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译文：性取向和性别认定的生物学起源
性取向和性别认定的生物学起源
2015年8月21日
作者：Veronica Meade-Kelly，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译者：@San若梦
男性？女性？其区别并非总是很清楚。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定生物学起源的科学性证据的探索必须继续下去，以提升对病人的照顾并同时与歧视作斗争。
“它并不仅是非黑即白”是一句如此常见的格言以至于已近乎陈词滥调。它强调生活的复杂性，不管在哪两个相对的端点之间存在着一个灰色地带，它都叫我们考虑那些使得生活既更有趣同时又更难以理解的多样化的现实和经验。但是那个灰色地带也随之带来某种焦虑。当我们能够简单而聪明地对所处环境进行归类时会感觉最舒适，它有助于使这个世界看起来更易管理也更熟悉。
当涉及到性和性别时，那个“灰色地带”仍然是不明朗且难以理解的——经常是不可讨论的甚至成为禁忌。似乎关于男性或女性、男人气或女人气意味着什么的那个熟悉的“非黑即白”的模式化印象之上长着麻点，社会正在挣扎着接受存在于二者之间的状况。然而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以及别处的这个很小但正在成长的性与性别生物学领域，科学之光正在这个不熟悉的地带闪耀。
人们通常都未意识到性与性别在生物学上的复杂性，在UCLA专攻性发育和性分化遗传学、该校性别生物学中心主任Eric Vilain医生（98年住院医，99年专科住院医）、博士说道，“人们倾向于用一种二元论来定义性——完全的男性或是完全的女性——基于一个个体身体的外观或是其所带的性染色体，但虽然性与性别也许看起来是一分为二的，实际上在现实里有许多中间态。”
Vilain医生说理解这种复杂性至关重要，因为错误的认知会影响那些处于被认为是社会正统之外的人们的健康及公民自由。“社会对于用什么来定义性及性别有着明确的观念，但支持它的生物学事实并不存在，”他说道。
Vilain医生解释说，即便是从最基本的身体层面来说，在男性和女性之间也存在着一个谱系——经常不被认可且冒着被耻辱所掩盖的危险。在Vilain医生多条线的研究工作中，有调查性发育的差异及失调（DSDs），这是一个涵盖“两性人”个体——那些身体特征并非完全的男性或女性而是处于二者之间的人——遗传性变异及发育性差异的综合性术语。这包括补充性染色体的遗传变异——比如在同一个身体里混合着XX（女性）和XY（男性）性染色体，或是有多余的或缺失性染色体（比如XXY即克兰费尔特综合症，或单倍体X即特纳综合症）。DSDs也包括外生殖器或性腺发育中的变异，某些个体可能生而同时具有睾丸的和卵巢的性腺组织，或者长着不明确的外生殖器——大得足以看起来象个男性阴茎的女性外阴，或是格外小的男性外生殖器。影响激素水平的状况也属此类，比如削弱男性身体识别雄性激素能力的雄激素不敏感综合症，还有导致女性产生超正常水平的雄性激素的先天性肾上腺增生（CAH）。
数种遗传性因素都与DSDs有关，近年来全外显子组测序（whole-exome sequencing）——对人体基因组里控制蛋白编码区域的遗传密码部份进行分析——已使得诊断许多两性同体病例里的作用基因成为可能。
越来越多的研究也正在显示生物学怎样影响性别表达、性取向及性别认定——都可能落在严格的社会定义类别之外的特征。“玩具偏好测试”，一种流行的对性别表达的评估方法，长期以来都显示出男孩和女孩通常会被那些模式化地与其性别相对应的玩具所吸引（比如车和枪给男孩的，或是绒布娃娃给女孩的）。
尽管有人也许会争辩说，这可以是一个孩子所处环境的副产品——父母影响造成的或是社会规范的内在化——但UCLA的前研究员、现英国剑桥大学心理系教授Melissa Hines博士得出了另外的结论。2008年她展示了对猴子作玩具偏好测试的结果，猴子们显示出与人类相同的基于性别的偏好——并无社会的影响。Hines博士后来发现，患CAH的女孩与其未患CAH的姐妹们相比更倾向于男孩气的玩具，这意味着激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性别表达。
性取向（一个人是倾向于被男人或女人吸引）也已被证明有着生物性根源，双胞胎及基因联结研究都显示出同性恋（被同性吸引）的遗传性模式以及与基因组上某个特定部分的基因联系。
尽管性别认定——一个人对其自身属于男性或女性的意识——从生物学角度来说更加难以确定，但想搞清楚生物学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的努力正在进行中。
