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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

这本书脱胎于中山大学收藏的一部现存40册，共三四百万字的晚清州县官日记。日记主人叫杜凤志。

作者邱捷用了20年的时间阅读校对整理了这部跨越了十几年时间的个人日记。

杜风治广州为官的十几年间大部分时间天天写日记，经常连续多天每天写上2、3000字。包含了考试、催征、缉捕、听讼等公务的详情，还有大量官员任免、官场内幕(怎么给上司送钱，从下面收钱）中外交涉、风土人情、物产物价、奇闻逸事等内容。他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以及亲身经历的都一一平实记下。

在当时，几百万字的日记绝无刻印出版的可能。日记中有大量对上司、同僚、下属甚至至亲好友刻薄的评论及若干个人隐私，也说明杜凤治写日记时并不打算把日记示人。更没有自己骗自己的必要。日记所记应该是杜凤治经历、观察、思考、判断的真实记录。

相较于官方编撰的公牍和文书案例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特殊因素修饰、扭曲、美化、遮掩。日记中所记载的才是作者本人真实的的所思所想。更接近事件本身的真实，也能有更多细节的展现。作为史料，这样的日记更为真实可信。

管民之官

杜凤治是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长塘人，生于嘉庆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1814年6月11日），卒于光绪九年二月二十七日（1883年4月4日）。同治五年（1866）开始到广东任广宁县知县，以后继续在广东四会、南海、罗定等地任州县官，光绪六年（1880）因老病辞官回乡。

提到晚清时期的官员，大家可能联想到的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翁同龢这类的中外知名的晚清重臣名臣。相较于这些人，他们与杜凤治的最重要区别，前者是“管官之官”，后者是“管民之官”。

杜凤治宦粤十几年的时间里，级别最高时是两次出任南海知县，按级别属于现在的广东省城广州的市长之一。

杜凤治终其一生只是清朝的一个中下级文官。

他没有机会参与清廷的高层决策和全国性的大事件。作为州县官他的作用是承上启下，上面接触督抚以下各级官员，执行官方的意志，下面要做为“亲民之官”同绅民直接打交道，涉及面广。

杜凤治大半生在官场浮沉，他对一切与做官有关的事都很感兴趣，“宦海”“官场”两词在日记中反复出现，常说宦海险恶、宦海飘零、宦海无定、宦海艰辛、宦海升沉、宦海风波、浮湛宦海，又常说官场险恶、官场鄙陋、官场如戏场、官场如抢如夺、官场可笑、官场恶薄。杜凤治对官场知之甚多，感慨极深，日记所记最多的是官场之事。

仕途起点

杜凤治虽然是个举人，但从其父那一代起，杜家家境便已不富有，从咸丰五年开始入京，当各省有知县空缺，便到吏部参与知县候拣。前后30多次，但由于种种原因，每次都落空。在这几年，杜凤治到过一些官员家中当教书先生或书启幕客。他晚年回忆当年在京教馆时“每月仅得脩金京钱十六千，合银一两三四钱之则”。东家提供的饭食很差，不食无法养命，食又难以下咽，有时只好买臭腐乳两块才吃得下。即使后来境遇稍微改善，但因战乱，北京同家乡联系不便，他对家人“分文未能将寄”。在赴粤任官前一两年他才得以把儿子、儿媳接到北京，但因收入无多，捐官又花费了大部分积蓄，以至于连蚊账、席子都买不起，子、媳要用一个被囊带着孙子阿来睡觉。
同治五年终于获得广东省广宁县知县缺成为清朝的实缺官员。

赴任广州

第一步:借黑心高利贷上班
在清朝，对中下级地方官官员赴任，朝廷既不安排交通工具，也不发给、借支路费，一切由官员自行解决。因此，杜凤治领凭后就必须设法筹措赴广东的旅费和其他费用。
州县官从北京到广东赴任，本人加随行者的旅费，还有各种打点、馈赠费用，共需几千两银。一般人借贷甚难，但赴任官员总能借到，因为官员没有这宗银两就无法赴任，官就当不上，所以，利息再高也得借。北京的票号以及某些有钱人看准了这一点，也知道多数官员赴任后有能力偿还，于是就把“官债”做成了一项对象固定、高回报的生意。
杜凤治先是 不得不以“对扣”向票号借银4000两，实际只到手2000两(借款的一半扣为利息），而且银子成色不足，还要给介绍者中人费。
不久，杜凤治又以“对扣”借了680两，实际到手340两。这些银两，说定了到任后迅速归还，通常债主会亲自或派出伙计跟随赴任官员，取得债银后回京，往返旅费也由借债者承担。
从北京到天津坐了5日的马车到天津，坐上轮船一路天津，上海，香港，再到广州，用时37天。

