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过马路已是一种习惯性动作。
记者从浙江省公安厅获悉，自3月1日起浙江严管严惩8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以来，全省已处罚各类行为近11万起，其中查处行人中国式过马路的闯红灯行为8283起。（3月22日《北京晨报》）
中国式过马路，有违现代文明不说，更是制造交通拥堵，违背法律规定，甚至会加大生命风险，是该纠正。此番道理我们都知道，但为何当全国各地开始整饬此类陋习时，会出现多人不服打交警、不理解交警执法的一些悖论呢？
我们恐怕也不难分析：一者，当中国式过马路已是一种习惯性动作，已成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一定程度上根本没有违法、不道德的顾虑，若想彻底纠正，则如同让一位来自农村的老婆婆从意识里接受钢管舞一般，难度可想而知。
二者，在于公正执法的难题。当执法的力量难以比拟违法群体，任何的执法难免有选择性执法的嫌疑，正如一违法的电动车主所说，我刚见到许多电动车都载人，为何单单抓我呢？更关键的是，当特权车、霸王车等一些公车违法难以绝迹，或者说，如果缺乏重典惩治公车违法行为的典型，处罚公众闯红灯的行为越严厉，口实难免留的越多。
再者，早在中国式过马路成为公共议题的时候，已不乏论者称中国式过马路并非只是公民的素质问题，指出我国的一些红绿灯设置、人行道布置、城市道路规划等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以及政府的管理能力，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漏洞、不足。由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我们的陋习有一定的生存土壤，即便陋习得到最大程度的约束，不是也治标不治本么？
乱世重典固然没错，治理酒驾的经验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当乱世（交通违法）并非全在人（素质）的因素，甚至重典也难保不偏不倚，乱世重典无须商榷？须知，与之前石家庄市罚前三的规定不同，日前浙江的一号行动，规定之唐突，力度之大，好比一口吃个胖子，难以吃下不说，更怕被噎死。
严惩闯红灯受阻，说到底再证了那个老理：治理的第一理念并非限制。多年的摇号、限行，并未解决交通难题；城管与摊贩之间不绝的猫鼠游戏，加剧了两者的冲突不说，脏乱差仍是我们诸多城市的景象。换言之，我们不能总是想着单纯的限制来治理，更应多角度思量。正如专家所言，浙江一号行动的初衷固然良好，但治理效果能否长久、交警有无足够的力量管到庞大的行人、行人能否自觉转变习惯等问题，尚有待探讨。
几千年前的大禹都懂鲧治水的失败原因，我们难道还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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