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癯而实腴”：论陶渊明诗歌的语言艺术-艺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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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轼对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评语，对后人理解陶诗产生了重要影响。陶诗之“癯”，主要体现为通过字词选用而产生的一种自然浑融的面貌；而陶诗之“腴”，则分别体现在诗歌语言的形象、意象的充盈与和谐以及诗歌语序上的跳跃上。这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共同组成了陶诗“癯而实腴”的特质。

陶渊明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其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不断被后世文人评价和赏析。在对于陶诗的评价中，以苏轼的“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一语最为精准、影响力也最高。本文即以这一评价为线索，试分析陶渊明诗歌的“质”与“绮”、“癯”与“腴”究竟各自体现在何处，又如何统一在一起，从而形成了陶诗的独特风貌。

一、自然浑融：陶诗之“癯”

虽然在苏轼“癯而实腴”的评语中，“癯”只是与“腴”相对照而产生的外在特点，但仍然值得讨论。总体而言，陶诗之“癯”，是在与后世陆机等人“声色大开”诗作的比较中所体现的一种不事修饰的自然浑融，而这种自然浑融特点主要体现在陶渊明对字词的使用上。简言之，通过选用适当的动词、形容词，陶诗形成了自然浑融的诗歌风貌。

在近体诗中，动词、形容词一般为炼字的重点，但是由于处于诗歌发展早期的汉魏古体诗中，却较少出现刻意的炼字。陶诗更是如此，在陶诗中，大多字词都朴实淳厚、浑然天成，修辞性与雕琢感较少。前代学者已经指出，陶诗常用“挥”、“尽”、“来”、“开”、“佳”、“好”等动词、形容词，如“山气日夕佳”（《饮酒》其五）、“一觞聊可挥”（《还旧居》）、“绿酒开芳颜”（《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飘飘西来风”（《与殷晋安别》）等等。细查之，不难发现这些字词均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它们的概括性强，这类词汇在功能上更倾向于从不同事物之间抽象出普遍的、共通的特征，而非描摹出事物独特的、唯一的情态；第二，它们的适用范围广、使用对象多，是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语，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开放性，因而能够让人产生一种熟悉感、和谐感。这两个特点相互交织，陶诗自然浑融的诗歌风貌由此形成。

如果将陶渊明与后世的诗作简单作一比较，则这种特点能够得到更好的体现。六朝时期，随着诗歌愈为“声色大开”，“炼字”也得到巨大发展，诗歌的动词、形容词选用愈为精细，如谢灵运的名句“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在谢诗这一句中，“林壑”、“云霞”、“夕霏”的意象选取本身就较为细致雕琢，而“敛”和“收”两个动词更是精工地描绘出山光渐隐，天色愈暗的暮景。这两个动词在词义上即有“收缩”之意，在这里的语用中，它们也是尽可能收缩着自己的描述范围：无论是“收”还是“敛”，都旨在精准地描摹出这一动作中最特殊的部分，而并非像陶诗中的动词一样旨在概括出动作的最普遍成分。

通过陶、谢诗歌的这种语言差异，也可以一窥二者不同的创作心理的不同：陈寅恪先生曾把陶渊明的思想概括为与阮籍嵇康之“旧自然观”相对的“新自然观”，袁行霈先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陶渊明的“新自然观”实际上为“真自然观”，他既不同于汲汲于名教的“伪”，也并非像嵇、阮一样佯狂而偏于“伪”，而是通过归隐自然的方式，将自己与世界万物融为一体，最大限度地去“伪”而存“真”，以此达到“自然”的状态。陶诗选取具有普遍性、概括性的实词，一定程度上即为追求物我合一这一思想倾向的体现。而谢诗的精准背后，则是一种分离剖析的创作思维：在这里，人与世界的融合被打破，诗人也由内在于世界的“体验者”，变为外在于世界的“观察者”。因此，比起“物”与“我”之间的感发，“物”与“物”之间的情态与关系得到了诗人的更多重视。

综上，陶诗与谢诗在语词选用上具有浑融与雕琢、自然与精工的区别，创作心态上也有一定的差异。正如沈德潜在《说诗啐语》所言：“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转关也。” 由体验式的“情性”转化为观察式的“声色”，正是二者的根本差异。这种物我交融的自然体验，既是陶诗之“自然浑融”的体现，也是陶诗内在的思想特质之一。

二、意蕴无穷：陶诗之“腴”

“癯而实腴”的评语本身便显示出，对于陶诗而言，“癯”是表面，而“腴”是实质。“癯”更多是从字词层面而言，强调陶诗字词选用的自然浑融，这点在上文已经有所说明；而被苏轼视为陶诗实质之“腴”，其对于我们认识陶诗无疑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对于陶诗之“腴”，可以从语言、意象与诗意三个角度来认识。