第二步:借良心高利贷上班
到达省城广州，杜风治就派人持手本到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粮道、知府等各级上司衙门“禀到”“禀安”；此后连日到各上司衙门谒见，其间又分别拜会、会见各上司衙门的幕友和在省城的其他官员，并随时打听上司之间的关系等官场信息。他每次到上司衙门都要给“门包”，还有其他数不清的用费，因为带来的银两不够开支，杜凤治先后又向广州的银号和私人借了3500多两，多数要支付一分半到二分的月息。

这其中，协成乾银号掌柜孟裕堂很看好杜凤治，认为杜相貌堂堂，做官一定春风得意，而且广宁县是优缺，“可做至开方”（年入过万两），所以借出650两短期债务不讲利息，并表示如杜有需要还可以帮忙。用今天的话来说，孟裕堂是做“长线投资”，“感情投资”。

这里举一个例子可以让大家有个直观感受钱是怎么花出去的:在接到广东布政使衙门送来颁发赴任的公文，连送公文的人都要给予“规费”。杜凤治先是给了10元(约为7两），来人嫌少，最后给了24元才打发走。

杜凤治还未上任身上就背负了总共8830两的债务。

就这一趟下来杜凤治都在感叹，为筹备赴任，自己“身劳心灼，魂梦不安，两目日觉昏暗”，白发白须都多了，不禁感叹“一官甫得，老境已来”。

官场之艰

杜凤治在日记中时常感叹官场艰难，尤其是在广东官不好当。

在日记中评价广东:

本县束发侍宦楚南，壮岁游历吴、皖、齐、宋、燕、赵，羁京最久，天下土俗民风颇知梗概，未有见重货财、轻廉耻如此邦者也。不论为盗、为贼、为娼优、为卒隶，一经发财即造祠堂、捐顶戴，自谓殷户，自谓端人，自谓绅士，人亦断不追问其财之所由来与其身之所自出，见其富厚即以殷户、端人、绅士尊之、风俗之坏、品流之杂，积习已深，堪为浩叹。

日记中也记载了广东官场的对粤评价
两广总督瑞麟:“广东绅士不爱脸，见利忘义。”

广东按察使蒋超伯:“广东风俗重利无耻，即正途科举绅士亦不能免。为地方官亦正是难。”

广东学政杜联:“天下宦途险恶未有如广省者，念及此实为寒心。既入网罗，何日得摆脱离此苦海也！”

广东州县官们也有句调侃的顺口溜:
“前生不善，今生州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

在仕途最是不顺的黑暗时刻，杜凤治一度哀叹：“何苦如此？所为何来？若回头有路，三百水田，决不干这九幽十八地狱营生也！”

为什么广东官不好当？

广东历来民情强悍，人心浮动，盗匪多，钱粮难收，且鸦片战争后涉外事件多，清朝各种则例已远远不适合广东实际，且广东经济发达，物价高昂，官员必须比其他省份的官捞取更多银钱才可以维持，故各种贪污受贿案件层出不穷。在这种大背景下，广东官场勾心斗角格外严重。

这么艰难为什么杜凤治还要当官，还当得非常卖力？
因为在清朝，当官是读书人最能实现自己理想、最有社会地位、最能光宗耀祖，也最容易谋取经济利益的职业。杜凤治做官的收入是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宗族、亲戚还要他接济，仅仅为了自己、家庭、宗族和亲戚，他就必须当官。通过十几年的宦粤经历，杜凤治大抵实现了这个人生目标。

宦粤收入

光绪八年春，其时杜凤治已68岁，辞官回乡已一年几个月，他写了一份“分房另爨条款”，把财产分配给子孙。从条款可知，杜凤治宦粤后先后置买、赎回稻田240余亩；钱庄存本30000元；典居大屋一间，典费加修理费共6300千文；当铺本钱约9000元；油车（榨油作坊）本钱2100元；店屋基地四五亩；三间街屋，每年共可收租钱79千文多，应都是小房屋；此外还有从广东寄回、带回之银锡瓷木器皿、衣物、皮绵夹单纱、玉器等件。另外妻子陶氏尚有数千两、儿媳陈氏有千两私房。
由此推算，从广东带回家乡的财产合计，至少价值白银45000两。
按照同治年间广州的金银价，45000两白银可换黄金约88342克，假如金价按现在的400元1克 杜凤治的财富价值人民币3534万元。

(同时不要忘了，杜凤治为了赴任广州那总共8830两的债务。他可是还完了之后还剩下这么多家财)

