lug 2018, 10:52:3305/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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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jib Just Admitted China Had Scammed RM9.4 Billion & Colluded In 1MDB Scandal

      Posted on July 3, 2018

      Imagine you’ve engaged and awarded a contractor to renovate your office. For some strange reasons, you agreed to pay the contractor according to “calendar dates” instead of the project’s progress. In other words, you had agreed to generously pay even if the contractor does zero work. The job was supposed to be completed in 3 years.

      Yet, a year later, you had paid 88% of the total cost. The best part was the contractor had only delivered 13% of the renovation jobs. In what situation do you agree to such arrangement? Both the office and money were not yours, of course. You were just the manager who conspired with the contractor to make handsome profits from the project.

      So, one fine day, the corporate office sent an auditor to audit your account and found out the outrages hidden project. It was hidden because you had categorised it under “red files”, meaning only you and your secretary can access it. When the flabbergasted auditor asked for explanation, you simply answered that all laws and relevant procedures were complied.

      You also tried to beat around the bush by throwing some big names, possibly with an intention to intimidate the auditor. You said the renovation project was negotiated directly with a foreign company. You claimed that the foreign contractor agreed to purchase some goods from your company therefore, it’s alright for them to take 88% of your money but only delivered 13% of the jobs.

      That pretty much summarises how scandal-plagued Najib, the disgraced ex-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responded to Lim Guan Eng after the finance minister revealed another shocking corruption and money laundering committed by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The new government has highlighted how 2 pipeline projects were hatched to possibly siphon money to 1MDB.

      And thanks to Mr. Najib, he has officially dragged Beijing into the 1MDB (1Malaysia Development Berhad) scandal. Mr Lim said at a press conference – “We are strongly suspicious this is all part of the 1MDB scam. The attorney-general’s chambers have also confirmed that these contracts were signed despite numerous unanswered questions and red flags raised.”

      Former Prime Minister Najib Razak, who was the Chairman of 1MDB, has denied any involvement in the scandal although he was caught with his hand in the cookie jar – a whopping US$681 million in his private banking accounts. Instead, Mr. Najib has claimed that the money was donations from Saudi royal family, a claim that could not be substantiated.

      Najib’s wife, Rosmah Mansor, was also exposed to have had purchased a 22-carat pink diamond necklace – worth a stunning US$27.3 million – using money siphoned from 1MDB. According to U.S.-DOJ investigations, Jho Low had arranged for jewellery designer Lorraine Schwartz (also known as “Jewish Queen of Oscar Bling”) for the pink diamond on June 2, 2013.

      The two latest projects – hidden under “red files” – unveiled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re a RM5.35 billion (US$1.35 billion; £1 billion) oil pipeline connecting the towns of Malacca and Port Dickson to Jitra in northern Peninsula Malaysia, and a RM4.06 billion (US$1 billion; £762 million) gas pipeline in the state of Sabah, linking the Kimanis Gas Terminal to the cities of Sandakan and Tawau.

      Both the pipeline projects, with a total value of RM9.4 billion (US$2.4 billion; £1.76 billion), were 85% funded from the 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 and were awarded to China Petroleum Pipeline Bureau (CPPB). CPPB is a subsidiary of the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state-owned Chinese oil and gas corporation.

      Besides throwing big names such as China and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Najib also claimed that China committed to importing goods worth US$2 trillion (RM8 trillion; £1.5 trillion) over the next 5 years from Malaysia, and investing up to US$150 billion in Malaysia, not to mention offering 10,000 places for training and studies in various institutes in China.

      Using Mr. Najib’s logic, can Mahathir administration demands that China pays 88% of the committed US$2 trillion of imports from Malaysia in 2 years, in exchange for delivery of only 13% of the goods? Yes, asks Beijing to pay Kuala Lumpur US$1.76 trillion (RM7 trillion; £1.3 trillion) cash in exchange for US$260 billion worth of palm oil.