在1960和1970年代，UCLA的精神病学家Richard Green医生以及过世的Robert Stoller医生组织了关于男性明显的跨性别行为早期表达的开创性研究，然后给这种一个人所认定的性别与其出生时被指定的性别不一致的状况造了一个术语“性别认定紊乱症（gender-identity disorder）”，现在被称作“性别焦虑（gender dysphoria）”。研究者们调查了那些其跨性别行为与那些寻求变性激素和手术的成年男性回顾性报告相一致的男孩，他们跟踪研究了这些青少年超过15年，在此过程中获得了对早期跨性别行为的更深入了解。这些男孩大多数成长为同性恋的而非跨性别/变性欲的年轻成年人。
如今，那些将后来的跨性别/变性欲与同性恋成年人区分开来的童年时期的跨性别行为，仍然还是个研究谜题。Vilain医生说对理解性别认定的发展最有希望的途径包括遗传学和环境调查，后者包括表观基因组学——综合环境因素对基因表达的影响。他的实验室最近发现一个生命早期接触激素与长期性发育的关联。在他们的研究中，出生时接触到高浓度睾酮素的雌鼠后来显示出更加雄性化的基因表达模式。Vilain医生的团队正在寻找这些表观基因组变化的的位置，以获得关于基因组哪个区域也许在影响性别表达以及可能的性别认定的线索。
对于性生物学及其对长期流行的性别模式的依附的神经质反应，已经遮蔽了整个人类性与性别的多样性。北美两性人协会（The Intersex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估计多达每100个人中就有一个生而为两性人，而2011年UCLA法学院威廉姆斯学院（the Williams Institute at the UCLA School of Law）的一项调查报告说，大约有9百万美国人认定为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及跨性别者（LGBT）。
尽管这种变异很普遍，我们还是对此议题感到不适，而这种不适是由那些影响病人健康的无知造成的。
医生、病人及护理人员等等需要认识到某种状态意味着什么并愿意针对病人的需求展开讨论。这些也许是医学上的，比如生殖问题常常伴随着DSDs，还有一些此类状况都携带着更高风险的诸如乳腺癌、卵巢癌和睾丸癌等类病症。迟疑着不愿讨论这些问题可能对病人造成身体上的危害，或是在其身处一个经常被迫害的少数群体之上再增心理负担。
临床精神科医生Vernon Rosario（2000年住院医，2002年专科住院医），在UCLA的Clark-Morrison儿童泌尿中心为两性同体病人及其家属提供咨询服务。他说能够无障碍获取关于这类状况的研究和信息正在帮助临床医生、病人及其家属作出明智的选择，比如他已见到日益升高的对伴随DSDs而来的模糊不清含意的接受意愿；父母更小可能地强加一种性别于他们孩子头上，而是选择等上好几年至到他们儿子或女儿表达出更为清晰的性别行为。最近直至1980年代及1990年代早期，出生时指定一种性别并且用手术改造孩子身体以顺应性别的实践，并不鲜见。
博士专攻科学史的Rosario医生建议说，将两性人和LGBT群体的健康置于文化和历史背景之中也很重要；他劝告临床医生们要意识到病人及其家属所带来的民族的、宗教的和文化的价值。
“我试图向病人强调，他们面对的性别正统观念是社会构筑的，而非科学上已确定的什么事。我们有这些归类，但医生需要帮助他们的病人及其父母认识到，并非每件事都必须与我们约定俗成地称作‘正常’的某种特定形式保持一致，还有很多的多样化形式，它们都OK，”他说道。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这些从众的压力还伴随着一种心理上的代价——一个医疗保健服务社区一直挣扎着想要应对的问题。那些落在性与性别正统观念之外的人们面临着羞辱、敌意以及面对面的暴力，许多人忍受着导致心理创伤甚至自杀的霸凌和摈弃。2014年由威廉姆斯学院和美国防止自杀基金会（American Foundation for Suicide Prevention）组织的一项调查发现，有41%的跨性别个体和10%到20%的男、女同性恋者都试图自杀过，而那些曾面临过暴力、被家庭摈弃或是无家可归的人，这个风险又明显增大。
自杀企图在那些被专业医务人员拒之门外——专家们说，一个惊人的常见并且在LGBT宣传网站上经常被提及的经验——的跨性别个体中也有增长。“我认为更多的时候医护人员回避看视跨性别个体是因为不想得罪他们，或者说他们并不真正了解所有这些的问题是什么，”UCLA性健康计划（UCLA Sexual Health Program）主任、临床心理医生Gail Wyatt博士这样说。