（一）、语言之“腴”：陶诗语言的形象性

袁行霈先生在论述陶渊明与应璩的区别时曾言：“应璩的质朴，表现为缺乏形象，质木干枯。而陶潜的质朴却不排斥丰富的形象，……应璩的质朴还表现为单纯的言事与说理，读起来像是押了韵的奏章，缺少诗味。陶潜的质朴表现为情景事理四者的自然融合，这才是真正的诗” ，论述十分精当。陶渊明诗歌之所以在表面的“癯”的表象之下透露出“腴”的实质，在诗歌语言的自然之下透露出丰富的意蕴，首先就是因为陶诗对诗歌语言形象性的充分运用。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语言绝非仅为哲学思想的载体，而是不断通过组合彰显出其语言自身的意义，而这种意义，一定程度上就在于其所具备的形象性：与抽象的哲学说理相比，文学语言，尤其是诗歌语言，能够通过细致的观察、巧妙的构思以及精炼的表达，将形象与抽象相统一，以达到哲学语言所不能达到的境地。叶燮在原诗中说诗歌能够将“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粲然于前者也” ，也正是此意。东晋时期，玄言诗大兴，诗歌语言一度异化为哲学语言的载体，失去了自己的属性，也因其质木无文而在后世评价极低。陶渊明的诗歌创作，对这种倾向起到了扭转和扬弃的作用。王瑶先生在论及“庄老告退，山水方滋”时曾经指出，山水诗并不是对庄老的摒弃，而是变相的继承：“他们发现以玄言来说理，反不如用山水来表理更好，更有文学的效用。因此山水诗便兴起了。‘老庄’其实并没有告退，而是用山水乔装的形态又出现了” 。陶诗也是如此。玄言诗所代表的那种在诗歌中探讨玄理的倾向，在陶诗中仍可见到，但与前者不同的是，陶诗中的玄理早已不再是抽象的哲学语言，而是具有了丰富形象性的、具体可感的诗歌语言，经由这种形象性的融合和转化，玄理被形象所内化，理性思辨包容在感性体悟之中，诗歌本身也就由玄言诗的枯燥无味变为陶诗的意蕴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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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将陶诗与玄言诗作一简单对比，以说明这一问题。玄言诗以四言居多，如孙绰的《与庾冰诗十三章》：“浩浩元化，五运迭送。昏明相错，否泰时用。数钟大过，干象摧栋。惠怀淩搆，神銮不控”，用“否泰时用”的说理来解释“元化”、“五运”的流动，晦涩难懂，了无趣味。而陶渊明的四言诗虽为数不多，但大都亲切可感，如《时运》一首。在这首诗中，陶渊明首先将抽象之“元化”或“五运”化为具体可感的四时变化，即“时运”，与玄言诗拉开了距离。其次，《说文》训“迈”为“远行也”，陶渊明在“时运”前加以“迈迈”，这就赋予了原本抽象的四时之变化以“流动”，更为具体可感。再次，陶诗全无孙诗“日月交替，否极泰来”的说教之味，而是以“山涤余霭，宇暧微霄”的景语代替之，“大化”即体现为不断变动的四时之节，而四时之节的变动又体现为山川景物的微妙和谐。山色显露，晨光熹微的自然景象由此与神秘莫测的“大化”相联系，形成了一种哲学语言所不能及的、神秘而博大的意境。

在与玄言诗作一对比之后，如果将陶诗的这种特点与在他稍后的谢灵运相比，则更可以看出陶渊明对玄理的内化。前人早已指出，谢诗最后总有一玄言“尾巴”，如《登池上楼》的最后一句“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徵在今”，直接引用了《周易》中的“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之语，已示自己的归隐之意。这一句之所以被人诟病，是因为它实际上仍使用的是哲学语言与思路，即用象来示意，依靠的是读者的理性推论而非感性体验，所以作为诗歌而言，就略显枯涩，并不能让人产生美感。

陶诗则不然，如在陶诗中最为接近理性思辨的《形影神》三首，也始终没有放弃诗歌语言本身的形象性。陶诗写“身没名亦尽”之后，采用的并非是说教的态度，而是表现自我情绪的“念之五情热”。三首最后的“神释”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说理意味，但仍然体现出语言的形象性：相比起说教，“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更偏向于一种感性的体悟，也正是这种体悟使得陶诗具备了叶嘉莹先生所说的“生命的感发”，具有了令人共情和长久回味的魅力。由此可见，陶渊明的“忘情”其实并非情感淡漠，而是一种“情志合一”，真正达到了自然的境界。

综上，陶渊明将自己的生命思考与具体形象相融合，寓抽象于具象之中，以感悟体验包容玄言思辨，从而使得陶诗相对于玄言诗的质木而言更显亲切饱满，意蕴无穷，这也就是陶诗“腴”的体现之一。