      According to statistic from Matrade (Malaysia External Trad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the total export value for financial year 2017 was RM935.38 billion. Even if you average the RM8 trillion of import commitment from China, the figure doesn’t make sense. Does Najib expect the people to believe China will import an average RM1,600 billion of goods each year when the 2017 total export was merely RM935.38 billion?

      In his haste to defend his 1MDB “Ponzi Scheme“, Najib appears to have gone mad. That’s the problem when he didn’t finish his education at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UK, but womanising. Not only the son of Razak is the world’s most corrupted (former) head of state, he has proven to be the stupidest and most idiotic Thief-in-Chief.

      Lim Guan Eng was just trying to bait Najib Razak and the self-proclaimed Bugis warrior swallowed the hook, line and sinker. Without realizing his moronic remarks, Najib has just implie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colluded with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in corrupt practices. Mr. Lim was just asking the strange payment arrangement and Mr. Najib spilled the beans.

      At the end of the day, Najib cannot explain why the pipeline projects, if indeed they were so noble and clean as claimed, had to be kept secret and hidden among the “red files”. It will be fun to see if Beijing dares to boldly commit to the new government of Malaysia – via press conference – that China will indeed import RM8 trillion (that’s RM8,000 billion) of goods from the country over the next 5 years.

      Source : Finance Twitter

      Fred chiu

      da leggere,
      7 lug 2018, 00:17:4807/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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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荡在亚非拉的马克思幽灵,和一些不常被提起的往事

      罗果仁 海螺社区 昨天
      游荡在亚非拉的马克思幽灵,和一些不常被提起的往事

      游荡在亚非拉的马克思幽灵,和一些不常被提起的往事

      罗果仁 海螺社区 昨天

      本文来源:好奇心日报

      作者:罗果仁


      从反殖民,到反新殖民;

      从反安保,到反新安保。

      整个欧洲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党人都声讨巴黎公社之时,马克思看到了机会。


      在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的描述中,尽管“公社成员既不是无产阶级,也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想在法国其他地区建立的‘城市共和’与马克思的集中制专政纲领正好相反”,不过,马克思正确地估计到,“这个事件使拿起武器的工人在全世界威名远扬”。远在伦敦的卡尔·马克思“看到了政治出击的时机已到,或许还意识到了这个名字的价值。于是,他发表了一份小册子,把这次叛乱说成是即将来临的阶级斗争的尝试——无产阶级被唤醒了,即将建立共产主义。”


      这就像一个预演。不管后来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是否能入马克思的法眼,但他们都学会了这一点:拿过来成为一个工具,“可以利用这一生动的形象来鼓动下一场革命”。


      霍布斯鲍姆在 1980 年代复盘 1930 年代开始的全球性的民族解放运动时,发现他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在其中扮演的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很多时候他只是一个用来调动起民族主义的一个工具。就像马克思信手拈来发现了巴黎公社一样。


      还是那句话: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殖民主义者会从这句话里看到失落,而民族解放运动的推动者无疑会从这句话中看到勃勃生机。对于他们来说,失去的只是锁链,拥有的是整个世界。


      对此体会最深的人,恰好是那些在英国、法国这一类的宗主国研习文明世界的人。甘地、波尔布特、胡志明、真纳、尼赫鲁、李光耀……他们的身份是律师、教师或者其它知识分子,西方文明的传承者。


      然后,他们成了宗主国最大的敌人。


      恩克鲁马是其中一位。


       

      1.夸梅·恩克鲁马在非洲


      夸梅·恩克鲁马(Kwame Nkrumah)出场的时候,非洲殖民地独立运动已经过去了 30 几年——从 1922 年的埃及算起,独立运动主要发生在撒哈拉沙漠以北的阿拉伯地区。在 1947 年回到黄金海岸投身独立运动之前,他在英国学习法律。他在那里受到左翼政治影响,他与英国共产党人结交并参与反殖民抗议活动。他说在英国成为了一个“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者”(Marxian Socialist)。