这至关重要，她说道，临床医生与跨性别病人保持一个开放的通话渠道及相互信任，而不是无意识地加重他们经常面临的被摈弃和否定。“专业医护人员应该鼓励这些个体自由地谈论他们身为一种性别的生活以及转变为一种不同的性别的过程等等，许多人从来就没有问过这些问题，”她说。【2014年UCLA健康计划被人权活动基金会（Human Rights Campaign Foundation）——这个国家最大的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及跨性别者民权组织的教育分部——认定为“LGBT医疗保健平权化领导者”之一。】
Wyatt医生说专业医务人员也应意识到他们在自己诊所里也许并不会经常遇到的哪些与跨性别者相关的特定问题。她与纽约计划生育组织（Planned Parenthood in New York City）的同事们最近在原为被虐待及HIV阳性妇女设计的、称作“治愈我们的妇女”计划基础上修订出一个用于跨性别女性的干预性计划，此过程将与跨性别病人的需求相关的一些重要议题摆上了桌面。比如关于预防性护理一节，就需要加以修正以应对男性和女性身体特征上的一个谱系。因为许多跨性别病人并未持续接受治疗直到性别重塑手术那一步，不管是个人选择还是因经济上或手术上的障碍，这些个体在计划中都代表着转变过程的不同阶段。跨性别个体需要同时学习关于男性和女性的身体结构，包括与特定性别相关的卫生以及乳腺癌和睾丸癌的自我检测等等。诸如此类的话题当医生或病人对讨论转变有犹疑时很可能被忽略。
“这是我们在专业医护人员职业的受训阶段应该做得更多的事，如此他们才能装备得更充分以护理跨性别男人和女人们，” Wyatt医生说。
当病人被专业医护人员疏远，他们就等于被剥夺了基本的被护理机会，这不仅仅发生于医生-病人的层面，而经常是系统性的。许多保险公司都不承保性别重塑手术，专业医护人员缺乏关于LGBT问题的训练，在一些地方病人被引导去接受诸如性/性别-顺应手术或转化疗法等等备受争议的“治疗”。
讽刺的是，要使LGBT人们保证能获取医治的一个办法是简单而聪明地落进另一个类别里——“可疑类别”。在法律上，假如一个组群的人被先天性的及不可改变的特征界定（比如妇女或非洲裔美国人），他们就可以被视作“可疑类别”从而获得针对不公平歧视的特殊保护。
美国的法庭迄今一直都在回避此议题，但之前逾半个世纪的法律诉讼案的结果还是有助于民权运动的。早于1970年代，Green医生在性别认定上先驱性的工作——他编辑或写作了好几本书，包括《变性欲和性别重塑》（Transsexualism and Sex Reassignment，Johns Hopkins Press, 1969）、《“女孩气男孩综合症”和同性恋的成长》（The "Sissy Boy Syndrom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omosexuality，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及《性科学及法律》（Sexual Science and the Law，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使得他成为民权案例中广受欢迎的专家，这些案例包括与工作相关的歧视案及涉及女同性恋母亲的孩子监护权案等等。他后来还拿了法律学位以助其领军诸如此类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他争辩道，性取向应该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而免于被歧视。
“我们所用的论据，是基于一个正在不断增长的证据库——指向性取向是先天性的及不可改变的，试图改变性取向的努力几乎没有成功的，”他现定居并执教于英国伦敦，在一次电话交谈中如此解释道。
Green医生说在性取向及性别认定的生物性根源上的科学性证据，如同那些在UCLA大量累积的，会在法律上和社会上与歧视进行的斗争中持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职业生涯之初，同性恋现象被美国精神病学界视为精神上的疾病，在美国的许多州还是犯罪。而现在，” Green医生说道，“谈话都是，‘下一个允许同性婚姻的会是哪个州？’”
来源链接：The biological origins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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