杜凤治很为自己没有亏累、还可携资回乡深感庆幸：“唯宦粤十五年，屡膺繁剧，浮湛巨浸，任听升沉。粤中同僚凡任大邑者类皆空缺负累，予则刻意俭勤，不敢沾染宦途恶习，俸廉所入，稍积羡余。虽云囊资微薄，而无累归家，上宪同僚叹为绝无仅有。”

此时他在日记中写下：“目下儿孙子侄均得温饱，门庭显赫，锦天绣地，俱由广东得来，虽云天恩祖德亦不可忘，粤人之厚我为不浅也。”

为官之道

杜凤治是以“青天大老爷”自居并为此努力的。

他对清廷忠心耿耿，对教化、考试、征输、缉捕、听讼等官场例行公务努力完成。

例如，在广宁任上，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868年1月15日），他清晨起床立即出发到几十里外的乡间勘验一宗抢劫案的现场，再到另一处为一宗人命案验尸，其间还召见当地绅耆催征钱粮。下乡催征钱粮时，经常是白天召见绅耆催征，晚上要督促、责比粮差、殷丁，每晚还得处理衙署专人送来的公文。他即使生病也不敢多休息，稍有起色即起来处理公事。他审案也很认真，说自己：“堂判至少亦数百字，否则千余言数千言不定，均附卷可查，亦一片心血也。公平持论，毫无私曲，据理直断，天人鉴之。

南海知县时公务更繁忙，“日日奔走，公事山积，日事酬应，夜间每阅至三四更，往往五更，黎明即出署有事，亦未尝一言告劳”。

也曾在日记中写到:“从无一月在署安居”，“偶见猫犬安卧，心实羡之叹吾不如。”

而作为父母官，对治下百姓也没有做的太过分。

虽然也收受各种官场规费孝敬，和一些灰色收入，但比较审慎。日记也常记载拒绝、壁还别人馈赠的银两。但他精于计算，当州县官十几年还是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财产。

如果按晚清官场的一般标准，杜凤治不失为一个好州县官。

同时杜凤治也善于经营编织官场关系网，平日里送礼馈赠、问候应酬、书信往还，都不会疏忽大意。日记中也记载了与多位在京高官的交往书信，也常有往京城送“炭敬”、“冰敬”的记录。虽然有时对广东的上司经常不满甚至暗地里咬牙切齿，但巴结逢迎的功夫却做的很足，该送的银两只多不少，同同寅、下属在涉及赢钱的事上做的也比较漂亮。这使他受到了不少照拂，同时也获得了大量广东官场高层的信息。

当然杜凤治也不乏心计和手腕，甚至狠辣残忍的一面。

例如，同治六年十月郑绍忠招抚盗匪黄亚水二之后，打算把他斩首，找杜凤治商量。杜认为这样做违背了原先免死的承诺，还会吓跑其他有投诚意愿的盗匪；建议杀掉黄亚水二的一些羽翼，把黄带回营中“管束防逸”，“伊已如釜中之鱼，砧上之肉，一二月后，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寻一事作为违令斩之，更两面俱圆”。郑绍忠“大为叹服”，后来就完全按杜凤治所说的办，一年以后才杀掉黄亚水二。

还有记载，士绅明之纲曾开列“匪单姓名”请求将尚未认供正法者速办，但杜凤治回复说如果疑犯挺刑不认供，就不可以将其处决，“惟有日日严磨磨死之一法”。后来杜凤治查核明之纲所送盗匪名单，发现名单内的盗匪很多已经“病故”。盗匪都是年轻力壮者，监禁以后纷纷病死，监禁条件恶劣是一个原因，而其中一部分估计是故意“磨”死的。

书中同样也不乏官僚群体对普通百姓的残酷压榨。

实心干事

杜凤治是个有心的地方官，日记记下了不少他与当地绅士同办地方事务的事例。

办义仓
积谷防饥是各州县官都要同绅士合办的要事。广东不少州县的义仓在咸丰、同治年间或毁于战乱，或不再储谷徒有虚名。杜凤治任广宁、四会时都与绅士商议过恢复义仓的事。广宁的义仓由举人陈应星主持，因陈是个能人，尽管其间弊端甚多，陈本人私入不少，但“伊在文昌宫西立仓务局已三年余，闻收款不少，谷亦买得不少”，在杜凤治任上算是把义仓积谷的事办成了。杜凤治与四会的绅士议论义仓之事，日久无成，他决意趁同治七年丰收谷贱时把此事办成，于是就指定四会富绅户部员外郎吴寿昌为义仓首董，并请吴“保荐公正能办事劝捐之绅士四五人”，杜凤治“按名往拜，或设席延请”，要求这几位绅士带头各捐出一二十两银作为义仓设局开办的经费，然后再“按田亩公派”。办义仓是州县官必须办的一项地方事务，上司会下公文、派委员催促、检查，此事本与四会绅士切身利益有关，但最终还是靠杜凤治提倡，软硬兼施才得以推进。

