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的思想是有生命的，它會持續生長，生生不息地延伸和演繹着自己的精神；也像江河，不捨晝夜地奔流着穿越時空。魯迅不僅是中國新文學的開拓者，更是偉大的思想者，在中國人從愚昧走向自覺和解放的道路上，他更如一面矗立的旗幟。魯迅的偉大，也在於他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或許正是這種責任感驅使他曾短暫來港演講，也吸引大批年輕人慕名聽講。他匆匆而來，匆匆而去，當昔日被他視為「畏途」的香港早已煥發新生，匯聚「新聲」，他更不應被香港所遺忘。◆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1927年2月18日和19日，魯迅應邀連續兩日在上環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演講，表達了對中國命運的關切和求變的信念。第一場演講題目是〈無聲的中國〉，翌日下午他再作第二場題為〈老調子已經唱完〉的演講。由於他的浙江紹興口音很重，兩次演講都需由許廣平即時傳譯為粵語，但仍有逾600人把青年會禮堂擠得水洩不通。魯迅當年演講的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位於上環必列者士街51號，禮堂和舞台還在，但已改做庇護工場。幸好，青年會正門入口的小牌匾上還刻有「1927年，著名中國作家魯迅曾於會所內演講」的字句。走進青年會大廳，左手邊的短牆上掛着一些簡介信息，似乎是希望給門口牌匾上短短的一句話做進一步註釋，雖是寥寥數句，總算在文化地圖上留下了痕跡。

赴上環演講 台下座無虛席

兩場短暫的演講，被譽為是香港新文學開端的催化劑。在盧瑋鑾教授（小思）編著的《香港文學散步》中，為此演講作出了生動描述，形容連續兩日演講都下着雨，但小禮堂依然座無虛席，眾人都「等待聆聽一個陌生的聲音」： 「穿着淺灰色布長衫的中年人，用他濃厚紹興鄉音向台下的人講話——台下，幾乎全是聽不懂他的話的香港人，靠着另一個人的翻譯，專注地聆聽……」

魯迅講演〈無聲的中國〉 時正是夜晚9點鐘，他先是鄭重感謝大雨仍來聽講的諸君，之後便直言：「……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我們此後實在只有兩條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捨掉古文而生存。」

翌日，雨仍未停，下午時分，他的聲音又從禮堂小舞台上傳開：「……我想，凡有老舊的調子，一到有一個時候，是都應該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覺悟的人，到一個時候，自然知道老調子不該再唱，將它拋棄。但是，一般以自己為中心的人們，卻決不肯以民眾為主體，而專圖自己的便利，總是三翻四覆的唱不完。於是，自己的老調子固然唱不完，而國家卻已被唱完了。……」

對香港只有「淡薄」印象

短暫的香港一行只給魯迅留下了淡薄甚至惡劣的印象，他在〈略談香港〉一文中提到：「本年一月間我曾去過一回香港，因為跌傷的腳還未全好，不能到街上去閒走，演說一了，匆匆便歸，印象淡薄得很，也早已忘卻了香港了……」他甚至已忘記自己到港時其實是2月，而非1月。他在文中還嘲諷了時任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與香港大學教授賴際熙重振國粹的主張，可想而知，對魯迅的到來，港英當局千方百計地限制其影響，魯迅在文中提及，講座前「有反對者派人索取入場券」，企圖降低講座入座率，「後來又不許將講稿登報，經交涉的結果，是削去和改竄了許多」，使得他慨嘆主持「大約很受了許多困難」。

更令魯迅意難平的是，他訪港期間遇上香港舉辦孔誕盛典，於是他離港後又寫了一篇〈述香港恭祝聖誕〉，銳評金文泰對華人「教導有方」。即使事隔五年，他還在編於1932年的《三閒集》序言中重提他眼中守舊閉塞的香港，痛斥當時中國的狀況： 「我去講演，一共兩回，第一天是〈老調子已經唱完〉，現在尋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這〈無聲的中國〉，粗淺平庸到這地步，而竟至於驚為『邪說』，禁止在報上登載的。」其實，〈無聲的中國〉已在當年的報上刊出了，但〈老調子已經唱完〉卻因故沒有刊出，因何之故，至今仍沒有定論。