      黄金海岸(Gold Coast)是英国殖民者留给当地的名称。1957 年,在经过多年自治后,它成为第一个摆脱欧洲殖民获得独立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改名“加纳”——一个 11 世纪西非帝国的名字。


      但加纳的独立只是一个开始。恩克鲁马说:“如果我们的独立不能与整个非洲大陆的解放联系起来,那么它就没有意义。”


      一种叫“泛非洲主义”(Pan-Africanism)的主张,把加纳作为支援全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基地。独立次年,恩克鲁马就召集了非洲各地的黑人政党、工会和学生团体在首都阿克拉举行全非人民大会(All-African People’s Conference),共同商讨“非洲非暴力革命”,鼓舞了一代民族独立先驱。到了 1960 年,20 多个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加纳在其中功不可没。


      恩克鲁马肖像。 来源:维基百科


      1963 年,恩克鲁马联合 31 个新生的非洲国家成立“非洲统一组织”(Organizaiton of African Unity),继续支援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这是如今非盟(African Union)的前身。在该组织的宪章序言中,恩克鲁马首次使用了他创造的“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概念——前殖民地虽然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但经济和文化仍然受到外国控制。


      虽然恩克鲁马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加纳的官方纲领,但是他寻求将加纳的经济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脱钩,追求自己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与此同时,谋求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联合。


      “不结盟运动”应运而生。在 1955 年印尼万隆亚非会议的基础上,1961 年,恩克鲁马与南斯拉夫的铁托、印度的尼赫鲁、埃及的纳萨尔一起发起了“不结盟运动”。当时东西阵营之间已经被“铁幕”分隔,并呈敌对之势,小国被要求为了自身安全加入其中一方。但不结盟运动的呼声是:“第三世界”要独自自主,不做任何一个阵营的附庸。


      这些刚刚实现民族独立的国家,有着从左到右的意识形态分布,它们尽可能弥合分歧,站在一起。其中既有马克思主义的,比如中国,也有力挺资本主义的,比如菲律宾。还有许多居于中间,拥抱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非洲社会主义”、甘地的“萨尔乌达耶”(Sarvodaya,造福众生),或是苏加诺的 “NASAKOM”——某种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的统合。它们往往既强调平等,又维持等级制。


      不结盟运动最核心的支持者,这些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很快将被国内的马克思主义者看作是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在后者看来,真正的去殖民和民族解放,只有在打破全球资本主义的剥削机制之后才有可能实现,阶级斗争是必经之路。


      1955 年万隆会议上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加纳总理恩克鲁马、埃及总统纳萨尔、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南斯拉夫总统铁托。 


      像恩克鲁马这样愿意主动与资本主义脱钩的统治者毕竟是少数。而且,他最终也没能抵御自己的集权倾向,宣扬对他的个人崇拜、镇压工人罢工、制定《预防性拘捕法》,并在 1964 年将加纳改造成为一个一党专政国家。1966 年,在一场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中,他被推翻,流亡几内亚。


      但是“恩克鲁马主义”如今还活着。2018 年 4 月加纳政府与美国签订了一份军事合作协议,允许后者使用其机场的时候,一个以“恩克鲁马主义者”自居的青年团体站出来抗议,抨击政府是新殖民主义的傀儡政府,并且指出加纳的经济——虽然 2017 年 GDP 增速达到 8.5%,却基本都是外国所有的石油、矿产等资源采掘型产业——也是新殖民经济。“我们的任务就是砸碎它”,对这些当代恩克鲁马主义者来说,“去殖民”仍是一件他们要用来对世界说不的重要工具。


       

      2.如果克里斯·哈尼还活着


      克里斯·哈尼(Chris Hani)没有看到南非种族隔离制的废除。 1993 年 4 月 10 日——距离使曼德拉成为南非首位黑人总统的大选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在自己家门前遭到一名新纳粹波兰移民及其同党枪杀。