修桥修路
有一次，杜凤治从罗平到太平，半途遇雨，道路即难以通行。杜凤治认为修理道路“便利行人固有司之责，亦近村堡绅富所宜为也”，“见各绅时以此谕之，谓其有钱打官司吝钱整顿道路,兹辈亦以为是，无言可对，唯唯而已”。

罗定州城东门外石桥头的板桥，“自嘉庆年间倾未复”，前任知州黄光周从绅民请，签捐兴工，工未及半，经费告匮，于是停工。杜凤治接任后想继续将桥修好，修桥费用尚欠二千两银，杜凤治便率先捐款，再在公款项下拨数百千文，还把多项罚款指定用于桥工，但仍不够，“又于各绅富家酌量劝谕”，终于使修桥工程再次启动。“一切鸠工广材等事，仍责成安良局绅士前署龙门县教谕梁以文、候选训导黄亨衢等经理收支数目，职员黄乔炘督工，每月列折开报”。对罗定这个穷州来说，数千两不是一笔小数目。两任知州都提倡并带头捐助，设法解决了经费，并指定局绅经管其事。官督绅办是类似工程的一般模式。

设立女婴公局
杜凤治见到罗定男孩甚多女孩很少，得知系溺死女婴恶俗所致，日记中写到:“此地妇女最苦，在田作工者皆妇人，妇人如此得力，而生女奈何溺之乎？死者可悯，生者如牛马作苦亦可怜，不知男子何事何在，习懒性成，风气恶极。往往老妇年已五十六十，生子七八个皆强壮有力，倘皆无妻，待此老妇勤力耕种养之也。此等男子，大半为盗，杀之不胜杀，何不生时即溺之乎！”

但要设立育婴堂收养女婴则经费不足，为此，他想出了一个资助生育女婴家庭的办法，设立助育女婴公局，“令局绅黄亨衢、王寓宸、陈殿铺、黄林、黄燎炘、谭璧章总理其事，并请王寓宸、陈殿镛、黄乔炘专司其事，会同黄燎公定章程，并嘱立一捐簿”，“以便送与同城文武各官、绅士及南门外如当押暨茶桂行各从丰捐助”。杜凤治自己先捐200元，并将罚陈姓款200两拨入，又在章程上写上“每年则任此州者捐银一百元”，“各官绅商民亦照此每年捐银若干两”。对助育女婴公局的管事人的责任、酬劳等也做了规定。杜凤治卸任罗定前向上司禀报具体办法是：“贫民生女实在无力抚养者，由婴长赴局报知，初生时给钱一千五百文，弥月时再给一千五百文，此后每月给钱三百文，周岁截止，或给人或自养，由本父母自便。如生女不报，仍然溺弃，责成邻族查检，按照故杀子孙律治罪。卑职抵任已将两年，以无闲款可筹，迁延日久，至去冬始有成议，新正开办。”

有意思的是杜凤治看到广州风俗如此在日记中写下:

男子如此之多，十年后长大何事可作、何饭可吃？未有不流为盗者也。故予尝言：广省风气不善，重利轻命，设有一不逞者出，攘臂一呼，十万众可立致，十年以后，恐必有事。目下虽安平，瑞中堂在此十年，一味羁縻，其办中外事亦如此，一旦溃裂，势不可遏。

杜凤治不可能预见未来，也没有科学的社会分析理论，更不是从清朝的政治制度得出此结论，而是因为他是清王朝最基层的州县官，他们这个群体最是了解基层民情，和社会运转的实际情况，春江水暖鸭先知。

