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市场经济理论的演进
19世纪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从理论上可以区分为三个类型，可称为市场经济的1.0、2.0、3.0，三者之间核心的区别，就是如何理解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和政治的关系。
市场经济1.0理论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理论，在它看来，经济和政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凯恩斯之后的市场经济理论有很大变化，因为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凯恩斯对于用货币政策调节利息率、影响投资并维持经济正常运行已经不具有信心，他期待由国家承担投资和拉动经济复苏的责任，经济和政治被看作是相互嵌入的。从凯恩斯开始，国家经济治理嵌入了经济结构并成为后者的一部分。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在这一点上继承和弘扬了市场经济理论2.0。
由于市场经济3.0和2.0有较多的相似性，下面我们把2.0抽象掉，比较1.0理论和3.0理论。
图2的三角形是我们对所有经济学范式的理论结构的划分，不论新古典范式还是马克思经济学范式，都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纯理论、历史制度分析和政策理论。所谓纯理论要研究的范畴或者规律，是适应于市场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具有一般性。历史制度理论强调在不同阶段有特定的制度，因而需要结合纯理论与这些制度进行历史制度分析。最后是政策理论。
将这三个层次划分法与前述三种理论类型结合，我们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学的分野。在图3里，横坐标是纯理论，右方是市场经济3.0的纯理论，与之对应的是左边的1.0纯理论；纵坐标是历史制度理论，上方是市场经济3.0的历史制度分析，下方是1.0的历史制度分析。这是我近几年来，为理解中国经济学的分野所做的一个尝试，我认为中国经济学家的各种理论，基本上都可以囊括在这个图中。
我们可以大致划分出三个象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第一象限，跟它对应的第三象限则罗列了一些理论，比如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学。当然新古典经济学流派比较复杂，比如说卢卡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可以放在第三象限。但是像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思想史上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斯蒂格利茨在20世纪90年代有一本书《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提出一个观点：苏联东欧剧变证明新古典经济学是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不是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从这里还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兰格。
目前在中国流行的竞争理论和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大多数有关研究在我看来都可归入第三象限，因为他们都接受了新制度经济学对政府作用的限定：即界定产权，降低交易成本。这事实上是自由主义的理论。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如果说经济学家在逻辑上要做到完全自洽的话，按道理只应该在第一象限或第三象限。不过我们关注到一些过渡状态的理论，它是有内在矛盾的。我们在第二象限中放了林毅夫老师的新结构经济学，他在纯理论方面应属于1.0，因为比较优势理论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皇冠上的明珠”。但另一方面，新结构经济学的历史制度理论，即围绕中国经济制度的分析，又属于历史制度理论的3.0版，比如关于产业政策的理论，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等。林毅夫曾提出，国有企业的效率主要取决于它外部的竞争环境非内部治理等等，因为企业内部治理是不同所有制企业面临的共同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如何理解中国增长奇迹的
我们的分析主要侧重在制度和规律层面。张军教授主要从战略层面分析，这也很重要的，这跟我的观点是互补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策话语当中，我们很熟悉的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有两个特点，包含了双重结合。第一个为纵向的结合：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按要素分配、多种分配形式并存，以及19届四中全会以后增加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三者是相互结合的。它们在图3上是纵向排列或纵向结合的。但同时，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命题都是二元结构，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相对，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相对，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对。若将公有制、按劳分配、政府作用放在一起，它们对应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另外一边是非公有制、按要素分配、有效市场，这是市场调节的一般机制。这两端是横向的结合，它体现了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跟市场调节机制的结合。通过这种结合，国家不是在市场外部，而是在其内部发挥作用的。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调节的一般机制的结合，也是两种资源配置机制的结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事实上有两个经济调节者，两种经济协调方式或者两种资源配置机制，它们相互结合，但也相互区别。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关节点，它需要实现从制度分析向规律分析的转化，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化一个关键。那么，用什么样的经济规律描述这两种相互结合、又相互区别的机制。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获得很好的解决。