      遇刺 12 天后,雅克·德里达开始在美国加州大学做两场讲座,回答在苏联解体、“历史终结”之后,“马克思主义何为?”的问题。演讲后来成为《马克思的幽灵》(Spectres de Marx)一书,德里达把书题献给哈尼,称他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者”(a communist as a communist)。


      很多人认为,如果他还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在曼德拉之后,他是最有可能成为第二任总统的人。


      南非共产党成立于 1921 年,这个白人工人政党,起初的口号与哈尼一代的使命背道而驰——“全世界的工人为了一个白人的南非团结起来”。不过 7 年之后,它就提出追求实现黑人多数统治,并与非国大成为长期的斗争盟友。在废除种族隔离之后,非国大也长期与南非共产党分享政治权力。


      克里斯·哈尼在 1990 年。来源:Flirkr用户Robert Cutts


      时间再过去 90 几年,在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也过去 23 年之后,现在的南非经常被视作失败的现代化样板:仍有 55%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失业率位居世界前十;全国有超过 12% 的人口 HIV 阳性;治安状况恶劣。绝大多数土地仍然集中在白人手中,相当比例的黑人居住权得不到保障,随时面临驱逐,土地冲突频频爆发。在这 20 几年里,一批黑人精英凭借政治关系成为新晋资本家,加入白人的富人俱乐部,对同胞的疾苦却不闻不问。前总统雅各布·祖马将腐败上升到新高度,其行径被媒体特别冠名以“国家劫持”(state capture)。有人说:非国大已经将它在反种族隔离斗争时期的道德资本挥霍殆尽。


      因为在民主化前夜遇刺亡故,而且同时是非国大成员和南非共产党员的克里斯·哈尼成为不满国家现状者借以批判现实的合适的符号。


      据说在他 19 岁加入共产党时,就已经意识到:“民族解放虽然是必要的,但不会带来完全的经济解放。”这可以说预言了南非黑人大众今日的处境。而在遇刺前不久,他被问到是否希望进入新的民主政府内阁,他说对一个国家来说,“重要的事不是谁在内阁里……重要的是斗争的继续,是我们做什么来改善劳动大众的社会处境。”


      德里达上述献辞中提到:在被刺杀前哈尼已经放下了在非国大的重要职责,可能还有在即将成立的民主政府中的职位,准备把精力全都放在南非共产党,因此,他变得“危险而突然无法容忍”。


      民族独立已经实现,但改造畸形分配制度的“社会革命”何时到来?人们问“如果哈尼还在会怎样?”毋宁是在问:“经济转型(economic transformation)在哪里?”“真正的共产党在哪里?”


       

      3. 弗朗茨·法农与暴力萨特


      这让人想起出生于加勒比法属马提尼克岛、曾投身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精神医生、马克思主义者和后殖民理论家弗朗茨·法农(Franz Fanon)关于“新殖民”的论述。在他 1961 年去世前完成的名著《全世界受苦的人》中,法农认为所谓民族资产阶级是在思想意识和经济生活上都“被殖民”的一群,他们耽于享乐,甚至缺乏欧洲资产阶级的冒险精神和创造力,他们只不过想跳进殖民者的鞋子里取而代之,享受其物质利益。如果他们掌权,殖民地就算独立,也依然会被前宗主国控制,陷入“新殖民”处境。他认为真正的革命的希望在于农民和城市里的“流氓无产者”(lumpenproletariat),不同于马克思认为他们思想落后、缺乏政治觉悟,法农寄希望于他们用暴力来彻底打破殖民剥削机制,实现真正的解放。在他看来,去殖民绝不仅仅是升起一面新国旗,而是实现真正的经济和文化自主,是“创造新的人”。


      用同时代的另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法国哲学家萨特在 1961 年为《全世界受苦的人》写的序言中的话说,“为了与我们(注:指前宗主国)开展斗争,前殖民地必须与自己开展斗争。”


