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红夷大炮铸铁炮技术的来源

写在前面：

写这文只是一时之兴，有感于网上对明代红夷多误解，而专业学者们虽有一定研究却未对此问题研究，因此我想对明末红夷的一些事情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和整理，故写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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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夷大炮是明代对明末从西方传来的长身管、纺锤形结构的前装式滑膛加农炮的一个统称。

但是红夷大炮这种统称并不太准确，因为同时代西方这类炮实际上有不同的划分，并且根据各国的情况不同，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炮制也并不完全一致。

明末引入的红夷大炮实质上应该有4个来源，即英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澳门）。

实际上，天启二年间徐光启为首的西法党通过教会与葡萄牙人引入的红夷铁炮为葡萄牙人从英国沉船上打捞，首次被明人叫做红夷大炮的火炮，现北京的中国军事博物馆仍存有2门，其通长3米，口径12.5厘米，倍径比（身长与口径之比）为24。天启六年徐光启等又通过教会购买的另一批火炮在河北宽城被发现如下，口径比达到26.

根据英国的划分，这批红夷铁炮显然应该被划分到长炮中。这些铁制英国长炮为英国的舰用长炮，接近英制长炮中的Culverin。

而明末引入的西方火炮显然不仅仅是英制的铸铁长炮。事实上，因为英国与明朝接触甚少，其后明朝所自行仿制的红夷火炮与英国反而没有多大关系。

相对于徐光启为首的西法党对红夷大炮的引入，事实上东南沿海地区更早的就已经在使用这些西制火炮了。

天启元年，协理戎政李宗延言：“雷州府海康县有红毛番大炮二十余位肇庆府阳江县有东南夷大炮二十余位俱堪取用”。雷州府和肇庆府均在广东，这里所言的“红毛番”即指荷兰，东南夷则指吕宋，吕宋即菲律宾，当时已经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因此我们可以得知，早在天启元年，广东沿海已经事实上装备了“红毛番大炮”“东南夷大炮”这2种来自荷兰和西班牙的西制火炮。考虑史料的滞后性，完全可以认为早在万历年间明朝沿海地区已经广为使用后来被称作“红夷大炮”的西制火炮。只不过这些火炮在当时并未被称作“红夷大炮”罢了。

同年，“壬辰刑部尚书黄克缵疏请演神器并收遗兵言：“臣任协理戎政时，曾募能铸吕宋大铜炮匠人来京铸完大炮二十八位，遣援辽守备黄调焕同壮士陈有功顾应泰等三十人解去辽阳七位，其一位重三千余斤，为李秉诚请去奉集一发击毙建夷七百余人，将官二人。此道臣高出之所目击，其余重二千余斤及一千斤者，分守辽阳、山东。”

黄克瓒为有记载的第一个尝试仿制西制红夷大炮的官员，他通过寻找在民间会造吕宋炮的工匠（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后在马尼拉制炮，雇佣了一些华人），在天启元年前即铸造成28位铜制大炮。

英国馆藏了一门吕宋大铜炮为万历四十八所铸，重1700斤。根据史料记载早在万历四十七年即已铸成3000斤铜炮一门。

计算上述尺寸可以发现，这门保存下来的吕宋大铜炮倍径比约18，身管厚度较后来的英制红夷铁炮薄一些。因此，黄克瓒所仿制的西班牙制式的铜制炮，从其倍径和型制看，类似后世的榴弹炮，西班牙人也大量制造使用，推测为西班牙制式的Quarter-cannon。这种火炮因为倍径小威力欠佳，西班牙用于攻城时觉得威力不足，因此17世纪时被淘汰了。

泉州海外交通博物馆收藏了1门天启4年制造的红夷铁炮（残炮），铭文见下，厦门郑成功纪念馆收藏了另1门同批制造的火炮。

用其尺寸与天启2年的英制铁炮相比如下

可以看到，天启4年的这2门火炮倍径比为22倍，口径较英制红夷更大，倍径却略小，为欧洲较为常见的前装式加农炮。

天启年间，荷兰人被做红夷在澎湖筑城，骚扰福建沿海，天启三年10月一艘荷兰船曾闯入厦门，被明军擒获，荷兰船只沉没，明朝官员派人将沉船火炮打捞。在更早的时候福建官员也曾向荷兰人索要火炮。因此可以推知，福建泉州和厦门的这2门仿制的红夷铁炮来源为荷兰。

此后，福建沿海为郑芝龙、郑成功家族所控制，郑氏家族多与荷兰人贸易，荷兰制火炮在福建等地影响颇深。清朝攻克台湾之时，在台湾缴获很多火炮炮身上即有荷兰标识，被称作“大台湾炮”。

由以上3个国家所示的火炮，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天启二年买入的英国火炮为铁炮，而黄克瓒所仿制的西班牙制式火炮则为铜制，福建仿制的则为铁炮。