与上述两种资源配置机制相对应的，是两种类型的规律：一种是国家经济行为规律，另一种是市场调节规律，或资本运动的规律。关于国家行为的规律，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论述的关于国家行为的两条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基本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有借鉴意义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在高度的技术基础上发展社会生产，满足整个社会的物质文化需要。[1] 它的功能是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提供一个生产目的，也就是给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目标进行排序。抽象地讲，这个规律界定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具象地讲，就是“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规划所提出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有了这个目标以后，才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就是实实在在地进行资源配置，实现这个目标。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毛泽东试图对社会主义经济基本规律引入制度变迁的因素，斯大林对这个规律的表述没有涉及生产关系，只是提出发展生产和满足人们需要，因为当时假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完善的，而毛主席对此做过批评。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的一次讲话指出：过去35年来我们做的一切，都是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变革上层建筑，发展生产力。这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经过新的表达以后用于解释我们的改革。
除了国家行为规律以外，用什么规律来描绘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呢？图4呈现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生产理论。马克思经济学一个最主要的特点是有“剩余”概念的经济学，这跟新古典经济学是不一样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推论，在人类历史上剩余的生产无外乎两种方法：相对的方法或绝对的方法。如图4，我们从坐标原点画一条45度的线，其中横轴代表生产力，纵轴代表剩余产品、剩余劳动、剩余价值。沿着45度的变动说明剩余的增加是跟生产力的进步齐头并进、互为条件的。生产力的进步主要来自创新，创新必然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剩余。
图4中的垂直线，如果沿着图中的垂直线往上运动，意味着剩余的增长是以生产力不变为前提，这可理解为马克思讲的剥削：给定技术不变，但剩余还会增长。以这两条线为参照有一条曲线，这个曲线开始时斜率很陡、几乎垂直，表示在人类社会生产力低下时剩余的增加主要是绝对剩余的增加。但这个曲线过了一个拐点之后就逐渐靠近45度线。这个拐点发生在工业革命时代。通过这条曲线的变化，可以表明马克思表达的一个重要观点：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崛起，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逐渐成为生产剩余的主导方法。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是描述人类工业革命的经济学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讲了一句话：资产阶级在夺得它的统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的生产力比人类社会以往创造的总和还要多。《共产党宣言》发表十年以后，马克思完成了第一部《资本论》手稿，在这个手稿中，马克思系统厘定了他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也就是关于技术革命的理论。依照这个理论，一方面，只有技术进步或创新，才能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另一方面，迫于竞争的压力，剩余价值或利润又必须用于生产性投资或创新。马克思通过一个具体的经济学理论，说明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实际含义。
有些经济学家力主把国有企业从创新的图景中排除掉，这是不恰当的。按照熊彼特的观点，企业家无非是创新职能的承担者，它跟私有制、公有制没有必然关系，甚至政府也可以是一个企业家型政府。如果我们把国有企业乃至政府加进马克思的理论，就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理论。我把这样的理论称为社会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它的根本任务是解释一切社会剩余向生产性投资的转化。这将从根本上说明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和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
两周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发表了一个演讲，这个演讲证实了张军教授强调的国家战略的重要性，而证伪了一些学者否认国家战略重要性的主张。沙利文分析拜登政府要推行的工业和创新战略，这个战略要确定一些特定的部门，这些部门的特点是：第一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性部门，第二是从国家安全视野来看的战略性部门，国家要在这些基础性战略性部门发挥引领的作用；第三是私人企业无法进行投资以实现国家雄心的部门。沙利文区分了私人资本的目标和国家的目标，其背后隐含着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或经济协调方式。美国政府贯彻的工业和创新战略，背后代表了跟市场调节机制不同（但也相互结合）的资源配置机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市场调节与国家经济治理的有机结合，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而且也有可能成为美国市场经济最终趋向的目标。
（编辑 碣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