      弗朗茨·法农肖像。


      在这篇序言中,萨特还说出了另外一段充满杀机的话:杀死一个欧洲人是一箭双雕,等于同时毁灭了一个压迫者和一个被他压迫的人;剩下的是一个死人和一个自由的人;活下来的人将第一次感到,他的两脚踏在民族的土地上。


       

      4.马克思主义在印度,喀拉拉邦的

      世外桃源与纳萨尔派的恐怖主义


      在英国学法律、在南非做律师、难以忍受殖民主义压迫、被尊称为“圣雄”的甘地——他选择了“非暴力不抵抗”的策略来争取民族独立。


      “英国人要让我们和他们较量机枪的威力,但那是他们有而我们无的武器,我们要击败他们的唯一胜算就是和他们较量我们有而他们无的武器。”


      到 1957 年的时候,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这一年,马克思主义者在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Kerala)放弃了武装革命路线,接受了议会政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二个共产党执政的民选政府(在 1945 年,共产党曾经在意大利境内的城邦国家圣马力诺赢得选举),与国大党领导的政治联盟交替执政,据说还真的让这个地区在减少贫穷、健康和教育方面取得不凡成就,就连种姓意识在这里都几近销声匿迹。


      1967年,从印共分离出来的“印共(马克思主义)”又在西孟加拉邦赢得选举参与执政,但是却没有和当地要求土改的农民运动站在一起。后者在大吉岭地区纳萨尔巴里村的起义,催生了一系列被称作“纳萨尔派”的小型毛派武装组织,长期走游击战路线,试图推翻印度政府,完成一场中国式的革命,被印度政府列为恐怖组织,称之为“最严重的国内安全威胁”。


      阿兰达蒂·罗伊在2010年一场关于铝土矿采掘对纳萨尔派所在地区民众生活影响演讲中。 来源:维基百科


      印度最尖锐的异议人士、曾因小说《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而获得布克奖的作家阿兰达蒂·罗伊(Arundhati Roy)曾在2010年采访了印度中部的纳萨尔派,并出版了长篇报道《与同志同行》(Walking With The Comrades),称自己不支持暴力,但即便被关进监狱也会支持纳萨尔派。她在书中指出当地纳萨尔派声势的壮大来自于政府向企业出售他们生活的山区的矿权和林权,威胁到他们的生存。他们之所以没有走上甘地式的道路,是因为即便甘地主义的抵抗也需要一群“听众”,而在这里,根本没有人听。


       

      5.电影导演索拉纳斯和赫蒂诺


      “第三电影”(Third Cinema)是阿根廷导演费尔南多·索拉纳斯(Fernando Solanas)和奥克塔维奥·赫蒂诺(Octavio Getino)在 1968 年发起的一场后来席卷拉美的马克思主义电影运动,两人撰写的运动宣言引用马克思和法农,提出革命的电影不是用电影记录革命的过程,要用电影引领第三世界的反帝革命。


      影片《炼炉时刻》截图。


      两人合作的 1968 年上映的三部头长篇纪录片《炼炉时刻》(Hora de los Hornos)是这种第三世界革命电影的代表作。《炼炉时刻》的开场旁白这么介绍拉美的新殖民主义的起点:


      “拉丁美洲的独立在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被背叛了。”


      1826年,南美解放者玻利瓦尔赢得对西班牙的决定性胜利的同一年,新上任的阿根廷首任总统就与一家英国银行签订了一份诡异的贷款协议,把国有银行的控制权交给了英国人。从此,


      “英格兰取代了西班牙,控制整个大陆。从前它得用武器得到的东西,现在用贷款。阿根廷出口羊毛,进口纺织品,出口肉和皮革,进口大钢琴。 出口业的资产阶级从此成为欧洲工业界的农业附庸。历史上第一次,一种新的支配被用于拉美——通过本土资产阶级实现殖民商业剥削。这就是新殖民主义的诞生。”