17世纪初二三十年代，欧洲掌握铸铁火炮技术并大量应用的国家仅有英国、瑞典等少数国家，其余欧洲国家并未获得大量使用，“1620年瑞典出口的铸铁大炮已经引起了英格兰的注意，在此之前英国差不多处于垄断地位”（《技术史》牛津大学）。同时代的欧洲各国除英国瑞典外更多使用铸铜炮 。特别强调一下，此时的葡萄牙并掌握铸造铁炮的技术，这点对了解明末红夷铁炮的铸造技术来源很重要。

在这些火炮来源搞清之后，再回过头看所熟知的西法党路线的红夷大炮。西法党在这方面论著很多，如《西法神机》《火攻挚要》》等，另有《兵录卷之十三西洋火攻神器说》，内容多有相似，其西法制炮内容来源均为天主教会所带来的科拉多所著《炮学指南》（注、西班牙文版），《实用炮学手册》（意大利文版），经过对比可以证明，以上书籍西法内容皆抄录自《祝融佐理》，即何良焘身为澳门通事时，与教会结合《炮学指南》的内容，与教士共同完成的一本书籍。此后孙元化（西法神机）、何汝宾（兵录）等皆从此书抄录。

科拉多为西班牙人，《炮学指南》中也夹了一本《铸炮全书》，自序为1603年所著，书中详细写了如何从炼铜开始，用铜铸造火炮。从此书我们也可以佐证一件事，此时的西班牙并不会铸铁炮。这也是黄克瓒仿制吕宋炮为铜炮的原因。同样的，葡萄牙人也不会铸造铁炮，只会铸造铜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明末红夷大炮中，铸铁炮的技术来源。虽然天启二年引入的红夷铁炮为英制，但明朝与英国并无技术上的交流，因此英国的铸铁技术显然不是明末红夷铁炮的来源。

首先，我们可以了解，徐光启等人虽然促成了天启三年红夷大炮的抵京，并随炮来了22名葡萄牙炮手和1名翻译，但随即这些葡人便被遣送回澳门，并未留京。尽管当时明朝官员曾学习如何铸炮，但是天启三年1623年这个时间点，葡萄牙人并不掌握铸铁技术。

1623年10月3日，即天启三年，位于澳门的卜加劳炮厂开始雇佣中国工匠铸造铁炮，见下图内容。

葡萄牙人并不会铸铁炮，因此需要雇佣中国的工匠来帮助他们铸造铁炮，甚至在后来要求澳门招聘中国工匠去果阿（印度葡萄牙殖民地）教授他们铸炮，并且需要从中国进口生铁到果阿。

徐光启为首的西法党们直到崇祯二年（1629年）才促成了另一批葡萄牙人入京。徐光启也在崇祯时期得到重新启用，从崇祯二年到三年，在毕方济、龙华民和汤若望等传教士的协助下在京仿制成四百多门红夷炮。同时，广东王尊德则从广东招募工匠，利用从澳门炮厂借来的炮模制造了三百门红夷炮。也即是说，西法党们真正开始借助教会和澳门的帮助下制造出红夷炮已经到了崇祯二、三年。

那么很显然，上文泉州和厦门博物馆中现存的2门天启四年红夷铁炮与西法党和澳门教会没有半点关系。明代完全依靠自己的铸铁技术于天启四年即已经成功仿制出荷兰制式的红夷铁炮。

另一则证明则来自长城博物馆藏崇祯11年铸造的“敕赐神威大将军”前膛装红夷型生铁砲，这门炮铭文所写为何良焘（祝融佐理作者）监制，经过考察，发现这门火炮炮身范缝明显，显然为中国传统的泥范铸造工艺。

西法党们依赖传教士的帮助下所铸成的铁炮，其铸铁技术同样来自中国自汉代以来已有的铸铁技术。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明末红夷火炮的尺寸和型制来自西方

1.来源于直接对西方火炮的逆向测绘，依葫芦画瓢直接仿制，即启4年福建仿制荷兰火炮。

2.雇佣熟悉西制火炮的匠人直接仿制--------黄克瓒吕宋大铜炮。

3 通过西法党们的努力，西方火炮的理论知识被翻译引入中国，包括火炮的尺寸、身管比例、炮身壁厚与口径固定比例关系等了解清楚了。火炮制造的理论知识于天启年间引入，于崇祯年间完善，并应用在红夷制炮上，但是铸铁技术仍来自本土冶金技术。

注：《火攻挈要》：“必依一定真传，比照度数，推例其法，不以尺寸为则，只以铳口空径为则。”明确写明了西制火炮炮身各处尺寸与口径的固定比例关系。

除了吕宋大铜炮这个来源，无论是天启四年还是崇祯年间西法党制造红夷，明末所存的铸铁红夷火炮的冶金技术均来自中国本土。

另附一点有趣的知识，除了泥范铸造，事实上明末还存在另外2种特有的铸铁炮技术被应用在红夷大炮上。1种就是声名远扬的失蜡法，另一种则为山西特有的坩埚铁铸钢技术，在此我就不再展开论述了。

参考资料：

《筹辽硕画》《天启实录》《火器论著兵录的西方知识来源初探》《明清之际红夷大炮在东南沿海的流布及其影响》《兵录》《火攻挚要》《巴达维亚日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