而在杜凤治来广东的同一年，广东省香山县出生了一个孩子，名字叫孙中山。

另外我个人认为有趣的两个点。

第一，我们的杜大人是男女通吃的主。书中有着蛛丝马迹，杜大人曾经在同治年间在京师狎玩相公(男妓)，还有从广东给对方寄钱的记载。

在清代，狎玩娈童和小厮或相公较为普遍，但在公开的范围内，人们还是谨慎不张扬的。所以在他的日记里这一段还是比较隐晦的。

第二是作者邱捷
他的高祖邱才颖可以说是另一个杜凤治。

作者提到了他的高祖邱才颖（1791~1864）他是福建举人，大挑知县，分发来粤后历任大埔、饶平、西宁、高明、新会、东莞、香山知县及佛山同知。

东莞的方志说他“以贪酷闻”，香山的方志则说他是深受绅民爱戴的好官。有人撰文对两种县志截然相反的评价做过讨论，指出两种评价都各有其理由。作者长辈说先高祖没有留下多少财产，因此他不能归葬福建故乡，子孙都留在广东，既不能回福建应试，又无力在广东捐考棚入籍考试。多年后，先祖父成年后家境好转，才得以将先高祖遗骨归葬福建，并回原籍考中秀才。

因为特殊的家世背景，作者从小就经常听到父亲和叔伯等长辈闲谈，内容往往是清朝、民国的掌故。因为听得多，作者早早的了解到清代官廷、官场的事。知道清朝主要官员的品级，知道在广东当文官的一定是外省人，知道清朝官场上下的称谓，知道不少官员的别称，知道任何州县官都不能只靠俸禄、养廉度日，知道有些不入流的佐杂官要比州县官富有，知道乡试时枪手在考场如何替别人代作。这些知识，使作者自嘲，儿时的自己在别人眼中大概是一个少年版的“孔乙己”。后来，作者点注杜凤治日记时竟然发现了几段有关自己高祖、曾祖、伯祖、祖姑的记述。

我自己读完这本书最大的感触就是里面无处不在的数字，钱的数字！一切都围绕在钱财之上，数不尽的则例，各种匪夷所思的陋规。

例如，朝廷定下的百姓钱粮税负比例，在下面去执行的时候，轻的也会向百姓超支3到4倍征收，重的可以达到朝廷规定的7.8倍之多。

如果按照王法和则例，官员们那只有俸禄和养廉是合法收入。俸禄为数不多，养廉表面上不少，但如系署理就减半，还经常打折。州县官的养廉要应付捐摊，即使有剩余，还要抵扣其他税响、经费，布政使衙门书吏还要扣5%左右的“领廉司费”。即使是养廉银都要在领取时先被克扣掉一部分，何其可笑。

上司各种事宜，包括上司的幕客、官亲、家人也要打点。哪怕是太太老娘生辰祝寿，娶媳生子诞孙都要送礼送钱，甚至哪怕上司请客吃饭，州县官也要费钱。同治十年七月，杜凤治赴瑞麟的宴请，打赏了瑞麟的“家人”20串钱，还有“压席”12元。另一次赴按察使孙观之宴，“压席”则是16元。

在南海知县任上，仅仅同治十一年，杜凤治所记为各上司衙署的支出如下：督署11114两、抚署3445两、桌署1355两、藩署823两、粮署265两、府署460两、学署825两、将军署113两。但杜凤治特地注明，一些“外杂差”和所送的玉器等贵重礼物不包括在内。在日记另一处，杜凤治说督署“每年费用约在二万金以外”。同治十一年三月总督瑞麟过生日，当时瑞麟兼署广东巡抚,所以寿礼要加上巡抚的一份，杜凤治所送的珠宝、绸缎等加起来价值3000两以上。

如此情况下，官员如何能做到不贪？这就是一个制造贪官的制度！

大到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道员、知府、州县官、不入流的佐杂官、衙役、书吏、牟勇、兵丁、幕客、官亲都趴在这套制度上吸血，尤其是对着百姓敲骨吸髓。

这就是封建制度巨大的统治成本。鹅城的税收到了99年后，一点都不稀奇。姜文拍的都算保守了

书中还有大量杜凤治听证审办诉讼官司的案例，还有各种考试监考，下乡催征钱粮，涉外事件的记载。同时也不乏晚清社会生活场景，特别是官员办公生活的场景。还有对广东高官和官府书吏衙役这些权利寄生群体，以及士绅百姓的生动刻画描写。感兴趣的可以完整的阅读下。

198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唐诗鉴赏辞典》。

这是对我影响最大一本书。文学素养的形成，纯靠自己来读，进度往往很慢，捷径就是看名家对名家的评价分析。哪一字传神，哪一句败笔，有人指路远比自己慢慢体会要方便的多。这套书是一群当代大家共同编纂，文学审美极高，帮助我塑造了文学品味的根基。

但最关键的不是它内容好，而是它名字叫做“辞典”，作为工具书，我可以大摇大摆的在课堂和自习时候翻阅而不被老师没收。。。

它非常适合逃避学习，所以也陪着年少的我度过了数不清的无聊自习课。但凡当时有其他能看的东西，我也不会把它看了五遍，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