      如果全球化就是新殖民主义的话,那么他们说得都对。他们受益于 1949 年两位经济学家的发现。


      这个被称为“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或亦可译作“附属国理论”)的理论是说穷国在和富国做生意的时候,处境是越来越艰难了——它们卖原材料给发达国家换来的钱所能买到的后者的工业产品,变得越来越少了。


      后来又有经济学家发现穷国越来越穷,恰恰是因为他们和富国做生意,把它们锁进了一种“不发达”(underdevelopment)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即便他们积极利用自然资源,但就是得不到实质性的经济发展。这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没法解释的,因为它假设自由贸易会让双方受益。


      依附理论认为这是国家之间的不平等造成的,穷国只能向富国出售便宜的原材料,富国却将昂贵的工业品卖给穷国。维持这种不平衡的常常是穷国内部的精英,他们与富国有着共同的利益。


      要打破这种关系,要么说服这些精英改弦更张,不要继续用自己的资本和服务来维持这种依附关系,而是投资于本国的民生需求,或是投资于国内的进口替代(用本国工业品替代进口品)产业。但这通常指望不上,所以这一激进的经济学理论也认为,那么就只能靠革命来推翻这些精英,从头开始设计经济。


      幸好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二战之后重启的全球化结局各有不同。后发展国家获得成功、老牌发达国家日子过得不舒服,这样的事正在发生着。关于全球化,我们现在能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太多。相反,就跟现在两大重商主义巨头正在争夺全球化的全球领导权一样,收获的荒诞倒是不少。


       

      6. 民选总统阿连德


      但西半球在自己的节奏里有了不一样的故事。先是 1959 年古巴戏剧性建立了西半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从 1965 年开始输出革命,托残酷越战和 1960 年代的青春期意识形态的福,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就风起云涌起来。


      不过,真正做成事的,倒是一个竞选上台的人抢了所有马克思主义的风头。1970 年,经历三次选举之后,智利“人民阵线”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成了第一个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总统。


      上台之后,他在民主政治框架下,对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著名依附理论经济学家、90 年代就译成中文的《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的作者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就参与了这场改革。阿连德的改革举措之一,是将多家美国所有的铜矿收归国有且不予补偿,因为这些铜矿之前多年利润率超过智利法律规定的上限。与此同时,政府也收购了多家私营的矿企和工厂,以及大型种植园,后者供农民合作社使用。他还宣布大幅上涨工资并冻结物价,同时发放了大量货币来减少赤字。


      1971 年 7 月 11 日,阿连德在发表关于将铜矿国有化的演说。 来源:维基百科


      国有化,以及滥发货币导致的财政空虚、经济萧条……激起了美国、国内的议会、司法部门和中产阶级的强烈不满。


      1973 年 9 月 11 日,一场由皮诺切特领导的政变结束了阿连德的乌托邦。军队进攻总统府,阿连德拒绝卸任,在最后的广播演说中用过去时提自己,最终死在总统府内。至今,这被一些人作为“另一场 911”加以纪念。这是世界上第一场被电视转播的军事政变。惊心动魄的画面留存在 2004 年一部叫做《萨尔瓦多·阿连德》的纪录片里。这也是前面提到的“第三电影”的一部代表作。


      值得说一句题外话,在推翻阿连德民选政府之后,皮诺切特在 17 年残酷的军事独裁统治中还创造了另一个“乌托邦”。他严格地按照自由市场规律来规划了整个国家,并请了芝加哥学派国师米尔顿·弗里德曼亲自指导——难得自由派居然也能有这样的机会。


       

      7.还有教皇方济各


      大家都知道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美国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提醒人们注意,在这句话前面,马克思还说了: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 年)


      津恩说,这有助于人们理解“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是如何在贫穷乡村把宗教的深情与革命运动的能量结合起来的。