（二）、意象之“腴”：陶诗意象的饱满与和谐

陶诗之“腴”，不仅体现在对诗歌语言形象性的重视和挖掘上，还体现在陶诗中意象自身的特点上。简言之，陶诗中的意象大都具备两个特点：第一，物之自身的饱满充盈；第二，物与物之间的浑融和谐。【广东汇纵】

苏轼既然使用了“腴”这个比喻，其基本含义自然不可忽视。在陶诗中，自然景物大都是以饱满充盈的形象出现的。在陶渊明描写自然田园风光的那些诗歌中，较少出现残枝枯叶，更少有伤春悲秋，而更重于写具有饱满旺盛特征的意象，例如“秋菊有佳色（《饮酒》其七）”之“佳”字、“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拟古》其一）”之“荣”、“密”二字、“众蛰各潜骇，草木从横舒（《拟古》其三）”之“舒”字、“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和郭主簿二首》其一）”之“蔼”、“贮”二字等等，虽然只有寥寥几笔写意，但都展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在描写那些残缺与枯败的意象时，陶渊明也表现得极力克制，如表现岁月易逝的“寒风拂枯条，落叶掩长陌（《杂诗》其七）”，化用曹虑《思友人诗》中“严霜凋翠草，寒风振纤枯”诗意，二者相较便不难发现，陶诗以“枯条”代“纤枯”，形象由纤弱而变为朴拙，从而将原诗的激烈的“悲凉”缓和为一种平淡的“悲哀”。

更需要注意的是，在陶诗中，意象这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并不是以对抗的形式来展现的，而体现为一种物与物之间互相和谐，体现为两种意象彼此之间的相互追随与迎合。例如，同样是摹写山水，在谢灵运笔下是“逶迤傍隈隩，迢递陟陉岘。过涧既厉急，登栈亦陵缅”（《从斤竹涧越岭溪行》），用“隈隩”、“陉岘”等险字极写山川之高峻险要；而陶渊明笔下则是“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流。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游斜川》），天色是“澄”的，正因其澄淡所以能闻得水鸟的鸣声，水流是“远”的、“弱”的，正因其微弱所以能与游鱼相和谐。山水景色，在谢灵运的诗中处处表现为景物之间的犬牙交互、参差相斗，而在陶渊明的诗歌中却是相互协调，一派宁和。

这种因景物相互协调、追随而带来的宁静与和谐，在陶诗中比比皆是，如“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和郭主簿二首》其一）”、“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其五）”、“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读山海经》其一）”、“山涤余霭，宇暧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等等；有时，陶渊明甚至将自己融入到这种景物的和谐中去，不只物与物之间相互追随，物我之间、他人与自己之间，也是和谐统一的。例如“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和郭主簿二首》其一）”、“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其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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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正是陶诗之“腴”的体现。“腴”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总是代表着稳定与和谐。而与之相对的“癯”则象征着不稳定，预示着冲突与悲剧。“癯”的这种内涵体现在诗歌上就是对抗性。人与世界的对抗性是产生诗歌美感的一种重要方式，除去前文所举的谢灵运之外，后世的唐诗如李白的“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李贺的“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等诗作，都是通过展现物与物、物与人之间的斗争与对抗，来形成一种震撼人心的阻塞感和崇高感。而陶渊明则代表着另一路径，在陶诗中，物与物、物与我均被统摄在纵贯天地的“大化”之中，本质上是统一的、优美的、相互协调的，正是在这种相互协调中，陶诗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一种宁静与沉稳。这种由形象自身的饱满以及不同形象之间的和谐所带来的宁静与沉稳，也就是陶诗之“腴”的另一重含义。这种差异，也正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指出的“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的差异，是“优美”与“宏壮”两种不同审美倾向的差异。

（三）、诗意之“腴”：陶诗语序的跳跃

最后，陶诗之“腴”不仅体现在意象的选择上，还体现在诗歌语序的跳跃上。在陶诗中，常常会宕开一笔，在叙事中加入写景，在描写中加入抒情。这种语脉的跳跃更显示出陶诗之“腴”。葛兆光先生曾将诗人的思想流动与语言表达分别概括为“意脉”和“语序”，并指出在诗歌中，意脉与语序的分裂拓宽了诗歌阅读与理解的空间，使得诗歌语言赢得了日常语言所没有的张力，这种分裂同时也让读者视线和焦点完全自由 。对于陶诗这一个案而言，这一论断也是精辟的。在陶诗中，通过语序的跳跃，陶渊明打乱了读者对诗歌的阅读期待，使得两句之间由跳跃产生空白，在“以意逆志”的阅读心理下，读者自然会通过自身的经验想象来尽力弥补这一空白，更为广阔的诗意空间由此产生。【艺创艺术品商城】