魯迅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香港之行，是在1927年9月28日，他從廣州遷居上海時路過香港，僅隨身帶着幾隻書箱和衣箱，29日下午卻遭遇了華人警察上船「查關」的種種麻煩。根據他在〈再談香港〉一文中的記敘，之前兩次到港已視為「畏途」，此次事前已獲朋友告知警察「查關」的狀況：「非罵則打，或者要幾塊錢。」雖已有些心理準備，但實際情況卻比他所設想的混亂許多——他的書箱和衣箱皆被迫打開且弄亂，甚至是被毀壞，直到對方收了十元小洋才了結此事。茶房提醒他或是因為太瘦而被疑心是販鴉片的，他不由感慨：「我實在有些愕然。……鬍鬚的形狀，有國粹和歐式之別，不易處置，我是早經明白的。今年到廣州，才又知道雖顏色也難以自由，有人在日報上警告我，叫我的鬍子不要變灰色，又不要變紅色。至於為人不可太瘦，則到香港才省悟，先前是夢裏也未曾想到的。」

魯迅來港邀請人之爭

1927年1月，魯迅從廈門大學赴廣州中山大學任教，由此便有了2月中旬應邀赴港演講一事，在《魯迅日記》中可找到這樣的紀錄，2月18日為：「雨。晨上小汽船，葉少泉、蘇秋寶、申君及廣平同行，午後抵香港，寓青年會。夜九時演說，題為〈無聲的中國〉，廣平翻譯。」19日則為：「雨，下午演說，題為〈老調子已經唱完〉，廣平翻譯。」除此之外，別無他記，於是魯迅此次來港是赴誰人之邀約仍存爭議。

曾記錄過魯迅演講以及與魯迅通信過的劉隨，1981年9月曾在《文匯報》刊登《魯迅赴港演講瑣記》一文，文中提到：「時正在香港大學教學的黃新彥博士，出於對魯迅的景仰，也希望魯迅來香港打破文壇上的沉寂空氣，以推動新文化運動的開展，因此以香港基督教青年會的名義主動邀請魯迅前來講學。魯迅於二月十八日午後抵達香港，同來的還有許廣平。……負責出面接待的除了黃新彥博士，還有黃之棟先生和我。」值得一提的是，劉隨還在文中透露了邀請方在魯迅開講前與其的對話，稱當時香港文壇頗冷落，文學藝術活動如萬籟無聲，一些青年人對此很有感慨，便與魯迅談及香港這種文壇上的荒涼現狀，並埋怨環境太差，稱之為「沙漠之區」。魯迅當時頗不以為然，他認為這種估計未免太頹唐了，表示自己相信將來的香港是不會成為文化上的「沙漠之區」，並說：「就是沙漠也不要緊的，沙漠也是可以變的！」這番話令劉隨印象深刻，也從中可見魯迅對香港的殷切期望。

另一邊，1993年，慶祝香港大學建校80周年的《一枝一葉總關情》文集出版，收錄趙今聲的《八十八歲自述》，提及他以《大光報》名義邀請魯迅赴港講演。主編劉蜀永後來發現劉隨《瑣記》一文，與趙今聲的說法大相逕庭，於是通過書信訪談寫成《趙今聲教授談魯迅訪港經過》，並先後於《香港文學》及《魯迅研究》刊登。文中趙今聲稱魯迅是他邀請，並由他一人主理其事。趙今聲當年畢業後任《大光報》社外編輯，因緣際會認識了魯迅的友人葉少泉，再由葉少泉牽線促成了魯迅演講一事。

96年前，究竟是何人何機構當年邀請魯迅來港演講，已無從再查證，畢竟即使是當事人，筆述也未必完全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