      “解放神学”是一场拉丁美洲天主教运动。它兴起于 1960 年代。面对拉丁美洲贫穷的大众,教士们决定不止是用言辞来实践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精神,而是用行动去关心穷人。为此,教士们用马克思主义来理解和解释拉美普遍且根深蒂固的贫困,批判资本主义,鼓吹社会主义。他们有的长期在偏远山区贫困社区传教与提供社会服务,有些则组织追求公平的社会运动,还有一些拿起武器成为游击队员反抗压迫。


      厄瓜多尔神父埃内斯托·卡德纳尔(Ernesto Cardenal)曾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密切合作反抗索摩查家族的独裁统治,并在革命胜利后担任新的社会主义政府的文化部长。


      卡德纳尔说:“是基督把我引向马克思”,“对我来说 ,四部福音书都同样地共产主义,我是个信仰上帝、追随基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为了实现他的王国的革命者。”。


      梵蒂冈对这些有着无神论基因的理论天然反感,直到 2013 年,教廷迎来了一位被认为深受解放神学影响的教皇——方济各(Francis)。他来自阿根廷,是罗马天主教第一位来自拉美的教皇。


      他上任之后,曾将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称作“新的暴政”和“恶魔的粪便”,还不断呼吁教徒关心关心穷人,特别是难民、人口贩卖受害者和当代奴工,同时关注生态可持续和气候变化。在特朗普上任之后,他频频含蓄地抨击其政策,被视作“特朗普的对立面”(Anti-Trump)。


      在被问起如何看待被人贴上“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时,方济各说:“我见过很多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好人,所以我并不觉得被冒犯。”


      2015 年,方济各将 86 岁高龄的秘鲁神学家古斯塔沃·古铁雷斯(Gustavo Gutiérrez)邀请到梵蒂冈,意味着罗马教廷对解放神学官方态度的缓和。古铁雷斯在 1971 年出版了《走向一种解放神学》(Towards a Theology of Liberation),被认为是这场运动的理论经典,也被另一些人认为是苏联克格勃制造出来的意识形态工具。


       

      8. 维姆·文德斯的《地球之盐》

      和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


      在巴西,高举解放神学旗帜的天主教会向农民运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被诺姆·乔姆斯基称作“世界上最重要的社会运动”的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Sem Terra)。


      巴西殖民时期遗留的种植园制度,加上 1970 年代以来出口型单一作物农业的扩张,兼并了大量土地,因而巴西存在大量无地人口,很多人不得不涌入城市蜗居在贫民窟。这可以说是“依附性积累”的后果。而与此同时,源自拿破仑法典的巴西宪法承认土地的社会价值,规定未利用或未充分利用的土地应该被归还社会。因此,该运动通过组织无地者占领并共同耕作这些闲置土地,从而求得宣称对这些土地的所有权。这场运动从上世纪 70 年代发端到 2012 年时,已经成功安置了 100 万人。


      《地球之盐》中萨尔加多拍摄的无地农民运动成员进入闲置庄园的场面。 来源:豆瓣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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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举镰刀的队伍沉默着开入荒园的画面,出现在维姆·文德斯的纪录片《地球之盐》(The Salt of the Earth)里。影片主人公、摄影师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Sebastião Salgado)在上世纪 80 和 90 年代跟踪拍摄无地农民运动。跟所有对“劳苦大众”充满关注的艺术家一样,他说自己在年轻时也曾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


       

      9. 日本共产党和“68 一代”


      19 世纪末,明治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开始陆续将马克思主义概念和思想引入本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译作是 1904 年《共产党宣言》的一个不完整的译本。日文马克思主义译作极大地帮助了马克思主义不久之后在中国的传播。如今中文里很多马克思主义术语就是来自日译,比如“无产阶级”、“意识形态”。