如《饮酒》其一：

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

全诗的主旨是表达只要内心有所安定和坚守，就不会忧虑时间的流逝。至“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二句，全诗已经在一种稳定的叙述中完成了这一主题的表达。但陶渊明不满足于此，出于对诗歌语言的追求，他必然不会让诗歌在这种略显枯燥的说理中结尾。于是陶渊明让全诗在最后落到了一句“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之上，这一句与前文也由此产生了一种跳跃和空白。【艺创网】

在这里，“忽与一觞酒”首先打破了前文已经稳定下来的“逝将不复疑”：“忽”字表明这是一种瞬时的动作，从而造成一种不稳定性，使读者产生理解上的阻塞：为何突然要引入“酒”的意象？“酒”与达人的“不复疑”又有何联系？而最后一句对这一疑问做出了回应：“日夕欢相持”作为一个定格的、不断重复的画面，重新使诗歌回归稳定平淡的感情基调，同时也表明“忽与一觞酒”这两句的意义：达人的“不复疑”，正是体现为这种“日夕欢相持”的、有乐须尽乐的态度。正是通过这种突然而至的旷达与欢乐，这首诗歌才具有了“生命的感发”，令人感到亲切，而不至于成为枯燥的说教。

虽然大多数陶诗的面貌都流畅清晰、明白如话，但这种从一事中突然跳出的创作手法，在陶诗中也有许多例子。这种手法往往被陶渊明运用在诗歌的结尾中。如《和郭主簿二首》其一，陶渊明在描述完春酒已成，幼儿环绕的景象后，在此诗的结尾处感叹“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用以总结这种愉悦的心境。但他并不止于此，而是以“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的沉思来作为结尾，从而与前文产生了跳跃和空白，把这种生活中的、人与人的、具体的快乐升华为一种人与自然的、永恒而普遍的体验和感悟。再如，在《还旧居》中，陶渊明触景生情，由旧日居所物是人非的现状生发出人生短暂的感叹，语序与意脉是统一的，但这一统一在结尾被“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的诗句所打破。这两句诗与前面所铺叙的情感基调无疑差异巨大，按理应该也如前面一般细细铺叙这一情感的转折过程，但陶渊明在这里却种种复杂情感的交织和脉动隐去，意脉的复杂流动与语序的简洁突转之间形成了一股张力，“意蕴无穷”的艺术效果也由此诞生。除去在结尾中运用这一手法之外，陶诗中也有很多“突然而至”的景语，如《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的“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将圆”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陶诗语序的跳跃性。

需要说明的是，陶诗中语序的这种跳跃性，与其说陶渊明刻意锻炼而成，不如说其情性的自然流露。虽然陶渊明还没有完全超越生死、名利，但是他所持有的“新自然观”让他能够以一种旷达的心态对待日常生活中的变故。换句话说，这种跳跃，正是陶渊明的旷达所在：他的思路能够从眼前的情景中忽然跳脱出去，在瞬间达到一种与自然契合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埋藏或泯灭内心的矛盾与忧愁。这种旷达的胸襟，颇似于后世苏轼在《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中所表现的那样：既然“敲门都不应”，那就不妨“倚杖听江声”。在面对生活的不如意时，陶渊明与苏轼都能够以退为进，找到新的人生出口

三、小结

前文论述了陶诗“癯”和“腴”各自的内涵和体现，然而更要看到的是，“癯而实腴”的评语，即暗含着陶渊明的“癯”与“腴”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在根本上统一的。首先，在“言不尽意”的传统文学语境下，陶诗用词的不事修饰与自然浑融，非但没有伤害到诗歌意象，反而增加了意象的内涵，使其诗歌具备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丰富意蕴。再者，陶诗这种普遍性强的用词特点，也能够使得诗歌的实虚词之间，不同意象之间可以更好地互相配合，从而缓冲诗歌的语气，使得陶诗在进行语意的转折与跳跃时不至于突兀，在整体上保留着一种冷静与克制，从而形成一种内在的张力和丰富的美感。由此，陶诗就在这种两个倾向的制衡中实现了“癯而实腴”的魅力。

元好问曾评价陶诗为“豪华落尽见真淳”，这句话可看做是“癯而实腴”的一个注解。正如陶渊明自身在“守拙”中实现了“颖悟”一样，陶诗也在质朴中实现了丰富。一方面，陶诗在实词的写意与概括、虚词和叠字的大量运用中形成了自然浑融的风貌，另一方面，陶诗又通过对诗歌语言特性的挖掘，对意象的选择与描写、对语序的跳跃与沟通，展现出一种质朴背后的丰富意蕴，正是这两者的对立统一，才造就了陶诗令人感动、令人回味的文学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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