      但日本共产党的成立比中国的还要晚一年。这年,在苏联的支持下,日本共产党作为第三国际的支部成立,提出要废除天皇制、争取民权、土地改革、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并反对对外干涉、要求撤回驻扎国外的军队。在 1930 年代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的时期,日共是唯一反对侵华战争的政党——不过,他们并不反对在满洲地区实验反(西方)殖民主义的拓荒行动,而且身体力行。


      1945 年日本战败后,美国占领当局给予共产党合法地位。日共高度赞赏美国的民主化政策,表示将采取民主与和平的方式推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与此同时,它也积极组织工会运动和抗议食物短缺的民众运动,并在苏共与中共影响下,在 1951 年抛出“唯暴力革命论”,开始进行武装斗争。不曾想此时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兴起,因而招致大规模的“赤狩”(抓捕红色分子),领导人转入地下或者逃往中国。1958 年,日共宣布“克服极左冒险主义”,放弃暴力革命。这引起左翼学生的不满,他们与日共所代表的“旧左翼”分道扬镳,形成“新左翼”,不顾一切地冲向 1960 年代的新的斗争。


      在日本准备和美国签订《日美安保条约》的 1960 年,新左翼开始显示出它的威力,发动了声势浩大且极为激烈的游行,反对把本应迈向永久和平的日本重新绑上美国的战车。安保条例在国会被强行通过后,学生运动分裂为大量不同派别。


      1968 年 6月 18 日,日本国会议事堂堂前的反安保人潮。 来源:维基百科


      1967 年,这些派别发动了第二波反安保斗争。这一时期的标志性画面是:学生们头戴五彩头盔,手舞木棍与警察作战,被占领的东京大学安田讲堂塔楼上挂着“造反有理”的条幅。的确,这时的学生们受到中国文革、和欧美学生运动的影响,并被越战激怒。与美国的联手,让学生对自己的国家乃至民族性产生强烈的否定。不过除此之外,当时文凭的商品化、学费的上涨,也被认为是引发学潮的部分原因。


      在 1969 年对东大的封锁被警察攻陷之后,学生运动陷入低谷,一些新左翼派别走上暴力革命路线,实施爆破、劫机,甚至是自相残杀(浅间山庄事件)。极端暴力使新左翼被社会拒斥,陷入沉寂。


      《拥抱战败》的作者约翰·道尔认为,日共在 1950 年代虽然遭受重创,但是它让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和激进思想深入人心,并融入日常生活。以至于,日本后来的经济政策更倾向于接受国家干预,而企业文化也比较强调与工会领导人的合作。


      今天的日共,仍能在议会政治中有所表现。人们对右翼政治越失望的时候,就越容易投票给日共。2015 年,它成为地方选举中最大的反对党,同时党报《赤旗》的每日发行量达到 120 万份之多。


      而新左翼(或者称作“68 一代”),则因为 1970 年代骇人的暴力而骤然沉寂之后,开始转战各种立足“日常生活”建设公民社会的运动,比如环保运动、消费合作社运动,或是电影、戏剧等大众艺术实践。政治社会学者安藤丈将在出版于 2013 年的《新左运动与公民社会》一书中认为:正是由于“68 一代”选择遁入日常生活追求“自我革命”,放弃积极介入政治、立法,所以变成无力的一代。所以,当福岛核电危机出现的时候,即便他们也反核电,却无力改变日本核电政策。但是在“68 一代”看来,在当今的世界,更大的政治恰恰在于日常生活。


      但是无论如何,2015 年 8 月 30 日,当安倍晋三试图像他外祖父岸信介在 1960 年强推安保条约那样强推安保关联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时候,10 万抗议人群再次出现在国会议事堂前。


      这被称作日本的“第三次反安保运动”。学生团体“SEALDs”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动员作用,老一辈“新左翼”给了他们积极的支持,尽管这场运动,已经不再具有鲜明的左翼色彩。


      (封面图为 1964 年智利支持阿连德的

      游行队伍,来自 pxhere)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好奇心日报”,2018年5月25日,感谢公号授权海螺转载。

      本期编辑 | 李庆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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